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对立法的领导应当是

㈠ 为什么“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在我国，党和法、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高度统一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是全面依法治国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长期执政的大党，其政治地位决定了坚持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作为执政党，我们党要领导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党的领导必然体现在法治国家建设的各个方面。

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厉行法治，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把亿万人民动员和组织起来，积极投身于依照宪法和法律治国理政的伟大事业中，才能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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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党的领导不是一句空话，必须具体体现在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上，贯彻到依法治国的全过程、各方面。

加强和改进党对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领导，应做到“三统一”，即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统一起来，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同人大、政府、政协、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开展工作统一起来，把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

做到“四善于”，即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中央权威、维护全党全国团结统一。

㈡ 党的领导在社会主义法治事业中的集中体现是

一、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 （一）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法治事业的领导核心。
（二）坚持党对法治事业的领导，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主要特色，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
二、深刻认识坚持党对社会主义法治事业的领导的客观必然性 （一）党的历史地位决定了社会主义法治事业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社会主义法治事业必须把党的领导作为首要前提和根本保证。
（二）社会主义事业的实际推行必须依靠党的领导。 各国法治都必须依赖其社会主导性政治力量，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三）改善党的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推进党的各项事业，必须加强党对法治事业的领导。 新时期，我党提出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理念，加强党的领导是实现这一理念的重要措施。
三、准确把握党对社会主义法治事业的领导作用 （一）党是社会主义法治事业的积极倡导者
（二）党是社会主义法治事业的主要推动者
（三）党是社会主义法治事业的坚定维护者
四、党的领导在社会主义法治事业中的集中体现 （一）思想领导：是保证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方向的根本关键。 要把握我国法治发展的方向，有效抵制错误思潮和理论的影响，保证我国坚定不移的走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二）政治领导：是保证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发展的重要保证。 1.要把党的各项政治主张和要求及时地反映到立法之中
2.把法治实践纳入党的战略部署之中
3.实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高度统一
（三）组织领导：是实现党的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的必要方式和手段。 1.要加强法治机关的党的组织建设，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2.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
3.要加强党对法治实践的监督

㈢ 立法的基本原则有

立法基本原则可分，有社会经济政治原则、专门法律原则、立法方法原则等三方面。中版国社会主义立法权总的基本原则是：（1）社会经济政治原则（2）专门法律原则（3）立法方法原则。在坚持上述总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中国各方面的具体立法还坚持各自具体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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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质量立法引领高质量发展

一、实现高质量地方立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立法工作必须遵循的重大政治原则和不断取得新成绩的基本经验。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有关加强党领导立法工作的文件要求，自觉把党的领导贯穿到立法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

坚持重大立法问题和重要法规报请省委决定，建立健全常委会党组讨论协调立法工作重大事项制度。

二、实现高质量地方立法必须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实现良法善治，关键在于围绕中心工作和改革发展实际需要开展立法。浙江省人大常委会认真做好有关重点领域立法，出台了一大批人民群众关注、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地方性法规，为推进浙江改革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㈣ 如何正确理解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要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不断改善党的领导，这是实践已反复证明了的一条重要经验。我们党担负的任务异常艰巨，工作异常繁重，责任异常重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怎样进行领导，怎样善于领导，是一个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

从领域上看，党的领导是全方位的，覆盖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其活动所涉及的范围，其路线方针政策所涉及的领域，涵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方方面面，是极其广泛的。从执政的角度来看，党的领导包括对国家立法、行政、审判、检察等机关和国家各方面工作的领导。

从层次上看，党的领导应当主要体现在根本性、全局性、关键性方面。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党中央要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确定国家的指导思想、发展方向、根本制度，提出路线方针政策等。在各地方，同样也有本地区大政方针层面上的事情，地方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应当主要体现在本地区带根本性、全局性、关键性的问题上。

从方式上看，党的领导必须坚持依法执政。在依法执政的条件下，党的领导就是要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使党的主张和人民的意志相统一，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就是要使全体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法制观念，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就是要督促、支持和保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就是要支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促进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法制保障。

从功能上看，党的领导必须协调好各个方面的关系。各级党委在同级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应当做到总揽不包揽、协调不代替，把主要精力放在抓方向、议大事、管大局上，解决好带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各级党委要支持和保证人大、政府、政协、司法机关、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各方面发挥职能作用，依法或者依照章程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要发挥这些组织中党组的领导核心作用，善于通过这些组织中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来贯彻实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实施党委的重大决策和工作部署。

㈤ 党领导人民制定和执行宪法法律要做到哪些

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都是人民根本意志的反映，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党既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也领导人民执行宪法法律，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
要正确处理坚持党的领导和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的关系。

㈥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坚持以什么主导立法

《决定》提出要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强调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完善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立法工作格局，立改废释并举，不断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强调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重要领域立法，加快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以良法保障善治。这是我们党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出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对立法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对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发挥立法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从《决定》阐述的具体内容看，完善立法体制机制主要有以下5个方面要求。

㈦ 当代中国立法应遵循哪些基本原则（简答）

1、宪法原则。

宪法是万法之法，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等级的法律，是综合性地规定诸如国家性质、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国家政权的总任务、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这些带根本性、全局性的关系或事项的根本大法。

其他所有法律、法规，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以宪法作为立法依据或基础，或是不得同宪法或宪法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2、法治原则。

在中国，立法法正式确立了立法的法治原则，这就是：“立法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3、民主原则

在立法权方面，要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其他法不得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在立法过程中，既要保障群众能有效地参与立法，也要加强专门机关的现代化建设，充分发挥专门机关、专家和其他有关人员的作用。

4、科学原则

坚持立法的科学原则问题，也就是实现立法的科学化、现代化问题。现代立法应当是科学活动。立法遵循科学原则，有助于提升立法质量和产生良法，有益于尊重立法规律、克服立法中的主观随意性和盲目性，也有利于在立法中避免或减少错误和失误，降低成本，提高立法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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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立法现状仍存在的问题：

1、立法决策和制定过程通常表现为由上而下，过多体现党政组织和上级意志，与主权在民的立法民主精神相违背。

无论法律，还是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其制定过程都过多体现了中央和上级的意志，广大人民群众无法直接向全国人大或其他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提出立法议案，这直接违背了立法的民主精神。

2、立法过多地体现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

在一个习惯于依靠政策管理经济的国家里，政策往往具备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内容，而在主要依靠政策推动改革的进程中，谁先获得了政策优惠，谁就可以在市场上领先一步而获益，而谁掌握政策权限，谁就有更大的支配裁量权。

3、民众参与立法不够。

广泛的民众参与是立法民主的重要体现，是法律获得正当性的源泉。在我国以往的立法实践中，对民众参与立法重视不够。

4、缺乏科学完善的立法监督制度。

为了保障立法的民主化，还必须强化对立法活动的事后监督。我国立法监督体系已初步建立，这一体系以人大立法监督为中心，其他监督方式相配合。采取多主体、多形式的立体监督模式，在加强我国立法建设，保证我国法制统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㈧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坚持什么主导立法

《决定》提出要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强调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完善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立法工作格局，立改废释并举，不断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强调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重要领域立法，加快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以良法保障善治。这是我们党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出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对立法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对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发挥立法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从《决定》阐述的具体内容看，完善立法体制机制主要有以下5个方面要求。

第一，健全党对立法工作领导的体制。坚持和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完善党对立法工作中重大问题决策的程序。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我们党在这方面已形成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制度机制，必须继续坚持和不断完善。凡立法涉及重大体制和重大政策调整的，必须报党中央讨论决定。党中央向全国人大提出宪法修改建议，依照宪法规定的程序进行宪法修改。法律制定和修改的重大问题须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向党中央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将有关法律案列入立法程序。

第二，完善人大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的体制机制。立法是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应把人大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机制化、程序化，体现在法律法规的立项、起草、审议、修改、表决等各个环节。起草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等重要法律草案，由全国人大相关专门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组织有关部门参与，并形成常态化制度。依法建立健全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立法专家顾问制度。明确立法权力边界，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有效防止将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加强法律解释工作，及时明确法律规定含义和适用法律依据。明确地方立法权限和范围，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

第三，加强和改进政府立法制度建设。应认真落实立法法关于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的权限、程序的原则要求，完善行政法规规章的制定程序。拓宽公民参与政府立法途径，增强政府立法的公开性、透明性。加强政府立法机构的审查和协调作用。建立由政府立法机构组织起草法律法规的工作机制，既要注意赋予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必要权力和手段，又要加强对行政权力的规范、制约和监督。

第四，完善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机制和程序。应健全人大对立法工作的组织协调机制，完善立法机关主导、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和方式。健全立法起草、论证、协调、审议机制，完善立法项目征集和论证制度。推进立法精细化，增强法律法规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健全法律法规草案征求人大代表意见制度，更多发挥人大代表参与起草和修改法律的作用。健全立法机关和社会公众沟通机制，开展立法协商，探索建立有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专家学者对立法中涉及的重大利益调整的论证咨询机制。完善公民有序参与立法制度，健全法律法规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和公众意见采纳情况反馈机制。完善法律草案表决程序，对重要条款可以单独表决。
第五，加强重要领域立法。及时反映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人民群众关切期待，对涉及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发展、完善社会治理、保障人民生活、维护国家安全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抓紧制定、及时修改，并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加快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切实做到以良法保障善治。

㈨ 立法原则有哪些

1、宪法原则
宪法是万法之法，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等级的法律，是综合性地规定诸如国家性质、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国家政权的总任务、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这些带根本性、全局性的关系或事项的根本大法。其他所有法律、法规，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以宪法作为立法依据或基础，或是不得同宪法或宪法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离开了甚至背离了宪法的原则或精神，立法乃至整个法律制度和法律秩序就必然会紊乱。因此，各国立法都非常强调正确处理立法与宪法的关系，强调立法应当以宪法为根据或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中国立法自然也如此。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第五条）又规定行政法规应当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第八十九条）民族自治地方可以根据自治权限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而规定自治权限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部门规章和政府规章同样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立法应当以宪法为根据或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作为一项立法原则，可以称其为立法的宪法原则。这一原则，本来可以列为立法的法治原则之中，作为法治原则这一基本原则中的一个方面的原则，或一个具体原则。各国立法遵循宪法原则或宪法基本原则，也就是从一个重要侧面遵循法治原则。强调立法的法治原则，首先需要强调的，就是立法应当遵循宪法原则特别是宪法的基本原则。正因此，在阐述立法基本原则时，没有专门阐明立法的宪法原则，而是在阐明法治原则时，包含宪法原则。在现代国家实行法治，不能不坚守宪法，不能不遵循宪法原则。立法法草案第三条本来也是将立法的宪法原则作为法治原则的组成部分的：“立法应当根据宪法，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但2000年3月所通过的立法法正式文本，并没有明确确立立法的法治原则，而是将立法的法治原则分解开来，首先确立了作为法治原则组成部分的宪法基本原则。
立法应当遵循宪法原则，这是当今各国立法最基本的准则之一。那么各国宪法基本原则的主要内容有哪些呢？这是问题的一个关键。宪法的基本原则是一国基本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在宪法中的集中体现。各国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是有差异的，因而各国宪法的原则也不尽相同。但是必须指出，由于宪法主要是近代以来所发展起来的一种法律形式，而近代以来各国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尽管存在差异，却都是近代以来的主流文明所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因而它们是有文明的相通性的。这种文明的相通性或普适性体现到宪法中，就使各国宪法尽管呈现种种特色，却同时也使各国宪法在基本原则方面具有共通语言。观察近代以来各国宪法，其共通性的原则主要有这样几项：人民主权原则；权力制约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法治原则。各国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以这些原则为指导，就是要体现这些原则。中国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无疑也是要遵循这些原则的。研读中国宪法，人们不难看到，这些原则在不少条文中得以体现或贯彻。
然而立法法所确立的立法应当遵循的宪法原则中，并没有明确包含这些内容。从立法法的规定看，中国立法应当遵循的宪法原则，更主要的是政治原则。根据立法法的规定，中国立法所遵循的宪法基本原则，是指执政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按照这条基本路线，执政党及其领导的国家，在现时期以及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也就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为两个基本点。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按照权威人士的解释，也就是应当以执政党的这条基本路线指导立法。这条基本路线是历史和现实的基本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国情的反映和结论，因而为宪法所充分肯定，应当作为立法的基本原则。1993年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正式确立了这条基本路线，从而使其成为基本的国策。立法以这样的宪法基本原则为原则，就使中国立法的宪法原则，成为世界上非常具有本国特色的一种宪法原则。这样的特色，是各国立法所遵循的宪法原则在具体内容上具有差异性的一个表现。不过，如果立法法在确立中国立法的宪法基本原则时，能够既体现各国宪法基本原则的共性，又具有自己的特色，当会使中国立法的宪法原则完美得多。就是说，在这方面，中国立法法尚待改进和完善，中国立法的宪法原则尚待进一步完备。
中国立法法以其深具特色的宪法基本原则，作为中国立法的首要基本原则，这一点已如上述。那么遵循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内容的宪法基本原则，意味着什么呢？遵循这项原则意味着：其一，立法应当以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大局。应当积极制定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积极建设市场经济法律体系。20多年来，立法实践已经充分注意这一点，制定了相当数量的经济法律、法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宏观框架亦已大体形成。其二，立法应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是国家的根本制度，立法的社会主义方向和人民民主专政性质不能改变，立法应当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各项事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各项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因而立法需要坚持党的领导。立法坚持党的领导，主要应当坚持以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指导立法，而不是代替立法机关和其他立法主体的立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各项事业的指针，也是立法的指针，在现时期特别是要注重以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立法。其三，立法应当与改革开放相得益彰。这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各方面的社会生活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产生大量的新的社会关系需要立法调整，由此推动立法获得很大进展。另一方面，立法也应当积极确认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使改革获得法的依据从而名正言顺地进行；将改革开放的成果和成功经验确立和巩固下来，使改革开放能够稳定地、成功地、深入地进行下去；通过制定有关法律、法规，为改革开放所需要的安定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秩序提供保障。
2、法治原则
经济上实行市场化，政治上实行法治化，是现代社会不同于以往社会的显著标志。而这两化都需要有法治来推动来保障。因而现代社会更为显著的标志，就在于要求建设法治国家，实现国家生活的法治化和法治生活的现代化。像中国这样的有着长久的人治传统的国家，要实现现代化，更需要丢弃人治而实现法治。立法作为建设法治国家的前提和基础，也因此需要实行法治化，需要坚持法治原则。这一原则的基本要求和主要内容突出地体现为：一切立法权的存在和行使都应当有法的根据，立法活动的绝大多数环节都依法运行，社会组织或成员以立法主体的身份进行活动，其行为应当以法为规范，行使法定职权，履行法定职责。在立法需要遵循的法的根据中，宪法是最高规格的根据。坚持立法的法治原则，就要有一套较为完善的立法制度，为立法权的存在和行使，为立法活动的进行，提供法的根据。特别要有关于立法权限划分、立法主体设置、立法运作程序、立法与政党、与政府、与司法的关系和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的关系等方面的健全而具体的法律制度。这方面的制度一般在宪法和宪法性法律中加以规定。这是各国立法的法治原则的共性方面。
在中国，立法法正式确立了立法的法治原则，这就是：“立法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这一原则一方面反映了现今各国立法的法治原则的共性方面，另一方面又突出地反映了中国立法的法治原则所具有的国情特色。“立法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是前一方面的体现；“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是后一方面的体现。
坚持法制统一原则，是单一制国家的立法区别与联邦制国家的立法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是统一的单一制大国，立法应当坚持法制统一原则。从传统的角度看，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除了间或存在过少数分裂割据的时期外，包括立法在内的整个法制是统一的，这在世界上差不多是所仅见的。这个传统不能不影响至今。所以现今中国立法应当坚持法制统一原则，是有厚重的历史渊源的。就政治体制而言，执政党的统一领导，也需要立法坚持法制统一原则，只有坚持这一原则，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国家政权的方针政策，才能通过统一的法律制度渠道得以实现。在经济方面，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建立统一的市场经济体制，形成全国统一的、开放的、有序的市场环境，是需要以制度建置为基本内容的立法活动坚持国家法制统一原则的。还有，中国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还是法治国家建设，所走的都是政府推进型道路，而政府推进的一个基本途径，便是以统一的法制促进和保障这三方面事业获取成功。最后，在立法上坚持法制统一原则，同立法和整个法制的本质是吻合的，当代中国立法和法制，从根本上说是为着保障和实现人民的统一意志和利益而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实现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统一意志和根本利益，要求有统一的立法、统一的法制。
立法的法治原则所具有的共性和个性两个方面，在中国立法中是紧密关联的。一方面，立法要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就需要坚持法制统一原则，就需要有一套统一的关于立法权限和程序的法律制度。为要使有关立法权限和程序的法律制度得以统一，就需要由统一的机关和统一的法律来规定立法权限和程序。立法法就详细具体地规定了中国现今中央立法的权限和程序，特别是立法法集中地列举了只能由法律规定的十个方面的事项：国家主权方面的事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民事基本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诉讼和仲裁制度；必须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项。立法法的这一具体列举，明确和统一了中央立法的专属范围。立法法也比较集中地规定了除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以外的各有关地方的立法权限和立法程序架构。另一方面，立法要坚持法制统一原则，也需要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进行。在中国，法律只有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才能制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和政府规章都不得同法律相抵触。各立法机关或立法主体都应当丢弃以往那种立法行为往往不规范的做法，而遵循相应的立法程序。
在中国，立法坚持法制统一原则，就要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就要充分考虑和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就要拒绝只强调本部门、本地方利益的狭隘的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还有，立法坚持法制统一原则，就要保持法律体系内部的和谐一致，不同层次或不同层级的法律、法规、规章之间应当保持在遵循宪法原则和精神的前提下的和谐一致，下位法不得同上位法相抵触；各种部门法之间，也应当保持和谐，尽可能地相互配合、补充以求相得益彰；在整个法律体系中，要尽可能地防止出现矛盾，对已存在的矛盾，应当采取积极有效的对策予以消除。
3、民主原则
在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立法应当坚持民主原则，是各国立法的共同之处，而绝不是一个新主题。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应当实现民主化，经过二百多年的历史发展，不仅是人们久已普遍认同的常识，并且也作为制度的形式，在这个世界的越来越广大的空间范围内得以呈现，尽管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在不同性质的国家和社会，事实上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在另一方面，各国立法遵循民主原则的理由、含义、内容和方式，又总是与本国的国情密切相联，表现出与这种国情相关联的特色。人们应当从现代民主原则的普遍性和本国民主原则的特色相结合的角度，把握中国立法的民主原则。
在中国，立法应当遵循民主原则，其主要理由在于：首先，这是实现人民主权所必需。中国是人民主权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民主的主体，国家活动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确认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特别是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权利。在立法中遵循民主原则，用立法的形式充分反映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让人民群众成为立法的真实的主人，正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民主权利的重要体现。列宁说：“民主组织原则……，意味着使每一个群众代表，每一个公民都能参加国家法律的讨论，都能选举自己的代表和执行国家的法律。”其次，这也是反映人民意志和客观规律所必需。要使所立的法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就要使人民成为立法的主人。要使所立的法正确反映客观规律，就要注意总结实践经验，因为法要符合客观规律，需要通过社会实践的中介来实现，而人民群众正是实践的主体，让最有社会实践经验的人民群众成为立法的主人、参与立法，便能有效地反映客观规律。如果只由少数人闭门造法，这种法即使“很完备”，也难以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客观规律。再次，坚持立法的民主原则，也是对立法实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防止滥用立法职权、个人独断或不尽立法职守所必需。可见，中国立法应当遵循民主原则，是现代立法的普遍规律和中国国情的双重要求。
从现代民主原则的普遍性和本国民主原则的特色相结合的角度看，中国立法所应遵循的民主原则，其含义和内容应当包括三个要素：其一，立法主体是广泛的，人民是立法的主人，立法权在根本上属于人民，由人民行使。立法主体是多元化的，中央与地方、权力机关与政府机关应当有合理的立法权限划分体制和监督体制。其二，立法内容具有人民性，以维护人民的利益为宗旨，注意确认和保障人民的权利。而不是以政府的意志或少数人的意志为依归。其三，立法活动过程和立法程序是民主的，在立法过程中注重贯彻群众路线，使人民能够通过必要的途径，有效地参与立法，有效地在立法过程中表达自己的意愿。
在中国，遵循立法的民主原则，也需要把民主原则的普遍性同中国国情吻合起来。首先需要从国情出发，健全较为完备的民主立法制度。在立法权限划分和立法权行使方面，既要注意保障全部立法权归于人民，又要注意在初级阶段由于人民的政治觉悟、文化水平、管理国家的能力和国家的经济实力、交通条件等多方面的原因，尚不能由人民直接行使立法权，只能将立法权委托给人民代表或有关主体代为行使。其次，要根据国情，在观念和制度的结合上坚持立法的民主原则。中国是封建专制的遗毒极深的国家，过去没有民主传统，缺乏公民权利意识。因而在立法中遵循民主原则，应当注意以立法的形式反对封建特权和专制，不允许任何个人、组织和国家机关侵犯人民的合法权益，特别要注意用立法肯定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第三，在立法过程和立法程序方面，应当注意使立法面向社会公众，使公众能有效参与和监督立法。立法所反映的意志和利益应当客观，把各方面的矛盾、问题、意见都摆出来，多方征求意见，集思广益，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尽可能把正确的意见集中起来，使立法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第四，也要注意民主与集中相结合。在立法的本质、内容和目的上，所立的法要反映经过集中的人民共同意志，即立法不是反映人民的所有意志，而是反映经过选择的有必要提升为国家意志的人民共同意志。在立法权方面，要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其他法不得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在立法过程中，既要保障群众能有效地参与立法，也要加强专门机关的现代化建设，充分发挥专门机关、专家和其他有关人员的作用。
4、科学原则
坚持立法的科学原则问题，也就是实现立法的科学化、现代化问题。现代立法应当是科学活动。立法遵循科学原则，有助于提升立法质量和产生良法，有益于尊重立法规律、克服立法中的主观随意性和盲目性，也有利于在立法中避免或减少错误和失误，降低成本，提高立法效益。所以现代国家一般都重视遵循立法的科学原则。中国有着悠久的成文法传统，积累了丰富的立法经验。但这种经验中的主要成分，是统治者运用立法的方式治国安邦维护家天下的经验，其中堪称科学立法的因素并不算突出。而且，在人治当道的情形下，即便有一些科学立法的经验、理论和知识，也难以受到重视，更难以使其上升到制度层面而在立法实践中得以贯彻。最近二十年来，关于立法的科学化问题，在有关立法学者的著述中已引为注意，但立法实践中对立法的科学化问题，殊少有人看重。这种状况不能不从负面严重影响到立法的质量，使大量的法律、法规难以成为良法，难以在生活中获取好的实效。转变这种状况，提升立法质量，更多地产生良法和更多地减少恶法、笨法，从一个重要的侧面推进中国法治现代化，亟待重视科学立法，亟待以制度的形式形成中国立法的科学原则。
立法遵循科学原则，首先需要实现立法观念的科学化。要把立法当科学看待，以科学的立法观念影响立法，消除似是而非贻误立法的所谓新潮观念和过时观念。构造立法蓝图，做出立法决策，采取立法措施，应当自觉运用科学理论来指导。对立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和经验教训，应当给予科学解答和理论总结。立法实践主要是摸索的实践、试验的实践而不是自觉的实践，立法经常付出沉重代价、高额学费，这种状况必须改变。第二，需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要建立科学的立法权限划分、立法主体设置和立法运行体制。整个立法制度应当合乎社会和立法发展规律，合乎国情和民情，合适、合理、完善。立法主体应当由高素质的立法者和立法工作人员组成。第三，更具直接意义的，是要解决方法、策略和其他技术问题。从方法说，立法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和注重理论指导相结合，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相结合，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稳定性、连续性和适时变动性相结合，总结借鉴和科学预见相结合，中国特色和国际大势相结合。从策略说，要正确处理立法的超前、滞后和同步的关系；要按照客观规律的要求来确定立法指标；要尽可能选择最佳的立法形式、内容和最佳的法案起草者；要顾及全局并做到全面、系统，同时还要分清轻重缓急，合理安排各个项目的先后顺序。从其他要求说，要注意各种法之间的纵向、横向关系的协调一致，法的内部结构的协调一致；要注意立法的可行性，所立的法要能为人接受，宽严适度易于为人遵守；还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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㈩ 党领导立法还是立法机关领导立法

中国共产党的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执政党。因此，中国共产党是领导立法。国家权力机关、政府、政协等都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当然我国的立法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