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法治建设
1. 如何才发挥法治在基层善治中的作用
一、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关键作用
坚持以进一步牢固树立宪法法律观念，加强领导干部自身法治建设，不断增强领导干部法律素养，引导干部群众加强学习宪法法律力度，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为宗旨。加强领导干部依法决策、依法行政的意识，弄明白法律规定我们怎么用权，什么事能干、什么事不能干，心中高悬法律的明镜，手中紧握法律的戒尺，知晓为官做事的尺度。通过自身学习领导干部要深刻认识法治建设的重要性，要始终坚持依法治镇的根本政治方向，正确认识和把握党与法的关系。不断深化法治实践，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信仰，把法治理念、法治精神融入工作和生活。
二、健全乡村社会法治工作机制
推进乡村社会治理法治化要与创新乡村社会治理相合提升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水平。积极推进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不断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充分发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综合作用,坚持做到“事前预防、事中处置、事后救济”,努力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坚持以法治建设为基石,建立健全社会矛盾预警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协商沟通机制、救济救助机制,畅通群众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法律渠道,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同时,积极推广“党政动手、依靠群众、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枫桥新经验,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创新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模式,构建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大调解”体系。
三、加强乡村社会法治文化建设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指引行动前进的方向。仅有健全的法律法规是不够的,只有人民群众真正信仰法治,法律法规才能被真正地贯彻落实。加强乡村法治文化建设,要坚决摒弃人治观念,积极运用新媒体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树立先进法治人物,尊重法律权威,蕴育良好的法治环境。培育乡村社会法治思维,健全乡村普法宣传教育机制,将法治宣传教育通过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在全社会形成崇德向善、遵法守法的良好氛围。
2. 如何围绕做好三农工作，加强农村法治建设
农村是法治建设相对薄弱的领域，必须加快完善农业农村法律体系，同步推进城乡法治建设，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做好“三农”工作。同时要从农村实际出发，善于发挥乡规民约的积极作用，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
1、健全农村产权保护法律制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农村集体资产所有权、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民财产权的保护。抓紧修改农村土地承包方面的法律，明确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具体实现形式，界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之间的权利关系，保障好农村妇女的土地承包权益。统筹推进与农村土地有关的法律法规制定和修改工作。抓紧研究起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条例。加强农业知识产权法律保护。
2、健全农业市场规范运行法律制度。健全农产品市场流通法律制度，规范市场秩序，促进公平交易，营造农产品流通法治化环境。完善农产品市场调控制度，适时启动相关立法工作。完善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加强产地环境保护，规范农业投入品管理和生产经营行为。逐步完善覆盖农村各类生产经营主体方面的法律法规，适时修改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3、健全“三农”支持保护法律制度。研究制定规范各级政府“三农”事权的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中央和地方政府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的支出责任。健全农业资源环境法律法规，依法推进耕地、水资源、森林草原、湿地滩涂等自然资源的开发保护，制定完善生态补偿和土壤、水、大气等污染防治法律法规。积极推动农村金融立法，明确政策性和商业性金融支农责任，促进新型农村合作金融、农业保险健康发展。加快扶贫开发立法。
4、依法保障农村改革发展。加强农村改革决策与立法的衔接。农村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立法要主动适应农村改革和发展需要。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立法条件成熟的，要及时上升为法律。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规，要及时修改和废止。需要明确法律规定具体含义和适用法律依据的，要及时作出法律解释。实践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要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继续推进农村改革试验区工作。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强化基层执法队伍，合理配置执法力量，积极探索农林水利等领域内的综合执法。健全涉农行政执法经费财政保障机制。统筹城乡法律服务资源，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加强对农民的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
4、提高农村基层法治水平。深入开展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增强各级领导、涉农部门和农村基层干部法治观念，引导农民增强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引导和支持农民群众通过合法途径维权，理性表达合理诉求。依法加强农民负担监督管理。依靠农民和基层的智慧，通过村民议事会、监事会等，引导发挥村民民主协商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高度出发，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切实防止出现放松农业的倾向，勇于直面挑战，敢于攻坚克难，努力保持农业农村持续向好的局面。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研究农业农村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面临的风险挑战，科学谋划、统筹设计“十三五”时期农村改革发展的重大项目、重大工程和重大政策。加强督促检查，确保各项“三农”政策不折不扣落实到位。巩固和拓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坚持不懈改进工作作风，努力提高“三农”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3. 为什么说农村是法制建设的薄弱环节
经过多年的普法教育，广大农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明显增强，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成效显著，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营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
一、我国农民法律意识的现状
自开展全民普法教育以来，农民的法律、权利意识在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农民知道当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总体来看我国农民的法律意识还处于较低水平，农村法制宣传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广大农民对法律的需求进一步加大，学习积极性有了一定的提高，但农村普法宣传仍是法制教育的薄弱环节。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国家“五五”普法20多年的发展进程，在明确提出“法律进乡村”的大背景下，人们对于法律的了解还是有了一定的提高，更多的农民百姓认识到法律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他们需要更多的法律化解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矛盾、纠纷，促使其学习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农民接受法制学习教育的机会总体来看还是比较少，农村法制宣传存在“死角”
，农民日益增长的法制需求与落后的法制宣传教育还存在着比较突出的矛盾。
（二）农民对法律的认识不到位，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意识浅薄。
大多数的农村村民不懂得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更多的人认为法律不是保障人民权利的实现，而在更多的限制人的行为的发生。在很多的村民自治选举中我们看到很多村民出售自己的选票，候选人用金钱“买选票”的事情屡屡发生。他们不知道这样滥用自己权利的后果是导致选举结果并不能达到真正实现村民自治的目的，而以损坏自己的利益告终，而这种权利、义务意识的浅薄最终不能达到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
（三）农民法律维权意识存在误区。觉得上法院“打官司”不是维权的手段，特别是涉及到“民告官”如土地征用赔偿等问题上更是望而却步。由此造成许多本可以通过法律诉讼、司法调解等法律途径解决的问题，演变成了信访问题。法律意识维权上的这一误区直接造成对政府的信赖往往胜过对法律的信赖，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信访的工作量以及社会的不和谐因素。
三、问题存在原因
（一）主观原因：1、农民群众本身文化素质相对偏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村民对于法律知识的接受水平。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多的农村村民特别是农村青壮年涌入城市，而留守家中更多的是老人、妇女和小孩。而这样的一部分人往往文化水平低、接受能力差，更甚者不识字的占据了绝大多数，他们不懂法律并且法律意识相当薄弱，所以这样的农村村民较少参与普法活动。正是由于他们法律知识水平和法律意识都比较低，对法律缺乏信任感，从而不会应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2、镇、村虽然都成立了普法依法治理机构，但法制宣传作为一种“软指标”做与不做在短时期也没有明显的效果。在一些村干部中，他们本身的法律知识就相当的薄弱，更别说让其带头学法了。所以少数地方的农村法制宣传教育还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应付检查上。
（二）客观原因：1、封建文化思想在农民百姓脑中已根深蒂固。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在广大农民思想观念中，权大于法的思想难以根除。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农民对国家法律看到更多的是其强制性的一面，认为法律的主要职能是镇压，而相对忽略了法律同时还具有权利保护的一面。长期以来，就形成了政府的权利大于法律的思想认识。这种法律制度与封建文化思想之间的鸿沟，阻碍了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2、法制宣传队伍力量薄弱，经费缺乏。
目前农村的普法工作主要依靠乡（镇）司法所进行。全国农村人口占据全国总人口的80％，如此庞大人口的法制宣传任务，仅仅让乡镇司法所工作人员担负,
普法职能存在严重不足。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法律维权意识的薄弱现象，影响农民百姓对法律的深入了解。
另外由于普法经费的缺少也影响着普法宣传工作。
3、普法宣传的形式单一，内容缺乏针对性。
首先，农村普法的方法比较单一，大多时候还是采取横幅、标语、黑板报、宣传橱窗、宣传资料等形式进行。通过挂横幅、贴标语进行宣传，往往造成农民只知法律名称而不知其内容。至于分发的宣传资料，虽然内容详细，但是受不同程度的文化影响他们不一定能够理解。其次，内容缺乏针对性表现在，没有对不同地区的农民百姓所需的法律知识进行认真的分类。
4. 司法部是如何推进法治乡村建设的
司法部门是如何推进法治乡村建设的，他都是根据国家的文件锁依照国家规定去完善的不是私自更改或者是超过自己权限去违法建设。
5. 如何激发农村治理法治化积极性
法制建设必须自上而下，不可能自下而上，没有国家强制力作保障，在农村搞法治建设是回无源之水、无本答之木。
另外，中国农村是传统的人情社会，一味地强调法律的作用，还不如恰当的利用调解，效果往往比诉诸法律还要好。
6. 农村法治的重要性
加强农村法治建设，是促进新农村建设各方面工作开展的必然要求。只有加强农村法治回建设，才能推进农答村物质文明又好又快发展，丰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强化农村政治文明建设。在加强农村法治建设中，必须把握好以下工作重点。即：加强农村法制宣传教育，以全面提高农村干部群众的守法意识和用法水平；深入开展依法治村工作，把依法治村工作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健全完善农村民主政治，实现村民自治，民主管理。加强农村法治建设，要把农村法治建设与农村经济建设紧密结合，与农村文化事业建设紧密结合，与农村社会稳定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加强农村法制建设，要把工作重点放在提高农村干群法律意识和法治素质，提高农村整体法治水平上来，用法治手段解决农村稳定存在的各种问题，以确保农村繁荣稳定，确保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健康、顺利进行。
7. 新农村建设对法制发展提出了什么新的要求
农村法治的发展必须致力于“三农”问题的解决，而“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从法律角度思考，又要依赖于法律制度的创新。制度创新的关键是要把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置放于一个新的法律环境和制度环境中去，通过法律制度保障农村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和发展动力。基于这样一个思路，新农村建设必然要对法治发展提出以下四个方面的要求。
一、法治建设必须关注农民权益的保障
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农民权益保障无疑是法治建设中应当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无论是农业生存的持续发展，还是农村社会的长期稳定，关键取决于广大农民的正当利益是否能够得到持续而有效的保护。农民权益是一个十分广泛的概念，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农民的财产权。第二类是农民的政治权利。第三类是农民的社会权利。在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平等、独立和自由是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市场主体应有的法律地位，这种法律地位的平等性恰恰是实现各自正当权益的基本保障和前提。但是，在中国长期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社会现实条件下，农民应有的法律地位和正当权益并未得到充分的体现和保护。面对这种情况，法律作为一种利益调控机制，它在保护农民正当利益问题上应当有所作为，而且必须有所作为。保护了农民的利益，就是保护了农民的积极性，从根本上说，也是保护了农业生产力。
二、法治建设必须维护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需要通过法律加以确认和维护，才能获得稳定长期的保障。保障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基础地位，是农业立法的基本宗旨，也是农业法所肩负的第一任务。有关农业方面的立法都必须体现这一基本精神。当然，通过法律保障农业的基础地位，并不是仅仅意味着将农业的基础地位通过法律条文加以规定就完事，更重要的通过一系列更为具体的法律制度，将农业的基础地位切实建立在强有力的法律支撑上。也就是说，要通过立法，正确处理农业和其他产业的关系，防止在发展其他产业时，造成对农业的侵害；通过立法，确立各种有利于调动农业劳动者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增加农业投入的农业发展激励机制，使农业的发展始终充满活力；通过法律，建立和巩固农业产业保护机制，保障各项农业产业保护措施和保护政策能够得到充分落实。在此基础上，通过强化农业立法的实施机制，保证各项体现农业基础地位的立法得到切实的实施，使农业的基础地位真正获得法律的保障。
三、法治建设必须构建农村与城市协调发展的法治环境
城乡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城乡差别是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重大社会问题，由此形成了一整套城乡隔离制度，例如户籍制度，粮食供应制度、住房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等，这就把中国居民分成城乡两个群体。因此，建立新型的城乡关系是新农村建设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这就对法治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中至关重要的是要在农村法治建设过程中，通过提升农村在权力义务的法律配置中的地位和比重，在不损害城市发展的前提下在市场准入、财政、税收、金融、价格、社会分配与保障等方面给农民社会以适当的倾斜。通过这些制度和措施，形成农村与城市协调发展的法治环境。
四、法治建设必须把国家对农业的干预纳入法治化轨道
当今世界各国都很重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不对农业经济的发展实行某种程度的干预。我国的实践也证明，政府对农业的适度干预是农村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基本保证。但是，政府不合理的干预也会给农村的改革、发展与稳定带来消极影响。因此，必须对政府干预农业经济的行为进行有限的法律约束。法律约束并不仅仅意味着对政府干预农业生产经营的限制，而且也应包括对政府合法干预的督促和保证。
参考文献《干部法律知识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