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法学辞典
Ⅰ 民事权利体系这个问题应该从哪些方面来答
可以根据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不同组合对所有的民事权利进行两级分类。依形式逻辑的规则建购的抽象、一般概念式的体系，此种体系乃是许多法律，特别是民法典的体系基础，但即使民法典也未必完全吻合此种体系。由——作为规整客体的——构成事实中分离出若干要素，并将此等要素一般化。由此等要素可形成类别概念，而借着增、减若干——规定类别的——要素，可以形成不同抽象程度的概念，并因此构成体系。借着将抽象程度较低的概念涵摄于“较高等”之下，作后可以将大量的法律素材归结到少数“最高”概念上。此种体系不仅可以保障最大可能的概括性，同时亦可保障稳定性，因为这种体系是完整的，于体系范围内，法律问题借逻辑的思考来完成。
第一级是按照权利是绝对权还是相对权;第二级则是按照客体的不同划分出不同的绝对权或是相对权，比如绝对权中包含物权、人格权和知识产权。第三级则是按照主体的不同关系对不同的权利在做出划分，比如，所有权可以包含单独所有权、共同所有权和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下面对每一类权利的具体包含的权利详细论述。
首先是绝对权。从绝对权本身的意义上来说，它是特定的权利人与不特定的义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绝对权一般来说是由法律直接规定的，即便他的产生可能是由当事人的法律行为或者是事实行为设定的，但是这并不否认绝对权的内容必然是要有法律直接规定。否则不特定的义务人就无从履行义务。一般来说，履行绝对权的相应义务，只要义务人的消极不作为就可以了，并不需要他有什么积极的行为，这是绝对权的最本质的特征，它体现了一种最基本的社会稳定秩序。只有在义务物人积极的侵害权利人的权利或是妨害权利人行使权利的时候，才构成侵权。 [24]绝对权和相对权的侵害是有所不同的，这也是两种权利的性质不同所决定的。绝对权的行使不要求义务人有任何积极的行为，只要求义务人不作为就可以，因此，侵害绝对权并不以过错位要件，只要时义务人对权利人行使权利有所妨害，权利人就有权要求义务人停止妨害，恢复其行使权利的状态，在这一点上，无论是物权、人格权还是知识产权，都是一样的。下面对绝对权做出分类，在分类的同时，贯穿着第二级和第三级分类。
人格权。人格权是权利人基于人格利益而产生的权利，它是权利人存在于社会的最基本的权利，是自出生时起，伴随着权利能力的始终，依法所固有的。人格权按照客体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以权利人的人身为客体的，包括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一类是以权利人的其他人格利益(精神利益)为客体的，包括姓名权、自由权、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个人尊严权、个人情报知悉权。 [25]人格权因为是依法为个人所固有，因此是不可转让的。即便是许可他人使用某些精神性的人格权(比如姓名权、肖像权)，也是权利人终有一天可以收回的。权利人所享有的权利来自人格利益，而非物质的利益。虽然可以独立与主体而存在，却是不能离开主体而转让的。
物权。物权是权利人因为对物的利益而产生的财产性的权利。他包含着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物权人可以直接支配物，而不需要受任何人意志的影响。
在物权中，要特别提出的是权利人为复数的物权，因为此时，如上文所述权利人行使权利的绝对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他是物权重要单独分出的一类特殊的权利。物权中有一种特殊的权利，就是合伙人的权利，他们共同对财产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经营管理，实际上这是共有所有权的一种发展，合伙人之间的共同行使财产权利的权利，是合伙人权利的一项权能，具体地说，是社员权的权能。
继承权。继承权是绝对权，继承人的继承权——无论是继承既得权还是继承期待权——都是继承人因为继承关系而享有的对遗产的权利和与被继承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继承权的实现，不需要任何义务人的积极作为，只需要他人不妨害其行使权利。因此继承权是一种绝对权。在继承人为多数的情况下，还涉及到多个继承人对遗产的权利，因此，他们的权利的绝对性也是要受到一定的限制的，这一类权利也是要重新分离出来的。
知识产权。包括著作权、专利权和商标权，他们都是权利人对一种智力成果的权利——有人认为商标并不是智力成果，知识产权的对象的共同特征是他们都是由财产价值的符号，此观点更为可取——知识产权是绝对权，这其中同样涉及到复数权利人的情况，也同应该单独分离出来。
股权。如上文所述，股权是一种特殊的权利，他是股东们基于对公司的投资所产生的财产性的权利，包括经营管理的权能和按投资进行利润分配的权利。股权不是物权，也不是债权，而是一种独立的权利。股权也不是社员权，社员权不是独立的权利，而是股权中的一项权能。这种权能在很多权利中都能够体现，比如在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中。
第二大类权利是相对权。相对权有特定的权利人和义务人，权利人和义务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有法律规定的，也有通过意思自治自行设定的。权利人权利的实现有赖于义务人的积极作为，如果义务人不履行义务，他就侵害了权利人的权利，权利人就有权要求义务人承担侵权责任，这种侵权责任的承担，必须要求权利人有过错，义务人对权利人权利的侵害转化为损害赔偿之债。下面对相对权进行第二级和第三级的分类。
债权。债权是典型的相对权，债权是基于债务人的给付行为而产生的利益所享有的权利。债券的实现，有赖于义务人的积极履行义务的行为。
亲属权。亲属权是亲属之间基于亲属关系而产生的权利。亲属权——比如配偶权、被赡养权——都要求有特定义务人的履行义务，亲属权伴随亲属关系的始终，是依法律所产生的，这是亲属权与债权的最大区别。
Ⅱ 日本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
就日本的经济法理论而言，对其讨论大致可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两个阶段。战前的日本经济法受德国经济法理论的影响，以统制经济法为基本特征。战后受美国经济民主的自由竞争思想的影响，以维持市场竞争秩序法为基本特征。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以统制经济为中心的经济法思想
经济统制是指国家在确定了某一目标后，对经济活动施加权力干预使之朝着既定的方向发展，以实现国家的特定经济目的。而以经济统制为基本特征的法律，可以说在日本拥有百年的历史土壤。日本社会是极其容易地接受这样的法律制度的。
1、二战结束前的统制经济法立法活动
从近代日本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尽管明治维新选择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并为此建立健全了市民法体系，如明治23年（1890年）就颁布了《民法》《商法》等。但是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日本的市场经济体制并没能通过自由竞争一步步地走向成熟，而都是在特殊的国内外环境下被统制经济所代替，而统制经济法[2]正是国家实现统制经济的最有效的手段。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虽处于战局之外，但却是参战国的市场，这为日本国内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契机。为适应战时需要，保护经济的继续发展，日本政府一方面采取了强权的战时经济统制，如大正3年（1914年）制定的《有关战时工业源料出口取缔事宜》，大正6年（1917年）制定的《黄金出口禁止令》和《战时船舶管理令》等；另一方面又对与战争有关的产业进行特殊的保护措施，如《军需工业动员法》、《战时海上保险法补救法》、《染料医药制品奖励法》等。二战爆发，日本社会又进入了所谓的战时经济时期，日本政府重操战时经济统制政策，颁布了《国家总动员法》，以保证人力、物力资源投入战争，同时还颁布了各种战时临时经济统制法令。
2、经济法概念的引入及其影响
正如大家所知，经济法这一用语最初是从德国法中的“Wirtschaft srecht”一词中翻译过来的，并且是以经济统制为其基本特征的。
日本对经济法的理论研究是从大正末年到昭和初开始的。孙田秀春于大正14年（1924年）发表的“劳动法与经济法的关系”中最早把经济法的概念介绍到日本。由于历史上日本法律对德国法律的依存性，加之战时统制经济政策的共性以及本国在统制经济体制下所存在的上述大量的经济立法活动，使日本各界非常容易接受当时德国的以经济统制为基本特征的经济法理论，将经济法与经济统制法视为同一概念，从国家强权介入经济活动以实现特定目标这一立法目的来认识经济法的现象。
善长逻辑思维的德国学者曾从不角度来定义经济法的内涵，他们的理论对日本的经济法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日本学者们也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经济法的各种含义。一些行政法学者们从政府的“公共福利”目的来认识经济法，并使用过“经济警察”这一概念[3]；民商法学者也对政府所实行的官民企业一体化所形成的具有一定行政权力的企业组织和事业者团体组织十分关注。
当时针对这一普遍的社会现象，各部门的法学家发表了许多论文和著作以阐明各自的观点。如公法学者田中二郎的《经济统制法的发展及现状概况》，民商法学者末川博的《加强统制法与对私法的关心》、川岛武宜的《经济统制法与民法》等[4]，都是从经济统制的角度来认识经济法。可以说当时日本经济法的核心概念是“经济统制”。
总之，明治维新以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日本社会一直是处在统制经济体制之下，这种否定私人企业经营自由的统制经济，必然要影响立法目的。强调国家的特定经济目标、垄断特权，忽略甚至不允许私人企业自由竞争，集中代表了这一时期日本经济法的立法思想和价值取向。所以，日本经济法学者称这一时期的经济法是以统制经济为中心的经济法时期。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的经济法思想
如前所述，日本在从德国引入经济法概念时，曾对经济法问题展开过大讨论，但对经济法是一个新兴的独立的法律部门的研究却是在二战结束之后才开始的。
1、经济法的新理念与经济法理论体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占领军根据美国的经济思想，要求日本经济非军事化、民主化，并颁布了一系列的经济民主化法，其中重要标志就是1947年4月《禁止私的垄断与确保公正交易法》（以下简称《禁止垄断法》）的制定。
随着《禁止垄断法》的制定和实施，有的学者开始主张要以的竞争理念为中心开展对该法律制度的研究，并积极地去思考如何建立一个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的新的经济法理论体系。当时为九州大学副教授的丹宗昭信在1958年的《经济法》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经济法（学）的独立性――试论由“统制”概念而形成的经济法的统一体系》的论文，作者以带引号的统制概念为基础，提出应当把《禁止垄断法》体系中自立性的“统制”这一本国的经济法与战时经济统制法体系中他律性的“统制”这一外来的经济法区分开来。并进一步指出：经济法既不是什么行政法，也不是商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我们有必要将经济法从行政法、商法中独立出来进行单独地研究。[5]但是，由于长期受战时统制经济法思想的影响，在许多从事经济法学研究的学者中政府与经济一体化的意识依然很强，为此要建立一个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的经济法理论，并使其成为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正式的新的经济法理论，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时间上都需要有一个适应期。尤其是由于“统制”是一个包含着对多种经济活动加以规制的、内容极为丰富的概念，所以，新的经济法在形式上往往表现为是涉及到各个领域的法律制度。为此，如何将战时以统制经济为中心的经济法与新的以《禁止垄断》为中心的经济法联系起来，进行继承性的研究，如何将新的经济法与既存的法学领域中的商法、行政法、民法、劳动法相区别来认识经济法的独立性，如何具体地整理出具有统制特性的新的经济法的概念，均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理论课题。
在日本的战后经济恢复时期，美国占领军想将日本建成像美国那样的小政府型的自由竞争式的市场经济体制，而为了将支撑这一经济体制的重要的法律制度――《禁止垄断法》的基本理念能被人们广泛地接受，于是就有“禁止垄断法是日本的经济宪法”这一说法，同时试图来确立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的日本经济法理论体系。但是，关于在美国干预下制定的《禁止垄断法》在经济法中的地位问题，一开始就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后来由于东西冷战的日益尖锐、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1952年日本从美国的占领政策下独立出来，日本经济又很自然地转向了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并制定了大量的有关禁止垄断法适用除外的保护垄断的产业政策法，[6]而且政府用于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基本法律不仅仅是《禁止垄断法》，还包括财政金融法以及各个不同时期的某些“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因此主张应当平衡地把握促进竞争与适当地限制竞争的关系，于是“禁止垄断法是日本的经济宪法”的说法也渐渐地不再提起了。即使是被认为日本市场经济体制已达到一定的成熟度的今天，在重谈如何建立小政府、如何建立以竞争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当前日本经济的重要课题，并提议应当恢复以往经济法有关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的理念时，也没有人再度用“禁止垄断法是日本的经济宪法”的提法。因为从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更多地发挥积极作用的是产业政策法，而《禁止垄断法》却一直处在不正常的“冬眠”状态，他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产业政策的抗衡上。也就是说当政府过度地利用产业政策法去保护某一产业而有损于市场竞争机制时，公正交易委员会和有关的经济法学者就用《禁止垄断法》的规定来抵抗政府有关产业政策法议案的通过。[7]所以说，如何处理好反垄断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在今天依然是日本经济法学的重要话题。
2、有关经济法理论体系中的“中心说”与“非中心说”
在经济法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进行研究的同时，形成了两大经济法理论。这就是以丹宗昭信、正田彬为代表的“中心说”（即经济法是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和今村成和、金泽良雄为代表的“非中心说”（即不认为《禁止垄断法》是经济法的中心）。
就“非中心说”而言，以金泽良雄教授的观点为例，他认为：所谓的经济法是应经济性＝社会协调性的要求，用社会协调的方式来解决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矛盾和困难（即因市民法自动调节的局限性而产生的困难）。它要求用“国家之手”，从国民经济的立场出发制定各种经济政策，并为实现这些经济政策而进行的国家干预。经济法的出现是为了弥补市民法所不能涉及的空白的法的领域，能够这样来把握经济法的本质特性，我们就不难理解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各种社会环境下，经济法的内容既可以是促进垄断法，也可以是维护竞争秩序法。作为经济社会协调要求说，金泽教授认为经济法是国家解决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矛盾，维持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法律。为此，一方面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定，就需要有促进垄断和维持供求关系的法律。另一方面，为了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则需要禁止垄断法。因此，国家在这两方面的规制同样重要，不赞同经济法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8]
就“中心说”而言：以代表竞争法核心说的丹宗教授为例，他认为：经济法是国家规制市场支配的法。即在市场出现限制竞争的情况下，国家为了维持竞争秩序而对市场加以介入，这是经济法最基本的特性。这样定义经济法是为了说明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把现实的市场经济活动中存在的市场支配的各类现象（不能维持市场竞争秩序的状态及可能性）作为自己独自的调整对象（调整的目的、方法也是多样的），从而形成经济法自身的体系并与相邻的行政法、民法、商法及劳动法等法律部门加以区别。在竞争法中，有关于禁止市场支配维护竞争秩序的法，如《禁止垄断法》。也有促成市场支配而限制竞争的法，如禁止垄断的适用除外法和经济统制法，他们都与竞争法有着密切的联系。为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法的核心是竞争法，有关竞争的法律在经济法中占据核心地位。
3、两种观点对日本经济法理论研究的影响
从两种不同学说中我们不难看出：“非中心说”认为经济法的理论体系应当由《禁止垄断法》和产业政策法二部分内容构成，政府依法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对市场活动的规制包括鼓励与促进，也包括禁止与限制。经济法的功能对“市场失灵”即有事前的御防性，也有事后的纠正性。与之相反，“中心说”则认为，经济法是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而产业政策法仅仅是在禁止垄断法适用除外的特殊情况下才存在的，不应当与禁止垄断法拥有同等的地位，国家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只能是以《禁止垄断法》为主，只有在市场出现限制竞争的情况下，国家为了维持竞争秩序而对市场加以介入，在此之前国家不应当对市场的竞争活动加以干预。由于两种观点的分歧使日本经济法的教科书也分为两个版本，一个是由竞争法与产业政策法二部分内容构成的经济法学教科书，一个是由以《禁止垄断法》为主，在该法的适用除外中介绍产业政策法的、直接以《禁止垄断法》命名的经济法教科书。但是有关“事后介入说”[9]在日本始终没有被政府所接受，而且在学术上也是少数人所坚持的观点。
三、经济法学会的成立与各时期经济法学的研究课题
1、 经济法学会的成立及前期的研究活动
如前所述，《禁止垄断法》颁布实施之后，如何理解经济法的竞争新理念，如何使日本的经济法理论从战前的以统制经济为中心的统制经济法的影响中摆脱出来，成为研究经济法学的一项重要课题。日本经济法学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951年5月4日在东京成立。经济法学会的成立大大地推进了经济法学的研究。学会通过一年一度的学会研讨会，事先确定大会报告议题，并广泛地展开讨论。如第一次的研究会（1952年）的议题就是《我国禁止垄断法中的诸问题》。这一时期大家所关心的重点是经济法自身理论的建设，学术界力争明确经济法的概念，并试图建立起一个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的现代经济法理论体系。
到了六十年代初期，随着日本经济完成战后的重建而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学者们开始注意对与《禁止垄断法》相关联的法律问题进行研究。这些研究不仅拓宽了经济法学的研究领域，也为社会实践活动提供了理论上的帮助。作为日本经济法理论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就是1961年有斐阁出版的法律学全集中的金泽的经济法和今村的禁止垄断法及第二年出版的正田的经济法，这些经济法学专著在质与量上都有了一个较大的飞跃，并且在他们三者之间分别形成了具有代表意义的三学说，即以金泽为代表的纵观对经济活动进行全面规制的金泽经济法说，以今村为代表的全面解释《禁止垄断法》的今村《禁止垄断法》机能说以及从社会法的立场入手对金泽说与今村说持批判态度的正田社会法说。
2、新一代经济法学者的研究课题与相关学会的成立
进入七十年代中叶，出现了直接从经济法学入手研究经济法理论的一代研究者。他们在业已建立的日本经济法基本理论的指导下，展开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的、以及与《禁止垄断法》有关联的各种事业规制法与竞争法的关系研究，如电气事业法、邮电通讯事业法、道路运输法与竞争法的关系等。
八十年代后半期，随着日本限制政策的缓和化，也同时带来了限制政策下的竞争行为的普遍化，这为经济法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更加广阔的领域和更加活跃的气氛。这一时期，由于日美贸易磨擦不断升级，美国强烈批判日本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活动的行为；产业界也利用美国的压力，要求政府放松对企业的控制及对国际贸易的管制。面临国内外的压力，日本政府于1993年12月16日公布了《关于经济改革的最终报告》，提出了规制缓和的基本思路：“原则自由，例外规制”。社会的规制[10]应当是“必要的、最小限度的规制”。围绕着政府的行政改革及由经济规制转向社会规制的规制缓和化，经济法学界及时提出了在规制缓和中导入竞争理念，一方面有必要针对过去产业政策法中的有关促进垄断发展的倾向，提出缩小《禁止垄断法》适用除外立法的范围；另一方面强调必须处理好社会公共利益及安全与竞争法的关系，因为这是《禁止垄断法》终极目的（――确保消费者的利益和国民经济民主、健康的发展）的本质要求。这些理论为改革过程中的立法活动提供了依据，为进一步地完善日本市场机制及时地提供了法律保障。从90年代开始日本终于逐渐出现了规制日益缓和，竞争日益强化的倾向。
伴随着国际贸易磨擦的激烈化和美国关于对不公正贸易制裁的措施的运用，促使人们注重对外国经济法的比较研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九十年代初，国际经济法从经济法学会分离出来，由研究国际经济法和经济法的学者共同成立了新的国际经济法学会，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国际贸易与关税、国际通商法等。
在日本，知识产权由知识产权研究会专门研究；证券法、银行法等由商法学会加以研究；消费者权益保护由经济法和私法学会共同研究；税收法律由税收法学会进行研究。此外，公益事业学会主要研究事业规制法。在这些学会里，既有经济学者、经营学者，也有法学者。最后是公法学会，他们主要是研究财政法，但其研究活动很少。
近来，日本经济法学研究的新动向表现为研究法与经济的关系，这主要是受美国关于“法律与经济”（Low and Economics）的影响，运用价格理论来研究法律现象，并且在研究《禁止垄断法》中引入产业组织论[11].
进入二十一世纪，日本经济法学的研究课题仍然是探索运用数学的方法，在现实中能对禁止垄断法做出何等程度的解释，并继续讨论“规制缓和”政策的有关问题。具体地讲，日本虽然确立了以市场体制为中心的经济体制，但在必要的公益事业规制中，如何处理好产业政策法与竞争法的关系。或者说，在日本不断趋向高龄社会和逐渐丧失国际竞争力的今天，如何更好地实施竞争法，是日本社会的最大政治课题。在国际经济法方面，讨论建立亚洲自由贸易协议的可能性，是该领域的中心话题。
参考文献：
[1] 本文的许多历史性资料是由横滨国立大学国际社会科学研究科科长来生新教授提供，并将他新写的、尚未发表的著作提供给作者进行参考，在此作者对来生教授为了中日经济法学的交流而在学术上表现出的无私精神表示衷心的谢意。
[2] “统制经济法”是指为维持统制经济体制的法，或者说是对经济进行统制的经济统制法。经济统制主要表现为国家对整个经济活动，特别是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加以行政作用。（参《新法学辞典》第三版 有斐阁 1055页）
[3] 作为行政法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经济警察，是指本来原则上讲对国民的经济活动应当给予充分的自由，但政府对其某些方面如若放弃不管就会产生社会弊端（如损害公民的生命安全等）的经济行为，在事先就加以必要的一定限度的限制，以预防这一社会弊端的发生的行政活动。如餐饮业经营许可制度、汽车驾驶的行车执照制度等。如果对此活动事前若不加以必要的政府介入，就会出现因不卫生的设备与不规则的操作以及无一定技术水准的操作而带来损害国民身体健康、引发交通事故等社会问题，因此对那些不能满足一定设备基准的人和尚未掌握一定技术水准的人应限制其经营或驾车。
[4] 《经济法概论》金泽良雄著 达满人译 甘肃人民出版 1985年5月 14页
[5] 《经济法》第一期 1958年 第19页
[6] 由于1947年在美国占领军支配下制定的《禁止垄断法》（又称“原始禁止垄断法”）加入了美国人理想化的反垄断规定从而超越了日本[现实，于是1953年日本对《禁止垄断法》进行了较大的“缓和性”修改，主要是认可了“不景气卡特尔”、“合理化卡特尔”、“维持再销售价格合同”、“公司间相互持股及合并”等。以此为契机，日本政府进行了一些个适用别除外的立法，就此《禁止垄断法》便被认为失去了经济宪法的地位。有学者认为这次修改是日本《禁止垄断法》的大倒退。
[7] 详细内容请参阅1963年日本政府向国会提出《振兴特定产业临时措施法案》及该法案最终成为废案的有关资料
[8] 参《现代经济法入门》丹宗昭信、厚谷编 法律文化社 1981年12月8页、《经济法》丹宗昭信 放送大学教育振兴会1996年，38页。
[9] “事后介入说”强调：市场经济是以价值规律为中心，国家不应当对市场经活动加以干预，只有在出现“市场失误”之后，政府才可以针对纠正市场的失误而介入市场经济活动。
[10] 政府以确保消费和劳动者的安全与健康、保护环境、防止灾害为目的的规制。
[11]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产业组织论是以应用价格理论为中心所构成的产业组织理论体系（lnstrial Organiztion），将市场结构、市场行动及市场成果作为判断市场竞争状态的三要素。但是，最近产业组织法又引入了博弈（game）这一经济学界新的成果，出现了新的产业组织论。本注所说的产业组织论即为“新产业组织论”。如何运用新产业组织论的研究成果来解释《禁止垄断法》是日本更年轻一代的经济法学者关心的问题。
Ⅲ 有哪些优秀的法律词典值得推荐
元照英美法词典、布莱克法律词典。这是我看过比较好的。希望题主采纳
Ⅳ 哪本法学辞典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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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什么是宪法权威确立宪法权威之我见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法律权威和最高法律效力。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适用于国家全体公民，是特定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条件综合作用的产物，集中反映各种政治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
确认革命胜利成果和现实的民主政治，规定国家的根本任务和根本制度，即社会制度、国家制度的原则和国家政权的组织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等内容。
从理论上讲，宪法的效力高于本国其他法律和法规。但在现实里，宪法并不是在所有国家中都具有权威性。为保证宪法的权威性，需要相应的一套体系来确保宪法没有被违背。
这套体系称之为宪法审查制度。在现代民主国家，由于宪法审查制度的实施，一条法规如果和宪法相抵触，就不能得以应用。而在非民主国家，宪法的最高效力经常不能得到有效的维护，以至于宪法成为一纸空文。
使一条和宪法抵触的法规不能得以应用的方法有多种，根据宪法审查制度的不同，可以事先审查，也可以事后审查。即使获得通过，经过被撤销，或在审理的时候不被法院采纳。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届、第四届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分别于1954年9月、1975年1月、1978年3月和1982年12月先后制定、颁布了四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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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 布莱克法律词典第47页的内容
《布莱克法学词典》79年版的问题很多，我有电子版的，你把给我，我发你，但是这个问题很多啊，做以下评价
《布莱克法学词典》(Black's Law Dictionary)初版至今已百年有余，在读者中不乏尊之为“权威”者，然迄未见有人为之作评。难道该词典真的是完美无缺、无懈可击吗?对该法学词典作些抽样式的考察，即可得出这样的印象，即《布莱克法学词典》虽有其较高的质量，但远非无懈可击。故凡有以之为蓝本编译出版英汉法学词书者不可盲从，以免以讹传讹，贻误读者。
兹就初步的抽样考证所得，举其实例若干，略予评论如下：
(一)知其一(John Dod)，不知其二／三(Richard Roe/Peter Poe) 从1971年的一种美国普法读物中人们不但可以获悉"John Doe"(相当于汉语“某甲且亦可得知与之配套的"Richard Roe"(某乙)和"Peter Poe"(某丙)：
Doe，John A fictitious name used to identify a party in a legal action whose true name is Unknown or who wishes to remain anonymous．Additional unknown or anonymous parties are some—times known as Richard Roe and Peter Poe．
——You and the Law．The Reader’s Digest Association，Inc．1971，p．778．
但是1991年第6版Black Law Dictionary反倒落后于上列1971年即先其20年出版的普法读物——只知有John Doe而不知有Richard Roe或Peter Poe
(二)百虑有疏，失之纳新
此处所谓“失之纳新”并非别指，其实正是大多数读者都不以为新的"***ual assault"。这个人们不以为新的概念见于手头与《布莱克法学词典》同年出版的下列两法学词典：
1．田中英夫主编：《英米法辞典》，1991东京大学出版会版；
2．Steven H.Gifts，Law Dictionary，1991年第3版。
但关于"***ual assault"一词，却是Black's Law Dictionary(1991)所“无可奉告”的。不过，笔者却很乐意借此机会将此词内涵顺告中文读者：
(a)Most states have replaced the common Law rape definition with“SEXUAL ASSAULT”
……Steven H．Gifts，Law Dictionary，Third Edition．
(b)***ual assault妨害风化罪(英美普通法对此未加特别规定，一般为行为人有强奸或猥亵故意而强加暴力于被害人时，则犯此罪)。——1985法律版《英汉法律词典》。 瞧，连1985年《英汉法律词典》都有所告知，而1991年第6版《布莱克法学词典》却未曾谈及，可见该法学词典实不无缺憾! tionary of Law，1996《布莱克法学词典》如能正确抉择，本当是这样的：
“初犯”在英语中的等值语有二：
(a)first offender：one convicted of offence for the first time
(b)first time offender：Any person charged or Anderson，Legal Studies Dictionary，1987 Merriam Webster with a criminal offence for the first time
但是，“(a)first offender"是个模棱两可的模糊概念：既是“初次犯罪者”(就其自身而言)又是“第一名犯罪者”(就其与其他犯罪者的犯罪先后而言，与其为“初犯”、“再犯”或“累犯”、“惯犯”无涉)——因此它是个模糊的概念。至于“(b)first time offender"则非常精确，只有一个含义：“初(次)犯(罪者)”。
根据法学术语必精确，切忌模棱两可的原则，《布莱克法学词典》自当选择含义精确的“first time offender'’；但是不，该词典偏偏做了错误的抉择——选中了含义模糊的“first offender”：
First offender nary，1991．
who has never before been convicted of a crime．Black First time offender，One who has never before been convicted
(四)界定之误
《布莱克法学词典》亦不乏错误的界定。见于一种而是见于至少下列两种法学词书：Law Dictionary常用词"John Doe"即其适例。其正确的界定不仅
(a)John Doe，apart to legal proceedings where true
(b)John Doe，A fictitious name used to identify a party unknown or who wishes to remain anonymous[继续隐名]．
Digest lnc．1971，p．778．
Unknown in a legal action whose true name is You and the Law。The Reader’s
这就是说，John Doe不仅其(名)不可考或无法确认，而且亦不妨是故隐其名。但布氏词典呢，却把"John Doe"规定为仅仅是"unknown"(不可考)、“not ascertained"(未经确认)而已：
(c)The name “John Doe”is，and for some centuries has been，used in legal proceedings as a fictitious name to designate a party until his real name can be ascertained．
When "John Doe" is，and for some centuries has been，used in legal proceedingsname to designate a party until his real name can be ascertained fictitious
When "John Doe" is Used in a search warrant，case report，textbook，or other legal document，it refers to an unknown or nonexistent person．一Black's Law Dictionary，Sixth，Centennial Edition(1891—1991)。
把上列(c)同(a)与(b)比较分析一下，<布莱克法学词典>之失误即昭然无疑了。必须着重
指出：《布莱克法学词典》对“John Doe"一语之错误界定，其对诸英汉法律词典的误导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1．原告(或被告)某甲(诉讼程序中对不知道[!?]真实姓名的当事人的称呼)--1985版《英汉法律词典》1999版同上修订本
2．诉讼程序中对不知真实姓名的当事人的称呼……
——1990商务版《简明英汉法律词典》
3．对不知姓名诉讼当事人的称呼
——1997增订新版《英汉法司考治经济词汇》
1985(增订本) 《英汉法司考治经济法律词汇》
其他英汉法律词典似乎未受《布莱克法学词典》误导；这也许是真的，但更可能是因为其他
英汉法律词书根本无"John Doe"。
(五)落后于法学发展
法学在发展，法学术语也在发展，但《布莱克法学词典》却有停滞不前而落后于法学词语发
展形势之弊。在此仅以“污染”即"pollution"为例。
环保法学在前进，对污染之防治也在扩容：由水污染而空气污染而噪音污染而灯光或照明
污染即"light pollution"。但何谓"light pollution"呢?若去请教布氏词典，恐怕也只能望穿秋水
不过，既然《布莱克法学词典》无意此词，我们唯有求助于法学英语实践
向实践学习
1．Light pollution is fast becoming a national concern．—44p．000213 tacit．
2．Efforts to curb light pollution are under way from the Australian Outback to Britain’s Sherwood Forest．——Ibid．
3．Last Summer Texas and New Mexico enacted tough laws to restrict outdoor lights．—Ibid．
4．The solution to many light—pollution problems may be as absurdly simple as putting shields around outdoor bulbs．—Ibid·，p．45．
以上，我们从五个侧面各举一例，旨在引起人们注意：大可不必盲从《布莱克法学词典》，甚至误以为该词典无懈可击、完美无缺。相反，该法学词典也有其重大错误之处。此外，它尚有一些具体失误，读者倘能心中有数，读而有思，自能取之应取，弃之必弃。当然，笔者亦愿继续对《布莱克法学词典》之失误作进一步考究，以飨读者。
Ⅷ 布莱克法律词典的内容介绍
是一部权威性的美国法学词典，不断修订，1990年的第6版作了5千多处修改，增添了数千条较少使用的法律词汇。每一语词提供英文和部分其他外文的读音。词条中包括许多拉丁文、德文、法文、撒克逊语及其他古代法律术语，还包括许多法律警句（格言），其中许多定义出自司法判词和案例所援引的法律文件。词典所附的参考资料，如判例报告、法律期刊及其他法律出版物目录等，对法学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该词典可以通过西方出版公司
Ⅸ 论述我国民事行为体系
民事权利是民法里带根本性的重要问题。不论主张在民法中应以权利为本位、或以义务为本位，或应对权利义务并重，都必须重视对民事权利的研究。这种研究，有了民法就已存在。随着时代的发展，民事权利的种类，各种权利的性质和内容都在发展，这种研究工作也应随着发展，不应该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今天我们须要审查一下，在原来关于民事权利的理论中，哪些过时了、陈旧了，今天应该抛弃或改正，哪些地方需要补充，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
在这种研究工作中，民事权利体系问题尤为重要。民事权利(传统的“私权”)的种类很多，各种权利的性质千差万别，我们必须把各种不同性质的权利加以整理分类，使之成为一个比较系统完整的体系。在这个体系里，不同的权利各得其所，各种权利的特点都能显示出来。这是建立民事权利体系的实益所在。其次，初学民法的人，对民法中的各种权利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就比较容易了解民法的全貌。从这一点说，对初学民法的人，最好先让他了解整个民事权利体系，而不宜于把各种权利作分散的讲授。
近年来，我国对民事权利的研究有很大的发展，对人格权的研究最为突出，对股权(股东权)和著作权的研究也受到重视。但是对各种民事权利只作分离的孤立的研究是不够的，必须把各种权利放在一个整体(民事权利体系)中来研究，才更好些。对个别权利的研究与对整体的研究结合起来，研究才能深入。
要把各种民事权利组成一个体系，首先有个分类的问题。分类就要有一定的标准。一般民法书都讲到的普通的分类是：依权利的内容分财产权与非财产权；依其作用分支配权、请求权、形成权与抗辩权；依其效力所及的范围分绝对权与相对权；等等。在这中间，最重要的是第一种，可以说这是一种基本的分类。因为作为分类的标准，“内容”是最重要的了。依第一种分类构建的权利体系，对我们认识民事权利的整体情况和各种权利的特性，最为便利。所以通常讲的民事权利体系，首先指的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体系。
这种分类以民事权利的内容为标准。所谓权利的内容是指因享有权利而受到保护的利益。随着社会发展，这种受保护的利益也在发展。某些“利益”不受保护了，这种权利也失去地位，如夫权；某些利益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提高了，这种权利的地位也应提高，如人格权；此外，有的权利的性质应该重新确定，如知识产权；有的权利应该给予应有的地位，如社员权。这样，今天有必要对传统的民事权利体系加以审查，依照今天的情况，重建民事权利的体系。
民事权利的内容，即其保护的利益，极为复杂，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增多，因而依这一标准对民事权利所作的分类，很难把一切民事权利网罗无遗。但不能因此而放弃这种分类，因为实在找不出一个更好的办法。现在只好仍用这种分类而把各种民事权利最大限度地网罗进去。[1]
依民事权利的内容对民事权利分类而建立民事权利体系，当然不是说不采用或放弃他种分类，也不是说依他种分类不能建立民事权利的体系。只是因为这种办法比较方便，特别对于初学民法的人员易理解与掌握，所以在论述民事权利体系时，大多先讲述这种体系，而后及于他种体系。本文则只讲述这种体系而不及于他种体系，特先说明。
二、民事权利体系的演变情况
在民法的历史中，民事权利体系经过了一个演变过程。对这一过程加以回顾，是有益的。但限于篇幅，不能作很详细的叙述，也不能对过去的各种体系逐一引述并进行分析或批评。
最初对民事权利只区分为财产权和非财产权(或人身非财产权)。在人格权还未受到重视，特别是一般人格权还未确立时，非财产权也只限于亲权、夫权、继承权等。后来才将人格权列入非财产权或人身权。后来又出现了新的权利，如无体财产权，将之纳入财产权的范围。民事权利体系由财产权与非财产权构成，这个办法实行了很长的时期，甚至直到现在。在这个体系下，即使出现了新的权利，也把它纳入这二者之中。例如股权(股东权)，将之归入财产权(股份所有权)，有人将著作权作为身份权而归入非财产权。后来，随着现实的发展，股东权中的非经济因素(如表决权)，著作权中的经济因素日益重要，简单地将这些权利归入财产权或非财产权都不妥当，于是就在财产权与非财产权之外，建立一类混合性的权利。但整个说来，这种体系仍是建立在财产权与非财产权的两分法之上的。这样的民事权利体系在民法著作中是最常见的，直到今天仍为不少学者所采用。
在采用这种体系时，有一个很重要的困难问题，这就是如何划分财产权和非财产权(或人身权)。起初，以有无金钱价值为标准来区分。后来，没有金钱价值的利益也可成为债权的内容(德国民法第241条以“给付”为债的内容，对“给付”的解释，已不以有金钱价值为必要。日本民法第399条则明定“虽不能以金钱估算者，也可以作为债权的标的”)，只好放弃这个划分标准。以后转而采取能否为权利人所处分为标准，但这个标准也不是绝对的。于是有的学者先给非财产权(人身权)下定义，然后把财产权界定为“其他一切权利为财产权”。例如日本《民事法学辞典》中说：“凡是与权利人的人格和身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的权利为人格权和身分权，总称为非财产权；其他一切权利为财产权”(岩井万龟；《财产权》条)。
又有的学者索性不用“财产权”、“非财产权”这两个词，直接把私权划分为物权、债权与其他权利。例如日本学者穗积重远以作为私权内容的利益为标准将私权分为人格权、物权、能权(得有权)、债权、亲族权、继承权、无体财产权、社员权(《法律学辞典》第1084页)。但是在日本，民法中有许多条文里都明定了“财产权”一词(如第163、167、205、264、362、424、555、7l0等条)，要回避财产权一词是不可能的。于是有的日本学者在划分私权时不用“非财产权”一词，但不能不用“财产权”一词。
德国民法学者拉仑兹在“私权的各种类型”下面列举了人格权、具人身性的亲属权、对物支配权(物权)、无形财产权、债权、共同实施权(社员权)、形成权、无主物取得权、期待权、权利上的权利、反对权。这显然与单以“内容”(利益)为标准而作的分类有所不同(见其著作《德国民法总论》)，所以说这是私权的“各种类型”。
把民事权利确切地加以分类而建立一个体系，其困难不仅在于不可能网罗无遗，也在于对各种权利不易定性。同一种权利，有人认为具有某种性质、应归入某一类，有人则认为应归入另一类。现在还有人认为股东权应该是财产权的一种，即其一例。这样，有人就不得不认为，有某些权利属于所谓混合型或边缘型的权利，以回避这个问题。
当然，确定一种权利的性质(属性)而将其归类，与一个国家的法律规定有密切关系。例如英美法从前不承认著作权中的人身权为著作权法保护对象，有的国家明白规定著作权是财产权，学者就只好将著作权归入财产权了。
不论多么困难、多么复杂，将纷繁的民事权利尽可能地分类，建立一个适当的体系，终究是必要的，不可回避的。这个道理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本文仍试图建立一个民事权利的体系。
三、一个民事权利体系的概观
本文试图在我国民法里，建立一个这样的民事权利的体系。我国现在还没有民法典，但这并不妨碍建立一个民事权利体系。这个体系首先以民事权利的内容(被保护的利益)为标准，必要时也以其他方面为参考，把民事权利体系划分为以下五个大类：(1)人格权，(2)亲属权，(3)财产权，(4)知识产权，(5)社员权。
本文尽可能地为每类权利寻求它的固有属性，使各类权利之间有所区别，而避免所谓“混合权利”(例如说“继承权”是财产关系与身分关系交错的权利，“著作权”是人身权和财产权的结合，等)的说法。
这样的分类也并不是什么创新，只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整理而成。这个体系打破了传统的两分法。这一点已不用再说，两分法实在无法确切地安置像知识产权和社员权这样的具有复杂内容的权利。
本文不用“人身权”、“身分权”这些沿用已久的名称，也不用在我国沿用已久的“人身非财产权”(来自苏联)一词。“人身权”不能表示现在“人格权”的意义和范围。“身分权”一词里的“身分”有点中世纪法律用语的气味，用来表示现代的民事权利，很不确切，容易引起误会(正是由于这种误会，有人把“著作人”当作一种“身分”而将著作权归入身分权。)。
把人格权单独列出并放在民事权利体系的第一位，这已是多数学者所采用的办法。其意义不必多说。
财产权的名称必须保留。在人类社会仍有赖于财产制度而存在和发展的今天，在市场经济正在我国建立和发展的今天，对这方面的民事权利必须予以重视。
知识产权离开财产权(摈弃“无体财产权”这个概念)和人身权(摈弃“著作人身权”这个概念)而独立，不仅因为它确有独立成为一个大类的价值，也因为在国际公约和国际组织中，它早已有了独立的地位，再不能使其附属于他种权利。
社员权应该独立，不仅因为公司法中的股权(股东权)已非财产权所能包容，还因为民法从个人法向团体法发展的形势要求这样做。
Ⅹ 公共利益的相关比较
我国宪法中除了公共利益的表述外，还有国家的利益、社会的利益、集体的利益、公共秩序、社会秩序、社会治安、国家安全等表述。这些概念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学者们对此众说纷纭。 基本权利的界限是指基本权利受宪法和法律保护的程度，基本权利虽然代表了一个人的自主行动的正当性，但是，这种自主行动却是有范围的，超出了该范围，基本权利的行使就是非法的，不仅不受法律的保障，而且要遭到法律的责难，甚至要为其所造成的后果承担新的义务。一般来说，宪法上对基本权利的界限规定有二，第一，基本权利的行使不得侵犯其他人的合法权益。第二，基本权利的行使不得侵犯公共利益。合起来称之为“权利不得滥用”的原则。公共利益之所以能够作为基本权利的界限，主要在于个人组成社会的需要，根据启蒙思想家的论述，个人组成社会之时，必然要让渡或放弃自己一部分的权利，即忍受社会对自己的权利在一定范围内的制约，这种制约就主要表现为公共利益的制约。
我国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实际上就是对基本权利的界限的表述。其中，根据前述，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实际上就是指公共利益。但是，由于该条中使用了较为中性的“损害”一词，根据《法律辞典》的解释，损害就是指权利的不利益状态。如果一来，似乎只要基本权利对他人的合法权益和公共利益造成损失，就是非法的。所以有学者认为，在实践中，某个公民既行使了权利和自由，而又不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种情况是比较少见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公民行使自由和权利必然地要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而且这是非常正常的情况。例如公民行使游行自由，必然地在一定程度上要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29]学者的质疑是有一定道理的。笔者认为，由于该条中使用了较为中性的“损害”一词，所以就容易产生歧义。因为，对于造成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的损失和公共利益的损失来看，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公民滥用其基本权利造成对上述权益的非法侵犯，这属于基本权利的界限问题。第二种是由于公民合法地行使其基本权利，而与其他主体的合法权益发生冲突的问题。这种冲突表现在双方均对同一客体主张利益，而且这种主张都是合法的，应受法律保护的，那么，为了解决这种冲突，就必须由一方作出让步或者牺牲一方，而满足另一方，这时，显然，对于作出让步或牺牲的一方来说权益遭受了损失。前述的公民行使游行自由的例子即属于此。所以，有必要对我国宪法第51条作出修改，使其真正行使起基本权利的界限的作用，宜将“损害”改为“恣意侵犯”。 诚如前述，公共利益与基本权利的冲突不同于公共利益作为基本权利的界限，前者是基本权利的合法行使，是基本权利与公共利益的双方界限的重叠；后者是基本权利的非法行使，是基本权利超出自己的界限，侵入公共利益的界限。那么，公共利益为什么会同基本权利产生冲突，这就不能不首先从“利益冲突”的问题谈起。我们知道，利益体现了客体对主体的一种有用性以及主体对这种有用性的价值判断。而由于主体的多样性，必然产生各种各样的利益。但是，对于客观世界来讲，首先，客体是有限的，也就是说，不同的主体可能都对同一客体主张利益。其次，主体的认知水平是不同的，无论主体是否正确、完整地认知了客体的利益，它都可能主张出来。因此，不同的主张之间就存在差别。这种有限性和差别性导致了利益的冲突。利益的冲突是全方面的，即不仅发生在个别利益之间，比如私人与私人之间，而且在公共利益与个别利益之间。而法律在利益冲突中起什么样的作用？诚如美国法哲学家博登海默所指出的，法律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调整及调和种种相互冲突的利益，而“这在某种程度上必须通过颁布一些评价各种利益的重要性和提供调整这种种利益冲突标准的一般性规则方能实现。”德国的利益法学及由此而发展出的评价法学更明确承认，法律的目的就在于“以赋予特定利益优先地位，而他种利益相对必须作一定程度退让的方式”来规整个人或团体之间的被类型化的利益冲突。但是，诚如我们前面所说，解决利益冲突的问题是由不同层级、不同部门的法律来完成的，对于私益之间的冲突，往往由私法来完成，而作为公共利益代表的公法，主要解决公益与私益之间的冲突。
公益与私益发生冲突时怎么办？罗马时代的学者西塞罗曾说，公益优先于私益（salus publica supremea lex esto）。这种认识建立在公共本位的思想基础上，是古代国家崇尚“共同的善（common good）”的结果。但是，自启蒙以后，尤其是康德的“个人是目的，不是手段”的思想的提出，近代国家逐步转向以个人为本位，在这种思想下，当公益与私益发生冲突时，一味强调公益优先就失去了道德基础。因此，需要为公益与私益的冲突确定新的解决规则。这种新的解决规则要求由中立的第三者对公益和私益在“质”和“量”上进行评价，从而确定哪一种利益首先作出让步。这种让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如果对于作出让步的利益来说，这种让步并未导致其核心成分丧失，即该利益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实现，那么，这种让步就表现为一种“忍受”。如前述的公民行使游行自由的例子，公民的游行可能给其他公众的交通利益带来损失，但是由于这种损失并未完全导致其他公众的交通利益丧失，其他公众还可以选择其他道路到达目的地，在此情况下，其他公众需要忍受这种不利。第二，这种让步造成了利益的核心成分损失，即以一种利益的牺牲换取另一种利益的实现，那么，必须由获益的利益方对受到损失的利益方进行补偿。这种“忍受”或者“牺牲——补偿”的模式已经远远不同于近代以前的单纯的“服从”模式。首先，要让私益作出让步，必须说明理由，并进行论证。如果不能证明公益所承载的价值优先于私益的价值，私益就不能作出让步。其次，如果私益的让步导致其核心成分的丧失，则必须对私益的损失作出填补，保证其恢复原状。可见，这里面贯穿的一个前提是：私益不能随便受到侵犯。因此，现代社会，解决公益与私益的冲突问题，最关键的是对公益和私益在“质”和“量”上分别进行评价。所谓质的评价，是指如果公益和私益承载不同类型的价值，那么，以对受益人生活需要的强度而定，凡是对满足受益人生活愈需要的，亦即与生活需要紧密性愈强的，即是“质最高”的价值标准。“质最高”的价值应当优先满足。所谓量的评价，是指如果公益和私益所承载的是同种类型的价值，那么，以受益人的数量而定，尽可能使最大多数人能均占福利的为“量最广”的价值，“量最广”的价值应当优先满足。当然，这种“质”和“量”的评价不是普适性的，它必须根据具体的“个案”来衡量。
如果说私益只代表了个人对客体的有用性的一种主观的评价的话，那么，将私益上升为权利就是让这种评价更加“客观化”、“正当化”，它代表着获得了公共认同的一种价值评价。因此，权利与利益是不同的。现代国家，基于个人本位的需要，将一些对于个人来说普遍的、不可缺少的利益写入了宪法，成为个人的基本权利。这种基本权利带有极强的防御性和对抗性，不仅是其他人不能随意侵犯，即使是作为公共利益代表的国家和其他公团体没有正当的理由也不能侵犯之。基本权利虽然无法避免与公益的冲突，然而与公益与私益的冲突不同的是，要想让基本权利作出让步是更加困难的，因为基本权利本身就承载了一种至高无上的价值，这种价值是基本权利成为一种绝对的诉求。所以，当基本权利与公益发生冲突时，必须在基本权利与公益间进行价值的衡量，而这种衡量主要是一种“质”上的衡量，衡量的标准是将公益化约为另一种个体的“权利”，事实上，由于法律价值在一定范围内具有较为明确的价值秩序，因而在此范围之内，权利位阶也相应具有相对确定性，并进入法规范的层面。如在一定意义上或一定限度内，生命权的位阶高于人格权，人格权的位阶高于言论自由，言论自由的位阶高于营业自由。但是，诚如学者所言，这种权利的位阶并不带有绝对性，主要是因为法律价值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必须联系具体的条件和事实才能最后确定，如在近代宪法阶段，西方各国本来均曾偏重于对经济自由的保障，而在进入现代宪法阶段之后，精神文化活动的自由，尤其是其中的表达自由则获得了“优越的地位”。为此导致权利体系的内部结构非常复杂，许多权利因其价值地位的非确定性而处于相应的不确定的位阶之上，往往需要通过个案来把握。 公共利益是一切基本权利的界限，财产权也不例外。因此，个人的财产权的行使不得恣意侵犯公共利益。但是，公共利益与财产权越来越频繁的冲突，从而导致宪法对财产权从绝对保障走向相对保障。
公民的财产权起初是作为与生命、自由并列的对人最重要的三大权利而出现在宪法上的。由于将财产权视为人延续生命的基础，财产权被视为绝对“不受侵犯”的权利，比如，1789年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第17条宣布，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但是，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人们发现，财产权并不都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生命需要，一部分财产被用来进入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成为个人获得经济利益的渠道。由此所带来的资本的垄断和贫富的两极分化，这不但引发了劳工和穷人的反抗，另一方面也削弱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自身发展。由此，进入20世纪以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放弃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转而强调国家对经济的积极干预，同时，受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先后或多或少地采行社会改良主义，企图在维持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通过限制私有财产权，加强社会福利，缓和劳资矛盾。反映在宪法上就是财产权被视为一种相对权利，承认可以基于公共利益对财产权进行限制。
实际上，从绝对权利到相对权利，这反映了财产权在基本权利体系中的位阶的变化。2005年，美国宪法对财产权实行双重标准的审查理论，认为财产权弱于其他权利，如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种族平等、宗教平等、普通及平等之选举以及刑事被告权利之保障。因此，如果某一公共利益可以化约为上述权利中的一种，就可以要求财产权主体对公共利益作出让步，如魏玛宪法第153条第3款，所有权的行使，同时必须有利于公共福利，这一规定同样为战后德国基本法第14条第2款所沿用。日本宪法第29条第2款规定，财产权之内容，应适合于公共福利，由法律规定之。财产权对公共利益的让步只是财产权人的一种忍受，由于这种忍受对所有人普遍适用的，所以这种忍受并不需要受益的公共利益方的补偿，而毋宁是财产权人所负的一种社会义务。
相比之下，另一种公共利益与财产权发生冲突的情形就“激烈”的多。这就是国家征收（征用）权的行使。虽然征收（征用）权的行使同样是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但是它与基于公共利益要求财产权“忍受”的理论基础并不相同。征收（征用）权来自于国家主权，它产生的时间要早于基于社会国家思想的财产权“忍受”，比如，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第17条在规定了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同时，也规定，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然必须时，且在事先的正当补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均不得受到剥夺。显然，公共利益在财产的征收（征用）中所起的作用与财产权“忍受”中并不相同。从本质上说，基于公共利益对财产的征收（征用）同样反映了公共利益与财产权的冲突，但是，这种冲突所导致的并非财产权的忍受，而是财产权的核心部分的“丧失”，即所谓的特别牺牲。对于这种特别牺牲，公共利益方——征收（征用）方——国家必须作出补偿，从而体现保障财产权的思想。同时，如果征收（征用）与公共利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如果没有“公共利益”的理由，任何征收（征用）都将视为国家对私人财产权的非法侵犯。所以，与其说在征收（征用）中发生了公共利益与财产权的冲突，不如说公共利益是作为征收（征用）的前提条件。
那么，这种导致财产权“牺牲”的公共利益到底是一种普遍的公共利益还是一种具体的公共利益呢？从各国宪法的不同规定实际可以看出端倪。
总结一下，各国宪法对“公共利益”的表述有以下三种形式：
第一，为了公共使用而征用。如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规定，没有正当补偿，任何人的私有财产均不得被征用为公共使用。日本宪法第29条第3款规定，私有财产，在正当补偿之下可收归公共使用。
第二，为了公共福利而征用。如德国基本法第14条第3款规定，公益征用，惟有为公共福利故，方可准许之。
第三，为了公共利益而征用。如意大利宪法第42条第3款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私有财产在法定情况下得有偿征用之。
这三种表述中的公共使用、公共福利、公共利益是否等同呢？应该说，公共使用是古典征用理论的特色，即要求必须有一个公共事业（或者公用事业）的存在，且该事业有需要被征用之标的物时，方可认为有充足的征用理由。该理论的基础在于既然征用将损害财产的私使用性原则，那么要获得合法的依据，就必然是与私使用性原则相对的公使用性原则。古典征用理论主要是为了满足民生设施建设所需要之土地，故其范围较为狭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为了达成福利国家之理念，积极为国民提供福利，并强调社会正义，因此，征用的目的也不再局限于公共使用，以及于国家经济建设所需甚至有益于私人之目标。如政府为了满足住宅需要，征用必要之土地。德国学者将之称为公用征用向公益征用的转变。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也于1954年的Berman v. Parker案、1984年的Hawaii Housing Authority v. Midkiff案和1984年的Ruckelhaus v. Monsanto Co.案中将宪法第5修正案的公用扩张至公益。相反，公共福利与公共利益均作为不确定之法律概念，两者间的区分较公共使用与公共利益为难。台湾学者陈新民认为，德国基本法第14条中同时出现了公共福利和公共利益的话语，应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差异。由于征用将产生一种对人民财产严重侵犯的后果，因此，其目的——公共福利——应有别于一般的公共利益，而毋宁为更重大的公共利益。所以，作为财产权“牺牲”的“公共利益”应视为一种特别选择的公共利益，一种紧急的公共利益，一种重大的公共利益。当然，宪法里面的规定仅是一种概括使用，其具体标准应由立法者以分散的各个法律的方式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