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法治服务

① 弘扬法治精神，服务科学发展 的作文怎么写

12月4日是全国法制宣传日，今年的主题是：“弘扬法治精神，服务科学发展”。认真学习贯彻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积极宣传法制日主题，深入开展“法律九进”活动，努力践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是摆在当前各级各部门面前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弘扬法治精神，服务科学发展，就是要紧紧围绕经济发展大局开展法律法规宣传教育活动。要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总要求，坚持以服务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为中心，制定工作思路，强化工作举措，深入开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法律法规、与“三农”、环境保护等方面有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加大宣传力度，为经济发展提供法治保障，为科学发展营造法治氛围。
弘扬法治精神，服务科学发展，就是要充分发挥法制宣传教育在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方面的职能作用，依法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依法及时解决各种矛盾纠纷，不断减少不和谐因素，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弘扬法治精神，服务科学发展，就是要围绕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热点难点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使普法活动贴近基层、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要强化对农民工、流动人口和下岗失业人员的法律服务，强化对全社会的法律宣传和教育，引导他们合理运用法律知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弘扬法治精神，服务科学发展，就是要紧紧围绕重点普法对象开展相关法律法规宣传教育。要以各级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者、农民为重点普法对象，认真学习宪法、基本法律和与本职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学习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不断增强法治意识。
弘扬法治精神，服务科学发展，就必须加强对法制宣传的领导，加大对法宣工作的投入和支持，充分发挥市司法局在法宣工作中的职能作用，构建大普法格局。

② 如何践行群众路线，增强民主，法治，服务意识

第一是要加强学习，不断提升业务能力。
要进一步学好《论群众路线》、《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等文件规定，全面正确把握中央精神，同时多向人民群众学习。牢固树立群众观点，摆正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始终与群众站在一起，知道“我是谁”、“依靠谁”、“为了谁”，弘扬党的优良作风，保持清廉本色，使服务人民群众成为我们组工干部的自觉追求。要加强道德修养，养成清正廉洁的作风。使自身思想进一步提高、作风进一步转变，树立为民务实清廉的组工干部形象。
目前干部工作任务重，工作难度高，需要我们静下心来刻苦钻研，不断加强业务学习，增加自身的知识储备，努力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要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以及其他新规定的学习，深化对工作的了解。除此之外，在工作上还要不断找问题，用严格的尺子衡量自己，进行深入的自我剖析，深挖根源，分清是非，总结经验教训，才能进一步提高工作水平。

第二是要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真正做到“红红脸、出出汗、治治病”。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党的优良作风。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一个人有缺点毛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讳疾忌医，以致“小疾”拖成“大病”，甚至病入膏肓，不可救药。“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只有经常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虚心地接受批评，才能不断地改造自我、提高自我、完善自我。不仅要充分听取本单位同事的意见，而且要广泛听取下级单位和服务对象的意见，特别是听取老同志的意见，听取普通群众的意见。
要正视查摆出来的问题，重视自己身上的毛病，不躲避矛盾，真正拿出改的诚意和决心，以改进作风的实际行动和成效来提高自己。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以党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为指导，以优秀共产党员为镜子，紧密联系当前工作，认真查找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

第三是要坚决反对“四风”，发挥组织部门模范带头作用。
组工干部要在反“四风”上起示范作用。一是不搞“形式主义”，以求实、务实、落实的精神扎实推进各项工作，把求真务实的精神落实到具体行动上。多到基层单位，多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去，力求全面、准确、深透地了解实际情况。真正把心思用到干事业上来，做到工作符合实际、措施务实管用、办法切实可行。
二是不搞“官僚主义”。都说组工干部要“高看一眼”，我们自身要时刻保持清醒，要摆的正位置，放得下架子，积极主动地倾听各单位及干部的意见、解决单位及干部实际困难；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甘当铺路石，愿为渡人梯。正确对待权利，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要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切实拉近与群众的距离，用务实的态度树立组工干部的良好形象。
三是不搞“享乐主义”。艰苦奋斗是我党光荣传统和政治本色。组工干部担负着对全体党员干部的培养、教育和选拔的重任，要自觉在艰苦奋斗的实践中增强党性，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增长才干，在工作实践中大力培育和弘扬艰苦朴素的良好作风。要不怕吃苦，吃得起苦，严格要求自己，自觉抵制特权思想和及时行乐思想的腐蚀，争当艰苦奋斗、勤俭节约风尚的传播者、示范者、实践者，真正做到一言一行让群众满意。
四是不搞“奢靡之风”。组工干部要以身作则，厉行节约不铺张浪费，倡导简朴不搞排场，要时刻警醒自己，防微杜渐，做勤俭节约的排头兵。只有以身作则，才能带动广大党员干部共同抵制浪费，切实将厉行节俭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的自觉行动。

第四是要牢固树立服务意识，切实提高组工质量。组织部是“党员之家、干部之家、人才之家”，组织部不应成为一个“神秘部门”，而是应当积极走出去，成为面向广大党员群众的服务窗口。在工作中，要杜绝“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要以诚相待、热情服务。一是要增强服务群众的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党的根本宗旨也是组织工作的根本价值取向。树立为群众服务的意识就要求我们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组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解决好群众关心的问题，做到心为民所系，情为民所用，才能更好地密切干群关系，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
二是要增强服务基层的意识。基层是社会的重心，基层组织是我们开展工作的一个重要力量，这就要求我们在安排计划、部署工作时，要多考虑基层的需求，多想基层的难处，多帮基层解决实际困难，切实做到想基层之所想，急基层之所急，解基层之所难，多倾听基层干部的呼声，真正使各项工作更加贴近基层、更加贴近实际。
三是要增强服务党员的意识。党员是党的主体，更是我们服务的重点对象。要结合我们当前的工作实际和上级组织部门有关工作的安排，做好服务党员工作。作为组工干部，要强化服务意识，满含“真情”去工作，做到不敷衍、不冷漠、不厌烦，能办的事尽力办，办不了的事耐心解释清楚，让他们满意而回。要尽心尽力地为他们排忧解难，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暖，构建一个和谐温暖的“大家庭”。

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③ 如何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加强新农村普法教育工作的几点思考
“十一五”规划勾画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宏伟蓝图。农村普法教育是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如何围绕“新农村建设”这个主题，切实加强宣传教育的持久性、针对性和实效性，进一步增强广大农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维护农村基层稳定，尤显重要。中宣部、司法部“五五”普法工作规划已把农民确定为“五五”普法工作的重点对象。各级各部门就如何加强农民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都出台了一系列方针措施。我县是一个农业大县，农业人口所占人口比例大，因此，笔者认为必须坚定不移地把普法工作的重心放在农村，为打造全县平安和谐新农村注入生机和活力。
一要进一步巩固农村普法阵地，确保持久性。农村普法工作任重道远，非一朝一夕之功，贵在常抓不懈，持之以恒。为此，要树立“打持久战”的思想，以巩固农村普法阵地为突破口，不断推动普法教育在农村的深入持久开展。首先是要完善农村普法网络。层层成立组织领导机构，加强组织领导。巩固乡镇（区）法制分校、村（居）委会法制夜校、村组法律学习室、十户法制宣传员四级普法网络。加强人员队伍建设，每个网络安排专人负责，并落实工作经费。加强工作的检查与监督，使普法工作真正做到有人管、有人抓、有人干。要加强乡镇司法所建设，充分发挥乡镇司法所在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中的“桥头堡”、“排头兵”作用。把农村普法纳入各级综治、文明建设的考核内容，使农村普法工作渗透到农村工作的每一环节，每一个层面。其次是要调整 充实农村普法队伍。组建法律志愿者队伍。充分利用现有的人才资源，组建具有一定法律知识、热心公益事业的离退休干部、法律工作者、法学院学生为主体的法制宣传志愿者队伍。充分发挥司法行政机关法律服务的整体优势，协调联系农村，支持志愿者担任村法制夜校教师，开展经常性的“送法下乡”活动，为农民提供法制宣传教育、法律咨询、调解民间纠纷等各类方便快捷的法律服务。以乡镇干部为骨干组成普法讲师团，按照分片包干的原则，结合农民生产生活实际，进村入户讲授法律知识。明确村“两委”成员、人民调解员为法制宣传骨干，牵头组织农民学法。充分发挥农村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生产生活中带头学法、用法、守法。第三是要加强普法设施建设。在人口较集中、经济较活跃的农村墟场等中心区域设立普法宣传栏，坚持定期更新普法内容，面向农民宣传与农业、农村密切相关的应知应会的法律基本知识。每个村均应开辟至少一个以上的法制宣传专栏，让农民随时学习和掌握政策、法律知识。要加强村组法律学习室的建设，充实法律书籍，为农民学法提供方便。同时，普法职能部门应抓住各个时期的一些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选取典型案例，编印普法宣传资料或收集整理一些法制节目的音像资料，及时发到农村进行普法宣传。
二要抓住农村普法重点，突出针对性。围绕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突出普法重点，有的放矢地开展普法教育，增强农村普法的针对性。首先是要抓住农村普法的重点对象。“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的是党员和干部”。就农村而言，法制宣传教育的重点对象应是村民中的党员和村、组干部，他们的法律意识，依法办事能力和水平直接影响农民学法用法的积极性和农村法制氛围。因此，应针对重点对象，组织切实有效的法制宣传教育。其次是要明确农村普法的重点内容。大力加强与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土地承包、产品交易、劳动者权益保护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普及。结合农村中心工作和农民关心的热点问题开展普法活动，宣传普及相关法律法规，使农民受到深刻的法制教育。要从农民的需要出发，从农民最关心的问题入手，将用法律教育群众与服务群众结合起来，将增强农民的法律意识和解决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把工作做到农民的心坎上，力求取得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普法效果，进一步激发农民参与农村法制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第三是要围绕维护农村稳定开展普法。农村稳则全局稳，要针对影响农村稳定的苗头，在不同时段，选择不同的相关法律法规对农民进行普法教育，依法排查和调处农村矛盾纠纷。结合严打、禁赌、禁毒等工作，大力开展“严打”法制宣传，禁毒、禁赌法制宣传，反邪教法制宣传等活动，教育和引导农民树立权利、义务相一致的观念，依法规范言行，依法解决农村的热点问题，帮助农民依法化解纷争，依法处理事务，依法维护权益，预防违法犯罪，促进和维护农村稳定。第四是要围绕民主法治建设开展普法。以创建“民主法治示范村”活动为载体，以贯彻实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主线，认真落实“四民主，两公开”制度，切实保障村民的民主权利，让村民切身体会到学法、知法、用法、守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实现由“要我学法”到“我要学法”的转变。
三要创新农村普法方式，增强实效性。农村普法工作要适应农民生产生活的特点，尽量避开农忙季节，努力做到生产、普法两不误。首先是要进一步发挥传统方式方法的作用。把电影普法、文艺普法、法律咨询、普法一条街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普法方式综合在一起。通过以案说法、图片解法、旁听审判、现身说法等生动活泼的形式，把抽象的法律条文变成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墙头诗”、“快板书”、“顺口溜”，使农民群众听得懂、学得进、记得住、用得上。其次是要充分发挥现代传媒在农村法制宣传中的作用。利用网络、电视、手机短信等现代化传媒手段，充分发挥其覆盖面广、传播快、生动形象、影响大的优势开展农村普法，增加宣传的科技含量，扩大宣传效果。第三是要认真组织开展好主题法制宣传教育系列活动。抓住“农村法制宣传教育月”、“青少年法制宣传周”、“12•4法制宣传日”等一系列主题开展普法活动。同时利用专业法、部门法颁布实施纪念日的有利时机，联合税务、安监、交通、国土等职能部门开展专业法律法规的宣传普及，为农村普法营造浓厚的氛围。第四是要结合人民调解法律服务职能的发挥，搞好农村普法。在防调农村民间纠纷时，结合农村实际，深入透彻地宣讲有关法律法规，达到“调处一起，教育一片 ”的最佳效果。要为农村当事人提供优质法律服务，把法律服务与法制宣传有机结合起来，扩大覆盖面。

④ 如何进一步深化法制宣传教育，推进全民守法

1.增强全社会法治意识。全面实施普法规划，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
把领导干部带头学法、模范守法作为树立法治意识的关键，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全面推行领导干部任前法律知识考试制度，把宪法法律和重要法规规章列入各级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内容，列为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必修课，定期举办法治专题班，开展领导干部法治知识培训轮训。搞好面向青少年的法治宣传教育，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
健全普法宣传教育机制，加强党委和政府对普法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宣传、文化、教育部门和人民团体在普法教育中的职能作用。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建立法官、检察官、行政执法人员、律师等以案释法制度，加强普法讲师团、普法志愿者队伍建设，注重运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开展普法。把法治教育纳入精神文明创建内容，在城乡社区广泛开展案例普法和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健全媒体公益普法制度，办好法治宣传教育栏目，加强新媒体新技术在普法中的运用，提高普法实效。把法治宣传有效融入法律服务之中，探索建立集法治宣传、法律咨询、人民调解、法律援助等职能于一体的法律服务平台。
2.繁荣法学研究和法治文化。优化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加强法学专业学科建设，不断提高法学教育水平。加强法学研究，支持法学研究机构和阵地建设，加快建设法学方面的自治区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组织开展重大课题研究特别是民族工作法治理论研究。
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完善城乡公共活动场所法治宣传教育设施，支持和鼓励法治文学、艺术、影视创作，引导各级各类宣传文化单位、文化艺术表演团体创作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法治文化作品，增强法治文化的渗透力和影响力。
3.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坚持把法治和德治结合起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开展“德润草原·文明之行”等主题实践活动，加大先进典型评比选树宣传力度，深化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强化规则意识，倡导契约精神，弘扬公序良俗，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修身立德，自觉做讲修养、讲道德、讲廉耻的表率。
加强社会诚信建设，建立健全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等社会征信体系和工作机制，健全公民和组织守法信用记录，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行为惩戒机制，使尊法守法成为各族干部群众的共同追求和自觉行动。

⑤ 山西聚焦法治时讯中心怎么样

很好的，传播正能量

⑥ 谁能帮我整理出20个关于法律的节目名字

今日说法、法律讲堂、道德观察、 法治视界、大家看法、忏悔录、第一线（回停播了答）、经济与法、天网、庭审现场、平安365、法治在线，福建台《与法同行》、北京台 法治进行时、东方卫视 回头释案，山东卫视 道德与法制，青海卫视《法制经纬》，江苏卫视法律援助节目《甲方乙方》，重庆《拍案说法》，哈尔滨电视台法制节目方圆，天津台滨海频道《今日开庭》，吉林电视台法制频道《法制全方位》

⑦ 如何进一步发挥法治服务的功能和作用

■ 无论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还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无论是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还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都需要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 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法治的生命线。要增强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必须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付出更大努力，让人民群众更加真切地感受到社会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 法治文化是更好发挥法治引领和规范作用的重要支撑。要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深入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和诚信体系建设，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他律和自律紧密结合起来，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 法治体系是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的前提和基础。必须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加强这五大体系建设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制度支撑。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鲜明提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要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维护和运用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更好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使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这“四个更好”，深刻揭示了法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深刻阐明了法治对于提高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意义（+微信关注求是网）。

一、全面准确理解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引领和规范是法治发挥作用、显示价值的两种重要形式。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指引国家发展方向。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规定了国家的国体、政体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的基本制度及活动准则，规定了党和国家发展的根本任务和奋斗目标，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宪法反映了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是一个历史时期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基本原则、基本方针、基本政策在法制上的体现。因此，法治的作用首先体现在保持国家制度稳定，引领和确保国家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二是确立行为规则。治理国家、治理社会，必须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法律就是国家的最大规矩，规定了每个公民、法人、政党、社团必须遵守的基本行为规范，赋予国家管理的权力并明确其边界。法治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明确告知人们，国家希望社会成员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哪些行为是允许并受到保护的，哪些行为是禁止并将受到惩罚的，并要求所有社会成员必须遵守这些行为规则。

三是整合社会利益。我国法律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人民利益的根本保障。一方面，法律是社会关系和人的行为的调节器和平衡器，通过法定程序制定法律能够最大限度凝聚各方面利益诉求，最大限度达成共识;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属性是平等，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功能在于平等保护每个人的合法权益，以法律为准绳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有利于在尊重个人权益基础上构筑全社会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实践证明，法治是整合社会利益的最有效机制，法律制定和实施的过程实质上就是社会利益的整合过程。

四是化解社会矛盾。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任何时候都会存在利益冲突和矛盾纠纷，关键在于怎么去解决。法律是定分止争的最有效手段。这是因为，法律明确规定了社会成员的行为和利益边界，是社会利益关系的最大公约数，能够被全体社会成员普遍认同和遵守。以法律为依据构建冲突解决机制，在法治轨道上解决矛盾和纠纷，可以避免或减少矛盾激化和社会冲突，确保社会正常秩序。

五是凝聚社会力量。宝剑和天平作为法律的象征，向人们昭示了法律惩恶扬善的功能。惩恶，就是对违法行为进行惩处，防止违法行为造成更大危害，同时也警示人们不能逾越法律红线、触碰法律底线，从而维护社会公正、弘扬社会正气。扬善，就是清晰告知人们法律是保障自身权利的有力武器，只要遵守法律，就能在法律保护下实现自身利益、保障自身权益不受侵犯。充分发挥法律惩恶扬善的功能，有利于在全社会树立守法者得利、违法者吃亏、犯罪者必惩的价值导向，扶正祛邪，增强社会凝聚力、向心力。

六是保障经济发展。引导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既靠政策又靠法律。法律和政策本质上是一致的，两者相辅相成、互联互动，都反映了一个国家一定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都是人民意志的体现，都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指明方向、营造环境、提供保障。但相对于政策而言，法律更具稳定性、长期性，成熟的政策可以上升为法律，使之发挥更为长远的指导作用。同时，法律和政策一样，也要与时俱进，只有适时制定新的法律，及时修改和完善现行法律，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因此，健全的法治能规范经济行为，创造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社会环境，提供稳定的社会预期，引领和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⑧ 为什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聚焦法治

治建设水平和制度创设能力，是一个国家外树形象、内聚民力、永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在带领民族走向复兴的进程中，法治中国目标越是接近，党越要做出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对许多重大前沿问题，包括理论问题、制度问题和实践问题作出回答”，针对依法治国的意义，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张文显如是表述。

已到重大历史关口

当前，无论从国际环境看，还是从国内形势看，我国依法治国进程都处在重大历史关口。

从国际进程看，文明国家的崛起和制度成熟定型，离不开法治能力的彰显。当今世界上部分国家出现局势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大多与法治未立、民主先行有关，给治国理政以警示。

而众多国家的复兴，依靠的也是良法善治。新加坡虽建国不足50年，但其凭借良好法治和清明政治，一跃成为世界公认的法治国家；荷兰人口不过600万，但因创设“国际法”令世界尊重。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因而在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关口，法治能力的提升、法治氛围的形成、法治环境的培育至关重要，关系着中国能否全面把握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从国家治理方式看，我国正处在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点，培植制度优势和法治文明是复兴之梯、崛起之魂。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说，中国强大不是要让人家害怕，而是要让人家尊重，所以必须有软实力，包括价值观、制度和法治。

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副主任朱民说，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第二大外商投资国，中国在获取利益的同时，也要学会运用国际规则尤其是法治规则。一位资深外交人士认为，当前无论处理国际关系冲突，还是应对贸易激烈摩擦，都需要善用法律武器。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说，国际上有影响的评价体系都由西方掌控，我国亟待建立一套更为公平的评价体系，以摆脱在法制形象发布上受制于人的现实。

从现实挑战看，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面临共识难聚、诚信难立、权益难维等考验，执政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目前仍存三大落差

综合受访专家和干部群众意见，当前仍有三大落差值得关注：

一是法律大国与法治强国的落差。截至2013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243部现行有效法律，国务院制定了680多件现行有效行政法规。这些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加上其他立法确认的具有法律性质的规范性文件，共同构成了我国的法律体系。

“我们用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300年立法进程，即使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法律体系也已比较健全。”张文显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有法可依的目标基本实现，但距离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仍有差距，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仍待在实践中进一步落实。

二是权力色彩浓与法治色彩淡的落差。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认为，法治的前提是公权力受到约束，但从实践中，这个状况目前仍待改变。

三是社会法治呼声高与国民法治素质低的落差。受访法律界人士说，群众对公正司法的期盼越来越强烈，期待司法的权威性、定纷止争能力亦能同步提升。但是，当前钻法律空子、知法犯法、权力干法、舆论扰法的现象仍有发生。

人民的期盼与需要

接受瞭望采访的专业人士，渴盼中国法治向前大步推进，在他们看来，依法治国的关键之一，在于依照宪法和法律管住权力、保障人权。

李林指出，当前，少数领导干部依然相信“权大于法”，甚至滥用职权、以权谋私，这对法治造成较大伤害；

部分群众信权不信法，信“管”不信法，信访不信法，甚至信钱不信法等等，使我们的法治建设缺乏应有的社会基础；

解决上述问题，首先需要依照宪法和法律管住权力、管住官员，切实解决公权腐败的问题，取信于民。

另一个关键点是，通过法治保障人权，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让广大人民群众在法治进程中得到更多实惠。特别是通过法治消除贫困，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让人民增加更多的幸福感。

“四中全会将主题定为依法治国，是对党的十五大以来依法治国理论与实践的深化与发展。它有力回应了社会各界对法治建设的关注和期待，表明党中央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坚定决心，也充分表明我们党治国理念达到一个新高度新境界，标志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封丽霞这样告诉瞭望。□（文/《瞭望》记者）

参考：《瞭望》--聚焦十八届四中全会：为什么如此重视依法治国
http://news.jwb.com.cn/art/2014/10/22/art_189_4961511.html

⑨ 中国在建设法治国家中的进程有哪些举措

法治中国建设是当前及未来的重要课题。无论是官方文件还是学术论著，都对这个主题进行了反反复复的论述。从相互联系的认识论出发，笔者认为，要理性地推动法治中国建设，还需要认真地处理多个方面的关系。通过比较与提炼，可以发现，法治建设与中国建设的关系、普适法治与具体法治的关系、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关系、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的关系以及传统资源与外来资源的关系，是法治中国建设应当重点考虑的基本关系。处理好这五大关系有助于法治中国建设更加顺利地展开，亦有助于对法治中国建设形成更加全面的、更加立体的认知。

一、法治建设与中国建设的关系

这并不是一个虚假的关系，而是一个真实的关系。应当看到，法治中国建设既是法治建设，但同时也是中国建设或国家建设。那么，法治建设与国家建设的关系是什么？站在法学、法律、法治的专业立场上，容易过分凸显法治的价值与意义。法治建设当然极其重要，中国宪法规定了要依法治国、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建设可以说是法学理论的生命线，是法律人的核心追求；但是，如果从中国建设或国家建设的角度来看，法治建设就只是国家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是国家建设的一个维度。那么，应该怎么看待法治建设与国家建设的关系呢？

国家建设需要从各个方面展开。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一个世界体系中的国家，首先要有强大的军事。在中国古代，在“华夏—蛮夷”的格局中，军事是否强大虽然也很重要，但并不是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譬如，赵宋王朝的军事就比较弱，以朱熹为代表的思想文化照样很发达，社会生活也比较繁荣，《清明上河图》就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繁荣的写照。传统中国王朝的灭亡大多不是由于外国军事力量的入侵，而是人民的造反。但是，在现代的国际格局中，军事实力对于国家建设的意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军事实力决定了一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真实地位。一个国家所拥有话语权的多少、在全球资源分配中能够占据的份额，从根本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因此，国家建设首先是军事建设。军事建设当然需要法律与法治，因为军事建设也需要规则，需要在规则之下有序展开。但是，军事建设与法治建设的关系是：法治建设应当服务于军事建设。无论是军事领域的法治建设，还是军事法律对于军事行为的治理，都应当服务于强军这一目标。传统中国盛行的“兵刑同义”，关于“兵刑同义”，《国语·鲁语·上》的说法是：“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在当代中国当然不足为训，但军事法治建设以强军作为目标却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国家建设的第二个支撑点是经济建设。即使是军事建设，也离不开经济实力的支撑。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就难以为继。因此，强大的经济实力是国家建设的另一个核心内容。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强大的经济既包括生产、也包括交易。至于经济建设与法治建设的关系，多年来，法学理论界已有很多的论证，主导性的观点是“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1］。尽管这样的说法不够细致，但法治说到底是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在经济与法治之间，经济建设是目的，法治是手段。法治服务于经济的基本方式就是提供规则并让规则得到有效的执行，让生产和交易持续地、有序地展开。

对于军事与经济作为国家建设的重心，早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有所认知。法家学派对“耕战”的奖励，就是对于军事与经济的奖励。法家学派重视法律的价值，强调“以法治国”［2］，法家“法治”的具体指向就是“耕战”，就是要为国家的军事与经济服务。当然，那个时代的军事与经济都相对简单，无论是军事能力的提升，还是经济实力的增长，主要都依赖于人力的投入。但是，即使是这样，通过“法治”奖励“耕战”的秦国依然在列国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战国时代的第一强国。

今日的世界体系已经不同于两千年前的列国体系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是：国家建设除了军事与经济，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那就是科技。在冷兵器时代，军事实力跟科技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在当代，军事实力主要依靠科技实力来支撑、来体现。有没有战略性武器、信息能力的高低，对于军事实力具有根本性的决定作用。同样，经济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科技建设问题。科学技术为什么是第一生产力？原因就在于：经济的竞争已经转化为科技的竞争，无论是生产还是交易，科技含量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最近几百年来，为什么西方领先于中国，就是因为西方率先发生了工业革命、科学革命，在现代科技方面已经走在了中国的前面。因此，国家建设的第三个核心任务就是科技建设。就科技与法治的关系来看，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样需要法治、法律的保障。

如果把军事、经济、科技看作国家建设的物质层面，那么，国家建设还有一个精神性的层面，即主要体现在文化教育领域，或者说是精神文明领域。从历史经验来看，秦王朝的短暂溃败就体现在文化建设的落后上。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建设不能不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当今世界，一流的国家无不有一流的文化教育。高水平的大学与研究机构是文化强国的集中体现。而且文化建设还是塑造优秀国民的根本渠道，有什么样的国民就会有什么样的国家，国家建设依赖于国民，国民的塑造则取决于文化教育。所以，百年大计，树人为本。从文化教育与法律、法治的关系来看，同样是法律、法治服务于文化教育。

在军事、经济、科技、文化之外，国家建设当然还包括其他方面的内容，但是，这四个方面是国家建设的核心。法治与国家的军事、经济、科技、文化建设的关系主要是，前者服务于后者，前者是后者的手段、工具。这就是法治建设与中国建设或国家建设的关系。那么，相对于国家建设来说，法治建设有没有独立的价值与意义呢？当然也有。譬如，法治可以成为一种文化财富、精神财富，成为文化、精神的一个因子，但是归根结底，法治建设是为国家建设服务的，这是主线，是无法扭转的。

二、普适法治与具体法治的关系

2014年春天，有一个从挪威奥斯陆大学归国的法学同行问我：你承认自由、民主、人权的普适性吗？我说我当然承认。自由、民主、人权，抽象地说，它们都是好东西。这些东西都像善良、德性、友谊等好东西一样，是人人都需要的。但是，自由是什么呢？让小孩子在街头便溺是自由吗？把私家车停在城市道路的两侧是自由吗？在小区广场上放着喇叭跳健身舞是人权吗？对今日泰国的民主又该如何评估呢？问题就在这里。抽象地说，自由、民主、人权都是积极的。但是，只要一落到实处，问题就出来了。“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这句话是18世纪法国政治家罗兰夫人于1793年临刑之前留下的名言。这句充满悖论的名言指出了在自由的理想与自由的实践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法治也是这样。有没有普适性的法治？当然是有的。法律规则的治理就是一种普适性的法治。有法律，并按照法律治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政府，就是法治的普适形态。而且还可以进一步指出，作为法治之依据的法律应当是普遍的、公开的、明确的、稳定的。这些要求都具有普适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存在普适法治，应当确认、接受这样的普适法治。

但是，我们用这种普适法治提供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现实生活就会很麻烦。譬如，已经被废弃的劳动教养条例，按照这部出自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来进行劳动教养，从形式上看，完全符合“法律之治”的要求，而且这部行政法规也是普遍的、公开的、明确的，在50多年的时间里也是稳定的。按照普适法治的要求，劳动教养条例及其实践没有任何问题。然而，时至今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普遍都认为这部行政法规不能继续适用，应当予以终止。再放眼看看当代中国成千上万部法律、法规、规章，哪一部法律、法规、规章与普适法治的要求构成了明显的冲突呢？几乎没有。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就处于这些法律、法规、规章的治理之下。但为什么还有很多人认为我们的法治水平并不高、甚至较低？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普适的法治标准跟自由、人权一样，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一个“大词”。这个“大词”是有意义的，是美好的，但是如果我们对法治的认知仅仅止步于这样一个“大词”，其实是无济于事的。谁都知道法治很好，应当实行法治，但怎么实行呢？这就是具体的法治。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应当着眼于具体法治建设，法治中国建设应当着眼于具体法治的研究。

所谓具体法治及其建设就是通过具体问题的解决来推动法治建设。一切应从时间、地点、条件出发来讨论法治，语境化地讨论具体的法治。譬如，法院管理体制的改革、劳动教养制度的废存、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去留等，就属于具体法治问题。公众普遍关心的房价太高、就医太难之类的问题，如果从法律、法治的角度来观察，就是现实性极强的具体法治问题。从实践的层面来看，法治建设只能针对具体问题，建设具体法治不是去建设一个抽象的法治，亦不可能建设一个普适的法治。

从理论上看，普适法治与具体法治的关系就相当于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关系，甚至是传统中国所谓的天理与王法的关系。应当追求普适法治，它就像自然法、天理一样，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普适法治就像自然法、天理一样，只能为我们勾画出一个大致的方向。普适法治就像一面旗帜一样，必须把它悬挂在那里，但革命的成功不能仅仅依靠那一面旗帜。作为一个“大词”的普适法治也是这样。我们必须要有这样一个总体方向，但同时也要清楚：实践中的法治只能是具体法治，只能是以有效解决具体问题为追求的具体法治，只能是把事情办好、办妥、办成的具体法治。这样的具体法治才是法治研究应当聚焦的对象。

对于当下的法治研究来说，不必在普适法治的概念与理念上过多地纠缠。应当把研究的重心放置于具体的法治问题上，套用胡适所说的“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名言［3］，我们也可以说，少谈些普适法治，多研究、解决些具体法治。在实践中，严格地说只有具体的法治，而没有普适的法治。

经典作家马克思出身于法律专业，在他的众多著述中讨论了大量的法律、法治问题。但是，马克思几乎没有专门论述过法治的概念，尤其没有对普适的法治进行讨论。马克思对法治问题的论述都是具体的法治问题。譬如，关于书报检查制度的讨论、关于普鲁士林木盗窃法的讨论，还有恩格斯关于英国宪法的讨论等等［4］。应当学习经典作家关于具体法治的研究路径，更好地推进当代中国的具体法治建设。

三、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关系

在法治中国建设中，还存在着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二元划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式法治以程序正义的名义得到了广泛的学术认同。譬如，有学者认为，公正的程序是促进现代化的社会变革的基本杠杆之一，法律程序的价值与特征主要体现在：对恣意的限制、理性选择的保证、“作茧自缚”的效应和反思性整合［5］。这种对法律程序的强调体现了形式法治的精神实质。按照这样的学术观点，法治主要是一个程序性的问题。

在形式法治理论之外，还有实质法治理论。有学者研究后发现，形式法治理论存在着不同的版本，其中比较薄弱的观点主要强调以法而治，即法律是政府的工具；而相对浓厚的形式法治观点主要强调形式合法性，强调法律规则应当是普遍的、面向未来的、明晰的、确定的；更加浓厚的形式法治观点强调民主与合法性，要求由合意来决定法律的内容等等。与形式法治理论相对应的实质法治理论同样存在着不同的版本：比较薄弱的实质法治理论主要强调个人权利，特别是个人的财产权、隐私权、个人自治；相对浓厚的实质法治理论强调尊严或正义；更加浓厚的实质法治理论强调社会福利，包括实质平等、福利以及共同体的发展等等［6］。

如果这样的二元划分可以成立，那么，该如何处理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关系呢？笔者认为，法治建设的这两个方面都不可偏废。如果没有形式法治，实质法治就没有外衣，就处于裸露状态；但如果没有实质法治，形式法治就像是一件外衣，却没有身躯。这就是说，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都是必不可少的。就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而言，形式法治是一个初级目标，较之于形式法治，实质法治才是高级目标。因为形式法治的形式性，其总是容易做到的。有一种观点认为，“重实体，轻程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长期以来，我们都‘重实体，轻程序’，而西方则有程序优先的传统。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受中国漫长的封建法制影响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长期的农耕文化的影响。”［7］这样的观念尽管很流行，但却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传统中国的“程序法”已经很发达了。传统中国的礼仪已经发展到堪称烦琐的程度，这些礼仪本质上就是程序法。丧礼、婚礼、祭祀之礼，以及其他种种礼仪，以现代的规则分类标准来看，都是程序性的法律规范。当然，现代意义上的诉讼程序（尤其是刑事诉讼程序）在传统中国确实不够细密，但这种状况与传统中国对审判的固有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孔子的意思是，司法、审判都是不得已的恶，是道德教化不成功的产物。换言之，诉讼最好不要发生，即使不可避免，也不宜浓墨重彩去渲染。因此，传统中国由于固有的法律观念，没有发展出细密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成熟的程序法。从某个角度来看，传统中国的程序法是相当成熟的。

迁延至当代，经过几十年的法治建设，当代中国的程序性法律已经比较发达了。诉讼程序法自不必说，行政程序法、监督程序法已经到了叠床架屋的程度了［8］。但是，公众还是在抱怨法治不健全，有学者甚至认为，法治呈现出倒退的趋势［9］。问题出在哪里？就在于：仅仅强调形式法治，并不能满足社会需要。法治说到底还是要满足社会公众的实质性的需要。因此，在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之间，在形式法治的基础上，实质法治是一个更值得追求的高级目标。

实质法治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有学者认为，“法治的永恒主题”是自由权利［10］。对此，本文持有不同的看法。自由权利虽然很重要，但法治与权利自由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法治的核心指向就是法律的统治。在法律规则的统治下，人类能够收获的只能是法律秩序。法律秩序与个体的自由权利虽有某些联系，但绝不能完全等同；人们在法律规则之下行事，固然享有一定的自由权利，但没有法律人们同样可以享有另一种自由权利。譬如，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既没有统一的、全国性的中央政府，也没有统一实施的全国性法律，这种远离“法律统治”的状况恰恰为很多人提供了自由行动的巨大空间。可见，在“有法律的自由”与“没有法律的自由”之间，到底孰高孰低，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否则，一生寻求自由的庄子为什么要强调“绝圣弃智，大盗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庄子·胠箧》）？

⑩ 谈谈法律志愿者们的志愿服务工作对你做好基层一线执法工作有怎样的启示

摘要 一、主题选取：聚法治之力 筑人民之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