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地方关系法治化

① 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是

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是单一制的，它的形成是多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历史因素

一个国家结构的形成有着长期的历史因素。从中国的历史看来，中国自古就有“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说法。历来中国的统治者、枭雄和霸主的共同愿望都是一统天下。

中国的大一统思想由来已久。中国长期的封建帝王统治导致集权统一的思想深入人心。秦始皇的“书同文，车同轨”使得中华大范围内的文化得到了思想整合和统一。

二、民族因素

中国的多民族具有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特点形式，由于秦的灭六国，使得中国得到了大一统，他统一文字和钱币，使得当时的六国人民也和秦人相互融合，使中国各民族的人民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融合。大的民族聚集地中存在着许多其他民族的人，使得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不可能形成类似于美国的各种独立的成员国个体。

三、思想因素

早在夏商时期，中国古人就在思想上形成了统一华夏的传统。不仅在中国古代帝王心中，而且在老百姓的心中也渴望实现天下统一。一旦国家处于分裂或者纷争之中，例如春秋战国时期，不论霸主、思想家还是老百姓，不论是何目的，都渴望统一国家，形成中央集权的完整的统一国家。

到秦朝，秦始皇就采取束缚臣民思想的方式，巩固政权，从一定的角度说为以后长期的思想统一和单一奠定了基础。再加上2000多年的长期封建统治，单一统一的国家形式已经在人们心中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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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制大国的宪政难题：

一、中央和地方分权的理论基础

中国大陆现在处在历史关键时刻，要建立法治国家，所以必须重新检讨中央和地方的法律关系；其次，他分析了阻止或者推行给地方分权的那些理由在宪法上是不是已经过时或者是站不住脚；再次，如何在宪法层面重新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梳理一下。

二、如何界定与控制地方保护主义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改革的展开，中国国内的地方保护主义当时是非常厉害的，到后来渐渐转向隐蔽化，但地方保护还是广泛存在。克服地方保护主义，首先要树立竞争优先的理念，国内统一大市场是必须无条件维护的；此外，还需要一个独立的司法审查制度，可能还要有相应的机构。

三、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权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核心是分权的问题，分权的实质就是财政分权。财政分权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它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中国的改革到今天也进入了攻坚阶段。中国现行的财政分权概括起来其实就是一种行政式的财政分权，我们需要对这一模式进行转换。

参考资料来源：

网络—国家结构形式

人民网—中央地方关系法治化：单一制大国的宪政难题

② 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是什么意思

两个积极性：一方面，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另一方面，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

中央加强宏观事务管理，做出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离不开地方的坚决贯彻落实。各地在执行中央政策时要一级促着一级干，层层落实。

同时，也要多发挥地方的能动性、创造性。赋予省级及以下机构更多自主权，需要合理设置和配置各层级机构及其职能，增强地方治理能力，加强基层政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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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从中央到地方运行顺畅、充满活力、令行禁止的工作体系，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保证，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以更科学的工作体系把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让人民群众享有更高效的服务，拥有更高质量的获得感。

在中央与地方关系越来越法治化情况下，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正释放出越来越明显的成效。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只要整体构思、通盘考虑、上下贯通，就能实现长治久安。

③ 如何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

第一，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中国只能实行“多元一体”的政治制度和中央与地方经济权限的合理划分，例如香港、澳门、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大陆内部少数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东西部和各省之间的关系。中国作为一个正处于工业化阶段的人口多、资源少的大国，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演变趋势，一方面必须照顾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特别是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以后，应允许部分地区发展快一些，中央政府将给予地方政府较多事权和立法权；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经济一体化、统一市场的要求，中央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的权力则呈加强趋势，即事简而权大。

第二，要想科学合理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经济权力，同时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仅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行政性集权或分权上打主意、想办法是不行的，这包括能突破“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周期性循环怪圈。必须依靠科学界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历史证明传统的计划经济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而政企不分也不能最终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科学合理地确定政府经济职能和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是使国民经济避免波动、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保障之一。即使在今天，这仍然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需要我们去探索。例如：今年通过的国家“十一五”规划确定：全国GDP年均增长为7.5%，但是地方政府“十一五”规划中的GDP增长速度一般都高于中央的，而且越往下，速度越高。31个省市自治区的GDP预期年均增长速度则为：定为8.5%的1个，9%的8个，10%的14个，11%的4个，12%的3个，13%的1个，平均起来在10%以上，高出全国规划三分之一以上。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全国的“十一五”规划已经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高票通过。但是各地区制定的“十一五”规划与全国规划差距那么大，两者能否并行不悖？如果不能，是地区规划应当服从全国规划，还是全国规划服从地区规划？

第四， 中央政府的权力集中程度，应该视经济环境和发展水平而因时制宜，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要考虑政治因素和国家安全的因素。

④ 试论述如何改变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关系

1、创建伙伴型政府间纵向关系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打破“职责同构”的政府管理体制，建立合理的政府间权力结构，将奠定中国政府间纵向关系调整的框架性基础。创建伙伴型政府间纵向关系，必须建立相应的权力结构框架，即要在实现政府间纵向分权的基础上，强调中央政府的“再集权”，促进政府间合作与互相依存关系的形成，完善在政府间纵向权力监督保障体制。划分中央与地方权限，首先应看到，政府是有限政府，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要受到监督和制约。中央与地方的职权划分，归根到底是由中央与地方的经济政治利益关系决定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还是两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利益均衡是中央与地方关系动态平衡的实质性内容。改革开放的经验已经证明，一个有权威的、能对社会发展进程实施有效领导的中央政府，是社会变革时期能以较小代价赢得快速平稳发展的重要保证。但是，中央所集之权只能是依法应属于中央的那部分权力，而不应是所有的国家权力；中央不应侵犯依法应属于地方的那部分权力。党的十六大提出要“依法规范中央和地方的职能和权限”，以保证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和市场统一，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增强行政活力。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权力是基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所形成的政治权力主体对政治权力客体的一种制约能力。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力行使的相对平衡是中央与地方之间权限划分所应达到的直接目标。当然，这里说的权力行使上的相对平衡，并不是说中央与地方在权力的种类和数量上必须相同，而是说与它们各自的职责相对应的权力平衡。2、提供制度化的政策安排经济关系和利益格局的调整，是制度化的必要前提，而制度化,则是经济关系合理化，目的是达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在制度化安排的过程中，必须要保证中央的权威，在此基础上，通过中央权威为中央与地方关系提供秩序安排，这是中央与地方关系制度化政策安排的两个方面。首先是权威保证，我国市场化改革是在地方分权化的经济环境中进行的。如果没有中央权威，就不可能有效地消除地方主义的封锁，也难以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改革的深入，市场作用的扩大，使得原有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调整幅度越来越大，程度也越来越深，特别是不同地区、行业、经济形式发展上的不平衡,造成差距扩大、收入悬殊问题，面对经济和社会转型导致社会的资本结构重组，必须依靠国家的权威。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不断强化地方的利益就可能损害国家经济的统一性。同时，通过权威来激励社会各种力量参与政治，又是使发展中国家顺利进入现代化的必经之路。由此，制度化过程中必须有中央的权威。其次是秩序供给，国家必须在现代化的快速变革的过程中，提供社会有序发展的秩序结构。3、建立和完善制度化的监控机制实行中央与地方的分权体制并不是让地方不受制约。中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国家，因此中央政府负有对地方政府实施管理和监督的重要责任，实际上在实行分权制后，中央对地方的监督是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内容。要变直接的行政干预为间接的法律监督、则政监督、司法监督和行政监督相结合的方式；要变事前行政审批为主为事后合法性监督、效率监督为主的监督手段，以保证地方政府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自由行使权力，同时要建立和完善监督程序。

⑤ 如何合理有效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责权

A 如何合理有效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责权

一、中央和地方在政权管理的矛盾分析

长期以来，我国大部分政府职能部门是实行地方政府和上级部门“双重领导”，也就是主管部门负责工作业务的“事权”，而地方政府管“人、财、物”。

“双重领导”体制下，地方政府存在以“人、财、物”权影响职能部门“事权”的操作空间，容易损害国家政策的权威性、统一性。针对这种情况，现在中央实行“条条”管理、“块块”管理，即垂直管理和扁平管理，其实质也包含中央向地方收权。

垂直管理体制的优点在于：可以有效避免了地方政府的干扰，保证“上传下达、政令畅通”；有利于资源配置。

垂直管理体制的不足在于：垂直管理不能完全摆脱地方干扰；它使监督部门减少，容易滋生腐败行为；它会使得地方管理架空，弱化地方政府职能的问题。最终形成不公平效应。

地方经济高速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在财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地方有着强烈要求扩大经济自主权，减少“条条”管理，增加“块块”管理。

解决部门管理与地方管理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也就是“条块”之间的矛盾，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长久之计在于通过立法的形式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职责权限。

中央与地方关系只有在制度化、法治化的基础上，才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才能使中央与地方的职能关系保持一种均衡和稳定的状态。

中央对地方政府权力的监督也是有名无实的， 主要是有些地方存在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地方保护是指地方政府凭借公共管理手段以维护本地利益的各种合法或非法的行政行为。他们的特征如下：

（1）地方保护的主体是各级地方政府；

（2）地方保护以公共权力为基础；

（3）地方保护的对象是地方利益和局部利益；

（4）地方保护以利益为诉求；

（5）地方保护的手段可以是合法的也可能是不合法的；

（6）地方保护以相互封锁为其表现形式。

地方保护是与市场经济是格格不入的，它使国内市场处于分割状态，对短缺资源的市场流通进行强力干预，使行政区与经济区相重合，妨碍了专业化分工的发展。

二、当前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存在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

“一放就活，一收就死”，是我国以往经济工作中常常出现的问题。这主要是源于收放方式：收则全收，放则全放，没有完全针对经济的种种要素有针对性的收与放。

我国权力下放较快，约束不足，由于利益驱动，有的地方各行其是，在一些干部身上暴露出来本位主义、分权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国家利益是要考虑整体利益、个体利益、短期利益和长久利益的，要保证地方与中央一致，地方服从中央，在维护全局利益上与中央保持一致。

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必须坚持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在我国，按照宪政结构设计，在由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所构成的国家整体利益格局中，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别代表着中央全局利益和地方局部利益。一般说来，中央全局利益是整个社会公共利益最直接最集中的体现，中央政府的主要目标是寻求全局利益的完整、统一和最大化，中央政府代表的是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反映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能关系上，就是中央政府的职能定位要从整个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来促进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承担整个国家的宏观管理职能，提供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同时履行对地方政府的监督职能和服务职能。

集权与分权相平衡的原则，要求中央与地方政府的适当分权，同时把应该由中央集中统一行使的权力收归中央政府。纵观世界各国，中央与地方分权问题，都是宪法和法律的重要规范内容。我国已经逐步形成了地方政权组织的法律法规体系；但总体上地方制度和法制建设仍然不够健全，表现在：地方制度立法不够完备，缺乏关于中央与地方国家机关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事权分配的明确的具体法律规定。多年来，权力下放和权力上收，并未形成对中央和地方都具有约束力的长期稳定有效的法律制度。

由于权力再分配的非规范化，导致了中央放权政策的不稳定性，客观上推动了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也助长了地方政府任 意扩张权力和利益范围的势头。

对地方实行条条块块管理和破除地方保护主义是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方面，是科学合理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有力措施。中央与地方关系只有在措施正确的基础上，才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才能使中央与地方的职能关系保持一种均衡和稳定的状态。

三、如何处理？

1、创建伙伴型政府间纵向关系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打破“职责同构”的政府管理体制，建立合理的政府间权力结构，将奠定中国政府间纵向关系调整的框架性基础。创建伙伴型政府间纵向关系，必须建立相应的权力结构框架，即要在实现政府间纵向分权的基础上，强调中央政府的“再集权”，促进政府间合作与互相依存关系的形成，完善在政府间纵向权力监督保障体制。

划分中央与地方权限，首先应看到，政府是有限政府，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要受到监督和制约。中央与地方的职权划分，归根到底是由中央与地方的经济政治利益关系决定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还是两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利益均衡是中央与地方关系动态平衡的实质性内容。改革开放的经验已经证明，一个有权威的、能对社会发展进程实施有效领导的中央政府，是社会变革时期能以较小代价赢得快速平稳发展的重要保证。但是，中央所集之权只能是依法应属于中央的那部分权力，而不应是所有的国家权力；中央不应侵犯依法应属于地方的那部分权力。 党的十六大提出要 “依法规范中央和地方的职能和权限”，以保证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和市场统一，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增强行政活力。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权力是基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所形成的政治权力主体对政治权力客体的一种制约能力。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力行使的相对平衡是中央与地方之间权限划分所应达到的直接目标。当然，这里说的权力行使上的相对平衡，并不是说中央与地方在权力的种类和数量上必须相同，而是说与它们各自的职责相对应的权力平衡。

2、提供制度化的政策安排

经济关系和利益格局的调整，是制度化的必要前提，而制度化,则是经济关系合理化，目的是达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在制度化安排的过程中，必须要保证中央的权威，在此基础上，通过中央权威为中央与地方关系提供秩序安排，这是中央与地方关系制度化政策安排的两个方面。首先是权威保证，我国市场化改革是在地方分权化的经济环境中进行的。如果没有中央权威，就不可能有效地消除地方主义的封锁，也难以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改革的深入，市场作用的扩大，使得原有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调整幅度越来越大，程度也越来越深，特别是不同地区、行业、经济形式发展上的不平衡,造成差距扩大、收入悬殊问题，面对经济和社会转型导致社会的资本结构重组，必须依靠国家的权威。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不断强化地方的利益就可能损害国家经济的统一性。同时，通过权威来激励社会各种力量参与政治，又是使发展中国家顺利进入现代化的必经之路。由此，制度化过程中必须有中央的权威。其次是秩序供给，国家必须在现代化的快速变革的过程中，提供社会有序发展的秩序结构。

3、建立和完善制度化的监控机制

实行中央与地方的分权体制并不是让地方不受制约。中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国家，因此中央政府负有对地方政府实施管理和监督的重要责任，实际上在实行分权制后，中央对地方的监督是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内容。要变直接的行政干预为间接的法律监督、则政监督、司法监督和行政监督相结合的方式；要变事前行政审批为主为事后合法性监督、效率监督为主的监督手段，以保证地方政府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自由行使权力，同时要建立和完善监督程序。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调整与改革, 总体上说是积极的, 特别是通过财税体制改革, 确立了分税制为核心的稳定而有效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调节机制, 为今后我国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 逐步建立合理的利益、权力、责任关系奠定了必要的经济、政治基础。

2. 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如地方主义膨胀, 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和权威性下降, 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行 政性分权与地方政府向企业的经济性分权不同步, 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关系调整和改革方面的法制建设滞后, 等等, 均应给予高度的重视, 并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遏制或缓解。否则就会引发并加剧一系列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 如地区发展失衡、经济秩序混乱、市场封锁、条块分割、官员腐败、行政低效、社会政治不稳定、治安恶化等。

3. 对上述问题, 特别是地方势力膨胀和中央政府权威下降的问题, 应作冷静的、实事求是的分析, 既不能掉以轻心, 也不能把它耸人听闻地夸大为某些境外媒体所渲染的所谓“中国面临分裂”的现实危险。实际上,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合理或良性关系,只有在不断 “磨合”中才能建立起来, 改革中出现的上述一些问题, 从某种程度上说, 是对过去中央高度集权的一种“反弹”或“矫枉过正”。如果不经过这种自觉或不自觉, 但却是必须的调整, 地方政府还象过去那样处于被“给予”的客体地位, 合理的、比较完善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就不可能建立起来。

4.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表现为彼此的权限划分, 但实质上就是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的关系。在我国,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代表的根本利益关系当然应该是一致的, 但这并不等于它们之间没有具体的利益分歧。地方在坚持国家整体利益的同时, 又有着它们各自特定的局部利益。否认这种利益的存在是错误的。仅仅在理论和形式上承认这种利益也远远不够。关键在于要有比较符合实际、能为各方所接受而又具可操作性的利益分析和协调机制, 这种机制既处于动态的调整和发展中, 又要有规范化的、相对稳定的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

5. 完善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基本思路是, 通过行政的、财政的、法律的等种种手段, 在“维护中央权威” 和“尊重地方政府利益”这两大基石上, 合理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责任和权力, 既在地方政府分权的基础上实行中央集权, 又在中央集权的领导下实行地方政府分权, 进而达到两者之间的动态统一和平衡。

⑥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

要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中央在减少对地方微观事务干预的同时，也要增强宏观管理，对地方严格监管;地方政府要强化全国一盘棋的理念，自觉维护党中央、国务院的权威。

1、重在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

当前，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能和权责总体上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国务院部门在一些领域管得过多过细，既管不了管不好，又不利于地方因地制宜主动开展工作。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科学配置央地职能

政府职能转变是一体两面的，央地政府间的职能更需要科学配置。各级政府及其部门既要积极主动地放权，又要认真负责地管好自己该管的事，使简政放权和加强监管互相促进。

3、以法治方式调整央地关系

职能调整需要得到法治的规范和保障。职能调整的特点是“变”，变革原有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格局;而法治政府的特点是“定”，实行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是法治政府建设的目标之一。

因此一方面，职能调整要更多依靠法治推动；另一方面，法律法规也要根据改进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要求不断完善。

(6)中央地方关系法治化扩展阅读：

更好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理顺中央和地方职责关系，更好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一方面，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另一方面，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

机构改革，本质上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中央先定调子、划底线的，要按照统一部署及时给地方交底；需要地方先探路子、创造经验的，中央要及时给予授权。如此一来，就能有效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⑦ 如何实现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法制化

周、唐外重内轻，地方自立导致国家分裂；秦、魏内重外轻，中央权臣祸国乃至乱政，却没有力量加以制衡，都非国家之福。面对这个千年挥之不去的问题，法制化是解决二者矛盾的唯一出路：

第一，有法可依：宪法和宪法性法律，要尽可能地列明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的事项；对双方重叠管辖的事项，也应规定中央政令优先执行的条件，条件不具备即禁止中央随意发号施令。紧急状态下允许中央收回授予地方的自治权，但什么条件下可以进入紧急状态，法律必须清晰列明；而且应当分出紧急状态的级别，何种级别允许中央收回何种权力，也必须由法律规定，不允许中央大员随意设定。

第二，中央政府法制化：首长命令和委员会决议为合法政令，其他诸如手令、批示、通知、意见、规定等形式，均为非法；尤其要明确，中央只有委员会决议和部门首长有权对地方发号施令，常设或临时设置的联席会议、协调小组、办公厅、秘书处等，都不得对部门之外发布命令。

第三，财政分权：分清中央税、地方税；中央地方共征的税款，也应明确分配比例。

第四，地方兵权：征兵必须中央统一；国防军任何情形下都只能由中央调动，保安部队、警察可以由地方掌握，但依法进入紧急状态，即由中央控制；且必须保证国防军战斗力略强于地方军，但为考虑制衡中央集权恶性膨胀，也不能强过太多，如果中央生乱，数省联合出兵勤王，也足以制约。

⑧ 汉到唐告诉我们如何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汉到唐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就像钟摆一样，一时摆向这边，一时摆向那边。中央集权过大了，地方运转不好，那就要放一点权；放权放得太厉害了，容易造成地方各自为政，中央管不了了，那就要收权。但总的趋势是皇权专制与中央集权越来越厉害。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应做到：

1、重在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

当前，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能和权责总体上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国务院部门在一些领域管得过多过细，既管不了管不好，又不利于地方因地制宜主动开展工作。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科学配置两者职能

政府职能转变是一体两面的，央地政府间的职能更需要科学配置。各级政府及其部门既要积极主动地放权，又要认真负责地管好自己该管的事，使简政放权和加强监管互相促进。

3、以法治方式调整两者关系

职能调整需要得到法治的规范和保障。职能调整的特点是“变”，变革原有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格局;而法治政府的特点是“定”，实行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是法治政府建设的目标之一。

中央与地方

⑨ 当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处理重要和地方的关系，也要按照法治的原则来进行。

⑩ 简述法国中央与地方关系改革采取的主要措施

1982年起社会党上台后在法国推行了大刀阔斧的地方分权改革对高度集中的行政体制进行了深刻的结构性调整改变了法国长期的中央集权传统。

法国的地方分权是指地方团体在国家监督下管理地方事务，也就是说中央将涉及地方利益的部分决策权以及相应资源交由地方直接普选产生的地方行政机关

中央对地方的监督一直是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主要问题之一.始于1982年的法国地方分权改革在扩大地方自治权限、增进地方民主的同时,也给法国中央与地方关系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即法国政府如何解决中央权力撤出后对地方事务缺乏监督和制约的问题。

为此，法国政府改革了监督手段，完善了监督机制,通过宪法委员会的监督、立法监督、行政监督以及司法监督，有效地解决了地方分权后对地方自治团体监督缺位的问题。

对照法国的经验，我国在改革中央与地方关系时应该发挥法制在对地方监督中的作用，努力实现监督法制化，建立独立和权威的监督机关，强化对地方的财政监督和加强司法监督，以维护中央的权威和国家的统一。

(10)中央地方关系法治化扩展阅读：

法国中央与地方事权配置是通过法制化途径，在遵循从属原则，权限整体转移等原则基础上，首先对各级政府功能进行定位，之后进行具体权限的明确划分，并伴随以相应财权的转让。

作为传统中央集权单一制国家通过地方分权改革而重新调整中央地方关系的代表，法国式事权配置模式对于其他单一制国家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而言，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法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它在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问题上，经过不断的改变和努力，在将权力继续下放给地方政府的同时，加强了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力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