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德教育

⑴ 道德教育，要从什么方面进行加强

⑵ 道德教育的重要意义

对受教育者有目的地施以道德影响的活动。内容包括提高道德觉悟和认识，陶冶道德情感，锻炼道德意志，树立道德信念，培养道德品质，养成道德习惯。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实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

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教育，主要是培养人民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提高人民的历史主动性，推动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的不断改善。它既从现实经济政治关系的实际需要和可能出发，又着眼于人民道德境界的不断升华。

它不仅注重清除一切旧道德的消极残余和影响，积极配合和保证政治、法律、知识、审美等方面的教育，而且更注重于培养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选择能力。

(2)论道德教育扩展阅读：

从类型划分的角度说，德育即培养学生在私人生活、国家与社会公共生活、职业生活中的道德意识，以及合乎私德、国民公德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规范的行为习惯。

德育包括私德、公德和职业道德教育。私德教育即培养学生的私人生活的道德意识及行为习惯；公德教育即培养学生的国家与社会公共生活的道德意识及符合国民公德和社会公德的行为习惯；职业道德教育即培养学生职业生活的道德意识及合乎职业道德规范的行为习惯。

从层次划分的角度说，德育即对学生进行道德理想、道德原则、道德规则的教育，激励学生的高尚行为，指导学生的正确行为，约束学生的不良行为。

德育包含理想、原则、规则层次的道德教育。道德理想教育即运用道德倡议形式激励学生的高尚行为；道德原则教育即运用道德指令或道德倡议形式指导学生的正确行为；道德规则教育即运用道德禁令或道德指令形式约束学生的不良行为。

从德育任务的角度说，德育包括发展学生的道德认识、陶冶学生的道德情感、培养学生的道德行为习惯等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

当代学校德育重在培养学生的道德判断力和道德敏感性。道德判断力即运用一定的道德标准对一定的事件或行为进行对与错、当与不当的判断的能力；道德敏感性即敏锐地感知、理解和体察自己、他人及社群的情感、需要和利益的能力。

⑶ 道德教育的特点

道德教育实际上就是对受教育者有目的的是以道德影响 ，帮助受教育者提高道德姐夫和认识，陶冶道德情操，锻炼他们的道德意志数列的他们的道德信念，培养他们的道德品质，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
道德教育的主要特点应该是反对灌输，注重受教育者的主体能动性。
要充分注重道德教育理论上的多学科整合关系。
学校的道德教育要注重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有力的保障道德教育的成效。
嗯。

⑷ “道德教育”对提高人的道德水平，有什么直接关系

在校学习后，他的思想境界和为人处事的能力都有了一定的提高，对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人们的幸福生活做贡献从道德修养的角度来看，道德修养是人类幸福的必要条件。道德规范的存在直接关系到人们对幸福的追求。可以说，道德的存在本身就是基于人与人之间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冲突。

比如在成才问题上，一方面有着强烈的成才愿望，另一方面又缺乏努力拼搏、勇攀科技高峰、经得起贫穷和孤独的决心和毅力。因此，要在学校教育的指导下，不断学习，加强思想道德修养，提升自我。德育对于提高大学生的政治理论素质和思想认识水平，帮助他们明辨是非，汲取精神营养，获得真善美的精神启迪，不断提高思想道德修养具有重要意义。

⑸ 道德教育内容是什么

•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富之”、“教之”、“使民以时”等观点，提出了一系列颇具创见的关于民众道德教化的理论和方法，这对于当前我国正在实施的公民道德教育具有启迪作用；

• 民众道德教化的前提和条件：由立“恒心”引出制“恒产”；

• 孟子民众道德教化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是重视“心理—情感”因素对人们行为的决定作用；

• 在孟子看来，要实现道德教化的目标，关键在于树立民众的“恒心”。孟子所谓的“恒心”，简单地说就是遵守基本伦理规范所必需的心理稳定状态；

• 有此“恒心”，民众就能做到“不为恶”、“不犯刑”；否则民心漂浮，日常行为就极可能“放僻邪侈，无不为己”（《孟子·梁惠王上》，以下只注篇名）；

• 因此，对民众的道德教化问题可以归结为如何实现“恒心”从无到有的转化问题；

• 孟子由此通过分析民众与其职业密切相关的心理—情感特点，考察实现这一转化的条件；

• 孟子所谓“民”主要指农业劳动者，他们需要“恒产”或稳定的产业来维持一家的生存。孟子认为，没有“恒产”这一物质基础，空谈伦理要求，根本不会为民众所接受，因为他们“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梁惠王上》）；

• 因此，孟子得出结论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惟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同上）。这就意味着道德教化的现实前提在于“制恒产”，没有“恒产”作物质基础，道德教化不可能真正进入“民心”；

• 为了强调制“恒产”对于立“恒心”的重要性，孟子还进一步阐释了“恒产”对于道德教化的积极意义：首先，制“恒产”是“惠民”的表现，它能唤起民众的情感认同，从而树立统治者的威信；

• 其次，孟子认为，民有“恒产”，就不会终年为生存发愁、奔波，因而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闲暇”；

• 这一闲暇为民众追求精神生活提供了有利条件。孟子强调：“明君制民之产……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梁惠王上》）；

• 这里，“从之也轻”所描述的正是民众消除了基本的生存忧虑，从而愿意接受引导的心理状态；

• 民众道德教化的现实过程：从有“恒产”到有“恒心”民有“恒产”是否就能保证有“恒心”呢？孟子以性善论为根据，对此作了明确的回答。孟子认为，人都有“四心”，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

• “四心”是人生来就有的道德萌芽，即为善之“才”。但“四心”也可能丧失，这在民众表现为“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告子上》）；

• 就是说，如果没有教养，无论有无衣食之忧，民众都可能有这种表现，其原因则“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同上）。可以说，民无“恒心”的客观原因是无“恒产”，主观原因则是“陷溺其心”。因此，要使民众有“恒心”，还必须注重主观方面的培育；

• 同时，也正因为人人都有“四心”，培养民众的“恒心”，对民众实施道德教化才是完全可能的。孟子强调，道德教化既是必要的，也是确立民众“恒心”的合理途径；

• 而在孟子那里，道德教化的具体内容则是指在“人伦之理”的指导下，将一套伦理规范融入民众的生活习惯，转化为他们内心的行为准则，具体说就是“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梁惠王上》）；

• 值得注意的是，孟子还提出了一套实施道德教化的方法。这套方法的具体内容是：首先，与职业规律相结合，将道德教化的内容融入制“恒产”的制度。其次，“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梁惠王上》）；

• 它是“使民以时”的另一面，既要“不违农时”，又要利用“不使民”的闲暇来进行道德教化。它意味着实施道德教化应把握时机，并将经济发展和伦理建设结合起来考虑；

• 第三，“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尽心下》），即仁义之理不离日用。因此，道德教化要落到实处，必须从日常小事入手，使其内容能指导人们的现实行动；

• 上述方法的第一方面主要针对的是社会制度的设置。孟子主张将“政”与“教”相结合，他说：“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尽心上》）；

• 这意味着，合理的制度应既使百姓得到实惠，又能培养百姓的规范意识。这样，伦理规范就可通过制度的实施深入到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从而引导人们形成合乎伦理的生产和生活习惯；

• 孟子道德教化的思想特色?跋执壑?孟子的道德教化思想有其特定历史背景和个人思想背景，就其具体内容说，无疑具有其历史的局限；

• 但不可否认孟子的道德教化思想也包含着超越时代的合理因素，这尤其表现在其道德教化方法上；

• 具体说，孟子的道德教化思想在方法论上对当代中国实施公民道德教育具有如下的借鉴意义；

• 首先，经济与伦理相联系的视角。如前所述，孟子的整个道德教化思想都是围绕制“恒产”与立“恒心”及其相互关系展开的。可以说，经济伦理的视角一直贯穿在这些思想中。在现代社会，经济伦理的视角对于我们审视、思考社会道德建设问题尤为重要；

• 从孟子对制“恒产”与立“恒心”关系的论述看，它实际上力图将“惠民”与“教民”融合为同一过程。与之相应，如果我们能在制度设计时，考虑到福利政策与社会道德建设的相互配合和有机结合，无疑能取得更好效果；

• 孟子强调立“恒心”必须以制“恒产”为前提，同时将价值理念融入到制“恒产”当中。这一思想引申到现代社会道德建设意味着：只有创建有利于人们践行价值理念的制度环境，建立一套可供人们在实践中体验的制度，社会道德建设才能切实深入人心，从而指导人们的现实行为；

• 其次，孟子认为道德教化的实施必须“不违农时”，同时利用“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公孙丑上》），以此引导民众的“业余”文化生活。这一思想表明，孟子看到了道德教化的实施应考虑对象职业的特点和规律；

• 这一点在现代道德建设中也不容忽视。其具体内容应包括：通过伦理精神与职业规范的结合，引导人们形成合乎规范的行为方式；

• 道德宣传与职业道德教育相结合，引导人们以道德的观点审视他们熟悉的对象和行为方式。这样既易为人接受，又切实易行；

• 最后，孟子注重从对象的心理—情感入手进行道德教化。他主张，通过制“恒产”来确立民众认同伦理规范的心理—情感基础，然后通过倡导人伦之理来逐渐改造民众的自然性情；

• 这种方式可表述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它通过以“理”（道德理性）化“情”（心理—情感）、“理”寓于“情”、“情”“理”交融来提升人们的道德观念，以实现一个“合情合理”的生活世界。这种强调“合情合理”的道德教化方式可为我们的社会道德建设所借鉴。

⑹ 论德育的重要性

德育的重要性

冰烁
03月24日
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正确实施，各地疫情得到有效的控制，并在逐渐减少与消失。

但是回看整个疫情期间发生各类奇葩闯卡，不听劝阻，殴打防控执勤人员，殴打防疫一线的医护人员等种种恶习，真是丑态百出，轮番上阵。

今又惊闻泰安15岁少年因为引导车辆强闯进入市场，打死市场7旬防疫执勤人员

大是大非面前，某些人都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从不考虑是否给社会、周围的人带来不便，和重疫面前逆行而上的医务工作者简直是天壤之别。

道德教育的缺失从重大事件中体现出来，舍弃小我，成就大我应该是当前的社会发展必须。

希望国家的下一步教育方向首先从娃娃的德育开始，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学习那些为国家奉献的科学家们，走强国之路。

⑺ 道德教育，要从哪些方面进行加强

引言：对于很多教育者而言，道德教育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说不重视道育的话，那么很有可能教育出来了智商高但是品格不好的人。所以说道德教育在教学的工作中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可以通过哪些方面来进行加强呢？

⑻ 浅谈如何使大学的道德教育行之有效

大学生是国家和民族的的希望，肩负着人民的重托，历史的责任。在校大学生在学好科学文化知识，练就强健体魄的同时，加强思想道德修养的自我教育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只有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四有”大学生才能更好的承担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任。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一直被海内外各界知名专家学者所广泛关注。至于如何加强当今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教育，这一直是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关于“如何加强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教育”等问题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科学教育体系。借此，我浅谈一下我个人肤浅的观点。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当前不够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也不在不断加剧，大学生价值取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今的大学生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基本上为80后和90后，有着极强的表现欲和参与欲，尽管他们的思想主流呈现积极向上的姿态，是有知识，有头脑，有个性，会生活的群体，但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一.社会意识形态认知水平偏低。这主要表现为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不够坚定，缺乏信仰、信念，在政治取向上存在一些功利性倾向。部分学生一方面把政治看作是自己成长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又不想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功利倾向较明显。例如：现在有很多大学生拼命地想尽一切办法入党（入党后相对于一般人来说更容易找工作），我有一次问我的一个女学生：“你为什么那么想入党啊？”。结果她很自然地说：“入党好找工作啊！而且容易生职”（其实有很多人是这样想的）。更有甚者，有些学生原来想尽办法入党，结果入了党后却又抱怨每年都要交党费。像他们这样的社会意识形态认知水平是着实令我很担忧的，因为我不知道他们将来踏入社会后能否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价值观倾向利益化。这主要表现为当代大学生更加注重实际利益，并把追求个人价值与社会奉献对立起来，对奉献与索取统一的要求不断降低。一些大学生在实现人生追求的过程中往往重物质利益轻无私奉献，重金钱实惠轻理想追求，重等价交换而不愿付出爱心，重个人利益轻国家集体利益。他们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选择个人主义为自己立身行事的准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他们不管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或遇到什么样的事，总是先为自己打算，把个人利益放在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之上。还有一些人则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视为等价交换的关系或利益交换的筹码和条件。他们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不变的利益。今天的的朋友有可能成为明天的敌人，而今天的敌人也有可能在明天成为朋友，一切因利益而决定，一切由利益而改变。当代大学生在价值观的选择上，本应强调立足自我兼顾他人，然而一些大学生的行为方式受到现实利益的驱使，过于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这种以保证自身利益为首要任务，忽视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是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的，也是与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修养教育准则相违背的。
三.公德践行能力较弱。现代大学生大部分都有较强的社会公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但同时，他们的公德践行能力也是十分弱的，对道德行为的要求和监督还不严格，自理自立能力差，依赖思想严重，劳动观念淡薄，劳动能力差。据调查，许多大学生都曾为贫困地区、贫困学生、灾区捐过款。例如，在5.12汶川大地震后，大学生捐款很踊跃。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学院学生就向灾区主动捐款10多万元，还主动去社区照顾孤寡老人。但他们当中有好多人经常起床不叠被子，有些同学甚至被子衣服都带回家给父母洗，自己卫生搞不好也不注意公共卫生，在图书馆阅览时常常损坏杂志和书刊。甚至有人借学校助学贷款不还。当被问及“是否有乱扔垃圾的行为”时，大部分的学生答“偶尔有”或“经常有”。当被问及“如果你的一个好朋友存在偷窃、考试作弊等不不良行为时，你会怎么办？”一半以上的学生选择了“不告发”。由此看来，他们还不能正确地理解友谊，道德的真正含义，这也决定了他们的公德践行能力不可能很强的结果。
四.理想信念不坚定。有些大学生在没刚踏进大学校门之前对大学充满了无限的向往之情，对自己的理想和人生追求也是信心百倍。然而上了大学后，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他们面临的各方面压力也更大。于是很多人被现实的种种坎坷打败了，认为接受高等教育也不一定有好的出路，老实安分的读书没有前途，所以出现厌学甚至逃避学习的行为，如：有的大学生对生活失去信心，对学习毫无兴趣，有的以应付老师和考试为目的，照抄照搬别人的作业，考试舞弊，把大好时光浪费在打扮、攀比、拉帮结派、早恋、追星等上面而荒废了学业。
五．传统美德认同度滑坡。随着社会生活水平

⑼ 如何看待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的中文摘要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道德教育方面更是积累了五千年的经验，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安定和谐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教育之所以能够奏效，是因为传统社会的道德教育接受了儒家的观念，切实做到了以下几点：
第一，高度重视道德教育，树立了道德教育的明确目标，并把道德教育视为一个由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宗教教育构成的完整体系
早在《礼记·学记》上就有：“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观点。这就是说，建立一个政权和领导一国的老百姓，教育是至关重要的。而“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礼记．学记》），教育的目的是“长善救失”，即使人的过失得以挽救，而使人善良的方面不断增长。可见，道德教育是古代教育的核心内容。道德教育必须从修身，即达到身心和谐开始，进而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乃至国与国之间的伦理关系。因此，只有教育办好了，人心得治了，伦理关系协调了，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人们真正长久的幸福生活。
而中国古代的道德教育之所以能够奏效，是因为它是一个由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宗教教育等构成的完整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特别重视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强调家庭教育是道德教育的开始，社会教育是家庭教育的扩展，社会教育应当秉持孔子提出的“思无邪”的理念。因此中国古代的文艺作品，都遵循着孔老夫子的这一思想，不论音乐、歌舞、戏剧、诗词等等，无不是以宣扬道德、弘扬正气为主要内容，这样才能使社会的正气上升，邪气下降。在科学迅猛发展的今天，网际网络渗透到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因此社会教育对人价值观的影响更是起着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所以我们的文化部门、新闻媒体，网际网络等，更应当承担起弘扬社会正气的责任，为倡导和树立正确的道德观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此外，宗教教育在中国传统道德教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佛教，本质上就是一种教育。佛陀教育教导人“诸恶莫做，众善奉行”与儒家重视道德教育的思想本质上是一致的。自公元67年佛教传到中国后，受到中国朝野的欢迎，成为一种高度艺术化的教育。而这种艺术化的教育，体现在佛教的建筑、雕塑、音乐、绘画之中，成为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形成淳朴向善的民风和达到社会的安定和谐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二，采取了道德教育的有效方式，强调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作用
《说文解字》把“教”解释为“上所施，下所效”。儒家看到道德教育的有效方式是身体力行的感化而不是空洞的说教，是开启人的爱心、羞耻心而不是强制灌输一种理念，因此特别了强调“正人先正己”、“身教胜于言教”，强调了作为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者的领导人的道德示范作用。在这方面，孔子多次强调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意思是说，领导人的德行好比风，老百姓的德行好比草。风向哪边吹，草就向哪边倒。又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说法。实践证明，“上行则下效”：“上有克让之风，下有不争之俗”，“上清而无欲，则下正而民朴”，“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大臣不廉，小臣必污；小臣不廉，风俗必败。”由此可见，作为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领导者的道德修养对于形成一个社会良好的社会风尚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孟子继承了孔子重视领导者以身作则的道德示范作用，他说：“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孟子·离娄上》）只有仁人应处于统治地位。不仁的人处于统治地位，就会把他的罪恶传播给广大的群众。追溯历史，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士大夫阶层实现政治理想的过程中，尤其重视个体品格的高低，重视个体人格的力量，良好的个体道德修养成为为官者首要而基本的条件。包拯清正廉明、不畏强权的为官品格；海瑞为民请命、刚直不阿的风范，都为统治者和平民所敬仰。
第三，把道德建设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通过各种制度建设保证推行道德教育
中国古代对道德教育的重视，并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依靠各种社会制度来加以强化。简单地讲，社会弘扬什么，就要通过制度激励什么；反对什么，就要通过制度约束什么。英国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密尔说的好，“当社会不利于人常常运用高尚的情感时，这种情感就会由于缺乏培养而枯死。”从这个意义上说，从法律、监督机制的健全、激励机制的完善上保障和推行道德教育，也是十分必要的。中国古人重视道德教育，但绝不意味着因此忽视了制度的完善和健全。在中国古人那里，道德教育与制度建设这两者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
例如，为了落实孔子“举贤才”、“举直措诸枉，能使枉者直”的主张，孟子进一步提出：“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孟子·公孙丑上》）这一观点也为历朝历代的开明统治者所接受，因而注重从官吏的选拔、考核、监察、奖励、培训和管理制度上落实“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汉书》卷6，第167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62年版)的主张，这对于维护传统社会的和谐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四，着重培养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能力
世界所有冲突、不和谐的出现，根源在于利己与利他之间的冲突。因此，要化解冲突，每个人都要首先反省自己的不足，而不是去指责对方。孟子对这一点的阐述尤为详尽。他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
在《中庸》上也说，“射有似乎君子，失之正鹄，反求诸其身。”意思是说，我们做事如果没有成功，就应当马上反过头来从自己身上发现不足。这正如一个射箭的人，如果他射箭偏离了靶心，他不是去寻找客观的原因，而是回过头来反省自己的技艺不精湛。孔孟所称道的尧舜禹汤等古代的圣人，都是这样“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楷模。商朝的汤王，在自己洗脸的盆子上面刻了一段话，“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学》：“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时时督促自己要不断进步。汤王遇着大旱祷雨时又提到：“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论语·尧曰》）。意思是说，只要我自身有罪，不要因为我的过失殃及到天下百姓的身上。天下的老百姓有罪，都是我自己没做好，都该由我自身负责。
在中国古人看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社会风气的好坏，与社会中的每个人息息相关，而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对社会风气的好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不仅是每一个领导者，而且每一个普通的人，都应当有这样“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态度。陈寅恪说过：士大夫无耻，是为国耻。而作为读书人，作为知识分子，更应当具有这样的反省能力。应当说，从自己做起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和道德观，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也必须承担的道义责任。
古人说：各相责，天翻地覆；各自责，天清地宁。如今小至家庭夫妇之间的冲突，大至种族、国家之间的冲突，从很多的程度上都是由于彼此之间只知道责怪对方，而不能够反躬自省而导致的。只有人人都能做到“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才能最终化解冲突和矛盾，维护社会的和谐和世界的和平。

孝亲观念的现代意义
内容摘要：“孝”是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千百年来一直作为伦理道德之本、行为规范之首而倍受推崇。现代家庭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和追求个人自由、权利意识的蔓延，使得孝亲观念越来越为人们所忽视。从而也出现了很多人伦关系失调、家庭关系紊乱等社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是多方面的，重新认识和提倡儒家伦理中重视孝道的思想，对于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推荐阅读
主题词：家庭美德 孝敬 尊老 儒家伦理
对于现代家庭关系问题的讨论，笔墨日益集中于夫妻双方关系的处理和协调，这是否意味着现代家庭中子女越来越少地关注对父母的赡养与孝敬问题？易言之，传统社会中浓厚的孝亲观念在现代家庭中还处于何种地位、起着多大的作用呢？带着这个疑问，笔者对当代家庭中子女对父母的“孝敬”问题进行了访谈调查。
调查是在烟台开发区的一个居民小区中进行的。由于地处开发区，集中了许多年轻的和中年的夫妇，与地处开发区的特点有关，这里聚集的年轻人都具有较高的学历和较好的文化素质。我们的访谈对象集中于那些与儿女生活在一起的老年人，了解他们对儿女的孝亲观念的看法。这些回答似乎反映了某一年龄段（25--35岁）、某一文化层次（大专以上学历）的城市青年（或中年）人对孝亲问题的态度。

在谈及儿女对父母是否“孝敬”的问题时，这些老人的回答大都是肯定的。然而，这些肯定的回答在我们听来，都带有一种“知足常乐”的无奈。在他们看来，能和子女生活在一起，受到儿女的照顾，就很满足了。而这种满足似乎来自于与那些歧视打骂父母、吃父母的、要父母的、拿父母的儿女的对比。从他们的谈话中还得知，对于洗衣、做饭、照看孩子等家务，他们也都心甘情愿地承担了，目的是为了在自己能干活的时候，不要成为子女的包袱。至于象子女不高兴了，说话时不在乎父母的感受、甚至带有训斥的口吻等情况，他们也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心态接受了。他们的精神生活，更多的是来自于与孙子、外孙的感情交流，而来自于儿女的却很少。儿女也没有很好地意识到应该关心父母的精神生活，而把孝仅仅理解为赡养父母。这与中国传统社会对“孝”的理解相距甚远。
“孝”是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千百年来一直作为伦理道德之本、行为规范之首而倍受推崇。如孔子的“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第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孟子的“仁之实，事亲也者”（《孟子·离娄上》）、《孝经》上的“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都把孝视为仁、义的根本，“人伦之公理”。后世的思想家和历代统治者也把它当作维护社会伦理关系和政治统治的重要手段，并从不同的角度、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孝”的含义、内容以及各种具体要求。

I．
孝道为什么这样为古人所重视呢？
在儒家思想家看来，孝敬是性德，即本性中所具有的品德。儒家讲人性本善。人性的本善体现在人生而具有的恻隐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的基础上。而建立在父子亲情这种自然的伦理关系之上的孝敬，最容易体现出人生而具有的恻隐之心等。因此，讲孝最容易开发本性，使本具的性德昭显。儒家仁的思想正是建立在孝这个根本的基础上的。因此，这个字绝对不能疏忽。理解了这个字，也就理解了儒家思想的精髓。从孝这个字的构成来看，孝是一个会意字，上面是个老字，下面是个子字。孝这个字的含义就是说，上一代与下一代是一体、不是两个。如果有两个这个观念，那就不是孝了。上一代还有上一代，过去无始；下一代还有下一代，未来无终，无始无终是一体。在外国，中国人还保持着祭祀祖先的传统，外国人不理解，问：几百年、几千年前的祖先，认都不认得，还祭祀他们干什么？但是他们不懂得“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的道理。中国人祭祀祖先，这个情存的深厚！远祖不忘，对眼前的父母哪有不孝敬的道理呢？儒家从纵的方面讲孝的教育，从横的方面，则讲兄弟之间的悌，又把它推广到“四海之内皆兄弟”。可见，孝悌教育做好了，整个社会的人伦关系就自然会井然有序了。
推行孝道责任重大的是老师。因此，孝亲和尊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儒家特别强调尊师重道的重要，强调老师的恩德与父母的恩德是一样的。这在古礼中表现的特别明显。在《礼记》中记载，男子20岁行冠礼。从此以后，他的祖父母、兄弟姐妹等亲戚都不再叫他的名了，而改称他的字，甚至连皇帝也是如此，都称他的字表示对他的尊敬。只有父母一生都可以称他的名，还有就是老师也可以称他的名。可见，老师与父母的恩德是相等的。父母去世，要守丧三年；而老师去世，也要守（不穿孝服的）心丧三年。皇帝接见老师，也要降阶，不能以君臣之礼接见，而必须以宾主之礼接见，即皇帝站在东面，老师站在西面。可见，儒家对师道尊严是何等的重视，把孝道和师道看成是教育的大根大本。

儒家讲的孝的内容十分丰富，不仅要养父母之身，而且要养父母之心、父母之志，不能让他们常常担心。如果自己常常让父母担忧，那就对不起父母，就是不孝了。例如，到学校读书，功课不好，让母亲担忧，就是不孝；不敬老师，和同学不能相处，让父母担忧，就是不孝；蹋进社会，工作不认真负责、不尽心尽力，让父母担忧，是不孝；对长官不尽忠，是不孝，与同僚不能合作，让父母担忧，也是不孝。因此，《论语》上讲：孝就是能够做到“父母惟其疾是忧”，即父母仅为其疾病担忧，而完全不必为任何其它事情担忧。可见，一个常常怀有孝心的人，就几乎是一个完人了。因此，古代有“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说法，是不无道理的。
II．
古代关于孝的有些论述和要求不仅在当时具有进步作用，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家庭生活的和谐也仍有可供借鉴的内容。从现代社会与现代文明观念出发，儒家所讲的“孝”，其合理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赡养父母。早在《尚书·酒诰》中就提出了“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意思是说，臣民之所以努力种植各种谷物，是为了事奉他们的父兄。农功既毕，牵着牛车将谷物运到远处去贸易，也是为了奉养他们的父母。这里就提出了赡养父母的道德问题。《诗经》上也有很多篇章，一再强调子女应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如《诗经·小雅》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出我腹我”。意思是说：爹生我，娘养我。抚摸我，爱护我，养大长大教育我，照顾我啊挂念我，出门进门抱着我。因此，子女赡养父母，也是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作为儒家经典的《孝经》，更是把赡养父母作为庶人的主要孝道，指出：“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可见，传统儒家伦理对于赡养父母是十分重视的。有时候，甚至超出了道德范围而以法律形式加以保证，规定不孝在法律上要受到处罚。《孝经·五行章》有：“五行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的说法，规定对不孝者要“斩首枭之”。北齐律首创“重罪十条”，而其中不孝罪为“十恶不赦”的罪名之一。唐律规定，骂祖父母与父母的要处以绞刑，殴者处以斩刑，从而对不孝的种种罪行作出了更具体的处罚。

第二，尊敬父母。一般人认为赡养父母就是尽了孝道，针对这种看法，孔子说：“今之孝者，是为能养犬马。皆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就是说，仅仅把“养”作为“孝”的标准，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对于养犬马而言，也是“养”，不敬重父母，就与养犬马无法区别了。《礼记·祭义》上也讲，“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事奉父母，重要的是子女从内心发出对父母的真诚的尊敬之情，保证父母在精神上得到欣慰，使他们心情愉悦。所以孔子说：“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政》）。意思是说，事奉父母时保持和颜悦色是最难的。有事情子女去做，有酒食让父兄先吃，这样做就能称得上是孝了吗？对父母和颜悦色，尤其要表现在当父母犯错误的时候，不能发火：“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无怨”（《论语·里仁》）。意思是说，侍奉父母，如果他们有不对的地方，要轻微委婉的劝说，操劳而没有怨言。可见，儒家的孝道把尊敬父母视为孝行的高层次要求。养与敬相比，敬是更根本的。因此曾子说：“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礼记·祭义》），孟子也说：“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孟子·万章上》）。

第三，“尊老”。儒家把孝不限于父子关系，还扩大到家族亲戚之间，如《礼记·坊记》提出，“睦于父母之党，可谓孝矣”，主张“入则孝，出则悌”，即在家孝敬父母，出外尊敬长者，把家庭敬老观念推广到社会。自汉代以来，儒家的尊老、爱老、养老的伦理观念牢固地扎根于家庭、风行于社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成为人们奉行的行为规范，要求人们不仅要孝敬自己的父母，而且也要用同样的感情去敬爱别人的父母。
在儒家看来，至少要做到以上几点，才能称得上是“孝”，以这种标准来衡量今天的“孝”子，恐怕有很多人就很难名副其实了。一些在古人看来是孝敬父母的起码要求和必备礼节，在现代许多年轻人眼中无异于“天方夜谭”。实地访谈的结果表明，要使儿女总是对父母保持和颜悦色的“愉色婉容”，已经很难做到了。至于子女偶尔不高兴向父母发点脾气，在一些家庭中已成为“家常便饭”。而这些老人却只是默默忍受了，总觉得比起那些“不肖”子孙而言，自己的儿女已经做得不错了。
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子女的孝亲观念尚且如此，一般社会大众、特别是农村子女对待老人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对这一点虽然没有做过专门的调查，但翻开反映老农生活的报刊杂志，亲生儿女（儿媳）打爹骂娘、遗弃侮辱父母、视父母为包袱或保姆等事例随处可见，许多老人凄凉悲苦的生活活生生地展现在眼前，令人目不忍睹。这与中国儒家伦理历来倡导的养亲、尊亲、敬老的传统美德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III．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曾经影响中国人上千年的孝亲观念的衰退呢？
其一，对传统孝道的猛烈批判，忽视了传统孝亲观念中的合理成分。中国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尤其是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以后的十年文革期间，孝道连同一切封建道德受到了猛烈的批判，人们从不同角度、各个方面揭露了封建孝道的弊端与危害。不可否认，传统孝亲观念是在重视阅历和经验的农耕社会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漫长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受到宗法等级制度的深刻影响，“孝”的内容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宗法等级色彩，有许多愚忠愚孝的内容和阻碍现代社会发展的因素。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等等。但是，应当明确的是，这些消极的因素并不能代表儒家孝道思想的主流。同时，对儒家经典中的这些论述，也不能作断章取义的曲解。由于一些人对传统孝道良莠不分的批判，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在当代社会产生了不良社会后果。
其二，西方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淡化了子女养亲敬亲的义务感。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尤其是西方腐朽价值观的侵蚀，一些人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等思想意识急剧膨胀，自我表现中心，自私自利。例如有些人受到功利主义的影响，认为，老人只有消费，没有生产，是一种累赘、一种负担，敬老观念日渐淡薄，甚至骨肉至亲，也不喜欢家中有随时需要照顾的老人同住。只有极少数需要老妈妈帮忙看家、煮饭、洗衣服、带孩子的，才愿意与老人同住。再就是父母本身有钱，不构成子女的负担，儿女才乐意与他们同住，亲自奉养。这些人心中只有自我，或放大了的自我，即妻子与儿女，没有父母，不尽人子之责，不赡养扶助父母，甚至歧视、虐待父母。这不但破坏了家庭的友爱和睦，给父母在经济上造成极大困难，在精神上造成极大痛苦，而且败坏了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和敬老传统。就这样，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把儒家的“必养且敬”的孝子标准简化为“必养”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社会上出现了大量打爹骂娘、不顾父母之养等“大逆不道”的现象时，那些尚能赡养父母的人就成为“孝子”。这也就不难理解那些能够受到子女赡养照顾的老人们那种“知足常乐”的心情了。

当然，以上这些现象的产生，也是与我们社会生活的变动和教育的脱节是分不开的。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大力弘扬传统孝德尤为重要。弘扬传统孝德，必须首先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这是因为，现在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时期，一些持激进观点的人对曾经扮演过封建道德的孝亲观念能否在现代家庭伦理关系的协调上起到积极作用持有怀疑甚至否定态度。
IV．
那么，在当代中国弘扬传统孝亲美德的根据和价值在哪里呢？
从道德的发展来看，社会主义道德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对过去人类一切优秀道德的继承与发展。社会主义道德必须根植于民族的传统道德。社会主义道德并不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是弃糟取精。尽管传统道德中含有其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性的内容，但又有其不可忽视的超越时代的可继承的内容。例如，传统孝道中的养亲、尊亲美德，一方面有利于维系人类的种族繁衍，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有其客观物质的基础；另一方面又有利于和睦亲情，维系人类家庭，是血缘亲情的自然表现，具有主观心理的根据。又如传统孝道中的敬亲、尊老美德，强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把孝悌作为仁之本，“爱人”首先从爱父母做起，然后爱其族人、爱其长上、爱其民族、爱其国家。这种推己及人的自然亲情，符合人的认识与情感发展的规律，易于为人们所接受。试想一个连自己的父母都不敬爱的人，怎么可能让他真心实意地去爱他人、爱民族、爱国家呢？可见，弘扬敬亲、尊老美德，有助于维持社会秩序，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因此，孔子有“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作乱者鲜矣”（《论语·学而》）的说法，《孝经》上也有“长幼顺故上下治”的说法。可见，孝亲观念的教育是维持良好的社会伦理秩序的根本。而当代西方国家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法治相对健全的情况下，仍然出现了犯罪率激增、少年犯年龄下降等现象，无疑与夫妻关系失调、家庭崩溃、父子失教的状况有关。

可见，传统孝亲美德在当代社会仍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在“孝”的观念和行为中有值得我们去挖掘的诸多合理成分。我们不能因为它存在某种缺点就对它完全否定。对于这一点，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谈到：“一般醉心于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谈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的多”，“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民族主义》第六讲）。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受儒家文化深刻熏陶的东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儒家孝道的积极方面，才在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面对当前中国社会大量出现的不养老、不敬老现象以及新加坡、韩国、日本等东方国家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取得的成就，孙中山先生的话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总之，基于他国的经验和中国的现状，对儒家传统孝亲观念进行全面的剖析和鉴别，吸取其中有价值的合理思想，在家庭中强调“孝”的美德，在全社会提倡养亲、尊亲、敬老的社会风气，对于改善老年人的生活处境、稳定社会秩序和人伦关系、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等都将具有重要意义。

⑽ 请问，傅玄的教育思想是怎样的

傅玄是晋初的一位教育理论家，教育规划的首创者。

那么来看看他的教育思想吧！第一，论教育的地位与作用，傅玄从人性论与治国安邦两个方面来论述教育的地位与作用。首先在人性的问题上，他认为人性既有善的因素，也又有恶的因素，有善有恶才是人性的完整含义，教育对人性的作用则表现为因善与恶两方面，教育就是扬善抑恶的日长日消的过程。其次，从治国安邦的角度，傅玄继承了德威并举的政治思想，只有德威并济，两手并举，方能“使其民可教可制”，通过教育，养成礼义之德，最终才能达到上安下顺，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

作为一位纯粹的儒家学者，目前能从经济的角度研究教育的发展，在当时是很有积极意义的，他的主张对晋初经济的繁荣，文教发达是有影响的。

以上就是小编对问题的回答，如有错误，敬请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