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法学

A. 论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

两汉初期，经过高、惠、吕、文、景各代以黄老之学为指导的统治，从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140年，在近七十年当中，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有了相对的缓和。到武帝初年，出现了“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1）的情况。同时，由于采取了削藩的政策，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以后，已基本上改变了各诸侯国据地称雄、各自为政的状态，使封建中央得以站稳脚根，整个中国，逐渐形成了大一统的局面。但是，这种大一统是有限度的。正是在这时，也出现了“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2）的形象。而国家“财赂衰耗而不赡”，“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转毂百数”，“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3）。就是说，原来存在的那些老矛盾，又逐渐暴露出来了。特别是农民和地主之间的阶级矛盾，由于封建剥削压迫的加强和农民起义的不断爆发而日益尖锐起来了。无论从政治或经济方面来说，这种趋势都严重妨害着封建大一统的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在思想领域，汉初虽然推崇黄老，但先秦时各家各派的学说，仍在各处流传。儒道两家固然由于和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纠缠在一起，表现为尖锐的对立和互黜，即其他如名、墨、法、阴阳、纵横各家，也都有各自的代表人物在活动。这样，便出现了董仲舒所说的“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以致“上无以持一统，治制数变，下不知所守”（4）的现象。这对于正着力于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封建大一统的统治者们，尤其是不能不认真加以解决的问题。

面对这种状况，封建统治者们不能不感到继续汉初所奉行的无为之治，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因此除在政治、经济方面采取各种新的措施之外，还要力图造成一种同封建宗法制度和君主专制的统一政权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来统一思想，既以麻痹和束缚广大劳动人民的反抗意志，又以驾驭和统制统治集团内部的离心力量。这样，在董仲舒提出“天人三策”之后，汉武帝采纳并实行了他的所谓“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5）的建议。随着儒学成为官学，儒经的受到表彰和儒家经义成为宗教、哲学、政治、法律、道德、风俗习惯以至人们日常生活的准则，在法律上，也便开始形成了以这种儒学为指导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

http://all.zcom.com/mag2/shehuikexue/jingji/29412/200412/13576921/ 汉初

http://www.tztvu.zj.cn/kfjy/bkjy/fx/xxk/zgfzsss/kcdh/zd10.htm 隋唐

封建正统法律思想
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内容和特征是在漫长的法律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从思想渊源来看，它们大都是从先秦时代的思想材料中加以提炼而成的。这些思想材料有的本来是对立的，但在封建社会的政治法律实践中逐渐融而为一、并行不悖。这些都代表着其他法系所无而中华法系所独有的内容和特征。因此，它们不仅仅属于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范围，而应属于整个中华法系。
一、“礼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法律传统

法统即法律传统，是指导法律实践活动(立法、司法及思维)的价值基础。它决定着法律实践活动的内容、特点和发展方向。一般而言，一个民族的法律传统是一元的，而中国封建时代的法律传统则是二元的，即“礼治”和“法治”。

“礼治”指源于远古时代的宗法家族的行为规范和伦理观念。“法治”则是春秋战国新兴地主阶级的君主专制的官僚政体。春秋战国时，“礼治”与“法治”的对立主要表现在：

第一，宗法贵族政体与集权官僚政体的对立；第二，“以德服人”和“以力服人”的统治方针的对立；第三，重“判例法”的“人治”与重“成文法”的“法治”的对立。这正是先秦儒法对立的基本内容。但是，这种整体上的对立并未排除局部上的统一。这种局部的统一性主要表现在：第一，在阶级属性上，儒法都是封建阶级的代表，前者代表由奴隶主贵族转化而来的封建贵族，后者代表由平民上升的地主阶层；第二，法家并不是一般否定等级特权，法家不仅维护君主一家一姓的世袭特权，而且还维护各级官吏的特权。这同礼的差异性精神毫无二致；第三，两者都维护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只不过方法不同。儒家以道德说教，而法家运用赏罚。秦律便赋予父系家长以种种特权(如“非公室告”)，证明国家已经把司法权的一部分交给父家长，以换取家族对王朝的效忠；第四，在意识观念方面，儒家并非一般地否定法律和刑罚的作用，而法家也并非一般地否定宗法道德观念，只是实现的方式不同。儒家强调忠孝仁爱的内在伦理感情，故重教化；法家强调外在表现，故崇尚法律。正如《商君书·画策》所言：“所谓义者，为人臣忠，为人子孝，少长有礼，男女有别，非其义者，饿不苟食，死不苟生，此乃有法之常也。”合法的行为同时也就成了符合道德的行为。《韩非子·忠孝》：“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也是强调“事”的外在行为。至于是否具备忠孝的伦理感情，法家是不关心的。《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君怀臣忠，父慈子孝，政之本也。”怀、忠、慈、孝都是经法律确认的特殊行为，这些都反映了地主阶级用宗法观念维系统治阶级内部及家族内部秩序的愿望。法家自战国初期到末期的发展，与儒家自孔、孟到荀况的发展之间，有着微妙的和谐之处。儒、法两家都由理想型转为务实型，儒家容忍集权专制，法家也捍卫宗法等级，他们都由强调礼法对立转而强调礼法合一。秦律维护官吏及父系家长的特权，无异于“礼治”的局部法典化。“礼治”、“法治”都是自然经济与宗法社会的产物，两者的差异仅仅在于：儒家是从维护宗法社会到维护封建自然经济，法家则是从维护封建自然经济到维护宗法社会。这正是绝妙的异曲同工、殊途同归。

西汉以后，儒学被奉为官方正宗学术，这是一纸有形的宣言；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的继续存在，则是无形的宣言。宗法家族社会细胞的生存与发展，是“礼治”的坚实基础；而集权官僚政体的巩固与壮大，则继续呼唤着“法治”。而儒家思想的法典化和法家法律的儒家化，则使两者结合起来。“礼治”与“法治”的结合可以从《唐律》中的“十恶”中得到集中反映。“十恶”中有四条是维护宗法家族秩序的，有四条半是维护集权专制政体的。这种二元式的法律传统在中国特殊的社会条件下竟结合得天衣无缝，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古老的礼终于被国家上升为法条，以致在家族社会中发挥威力。而法家的法则在指挥一个庞大的官僚机器时发挥独特的效力。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字里行间处处浸透着尊卑、长幼、亲疏、男女、贵贱之间的不平等精神，这些都是使中华法系有别于其他法系的重要原因。

简而言之，“礼治”的价值在于使“人之所以异于禽兽”，或者说使“人之所以为人”。这个“人”不是个体自然人，而是宗法意义上的“人”。也就是使人作为宗法血缘网络中的一个结而存在。“法治”的价值在于使臣民作为集权专制大机器上的小小螺丝钉而发挥作用，它是实现皇权的一个环节。这种二元的法律价值观使人不成为人，而且必须履行家族的和国家所赋予的双重义务。而封建法官又不得不在家法(礼)和国法之间寻求平衡。

二、“德政”与刑罚相结合的治国方策

在春秋战国时，儒家主张的“为政以德”、“以德服人”的“德政”、“仁政”，与法家主张的“以法治国”、“以刑去刑”、“以力服人”是截然对立的。可以说，儒家的主张由于难于操作而显得过于理想化；法家的主张由于缺乏实践经验而显得过于简单化。秦汉以后，封建统治者吸取了秦朝暴虐亡国的教训，转而注重德政。而支配一个泱泱大国，又非运用法律刑罚手段不可。不搞德政，人民会起来造反；不搞刑罚，地方分裂势力就会发难。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可以说是个历史性的选择。董仲舒的神秘主义的“德主刑辅”论，—方面把儒家的“德政”置于首要之地，另一方面又给法家的刑罚落实政策，给它一个安顿，甚而使之具有神性。历代封建王朝在制定国策时，都标榜“德政”以获取民心。而教化措施则是预防人民犯罪的第一道防线。“德政”具有使统治者自我约束的积极作用，其目的还在于达到长治久安。刑罚的政治价值在于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和制止统治阶级内部的“犯上作乱”。当皇权和族权被宣布为神时，任何反叛皇权和族权的行为便成了渎神行为。而对这些叛逆者施以严刑就不仅是合法的，而且也是合理的了。特别是到了唐代以后，当“一准乎礼”的封建法典被宣布为符合“天理”时，对所有犯罪行为的制裁便都是正义的了，在使用刑罚时大可不必隐讳扭捏作态了。

在“德刑”关系上值得一提的人物，除了孔子、董仲舒之外，还有南宋的朱熹。他的基于“气禀”差别的“德礼政刑”、“相为表里”、“相为终始”的学说，达到“德刑”关系方面的认识的最高水平。而“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则概括了封建士大夫和社会舆论对刑罚的一般见解。在施政中毫不掩饰地使用刑罚，而社会舆论却不赞扬刑罚。其结果，一方面对统治者的行为多少有些牵制，而另—方面却产生了轻视法律的副作用。研究法律、法学，成了圣贤所不齿的左道旁门，更不必说视讼师为“讼棍”了。这种偏见不利于法律思想和法学的正常发展。

三、“人”与“法”相结合的法体理论

法体指法律实践活动(立法、司法)的工作程序或方式。比如成文法、判例法或两者相结合的混合法。关于法体的思想和观点，是法律思想也是中国法律思想史的重要内容之一。

《尹文子·大道下》曾有这样一段对话：问：“圣人与圣法何以异?”答：“圣人者，自己出也，圣法者，自理出也。” 梁启超在《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中解释说：“谓治由圣人出者，具体的直觉的也，谓治由法出者，抽象的研究的也。”并指出：“儒家者非持简单肤浅的人治主义，而实合人治法治以调和之者也。”从法理学角度而言，“法”是经过立法程序法典化了的统治阶级集体的法律意识；“人”是常常以个人评判为表现形式的并非完全法典化的统治阶级个体的法律意识。“法”是国家对一切行为规范的宏观设计；“人”则是对具体案件事实的微观评判。在礼法大对立的春秋战国特殊背景下， “人”与“法”的关系因各自隶属于不同的政体(贵族政体和中央集权政体)而显得对立多于谐调。礼法统一、儒法合统的先行者荀子则更着眼于它们的内在联系。他指出：“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在他看来，真正的法官应“依乎法而又深其类”，“辨异而不过，推类而不悖，听则合文，辨则尽故”，既能严格依法办事，又能在特殊情况下“以类行杂，以一行万”，“推类接誊(与)，以待无方”。这样才能熔立法、司法于一炉，“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把“法”的作用与“人”的作用统一起来。我国古代有真知灼见的思想家、政治家均无“法律至上”的幼稚偏见，他们既重视“法”的整体控制作用，又重视“人”的微观调节作用。正如南宋朱熹所说的：“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无弊之法，其要只在得人。”明代丘氵睿也说：“法者存其大纲，而其出入变化固将付之于人。”这种“法”与“人”相结合的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重要支柱。它在法律实践活动中的反映，就是“成文法”与“判例法”相结合的“混合法”。

“混合法”的基本特征，曾被地主阶级的伟大预言家荀子概括为：“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即在司法审判中，对于有法律明文规定的，依法判决；对于没有法律明文规定的，则适用以往的判例或遵循统治阶级的法律意识判决之。在统治阶级看来，成文法典的作用是巨大的，它维护全国立法、司法的统一，规范全体臣民的行为，为社会全体成员指明了判别言行是非曲直的准则。故荀子说：“法者治之端也。”没有这个“端”则无由达到“治”。但是，他们也认识到，“三尺律令，未穷画一之道”，“刑书之文限而舛违之故无方，故有临时议处之制，诚不能皆得循常也。”因此，在特殊情况下，应结合具体案件，运用统治阶级的法律意识和政策精神做出判决，是为判例。这种判例既是司法的结果，又是新的立法，即“有作于新名”。它的价值在于：其一，为后来的审判所援引，以弥补成文法典之不足；其二，为发布较抽象的法令和法典修纂创造条件。这样，相对稳定的成文法典、应变而生的判例和源于判例的法令三者循环往复，未有穷期。就动的一面来看，判例沟通了立法和司法的联系；就静的一面而言，判例内容较具体，可比性强，可以注释成文法条，故封建后期常使律文判例合典。中国的“混合法”既不同于西方的大陆法(成文法)，又不同于英美法(判例法)， 它以兼具两者的长处而别具一格。这种法律样式大体上反映了法律实践活动的本质特征及其运动规律，较好地维护了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秩序。

西汉以后的整个封建社会，其法体是“成文法”与“判例法”相结合的“混合法”。当社会稳定时，“成文法”处于支配地位；当社会生活发展加快，原有法典明显不适用时，则“判例法”(表现为故事、决事比、断例、例等)起支配地位。而判例又常常被法典所吸收。封建社会的“人治”、“法治”之争已不包含政体的内容，而仅涉及对“成文法”、“判例法”的评价上。当“判例法”占上风时，便有人出来赞颂“议事以制”的古老传统；相反，则有人出来强调法律的统一性和尊严。后来，“议事以制”被制度化了，即法官遇到疑难案件不得擅断，须上报朝廷，由皇帝裁决。而“人治”、“法治”之辨也偃旗息鼓，变成了“任法而不任人，则法有不通，无以尽万变之情；任人而不任法，人各有意，无以定一成之论”；“法所不载，然后用例”。终于实践了荀子的预言：“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判例和法律意识)举”。

中国的“混合法”及其理论，是古代先民聪明才智的反映，也是法律实践活动内在规律性的表现。它不仅构成了中华法系的重要特征，还是中国法系的优秀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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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详细说明中国封建社会的法治正统思想是什么

儒法之比较及其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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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纵观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史，各家学说有如天空璀璨的群星，然从其影响力来说，儒法两家是足具影响力的学派。可以说，中国传统法制乃在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的不断作用中而形成。① 研究二者对当代依法治国和以人为本的方略都有重要作用和影响。

一、儒家思想概说②

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

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

二、古代意义之法治③

可以说，法家的法律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新学”。所谓“新学”是相对以儒家为代表的“礼治”主义的“旧学”而言的。“新学”与“旧学”的分歧归结为“法治”主义与“礼治”主义、“德治”主义、“人治”主义的分歧。

法家的“法治”主义有其特征：主张干涉而反对放任；排斥“人治”主义而独任“法治”主义；排斥“礼治”，不承认自然法的存在；主张国家至上，社会团体甚至血缘亲属团体的利益都得服从君主的国家利益；反对徒任“势治”。法家的思想以“唯物论”为出发点，常常注意此时此地的环境，又深信政府万能，而不承认人类个性的神圣。它的政治主张严格的干涉，但干涉须以客观的“物准”为工具。这一“物准”就是被视为“规矩、权衡”的法律，不容许统治者任意的论心定罪。人们只有在法律容许的范围内，才能得到自由和平等。“法治”主义的精神实质就是“物治”，所以又称“法治”主义为“物治主义”。④一方面，是用客观的标准如规矩、权衡、斗量、尺寸等物一样的客观的、人设的、固定不变的法来衡量所有的人；另一方面，是把人当物来治理。也就是把人当成可以用固定的、客观的规矩、尺寸等“物准”去准确无碍地衡量的东西，而不考虑人的特殊能动性。

同儒家的“礼治”相比，法家的“法治”反对宗法等级制和世袭制，要求平等守法，并且主张制订和公布成文法，凡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所以说“礼治”和“法治”的主要分歧不在于制裁手段，而在于行为规范的内容本身。也就是讲贵贱、尊卑、长幼、亲疏之“异”的差异行为规范与一断于法的统一行为规范之间的分歧。①同“德治”相比，“法治”主义轻视或完全否认道德教化的作用，这和儒家多数主张人性善而法家主张人性恶有关。

法家的“法治”主义，首先值得称道的即是它把握住了历史进化的法则，并且顺应历史进化的法则来创造，反对保守和空想。它的“实践精神”和“功用主义”都由此而产生。但其缺陷在于过分忽略了“礼”、“德”、“人”和“法”在政治上互相依辅的作用。“法治”主义昙花一现，原因有二：一是由于礼治主义、人治主义久已深入人心，而共同和“法治”主义为敌。“法治”主义虽一时占上风，但最终被“礼治”主义学说所征服。二是法家极端强调国家利益，而轻视个人利益，虽能救一时之弊，但不能确保社会的长治久安。这不仅是“法治”主义思想在汉以后不发达的原因，也是法律和法学不发达的原因所在。②

三、现代意义之法治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法治”的含义和今天我们所倡言的“法治”的含义是有很大差别的。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在中国古代是不存在的。

那么什么是法治？ 法治起源于西方社会，在西人亚里士多德看来，法治就是一切都依法而治，而大家所遵循的法律都是良法。这一简约的概括朴素地反映了法治的基本精神。但是，亚里士多德在这里预设了一个前提：法治要以良法为基础。为此，他确立了一些立法原则。那么，什么是良法呢？尤其是从现代角度审视，我们所要求的良法又是怎样的呢？ 法自君出不会是良法；行刑重轻，法峻刑严不是良法；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更不是良法。良法必须体现社会全体人民的公共意志，反映社会每一成员的理性意愿，保障每一成员的人权，它是全社会每一成员共同参与并签订的公共契约。人们违反它就是违背了自己的承诺，要承担“违约责任”，受到制裁。所以，法治要求法治社会之法律本身应是人民共同意愿的提炼，而不只是反映某个人或一部分人的意志，否则它就得不到普遍遵守；要求法律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权利，而不只是赋予某些人特权。法治的基本精神是公平、正义、自由和权利， 限制权力，法治亦是这些基本的民主原则的具体体现和保障，而良法乃至法治的基础是民主。概言之，民主是法治的基础，法治是民主制度的具体内容和形式。

民主、法治、市场都是率先在西方社会生长并成熟完善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法制建设上也引进移植了不少西方法律制度。但是，法律制度的引进与移植远不像生产方式的转变或工艺技术的改进那么简单。被移植的法律的规范制约作用的有效发挥有赖于一定的文化基础，有赖于植入地人文资源是否蕴含法治基因，有赖于植入地植被对法治精神的兼容性。“逾淮成枳”的现象同样适用于人文世界。“法治的现代化并非一个简单的向欧美国家的认同过程，其间还蕴含着每个国家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对现代化的不同价值取向和模式选择，还必须对自己的传统有一个正确的定位和处理。”民主与法治是西方文化的表征，是西方价值观念的载体，那么，西方文化中的法治精神能否植根于中国厚实的儒家文化土壤呢？以儒家伦理为内核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否承接和转化这西方法治文化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缺乏“法治”的历史传统，即在社会秩序和规范中，“法治”始终未占主导地位，这就必然给中国当代建立“法治”社会秩序带来困难。

四、借鉴和启示

虽然今天所倡导的法治跟古代的“法治”几乎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古代法家仍然有许多地方是值得我们认同的。二千多年前他们已经认识到，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行为的客观的、公正的准则，具有客观性。法家所提出的“不别亲疏，不疏贵贱，一断于法”是对法的平等适用的肯定。 法家思想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他们主张公布成文法，法应清晰、简明，具有统一性和稳定性及可操作性和可预见性等。①法家思想的这些积极方面都是值得学习和借鉴，对今天的法治建设是有利的。

同时我们要看到法家的重刑政策和愚民政策，压制议论和专制王权的方式，与民主与自由是格格不入的，更不是我们今天要的法治。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及专制王权，使得人们观念中缺乏法治的观念。今天中国提倡依法治国，实行法治，但是“法治的落实不在于用法条来取代固有的文化传统，而是要把人们对法、法律和法治的信念融入到人们的血液中去、融入到代代相传的文化传统中去。”提高人的法律素质，增强人的法治意识，灌输自由意识、平等的观念乃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任务。如果人们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淡薄，思想政治素质低， 即使有比较健全和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也会因为得不到遵守而不起作用，甚至形同虚设。所以，“人”仍然是关键。在古希腊传统文化中，法律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是与公民的自由和平等以及立宪政体等道德理想联系在一起的。“法律与人性的关系，法律与权力的关系，也都是从城邦的‘善’来阐释的，从而使法治观具有一种超越法律的特殊性而成为更高层次的理想观念品格。如果仅仅在法律层面而不深入道德理想层，不探讨法律的价值基础和价值根源，无以最终确立法治观。”②权力从属于法律，实行法治而不是人治，否则国家就会丧失其真正的本质和特征。西塞罗有句名言：“我们是法律的仆人，以便我们可以获得自由。”西方人的这些传统告诉我们，他们的“法治”传统与我们的“德治”传统同样古老而长久。中国人选择了（这里的选择并非主观意志）“德治”为其根本，并影响至今，建立“法治”秩序，决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西方人选择了“法治”为其根本，也影响至今。但无论以何为根本，都没有离开“人”这个根本的价值主体。这实际上是儒家“德治”文化思想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因此，提高我们每个中国人的“法治”素养和“德治”素养，是当前精神文明建设中最根本的任务，也是我们要达到法治目标的根本方法。只有在儒家和法家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取其精华，去其糟泊，才能为今天的法治建设指引一条宽广而平坦的路，也才能被真正得以利用。

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多弼
自从中国人开始追求现代化以来，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自明清时代，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参考儒家传统提供的资源。尤其是华人和东亚人应该有这个机会。但是正如其它的文化传统，儒家传统属于全人类，所以儒家的思想文献应该尽量翻译成各种语言，提供给大家。
作为瑞典人，我必须承认儒家经典著作当中，到现在只有《论语》被翻译成瑞典文。这是我这一代瑞典汉学家应该填补的空白。从一开始儒家思想就体现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用今天的话语来讲，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就被理解为人类文明的核心。结果，至少在中国，儒家思想被视为文明或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儒家思想给现代人提供了很丰富的资源。面对这些资源，现代人具有一个选择的自由，可以吸收资源里面的一些成分，也可抛弃一些成分。
但是不管你做出什么选择，儒家思想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宝库。保存和解释儒家思想文献，增进人们对它的理解是我们作为对儒家感兴趣的学者的一个重要任务。不管你对儒家思想的评价如何，了解这个极其丰富多彩的传统一定会使得你的生活更加丰富。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4年12月09日第八版)

C. 谁说下中世纪西欧封建制度解析

西欧封建制度的形成，经历过一个演变过程。罗马时期，奴隶制度曾经达到高度发展。奴隶数量之多，价格之低，在古代世界是空前的。到中世纪，封建制度取代奴隶制而在西欧占有统治地位。从历史分期来说，我国史学界以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作为世界古代史的结束。而从一种剥削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来说，则有一个逐渐演变和发展的过程。从历史上看，一种剥削制度取代另一种剥削制度，新的生产关系总是在旧社会的内部产生的。西欧的封建生产关系也是在罗马奴隶社会内部萌芽的。西欧封建制度是在罗马封建因素产生和日耳曼人氏族制度解体的基础上形成的。

大家知道，还在罗马时期，封建因素已经存在，这就是隶农制。隶农原指耕种小块土地的自耕农或移民。后来由于奴隶制的危机不断加深，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大农庄越来越无利可图，大土地所有者于是把土地分成小块，出租给小农，奴隶或入境的日耳曼人。这些租种土地的人统称为隶农。这种剥削方式在共和国末期已经出现，而在以后危机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它作为延缓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隶农租种土地，必须按照规定履行义务，如交纳一部分收成，在耕种和收获期向土地所有者提供劳役，等等。完成这些义务，隶农就可以使用土地，使用大地产上原有的水源、树林、草地，还可以在交税的条件下使用磨坊和压榨机。

这里需要指出，大土地所有者在分块出租其土地的同时，往往保留一部分土地，归其自用；他们在利用其奴隶各自耕种小块份地的同时，也往往保留一部分奴隶耕种自用地。这部分奴隶与前一种奴隶有所不同，他们由主人统一使用，没有自己的经济；而租种土地的奴隶则有自己的小茅屋，虽然他们也像租地小农一样交租，提供劳役，不过他们的身分仍然是奴隶。这些租种土地的小农和奴隶是大土地所有者自用地的补充劳动人手。

这种现象，表明罗马大地产的经营方式出现一些变化。它已经不是集中管理的奴隶制大农庄，而是一部分出租，一部分自用，由一块块大大小小的田地交错而成的一种结构。两部分土地既交错又相邻近，便于佃户履行劳役。这种经济结构我国或称之为庄园，或称之为别庄，它除经营农业生产外，还有作坊生产日常用品，经济基本可以自给。

这种经济结构是罗马大土地所有者的一种经营方式。实际上，土地经营情况多种多样，并非千篇一律。劳动者的身分也有各种差别。罗马学者老普林尼的外甥兼养子小普林尼，在给他友人的一封信中，就说他的一处地产上已经没有奴隶，与它相毗邻的另一处地产上也没有。而且，社会上还存在其他形式的租佃关系和雇佣关系，也还有独立的小农。这种小农靠家庭成员和少数奴隶种地，不过根据估计，隶农越来越处于重要地位。

到了罗马帝国晚期，由于小农不堪豪强压迫勒索，已经出现被迫将土地交给有势力的人，再向他领种土地的情况。这时奴隶和隶农起义，奴隶逃亡频频发生奴隶制更是岌岌可危。

日耳曼人长期处在民族社会阶段。根据塔西佗的记载，1世纪时，日耳曼人也有一些奴隶，但是这些奴隶并不像罗马奴隶制盛行时的奴隶那样从事有组织的劳动，而是分别居住，各有家室；他们耕种土地，只须向主人交纳一定数量的谷物和牛等实物，此外并无负担。日耳曼人经常作战，军事首领拥有很多亲兵，结成依从关系。亲兵分成若干等级，效忠首领，平时拥护他的地位，战时保护他的身体；首领供养亲兵，并将掳获的战利品分给他们。这时日耳曼人已经开始出现阶级分化。到灭亡西罗马帝国时，他们的民族正趋于解体。

日耳曼人击溃了罗马奴隶主的政权，克洛维由一个部落首领顿时成为大片土地的统治者。但是日耳曼人为数不多，在高卢人口中所占比重甚小，其社会发展阶段又低于罗马，过去并没有一套管理整个国家的行政机构和制度，也缺少这方面的经验，因此他们在处理日常政务方面，特别是在教会事务方面，大量起用文化程度较高、经验较丰富的高卢——罗马人。而高卢的土地，则大量为日耳曼人分享，其中无以国王占地为多。日耳曼人原有的亲兵制，也在新的物质条件下有了新的内容。过去，日耳曼部落首领酬赏亲兵的是掠获的战利品。现在国王占有广大地产就以土地赏赐亲兵、部下。虽然长时期内连年征伐，内乱频仍。出征掠夺仍不失为一个额外财源，但地土毕竟已成为重要财富。亲兵们在分得土地的同时，也得到土地上的劳动者，并沿用现有的土地经营方式。封建制度在这种条件下逐渐发展起来。
奴隶劳动这时已经不占主要地位。但是奴隶并未随着西罗马帝国的崩溃而消失净尽。而且由于日耳曼人连年征战，掠人为奴，加上天灾人祸，生活无着的人卖身为奴，有人因此认为在最初的时候，有的地方奴隶反而有所增加。但这只能看成暂时现象，奴隶制度毕竟已经过时，而且这时候的奴隶与希腊、罗马奴隶制高峰时期的奴隶处境有所不同。这时农业奴隶大多分有土地，有独立的的经济和家室。向主人交租并服劳役，只是他们的负担比较重。后来，由于破产农民迫不得已向附近的贵族、教会“献地”，由于采邑制的推行，等等，大土地所有制逐渐发展，封建化的进程加速推进，奴隶逐渐消失，各种类型的依附农民区别不断缩小，汇合到农奴的行列中去。

为了减轻难度，减少理论概念，九年制义务教材没有也不必讲封建制度的形成过程，而只是说明在封建社会里，封建主“主要依靠剥削农奴为生。”对于初中学生来说，知道封建主和农奴这两个名词概念就可以了。教师需要掌握的是，在封建社会里，仍然存在自由农民。虽然他们地位并不稳定，常因破产丧失土地，沦为依附农民，但是并非全部自由农民一概沦为农奴。他们有的私有土地，有的租种土地，身分自由。因此课文提到“主要”二字，是为了更符合事实。

D. 对法的认识

法作为与国家密不可法分的社会 现象，是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和发展的。那么，法是怎样产生的呢？在古代和中世纪流行君权神授、法自神意的观点。就是说，法起源于神、天或上帝的意志。到了17--18世纪，资产阶级法学家认为法起源于人性或人的需要，并断言人类在进入国家以前的自然状态中就有法，即“自然法”，而且它是永恒不变的。19世纪出现了“民族精神论”，认为法来自民族的精神或历史传统。直到现在，绝大多数西方法学家和人类学家仍然主张国家产生以前就有“原始法”。

人类到了原始社会晚期，原始人“学会靠人类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即学会了经营牧业和农业。特别是由于金属工具的出现，使生产工具整体上有了较大的改进，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个体劳动成为可能。适应这种生产力向前发展的要求，生产资料公有制逐渐向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劳动产品也逐渐落到个人手中，后来发生的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私有制的产生。特别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每个人的劳动产品除了维持本人的生存以外，开始有剩余，于是剥削有了可能，吸收新劳动力变为有利可图的事情。因此，战俘不再被杀死，而作为奴隶被保留下来，这就产生了人类社会第一代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主人和奴隶。
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个体劳动成为普遍可能的事情，由此引起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的确立和子女继承财产的父权制的产生，并使财富逐渐积累于家庭之中，出现了个体家庭私有制。由于属于各个家庭的财产差别的不断扩大，出现了穷人和富人，并且逐渐向两极分化。特别是随着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商业的出现，贸易的扩大，货币和货币高利贷以及土地所有权和抵押品的出现，原来属于氏族内部的自由人，也开始大批沦为债务人，继而沦奴隶，正如马克思所说：“同一氏族内部的财产差别把利益一致变为氏族成员之间的对抗”。这样既定的总的历史条件下，必然地导致奴隶制度。奴隶制的出现，改变了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在奴隶制出现之前，生产和交换是整个社会平等互助的生活基础，奴隶制出现后，生产和交换则成为少数富人剥削穷人、奴隶主剥削奴隶的物质前提。过去概括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的习惯失去了人们自愿遵守的客观基础，奴隶制的出现也根本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过去那种原始的平等友爱 关系逐渐由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所取代，过去那种以纯粹的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组织逐渐被以地域与疆界的统属关系的社会组织所代替。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分离打破了人们过去那种共同劳动、共同消费的生活秩序。处于不同经济地位的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处于日益尖锐和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
在新的社会关系面前，社会自身再也无力解决这种对立的冲突了。为了 不使社会和相互冲突阶级在残酷的斗争中同归于尽，于是就需有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把这种阶级冲突控制在秩序的范围内，由此产生了由特殊的公共权力强制确立社会成员的权利和义务的必要。适应这样的社会结构和历史条件，新的社会组织、权威系统和新的行为模式应运而生。这种新的社会组织、权威系统和行为模式就是国家和法。由此可见，法的产生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法的产生是同阶级和国家的出现分不开的。否定法产生的必然性以及法与阶级和国家必然联系的观点是不符合这一基本事实和客观规律的。与国家和法产生的同时，系统的道德规范、宗教规范产生了。

我国历史悠久，拥有丰富的法律文化遗产。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学研究就很兴盛，并有专门的法学著作问世。其后历代都有丰富的法律思想。但是。直到本世纪，法学始终被包围在封建主义的哲学、伦理学、政治学之中，独立的法学更是无从谈起。
从发展阶段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法学的历史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夏、商、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西汉至清代中期、清末至中华民国。
春秋战国的几百年是中国法学兴起和大发展的时期。当时各种学说、学派层出不穷，构成了百花竞放的繁荣景象。儒、法、墨、道四家都为法学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其中法家的贡献尤为突出。儒家人性善的哲学出发，强调圣人、贤人、圣君、贤相个人的统治力量，重视道德礼教的作用，主张礼主刑辅，综合为治，并对这些观点进行了哲学论证。墨家从天意乃法的根源法律观出发，主张以天为法，循法而行，他们还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信念，主张在经济上重视生产、节约、利民，在刑罚上“赏当贤，罚当暴，不杀无辜，不失有罪”道家从“小国寡民”的理想国设想出发，反对制定各种礼法制度，主张一切顺乎自然，“无为而治”，甚至断言“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这是中国法律虚无主义思想的先河。法家的代表人物大都是政治活动家。他们在政治活动中，总结了历史上的现实的治国经验，把法治推崇为立国和治国之本，明确提出“援法而治”、“以法治国”等主张，并发动了一系列旨在实现法治的政治改革和变法。在主张和实行法治的过程中，法家的代表人物发表了许多颇有见地的新思想，法家学说曾经成为“显学”。法家的思想和主张对中国封建法学和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曾经是一个巨大推动。其推动作用不亚于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在资本主义法律制度取代封建法律制度中的划时代的作用。
经过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国古代法学非常昌盛。但是，这种局面随着秦朝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出现而终止。从汉代起，在法学领域出现了通常所说的“律学”，即根据儒学原则对以律为主的成文法进行讲习、注释的法学。三国魏明帝时曾设律博士，专门传授律学，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了法学昌明的景象。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律学是正统的法学，是法学的代表。但不是唯一的法学，除律学之外，还有各种风格不同的法学研究方法和价值取向不同的法律思想。特别是明末以后进步的法律思想和法学研究对律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结束了剥削阶级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也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封建主义法学和国民党的反动法学，取而代之的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从此，中国法学走向了科学的道路。

到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出现，法学领域才发生了根本变化。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中产生和发展，在社会主义国家法制建设中不断丰富和更新的马克思主义法学，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最科学、最有活力的法学。马克思、恩格斯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开创了法学的新纪元。列宁的社会主义法制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法学。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和法律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法学宝库。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理论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学。
通过对法理学的学习，使我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了法的沿革和演变，特别是对法的起源、法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我国法学历史及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产生和发展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今天我们来研究法、学习法的知识，对于我们在今后的工作、生活等方面极为重要，对于我们今后如何掌握好法、运用好法也是十分必要的。

E. 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基本特点

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基本特点
1,皇权至上,法自君出
2,以经断狱,礼法融合 西周——春秋战国——汉——隋唐 3,"三纲"封建立法的根本原则
4,大德而小刑,德主刑辅

F. 中国原有的封建法学体系具体指那些

中华法系，建议楼主看看法制史

G. 中国法学历史发展

中国法制史 第一编 中国法律的历史发展 一、初创时期的中国法律（习惯法的成文化） 夏、商、西周时期是中国法律的初创时期。初创时期法律的突出特点就是，以习惯法为基本形态，法律不公开。 (一) 夏 夏代以天命神权的观念作为立法、司法活动的指导思想，法律渊源包括习惯法、制定法和誓(军队的命令)等。 (二) 商 商代继续秉承神权法思想。在继承夏代法制经验的基础上，商代在罪名、刑罚和司法制度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三) 西周 西周在中国法律的初创时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西周法制的内容与形式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形成了“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法制指导思想；进行了大规模的立法活动；确立了“刑罚世轻世重”、“明德慎罚”、矜老恤幼等刑事政策与原则。 二、发展期的中国法律 从春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法律的发展时期。发展时期的中国法律的突出特点就是封建法律逐步实现儒家化。 (一) 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林立”“百家争鸣”。尤其是儒家、法家，他们在围绕着“礼”、“法”问题所展开的争辩过程中，各自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一定合理因素的法律新见解，大大丰富了中国以及整个世界的古代法学。春秋时期最大的立法成就——各国陆续制定并公布了成文法，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又对旧法律制度进行了系统的变革，陆续出台了一批新的成文法。以李悝制定的《法经》为时最早，成就也最高，集中代表了当时的立法水平。无论是律典体例、篇章结构，还是在立法宗旨、内容实质等各个方面，《法经》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后世两千多年的各代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作为中国古代成文法典的源头，开创了中华法系独树一帜的立法先河。 (二) 秦 秦朝把法家的思想推到了极端。秦代法律的形式繁多，内容丰富，涉及的范围包罗万象，刑罚也十分残酷，其所反映的法治水平是当时世界所罕见的。 秦律的风格与时代特征 （1）以保卫封建经济基础以及相应的专制主义中央

H. 阐述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历史地位，并结合现代社

一、主要内容与历史地位

（一）法自君出
既皇权至上的封建立法的基本原则。
法律赋予君主“顺天行诛”，皇帝一言而天下法，君为“三尺法”的最高主宰。“诏”“令”“敕”“格”“式”“例”皆由“钦定”，君主对法律可更、可补、可缔(”罪加一等““大赦天下”“功过相抵”.....)，而法律对于侵犯皇权的任何言行，都被视为是违反“天常”的第一重罪。
这种思想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继承。
（二）礼律结合
礼治与法治相融合。
“法治”主体是君主专制官僚政体（春秋战国以来），讲究”以力治人“、以”成文法“治人。 礼治则以家族宗法行为规范及伦理观念为主体，讲究”以德服人“，以“判例法”治人。两者会产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统治方针矛盾与执行策略矛盾，但“礼治”“法治”皆为自然经济与宗法社会的产物，儒家从维护宗法社会到维护封建自然经济，法家则从维护封建自然经济到维护宗法社会，两者以“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达成分工各异而目的相同的绝妙统一。（例：《唐律》“十恶”：维护宗法家族秩序与维护集权专制政体共占”九恶“，且平均分配，仅”一恶“为民）。这种二元的法律价值观使人不仅成为人，还须履行家族宗法和国家赋予的双重义务，而封建法官却不得不在礼法和国法之间寻求平衡。这种混合法不仅构成了封建法系的重要特征，还是体现了中华法系的优越性。
（三）三纲为本，法有差等
三纲是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理论基础及精神支柱，是封建法律的基本组成部分，是封建立法的根本原则。
三纲要求确立并遵循的贵贱、亲疏、尊卑、上下、长幼的严格等级次序，并被认作关系“王道”得失的不可逆的社会关系基础。（《白虎通义·礼义》：朝廷之礼，贵不让贱，所以明尊卑也；乡党之礼，长不让幼，所以明有年也；家庙之礼，亲不让疏，所以明有亲也。此三者行，然后王道得焉”。）
在狱讼中，家族法规被视为国家法律的一部分，而等级关系则成为首要考虑要素。首要保障皇权神圣不可侵犯。其次，一方面严惩罪犯，另一方面赋予“尊者”法律特权，强调 “严君臣之分，明尊卑之序”，或 “正父子之伦，定男女之别”，维护封建特权，造成法律不平等。
（四）德主刑辅，先教后刑
这是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德刑关系原则。
孔子到董仲舒都强调道德教化而后重视刑罚，主张以德服人，先教后刑，同时强调 “德政”。
（五）应经合义 原心定罪
据儒家经义解释律法。仅是对于立法和法律注释的要求，也是对于司法实践的要求。同时要求在法律规定之外，引据儒家经义决狱。重点审判犯罪者动机是否合乎儒家道德，如不合必须严惩；如合乎，虽犯法亦可从轻论处。

封建正统法律思想是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影响了汉武帝以后整个封建时代的法律理论及实践指导核心 , 对封建社会的立法和司法活动起着支配作用。

二、对现代社会的消极影响
（一）影响公民的民主精神觉醒
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人治、特权、尊卑及惧法厌讼等观念仍然具有强劲的历史惯性，以各种途径和形式得以保存和延续。平等、自由的观念在今天的老百姓心目中仍然难以接受，权大于法的特权意识根深蒂固。
（二）影响个体利益的社会重视及保障
构架于儒家哲学基础之上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注重以道德教化平息纷争。为了息事宁人，往往忽视是非曲直。过分强调秩序与稳定，必然妨碍自由、平等及个体利益的保障。对现代中国人文仍有着持续的影响，个体利益的式微至今改观不大，在应该出现公民意识的地方，法律对个体的保障任重道远。
（三）影响现代法律、法制及法学思维逻辑。
现代法治与传统法治思维方式交织扭曲。经学思维模式仍在影响现代法学、法制与法治。压抑了中国法学的繁荣发展（缺乏思想创新，缺乏学术流派，缺乏学术个性）。派生性思维大于创造性思维。人情先于法律的观念至今仍无法克服(“人情案”、“关系案”、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等)。

三、积极影响
（一）让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传承至今
“德主刑辅、明德慎罚”，提醒国家”以德治”，法德并用，讲究人情更讲究伦理道德，以道德规范及约束自己，是现代社会的一大进步
（二）让现代法律更加人性化
现行立法借鉴了“人伦思想”的合理成分，维护家庭和睦及稳定成为人们的一项基本的道德义务。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对社会伦理道德的重视，对遵循公序良俗的考量，可以让法律更加人性化
（三）对现代法治建设具有指导意义
我国的社会转型充斥各种利益矛盾与冲突，大量犯罪现象时有发生。面对犯罪率不断上升的社会现象，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核心目的——“防患于未然”，儒家文化的“以史为鉴”，都在提醒及指导现代社会应加强道德教育，减少法律实施的压力和困难。
（四）让中国社会治理更趋稳定
中国传统道德（相当一部分）至今仍作为上层建筑的核心组成部分（精神文明建设），对规范国人行为，维护稳定有着积极的作用。
1、“明德慎罚”：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安人定国、抑制暴政、抚恤于民的作用。
2、“礼法合治”：强调犯罪综合治理，既将犯罪预防与犯罪控制统为一体。通过发展经济、教化改造等一系列措施来预防犯罪。

问题过于庞大，未尽之处，可共探讨之

I. 西方法学的西欧封建社会的法学

与中国封建社会的法不同，呈现出极为分散的状态。在西欧大陆长达几百年以至一千多年间，除罗马法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日耳曼法、教会法、地方法（封建法）、城市法、商法以及国王的口令等，错综复杂地相互并存、结合或竞争，因而也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法律学说。
由于罗马天主教会在政治、经济上占有很大势力，在思想领域中，基督教的神学居于垄断地位。象哲学、政治学一样，法学也成了神学的附庸，以教义代替法律。经院主义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提出了当时最系统的神学法律思想，把所谓上帝的意志奉为最高的永恒法，即使是高于实在法的自然法也被认为是从属于永恒法。
从中世纪中期开始，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封建社会内部出现和成长，同时出现了以恢复和研究罗马法为核心的新的法学，即自12至16世纪相继出现的意大利的前期和后期注释法学派和法国的人文主义法学派。这三派法学虽各有特点且相互对立，但通过它们，使罗马法在西欧大陆广为传播，从而为资本主义法律的出现和法律的统一化创造了有利条件。那时研究罗马法的法学家又一次形成了一个职业法学家集团。他们是代表市民等级，与僧侣法学家相对立的世俗法学家。这种新的法学家与近代大学的出现也是不可分的。前后期注释法学派以12世纪初创立的、欧洲第一所大学，即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为基地，这所学校最初就是传授罗马法的。
与西欧大陆不同，英国中世纪的法基本上是在罗马法之外独立地发展起来的，英国中世纪法学主要是研究英国的普通法，从大量的判例来阐述公民的权利、商品交换和其他的法律问题，但也吸收了若干罗马法的原则，以补充和丰富英国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