立法减少冤案

1. 杭州市冤案错案责任追究监督办法

第一条为了保证宪法和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加强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常委会)对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一府两院”)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工作的监督，促进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依法行政和依法司法，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预防和减少冤案、错案发生，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第二条对“一府两院”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故意或过失违法行使职权，造成冤案、错案，未作追究或追究不当的，依照本办法实施监督。第三条市人大常委会依法实施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工作的监督。
常委会会议闭会期间，常委会主任会议(以下简称主任会议)负责监督冤案、错案责任追究的日常工作。
市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简称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的工作部门具体承办监督冤案、错案责任追究的工作。第四条监督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工作应当坚持实事求是、依法监督、有错必究、惩戒适当的原则。第五条冤案、错案必须依法纠正。对造成冤案、错案的责任人应视其原因和情节，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予以追究。
因冤案、错案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予以赔偿和追偿。第六条监督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工作的范围：
(一)应当认定为冤案、错案，但“一府两院”不予认定的案件；
(二)“一府两院”已经认定为冤案、错案，但不追究冤案、错案责任或追究责任失当的案件；
(三)常委会及专门委员会发现并且认为有冤错可能的案件。第七条监督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工作的形式：
(一)听取和审议专题工作汇报；
(二)组织视察、执法检查、调查和评议；
(三)调阅审查有关案卷材料；
(四)批转限期查处；
(五)制发《冤案、错案责任追究监督意见书》；
(六)依法决定进行质询；
(七)组成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
(八)其他认为需要的方式。第八条常委会对冤案、错案责任追究的监督，由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的工作部门归口承办。第九条专门委员会或常委会的工作部门认为“一府两院”认定冤案、错案正确、错案责任追究适当的，应予以支持；认为“一府两院”认定错案有误、责任追究失当的，提请主任会议研究决定，向“一府两院”提出冤案、错案责任追究监督意见。第十条主任会议研究，认为案情重大，需要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建议列入会议议程审议，经常委会审议，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或决定，交由“一府两院”执行。第十一条在常委会会议期间，常委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依法提出冤案、错案责任追究的质询案，经主任会议决定，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和有关人员应当在指定的时间到会作出口头答复。需要书面答复时，主要负责人应当签署意见。
半数以上提案人对答复不满意的，经主任会议决定，受质询机关应再作答复。必要时，常委会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或决定，交由“一府两院”执行。第十二条在常委会会议期间，主任会议或五分之一以上常委会组成人员书面联名，可以提议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常委会决定设立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的，应组织对该案情况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应报告常委会。常委会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或决定，交由“一府两院”执行。第十三条常委会、主任会议或专门委员会发出《冤案、错案责任追究监督意见书》或批转查处的案件，“一府两院”应当在两个月之内报送结果。
因案情重大，不能按期报送结果的，应当申请批准延期。第十四条“一府两院”应加强对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工作的领导，明确内部机构和主管领导负责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工作，制定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工作的制度。第十五条“一府两院”认定的冤案、错案及追究情况，应当在案件办结之后，向常委会或有关专门委员会备案。第十六条常委会对违反本办法，包庇冤案、错案责任人的或对冤案、错案责任追究监督敷衍塞责、拖延不办的；或不如实反映情况，提供虚假材料的；或对冤案、错案举报人打击报复的，可视情节轻重，分别作出如下处理：
(一)责成有关部门限期纠正，建议对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
(二)依法免去或撤销其常委会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
(三)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一府两院”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常委会依法向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罢免案；
(四)对被依法免去职务的人员，“一府两院”在一年内不得重新提请任命；对被依法撤销职务的人员，“一府两院”在二年内不得重新提请任命；
(五)冤案、错案责任人构成犯罪的，交由司法机关依法查处。

2. 如何防止冤假错案

首先，坚持程序正义的立身之本。程序正义具有平等、准确、公开、尊严四个属性，这些属性决定了程序正义是冤假错案的天敌。但凡冤假错案，几乎都在司法过程中或多或少存在程序失守问题。如何在侦查、起诉阶段避免非法取证、刑讯逼供现象，如何在审判阶段避免暗箱操作、徇私舞弊现象，如何在侦查、起诉、审判的全过程中保证律师的参与权、辩护权，如何在司法活动中保障民主，保证监督，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其次，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从立法来看，我们并不欠缺制止冤假错案的法律法规。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法规都全面规定了刑事诉讼证据的基本规则和具体标准。所以，为提高审批质量，避免冤假错案，重点在于如何将既有之规定落到实处，做到有法必依，并在此基础上，根据新情况、新问题予以补充完善，形成一以贯之的执法体系。
再次，形成长效机制。冤假错案不是“流行性感冒”之类的小病患，而是任何法治社会都可能出现的司法疾痼。所以，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要切实避免“运动式”治理方式，不能因为领导重视就狠抓落实，而风头一过就立即松懈。冤假错案的治理，要从长效上抓好内、外两个方面的机制建设，即司法机构自身机制的长效建设和外部监督制约机制的长效建设；同时，要从常态上做好历史和现实两方面的工作，即常态纠正既往之冤假错案和常态防止未来之冤假错案。
最后，建设系统工程。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不是法院一家的事情，需要通盘考虑。从目前来看，法院系统从上到下已经认识到了冤假错案的危害，并切实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治理行动。此前，检察系统和公安系统亦有相应的制度出台。接下来，公、检、法等司法机构需要联动起来，不仅要纠正和救济冤假错案造成的不利后果，更应该深入协作，进行有机预防，切实降低冤假错案的发生率，全面树立起司法机构的威信。需要强调的是，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不仅关乎司法机构的威信，更关乎社会公共安全；不仅关乎法治效果，更关乎国运民生。因此，除了司法机构的努力之外，还需要包括党政权力机构、舆论部门、社会团体和广大民众在内的全社会给予支持，支持司法建设，这才是最终有效化解冤假错案的根本之策。

3. 你是怎样看待死刑的这和一个国家的立法执法的权力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在美国，各大关注死刑的网站都罗列了下面的名字：第1000人，肯尼思·博伊德（ BOYD），死刑执行日期：2005年12月2日，北卡罗莱纳州；第1001人，夏·翰弗利斯（Shawn Humphries），死刑执行日期：2005年12月2日，南卡罗莱纳州。
计数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它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说，人们习以为常的事情，会因为计数，在某个点停下来，作一番检讨和反省。这次美国处决1976年恢复死刑以来的第1000名死囚，就是这样。
由来已久的死刑存废之争将人处死是一回事，死刑法却是另一回事。人类很早就在处死同类，可是，把它变成法律，却反映了社会在走向成熟，开始思考把刑罚规定为一个共同契约。
一般认为，公元前18世纪巴比伦颁布的死刑法，是比较成熟的最早的死刑法。它规定了有25种罪行可以被处死。在公元前7世纪的希腊雅典，曾经把死刑作为对所有犯罪的惟一处罚，就是再轻微的犯罪，也只有死路一条。一路下来，公元前5世纪，罗马也有了它的死刑法。处死的手段各种各样，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常常很残酷。今天人们认为是“残酷”的绞刑，在那个时候根本算不了什么，死刑通常是烧死、淹死、车裂、活活打死等等。
在10世纪，绞刑成为英国相当普遍的处死方式。在此后的岁月里，英国出过一个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他曾经宣布，在他的统治下，除了战争时期外，不得处死任何人。这大概是英国最早的废除死刑的努力吧。可是，显然还不到火候。所以，死刑很快恢复，其后仅在英王亨利八世治下，就有大约7.2万人被处死。
英国对死刑的检讨过程是很有意思的。英国在很早就实行了陪审团制度。这使得民众对严刑峻法有一个抵御的渠道。英国判处死刑的所谓罪名，曾经非常草率，在18世纪，有222个罪名可以处死，比如说偷窃、砍了一棵不该砍的树之类。最终，民众觉得这实在太过分。他们一时没有能力改变法律，就通过陪审团制度来表达他们的不满。在一些他们认为不该处死的案子里，明明有充足证据证明嫌犯有罪，陪审员们就是宣判他无罪。因为一旦定罪就是死刑。这样的情况大量发生，其实是在动摇司法制度本身，这逼得英国在1823年到1837年之间，检讨和改革了他们的死刑法，将几乎一半的罪名，从死刑里划了出来。
英国的死刑法被开拓者们带到北美殖民地。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第一次死刑，是在1608年的弗吉尼亚，就是最近这次原本要成为第1000名死囚而被赦免的地方。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美国。弗吉尼亚只是最早的英属殖民地，而不是一个州。这第一个死刑犯是一个军官，他被处死的罪名是充当了西班牙的间谍。不管怎么说，罪名本身还是够大的。可是到了1612年，在弗吉尼亚的殖民地总督宣布的法律中，鸡毛蒜皮的轻微罪行，都在处死之列。也许，新的殖民地维持秩序很困难，总督要站稳，只好祭出严刑峻法来吧。
就在美国革命之前，1767年，意大利人贝卡利亚（Cesare Beccaria）写了论文《论犯罪与刑罚（On Crimes and Punishment）》。他在文章中写道，刑罚制度的限度，是达到安全有秩序的适当目标，超过限度就是暴政。他认为，刑事审判的效力来自刑罚的确定性，而不是残酷性。他第一个提出要废除死刑，认为由国家来夺去一个人的生命是不公正的。
贝卡利亚的论文逐渐传到北美，给了革命前的知识分子包括美国建国先贤们很大的影响。第一个改革的尝试，又是发生在弗吉尼亚。当时的美国建国者之一———托马斯·杰弗逊，在他的家乡作了第一次尝试。他在弗吉尼亚州议会提出一个修改死刑法律的提案，就是除了谋杀罪和叛国罪之外，都不得判处死刑。这个提案以一票之差失败。我们可以看到，杰弗逊只接受了贝卡利亚观点的一部分。他反对过分的死刑，却不是绝对的反对死刑。
宾西法尼亚州的费城，是《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签署地，也受到贝卡利亚思想的影响。在那里，《独立宣言》签署者———本杰明·路斯博士（Dr.Benjamin Rush）认为，说死刑是一种“威慑力量”是没有道理的，他甚至认为，处死也是杀人，反而给犯罪行为一个坏的榜样。著名的美国建国者本杰明·富兰克林赞同他的观点。在美国，这个州第一个立法把谋杀分出级别，比如，把蓄意谋杀和过失杀人分开。在1794年，该州立法，除了一级谋杀罪，其余罪行一律不处死刑。
美国和其他国家有很大不同的是，建国时就是一个联合体。因此，刑事犯罪基本是州一级法律在管。所以，各个州的情况是不一样的。1846年，美国的密执安州立法，除了叛国罪之外，所有罪行免于死刑。之后，罗德岛和威斯康新州完全废除死刑。可是，大多数州还是维持死刑。
上世纪初，美国有6个州在短暂废除死刑之后，又逐渐恢复了。一方面，犯罪学家有一系列研究著作，认为死刑是必要的社会工具。加上大萧条等原因，上世纪30年代，美国的死刑次数达到历史最高记录，平均每年有167人被处死，1940年代的10年里，美国执行了1289例死刑，1950年代下降到715例，从1960年到1976年的16年中，下降到191例。在那个时候，美国人对死刑的支持率达到当时的历史最低水平，只有42％的人支持死刑。
根据美国的制度，废除死刑有两个层面，一个途径是各州自己立法决定，另一个是在联邦层面由最高法院在解释宪法的时候，把死刑解释为“违宪”。美国宪法的第5、第8、第14修正案一向被解释为认可死刑，但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这种解释开始出现松动。1970年代初，最高法院在释宪的时候，以5比4认定，死刑是违背了宪法第8修正案的“法院对罪犯不得以残酷和异乎寻常的方法来惩罚”。可是到1976年，最高法院又转而认定，假如“以适当的方式执行死刑”，死刑不能算作是“残酷和异乎寻常”的刑罚。
这样，在1976年恢复死刑前，美国在全国范围有9年没有执行死刑。现在的那1000名被执行的死囚，就是从1976年恢复死刑之后开始计算的。

死刑怎样执行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释宪的过程和反复，其实很切实地反映了美国人对死刑的困惑，这种困惑也是属于各个国家的。
从美国死刑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到，对待死刑问题的进步，包括了许多层面：有何种罪行适合于死刑的问题，例如今天的亚洲地区人们对毒品和死刑关系的理解；有执行方式是否残酷的问题；有死刑是不是应该公开执行的问题。
首先是，现在美国判处死刑的，基本上都限定在一级谋杀罪的范围。各州死刑都不可以是命令式的，陪审团必须知道还有无期徒刑等其他选择。
对于死刑的执行过程，各州都尽可能做得人道。
现在，如密苏里州的模式，死刑程序是这样的：
行刑前48小时到72小时内，死囚犯从监房转到靠近死刑室的一个房间。在这段时间里，死囚犯可以享受较多的自由，包括不限次数和亲友、神职人员以及律师见面。可以自由地和外界通电话。死囚犯可以提出“最后的晚餐”的菜单，只要做得到，监狱必须尽量满足他的要求。“最后的晚餐”在下午5时30分到6时之间。午夜12时1分执行死刑。
对于行刑方式，也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得尽可能地做到快速和没有痛苦。19世纪末开始，美国试图在寻找一种更人道的处死方式。曾经一度认为触电可以加快死亡的速度，更人道。1888年，纽约州建造了第一个死刑电椅。1890年在电椅上处死了第一个罪犯。上世纪20年代，还研究过毒气处死。现在美国基本上都是适用注射毒液。过程一般先是手臂消毒，然后插入针筒，共3剂药水。第一剂相当于麻醉剂，让死囚失去知觉，第二剂是破坏呼吸系统，第三剂是停止心脏功能。整个过程大约5分钟。然后，由法医鉴定，确认死亡。
对于死刑的执行，从1834年开始，宾西法尼亚是美国第一个立法不再在公众面前执行死刑的州。此后，各州逐渐跟进。死刑只在极少人数在场时执行。最近几年，有的州通过立法，使该案被害者的家属们有权观看这名杀害了他们亲人的死囚犯的死刑执行。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去看。我们在电视里看到过这样的专题片，非常客观地介绍一个案子的情况，介绍死囚犯、被害人及其家属，介绍死囚犯在长期关押中的思想演变，也介绍受害家属们不同的心情，最后，其中一些家属选择去观看死刑，并且在事后，被害者的母亲接受采访，说她感到安慰。当然也有人选择不去。在这些不同态度上，我们可以看到人性的复杂。
死刑的一个很大困扰，就是有许多案子是有争执的。许多死囚犯直到执行死刑的时候，仍然坚持说自己是冤枉的。许多案子，就像著名的辛普森案那样，谋杀案可能是没有目击证人、没有凶器这样的直接证据。判决只能是陪审团根据呈堂的合法证据衡量之后，作出自己的判断。虽然美国的宪法修正案保障被告人的权利，例如，不能强迫被告人自证其罪。在陪审团定案的时候，必须严格根据“超越合理怀疑的证据”，陪审团必须对判决取得一致意见，等等。尽管如此，仍然不能绝对保证没有冤案。
美国的死囚犯在被陪审团判处死刑之后，根据1977年到2002年的调查，平均每个死囚要经历将近10年的上诉时间。美国社会认为，应该给予他们最大的机会去纠正可能的错案。美国的杜克大学曾经有一项研究结果指出，在花费纳税人支付的费用上，美国的死囚犯比一个判处20年徒刑的囚犯要高两倍。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开支，就是每个州都必须成立一个独立的、专为死囚辩护的律师团。他们的责任，是在死刑判决下来之后，协助死囚犯进行向上级法院的一级级上诉。平均每个死囚犯要消耗州政府216万美元的开支。
在一切程序走完之后，根据美国宪法，总统有赦免罪犯的权力，不必提供任何理由。各州的州宪法也有类似的规定，死囚可以要求州长赦免。这次，原本要成为第1000名的弗吉尼亚死囚，就是根据州宪法，从州长那里获得了赦免。当然，虽然宪法没有要求赦免提供理由，可是通常赦免都是有一定理由的。
因此，各州，例如密苏里模式的死刑执行，都规定死囚犯在最后还有完整的24小时提出上诉。直到最后一刻，死刑执行室都必须随时准备接听赦免的电话通知。

死刑存废还在争执
对死刑的思考，最终是关系到人对社会秩序和生命的种种思考。可是，也有一些技术层面的争论。
美国曾经有一些小的县，向州里提出停止死刑，原因只是考虑到死囚犯的上诉过程实在太费钱，觉得负担不起。
一些人反对死刑，质疑社会是否“应该”将死刑作为一种对犯罪的威慑。可即便是这个议题，也有人从“技术”出发，质疑它的“威慑能力”。于是，曾经有项向全国警长的调查，结果在300多名随机抽样的警长中，有67％的警长不认为“死刑能够显著减少谋杀案”，82％的警长不相信谋杀者在杀人前会顾虑惩罚的后果。在调查列出的几种降低犯罪方法中，死刑被认为是最后一种。
一些人反对死刑，是认定死刑是一种残酷的刑罚。可是，采访死刑犯之后，也有一些死刑犯认为，长期徒刑比死刑更为残酷，无期徒刑还不如死刑，一副死了“一了百了”的样子。
由于美国死囚犯的漫长上诉过程，有很多人在等待的10年当中，表现出已经完全认罪、痛改前非的样子，对这样的囚徒，对照他们以前血腥残酷的罪行，是不是就应该赦免？这也有很大的争论。一些人倾向于悔过者既往不咎，一些人认为，罪行一旦犯下，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改变这个事实，因为罪犯杀死的人已经不能复生。
有一些美国人反对死刑，是从宗教的角度出发的，就是人类社会不能“扮演上帝（play God）”的角色，只有上帝才有权力夺走一个人的生命。这是一种保守的角度。可是，也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是从人权的角度来思考，他们认为，死刑夺走一个人的生命是不人道的，这是自由派的角度。
美国南方被公认为是保守的地区，也是宗教气氛特别浓的地区，可是，在这些地区，民众赞成死刑的比例却相当高，其原因是，美国南方的保守传统中，有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强调南方式的“法律与秩序”。因此，南方曾经有很长时期维持严刑峻法，民众的观念中有很强的一条，就是保障个人权利，你不能侵犯他人的人身和权利，你侵犯了别人，你必须支付代价。所以，在美国的许多南方人眼中，杀人偿命，仍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他们一般不认同人道理由，而认为必须从受害者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真是很巧。11月29日，弗吉尼亚州长赦免了该州的死刑犯，致使两名几乎并列第1000名的死囚，都是在卡罗莱纳。并列的南、北卡罗莱纳原来是一个州，南、北卡罗莱纳和赦免死囚的弗吉尼亚，恰巧都是美国的南方。美国现在有12个州，加上首都华盛顿特区，仍然没有死刑。虽然有死刑州中也有北方州，可是所有的南方州几乎都是赞同死刑的。
这些争执到现在还没有一致的结论。可是，从美国对死刑问题经历的思考和实践历程，可以看到，虽然对死刑的伦理判断和存废可以有长久的争论和反复，但是，死刑是一个多层次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在讨论的同时，一步步先改进起来，例如，先完善审理和上诉程序，以减少冤假错案，给被告人以充分的权利和公平审判，改变在公众前行刑的习惯，减少死刑执行的痛苦，等等。
我们也许还不能在最困难的伦理问题上马上作出决定，可是，面对今天的死刑和司法制度的改革，我们中国人远不是没有事情可做。

4. 洛阳男子被控杀人7年后无罪释放，如何避免冤案发生

相信法律。冤案总有被警察洗清的一天，冤枉的人一定受到补偿与道歉。

5. 如何用法律思维方式分析呼吉格勒案件

亲，你要全案进行分析，估计网上没有现成的。我可以提供条思路：
所谓用法律思维，就是把自己当成律师，法官或者检察官或者侦查人员运用法律知识来分析案情。比如说法院判处呼格吉勒图死刑依据的是刑法第几条，犯罪构成是什么，还有证据是什么，从案发到判决，各个诉讼阶段有没有违反刑诉法的规定，以及最后发现是冤案后，赔偿的依据是什么。
总之一句话，你的每一步分析，都要用法律去分析。
希望能帮到您~

6. 张玉环案改判，如何防止冤案错案发生

如果要防止冤案错案发生，首先办人员就一定要公平公正，不能够贪污受贿，还有就是在定罪的时候，证据一定要足够的充分，不能够屈打成招。

7. 关于冤案赔偿，宪法是怎么规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一切法律不能与之相抵触，即所有法律必须服从宪法！

1995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规定：申请赔偿时效为2年，已过时效（过期）的不预赔偿。问题是：2年所谓的时效究竟从哪里来？！
冤案即：国家政府机关包括、公安、法院等对公民人身权、合法财产的侵犯，即剥夺或侵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包括其合法财产及参与社会公平竞争、个人经济发展及生活、学习等一切合法权利。
1995年出台的《国家赔偿法》中确有规定：申请赔偿时效为2年，但问题是：
1、很多冤案是发生在1995年出台的《国家赔偿法》的2、3年前，照这个逻辑这些冤案的索赔不都过期了吗？！但关键是：1995年以前根本就没有这个国家赔偿法，事实是根本就谈不上1995年后出台的国家赔偿法中所规定的“过期”二字，既然事实上不存在“过期”的问题，就得依法赔偿！
2、1995年后出台的国家赔偿法中规定的：1995出台的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只受理发生在1995后其侵权的赔偿。即其之前对公民的侵犯、侵权不予按此赔偿法赔偿，按过去的规定处理。 请问：所谓“过去的规定”又在哪里？！ 其规定的内容又是什么 ？！
3、就算符合1995年出台的国家赔偿法中“过期”不予赔偿的规定，那么请问：之前的冤案不予赔偿的决定为何按1995年出台的国家赔偿法执行，而受害人应该得到的赔偿却为何不按照这个1995年出台的国家赔偿法执行？！
4、《宪法》即国家大法，所有法律与之相抵触时，应服从《宪法》。而《宪法》所赋予公民的人身权、合法财产及公民参与社会公平竞争、个人经济发展及学习、生活一切权利被侵犯后，《国家赔偿法》却规定：侵权案发生在其出台之前不予赔偿。这会完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相抵触！自相矛盾逻辑混乱！这无异于自己拉的屎往自己嘴里送！
《国家赔偿法》是快遮合法羞布，即等于给其1995年前的侵权行为披上了合法外衣！《宪法》第五条中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不得和宪法相抵触。”《国家赔偿法》中“赔偿法不溯及既往”的规定，不仅玷污、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赋予公民一切合法权利这一原则，更践踏了法律门前人人平等的公民权利！
这部所谓的《国家赔偿法》更是法律逻辑混乱、失衡，颠倒是非，似天大国际笑话贻笑大方。其更可笑的是：猜猜聪明的小日本把它学走了会怎么样？很快地也出台一部，其慰安妇问题全部解决！

8. 如何看待我国在人权保障方面存在漏洞的问题冤案

纵观诸多冤假错案的产生原因，总能找到许多共同点，总结有主要如下几点：
一，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疑罪从有、疑罪从轻”现象仍占主导，司法实践中还没有根本贯彻落实“疑罪从无”的刑事司法原则，即使现在相关立法已经确立了这一原则。这一现象一方面是因为办案人员受到上级机关、领导和社会舆论的压力，追求办案效率。虽然我们可以从先哲贝卡利亚那里得知 ，刑罚与犯罪的时间间隔越短，那么刑罚预防犯罪的作用就更加明显，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为了效率而忽略公正的理由。每一个案件的侦破都具有其规律性和必然性，限期破案，片面追求破案率有悖客观规律，破案有奖，无可厚非，但限期破案，积案必罚的指令，则不应该出现，破案也需要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否则会给办案人员带来巨大的压力，以致为了不受罚而随便结案，这样就会造成冤假错案，甚至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以托词或便利。试想，当一味的追求效率而使真正的凶手逍遥法外而无辜清白者被判刑入狱甚至被处以死刑时，这会给社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司法的权威还能存在多久？我们不能为了效率而丧失了对公正的追求。当这两者出现矛盾的时候必须在确保公正前提下去讲求效率。另一方面是因为长期的疑罪从有，有罪推定的思想在影响着办案，司法实践中的这一做法不仅违背了我国刑法确立的罪行法定基本原则以及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疑罪从无的刑事司法原则，还导致了冤假错案的频发。
二，每个冤假错案的造成基本上与刑讯逼供有关。我们熟悉的昆明杜培武案、湖北佘祥林案以及聂树斌案等等都是刑讯逼供造成的，法律对刑讯逼供是禁止的，为什么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对这种侵犯人权的证据调查方式仍然爱不释手？《刑事诉讼法》第43条还做出规定：审判人员、检查人员和侦查人员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及其它非法方法收集证据。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凡经查证属实属于用刑讯逼供或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不能作为定案的的根据。”这些立法上的规定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刑事逼供，但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仅有这些规定是不足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的。我国的公安机关等办案机关的权力是很大的，这也就增加了办案过程中权力滥用的几率，容易侵犯公民的权力，导致无辜的人受到牵连。而同时，我国的检查机关等监督机关的监督权并未能充分行使，难以发挥起应有的作用，这些，都促长了刑讯逼供现象的屡禁不止，导致冤假错案频发。
三，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着“惟口供”的思想，对于案件的实际调查与研究不够重视。在针对这一方面的问题我国立法上已经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刑事诉讼法第53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趋势充分，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但是，这并没起到很好作用，很多的司法机关依旧片面追求口供， 依照口供办案，忽视实际调查研究。很多冤假错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例如佘祥林案件，赵作海案件，均是因为司法机关对案件的理所当然的态度，在调查的过程中，忽视了客观证据的收集与求证。特别是在当时已经可以进行DNA鉴定的情况下，如果说是考虑到鉴定费用的问题，那相信大家也会和我一样无话可说，只是想请问一下，难道说一个人一生的清白甚至生命还抵不过验一次DNA的费用的价值吗？
四，在案件中不重视律师的辩护作用。我们都明白，如果律师的辩护职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可以减少很多冤假错案。刑事诉讼法第35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但在实践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律师的一些合理、合法请求及建议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信任和采纳。如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等，甚至漠视律师在法庭上的作用，律师对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根本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
五，司法机关的队伍整体素质低下，敷衍塞责，违反职业法定要求的不积极作为或不作为等也是如今造成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就佘祥林的案件来说，如果有关机关能够认真审查，寻找线索，早点发现他的妻子还存活于世，那么，佘祥林也就不会无辜在监狱里待了十多年。毕竟，佘祥林的妻子再婚时有去过婚姻登记所使用身份证登记，生小孩时也需要通过户口，身份证的审查。可惜，相关部门并未发现这一大漏洞，可见，我国的诸多部门大概都抱着漫不经心的态度在工作，没有履行好自己的责任。
另外，权力机关干涉，司法机关丧失独立办案权也是原因之一。 总而言之，根源有很多，也有许多是我们还没察觉的，这就需要我们的不断探索。以期在找到根源后解决问题，让冤假错案率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