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线上调研

1. 法律方面的调研文章!~!~!~急

食品安全法律调研报告
食品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物质，是人们生活中最基本的必需品。每个人要生存、生活下去，就离不开食品。正是由于食品市场的巨大潜力，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近几年我国食品加工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使得各种新型食品层出不穷。每天只要我们打开电视，翻看报纸，都可以看到大量各式各样的食品广告。走上街头，不论是在商场、超市乃至街摊，食品都占据着市场的主要份额。而 最近一个时期，随着各行各业透明度的进一步提高，食品的质量问题也频频被媒体所暴光，这直接导致了食品行业的安全问题成为人们最普遍关心的一大主题。如今食品安全已是我国消费者的“心头大患”， 事关消费者乃至下一代的健康和安全，是目前对公共健康面临的最主要威胁之一。因此，重视食品安全已经成为衡量人民生活质量、社会管理水平和国家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在看到世界性的食品安全存在问题的同时，应明白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所存在的诸多弊端和问题，各级有关政府部门应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加强和完善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这在当前尤为重要和迫切。
一、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现状分析
（一）我国食品安全的现状
长久以来，关于种种劣质食品的报道几乎成了我们隔三岔五就能在媒体上看到的一个主要话题。比如说关于劣质奶粉、劣质面粉、劣质大米、劣质豆制品、染白粉丝、注水肉、苏丹红……等等，我们可以列出长长的一列名单。这些频频曝光的食品加工中的黑幕对消费者来说已不再陌生。各级监管部门针对于此的执法检查，也始终没有停止过，而且还会在每年的元旦、春节等重大节日前加大执法检查的力度。但令人不解的是，这么些年过去了，各级监管部门的工作不可谓不努力，但劣质食品依然层出不穷，并且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健康。
目前我国食品安全领域存在五大问题：微生物造成的食源性疾病、种植养殖方面的农药残留和兽药残留、生产经营者守法意识淡薄、食品生产新技术应用所带来的食品安全问题、环境对食品安全的影响。这些问题从而导致了我国食品生产行业的发展非常不均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环境污染是造成食品安全问题的首要因素
2、农产品、禽畜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残留量高、源头污染严重
(1)化肥、农药等对人体有害物质残留于农产品中。
(2)抗生素、激素和其他有害物质残留于禽、畜、水产品体内。
3、病原微生物引起的食源性疾病严重影响食品安全
4、制造食品的过程中使用不合格原料及应用新原料、新工艺，添加有毒物质带来的食品安全问题
（二）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现状
食品安全是指与人民生命健康安全密切相关的食品的安全控制措施和手段。食品安全与人类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它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到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说它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整个体系运行涉及企业的食品加工、生产销售、进出口、卫生监管、国家干预等各环节，同时也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对人民生命健康的重视程度。而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是指有关食品生产和流通的安全质量标准、安全质量检测标准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构成的有机体系。从我国食品安全的法律现状来看，由《食品卫生法》为主导，《食品卫生行政处罚法》、《食品卫生监督程序》等数部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以及诸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法律中有关食品安全的相关规定构成的法律形态，是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框架的现实，为全面提高我国的食品安全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在执法过程中，会使许多有害物资蒙混过关，给为非作歹者留下作恶空间。在工业化程度提高、生活节奏加快、加工食品越来越成为人体主营养素来源的同时，我国的食品标准，总体水平偏低，部分标准之间存在交叉、矛盾，重要标准短缺，标准的前期研究薄弱、实施状况较差，甚至强制性标准都得不到有效执行。
现行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不够完整，存在有一定的缺陷，主要有以下几点：
1、消费者的权益无法得到充分保证
相对于生产商和销售商而言，消费者处于弱势，他们几乎无法预见到食品潜在损害发生的可能性和范围，更无权处罚生产商或销售商。目前，我国有《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来规范管理生产商和销售商的行为。但是，这些法律法规有时不能很好地保证消费者的权益，比如2005年的苏丹红事件，遵从消费者权益诉讼案“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消费者只有举证出因食用涉“红”产品导致其人身受到了相应的损害，才能得到赔偿。但是，消费者很难举出因食用涉“红”产品而产生的具体人身损害，因为每个人日常食物的品种相当复杂。无法举证损害事实，法院也就很难支持消费者的诉求。
又如《食品卫生法》规定，对造成食品中毒后果的，应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赔偿责任。但很多不合格食品不是食用后马上就有中毒现象，而在更多的情况下是长期食用才显现危害，这时再去追究造假者的责任，有可能为时已晚，最终造成追讨无门。目前中国法律规定只对实际损失进行赔偿，缺乏单独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也就是在确定具体赔偿数额时，仍是按照被害人的实际损失，包括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来计算的，这种损害赔偿制度并不能真正补偿受害方的全部损失。
2、存在“真空”和“交叉”地带
根据调查，部级以上机关所颁布的有关食品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包括已失效的规定在内共计800多篇，涉及的政府部门包括已撤销合并的近30个。总体上，食品安全管理方面政出多门，导致有的方面管理依据相互矛盾或者监管职能交叉，而另外一些方面却是监管的真空。食品安全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使政府监管方面也存在不少制约因素，不能完全监管到位，法律法规的不配套，是食品安全执法的首要障碍。部门职能交叉、职责不清则削弱了执法的力度；对于一些效益好的食品企业，多个监管部门重复管理，增加了企业负担；而对群众反映的食品安全难点问题，很多部门又互相推诿。部分场所执法受行政干预过多；一些地方对开发区、旅游区等特殊场所出台“保护”政策，限制执法人员执法；监管队伍严重不足、经费短缺也是执法不能完全到位的重要原因。同时，在与其他非食品安全专项法律，如《行政处罚法》、《刑法》等法律的衔接上也不统一，甚至违背其原则，弱化了法律的惩处力度，导致违法现象屡禁不止。在法律法规方面还存在着一些盲区，比如仍没有针对批发市场的法规。由于生产过于分散，如果完全靠从生产环节抓食品安全管理，漏洞太多。
3、企业违法后付出的代价较低
低廉的违法成本是一些食品安全事件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和现行的处罚机制有关。一直以来，我们对制假贩假者的处罚较轻，做一次假，能抵得上罚多次的钱，制假者付出的风险成本很小。以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核心《食品卫生法》为例，对违反该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在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不符合卫生要求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以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吊销卫生许可证。然而根据该法，卫生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对非法所得的认定缺乏手段，那些大量存在的地下食品加工黑窝点，生产成本极低，即便按违法所得的标准进行处罚，也根本起不到惩罚作用。“情节严重的”，才会被“吊销卫生许可证”，可那些卫生状况极差的黑户食品生产企业，往往就无证可吊，对他们的管理，只能是以罚代管了。就目前对食品安全的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和处罚来看，往往是只要不造成恶劣影响甚至酿出命案，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就很难得到追究。
现行的关于食品安全的法律体系存在的缺陷不只以上这些，在这里笔者只从一些侧面进行举例探讨，不可能详述所有。但通过这些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我国的《食品卫生法》有必要根据新出现的问题加以完善和强化，以有效制止和打击食品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有损食品安全的行为，保障人民的生命和健康不受侵害。
二、我国食品安全法制化工作有待加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食品安全法制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初步奠定了我国食品安全保障的基本框架。但是，我国食品安全的法制建设也存在着时代发展遗留的缺陷：重权力，轻权利；重程序，轻实体；重局部，轻全局；重职权，轻责任；重处罚，轻促进。随着我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变，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制建设已进入了新的变革时代。但是从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现状来看，我国食品安全的法制化管理与国际水平还有不小的差距，我国食品法律体系的框架结构仍有待进一步的科学化、合理化。
在我国食品安全范畴局限性很强，食品卫生管理取代了食品安全管理，对于“食品初级生产过程中安全操作生产对食品安全性和适宜性的影响”重视不够。由于我国在食品安全管理中，没有把食品安全建立在全部食品产业链基础上，因此造成了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广度不够；具体标准和法规的制定上也不够协调和系统。
食品工业是我国支柱性产业，食品质量安全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我国食品的国际竞争力。一个既符合我国国情又与国际接轨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可为企业提供一套完整有效、科学合理的安全生产和监控管理技术标准，并强化食品从业者的自主意识，引导和规范企业行为。因此建立一个合理，有效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将是我国食品安全法制化工作急需加强的重点。
三、构建相对独立的法律体系是食品安全的一个发展趋势
（一）发达国家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概述
食品安全的法律体系的建设是我国保证食品安全、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也是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实施我国环境战略的需要。研究、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有利于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和产业政策的完善以及与国际市场的接轨。
1、美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美国是一个非常重视食品安全的国家，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也是非常多的，例如《联邦食品、药物和化妆品法》、《食品质量保护法》和《公共卫生服务法》等。这些法律法规覆盖了所有食品和相关产品，制定了非常具体的标准以及监管程序。若是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就不允许其上市销售。同时其从事食品生产、加工与销售的企业，也不存在什么无照企业或者家庭作坊式的企业，因此掺假现象也极少。
2、欧盟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欧盟历来十分关注食品安全，经过近年来不断的改进立法和开展相关的行动，对食品安全条例进行了大量修订和更新。例如：食品卫生条例，动物源性食品特殊卫生条例，动物源性产品官方监管组织条例等等，表明了欧盟是在构建食品安全的战略性框架，并进一步提高完善在食品安全方面的法规，提供统一管理标准；建立独立的科学咨询体系，加强风险分析力度；加强法律监管措施，保证法律实施效果；增加食品与饲料质量安全信息的透明度，保护消费者权益。因此经过多年的发展，欧盟形成了比较严谨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
3、日本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日本是一个法律比较健全的社会，拥有较完备的食品安全法。日本从所发生的安全事故中吸取教训，不断完善其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日本政府先后对《食品卫生法》进行了10多次修改。制定并实施《食品安全基本法》，强调了食品安全事故之后的风险管理和食品安全对健康影响的预测能力；成立 “食品安全委员会”，拥有向农林水产省、厚生劳动省提出建议，并对其进行监督和检查的权力。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对违反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施以更加严厉的处罚措施。
另外，国外例如德国、加拿大等国也都十分重视食品安全，也都组建了自己的食品安全体系。
（二）我国在食品安全上所做的努力
1、我国在近几年来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上所做的努力
（1）在2003年爆发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疫情中我国加强食品卫生监督工作 全面防制非典。结合非典防治，开展了餐饮业专项整治，把加强食品卫生、安全监督执法作为非典防治工作的重点措施之一；打击制售假冒伪劣食品的行为，保证紧缺物资的正常供应；全力做好非典期间重大活动的保障工作。
（2）在2004年及2005年，周边国家和我国部分省份发生了动物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为有效防止禽流感对人的感染，我国加强食品卫生监督管理有关工作，提高人民群众和食品从 业人员防病意识和能力，加强对重点地区卫生监督工作的督导，把城乡结合和农村作为重点地区，重点监督经营野味的餐饮业、交通要道餐饮业和集体食堂等。同时，还加强对餐饮业的规范管理，加强与农业、林业和工商等部门的联系，及时了解禽流感疫情动态采取相应卫生监督措施，防止可疑禽畜肉类流入餐饮业。
（3）在2005年2月23日国家质检总局部署全国彻查苏丹红以来，政府采取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食品清查追缴行动，使消费者在空前关注中迅速提升了食品安全意识。从而使食品安全的重点体现在预防上。
2、加强监督监测工作，促使食品合格率提高。
为了进一步做好食品化学污染物和食源性致病菌监测工作，我国建立了食品污染物监测网点。污染物监测网点建设使我国的食品污染物监测网点进一步完善，监测能力进一步得到了增强。
3、完善食品安全危险性评估的方法和技术。
对食品添加剂、食品包装材料、食品容器以及新研制、发现和引进的新资源食品的许可要严格建立在危险性技术评估的基础上，本着尊重科学的原则修订《新资源食品卫生管理办法》。通过组建的危险性分析专家队伍及时收集、分析食品危害情况，开展危险性评估，及时发布预警。建立卫生监督技术支撑体系和执法监督体系，使其承担食品卫生、职业卫生、医疗机构和血站等监督执法任务，并对食品生产经营单位进行风险度和信誉度量化评价和分级，对高风险、低信誉的企业重点监管。
四、发展和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建议
（一）加强食品安全法律建设和法制管理。积极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加强国外食品安全法律标准的研究、消化，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建立我国食品安全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规、行政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多层式法律体系，探索和发展既和国际接轨，又符合国情的理论、方法和体系
（二）建立新的食品安全政策支持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和管理体制。我们可借鉴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做法，针对我国国情来建立农业管理部门与食品工业管理部门合一，对农业和食品工业实行一体化管理的机构。
（三）加快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建立起我国食品安全信用体系的基本框架和运行机制，使我国食品安全迈上一个新台阶。在制度规范上，建立起食品安全信用的监管体制、征信制度、评价制度、披露制度、服务制度、奖惩制度等，使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的主要方面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四）推进体制改革 加强监督队伍建设
为了保证卫生监督的公正，加大食品卫生监督的力度，改革卫生监督体制，集中原来分散的卫生监督职能，撤销市、县级卫生防疫站、公共卫生监督所、劳动卫生监察所，组建新的卫生监督所，承担面向社会的综合卫生监督执法任务。
（五）做好发展规划 推动食品行业稳步发展
建立和完善食品安全法制保障体系、食品安全预警和控制体系、食品安全监管和卫生监督体系三大目标以及具体指标，同时从经费、人员、组织、管理等方面落实目标实现的保障措施，为食品卫生监督工作明确工作的重点和努力的方向。
（六）规范食品市场、经济秩序进一步深化
将整顿和规范食品市场经济秩序工作和食品药品放心工程实施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严格执法，对违反《食品卫生法》制售假冒伪劣食品，坑害消费者的不法生产经营者坚决查处，有力打击制售假冒伪劣食品活动，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七）加强现有法律法规的惩罚力度，依法加强权力监督，实施对食品安全的有效保护。各级人大作为地方最具权威的监督机构，依法实施法律监督和经济工作监督，是宪法赋予的职权，应充分发挥其监督作用，果断启动监督程序，依法加强监督，及时发现、纠正和撤销违法的危害食品安全的行政行为。具体方面如下：
1、处罚要狠。处罚严格首先要有法律法规的支持，相关的立法要完善，要严格。其次，要罚得很，要让那些制假售假的人一旦被查获就会倾家荡产，绝对没有机会重操旧业。加大制假售假的风险，就能从源头上堵住食品安全问题的漏洞。
2、监管要下大力气，实现监管到位。政府部门要履行好自己的职能，尽到“本分”，针对我国地方大，人口多，流动性强的具体特点，加强监管。
3、建立问责制。对地方官员的管理要严格，如果一旦出现了事故，主管部门领导、当地党政领导要负责任。另外，建立问责制也体现了政府的行政清廉，同时也是咱们老百姓的意愿。当然，要实现问责很难，但是不能因为有困难就不去做，所以要加大这方面的宣传力度。
4、加强舆论监督。媒体要敢于说话，为人民说话。对食品问题的报道，关系着国计民生，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与党中央意志相一致，这种报道并不“出格”，媒体报道时顾虑不要太多。
5、食品药品的监管由一个部门来实现。多部门管理，容易出现管理的交叉区域和“真空”区域，多部门管理总是比不上一个部门管理简单、操作性强。
综上所述，食品的健全和完善在世界各国被都当作一件战略性任务、基础性工作给予高度重视。加入WTO后，在日益增加的食品国际贸易中，加强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对阻止国外低劣食品进入我国市场，防止消费者遭受健康和经济权益损害，将起到重要的技术保障作用。食品安全法律的有效实施，将使食品生产全过程标准化、规范化，保障和提升食品质量安全水平，同时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本文来自:公务员之家网（www.gwyoo.com）

2. 谁有法学的调查报告

山东省某市青少年犯罪情况调查报告
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一直是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同时也是消除社会不稳定的因素、维护社会稳定，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为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的重要课题之一。近年来，青少年犯罪呈上升趋势，而且出现了手段成人化、年龄低龄化、团伙化、高智商化等新特点，已成为危害社会治安的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的精神，为全面、准确掌握全市青少年犯罪的基本情况，为领导部门决策提供事实依据，更好地做好青少年犯罪的预防、教育和转化工作，结合正在开展的“平安青州”建设，山东省青州市委政法委日前组织了公、检、法有关部门的调研人员，成立了专门的调研小组，对全市在押的青少年犯罪情况进行了调查，现形成以下调查报告。
为了多角度、尽可能翔实地对青少年犯罪情况和相关性事实进行调查，调研设计了专门的调查问卷，问卷分被调查人员的基本情况（身份、年龄、押前职业、住所地、婚姻状况、学历、家庭出身）、犯罪情况（罪名、初犯、累犯、多次犯罪、共同犯罪、集团犯罪、犯罪地点、对后果认识、悔改表现、犯罪动机、心理）、在押人员与犯罪的事项调查（农村青年在城里有无住所、父母感情及上网情况、有无烟酒嗜好、是否有过犯罪史、是否受过处罚，是否在校生犯罪，是否辍学及辍学原因）等。为更真实掌握犯罪的原因及便于分析，我们最后借鉴外国的犯罪学研究成果，设计了一个多选项，内容为：家庭的其他成员是罪犯，或者行为品德不端以及酒精中毒；父母一方或双方是死亡、离婚或者被遗弃；父母愚昧无知或者是知觉上有缺陷以及因病不能管教；父母态度专横、偏爱过度或者过分干涉，或者是严厉、放任、嫉妒，家庭居住条件过紧张并与同居亲友不和者；失业、工资收 入低，以及在共同劳动中受到经济压迫等，以期能了解犯罪的深层次原因，为犯罪预防提供有效依据。这次问卷内容分别征求了公安、检察、法院及部分青少年教育工作者的意见，查阅了部分相关资料，从各方面反映来看，普遍认为这次调查是可行的。
我们于2004年7月13日委托市公安局监管大队对在押的183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发放了问卷，并以该日为基准日，对有关内容进行了填写。为了不给填写人增加心理负担，我们对全体在押人员发放了问卷，可不填写姓名，并特别声明该问卷只供调查研究用，不提供给司法机关，不对号入座。事实证明，这种方式是可行的，我们于次日将全部183份问卷收回。经统计，其中5份空白卷为无效问卷，其余178份均符合统计口径，为有效问卷。为便于统计分析，调查中所有在押人均视为犯罪人。
当前青少年犯罪的特点调查
一、青少年犯罪呈上升趋势
对青少年犯罪，国内权威观点认为：青少年犯罪率高，犯罪性质日趋严重，犯罪类型复杂性和犯罪动机恶劣性；团伙犯罪突发；中小学生流失犯罪不断增多，犯罪向低龄化发展；女青少年犯罪人数激增；青少年重新犯罪率上升；犯罪手段成人化、智能化等。从调查结果来看，这些特点在我市都不同程度地呈现。全市青少年（指14岁至25岁）犯罪人员为84人，占全部在押人犯178人的47.2%，其中男性82人，占犯罪青少年的97.6%，女性2人，占犯罪青少年的2.4%。从市检察院批捕部门提供的数字看，2001年该院批准逮捕未成年（指14岁至18岁）犯罪嫌疑人12人，占批准逮捕总人数的3.8%；2002年，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25人，占批准逮捕总人数的8.9%；2003年，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42人，占批准逮捕总人数的11.9%；2004年1至6月，共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20人，占批准逮捕总人数的12%。
从调查结果来看，我市青少年犯罪现象还比较突出，且呈现递增趋势。但我们必须承认，青少年犯罪并不象有些资料所介绍的那样严重，25岁以下青少年犯罪只占全部人数的47.2%，与有关资料介绍的50%左右是相符的。其实青少年犯罪在全世界都是个问题，犯罪学者乌尔金斯曾说“现代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青少年是犯罪的一代”。因此，青少年犯罪问题值得有关部门关注。
二、抢劫等暴力犯罪频发，盗窃等侵财犯罪居高不下
表一

罪名 人数 比例

抢劫 43 55%
盗窃 22 28%
伤害 4 5%
销售赃物 2 2.6%
交通肇事 2 2.6%
强奸 2 2.6%
容留妇女卖淫 1 1.3%
寻衅滋事 1 1.3%
抢夺 1 1.3%
诈骗 1 1.3%
淫秽表演 1 1.3%

(注：本表因部分被调查人犯数罪略有重合)
由于青少年没有劳动收入，又贪图生活享乐，任意挥霍，故青少年犯罪中仍以财产犯罪为主。从调查看，我市青少年多发犯罪的类型依次排列是:抢劫、盗窃（销赃）、伤害、强奸、抢夺等,其中主要是盗窃和抢劫,约占80%左右。近年来容留妇女卖淫、淫秽表演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新犯罪类型犯罪也开始出现。近年来,在青少年犯罪中,以暴力为后盾的重大刑事案件日渐增多,施暴程度不断加重,而且青少年犯罪时在作案过程中很少顾及后果,作案手段野蛮和残忍,社会影响极为恶劣。国外学者从犯罪的形成、方式的角度将青少年犯罪的特点总结为：纠合性、突发性、野蛮性、报复性、报复性、模仿性、恶作剧性、反复性等，这些特点在我市也不同程度的呈现。从调查看，青少年犯罪中抢劫犯罪高发，占到55%的比例。如2月11日20时，张永亮（男，17岁，住临朐县石门小区）、孙振国（男，14岁，住临朐县临朐镇张家亭子村）、冯栋梁（男，16岁，住临朐县中医院后街9号）、武建华（男，16岁，住临朐县临朐镇曾家洼村）、程小龙（男，14岁，住临朐县临朐镇三元村）、马杰（男，16岁，住临朐县生产资料公司家属院）、林泽鹏（男，16岁，住临朐县委家属院1号楼）在北大桥西持刀砍伤青州蚕场副厂长王文江背部后抢劫，致王失血性休克死亡。该7人于2月8日以来先后在临朐盗窃作案一起，在潍坊市区抢夺作案两起。犯罪团伙化、手段恶劣化、后果严重性都值得进行深层研究。
盗窃也是高发犯罪，占28%。当前，受社会上一部分人"潇洒"消费、超前消费等观念的影响，部分青少年产生了强烈的或畸形的物质欲望，盲目追求享乐，当通过正当的渠道不能满足其欲望时，往往是通过盗窃、抢劫等不正当途径来获取。盗窃犯罪作为一种最古老的罪行，无不被各国视为打击重点。近几年来，我市在预防和打击上进行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但这种犯罪仍居高不下，应引起高度重视。

3. 法学社会调查

：关于“打官司难”问题的调查报告

论文所属专业：法学理论
论文内容：
关于“打官司难”问题的调查报告
针对近几年来民事案件数量逐年下降问题的状况，为贯彻落实院党组提出的：“把司法为民具体落实到审判工作的每一个环节，紧密结合法院工作实际，着力解决群众关注和当事人反映强烈的问题”的指示精神，我庭组织专班与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等四个中院和武昌区人民法院等8个基层法院一道，对当前与司法环境和审判工作密切联系的人民群众反映“打官司难”的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现将有关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关于“打官司难”的具体内涵
2004年2—3月，我庭会同武昌区人民法院等8个基层人民法院，通过采取问卷调查、实地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对部分案件当事人、律师、人大代表，妇联和信访单位工作人员、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及人民法庭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员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845份，回收560份。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人民群众对“打官司难”的看法不一，不同职业的人认识不一致，打过官司的人与没有打过官司的人说法不尽相同，熟悉法律的人与对法律生疏的人理解也不同。但是，他们普遍认为“打官司”就是上法院，其中，有40%的人认为“打官司”还包括与政府行政执法部门和公安、检察院打交道。
通过调查，我们认为“打官司难”应包括狭义和广义两种内涵。狭义上的“打官司难”是指当事人在法院难打官司，即人民群众不好告状和在审判过程中感到困难。广义上的“打官司难”是指人民群众通过行政救济程序和司法救济程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包括由于主客观原因造成的困难而导致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甚至受到侵害的现象。
二、当前“打官司难”的主要表现形式
被调查人员中，认为“打官司”不难的占30%，认为“打官司”难的占50%，认为比较难的占10%，认为非常难的占10%。通过对问卷调查的统计，被调查对象中认为“打官司难”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对“打官司”心存畏难情绪。被调查的群体中绝大部分没有打过官司，他们对打官司的认识不深刻、不全面。多数群众的观点是打官司比较难，主要是基于对社会的认识，认为现在社会上存在不正之风，官僚主义习气严重，群众一般办事都要讲关系，更何况是“打官司”，打起官司来涉及程序复杂，关系更复杂。一部分人认为打官司难是出于根深蒂固的观念，这些人主要是农民群众，他们认为历来就有“打得一场官司赢，累得死一头牛”，“赢了官司输了钱”、“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之说，因此心中存有怕打官司、不愿打官司的观念。还有一些人认为“打官司难”主要是听别人说或是自己打过官司的亲戚朋友们传说的。
（二）不知如何打官司。农民群众有了纠纷或者问题，不知找那些部门解决；有的通过打听知道要到法院起诉，但又写不出起诉状，更不知有关法律法规的内容，对打官司的程序也不懂。对于这些人来说，打官司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
（三）费用过高。不少人反映打官司要请律师，得花一定费用，又要交纳诉讼费，还要交纳申请执行费，各种费用不堪负担，对打官司望而生畏。
（四）费时又费力。不少打过官司的人称，一场官司一审得半年，有的又要上诉，还要二审，甚至申诉后还要再审，官司了结得一、二年且还要时时准备应付开庭，收集证据，弄得心力憔悴，既要浪费大量的时间，也要花费很多心思，确实是难。有的群众甚至说“要得官司赢，脚板得磨平”。
（五）怕空调白判。有的人反映官司赢了，但判决内容得不到执行，说“偷鸡不成反而蚀把米”。这些人主要是对法院执行问题不满，认为法院判决如一纸空文，判决了却兑现不了，执行力度不大，执行措施乏力。
（六）怕法官裁判不公。有些人对法官的素质持怀疑态度，认为有的法官接受当事人的吃请和礼物，在审理案件时有意偏袒一方。
三、造成“打官司难”的原因

4. 调查报告的格式到底是怎么样的法学专业的调查报告又该怎么写

第一行写标题，接下来写一段引言，在接下来是被调查者的个人信息，如性版别，年龄等，然后就是权正文部分（问卷的题目）
要注意
1。题目不宜太多，最好不超过12道
2。题目必须从简单到复杂，符合人的认知规律
3。一般开放性题目（要求调查者写出自己的观点）与封闭性题目（选择题）都要出现，开放性的题目不能超过两道
5。提供答案要注意语气（如：为什么你不选择现在买车？答案：A。买不起----语气不好，应用价位太高，这样调查者容易接受）
6。最好在一张纸上完成问卷，如果题目较长则应采用一张纸的正反两面，最好不要超过一张纸（这是从被调查者的心理方面考虑的）

法学专业的设计问题要尽量简单,不能太专业,否则被调查者很难理解.

5. 法学本科社会实践调查报告3000字

关于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社会调查报告 本次调查是受学院两课教师委托通过实验室全体人员齐心协力，艰苦奋斗,历时三周才圆满完成，本次调查采用多阶随机抽样，抽取的样本单位专业结构齐全，融经济、管理、人文艺术、外语等专业学生，因此避免了调查对象过于集中的弊端。发出问卷共300份，收回问卷270份，其中有效问卷266份，问卷如附录所示：1、2、3、4、10、16、17为非固定答案的题目，5、6、7、9、11、12、13、14、15为考察题（考察同学对法律知识的了解程度）九道考察题的总分设为100分,其中最高分是100分，最低分是11.1分。 以下是非固定答案题的统计结果： 1、你认为法律在现实生活中的用处？ a、非常有用45.11% b、一般35.71% c、基本没用6.02% d、法律不如权力有用11.65% 2、你生活中的法律知识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a、电视上48.12% b、报纸上16.54% c、学校的课本上35.34% d、家庭的影响4.51% e、其他 13.91% 3、你认为你在生活中平均每学期遇到法律问题的频率为： a、20次以上 5.26% b、20次?10次 6.39% c、10次?5次 21.8% d、5次以下 50.75% e、0次 16.17% 4、当你的权益受到侵害时，你首先想到的是？ a、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 50% b、用武力解决 6.02% c、通过关系解决. 15.79% d、感觉很委屈但是认为也是没办法的事 16.17% e、根本没有在意过9.40% 8、当今虽然是法制社会，也存在着家庭暴力、婚姻财产纠纷等很多问题，你认为：a、清官难断家务事 74.05% b、清官易断家务事 25.95% （1）、如果你选择了a,那么你认为是什么原因？ a、法律法规不健全 30.70% b、群众的法制意识不强 29.57% c、法官的职业素质不够高 4.01% d、法律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35.21% （2）、如果你选择了b,那么你认为是什么原因？ a、法律法规健全 52.6% b、多年的普法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效 9.40% c、法官能够正确地把握“一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 15.41% d、一切问题在法律面前都能够得到解决 3.38% 10、假如你在公交车上遇到骚扰时，你会如何去做？ a、出声制止，维护自己的权益 49.25% b、用适当的方法让他得到惩罚 28.95% c、瞪他一眼，然后换个地方或下车 20.31% d、默默的离开，不敢出声。3.38% 16、你希望多了解一些法律知识吗？ a、希望 92.11% b、不希望 7.89% 17、你希望法律基础课要如何上？ a、尽可能介绍能解决社会生活的法律法规 33.08% b、从案例中说明相关法律理论，类似于《今日说法》61.65% c、按照教材的内容和顺序进行教学 5.26% d、最好取消这门课，与日常学习生活无关4.14% e、我觉得这样比较好： 其中固定答案的答对率为： 5、对于学校不允许到达法定年龄的同学结婚的做法，你的观点是？27.443% 6、某学生因为考试舞弊而被开除，你认为这种做法是否合法？51.879% 7、因为没有过四级而不发放学位证，你认为这种做法是否合法？67.293% 9、某某商场公示：某某手机实行三包，七天包退，假一罚十，一女士买了一部,回家后发现手机的电板有问题，于是拿手机去检验，该公司说手机不是本公 司的产品，这部手机是假的。如你是该女士你该向谁要求赔偿？ 56.015% 11、某地有两名同姓考生，其中甲考取而乙落榜，乙方家长为了自己儿子能上大 学，和某高校商量，将甲的档案改成乙的档案并仍以乙的名义投给录取学校。 你认为他们违反了哪一些法律？16.54% 12、甲某和其12岁儿子共同抢劫，其子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39.473% 13、父母离婚，19岁的儿子考上大学，是否有权向父亲要生活费？62.78% 14、王某有三个儿子，王某在病死之前当某个儿子的面做了口头遗嘱，这种遗嘱是否有效？50％ 15、我国选举采取什么样的投票形式？90％多 可见他们还是很关心身边的人和事的，一些法律常识大部分同学还是知道的，对于5、6、7题，由于问卷设计的不够合理，可能误导了同学们的思想，让数据不够真实， 此次调查的结果说明，同学们的法律意识比较弱，知识也比较缺乏，从数据上看，同学们都没有太在意生活中的法律问题，也许他们觉得，在生活中遇到麻烦是必然的，并不是法律问题，也有可能受家庭、社会等各种因素影响，让他们认为权利比法律有用，在次问题中虽然有50%的同学回答是“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次数据有很大的误差，因为答案本身的误导性非常强，很多同学自然而然就选择了此答案，它并没有代表性。 决大多数 同学认为学校的有关规定是不合理也不合法的，有这种反映也是意料中的事，据分析有以下几种可能性：①为了自己的权益②法律意识③答案本身的误导，从我们学校来看，同学们的法律意识并不是很强，但是关乎到自己利益和前途，关乎到自己今后的发展，大家自然而然就会认为那是不合理也合法的，人都是自私的动物，谁不会为自己谋利益，谁不希望今后的路能够更加顺利，这也是人之常情。 此次问卷调查采取的是抽样调查法，是分专业的调查，但在此过程中却忽略了性别的界限，性别的不同致使他们的爱好也不同，所关心的也不一样，男孩子可能要广阔一些，看法要强烈一些，女孩子要缓和得多，因此，定量的数据就不够精确。 我们的问卷中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当你在车上遇到骚扰时，你会如何去做，同学们的答案很多，有很大一部分人认为自己会默默离开，不与理会，一个大学生是如此，那么我们国家各族人民呢？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提倡依法治国，可是杀人放火、抢劫、拐卖妇女儿童等等犯罪行为比比皆是，甚至乎知法犯法，遇到这种情况时又有多少人会站出来说一句或者出来阻止呢？这也说明在同学们心中在人民心中法律的意识还非常的弱。 以上统计结果是令人很满意的，因为有92.11%的同学希望多了解一些法律知识，而且有45.11%的同学认为法律在现实生活中非常有用（即使仍有11.65%的同学认为法律不如权利有用）。从第二题的统计结果上看电视是同学们了解法律知识最重要的工具和渠道，其次是书本，从最后一道题上可以看出案例教学是最能让同学们接受的一种教学方式，也有不少同学非常关心他们将要学习的“法律基础”的实用性。 本次问卷调查的最高分100分，最低分11.1分，平均分48.79分。说明还是有很多同学关心身边的人和事，同时也反映出同学们对法律知识的缺乏，总的来说，04级的同学们学习《法律基础》的热情还是很高的，我们在次建议学院采取大多数同学都乐于接受而又有效的教学方式，让同学们增长见识，认识生活，关心身边的人和事

6. 大学生法律素质调查报告 （原稿）

自己修改整理一下：

公民法律素养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准之一。我国高校大学生法律素养如何,将直接影响当前和未来一个阶段我们的法制建设,影响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

所谓素养,是指人们在经常修习和日常生活中所获得知识的内化和融合,它对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处事方式、行为习惯等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具备一定的知识并不等于具有相应的素养。只有通过内化和融合,并真正对思想意识、思维方式、处事原则、行为习惯等产生影响,才能上升为某种素养。重视大学生的法律素养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推进法制建设”。通过大学法律教育,使大学生拥有较高的法律素养和较强的法治文明意识,这对于提高全体国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对于贯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动我国法制进程、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又必须看到法律教育内化为法律素养的诸多制约因素一是功利性极强的就业至上评价体系。高校扩招后,随着大学生就业压力增加,一些高校为给非法律专业学生挤出更多时间应付各种有利于就业的资格证考试,主动降低包括法律在内的其他软素质课程的教学与考查标准,这极大地影响了学生法律素养的提高;对于法律专业学生的法律教育,由于将主要精力放在法律条文的解读和案例分析上,忽视对个人法律素养起综合性、潜质性作用的哲学、史学、文学和自然科学等课程和知识的学习,相当一部分法律专业的学生虽然十分熟悉各种法律条文和案例,但法律素养不高。二是泡沫化明显的法律专业重复建设。近年来,受高校扩招、合并和人才市场需求拉动等多方面影响,法学教育泡沫化倾向相当明显,不少院校匆忙建立的法律系,师资力量薄弱。一些所谓的法学专家从未参加过法律实践,对现实法制缺乏感性认识。这些学校本来法学渊源不深,加上法学教师素质不全面,无法引导学生将所学法学知识内化为深厚的法学素养。三是现实社会尚不健全的法制环境。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法制建设尚待进一步健全,法律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严肃性较差,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现象和特权观念还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存在。大学生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成型成熟期,对外界信息吸收能力强、反应周期短,严肃性较差的现实社会法制环境对他们还相当薄弱的法律素养的消解作用也十分明显。

基于此,提高大学生法律素养的主要途径是:

首先,高校法律教育要回归重在素养的本位。即教育和人事部门必须努力破除就业至上的评价体制,要科学定位就业与学业、知识与素养的关系,重建就业与学业并重、学业优先,知识与素养并举、素养优先的评价体系。高校不可随波逐流,应坚持独立的学术精神和办学理念,消除学术泡沫,始终将素质教育摆在首位,高度重视包括法律在内的各种素养的培养和提高。在法律教育内容的安排上,要更加注重与哲学、史学及其他人文和自然学科知识的融合,更加注重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规律的层面来解读法治文明和法的精神,将法律至上等法的原则融化在大学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中,内化为一种素养。

其次,法律文明要对行为习惯起到培育作用。知识内化为素养要经历一个不断积累、逐渐形成行为习惯,由自在转变为自觉的过程。因此,提高法律素养要重视法律文明建设,大力加强法制宣传,注意借鉴世界先进的法治文明成果和优良的法的传统,努力营造有益的法治文明氛围,促进法律知识与法治文明的相互渗透与融合,促使当代大学生养成包含法律素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

再次,法律环境要形成无所不在的外部约束。法律素养的形成并不是封闭的、单向的,而是开放的、交互式的。大学生法律素养的形成与整个社会的法律环境有着十分重要的关联。为此,一要努力优化法律环境,有法必依,切实维护法律尊严;二要十分注重法律在现实生活中的运行,真正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不屈服于特权,努力消除司法腐败。以此,让大学生在现实生活中真切感受到法律权限内自由自在、超越法律必受制裁的外部约束。

贯彻依法治国方针，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在于广大人民群众法律素养的普遍提高。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具体执行者，是依法行政的主体。因此，要真正地贯彻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方略，就必须使各级领导干部确立法律意识，掌握必要的法律知识，通晓用法途径，从而不断提高自身的法律素养，切实做到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
不断提高法律素养是党中央在新形势下为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而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的新要求。新时期，领导干部在领导对象、领导内容、领导原则、领导手段、领导目标、领导方法等方面面临着诸多变化，但归根结底是民主法制建设方面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适应形势要求，实现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转变，是各级领导干部面临的新课题。把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变成地方的法律规章，使其成为人民群众的行为规范；以依法治国为龙头，协调立法，依法行政，做好司法、普法、监督和法律服务等各项工作；党组织自觉地在宪法及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领导工作中的决策方式、议事规则、工作方法等逐步制度化、规范化，等等。这些都体现了党要善于运用法律手段来管理国家事务的要求，相应地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律素养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不断提高法律素养是新时期的经济发展任务对领导干部提出的必然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还是政府的宏观调控，都需要法律法规的规范、引导、制约和保障。因此，各级领导干部要更多地学习和掌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转变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领导方式和管理方式，依法履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领导职责，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社会、管理经济事务，自觉地运用法律武器与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违法行为作斗争，依法维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扩大对外贸易，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与交流，处理涉外关系，无一能离开国际法律、法规、原则和惯例。不具备一定法律素养的领导干部，是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的，是难以适应促进经济发展任务的要求。
不断提高法律素养是健全人民民主制度的本质要求。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是使“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基层民主更加健全”。民主的本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要更好地体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善于发挥工、青、妇等组织的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作用，扩大基层民主，推进居（村）民自治等。做好这些工作需要领导干部具备较高的法律素养。同时，随着法制建设进程的加快，领导对象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是越来越多的非公有经济实体的出现，使得靠行政命令对其进行管理已难以奏效，必须靠法律引导和规范。二是群众对权力的崇尚已转变为对法律的遵守。三是社会生产关系的表述已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为法律关系，法律在人际关系中的协调规范作用越来越大。如果领导干部不能提高自身的法律素养，就难以适应“三个代表”中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要求。
不断提高法律素养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现实需要。领导干部在维护社会稳定大局中肩负着重要责任。领导干部法律素养的高低、运用法律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其能否廉洁公正、依法办事，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减少和消除社会不安定因素；直接关系到其能否正确处理好各种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因此，领导干部不断提高自身的法律素养，不仅可以增强遵纪守法、廉洁奉公的自觉性，而且能够学会运用法律手段正确处理改革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依法协调和处理各种利益关系，以维护社会的安定和团结。
领导干部法律素养的构成包括领导干部对法律意识的自觉强化、对法律条款的自觉学习、对自身言行的自觉约束、对依法行政的自觉贯彻等方面。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法律素养，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要学好法，努力掌握履行领导职责所需要的法律知识。学好法是领导干部不断提高自身素养的前提。如果没有足够的法律知识做保证，提高法律素养只能成为一句空话。因此，领导干部一定要积极主动地学习和掌握各种必要的法律知识。
二是要用好法，善于通过法律途径实现领导目标。用好法是领导干部不断提高法律素养的有效途径。各级领导干部要在认真研究法、熟悉精通法的基础上，在日常工作中自觉做到依法办事，善于通过法律途径实现领导目标。首先，要特别注意防止把党的政策与法律对立起来，要充分发挥法在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中的作用。其次，要善于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工作中的“变”和制定法律法规工作中的“定”的关系，使现行法律体系的长期效应与短期效应更好地结合起来。再次，在对法律作评价和解释时，要善于历史、客观、辩证要观察和思考，以作出正确的判断，使法律手段的运用与其他手段的运用更为科学合理。

和谐社会 家庭先行

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的细胞，与我们每个人都有着最直接的联系，家庭和睦是保证社会稳定和事业成功的基础。因此，构建和谐社会要从构建和谐家庭着手，家庭才是和谐的“实践地”，才是和谐的“先行者”。

现实生活中，不少不和谐因素都是从不和谐家庭产生和引发的，例如夫妻不和离异导致青少年精神空虚，人格形成不健全，违法犯罪严重；比如，家庭成员尤其是夫妻关系不好，产生各类矛盾纠纷问题；比如因父母与子女教育、代沟影响家庭成员沟通困难，互不关爱，亲情冷漠等问题，都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警觉。

和谐家庭应该是有其具体标准的，主要概括起来有这几条：家庭成员身心健康，能互相关心、关怀，家庭成员之间能进行正常的沟通和交流；家庭成员有较高的道德素养，有安身生存的一技之长；家庭子女能正常接受教育；家庭收入呈增长趋势，有可持续发展态势等等。而要达到这个和谐家庭的具体标准，最关键的就是要提高每个家庭成员的法律素养，成为懂法、守法、用法的合法公民，这是构建和谐家庭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因素。

对于现今最普遍的三口之家来说，家庭关系主要是由婚姻关系和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组成的，而其中婚姻关系又是起关键决定作用的一环。如何通过婚姻来建立充满活力和生气的美好家庭，保证和促进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问题。婚姻制度是社会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伴随着社会整个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发展而发展。解放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一夫多妻”的夫权现象极为普遍，旧的婚姻制度压抑了人民群众尤其是妇女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成为阻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大障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就是婚姻法，该部法律把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规定为我国的婚姻制度，并据此做出了一系列的规定。新婚姻制度的确立和实行，为打碎封建婚姻制度提供了有利的法律武器，也为在我国普遍建立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提供了法律保障。

根据我国婚姻制度实践经验和婚姻家庭领域里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我国又对1980年的第二部《婚姻法》进行了修正。修正后增设的制度和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过去的立法空白，丰富了婚姻立法的内容，进一步完善我国婚姻家庭法制。然而，在我们完善立法的背后却隐藏着执法缺陷以及守法者的脱节，两性关系不平等、“家庭暴力”现象的存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守法者的法律意识淡薄以及对婚姻立法宗旨的漠视。因此，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普及法律知识，努力营造“和睦家庭”的和谐环境是构建平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环节。同时对于大多数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来说，更要自尊自信自强自立，增强依法维权的自主意识，提升自我实现的能力。

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同样也是家庭关系中的重要一环,其中包括父母与未成年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以及父母与成年子女之间的权力义务。父母与成年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主要包括互相扶养的权利与义务、相互不干涉婚姻自由的义务等等。而父母与未成年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相比较尤其重要，因为未成年人善恶评价标准混乱，模仿欲望强烈，法制观念淡薄，容易滋长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的个人主义思想。最令人担忧的是未成年人犯罪呈现上升趋势，而且有低龄化、暴力化的倾向。未成年人犯罪固然有自身文化低下、人格缺陷、冲动偏激等主观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的淡化，加之社会不良风气的熏染，是极为重要的原因。因此，笔者认为需要学校、社会和家庭联手，共同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法制和道德教育，提高孩子的法制意识，树立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为孩子的成长营造良好的环境。

和谐家庭的建设，不仅需要提高家庭成员的法律素养，同时家庭成员之间还需要加强责任意识、诚信意识，这些是保障公民婚姻家庭权益的需要，也是促进全社会安定、文明和进步的需要。

7. 求一篇法学调查报告！两千到三千字就可以！

案例一：民法案例 乙是未成年人，父母双亡，乙所在的村民委员会指定乙之兄长甲做乙的监护人，并通知了甲，甲未表示同意，也未否定。甲被通知做监护人十几天后乙与邻家孩子打架，造成四百元损失，邻家孩子之父母提起诉讼，要求乙赔偿损失，法院通知甲应诉，甲拒绝出庭，同时提起诉讼不服村委会的指定，法院经审理后判决，撤销原村委员会的指定，并同时指定乙的姐姐丁作乙的监护人，为此，对于谁应代为承担赔偿责任问题，出现了不同意见。 丁对此事件不承担责任，甲在被指定为乙的监护人之时，虽不同意指定，但是也为作出起诉，甲应该对此事负责。乙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不应承担责任。 请针对上述案例，制作一份案例分析报告（包括简述案例，指出案例争议焦点及其法律适用，并从案例所涉及的法学理论的角度进行分析）。 案例二：刑法案例 被告人李某租住桐庐县桐君街道公园山路53号一楼，被害人董某租住被告人李某租住房间的对面房间。2004年8月31日上午9时许，被告人李某见被害人董某的房门上插着钥匙，即起歹念，并持刀开门进入被害人董某的租房。被告人李某用刀抵住董某，并要其交出现金。被害人董某从桌子抽屉内的包内拿出现金100元交给被告人李某。被告人李某嫌钱少并将该100元现金扔回抽屉内，同时提出要与被害人董某发生性关系，被害人董某不从并极力反抗。期间，被告人李某将被害人董某的双上肢咬伤（表皮轻微伤）。之后，被害人董某假意答应下午去其租房内与被告人李某发生性关系，被告人李某才停止暴力行为。被告人李某回自己租房拿500元现金给被害人董某看伤，并要求其不许报警后又回自己租房。被害人董某见被告人李某回房，即打“110”报警，被告人李某被抓获归案。 请针对上述案例，制作一份案例分析报告（包括简述案例，指出案例争议焦点及其法律适用，并从案例所涉及的法学理论的角度进行分析）。 案例三：民事诉讼法案例 李春与杜某系夫妻，二人同住甲市城关区无线电厂家属楼，但在老家乙市郊区有房6间，由其长子李明居住。1996年李春夫妇遇车祸双亡。老人的长女李梅已出嫁，住甲市。老人的次子李可（17岁）于1998年考上乙市的某大学，因该大学离李明住处近，李可便要求李明之妻张丽将父母的遗房腾出一间由自己住。张丽说：“李明因犯罪已被判刑五年，不在家，自己不能做主；并且有4间房已出租给了方某、刘某，租期未满，不能腾房。”为此发生纠纷，李可便向某法院起诉，要求分割父母的遗房。 某法院受理案件后，在审理中发现除李明、李可二位继承人外，还有老人的长女李梅、次女李娜二位继承人。经法院通知，李梅明确表示放弃继承权，不参加诉讼；李娜则既不明确表示弃权，又不愿参加诉讼。 在法院对案件第一次开庭审理后，案外人于某找到法院，说李明夫妻现住的6间房是1948年其与死者李春共同经商时共同出资购买的，自己有一半的产权，并向法院提交了购房时二人共同签名的房契。 请针对上述案例，制作一份案例分析报告（包括简述案例，指出本案焦点及其法律适用，并从案例所涉及的民事诉讼法学理论的角度对本案当事人进行分析）。

8. 对中国法律现状的认识和调查

我们绝不能轻视学科研究的目的，学科研究的目的型构着我们的学术理念，我们对法律史的研究正是根据其正当理念和正义理念的发展逻辑而获得。传统的西方法学是通过自然法的理想对其法律史研究进行型构，而传统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史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当我们真正试图从法律的路径对中国法律史进行研究时，当我们真正试图从现代法的分类对中国法的历史进行探索时，我们却迷失了路径的切入。建构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法理探寻路径乃是我们当务之急。当前，中国社会正在体验着百年不遇的社会转型，西方法的历史发展表明，“在法律的稳定时期或固化时期，哲理法学家始终是不受欢迎的。然而，在法律的发展时期，哲理法学家极有可能成为领袖人物。” [1]因此，对我们从事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人来说，转型中的社会是一个创造哲理法学家领袖人物的时代。 一、法的历史研究中的本体论和认识论 所谓历史，不仅是指客观历史——人类的过去，人类的一切活动、创造以及所经历的事件）；更重要的还是指主观历史——人们对自己过去的记述和认识）。由于我们在历史中加人了人类的主观认识，于是就形成了意义、思想。可见，“历史学并不单单是有关过去事件的记录，而且还是------‘有意义的’记录——即把各种事件都联系起来的叙述。于是马上就出现了这一问题，即它们之间被联系起来就蕴涵着有历史思想的性质。” [2]法的历史是由法的理论组成的，没有法的理论就没有法的历史。当中国法的历史被儒家学说型构时，就形成中国传统的伦理法历史。既然法的历史与理论是统一的，那么法律史学和法理学也应是相互影响的。法律史离不开法理学思考，法律史不应该仅是对人类的过去的法制活动、创造以及所经历的事件的记录，而是对法律进步过程的理性探索。法的历史进步乃是一种趋向于法律制度的进步，对这些制度而言，体现的是人类自由理念的展现。这种展现还被认为是与法理学的发展进程相符的，并与我们的学术发展相一致。 法理学是所有法律学科的基础学科，法理学描述了人类自身对法的认识、其所处的法制环境、正确的行为标准、以及对法的理念的必然追求。法理学总是提出法的基本（根本）问题，并试图获得一个建立在可以用理智检验的法的方法论——系统化的程序基础上的解答、或者至少可以继续发展这些基本问题。同时，法理学作为是法律史学研究的方法论，它主要是对法律史的内容进行整理和系统化处理。当然，这种系统化处理思维包含了法理学思维，这就要求法律史学家必须具有法理学的素养和眼光。庞德认为，“在法理学中，我们被认为是在探寻正义和正当理念的形而上学基础并按照逻辑方法揭示这些理念以达成一个体系。在法律史中，我们被认为是在研究这些理念在历史上的展现过程。法律史被视作是正当理念或正义之理念在立法、司法审判和学术研究中逐渐实现的记载。” [3] 因此，笔者认为，在我们日常的学术认知中，根本没有必要刻意去辨清什么是法的历史与法的理论。回顾法律学术史上的学人与著作，能够留存人们记忆至今的如格老秀斯的《战争与和平》、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萨维尼的《中世纪罗马法史》与《现代罗马法体系》、梅因的《古代法》与《早期制度史讲座文稿》，等等。我们很难说他们应归于法律史学还是法理学，他们有些看似是法制史的研究，但却被认为是研究西方法理学史的标准著作 [4]。这些著作不仅是我们法理学专业的必读书本，同时以是研究法制史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基础。也正是这些法学巨著，给出了我们许多法律理论上的精典概括，如：“法律乃是一种从身份到契约的进步史，乃是对一种自由自我主张的理念（即通过自由确定个人自己的关系和责任而得到表现的那种理念）的实现记载。” [5]，等等。由于法律史学乃是对某一理念不断展现的记载，所以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不能缺乏法理学思考。如果我们将法律看作是一个历史发展的结果，那么与法律生活密切相关的国家机构、司法机构也都是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对这个历史发展过程的了解，缺乏法理指导是万万不能的。 法律史的法理学研究，一是对法制史学进行法理分析，即对法律史学家的工作进行逻辑的、概念的和认识论的研究；其二是在法的历史事件的整个过程中或历史进程的一般性质中去发现某种超出通常的法律史学工作理解之外的含义或意义。如果我们依照历史哲学的观点，那么我们应该将这两层意识表述为‘法的客观历史“和’法的主观历史”。法的客观历史是把法的历史存在当作一个整体看待，并试图概括和发现它的本质、意义和发展方向、模式、节奏和规律等等。这是一种宏观法史理论、法史理论的世界观。我们可以按其性质称为法史本体论。法的主观历史则是法律史学家工作中的认识论、方法论及逻辑学等方面的问题，它并不涉及法律史学家和法的客观历史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按其性质称为法史认识论。 法律史的法理学研究反映的是一种研究个体的理念（这种理念乃是隐含在短暂无常现象背后的实在）追求逐渐展现的过程。所以，法史本体论研究的是法的历史现象背后的东西，“是形而上学的历史本体；是支配历史事件和人物活动的历史规律——不管历史哲学家是否自觉意识到或是否真正发现这种规律。” [6]法史本体论是对法的历史进行的是法律思想的考察，提供的是法理学的历史。而其方法仍然是一般的哲学的归纳、综合及抽象方法。 二、法的历史理论的研究定位 我国当今法律史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设置，天生就与法理学保持平行的的关系，我国法律史研究并非起源于法理学研究。 由于中国传统的学科的设置关系，人们对中国法律史的主观认识要晚于中国传统历史的认识。中国法律史历来只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传统法律史研究是依据中国传统历史的研究方法而展开。而就我国当代法律人对法律史的研究，也仍然是停留在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上，主要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研究方法。其研究对象还是对中国历史承载着的法律信息的早期书面表达的理解。如：研究中国法律史的最早资料是从公元前的殷周时期 [7]年到清朝末年间的书面记载，例如关于唐、宋、元、明、清的律令等，此外还有各个朝代颁布的具体法律规定和特定法律行为的令状。它的研究方法与我们传统人文历史学科的研究方法并无二样。于是，这也使一些法律史学者认为，法律史学已经也就是依据历代传述者的记载，按年代的顺序，对历史上的法制事件进行忠实地叙述，而无需进行法的理性探求。此种法律史学观常常导致法律史学者将法律史研究的方法仅仅局限于对史料来源即传述者的考证上。于是有些法律史学者根本不涉足法理学。 “黑格尔视历史为一种理念逐渐展现的过程，历史的撰写也就是讲述一种理念在人类经验中最初是如何出现而此后又是逐渐实现的故事。历史材料乃是这一理念逐渐展现或日益实现的记载。” [8]而笔者觉得，当前，我国法律史学研究的最大问题可能也在这里。当今我们许多法律史学者在法律史研究中只注意对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而忽视对法的历史背后蕴涵的法理问题——如理念等问题的探讨。这种不脱离法的理论的法史研究状况，正在极大的制约着中国法律史学的发展。当前一些法律史学者皓首穷经，搜集了无数史料，编纂出无数的雷同的法律史著作，但却很少有长久生命力的著作。按照韦伯关于一般学术成成就在10、20、50年内就会过时的说法， [9]这些著作的生命力我看最多只有五年时间，而有些法史学著作可能一出世就已经没有学术生命了。这些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其中的问题恰恰是这些作者缺乏法理学的批判眼光，从而导致无法对史料作出客观正确的判断。西方19世纪的历史法学家认为，“法律史乃是自由理念在人类社会控制经验中逐渐展现或日益实现的一种记载，而形而上学法学家则认为法理学乃是同一个理念的展开，而不论这个理念在伦理学上被视作是一种正当的理念，还是政治学上被视作是一种自由的理念。” [10] 其实，与其它人文学科一样，法律史的认知目的无法一言以蔽之。但无论如何，其目的之一是理解以前法律的内容和立法目的，以及背后所隐含的一般正义观。另外，对于作为与一国法律体系的产生与发展相关的政治、经济、行政和社会等基础性关系的理解，也属于法律认知的范围。因为，法律史学的内在含义是以法的理性为线索对法律史实之真相的推理与考证，对事物之起源与原因的详尽阐释，对历史事件知怎样发生及为何发生的深入认知。所以，法律史学的研究必须将法理学深深地融入其中。对我们而言，法的历史研究意味着对法之史实进行法的评价，以及对被研究者认为重要的、奇妙的、光荣的事件进行选择。而选择的前提是法律史学家心中的法律观和价值观。每个独立的法史学研究者都应该有自己的法学观和价值观，以及在这二者影响下的法学研究方法论。而这些又是法理学的范畴，因而，法的历史研究摆脱不了法的理论影响。 “法律史和哲学之间仍存在着无数的交叉点和联系线索。两者都追求对法律的深刻理解：法律史学家首先关注法律生活中的历史人物，而法哲学家则试图认识一般正义原则；法律史学家揭示法律中的变化，而法哲学家则阐述法律中的永恒。两种观察角度又在很多方面互相补充：法律史显示，在永不停止的变化当中总是存在不断回归的法律思想和典型规则。对规范的需求和规范解决方案在一点程度上的永恒性是显而易见的，这显示了正义的基本原则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永恒性。相反，法学家也不得不承认，一般基本原则只有在具体的个别规范中才能发挥其作用，并在具体判决的案例的判决中得到维护；如果他想认识现实，他就必须认识法律中的具体人物以及法律的可变性。” [11] 三、我国法的历史与理论研究的现状与改进 笔者提出加强我国法律史研究中与法理学色彩，目的是为了法律体系中各种制度和准则的法理学基础以及该体系中的理想要素，从而改变目前我国法律史研究中有史无理的状况。 在我国当今的法学研究中，应该说，通过这几年法律教育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中国法律史和法律思想史学科的设置已经相对比较成熟了，但对法律史进行全方位的法理学思考却比较缺乏。比如，当我们遇到社会转型中的现实问题时，一些学者也常常会从我国历史中去挖掘研究资源。如当遇到一国两制的问题时，有人便提出中国古代的一国两制；当遇到依法治国时，也有人提出中国古代的依法治国；当遇到司法公正问题时，也有学者提出中国古代的司法公正，等等。这些都是学术功利主义的表现。如果我们中国法的历史研究如果是以功利的标准来证明中国法的历史价值的话，那么中国法的历史科学将毫无存在的意义。其实，当历史上的那些传统的法律理念、价值，当它被人们重新认识，并赋予了现代人的价值标准后，实际上它已经体现的是现代价值的了。因为，从法理学的认知来看，古代法制与现代法制并非时间上的区别，更重要的是理念与制度上的不同。 当然，这样的问题并不能完全归于我们今天的学者，因为我们当今的法理学也没有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一种对法律准则和法律制度的有效批判，而是按照一种相对独立方式追求着自身的抽象完美，以至于到了今天，我们实际是把法律史领域和法理学领域分而割离，而且对法律准则和法律制度的检讨和批判也是根据这些学说和制度分别论述。 法律史研究如果缺乏法理学的指导，就会失去活力，成为一具无灵魂的躯壳或僵尸，将会逐渐失去存在的价值，史学前辈梁启超说：“要之，苟无哲学是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 [12]他把哲学素养作为合格史家的必备条件之一。由此，作为法律史学家只有达到较高的理论层次，才能体现出法的历史研究的水平和和根本目的。才能真正发挥法律史学的作用。否则即使法律史学著作再具有在华丽的文采，考证技巧再娴熟，对我们今天的法制技术来说也不过形同玩物而没有法学价值，并可能最终导致法律史学的衰微。耶林也认为，法学家仅仅知道法律是发展之物这一点是不够的；法学家不仅必须认识到法律是发展的以及法律是如何发展的，而且还必须认识到法律至今的发展是为了什么目的以及法律在将来是为了达至何种目的。 [13]从法律文化的视角来看，法律史乃是文明史的一部分。法律史“可以为我们提供若干对于法律哲学来说至为根本的一般性概括。通过比较研究，我们能够建构起一种普遍的法律史，进而还能够揭示出下述问题：‘法律在与文明理念相关的-------历史进程中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一个民族的文明中哪些结果是与法律紧密相关的；一个民族的文明是如何受到法律限制的；以及法律是如何推进文明进步的。’” [14] 然而，当今中国的法理学所表达的，并不是由中华民族的伦理习惯或经由理性而发展起来的法理思想，它主要是依西方法理学而组合起来的法的理论。这样的法理学表明所追求的目的以及解决问题的原则是西方式的，如此的法理如何与中国的法律史相结合，这确实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因为，对我们目前的教育趋势来看，移植、参照西方法理学似乎是每个学者的既定思维。但如果我们进一步想想，西方法理学能成为我们民族或国家的思维模式吗？如果是，那么中国的法史研究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所以，理性的分析，西方法理学显然也根本不能成为我们一切思维的价值体现。西方法理学最明显的一个缺陷就是它根本无法解决中国法律史的价值问题，反而使中国法律史的价值在物的价值面前相对化。因此，整合中国法律史的资源，建构中国法理学体系应该是我们这一代法律人的任务。 在我们认知的著名各法学流派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中，他们的学识无不是学贯法史学与法理学的。而且，法学流派的产生也无不是在寻找法史学与法理学的结合中分化、产生。西方学者贯通法的历史与法的理论，并不是因为他们刻意一这样，而是学术研究使然。没有史何来理；没有理谈何史。而中国法学，由于学者研究方式的单一性（虽然，目前也有一些学者着力从其它视角来研究法律史，但均缺少原创性、启示性的法理成果），很少有能将提炼出的科研成果适用于法律的其它领域， [15]致使缺失产生世界级的法学领军人物。今天，在脱离法理学的中国法制史教学与研究中，人们不得不对中国法制史学科的存在价值产生疑问。 笔者提出加强法律史研究中的法理学色彩，其深层意蕴是为了中国法律史研究能与中国的法理学相谦和。同时，笔者呼吁当代中国的法学巨匠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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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法律本科调查报告

住宅小区的停车位问题，是目前我国物业管理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车位之争”在房地产开发商、小区业主和物业管理公司之间愈演愈烈，由于现行法律规范的缺失和不甚明确，导致了各地法院的判决也是五花八门。随着住房商品化的进一步深入和有车一族的不断涌现,“车位之争”，必将导致更大范围的矛盾对立， 住宅小区停车位的所有权归属是各种纷争和矛盾的核心所在。住宅小区停车位所有权归属不明，将令房地产开发商和置业者的合法利益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严重地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妨碍着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地发展，给社会经济生活和公共管理带来诸多的难题。所以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对此问题加以明确规定是当务之急也是必要的。本文试图结合我国目前的学说和借鉴国外一些理论和实践，根据小区停车位的不同形式，对其所有权归属问题进行分析探讨。
小区停车位的所有权,从时间上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所有权为停车位的初始所有权,这类所有权为开发商所有；第二类为后继所有权,指在开发商将全部房屋出售给业主后,停车位的所有权问题。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所有权,不能相互混淆。在现实生活中,就第一类所有权并无争议,有争议的为第二类所有权的归属，所以后者是本文分析的重点。
在分析小区停车位（库）归属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引入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概念。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是指“根据使用功能，将一栋建筑物在结构上区分为由各个所有人独自使用的专有部分和由多个所有人共同使用的共有部分时，每一所有人所享有的对其专有部分的专有权与对其共有部分的共有权的结合。”（参见王利明著《论物权法中的车库的归属及相关法律问题》）建筑物所有权是由专有权和共有权两方面构成的，其权利的客体也包括两个方面，即专有部分和共有部分（王译鉴著：《民法物一权》（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5页）。专有部分主要是指根据建筑物的结构和功能而分割出来的具有独立建筑构造和独立使用功能的部分。共有部分则指建筑物的共用部分和附属设施等不具独立使用功能的建筑部分。《物权法》第76条规定：“建筑区划内的绿地，道路以及物业管理用房，属于业主共有，但属于市政建设的除外。会所车库的归属，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除建设单位能够证明其享有所有权外，属于业主共有。”其中虽然规定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其中关于物业管理用房、会所、车库、绿地的所有权归属问题，规定“有约定的依照约定，没有约定的，除了开发商能够证明其享有所有权的以外，属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人共有”。特别是目前争议较多的小区车位车库所有权归属问题，《物权法》规定，“建筑区域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的归属，由当事人通过出租，出售或者附赠等方式约定。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则归业主共有”。 《物权法》虽以做出相关规定，但是此类问题在现实生活中还是比较复杂，是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归属规则在实务适用中的难点。
从我国目前的现有小区情况大体来看，其停车位的形式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形式:在小区内建造的专门的停车设施,其相互间由墙壁隔开,四周范围明确,具有独立的入口,己成为与住房相区别的、独立的特定物。其权属可以登记,业主只有购买或者承租该停车位后,方可拥有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如果没有特别约定,其所有权归修建停车设施的开发商所有。对这类停车位,我们称其为库,开发商对这类停车位的销售,通常采用捆绑式销售或者分别销售的方式进行,即将特定车位与特定住宅单元相联系,一体出售给业主或者开发商将住宅单元和地下车位作为各自独立的买卖标的物分别销售。两种销售方式的不同在于:捆绑销售中将停车位作为特定单元的附属物进行销售,而在分别销售中则车位作为独立的标的物来出售。二者的相同之处在于,这种类型的停车位,是由支付了相应对价的小区的业主所有。
第二种形式:是在小区的空地上由小区的物业公司划出专门的停车位。这类停车位开发商并不进行专门的销售,多采取分摊销售的办法。因开发商对其投入极其有限,且已将其计入公摊面积进行销售,故在开发商将房屋售出后,因小区内的土地使用权已归全体业主所有,故其土地使用权上的停车位归全体业主享有。在现实生活中,一般是由停车者向物业公司交纳使用费,而物业公司将该使用费作为物业管理费的一部分,为全体业主的利益而使用。
第三种形式:在小区的每幢楼房下的第一层或地下一层修建的停车位。对于这种情形,开发商采取的销售方式有三种情形:分摊销售、捆绑销售或者分别销售方式。分摊销售是指开发商在不能对每一单元提供一个位的情况下,将车位销售给全体业主,每一业主按其住宅专有部分的建筑面积分摊车位的购买费用。在现实生活中有两种判断分摊的方法:一种是合同注明方法,即在房屋买卖合同中注明小区车库属于公摊范围为分摊销售,否则为分别销售;另一种是成本计算方法,即小区车库成本计算到房屋价格中为分摊销售,只有明确表明房屋价格中不包括小区车库成本作为分别销售。在分摊销售的方式中,多以业主是否分摊了建筑的成本进行判断,如果由全体业主分摊了此项费用,则停车位归全体业主共同共有,否则归开发商所有。 相对而言,捆绑销售或者分别销售方式,其所有权的归属比较明确。在现实生活中,因为我们很难查明开发商是否将建筑成本分摊销售,而且在我国现阶段小区的停车位不能满足小区所有业主需求的情况下,有些开发商将这种类型的停车位销售给业主以外的人,从而引发纠纷。现行的《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和《物业服务合同(示范文本) 》中对此问题有相应条款说明。文件规定双方对停车费用要事先进行约定,购房人在签订购房合同时便具有了决定是否购买或租用车位,并就停车位的价格与开发商、物业公司在合同中约定。
车库、车位利益的纠纷关键是明晰车位、车库所有权问题。所有权确定了,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都随之解决。由于建国后我国废除了国民党统治期间的“伪法统”,一并废除了民国时期的“六法全书”和“民法典”,我国至今又还未颁布自己的民法典,加之中国传统社会忽视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确定和权利边界经常处于不确定状态,不利于对财产的保护和利用。目前对于住宅小区停车位(库)的所有权归属认识有几种通说：
（一）合同约定说
此种观点认为,对车库的归属应当通过约定来确定。这种观点的本质意义是合同双方当事人是以平等的身份以公平合理的方式自行协商车库的归属。《物权法》规定:“建筑区域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的归属，由当事人通过出售，出租或者附赠等方式约定。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归全体业主共有”。从物权法的规定上来看，现在我们国家对于车位车库所有权的归属也是遵从于此通说来认定的。但是在当前卖方市场条件下，房地产商极有可能仗着自己的强势地位制定霸王条款，并且他们在合同中主动要求同业主进行协商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这样将对广大业主极为不利且这也不符合本观点的本意。只有随着商品房市场的发展逐渐变为买方市场的时候，此种观点才有可能实现。
（二）成本分摊说
此种观点认为，当房地产开发商将车库的建造成本分摊到业主购房款中,车库所有权即为业主共有,否则归开发商所有。目前房地产价格是由需求决定的,而不是由成本决定的,开发商是否将车库的建造成本分摊到住宅销售价格中去,也只有开发商清楚,业主几乎不可能去核定开发商的开发成本,也没有权力去核清开发商成本。因为成本是属于企业的核心商业秘密,因此据此来确定车库的所有权也是非常困难的。
（三）国家所有说
此种观点认为,地下车库属于地下人防工程,根据《人民防空法》的有关规定应当推定为国家所有（参见 王利明著《论物权法中车库的归属及相关法律问题》）。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北京市人民防空办公室1998年颁布的《关于加强居住小区内人防工程使用管理的补充通知》第2条指出:“人防国有资产是国防资产的组成部分,未开发使用的不交纳物业管理费。开发使用的人防工程,由使用人交纳物业管理费。使用人须承担产权人应交的物业管理费,并在人防工程使用协议和物业管理委托合同中注明。”随着城市商品房的发展,我国的人防工程建设发展迅速,人防工程投资建设主体已由国家作为单一投资建设主体发展成为多元的投资建设主体。这种情况下,仍然认为地下人防工事归属于国家所有显然是不妥当的，理由有三。第一,《人民防空法》并没有明确规定所有的地下人防工事都属于国家所有。《人民防空法》第5条规定:“国家鼓励、支持企业事业单位组织、社会团体和个人,通过多种途径投资进行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人民防空工程平时由投资者使用管理,收益归投资者所有。”此处只是规定了由投资者使用管理,收益归投资者所有,并没有界定人防工事的所有权归属问题。相反,在没有界定所有权归属的情况下,应当认为投资者就是所有者,而不能反过来认为在没有明确规定归属的情况下就可以认为属于国家所有。第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界定所有权最基本的原则仍然是投资者享有所有权。对于商品房小区的地下人防工事,国家并没有作出任何投资,因此就不存在在法律上主张所有权的基础。第三,如果地下人防工事属于国家所有,政府应当承担管理和维护的义务。但是事实上,对小区地下人防工事的管理费用并非由国家承担,大量的是由开发商或者业主承担。而由开发商或者业主承担管理费用而不享有所有权,这也是说不通的。
（四）登记说
此种观点认为：车位（库）房的所有权证登记是谁，即归谁所有。依据物权法的公示公信原理对于已登记的车位（库）肯定归登记产权人所有。但是我国目前的情况是：没有进行房地所有权属登记或者压根就不能进行登记的车库在我国的住宅小区里比比皆是，显然以此来确定车（位）库的所有权归属也是很难办到和不现实的。
对于公共小区来说,停车位的所有权归属直接关系到业主和全体小区居民的切身利益。因此,各国或地区的立法中,对此问题均有所规定,我国物权法的立法应当进行吸收和借鉴。
(一)日本
在日本,区分所有建筑物附设之停车场被分成两类:一为屋外停车场,通常是在建筑物基地划出明显的界线而形成;另一为屋内停车场,指在区分所有建筑物内设置的停车场,一般设在区分所有建筑物的地下或一二层,但也有设在屋顶平台上的。对屋外停车场日本的司法实践及立法均将其视为共用部分,并可得为特定区分所有权人或区分所有权人以外的其他人设定利用权,且该专用权应予以公示。但是，对屋内停车场的产权归属问题并没有作十分明确的规定。日本的地方法院与最高法院特别是在对地下停车位到底是属于法定共用部分还是专有部分分歧严重。日本学界存有争议,法院判例也不大相同。日本最高法院于昭和56 年6 月18日的判决中表明支持专有部分见解的立场,从而使其在日本的司法实践中占据了绝对的主流地位。而日本学界认为，由于建筑物一层或地下部分之容积率是不记入建筑物总面积的，最高法院将地下停车位认定为专有部分的理由是不充分的，故建议应当通过共用部分的专有使用权来进行处理。
（二）德国
德国1973 年7 月30 日修正的《住宅所有权法》第3 条第2 项规定,“以持久性界标标明范围之停车场,视为有独立性之房间。”亦即地上、地下之停车场皆可设“专有所有权”，并能够独自让与、设定负担。（参见陈华彬著：《现代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研容》，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69页。） 因此在德国车库作为一种独立的物,其所有权可由开发商自由出售给小区内的业主,而不是作为从物,直接归全体业主所有。其优点在于保护了开发商和小区居民中不需要车库的业主的利益,其可以不用支付该车库的分摊费用。应明确的是,即使小区内的停车位属于全体业主共同共有,对停车位享有专用使用权的业主也可以在小区内的业主之间自由转让其使用权。
（三）法国
在法国,新公寓的建造者负有一项法定的义务:在建筑物基地内,按一户一空间的标准为住户设计停车场。学界及司法实践认为,区分所有建筑物之居住区域与停车区域为分别的不动产,即停车位必须另行购买;并且该区分所有建筑物之居住者以外的人,亦可购买基地内之停车位。
（四）美国
美国法律对小区内车库的制度设计,遵循两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是不允许小区业主以外的任何人拥有小区内车库的所有权，二是不允许小区内的车库做为独立的专有专有部分进行单独买卖。
可以看出,美国法律的规则设计与德国法、法国法不同。第一,美国法明确不允许小区业主以外的人拥有小区内车库的所有权,避免了小区业主以外的其他人垄断小区内车库的所有权向业主收取高额垄断资金。第二,不允许小区内车库单独买卖,有效的避免了车库所有权转让到业主以外的他人手里。当然美国也有作为独立专有部分可以单独买卖或者出租、抵押的车库,但那是指在住宅小区的范围以外另外建造、开发并经营,本身就具有区分所有性质的专门车库。
（一）住宅小区地面停车位
地面停车位是指经政府发出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批准同意, 在住宅小区地面上直接设置的停车设施, 一般以划线分割方式标明。（陈华彬著：《现代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04页。）房地产开发商预售或现售商品房住宅小区建筑房屋单元后, 房屋单元办理初始登记及转移登记, 房屋单元所有人按份共同拥有该小区宗地号的全部土地使用权。由于地面停车位所在的地面面积包含在小区总土地使用面积之内, 因此, 该种停车位的使用权显然属于全体建筑物区分所有人, 即业主。在这里全体业主拥有停车位的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是基于以下考虑: 所有权的客体必须符合构造上和使用上的独立性标准, 而地面停车位只是通过划线分割而成, 不具备建筑物所要求的遮蔽性, 所以只能被视为土地使用权的客体。对停车位的使用性质我们可以认定为对共用部分的专有使用, 它是指依据法律规定和区分所有人之间的共同约定, 由某一个或数个区分所有人对某些共用部分享有排他的、独占性使用权。（王利明著：《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
该种使用权所产生的收益必须归全体区分所有人享有。根据我国的实际, 我们认为, 应当由地面停车位的使用人向业主委员会交纳使用费或租金, 同时向提供看管服务的物业公司交纳看管费用。因此, 无论是开发商还是物业公司都无权擅自在小区的地面设立停车位, 而必须在得到业主大会的许可并与业主委员会签订协议, 对有关收益分配作出具体约定( 比如可约定租金所得用于弥补小区内的物业管理费用开支) 后, 才能设立和运营这种地面停车位。否则, 将构成无权处分的侵权行为。
（二）住宅小区地下停车位
住宅小区地下停车位是指开发商利用地下空间而建造的停车位。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对土地需求的日益膨胀, 现代建筑物不得不更多地向空间发展, 包括地表上空和地下空间。正是对地下空间的充分利用, 才导致了地下停车位的出现。而我国对于地下停车位的法律规定仍是空白, 要确认地下停车位的权利归属, 首先要对地下停车位的权利结构有清楚的认识。传统物权理论认为只要具备构造上和使用上的独立性, 即可以成为所有权的客体。地下停车场四至明确, 与其上的房间有墙壁相隔, 已成为与住房相区别的、独立的特定物, 可以成为单独所有权的客体。然而, 结合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实践来看, 如果一概地赋予地下停车位以单独所有权( 即相当于专有部分的所有权) , 亦即赋予房地产开发商对地下停车位享有完全的所有权的话, 会导致显失公平的结果出现。其原因便在于地下停车位的建筑面积一般情况下是不计算建筑容积率的,即该停车位并没有获得相应的土地使用权面积份额。根据我国“房地不分离”的原则, 没有地的存在, 怎么可能有房的存在呢?在转移登记时, 其不能取得房地产权证, 其法律权利依附于计算容积率的房屋建筑物（王利明著：《物权法论（王利明著：《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00页。）。另外, 由于该种停车位建立在全体业主所共同拥有使用权的土地上, 不拥有土地使用权的房地产开发商是无法对其取得产权的。也因此, 实践当中, 开发商在售房合同中约定的“停车位的产权属于卖方”的条款应当属于无效条款。该种地下停车位的权益应由小区的业主共同享有, 开发商或物业公司是无权擅自处分的。当然在征得业主大会同意后, 开发商或物业公司可以根据业主大会的授权委托, 将停车位予以出租, 所得租金收入归全体业主所有, 用于弥补物业管理费用开支。同时, 停车位使用人必须向提供看管服务的物业公司交纳看管费用。当然, 对于将地下停车位的建筑面积也计算建筑容积率的特殊情况, 我们应区别对待。这些按照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载明的规划用途建造的地下停车位, 和地上建筑物一样要计入整个的建筑面积。因此, 该种停车位可拥有独立的所有权。此种地下停车位开发商有权予以出售、出租。通过买卖而拥有产权的业主虽然无须缴纳车位使用费, 但仍应按期缴纳物业管理费或车辆看管费。
（三）楼房首层架空停车位
楼房首层架空停车位, 是指将建筑物地面上的第一层架空而形成的停车位。在现行的房地产行政管理法律制度下, 首层楼房架空层停车位的建筑面积也是不计算建筑容积率的, 不能获得相应的土地使用权面积份额, 其法律权利依附于计算建筑容积率的房屋建筑物( 面积) , 也是住宅房屋单元的从物。所以关于楼房首层架空停车位的产权归属与地下停车位的情形是一样的, 此处不再赘述。
（四）楼房屋顶平台停车位
楼房屋顶平台停车位, 是指在小区商品房楼顶平台上设置的停车位。虽然楼房屋顶平台停车位在我国目前还未普及, 但随着停车位的日益紧张, 有关这种停车位的纠纷也会日益增多。对于屋顶平台的归属问题, 也是颇有争议。有人认为, 屋顶平台应当归建筑物的全体区分所有人共有; 也有人认为, 其应属于顶楼住房所有权的范围, 因为顶楼部分的附属物由最高一层的区分所有人所有。我们知道, 对屋顶平台的利用更多的是用它的空间, 而这个空间显然不仅仅属于顶层的区分所有人, 而应当归该建筑物的全体区分所有人所有。所以, 在该空间上设置停车位的权利也应当属于建筑物的全体区分所有人, 开发商和物业公司都无权擅自在屋顶平台设置停车位, 而应与该楼的业主进行协商并征得同意之后才可以。
对于本次物权法立法内涵的分析及一些个人建议：
我们学过法律的人都知道民事法律规范的核心任务为协调利益关系,立法者总是根据利益关系的不同类型,设置相应的法律规范。民法所协调的利益关系主要包括以下三种类型:民事主体与民事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民事主体的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民事主体在本文中仅代表单个人或单个组织，并不代表国家）,民事主体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 王轶著 对中国民法学学术路向的初步思考—过分侧重制度性研究的缺陷及其克服[J ] . 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 。对于民事主体和民事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在通常情况下,会采用任意性规范、倡导性规范或混合性规范进行调整;对于民事主体的利益和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则通过强行性规范去调整。
首先应明确停车位权属之争所属利益的性质,即其调整的利益为民事主体与民事主体之间的利益,还是民事主体与国家、社会公共的利益。如果其为民事主体之间利益的争议,则应该运用任意性、倡导性或混合性的规范去调整;如果其为民事主体与国家、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则应该运用强制性规范进行调整。不能笼统地把停车位权属之争称为民事主体之间的利益或者称其为民事主体与国家、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因为停车位的情形相当复杂,如果停车位可以进行登记,则登记后的业主利益和开发商的利益都仅代表他们个人或组织，所以开发商与已购买该停车位的业主之间为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采取协商的形式解决利益冲突,即法律不采取强行法规范二者之间的关系。
但就目前我国住宅小区绝大多数情况是整个社区的业主的利益与开发商的利益而言,其是否应该属于民事主体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呢？小区所有业主的利益到底是否属于公共利益呢？什么是公共利益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就要看在某一事项所涉及的众人中，是不是有多数人对该事项表示认可。如果得到多数人的认可，该事项属于“公共利益”无疑！反之，如果在某一事项所涉及的众人中，有多数人对该事项不认可，则该事项必不属于“公共利益”。说到这里，公共利益的内涵已经很清楚了。所谓“公共利益”，必须要与公共决策结合起来，大多数人认可之事就是公共利益，大多数人不认可之事就不是公共利益（参见 王昌英著 何为社会公共利益[J] 北京大学学报 2001 04）。
所以说什么是公共利益问题属于事实判断问题，必须结合具体的事项，由该事项所涉及的公众来决定，在立法时对哪些事项属于公共利益进行事先列举是不可能也是不实际的。由此可以得出全体小区业主的利益是经过大多数人民认可的利益（相比于单一开发商来讲）所以应该属于社会公共利益范畴，所以应由强行法进行规范。而物权法第76 条第2 款赋予当事人自主选择的权利,为任意性规范,因此背离了规范的性质,所以我认为是错误的。并且长期在清华大学法学院任教的崔建远教授也认为：《物权法》不宜规定‘约定优先’，而应另辟蹊径。”（王谨著 公共物业所有权归属的《物权法》分析）并且从国外的制度上看没有一个国家对于车库的权属纯粹以约定的方式处理,而多数是以“法定”加“约定”的方式来解决,且法定优先,约定作为补充。所以,本人认为,如果法律强制规定停车位属于业主的共同所有可能更有利于保护业主的利益,更加合理的解释了停车位与建筑物的归属的关系。既应用强行法进行明确规定：停车位的所有权归全体业主共有,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开发商利用自己占着卖方市场而钻法律漏洞损害广大业主的利益。只有真正的使约定变为法定，才能维护最根本的我国广大业主的利益。
综上所述，在建筑物区分所有权领域中，停车位（库）的权属问题是十分重要的，涉及到全体区分所有权人的利益。只有规定清晰、明确的集体规则，确定停车位（库）所有权的归属，在现实中才能够保护区分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建设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