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供给侧改革

Ⅰ 深度分析：推动供给侧改革着力点在哪

推动供给侧改革有六大着力点：
在中国经济逐渐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如何才能通过供给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投资有效性”？笔者认为，以下六个方面应成为下一阶段推动供给侧改革的着力点。
第一，继续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去杠杆、控风险、提效率，发挥对经济增长的重大牵引作用。通过各项体制改革，减少政府直接干预，降低企业的显性和隐性成本，激发微观经济活力，这是最艰巨的任务，也是供给侧改革的真正核心和关键。
首当其冲的，便是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大幅度减少行政审批，加强事中和事后监管与服务。目前，特别需要的是地方政府的强力落实，认真清理并切实减轻企业目前承担的各类不必要的非税负担，继续落实和完善简政放权的各类事项，营造良好的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抓好中央所确定的重大改革措施的落实。
此外，国企、财税、金融、社保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既能改善需求侧管理，又能释放供给侧动力，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达到刺激生产、改善供给的目的，具有很强的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意义
抓实抓好国有企业改革，可以有效地提高经营管理效率、质量和效益，切实改变国有企业财政预算软约束现状，使国有企业能自负盈亏。同时，仍然要重视加快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大力度鼓励民企进入垄断领域，落实负面清单制度，激发民间资本活力，提升资本回报率，通过制度变革促进自由竞争，提高社会资金形成和配置效率。对国企的改革还有另外一层重要含义：尽快清理大量占有各类资源的“僵尸企业”，这将有助于从微观层面实现去产能、降杠杆并最终提升盈利能力的目的。
财税和金融领域的改革，同样既能通过宏观政策调控从需求侧影响经济发展，又能通过深化改革降低企业税负和融资成本，实现在供给侧发力。未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应以推动税制改革为突破口，逐渐降低间接税的比重，建立和完善以居民财产、行为为课税对象的直接税税制。并且，还要一改过去名义积极、实际保守的政策基调，采取更大力度的减税，减轻企业的税费负担，坚决杜绝违法征收“过头税”，真正体现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更加主动并且更有力度的取向。
针对我国金融市场长期存在的结构失衡、功能不全和“金融抑制”明显等突出问题，需要全面推进金融改革，尽快解除金融抑制，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以便更好地发挥金融体系深度动员社会资本、提高储蓄率的作用，从根本上增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能力。
考虑到淘汰落后产能、压缩企业杠杆率、清理“僵尸企业”等结构调整的力度将不断加大，过程仍将漫长，有可能造成国企员工下岗失业，需要进一步加强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其变动，不断提高工资和养老、失业、工伤、医疗、低保等保障标准及其政策受益面，竭尽全力织密织牢民生保障网。
第二，给企业更大力度的减税减负让利，发挥税收政策作为需求侧政策和供给侧改革连接点的作用。从经济转型需要和居民诉求来看，我国的宏观税负显然偏高，仍有下调空间。在这一点上，企业和居民减税呼声高涨，但政府部门则强调困难压力多。从理论上讲，在经济下行期，减税是重要的逆周期调节工具。对企业，减税能直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和资本的税后报酬，刺激劳动和资本供给的增加，进而推动潜在的产出增长；对居民，减税则有利于刺激消费，增加经济活力；对政府，虽然短期内税收有所减少，但根据“拉弗曲线”，减税产生的供给效应将开辟新税源、拓宽税基，从长期看仍有助于政府税收的增加。
因此，尽管目前实行全面减税似乎条件并不完全具备，但针对居民个人、小微企业、成长性企业和新兴企业的更大力度的减免税，则是切实可行、迫在眉睫的。此外，还需进一步合并相关税种，减少消费环节税负，清理不合理收费，适度降低社保缴费率，真正为居民创业、为企业创新减税、让利、松绑、减负，以激发微观经济活力，
第三，更多运用市场化机制，积极化解产能过剩矛盾，改善国内竞争环境。 淘汰清理过剩特别是落后的产能，对中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它将有助于降低企业部门的杠杆率，提升资本使用效率，改善企业盈利；有助于促进产业优化重组和转型升级。为此，应将去产能与“十三五”规划的制定很好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行业规划、政策、标准的引导和约束作用。进一步严格市场准入管理，加强产业政策的调控和引导，从源头上堵住落后产能。加快淘汰落后产能还离不开做大增量、培育新兴产业，应积极引导资源投向有发展前景的行业，推动增长方式向集约化转型。从对外开放的角度看，可以借助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扩大对外投资，拓展相关国际需求，深化国际产能合作，输出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的产能。对于政府而言，转变政府职能和政绩考核导向，也有利于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和不当干预市场。
第四，调整和完善产业政策，做好鼓励产业升级的加法，实现由特定激励性产业政策向普惠性产业政策转变。改进产业政策设计，有必要将目前倾斜发展特定部门的产业政策，如对新兴产业实施的创新研究、环保节能的奖励措施，逐步完善成为长期的、综合性和普适性的创新与竞争激励机制。
未来应注重强化市场环境建设，弱化具体产业发展的内容，避免引起未来一窝蜂投资而出现产能过剩。一方面，应着力用先进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通过大规模技术改造投资，将现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进行深度融合，使更多中低端产业升级为中高端产业；另一方面，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计划，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发展分享经济，支持基于互联网的各类创新，努力把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进行深度融合，提升实体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助推实体经济尽快实现转型升级，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
第五，加快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促进技术进步，真正实现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转变。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依靠廉价土地、资源能源和劳动力等要素的大量投入来支撑。如今，资源环境的约束日益强化，“人口红利”逐渐衰退，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储蓄率逐渐下降，原有的比较优势已明显削弱，原有的发展动力已明显退化，再依靠简单扩大劳动力和其他要素投入来驱动发展的路子已经行不通，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通过加强创新，提升要素投入的综合效率，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因此，未来应紧紧围绕营造公平宽松的竞争环境、强化金融特别是资本市场的支持、建立市场利益导向机制、提供资金便利和税费减免、激励创新成果转化、完善科研教育体系、推进产学研结合、加快人才培养和流动、推动开放创新、加强统筹协调等多方面来转变发展思路，将改革重点放在着力创造能够从根本上激发全社会创新动力的体制环境上，营造创新的土壤，提高单位要素投入的产出，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
第六，继续释放和创造人口新红利，着重培育人力资本红利。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和经济发展的源泉，人力资源现在是、未来也仍将是我国发展的最大优势，人力资本更是决定中国未来发展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没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的持续供应，无论是消费、还是投资，在长期来看都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末。
既要注重提高劳动力参与率，改善劳动力结构；又要强调提高劳动者素质，提升人力资本。通过优化劳动力配置，弥补由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生产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的趋势。一是继续调整生育政策，增加年轻人口的生育率、扭转持续低生育率局面，这是着眼长远又利在当下的刻不容缓的战略性举措。二是加快城镇化步伐，改革户籍制度，消除对劳动力合理流动的束缚，促进劳动力跨地域、跨部门流动。三是通过提升教育质量、加强培训等措施，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提高劳动力素质，特别是要更加重视对活劳动的投入，激励其开展创新。

Ⅱ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今后国家建设有何启示

意味着传统消费端改革效益不佳。
从前的改革是由某个地点某个行业的逐渐开放带来消费提升，促进行业增长。如今消费增长力量几乎耗尽，大量低端产业产能过剩，产业的升级依赖于生产端的改革与投入。
在未来，不是人们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而是生产出什么人们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市场要素对于企业行业发展影响下降，国家会更加注意对企业创新的引导，投入开拓市场的社会资源会显著下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重大发展方略，其主要任务是：从供给侧发力，通过重大改革的推进来解决重大的结构性问题。其重大的战略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提高宏观调控效率和稳增长的重要推进器。一方面，将结构性改革引入宏观调控，形成“宏观调控+改革”的政策组合拳，是新一届政府宏观调控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实现稳增长与调结构平衡的重要举措。这实际上是强调稳增长中的结构变量和制度变量，而这两个变量则是决定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主要因素。新一届政府强调宏观调控要既利当前又惠长远，寓短于长，以长促短，拓展了宏观调控的时间轴，形成了“短期+长期”的思路。传统的宏观政策偏重于总量问题而忽视结构、制度问题。结构失调、体制僵化不仅增加稳增长的困难，甚至使发展不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本质在于结构变化和制度创新。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形势下，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增强发展动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长期稳增长的最有力措施。另一方面，在一些重大领域改革取得明显突破的情况，宏观调控可以更多的采取市场手段和经济手段，而尽可能减少行政手段，这既能增强市场信心，又能显著提高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
二是努力实现市场资源配置中起关键性作用的关键举措。就经济体制问题而言，最大的结构性改革还是市场化改革，即简政放权、深化价格改革和要素市场化改革，着力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我国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等五大方面都面临重大的供给侧体制问题，解决这些制度性的障碍的关键是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创新发展为例，长期以来我国创新动力不足主要是因为创新性文化基础薄弱，投机性发展氛围过浓，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人把大量的精力、财力、智力花在投机取巧上，热衷于泡沫投机活动，是导致实体经济不振、创新动力被抑制的重要原因，这有文化因素，也有发展观短视、政绩考核制度等问题，更有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束缚了企业手脚的供给体制问题。深化市场化改革这一重大的结构性改革，不仅能最大程度地降低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为市场主体创新宽松公平的宏观环境，让市场在竞争性领域发挥决定性作用，而且能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激励，增强微观市场主体的竞争力。三是促进产业升级、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是结构升级失败，即经济结构长期处于中低端而无法向中高端转换，从而导致长期的需求不足、产业竞争力低下、社会严重不公平等问题，最终使得经济长期失速，危机四伏，各类风险交织且集中爆发。国际上这样的事例很多，有拉美化现象，有东南亚金融危机。因此，结构转型升级能否顺利推进和完成，是突破中等收入的关键。而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决定力量是制度创新，即对关键领域的改革能否深化，形成更高层次的市场经济体制。供给侧结构改革是推动经济结构全面升级的原动力，也正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四是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一招。改革并不仅是简单的放权，是对旧体制的“破”，更关键的是在于“立”，即“立什么样的新规”？成功的改革就是要靠法治来巩固，来扎根，法治的形成过程就是制度的完善过程，即形成公平而富有激励性的新制度，以此减少不稳定性，同时增加发展的动力和创新能力。改革的深处就是法治。一方面，我们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同时，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基本完善和定型，其完善的标志就是法制化水平的显著提高，基本实现由“人治”向“法治”的根本转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不是仅提供一时的激励，当一放就乱时再收回，像一些不够深入的改革那样形成“收放循环”，而是在打破一些关键领域的体制障碍的同时，建立基于法律规范的长效体制机制。另一方面，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要靠法制，改革的每一步都要有法可依，依法推进。正是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这两方面要求，使得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一招。（王小广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

2016年6月1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2016年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盛来运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明显成效：

去产能效果非常明显。今年的去产能有两大行业作为攻坚领域，一个是煤炭，一个是钢铁，1—5月份原煤产量下降8.4%，5月份当月的产量和库存下降更快，5月份原煤产量下降15.5%，5月末规上原煤生产企业库存同比下降6%；1—5月份粗钢产量下降1.4%。

去库存效果更明显。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库存数，4月末工业企业产成品库存下降了1.2%，这是2010年以来第一次出现负增长。房地产库存是一项重要任务，连续几个月下降，5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比4月末减少521万平方米。

降成本效果比较明显。数据显示，1—4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的成本是85.6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0.17元。5月份开始国家全面实行营改增，实际上从去年开始营改增的试点就不断扩大，有关部门预计，营改增今年将为企业降低成本6000亿左右。补短板投资增速加大。主要是对农业、环境治理、高技术产业加大投资力度，解决一些瓶颈制约因素，今年1-5月份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不断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0%，比1-4月加快1个百分点，其中涉及这些短板领域投资增长速度更高，保持较快速度增长。比如水利、环境治理和公共服务业、信息传输业投资都在20%以上。盛来运强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三去一降一补”工作进展情况不错，效果初步显现。同时有些问题还需要关注，比如钢铁问题，从4月份和5月份两个月的情况来看生产量有所反弹，可能跟这两个月钢材价格反弹有关系，相关企业借价格反弹之势又恢复了产能，这个现象需要高度重视，这也说明去产能确实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任重而道远，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坚定地完成“三去一降一补”的任务，这样才能使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再上一个新台阶。

Ⅲ 在推进供给侧改革中发挥律师的积极作用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综合研判世界经济形势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作出的重大决策。律师工作要主动适应推进供给侧改革的新任务新要求，在推进供给侧改革中充分发挥律师的积极作用。

一、充分发挥律师在预测预警预防和减少供给侧改革风

险方面的积极作用

2016年我国经济工作的“五大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化解过剩产能，可能引发通缩、失业、经济动力不足等一系列风险。化解过剩产能，势必有一批企业将兼并重组，势必有一批“僵尸企业”将破产清算，势必有一批职工将下岗分流。尽管中央财政安排了1000亿元专项奖补资金，重点用于职工分流安置。尽管国家对城镇就业困难人员提供托底帮扶。但是，在岗与下岗，收入肯定有差距。下岗职工的生活肯定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化解产能过剩，势必引发金融纠纷案的增多，势必引发债务纠纷案的增多，势必引发不良资产处置案的增多，势必引发劳务纠纷案的增多，从而影响社会的稳定。在做好社会稳定风险的预测预警预报上，要充分发挥律师的职能作用，重点引导法律服务业在做好诉讼服务的同时，加大非诉讼服务力度，及时预警、有效防范和化解企业重组、破产和职工分流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及时化解重大敏感案（事）件。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2016年3月13日在第十二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指出，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15985件，审结14135件，比2014年分别上升42.6%和43%；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1951.1万件，审结、执结1671.4万件，结案标的额4万亿元，同比分别上升24.7%、21.1%和54.5%。上升幅度达到21.1%——54.5%。这些案件，绝大部分都有律师参与。为保障公平正义，保障经济发展，保障社会稳定和谐，发挥了律师的职能作用。

二、充分发挥律师在提供法律服务方面的积极作用

在过剩产能化解中遇到的土地、资金、债权、债务、房产、设备、人才、技术、劳动关系保障等问题必须让律师参与，发挥律师的职能作用。

一是建设一支专业律师队伍。对僵尸企业处置，最常见的是并购重组，主要是通过并购使得并购方获得需要的资源和设备，进行转型升级，让被并购方的过剩产能升级为有效产能。在法律层面上，这需要对并购后的股权架构、法人治理结构、知识产权保护、劳资关系和职工安置、金融债权处置、税务筹划等多方面进行综合安排和设计。为此，需要组建专业的并购重组律师队伍，加强对策研究，形成应对机制。

二是重整清算僵尸企业。最高人民法院为了配合供给侧改革，加大了对破产案件的受理力度，要求各地法院形成执行与破产立案的对接机制。最高人民法院还提出在省会城市的中级人民法院成立专门的破产审判业务庭，部分省辖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批准也可以成立破产庭。让真正无法在市场上存活的企业破产清算，让有一定生存希望的企业进入重整程序，重回正常经济生活。

三是对有条件的企业进行债务重组。债务重组，不同于并购，也未进入破产程序，而是由债务人企业与债权人通过协议安排，暂停计算债务利息，并与债权人或新的投资人协商，引入资金，进行企业改造，将过剩产能处置，逐步产生有效产能，最终完成债务清偿。债务重组的具体措施还包括“债转股”、“不良资产证券化”等方法。债务重组需要有专业的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和专门的投资顾问甚至技术顾问介入，政府更应当有效介入，协调债权人，劝说债权人从更宏观、更长远的角度考虑问题，同时，政府有义务帮助产能过剩企业引进技术，促使其转型升级。

四是回购企业进行资产重组。对于难以通过转型升级完成过剩产能化解，且资产负债率尚未达到破产程度的僵尸企业，政府相关部门可以回购其资产，进行资产重组。产能过剩企业虽然生产难以为继，但仍拥有土地、房产等有效资产，政府可以通过回购其土地等资产的形式，促使这些企业关闭，清偿职工工资、欠税和对外债务，从而有效利用其资产。

五是引导债权人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对于长期歇业甚至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僵尸企业，政府有关部门同样应当及时向社会公示，推动债权人提起诉讼，保障僵尸企业的有效资产及时变现，减少资源和资产的闲置浪费，提高效益，降低因债务拖欠形成债务链导致债务危机的可能。这项工作也应当充分发挥律师作用，推进律师有效参与。

六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政府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职能，建立健全职工再就业、转岗培训等劳动保障制度。无论怎样处置僵尸企业，职工的转岗、安置和再就业是政府必须面对的难题。依法安置富余职工，除了需要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支持，还需要政府向富余职工提供公共服务，需要法律的援助。

三、充分发挥律师在服务平安建设上的积极作用

供给侧改革需要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稳定的社会环境。这些，都需要充分发挥律师在服务平安建设上的积极作用。

武汉市在供给侧改革中努力提高公共法律服务的普惠性，把社区律师全覆盖作为特色项目列为该市政府一级目标管理。让律师从高档写字楼“走出来”，“下沉”到社区“接地气”。市民在家门口便可享受到免费的法律服务，在全市为供给侧改革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此项工作得到国家司法部和湖北省司法厅的充分肯定和推广。到目前为止，武汉已经在全市的1325个社区、1991个行政村配齐了法律顾问律师。这项工作政府重视，社区欢迎，律师愿意，居民满意。

武汉市司法局以政府出资1400万元替居民购买法律服

务的形式，从全市175家律师事务所的2412名执业律师中，抽掉精兵强将，实现全市社区律师全覆盖。数十万群众在家门口受益。武汉市在全国首创“10分钟法律服务圈”，将平安建设延伸到社区，延伸到家庭，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武汉市“律师进社区”工作的基本做法——

一是全覆盖、广宣传。每个社区都有一位律师“坐堂问诊”。社区律师每周四实行定点服务、定时服务、挂牌服务、上门服务。并通过电子显示屏、门栋通知和制发宣传册、专题片、宣传展板、便民服务联系卡等方式，促使“律师进社区”家喻户晓。

二是多形式、优服务。律师通过坐诊咨询、法律援助、法制宣传、法制讲座、矛盾纠纷调解、代写法律文书、提供顾问服务等多种形式，为居民和社区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深受群众喜爱。武汉市积极支持社区律师为遭遇法律困境的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武汉市法援基金会从全市范围选定41名热心法律援助、具备法律业务专长的青年律师为居民免费打官司，每人每月给予1000元补贴。

三是建制度、强保障。为推动社区(村)法律顾问建设,武汉市司法局出台“四定”规定:定人员,每个社区、村与律师签订顾问合同；定时间,每周四律师进社区,每月确定一个固定时间律师进乡村开展法律服务；定职责,法律咨询、法律援助、法治讲座、参与涉法涉诉信访接待化解、帮助调解矛盾纠纷等；定补贴,社区法律顾问每月1200元,村(大队)法律顾问每年6000元,且纳入市、区两级财政预算。同时，强化检查考核，每周检查通报，每月汇总考勤，每季据实发放工作补贴，年终进行评先奖励，保障律师进社区工作落到实处，收到实效。由于“律师进社区”工作有了经费保障。使社区律师在奉献社会的同时劳有所得。

武汉市各区司法局还通过创建社区律师工作QQ群、微信群等网络平台，实现信息化管理，达到了信息公开、经验交流、解决问题的“三及时”效果。

按规定，社区律师每周四到对接社区挂牌服务，本人要做工作记录，社区要打考勤，市、区司法局专人巡查。规定明确社区律师要履行五大职能：围绕政府中心工作和社区群众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公益法制讲座、竞赛、展览等活动，搞好社区法制宣传；为低保户、残疾人、下岗职工等社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配合社区做好居民各种矛盾纠纷的调解工作；为社区居民提供法律咨询及服务，为社区企业、社区居委会自治管理提供顾问服务；按照党委、政府和基层自治组织的要求，积极参与社区涉法涉诉信访、群体性事件等维护稳定工作，促进社区法治建设，维护社区和谐稳定。

四是真惠民、见实效。武汉市司法局还尝试让社区律师通过社区区域网、QQ群与居民互动，开展网上服务。一些社区律师除了星期四的固定“坐诊”，还在社区QQ群开通了“相约星期四”法律咨询。对残疾人、病重人员、老年人等行动不便的社区群众，社区律师还可预约上门提供法律服务，或通过网络及电话提供服务。社区律师的工作获得群众的充分认可。

武汉市在供给侧改革中积极推行“律师进社区”工作，服务发展，服务和谐，服务稳定，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一是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为社区营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社区律师针对供给侧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企业兼并重组、“僵尸企业”破产清算以及职工下岗分流等具体问题，积极开展法律咨询、法律援助、法律培训等。据统计,从2015年至2016年8月,律师在武汉社区(村)接待法律咨询65.98万人次,开展法治宣传9324场,办理各类案件3839起,参与纠纷调解17951件,参与社区(村)涉法涉诉信访接待4211次。走出了一条基层矛盾纠纷源头预警防范、过程管控化解、末端代理诉讼的法治路径，进一步提升了基层平安法治建设水平，赢得党委、政府好评。

二是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了群众法治观念。社区律师围绕供给侧改革，开展法治宣传教育。过去,社区和居民习惯于“信上不信法”、“信访不信法”。社区遇到疑难矛盾纠纷习惯于找上级组织，居民遇到困难和问题习惯于去信访找领导。社区律师进驻后，潜移默化地提高着群众的法治观念。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氛围。

三是帮助党和政府掌握社情民意，依法行政，推动了法治社会和法治政府建设。千名律师进社区，收集回大量基层社情民意。武汉市司法局定期梳理，适时上呈，供市委、市政府决策参考。千名律师进社区，在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中架起了“连心桥”，牵起了“红纽带”。

供给侧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工作的主线。供给侧改革，少不了法律服务的参与，离不开律师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