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学术人才

A. 西南政法大学 学术人才实验班是怎么回事怎么复习啊

适应法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我校今年特开设实务人才培养实验班和学术人才培养实验班，每个班次招收50人，凡一本招收考生皆可在开学后军训期间参与实验班的选拔考试，该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笔试科目：英语和语文。
实验班面向全校新生进行选拔：在新生进校军训期间，由教务处统一组织考试，按考试成绩排名依序选拔；除国家实施高考倾斜扶持政策省（自治区）外的新生奖学金获得者可自动进入。
培养特色：实验班各选拔50人，单独开班，独立培养，实施小班教学。
实务人才实验班课程设置紧扣司法部门对法律人才的实际需要，紧跟国家司法考试等职业考试的改革方向，大量开设实践性、技术性的应用型课程。
学术人才实验班保障50%以上的学生有机会赴外国大学交流一年，学生须参加学校科研处组织的创新项目至少一项。

今年第一次这样弄 都不了解··· 针对语文英语准备下吧~~

B. 中国法学界的泰山北斗是

以下是中国法学界的泰斗（排名不分先后）：

1、高铭暄：泰斗加学术（刑法界的祖师爷）

高铭暄（1928.5.24-）男，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县人。1951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1953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研究生班毕业，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荣誉一级教授 ，兼任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

C. 请问一下中国现在法学界的权威和领军人都有那些

中国著名法学家大全——《当代中国法学名家》

法学理论
张文显 朱苏力 贺卫方 葛洪义 舒国滢 沈宗灵 孙笑侠 卓泽渊 李步云 刘作翔 付子堂 孙国华 信春鹰 郭道晖 郝铁川 吕世伦 石泰峰 王晨光 朱景文 李林 李龙 刘瀚 谢晖

法律史
曾宪义 张晋藩 武树臣 何勤华 陈盛清 范忠信 邱远猷 吴建璠 杨一凡 杨永华 俞荣根 韩延龙 怀效锋 霍存福 刘海年 倪正茂 高恒 蒲坚 朱勇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周叶中 许崇德 韩大元 胡建淼 胡锦光 江必新 姜明安 罗豪才 马怀德 陈云生 方世荣 张庆福 张树义 莫纪宏 浦增元 童之伟 王名扬 王叔文 吴家麟 肖蔚云 杨海坤 袁曙宏 张光博 朱维究

刑法学
高铭暄 马克昌 赵秉志 张明楷 陈明华 陈兴良 曹子丹 储槐植 顾肖荣 何秉松 梁华仁 罗大华 欧阳涛 曲新久 阮齐林 苏惠渔 康树华 张智辉 周道鸾 卢建平 王作富 何鹏 姜伟 孙谦

民商法学
江平 梁慧星 吴汉东 王利明 孙宪忠 王卫国 赵旭东 郑成思 魏振瀛 崔建远 刘春田 刘凯湘 石少侠 司玉琢 覃有土 顾功耘 郭明瑞 龙翼飞 吴焕宁 夏吟兰 徐学鹿 杨大文 杨立新 杨振山 马俊驹 沈四宝 巫昌祯 关怀 范健 尹田

诉讼法学
江伟 陈光中 徐静村 樊崇义 龙宗智 陈瑞华 陈卫东 卞建林 陈桂明 顾培东 景汉朝 刘家兴 沈达明 宋英辉 谭世贵 汤维建 田平安 汪建成 王国枢 王亚新 杨荣馨 张卫平 周国均 左卫民 谭兵 李浩 常怡 严端 崔敏

经济法学
杨紫烜 李昌麒 刘隆亨 刘文华 漆多俊 邵建东 史际春 徐杰 张守文 种明钊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吕忠梅

国际法学
韩德培 曾令良 梁西 余劲松 陈安 董立坤 龚韧刃 黄进 李双元 刘楠来 饶戈平 芮沐 张乃根 周忠海

军事法学
丛文胜 顾德欣 李昂 图们 张建田

世纪之交的中国法学家流派
（一）红派 所谓红派法学家，就是学术上走红，学术理论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政治上得到宽容，三十来岁就能当上博导的一批法学家。主要代表人物有中国人民大学的王利明、赵秉志、陈兴良，北京大学的武树臣，武汉大学的黄进，等等。
（二）黄派 所谓黄派法学家，就是能将法学研究的成果转化为极有价值的改革建议，从而有力推动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司法体制改革的的法学家。他们善于联系实际，善于运用法学原理进行现实批判，关注民生，力主改革。他们不仅著述丰富，而且分量沉重。在他们的代表作中，往往以黄金般的语言来表达他们的主要观点和主要主张。主要代表人物有：中国政法大学的江平，《中国法学》杂志社的郭道晖，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梁慧星，等等。
（三）紫派 所谓紫派法学家，是指那些比红派法学家更多一层红色的法学家。
紫派法学家的特点是，参与改革但不首倡改革，对已有的改革措施和改革理论常从较正统的角度进行解释、论证和宣传。在他们身上往往环绕着一层紫色光环。他们在政治上颇受重视，经常参与重要法律的起草；他们在学术上也很有地位，大多有博导、会长、理事长等等的学术职务，全国性的教材也常常由他们主持编写。 紫派法学家的另一个特点是，他们对于别人（尤其是青年人）的探索常持批评态度，而他们的批评往往又是以政治批评为主，以学术批评为辅。一九九六年的所谓“晓南风波”正是这一特点的重要表现。② 最有代表性的紫派法学家是张光博。 张光博是大连海事大学经济法律学院教授，主攻宪法学和法理学。
（四）灰派（经院派） 所谓灰派法学家，是指那些埋头于学术研究，不太关心现实生活，较少进行现实批判，不提具体改革建议的法学家。他们在法学界很出名，但在法学界之外的知名度明显不如黄派和彩派，甚至也不如蓝派和绿派。 灰派法学家学术功底深厚，著述甚丰。他们虽然回避现实政治问题，但他们的学术成果往往成为红派人物和黄派人物的学术依据。 北京大学的龚祥瑞早在八十年代初出版的《比较宪法和行政法》一书中，就认真地论述过法治和法制的区别，但由于他没有联系中国的实际进行现实批判，所以就没有产生多大影响。灰派与黄派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此。 灰派法学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北京大学的龚祥瑞，张国华，沈宗灵，赵震江，姜明安，等等。
（五）蓝派 所谓蓝派法学家是指那些竭力主张充分开放、充分借鉴和移植西方法律和西方法学的法学家。走向蓝天和大海是蓝派的基本特点。

蓝派法学家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思想活跃，思路开阔。他们倾心于中西法律文化的比较研究，对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有深刻的揭示和批判。他们大多出生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与红派法学家是同龄人。与红派不同的是，他们一般不考虑在学术界的社会地位问题，不重视博士、博导等头衔。与红派相同的是，他们一般也不进行太多的现实批判。

蓝派法学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南京大学的张中秋，苏州大学的周永坤，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梁治平，等等。 张中秋的代表作有《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法律与经济——传统中国经济的法律分析》，等等。梁治平的代表作有《新波斯人信札》，《法辨》，《法律的文化解释》，等等。

（六）彩派 彩派法学家是指那些同时具有多种色彩的法学家。 彩派法学家的代表人物有：南京师范大学的公丕祥，吉林大学的张文显，南京大学的范建，华东政法学院的曹建明，苏州大学的杨海坤，杭州大学的胡建淼，中共中央党校的石泰峰，等等。彩派法学家不仅学术成果丰富，而且学术组织能力十分突出，社会交往面十分宽广。他们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对所有的学派皆能宽容，也为所有的学派所宽容。因此，他们总是五彩缤纷的。在他们身上，黑派可以看到黑，红派可以看到红，紫派可以看到紫，蓝派可以看到蓝，灰派可以看到灰，黄派可以看到黄，白派可以看到白，雾派可以看到雾，绿派可以看到绿。 彩派与红派大体上也是同龄人，学术地位略次于红派，政治地位却强于红派，大多兼任高等院校的行政领导职务，不是校长，就是院长，至少也是个副院长什么的。
（七）黑派 黑派是指那些被认为是主张全盘西化，在法学界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政治上犯过严重错误的法学家。近年来，他们很少发表论文或出版论著。主要代表人物有群众出版社的于浩成，北京大学的袁红兵，中国政法大学的陈小平，等等。
（八）白派 法学界的白派人物的主要特点有二：其一是头脑一片空白，在他们的著作和文章中，以及在他们的课堂上，没有任何属于他们自己的观点和理论，更没有改革或不改革的意见和主张；其二是以**为主要目的，白花花的银子不赚白不赚，赚了不白赚，学术、学位、职称等等，无非是**的手段而已。 但平心而论，白派法学家在普及法律知识方面还是有一定贡献的。

（九）雾派（变色派） 所谓变色派，就是无一定色彩，随着气候的变化而变化的法学家流派。该派就象水蒸汽一样，一会儿灰色，一会儿白色，一会儿黑色，一会儿蓝色，一会儿发红光，一会儿五彩缤纷，什么时髦他们就变成什么。他们和彩派的区别是，彩派在任何时候都是五彩缤纷的，雾派只在极少的时候才是多彩的。雾派除了在不同的时候制造不同的声势以外，对法学研究和改革事业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理论贡献。 雾派和白派在外表上有些相似，但始终有实质性区别。白派的目的是经济，雾派的目的在于政治。

（十）绿派 绿派，也可以叫做草派。该派法学家就象绿草一样，一方面生机盎然，另一方面不引人注目，不被法学界重视。主要代表人物有中山大学的刘星（一正），江苏省行政学院的刘大生，等等。

草派的特点是，对古今中外的各种法律制度和法学理论一律采取超越的态度，不屑于参加各种“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讨论和争论。

他们在学术上的追求是：哪里有荒漠，就向哪里挺进；哪里有废墟，就在哪里扎根。他们的文章在政治上不受器重，但也不受批判；在法学界很受冷遇，被认为无足轻重。中国权威的法学刊物从来不发表他们的文章。

D. 法学专业毕业之后，有什么好的就业方向比较好

法学专业毕业之后，就业方面还是有很多选择余地的。下面我就来说说几个法学生的就业方向。

1.法学院的学生毕业之后可以考取法官。学了四年，甚至是七年的法学，最大的梦想就是当一名主持正义的法官。当法官代表着法律宣读判决书的那一刻，即使他长相很平凡，所有人都会觉得他脸上在发着光。

E. 法学硕士是属于学术的么

1、法学硕士是属于学术型硕士，具体法学专业有：
法学理论
法律史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国际法学
民商法学
诉讼法学
经济法学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刑法学等等。

2、专业学位硕士是法律硕士（法学）和法律硕士（非法学）。

F. 法律专业就业难在哪里

1.培养和需求不接轨
现在全国每年招收法学本科生超过10万，在校的法学本科生超过了40万。全国有600多所高校有法学本科专业，300多所大学或者是研究机构有法学硕士点。
这是法学教育飞速发展的体现，客观讲，这些年来，法学教育界为国家、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法律人才，但现存的问题也不少。现在面临最基本的问题是学生的就业生存，还谈不到培养的法学人才怎么引领社会发展，怎么参与国家、国际社会的事务与构建。
法学毕业生为什么找不到工作？这需要做实证研究。一个是数量问题，是否供过于求？一个是质量问题，即学生的综合实力和品质是否满足社会需求？其中，专业需求的问题，甚至学科设计也有很大影响。现在我们法学学科有十个二级学科，多数和司法领域的工作种类有关。比如许多大学法学院都在发展刑法、诉讼法等学科，产生了大量同质化的学生。而另一方面，许多领域存在人才的空白，没有人去研究，或者很少人研究。比如说研究人口法、城市法、卫生法、教育法的学生没有，或者很少。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需要大量的法律制度建构和法律服务人才，需要既懂管理又懂法律的人才，而我们培养的学生不具有复合型的特点。
现在是一些部门招不到合适的法律人才，但同时我们的学生找不到工作。因为社会需要的人才，我们没有，我们培养的人才同质量化，过剩。培养和需求不匹配。
2.三类法学的人才培养手段和目标不匹配
现在法学人才培养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本科教育，培养基本的具有法律素质的人才。一类是职业化教育，包括法律硕士、法学硕士和从业者职业培训。第三类是法学学术人才培养。从这三个层次的培养来看，应该说都存在问题。
本科生培养中，专业过窄，其他的知识不足。这意味着学生出去后，如果找不到法律部门的工作，很难找到其他领域的工作。比如缺乏经济、管理领域的知识，在其他领域就业有相当难度。本科阶段本应注重学生素质培养，比如基本的法学知识、人文素质、关注社会的能力、分析方法等。现在的法学本科不以素质教育为主，侧重“专”，但是又达不到职业化要求。这个可能是跟社会需求不太对路子。
职业化的教育方面，现在最缺的是技能训练。但是现有师资力量不具备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90%以上的老师是搞研究的，他自己就没有实践技能，要怎么去培养学生的技能？尤其是我国社会情况复杂，书本和实践很多情况下是两张皮。学生仍然是知识学习，没有实践技能的提升。培养手段与目标不匹配，所以整个培养体系必须转型。考知识而不是考能力，教知识而不是教方法，这都迫切需要改革。
在学术人才培养方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可能是方法。仍然用传统的规范分析、价值判断等方式，而不是一种纯粹的研究方法。很多博士论文，学生用的都是一些简单的规范分析和价值判断等方法，对于实践的关注和回应社会的能力非常弱，这种方法决定了研究只能是泛泛而谈。可以说我们还是处在比较浅层次的法学教育阶段。当前法学学术人才培养要求具有国际视野，注重比较研究，但是这个比较性研究也是浅层次的。把国外的法律制度简单拿来，没有把相关的法律制度放在国家治理的大的背景下研究，不去做深度的社会、历史、文化分析，就制度论制度，结果导致误读。另外，西方的制度能不能在中国适用，缺乏对中国和西方社会的背景研究，就很难判断。

G. 法学硕士是不是学术型硕士,而法律硕士是专业型硕士

一、分类标准：我国的法律硕士阶段教育包括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2种。

二、招收对象不同：
1、法学硕士招收包括法律专业的各个专业的学生。分为法学理论、法律史、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刑法学、民商法学、诉讼法学、经济法学、国际法学等专业，主要培养面向法律教学、科研和实务部门的专门人才。

2、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只招收非法律专业同学，不划分具体专业。其知识结构是宽口径、厚基础、复合型，主要培养面向法律实务部门的通用人才。

三、培养目的不同：
1、法硕教育，从长远看，是高层次应用型法律人才培养的主要途径
法硕主要是培养应用型、实践型人才，理论深度有限，但有丰富的学科背景；
2、法学硕士主要是培养学术型、理论型的人才，学科背景单一，但法学理论素养较高。

四、其它不同视各校规定
以北京大学为例，法硕较之于法学硕士主要有如下一些不同：
一是在费用上，02级法学硕士全部公费，每月还有补助，有公费医疗等；而法硕从02级起全部自费，无补助，无公费医疗，助学贷款每年最多6000元。
二是在教学方式上，法学硕士分专业，有专门导师带；而法硕不分专业，没有专门导师带，仅最后毕业论文有专门导师指导。
三是在考试方式上，法学硕士期末写论文或开卷考试；而法硕从02级起全部闭卷考试。
四是在深造机会上，法学硕士有保送读直博的名额，而法硕无此先例，尽管两者都可考博。
五是在授课上，法学硕士原拟小班上课，但是一般的好课也是人满为患；而法硕则一般是大班上课，人多影响讲课效果。总的来看，目前北京大学法学硕士较之于法硕有较多优待之处，但这仅仅是法律教育处于转型期的特殊现象，应逐步改变。

另摘得相关评论供你参考，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从长远来看，法硕教育将日益成为高层次应用型法律人才培养的主要渠道。法学硕士有其局限性，正如著名法学家北京大学的贺卫方教授指出：法学硕士制度设置的初衷是法律教育和学术人才的培养，它所预期的是学术法律人（academic lawyers），而不是实务法律人（practicing lawyers）。
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法学硕士在入学考试标准、专业划分、课程设置、导师以及毕业论文写作等各个环节上都是以学术为指向的。虽然近年来法学硕士招生人数越来越多，毕业生进入司法实务部门的数量也越来越多，但是，上述各个环节中的学术指向却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虽然许多人将来也要从事实务工作，但培养他们的目标却是学术的。于是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就不得不面临许多矛盾和问题，在某些环节上甚至左右摇摆，结果弄得非驴非马，不知所措。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教育都必须走向一种相对统一的模式，而不能够将所有的看起来良好的制度都同时吸纳到一国的教育体系中。对此，贺卫方教授等专家学者还建议在未来的一个不长的时间段里，逐步稳定或压缩法律本科生和法学硕士的招生规模，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确立法硕教育在我国法律教育中的主渠道地位，从而理顺我国的法律教育体制和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之间的关系。”

H. 法学界有哪些名人多介绍！

1、江平：
中国著名法学家，1930年12月出生，浙江宁波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民商法学博士生导师。1948年至1949年就读于燕京大学新闻系。1951年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1956年毕业回国进入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任教。1983年至1990年历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校长。是七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1988年至1992年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2001年10月12日，被授予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
江平教授被收入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录并被收入中国多种版本的著名学者、著名法学家名录。
2、陈光中
浙江永嘉县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1930年4月23日生，浙江永嘉人。著名法学家、法学教育家，新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的开拓者和重要的奠基者。1952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2001年，被中国政法大学授予终身教授称号。
曾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和中国法学会副会长，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名誉院长。
他长期致力于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中国司法制度史和国际刑事人权法的研究，为培养法学高级人才，发展诉讼法学特别是刑事诉讼法学，改革和健全中国刑事司法制度，加强刑事司法人权保障，开展国内外诉讼法学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3、贺卫方
贺卫方无疑是中国当今法学界最有影响力的法学家之一。1960年7月生，山东省牟平县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法学学士），1985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1985年起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并主持《比较法研究》季刊编辑工作。1995年调至北京大学法律学系任教。1992年被聘为副教授，1999年被聘为教授。1993年6-7月美国密执安大学、1996年6月-1997年1月哈佛法学院访问学者。担任北京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全国外国法制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比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
4、王利明
王利明，男，1960年生，湖北仙桃人，中共党员，新中国第一位民法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兼召集人，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九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十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十一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014年1月15日，中国人民大学校党委原副书记、原副校长（兼）王利明接任常务副校长。
5、梁慧星
1944年1月16日生，四川青神人。中国著名民法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法学研究》杂志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四川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山东大学博士生导师。2008年担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主席团成员）、第十一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1966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获民法硕士学位。1990年国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
曾担任职务：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主席团成员），第十一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合同法》起草委员会组长、《物权法》、《侵权法》、《民法通则》起草组核心成员。1990年被国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1999年起担任第四届及第五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2003年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曾任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届特邀咨询员、公安部第二届特邀监督员，山东大学法学院院长等职；2007年担任中央政治局《物权法》专题讲座主讲人。主要著作包括：独著：《民法》、《民法总论》、《中国民法经济法诸问题研究》、《民法学判例与立法研究》、《民法解释学》、《裁判的方法》、《法学学位论文写作方法》等；合著：《合同法》、《经济法的理论问题》、《民法债权》、《物权法》、《中国物权法研究》、《中国民法典草案附理由》等；主编：《民商法论丛》、《中国民商法专题研究从书》等。

I.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验班毕业是专硕还是学硕

专硕。
专硕，一般指专业型硕士，专业学位，中国学位类型的一种，与之对应的是学术型学位（academic degree）。专业学位与学术型学位处于同一层次，培养规格各有侧重，在培养目标上各自有明确的定位。
专业学位教育的突出特点是学术型与职业性紧密结合，获得专业学位的人，主要不是从事学术研究，而是从事具有明显职业背景的工作，如工程师、建筑师、医师、教师、律师、会计师、林业、艺术专业等。

J. 建设法治中国献一策

建设法治中国,培养法制人才
法治人才培养是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保障
法律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在制度与人的关系上来看，好的制度还要靠人去执行，制度本身也要靠人去制定。明代海瑞即言：“得其人而不得其法，则事必不能行；得其法而不得其人，则法必不能济。人法兼资，而天下之治成。”这说明，要推进依法治国建设，高素质的法治工作队伍绝对是一个关键因素。
法治工作队伍既包括法治专门队伍，也包括法律服务队伍；前者包括立法队伍、行政执法队伍、司法队伍，后者主要是律师队伍；在广义上，法治队伍还应包括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队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一个立体、动态、有机完整的体系，它包括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法治人才队伍是法治保障体系中一个重要方面，直接影响着其他体系的形成和实现。只有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法治工作队伍，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以及促进全民守法的重任才能得到更好地实现。
改革开放30多年、特别是进入本世纪的10多年来，经过恢复、重建、改革和发展，在我国以法学学士、硕士、博士教育为主体，法学专业教育与法律职业教育相结合的法学教育体系已经形成，在招生人数、向国家和社会输送法治人才方面形成了相当规模，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需要。据粗略统计，1977年，全国只有三所法律院系，1978年全国法学专业共有在校学生223人，到1990年全国已有70多所高校设置法律院系或法学专业，1999年这一数量已经超过300所，而现在全国有600多所高校有法学本科专业，全国每年招收法学本科生超过10万，在校的法学本科生超过了40万；300多所大学或者研究机构招生法学硕士或者法律专业硕士研究生，年度招生约2万人，在校生规模超过6万人；有40多所高等学校和科研单位具有招收法学博士的资格，法学博士研究生年度招生超过1000人，在校生规模大约3000人。法治人才队伍的壮大，为推动中国的法治进程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同时，我国的法学教育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需要，具体体现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还不够深入，培养模式相对单一，学生实践能力不强，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培养不足。法治人才的培养面临着多重矛盾和困境，主要包括规模和质量的矛盾、现实需求和供给不足的矛盾、模式化培养和多样化需求的矛盾、法学教育和司法考试的矛盾等。其中，最突出的问题表现在：一方面，法律类专业扩张迅速，但低水平重复建设较多，教学质量难以得到保证，就业形势严峻，法科毕业生总体上供过于求，法科毕业生就业率非常低，近年来甚至被排到了就业率最低的专业之一而被警示，已经就职的多数人也从事着与法律无关的工作；另一方面，人才培养规格单一，难以满足社会对多样化法治人才的需求，真正适应社会需要的高层次法治人才十分短缺，尤其是高层次法律职业人才和涉外高端法律人才严重不足，以至于我国涉及世贸和其他国际争端的官司往往要请国外的律师，面临很大的泄密风险，相关国际组织中的我国法律雇员也少得可怜。因此，有人指出，我国法学教育现在面临的最基本问题是学生的就业生存，还谈不到培养的法学人才怎么引领社会发展，怎么参与国家、国际社会的事务与秩序构建。这种观点虽然不够全面，但也有一定道理。这些都为我国法治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加强我国法治人才培养需要创新培养机制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法治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要求，也提供了新机遇。法律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严密的逻辑体系，这决定了法治队伍的基本特点也在于其专业性，要求具有法律专业精神和专业素养，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即以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家为核心的法律职业人员所组成的特殊的社会群体。它必须经过专门法律教育和职业训练，是具有统一的法律知识背景、模式化思维方式、共同法律语言的知识共同体；其成员间通过长期对法治事业的参与和投入，达成了职业伦理共识，是精神上高度统一的信仰共同体。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成为我国法治社会生活的内在要求。法治人才队伍和法律职业共同体不会自发形成，而需要培养。虽然培养的渠道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最基础和最重要的无疑是专门法学教育机构的专业培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法学教育。与此同时，我们建设的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因此，必须始终高度重视和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精髓贯彻其中，来加强法治人才的培养。结合四中全会精神和我国法学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培养满足法治国家建设所需要的高素质法治人才，可以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夯实法学教育基础。在技术的教育之上是思想的教育。法学教育应当以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加强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形成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学科体系、课程体系，组织编写和全面采用国家统一的法律类专业核心教材，纳入司法考试必考范围。注重基础知识、基本规范、基本能力的训练，使之有清晰的逻辑思维，有较好的组织材料、推理、表达的能力。
第二，加强职业素养教育，培养法律职业操守和职业伦理。坚持立德树人、德育为先导向，在知识与技能教育之外，进行深入细致的职业伦理教育，使得培养出的人才具有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民主意识、公正意识，为全民法治素养的培育奠定基础，以培养造就熟悉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治人才及后备力量。
第三，进一步明确各层次法学教育的定位，实行法治人才的分类培养。法学本科教育、法律硕士教育、法学硕士教育、法学博士教育等不同层次教育有各自的功能和目标定位。法治国家建设既需要立法人才、行政执法人才、司法人才等法治专门队伍和律师等法律服务队伍，也需要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人才队伍，法律职业人才和法学学术人才宜做分类培养。其中，法学学术人才培养应当少而精，而法律职业人才培养则是主要任务，为此应强化学生法律实务技能培养，促进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深度衔接。
第四，建设通晓国际法律规则、善于处理涉外法律事务的涉外法治人才队伍。适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国家对外开放的需要，应当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法律事务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涉外法治人才。
第五，健全政法部门和法学院校、法学研究机构人员双向交流机制，实施高校和法治工作部门人员互聘计划，重点打造一支政治立场坚定、理论功底深厚、熟悉中国国情的高水平法学家和专家团队，建设高素质学术带头人、骨干教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