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法学教育

㈠ 法制教育的名言警句

关于法制的名言名句汇总如下

1、刑一而正百，杀一而慎万。

2、人心是杆秤，法律是准绳。

3、法律不知父母，只知真实。

4、极端的法规，就是极端的不公。

5、法律是社会习俗和思想的结晶。

6、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

7、不平何以持法，不廉何以为人。

8、好法律是由坏风俗创造出来的。

9、法律是人民道德观念的具体化。

10、举证职责之所在，即败诉之所在。

11、弱者比强者更能得到法律的保护。

12、法律因罪恶而发展，并且惩办罪恶。

13、法律不能被执行，就等于没有法律。

14、法律和制度务必跟上人类思想进步。

15、法无授权不得为，法无禁止不得罚。

16、不贪不惰弘正气，无私无畏护法威。

17、种德者必养其心，守法者必利自身。

18、法律的基本意图是让公民尽可能的幸福。

19、法者，所以禁民为非而使其迁善远罪也。

20、公平、公正的实现要有廉洁自律来保证。

21、恪守法官职业道德，献身司法神圣使命。

22、法律总是要遇到立法者的感情和成见的。

23、像房子一样，法律和法律都是相互依存的。

24、身披法袍，心存道义。慎独、慎言、慎判。

25、守义持正，巍如泰山。严肃执法，无愧天平。

26、法律规定得愈明确，其条文就愈容易切实行。

27、了解和掌握神圣法典的人越多，犯罪就越少。

28、法律总是把全民的安全置于个人的安全之上。

29、法律是用来保护我们的，而不是用来欺负别人的。

30、国家一旦没有了正义，就沦落为一个巨大的匪帮。

31、心中有法，逢权势不折腰;手中有案，遇亲情不徇私。

32、慎言慎行一身正气明是非，勤思善断两袖清风判纠纷。

33、一心为公，莫让先贤专美;两袖清风，堪当今世楷模。

㈡ 龙卫球的法学教育论文

《理工类院校兴办法学院的定位与目标》（载徐卫东、赵海峰主编《理工类院校法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析》，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双重意涵》（载《中国法学教育研究》2006年第3期）、《大学学生组织的问题与反思》（载《中国法学教育研究》2007年第3期）、《美国实用法律教育的基础》（载《北大法律评论》2001年第4卷第1辑）、《江平先生的法学教育之路》（载《比较法研究》2002年第2期）、《只向真理低头--江平教授70华诞人生回首》（《江平文集》代序，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民法长者 智慧人生 厚德广行 福寿绵长——恭贺王家福先生八十华诞》（载孙宪忠主编《王家福法学研究与法学教育六十周年及八十寿诞庆贺文集》，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怀念谢怀栻先生》（《谢怀栻纪念文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8月版）等。

㈢ 急啊！！！！帮忙写篇文章！

一般而言，法官审理案件，有明文规定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可资遵循，只要“按图索骥”，依法审判即可。其实不然，法官本人的素质如何，对是非的评断，法律的理解和适用关系极大。法官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审判的质量和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或曰公正司法，其基本内涵就是要在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坚持和体现公平与正义的原则。广义的司法包括法官、检察官和警察等司法人员的司法活动，在这里，司法指狭义的司法，即仅指法官和法院的审判活动。公正的含义包括公平、平等、正当、正义、不偏不倚等。〔1〕本文讲的司法公正是即是指狭义的司法公正，即法官和法院的审判公正。
司法公正是社会公众对法制的企望，是执法活动内在的价值追求，是司法机关追求的最高目标，同时，也是依法治国对司法机关提出的必然要求。如果通过法律程序，结果却不是公正的，那法律在人们心中就会一文不值，老百姓有冤屈就没有了说理的地方，这无异于没有法律时的弱肉强食，公众就会丧失对法制的信心，依法治国失去最广泛的社会基础。这样，法治也就无从谈起。可见司法不公是最大的不公，正象法国著名学者培根所说的：“一次不公正的判决比多次不法的行为为祸尤烈，因为这次不法的行为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判决则把水源给破坏了”。
司法公正分为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所谓实体公正是指裁判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都是正确的。对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供了充分的保障，并对违法犯罪者给予了应有的惩罚和制裁。所谓程序公正又称形式上的公正，指司法程序必须符合公正、公开、民主、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的基本保护、切实保障法官的独立公正以及充分体现效率的原则。〔2〕实现司法公正，不仅要有合理的司法体制和完善的司法制度，而且要依靠司法人员主持正义，严格依法办事。《孟子·离娄篇》云：“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3〕马克思曾指出“要运用法律就需要法官。如果法律可以自动运用，那么法官也就是多余的了。”〔4〕党的十五大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近年来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和调整，大量的法律法规的出台颁布，标志着我国已步入了依法治国的快车道。但如何使法律得到正确实施，除了依法行政外，司法是极其重要的法治手段，而司法裁判又是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一环节的执法活动最终保护了人民、惩罚了犯罪，维护了社会正义和秩序。这一环节的执法活动即审判活动如要实现最大限度的公正，就必然要求其实施主体－法官有很高的素质，甚至法官必须是整个社会的最精英人物，否则难以保障司法裁判的公正性及整个社会利益平衡。法官必须是一个专门化的特殊的法律职业群体，而不是一个普通的公务员，对法官的素质要求要比对公务员的要求还要高，未经过长期的法律学习和实践，就是再高级的公务员也是不能胜任做法官的。正如17世纪英国普通上诉法院首席大法官爱德华·柯克（Edewards·Coke）在抨击教会关于国王可以亲审案件的观点时说过一段惊世名言：“法律是一门艺术，它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掌握，在未达到这一水平之前，任何人都不能从事案件的审判。”〔5〕
目前，不论官方正式评论还是学界的主流观念，都认为中国法官的整体素质不高。的确，我国法官目前的素质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确有较大差距，但脱离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生产力水平来评价我国法官的素质不高也是不客观的。即便有诸多客观原因造成我国法官的素质不高，但我们不能以此为借口而不对我们的法官素质进行反思和评判。
一、中国法官历史的局限

由于历史和社会条件的原因，特别是中国几千年崇尚“无讼”观念、“和为贵”文化的影响和在人们心中的潜移默化，司法与行政合一的体制在中国延续数千年，行政官员兼司法官员，而行政官员并未经专门的法律训练，一但讼案发生，父母官们更多的是依据情理等自然理性和经验断案。政府历来不太重视对法律人才的培养和使用，直至清政府终结而未有实质性改变。中国自清末（1904年）才出现专门的法学教育机构－直隶法政学堂，法政学堂仅限于在职官员的补课式法律培训，这一使命与造就专门法律人才的旨趣相去甚远。民国早期，法学教育受到重视，从1912年至1925年的14年间，法政学校年平均数占全国院校年平均数的40％左右，且有相当部分是私立学校，著名的私立朝阳法学院和私立东吴法学院就是这时期创办的。这时期法学教育的兴旺培养了大批司法人员。但当时政府认为法政教育的急剧膨胀会导致教育资源的不合理分配，从30年代始，政府开始限制法学教育，至1940年，设有法学院的大学和独立法学院锐减为27所。法学教育刚刚兴旺又转入低谷。新中国成立，由于废除旧法而致所有法学院和大学法律系被撤销，原有的推事、检察官、书记官长一律停止原来的职务。1952年，一场司法改革运动全面开展。这是在“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的基础上，批判旧法观点、旧司法作风和改革司法机关的运动，目的是划清新旧法律的界限，从政治、组织、思想作风上整顿各级人民司法机关，并逐步建立、健全人民的司法制度，肃清旧法观点在法律教育工作中的影响，改革大学的法学课程，以适应培养新中国政法干部的迫切需要。司法改革运动历时 9个月，从组织上、政治上和思想作风上纯洁了司法干部队伍，标志着新中国初步完成了司法干部队伍建设。但是，这次运动也出现一些问题，大量未受过专门法律训练的人员被补充到司法队伍中来，业务素质和专业水平大为下降，过分强调司法活动直接为运动和政治服务，结果往往酿成错案。一些不懂法的人单纯以过分的阶级感情和政治办案，出现刑讯逼供的违法现象，从而破坏了民主法制原则。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当年的 “院系调整”，设立法律系的大学从34所减少为6所，在校学生由7338人减少到3830人。而且开设的课程几乎都是学习前苏联的法律，这时的“政法教育”代替了传统意义上的法学教育。文革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提出了“砸烂公检法”的反动口号，公安机关、法院、检察院一度被停止工作。1954年宪法所确立的国家政治体制被彻底打乱，十多年所建立的法律秩序遭到严重破坏。而到1971年，所有政法学院全部被解散，文革期间的法学教育在政治运动中消失了，大批法律人才包括法学教师和司法人员也消失了，政府断案更多的是依据政治因素而非法律规定。1978年－1995年间，法学教育开始恢复并不断扩大，到1995年，已有140所大学设有法律系（法学院），在校生约8万人,教师约6000人。虽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分离的局面并未有实质性改善。〔6〕但国人对法学教育的重视已可见一斑。
70年代末80年代初，各地司法机关的陆续恢复设置，由于法学教育的停滞，法律人才的缺乏和荒废，司法机关面临大量的人员缺口，不得已采取吸收军转干部、社会考干和调干的形式招录了大量的不懂法的法院干部，虽然此后逐渐法律专业的毕业生不断充实到法院来，但吸收非法律人才进行法院的状况一直持续到90年代中期后才逐渐消失。大量的非法律专业人员在审判岗位上边学边干，由于未受过系统的法学教育和审判技能训练，大多 “摸着石头过河”，凭自然理性和社会经验办案，而所谓的自然理性和社会经验由于与法律有一定的差距，及所谓的“合理不合法”，案件的裁判程序与结果与法律时有偏差也就不足为怪了。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法官的低素质问题越来越突出，法官面临着再教育的窘境。由此产生了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法院业大对11万在职法官进行了培训，虽然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并从根本上解决法官素质问题，但亦是对历史的不足进行了部分补漏，其对提高法官素质所起的作用还是应加以肯定的。
由于历史原因，造成法官群体在知识结构上的不合理和理论水平的参差不齐，整体素质不高，具体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成教型人才多于普教型人才
由于法官的来源主要是军转干部、社会考干和调干，进入法院后明显不适应审判工作的需要，不得已要参加在职学习，主要是参加成人高校的各种形式的学习。这种教育是一种拾遗补缺的技能型、工匠型性质的教育，注重的是实践而非理论。而审判工作是一项技术性、理论性、科学性很强的工作，它不仅要求法官对案件作出正确的判断，正确适用法律，而且还要对所适用的法律的立法意图、法律原则和精神及理论基础有深刻的领悟，并能对自己的判断作出合乎法理的解释。而成人教育显然不能使这些法官在短时效内具备扎实、系统的法学理论功底。〔7〕法官法理功底的差异可从裁判文书中表现出来，法理功底差的法官在进行裁判文书说理时大多说的是空话、套话，或者有骨无肉，干巴乏味。如遇法条规定模糊、原则时，不懂得从立法本意和精神、法理原则来进行充分的解释和适用，而是强硬地“硬判”。

（二）经验型人才多于知识型人才
一个没有丰富经验的人可以通过实践，不断积累和丰富自己的经验，而一个缺乏现代科学知识和理念的人是难以仅通过实践就能掌握现代文化、科学知识及理念的。通过军转干部、调干、招干进来的法官，大多没经过系统的专业知识的学习，只能边干边学，其知识结构是零散的（当然不排除极少数后天经过系统深入学习的高水平专家型法官），在审理个案中积累了一些经验，而这些经验仅能对重复出现的案件重复使用。而由于理论知识的匮乏，不能从根本上理解这类案件处理的立法意图和法理精神，裁判不能充分、有效说理，当事人不容易服判。同时经验型的法官习惯于凭经验办事，缺乏对新事物的敏感性，难于接受新观念、新知识，不愿改变现状和旧观念，给司法改革和法治进程造成诸多阻力。〔8〕就目前法院的改革而言，在《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没有出台之前，部分法院大胆偿试，参照借鉴国外先进模式，在法院内部改革上取得了丰硕成果，提高了司法公正度和效率，为司法改革和法治进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大部分法院则不敢“吃螃蟹”。法院内部改革没有现成的模式，《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仅是改革的大原则和指南针，大家均是摸索着前进，但可以说大部分法院的条件是允许的，但为什么有的经济条件并不是最好的法院能率先垂范，走在改革的前沿，效果显著，而一些法院却不知道改革的好处和必然趋势，或者在等待观望，无从下手。关键就在于法官的素质问题，更准确一点就是各个法院的首席法官的素质差异问题。知识型法官能不断更新和掌握最新社会及法治信息，知道法院改革的必然趋势和方向，并能学习借鉴其他先进经验为已所用，能很好地把握改革原则与尺度。而单纯的经验型法官则埋头于自家的“一亩三分地”，看不到法治进程对司法的要求与法院改革发展的方向和趋势，不谈改革纲要未出台就要求其“吃螃蟹”，连最高法院在改革纲要出台后要求各级法院具体实施，相当部分法院和法官仍有情绪和不理解，不愿行动或不敢行动。

二、改善法官素质是提高司法公正度的内因
影响司法公正的因素有内因和外因。外因主要是司法体制和法官制度的不完善性，内因主要是法官的素质尚不达到最大限度公正的要求。本文主要探讨内因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法律教育起步较晚，又因文革的中断，造成了我国法律不发达，法制进程缓慢，法官整体素质不高的不容回避的事实。而同时又不能因为法官整体素质不高就对现任法官一概否定，重新招录素质高的法律人才，这样做是不现实的也是行不通的。我们只能对现有法官制度进行一些拾遗补缺的补救手续，比如提高法官任职门槛，阻住非法律专业人才流入法官行业的入口，最近的司法统考制度就行使这样的职责；对已有法官进行手续，淘汰素质低下的不称职的法官；创造条件对剩下的素质较高法官进行素质再提高。
那么，法官应当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呢？法官的素质包括职业道德素质、人文素养、专业素质、心理素质等等，本文仅讨论法官的人文素养、专业素质。

（一）法官的应具备宽厚的人文素养。笔者非常赞同李汉昌先生对人文素养的论述，其认为人文素养是人们在广泛的读书学习，汲取各方面的知识，融合贯通，品味升华后而形成的一种人的内在品质。这种内在品质外化为：有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文字功底，看问题时不为情绪所左右，能够较理性的对待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冲突；善于跳出自身的利害得失、有较开阔的视野，能够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宽厚人道对待他人，摒弃了野蛮粗俗，形成了较好的人生观和历史观等等。而这些品质的高低决定着一个人的发展潜力和综合素质、能力提高的程度。〔9〕我们在很多资料上都看到对美国法官的形象描述，一般均用了 “温文尔雅” 一词形容其外表。温文尔雅一词的含义是气质彬彬有礼,行为典雅端正。这可说是对一个具有较高人文素养的人外表的描述。未经过较好的教育和长期的学习培养，是很难形成这种气质的。如果法官缺乏较高的人文素养，也就不具有温文尔雅的气质，那么公众是很难对其给予足够的尊重和信赖的。而现实生活中我们的法官能达到此种境界的不在多数。

（二）法官应具备深厚的专业素质。具有深厚的法学理论基础、丰富的裁判经验，熟悉法律规范是法官的主要专业素质。〔10〕法官必须具备这样的专业素质是司法权在社会纠纷中的终局载量性质决定的。众所周知，成文法的制定往往是比较原则的，不可能规制得细到社会的每个角落，而法律没有明文现制到的就是所谓的“法律漏洞”。要堵住这些“法律漏洞”，非法官莫属。有学者指出：“法律不只是作为一种条文或规范存在，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原则和精神存在。一个合格的法官，并不拘泥于法律条文的有无，而在于对法律精神的理解，以自己的智慧和法律素养，将法律精神融化于案件事实之中，进而发展法律。法律依据不只是法律条文。对法律的原则和精神的理解才是法官的生命。”〔11〕法官适用法律不是完全机械的照搬法条，把法条与案件事实工匠式地对号入座，而是根据立法意图、法理原则和精神来正确地解释法律，填补法律的漏洞。所以法官必须具有扎实、系统的法学理论功底，法官必须是法律专家。随着中国加入WTO，意味着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大循环，众多的国际间、区域间纠纷将起诉到法院，这就要求法官必须熟练掌握国际法及WTO规则，并精通英语。法官不仅仅是国内法的专家，还应是国际法的专家。
就我国法官目前的低素质现象理论界已呼吁多年，司法高层亦不同程度的重视。最高人民法院已制定了培训计划，《人民司法》记者孟天曾呼吁“学习，为了司法公正”〔12〕。但从高一级法院到低一级法院越往下重视程度越淡，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法院经费和法官福利得不到保障，诉讼费收缴明里规定是收支两条线，但实际上法院经费和法官福利全靠诉讼费收入，财政拨款少甚至不拨款，办案多则收入高，造成下一级法院只重视办案不重视法官的素质提高。其二，法官去培训或脱产学习要花时间，有些院领导只顾眼前利益，不考虑人为本的长远发展，对法官去培训和学习不是积极支持。其三，读书培训要钱，有的法院不愿出这笔钱。最高人民法院的培训计划对提高法官素质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效果不是很显著，其原因：第一，授课老师一般是上一级法官的法官，水平不是很高，第二，时间短，一般是十天半月，培训内容多，讲授者因时间关系不能详细论述，只是点到为止。第三，由于时间短，教学方式全是“填鸭式”，达不到双向交流“讨论式”的效果。

三、“图书馆学习法”是提高法官素质的有效途径
法官入口的门槛已由全国统一司法考试给高高抬起，出口由正在进行的机构改革慢慢疏通，各级法院也在重视法官的在职培训工作，这些工作不同程度的理顺了司法体制、提高了法官素质，但笔者认为一种能大大提高法官素质的比较现实的途径应当得到高度重视，法院应当形成一种学习研究理论法学和实用法学的文化氛围，能形成这种文化氛围的途径笔者给其起名为“图书馆学习法”，就是全体法官围绕并利用法院内设的图书馆来进行学习、研究和讨论法学理论和审判实务的一种方法。美国著名法学家和法律教育家、前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庞德在四十年代被聘为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和教育部顾问时曾对中国法律教育问题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其中其对法律图书馆对法律教育的重要性进行了阐述－“ 法律自来是经教师讲述的一种传统，而这一传统的最大库藏是法律图书馆，法学院无充实的法律图书馆，不免有所残缺。好久以前，美国法学院协会决定有最低限度的法律图书馆，为法学院承认注册的要件。”“教授与学生均须随手有参考书，以便参考查阅。其在学生方面须同时自修阅读。惟其如此，才能获得教读的完满结果。”〔13〕象庞德所讲一样，不仅法学院设置图书馆是法学院注册的要件，而学生的知识不全来自于教授，很大程度来自于图书馆。图书馆在法学院处于相当重要的地位。而我们的法官知识是否已经足够，不需要图书馆了呢？恰恰相反，我们的法官素质不尽如人意，更需要高标准的图书馆。
很早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及以下各级法院均很重视和强调调研工作，要求法官写写文章，搞搞调查研究，这样能提高自身素质和工作水平，甚而将撰写调研文章作为工作任务来部署。笔者在前两年也接到过这样的调研任务，但冥思苦想就是写不出，原因是理论基础差和手头没有相关资料。写论文搞调研应当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比巨人还要高，即要收集相关资料进行学习借鉴，分析归纳其各种相关观点，再提出自己的新观点和新的看法。当时想收集一些资料来学习参考，可法院没有，有的只是各业务庭几本少得可怜的法条适用书籍，这种书根本无法排上用场，不得已只好草草交差了事，这样的论文质量可想而知。美国的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为何那么发达？原因不仅仅是其资本主义发展了两百年，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从小孩抓起就进行了素质教育，而实施素质教育的主要方式是研究型教育。这种教育方法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实施，由学生自己进行一些小实验，并把实验过程及实验结果写出来，或者学生自拟小论文题目，并要求从不同的出处（意即从多个图书馆或书店）收集资料，形成小论文。学生从形成论文的过程中翻阅了大量资料，并对相关内容进行了分析归纳，最后形成了自己的结论和观点。在形成论文的过程中，学生学到了大量知识，并学到了获取知识的方法和形成了创新意识。这种方法是“授人以渔”，而非我国通常的教育模式“授人以鱼”。美国的学生从小学三年级开始进行这样的研究学习,到了初中，其研究水平和论文水平与我国大学四年级学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国大学四年级学生才开始要求写论文）。其大学生的研究水平和论文水平就更高了。〔14〕美国联邦及州法院不但有法院的大图书馆，而且每个法官还有自己的小图书馆，法官能充分利用图书馆的资料进行研究学习和查阅资料，法官形成了继续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观念。〔15〕法院如何提高现有法官素质，笔者认为进行研究型学习是比较现实的和可行的方法和途径。首先，法官个人微薄的薪金不可能用于购买大量的书刊，而绝大部分法院却有能力成立一个小型图书馆或资料室。很多法院领导只重视物质建设，不重视法官素质提高的投资，典型的表现在有的法院买了很多车辆，而这些并不完全用于一线办案，这些车辆多则三、四十万元，少则几万元，但就是不舍得花几万元建一个图书馆或图书资料室。有的法院每年也花了相当部分资金购买了一些法律图书和订购了法学杂志，由于没有集中管理，这些资料流散到各庭和各人手中存放箱底，失去了其使用价值。其二，法官有时间进行研究学习。据笔者了解附近几个法院情况，即便法院办案再忙，也有相当部分法官八小时后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泡茶馆、打扑克上，或者无所事事，看电视过日子。若利用图书馆形成了一种图书馆文化，则会吸引法官利用大量的业外时间搞学习和研究活动。其三，法官有能力进行研究型学习。目前，相对公务员而言，在职的法官素质不是很差，而且天天接触案件，有一定的实践和理论基础，完全有能力进行法学及实务研究。法院应硬性要求法官每年进行一些理论和实务研究，撰写一定数量的论文，对研究成果显著的给予奖励。其四，图书馆学习法的学习方式。图书馆应及时购置社科、法学新书，并订购若干社科、法学杂志，图书馆内设阅览室，法官以图书馆和阅览室为研究学习中心，条件好的可设置学习讨论室，供学习讨论之用。
通过图书馆为法官学习的俱乐部，并辅以专题讨论、学习论坛和研究比赛活动，及一些硬性措施和软性奖励办法，将会在法院形成学习研究理论法学和实用法学的文化氛围，法官的人文素养和专业素质将会随着学习研究的深入得到不断提高，司法公正将在学习型研究型法官的手中得以保证。

㈣ 《教育法学》1.为什么要遵守教育法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为中国教育工作的根本大法，是依法治教的根本大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颁布是关系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件大事，对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促进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制度，维护教育关系主体的合法权益，加速教育法制建设，提供了根本的法律保障。

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颁布，标志着中国教育工作进入全面依法治教的新阶段，对我国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以及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4)智慧法学教育扩展阅读

教育法学研究内容分类

其研究内容可分三类。

1、教育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包括：教育法的产生和发展，教育法的概念、本质和特征，教育法规范构成，教育法的价值和作用，教育法体系，教育权利和义务关系，教育法律责任的概念、本质、种类和认定，制定和实施教育法的一般原理等。

2、教育法基本问题研究。主要是：教育权、受教育权、现代教育行政的法律形式、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法律地位和基本权利义务、学校内部及与外部的法律关系、教师的基本权利义务、学生的基本权利义务、举办者和管理者的法律关系、教育投入问题法律保障等。

3、教育法运行问题研究。包括：教育法律意识、教育法律秩序、教育行政执法、教育司法、教育法制监督、依法治教等。此外，教育判例的选编和评介也日益成为研究的重要内容。以研究教育法的制定为主的教育立法学及以研究教育法的实施为主的法社会学构成教育法学的两个主要分支学科。

㈤ 法学专业的课程

主要课程：抄法理学、中国法制史、宪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民法、商法、知识产权法、经济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包括见习、法律咨询、社会调查、专题辩论、模拟审判、疑案辩论、实习等。

(5)智慧法学教育扩展阅读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系统掌握法学知识，熟悉我国法律和党的相关政策，能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特别是能在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仲裁机构和法律服务机构从事法律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㈥ 法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读后感

法学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或学问？在我国的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双重大跃进的今天，尤有检讨和追问的必要。为什么我们的法学总被人指为“幼稚”？为什么法学上的研究总难与其他学科进行一种实质性的对话与交流？为什么实务人士与法学研究者总是互相鄙视？虽然置身于法学这个圈子，但我仍然不得不颇不情愿地承认，我们的法学确实有太多的理由无法赢得别人的尊重。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迄今为之，我们对于投身于其中的法学本身，仍然缺乏足够清晰和准确的认识。

最广义上说，法学无非是与法律相关的一门学科，但此种界定实际上相当于什么都没说。在现代社会，在各学科存在广泛交叉的今天，与法律相关者实在是数不胜数，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哲学、心理学、政策学甚至是医学，无一不与法律密切相关。固然我们亦可将法社会学、法人类学、法哲学、法心理学、法经济学、法政策学以及法医学统统归于某种广义的法学，但实际上这些交叉学科无不是从其他学科的基本假设出发的，所运用的亦是其他学科固有的方法。似此，若以为法学即限于此，则所谓法学与其他学科的真正界限何在？法学观察法律问题的独特视角何在？法学真正的智慧性何在？法学的专门贡献又何在？实际上，法学如果不能单单限于法解释学（法教义学）的话，至少应当是以其为基本的。换言之，舍上述交叉学科仍可认为有独立法学的存在，但舍法解释学，则将无从发现真正的法学。这是因为，与上述形而上学（哲学）和各事实科学相比，真正能体现法学独特立场和方法的只能是法解释学。法解释学是以承认一定的法秩序为基础的，其独特方法就在于，通过观念（概念）的形成，将原本单纯的价值判断转换为纯粹的形式逻辑问题，从而寻求相对的客观性和合理性。与各事实科学（行为科学）旨在通过观察、试验、统计、模型建构等方法来发现某种客观的规律或趋势，并因而具有证伪性相比，法解释学显然不同。与抽象地探讨存在的本体或获取客观知识的方法的哲学，亦不相同。

不妨从法学史的角度来看。无须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通常认为，现代法学产生于欧洲中世纪后期。其时，法学与神学、医学并称为三大学术，而法学之所以能从神学和哲学中独立出来，实赖于所谓“实证法学派”的兴起。此实证为分析实证，而非社会实证。换言之，即以对特定法秩序下的实在法进行分析注释为其唯一任务。其后虽然过度形式化地发展成了所谓“概念法学”，因此受到随后兴起的“利益法学”、“价值法学”或自由法运动的抨击，但利益法学并非是对概念法学的全盘推翻，而毋宁是对其呈现出来的过于僵化和机械进行的一种适度的调整和纠偏。时至今日，虽然所谓自然法又以新的形式卷土重来，但实证分析法学仍为主流的法律思想。这毋宁是由法律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决定的。

㈦ 在学校学习期间，为什么很少学习法律知识

就我的教育经历而言，1985年以后，我的大学学科教育实际上很少涉及法学教育。这些课程主要侧重于道德教育（小学的思想道德教育）和思想教育（初中和高中被称为政治课，而法律实际上是政治思想的一类）。它反映了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国民教育重点。由于对大学的法律专业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因此非法律专业的法学基础基本上是公开的。据我所知，这是法律教育的状态，现在大学正在不断地改革课程。具体情况尚不完全清楚，应该增加了。

三、人民智慧的原因。过去，国家知识的主要来源是学校的国内媒体。它说什么就是什么，就像青蛙只能看到井口的天空一样。不知道还有其他日子的人当然不会要求看到和理解。

如今，随着信息全球化，尽管有时有必要翻墙，但每个人都知道还有其他法子，而且是完全不同的（例如，在许霆案中，许多人会说哪个国家/地区决定相关行为）。人们认为，开放人民的智慧将成为促进法学教育普及的过程。

㈧ 什么是普法教育，以及普法教育的意义

普法教育，意义重大。
1.普法，宣传法，是执法的基础，是人道主义行为。用大家所不知道的法律，约束大家，法的合法性就有瑕疵。执法，就容易成为人治的工具。
2.利于对违法的惩治。免于成为违法者不知者不为过的借口。
3.利于大家树立法治意识。避免人治。避免对重大问题，原则问题，出现跳跃、中断、闪失，使经济生活不可持续。
4.提高受教育者的公共意识。避免只顾及自己，还要关心社会其他人员。
5.提高公平意识。法律是要求所有国民的，利于大家利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尊重他人的合法权益，不要在诱惑下去触犯。
6.利于培养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普通人的社会，是美好的社会。只有在法治的基础下，社会才能从“身份社会”，“特权社会”中进化出来。
7.利于受教育者建立缜密的逻辑和强大的记忆。法律是系统和完善的行为准则，相互补充和关联，是系统智慧的集中体现。
8.利于受教育者理解立法者的社会实践理想。通过了解顶层设计者，如何构架法律体系，可以预见未来社会的发展进程，预见其制度后果。
9.利于受教育者理解自由的根源，来自于文明，来自于智慧，来自于妥协，来自于交流和连接。
10.利于受教育者理解，法律是人为的产物，接收法律管辖，是一种对人的尊重和妥协，是一种高级的选择。
11.道法自然。各种法，最终以其是否能执行、是否被执行、是否愿意被执行所检验，最终以期存在的时间长短，被大自然所检验。

㈨ 现代法律教育根据其目的，方法的不同分为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培训两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全国纳入法治。置身于未来社会的人无法摆脱的生存规律。随着加入WTO，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有市场参与者必须遵循的规则，一个统一的系统，或者在这个高度规则导向的社会里，“法律手段”将被更广泛地应用于我们的现实社会关系。这意味着，从个人的日常生活活动，以创意的壮举，都从一定程度上的法律或法律技能的知识是分不开的。当我们审视思想和生活，以确定实践视线的态度关注的发展，自然会找到必要的法律知识，这已经成为现代人的基础上，对社会所必需的基本要素特别是青年学生。
什么是法律知识，总之，它是指理解和适用法律或质量的能力。一个人的法律知识，通过其主，使用技能和法律知识的法律意识如何体现出来了。法律知识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关于法律，所谓的法律制度规则知识的发展;二是在法律或法律理论的所谓原理原则的法律知识的知识。法律的一般意义上的学习，理解是不是只知道一些法律的基本要求，而且还得到了普遍适用的某种法律原则。法律的意识，这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是人的情绪和法律的法律论点，其中包括法律性质，视作用，现有的法律要求和态度，以及法律评价的解释总和评估，以及有关的法律现象和其他法律概念知识行为的合法性的权利和义务的理解。“[1]好公民的法律意识可以推动积极的守法公民。只有公民对法律的良好意识，以国家身份的外力，使合规强制转换为法律和法律的嵌入式权力的要素价值的公民，所以会严格行使他们的权利，享受并按照法律规定自己的义务履行;别人会充分尊重合法合理的权利和自由;将积极寻求各种方法来解决法律纠纷和争议，自觉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它会主动打破了法律和秩序抵制。此外，好公民的合法的公民意识能驱动理性的法律，法治要达到的目标。法律依据法律的概念守法非理性的情感和理性的法律意识的理性。法律意识，用法律，法律概念，法律理论，法律和一体化建设的信心，在信仰的法律是法律意识的最高水平等因素普遍心理，而且大学的法学教育的核心学生们。
所谓法律信仰是法律的人，并说服了无限的崇拜，并作为最高行为标准。 “在法律上的公共信仰产生相当的重要性，它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伯曼智慧”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是没用的'将被广为流传，成为了真理所有的人尊重法治原则所折服。[2]“法律是相信法律和头脑的认同，其实质是人的法律至上和法治的追求。在法律上唯一的信仰，也可能是中规中矩。法律的公平，公正，守法的灵魂的象征，是只有在法律信仰的外在表现形式，法律的精神是信仰的法律。法律的精神是主体不仅要遵守法律的要求，法律是被内化为一种责任和道德义务更为重要的是，被迫依法法律，为自愿遵守强制法良心，他的法律是守法到。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来看，更加民主和社会秩序，在社会大众所崇尚的强社交场合和需要的法律。之所以追求公法（规则）第一次，第一次，他们习惯于信任法治;更重要的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具体条件，并通过法治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努力实现政府的权力来控制。这是因为，“法治是一种常见的，稳定的，可预见的社会规范，是一种公权力，权威，而不是个性，特权和家庭的尊严，社会适应发展到更高的水平，能自动排除或抵制的机会反对随意性和特权的严格规范和良性运行的制度化的社会，订购了高度稳定和有序态的形成;其次，尊重法律对人们的生活安排的规则，这需要个人和政府机构之间的个人自由之间默契，一个自我调节的机制，法律所配置的确定性后，这种“理解”和“调节机制”，有助于高度人类生活的和谐，是与人最大化尊严的保护，人有绝对的权力，不依赖于类或国家，目的是为了模拟一个无忧无虑的生活充满了人性关怀。“[3]因此，加强国家综合法律知识的公民，应该是双管齐下，一个是教培育公民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法律信仰的认识;二是推动民主化进程和法治社会的规则。
两个
不用说，作为好运育人的高等学府，从而培养和迅速提高青少年学生的法律知识，这是他们参与在塑造现代化和社会进程的责任“现代人才“不可避免的。然而，近年来，一升再升犯罪数据的大学生频频向我们通知：校园并不平静，大学生法律知识仍然很差。广东省49所高校的司法江苏，云南等同志广州市文化局进行了调查，结果震惊人阅读，1981年至1998年里，49所高校的学生了违法犯罪和626人，占同期在总干中学生的三分之二。嘉兴市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两次内战公务员4月3日，在办公室，下午的2003暗杀秀洲区。警方证实，在周一超时22岁犯罪嫌疑人，是农业与生物技术，农学毕业生浙江大学。原来，他公开招募在该地区的公务员，通过了笔试，面试，体检但失败了，没被聘用。由于悲观情绪产生报复想法，那么迁怒于人事部门愤招募人员，造成杀戮。 2003年3月28日，在南京浦口区检察院正式成立了国家预防犯罪中心的第一批学生，10所高校在南京，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成为该中心的第一个成员。究其原因，成立了“预防犯罪中心的学生”，因为在面积比上年同期的300％的大学生犯罪率上升的区域在2001年发现了医院的调查，在2002年增长了120％，比2001年，不得不得出结论，犯罪学生大多是因为无知法律。 [4]这些令人震惊的犯罪数据的大学生面对
，也可以是更合适的解释说：目前学校“法制教育”等课程，使学生并没有真正懂法。由于“酸熊”的情况下，当事人刘海洋（清华大学学生）说：“我们是一个新生学校的”法律依据“，民事和刑事法律学校，但我只知道，野生动物的非法狩猎，但用试剂灼伤动物园里的动物是不违法不明确......“[5]从这个新余，也许我们会得到比”事件“本身的启示审查更丰富的意义上说，法律教育模式的非中国大学的变化不是重点。也正是基于对各阶层真实显著问题的忧虑和长期和短期的，我们将进一步谈“法制教育”合理的改革若干最近形成的思想遗产。
首先，理解改变的法制教育。据中国官方
相关文件和做法，学校的“法制教育”下属“道德教育”，而不是他们自己的独立地位。 “法制教育”，以“道德教育”的认识和定位不太合理，因为如果法律教育道德教育，道德教育其实按照常规开展法制教育课，不仅难以实现教育法律教育从而也使“法制教育”遭受埋没。它是由这样的长，大，小，大学的非理性的认识因素的影响，很难看到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取代了道德教育厅的单调，致使法律教育工作，真的很难得到真正的运动。
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是教育类的社会价值的一部分，他们也与二者的差异，在接触方面，都同样的目的，是培养适合社会需要的“合格公民”;区别来说，德育注重净化人的内心世界，注重法制教育规范人的外部行为。我们说，提高人的素质，我们要塑造既利用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相结合的思想和行为，利益，但法制教育从属于道德教育和道德教育从属于法律教育的问题不存在。因此，发挥教育法制教育，法制教育需要打造自身的完整体系的一部分，独立的法律教育安排的状态。
其次，教师的法制教育应优化。
法律教育是一项政治性，理论性，知性，很实用全面的教育，不仅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规范内容和相对稳定的教育渠道，而且必须接受过正规的培训，在理论和实践经验，一定程度法律系。目前的所谓“法律教师”，有很多是“半路出家”，甚至从未接受过专业的法律教育政工干部“出炉”“弟子”的情况下，此番也可以想象有多少法律知识。法律教师
大学不仅要深谙学校教育法和青年学生的成长规律，同时也有一个更系统的法律学科的知识和高法律素质。不同的学校应该根据自身的条件，由专业人士，以及采用其他手段，形成专任教师具有相当水平的体瘦的，同时聘请部分从事司法实践和法律教育工作兼职教师为辅的形成真正的集成度，高品质的法律教育的教师。
三，法律教育设置的内容进行调整。
高校“法制教育”是培养法律意识（法律信仰）和法律知识（法律技能），应包括法律的基本理论，基本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教育。通过理论教育规律，使学生掌握法律的基本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思想上树立法律的权威;引进并通过解释宪法，使学生了解宪法是民主的产物，帮助学生树立的权利义务，正确的观念，树立国家所有权;不同专业的学生组合选择性引入了一些法律部门，法律专业学生，执法，运用知识，技能和自我意识。
目前，所有不同类型的高校，不得不成立一个统一的方式“法律依据”，以应对“法制教育”，由于更少的时间和密集范围的教授是谁，像蜻蜓点水，匆匆的时间表，只能简单地列出了一系列的知识和积累;学习者往往疲于应付，记硬背，考试通过蒙混过关，老师和学生都苦不堪言。这显然违背了“法制教育”的真正目的。内容选择法律教育，适当的做法是提供不同类型学校不同层次的法律教育课。根据学生的班，专业的学校和学校需要关注，除了宪法，刑法，民法和其他大法的普遍流行，还开设了一些与所有类型的学生法律课程相关的学校和专业（行业）受体相通，使“法制教育”贴近学生生活变成大学生的内在需要。
第四实施要提高法制教育。法律教育in学院，首先要遵循教育规律的规则是独一无二的。法律教育是“身份”规范“接受”规范和“消化”教育的标准是发展意识，教育自愿守法精神和塑造民主，正义，效率，公平的体现，规则等现代理念，依靠传统的无聊“的课堂说教”其实是很困难的工作，更适合学生体验生动和直观的做法，为什么要遵守并如何遵守这些规范。法律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一直没有法律是不是真的是学法律的，按照相应的英美法系国家“实用法律教育”也不例外的做法。例如：采用启发式教学，使学生成为主要课程，是由自己的思考和分析，引到最佳答案学校鼓励学生，老师继续问问题，导致了各种可能性，引导学生发现相关的法律规范，事实和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引导学生思考自己的大脑，使学生掌握知识将更加强劲，更加深入;另一个例子是使用的角色扮演，模拟仿真等情况下，多元化，真实或模拟的案例分析和课堂讨论的安排，让更多的学生通过观察，评论，以及辩论转换等的作用，学到有用的知识，其优点是可以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到案件的分析，从团队工作更轻松种方案，识别，筛选，产生最佳的解决方案，这种方法不仅可以深入课堂上的案例研究，实践，而且学生之间的更加和谐的师生关系，教师不再是简单的教育者和主要供应商，但平等的参与者的情况下，帮助人们和学生;另一个例子是打破课堂和课下，书籍和分裂的现实的界限，开辟了第二课堂教学，定期探访监狱，参加刑事，民事，经济，行政审判案件活动，让学生亲身体验面对面的事实，并获得了有意识的价值判断的分析，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形成人的态度和处理相关的方法......等等问题。
增加，有意识地培养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掌握技能，而不是通过学习“法律依据”，可以，也不是基于一个课程人们对一年中的一部分可以做，法律教育的思考学生整个学习期间不得突破，并在不同档次不同的任务和优先事项。当然，这应遵循的一般学校教育法，它是不可能开放大学法律课程好几年了，借此特殊的校园文化传播的空间充分利用法律教育相关的专业角色和职能的过程中发挥，使学生在文化知识的学习过程中更系统的法律教育。事实上，职业教育和法制教育，更有利于学生的内在“与专业知识的消化密切相关的结合，在真正用得上的学生的学习和未来的工作法律知识，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行为的有效性。 BR>补充：
一，学生应该有法律意识
市民理解，尊重的法律意识，实施和维护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的重要保障，公民的守法行为不自然产生，和某些法律概念的指导下，法律意识实现的，与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它会做不仅违反法律，积极维护法律的尊严。大学生树立法律意识是要求的现代化法律制度，还需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接班人。作为大学生应该具备什么法律意识呢？首先，学生应依法开拓思路，不仅遵守法律，而且要监督遵守和执行社会主义的法律，反对一切违法犯罪行为坚决斗争，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才能真正实现。其次，宪法和法律文化具有最高权威的概念。建立法律权威，尊重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任何个人和机构，组织没有超越干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必须依法办事，坚决反对“大物权法”，“有利于大法”法律虚无主义的概念。使学生认识到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他们的地方无条件服从并遵守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再有，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即文化权利的学生义务相一致的观念。强调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法律的主要精神。市民要正确处理权利和义务，既公民法律赋予的权利的合法行使，也履行义务的公民，让学生正确的公民意识，社会主义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到时，个人的权利，有享受，不要忘了尊重和承认他人的合法权利，不忘履行国家和社会，义务给他人。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消除所有不劳而获的错误思想，文化只有痛苦，没有收获好的想法。此外，大学生应制定法律和自由的统一的概念。中国的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的所有方面的义务，这是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运动地球的一个非常广泛的自由。在行使其权利的公民慎重考虑他自己的话说，社会行为的影响，不损害国家，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合法权利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学生应建立与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自由密切的联系现在，珍惜和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最后，我们应该培养公民平等的观念在法律面前八人。公民在法律走进人们面前人人平等，主要是指公民的义务，不分性别，民族，种族，职业和其他法律的平等享有，如承担法律的权利无论是谁，只要打破法律规定，应依法追究责任。在运用法律的平等公民，不允许任何人特权。平等原则，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本质，以及合法性邓小平同志一贯强调的原则，它是教育学生法律88概念之前建立公民平等。

㈩ 法治中国建设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的认识

（一）法治理论指引的滞后现象
在权威理论建构的层面，以往的法治理论在内容上还不够完善，在地位上还没有得到充分确定。 虽然依法治国的权威理论在社会领域得以广泛传播，但是法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具体位置、法和其他社会规范的应然关系、贯彻法治的具体途径等重要法治理论问题还没有得到充分澄清。亚里士多德说：“法治是最优良的统治者。”我们对于依法治国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则一直存在模糊认识。 在学术理论研究的层面，法学界关于法治理论的论述要么是直接引入西方主流法治理论，要么针对中国的法治现象进行简单的解析或一对一地进行功利性对策研究。 学术成果普遍遵循“现状揭示———西方经验———中国对策”的三段论式的、过于简单的理论逻辑。 对于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导向坚持与深入研究始终缺乏强劲动力。
至今，中国法学界始终没有形成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性的、能够切实地解决既存法治问题的内生性理论，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在这个意义上，我国法治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盲目性的特征。
（二）法治道路选择的自信不足
法治中国建设推行至今，取得了诸多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其中，道路的选择就是一个重大问题。 经过冷静反思，我们不难发现，不论是前苏联的法治意识形态还是西方传统法治理论，生搬硬套到中国来，实际上都会成为一种理想化的假想，并不符合中国法治运行的实际逻辑。 事实证明，未经当代中国社会实践检验的、假想的法治模式，根本无法评价乃至指导中国的法治实践。 自信才能自爱，自爱才有自省。 法治中国建设首先要对中华文明持有文明自信，对中华民族持有民族自信。
其实西方法治理论早已注意到亚洲国家的“儒释道”宪政理念和政治智慧在治理国家中的精妙作用，我们自己却丢失了这份本该有的选择法治道路上的自信。 当前在法治道路上，既要防止“左”的僵化教条，又要警惕和反对右的倾向。 法学学术上的“西化”、崇洋媚外、浮华赶时髦，都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三）法治实践运行的失衡失序
中国法治建设历经数十载，在法治实践领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应接不暇的新型社会现象与法律现象使得我国立法者不得不采取“运动式”的法律移植方式来健全法律体系，尽量做到有法可依。 我们却不可能像西方社会那样用近百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进行理论磨合和信仰构建，这必然会造成我国法治实践在精神和行动上的“消化不良”现象，主要表现为立法不良、司法不公、执法不严、守法不诚、监督不力的失衡、失调、失序现象。 立法在内容上缺乏科学性、实用性、操作性；司法在过程中缺乏公开性、公正性、公平性；执法在实践中缺乏严肃性、严格性、文明性；守法在行动中缺乏诚信性、主动性、自觉性；监督在落实中缺乏实效性、实质性、具体性。 “政府权力越位、错位、缺位导致微观经济活动受干预过多；导致权力寻租、行政效率低下，投资消费失衡、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严重的社会问题。
（四）法治建设的根基不牢不实
法治建设总体目标的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法治建设一贯采取“自上而下”的建构主义模式。 学术型、精英型的立法模式与广大中国法治实践者存在着不同的话语体系，欠缺话语沟通平台的基层法治实践者只能绕过成本高昂的法治解决途径，运用老百姓自己的“智慧”寻求一套有利于法治体系外的法律规避式的潜规则。 法律规则与法治现实的脱节导致了中国法治建设在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不同层级中的发展不平衡。 尤其是在基层领域，法治状况存在着大量的严重问题，法律制度的贯彻程度较为有限，民众的法律意识普遍淡薄，法治建设的基础不牢不实，发展很不平衡。基层正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点与难点。
这种发展不平衡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一些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思想深处的认识基础不牢不实。 上级机关与领导人员对于法治建设的认识模糊以及重视不足，直接导致法治理念的贯彻与法治实践的推行缺乏足够的动力与支撑。二是群众基础不牢不实。法律法规虽然明存于纸上，但是无法得到广大群众的广泛认同与深入理解，许多群众不信任法律，不尊重法律，不遵守法律。 三是基层基础不牢不实。 就总体而言，越是接近于行政级别顶端的领域和地域，法治效果越好，越是贴近基层的领域和地域，法治的贯彻就越不充分。四是行业基础不牢不实。许多行业的实际运行更加依赖行业内部的各种“潜规则”，而偏离法治的轨道，甚至排斥法治力量的介入，大搞“独立王国”。 五是法治队伍基础不牢不实。 法治的顺利推进应以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专业队伍为基础，而当前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执法机关、法律监督机关的工作人员在整体上还远未达到应有的水准。
（五）法治的权威信仰亟待提升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源自西方，而西方世界也经历了从对法治的美化甚至神化，转而跌入法治神化破灭、“礼崩乐坏”的社会阵痛过程。 法律应该被信仰，法治应该成为社会机制中的权威力量。 中国真正的法治信仰构建的图景应当是，民众的个人价值与法治的核心价值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与统一性。 民众的法治信仰应该是民众内心洋溢出来的，法治权威应该是民众自愿崇拜并推崇的。
反观现实，中国法治力量在民众心目中的权威远未树立起来，人们在遇到社会纠纷与社会矛盾时往往寄希望于“托熟人”、“找关系”、“走后门儿”等非法治途径的“潜规则”，而对司法、执法等法治力量缺乏起码的信任与依赖。 在司法领域，公信力缺失的情况尤为严重。 正如澳大利亚大法官马丁所言：“在一个秩序良好的国家中，司法部门应得到人们的信任和支持。 从这个意义出发，公信力的丧失就意味着司法权的丧失。 ”长此以往，理应成为基本社会治理方式的法治就会逐渐因失去社会民众基础而被边缘化、空洞化，这无疑对法治中国建设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六）法治“硬的一手”运用不够
法治作为一种国家治理方式与社会治理机制，在途径和手段上既要有“软的一手”，也要有“硬的一手”，既要有柔性的一面，也要有刚性的一面，二者都要灵活掌握、适时运用，不可偏废，共同服务于法治目标的最终实现。 忽视软和柔而片面强调硬和刚，抑或忽视硬和刚而片面强调软和柔，都是错误的。 就当前法治中国建设的现状来看，尤其要注意，法治理不可失之于软，失之于柔，失之于弱。 对人民应爱之又爱，对敌人要恨之又恨。 对于践踏法律、破坏稳定、危及整体利益和全局利益的行为，法治力量不能毫无声息、视而不见，要充满自信，该出手时即出手，并正确运用有利策略，分化敌对阵营力量。 要始终牢记，对不法分子和不法现象的姑息，就是对损害社会利益和人民利益的纵容。 要坚决克服模糊认识，要有执法的底气，要充满自信、理直气壮地把专政的一手用起来，把刀把子的一手用起来。 刚性严明、严格执法与野蛮的粗暴执法泾渭分明，与现代文明并不矛盾。
三、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建议与对策
（一）把法治中国建设提升到应有的重要地位
在以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法治中国虽然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重视，但是没有将其上升到一个应有的重要地位。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蓝图中，法治中国所应扮演的重要角色，有待进一步加以明确。 只有将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地位明确下来，向权力机关与社会公众宣示其极端重要性，才可能真正将法治的理念与精神贯穿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事实上，法治中国建设与“五位一体”建设联系紧密。
在具体的理论建构中，可以考虑将法治中国建设与“五位一体”建设相并列，以使其获得全局性、根本性、长远性、基础性的重要地位。 我们也可以进行充分的论述，在充分强调法治中国建设高度重要性的同时，倡导将其渗透、贯穿于“五位一体”建设的各个环节之中，明确提出：没有法治中国建设的顺利推进，“五位一体”建设就不可能获得保障和成功。 具体来说，第一，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性应进一步得到提升，引起全党、全国、全社会、全体人民的高度重视；第二，要对法治中国建设进行权威的理论定位，使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获得重要地位；第三，应通过各种途径，使法治活动成为每个公民工作、学习、生活不可缺少的内容。
（二）坚定不移、充满自信地走中国特色法治道路
中国的法治道路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必须具有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属性与要求。 在学术氛围日益“西化”与部分学者盲目崇拜西方社会法治理论与经验的背景下，我们更要着重强调法治中国建设所秉持的“中国特色”。 西方社会的法治建设确有可资借鉴之处，但其成功也是根植于西方社会的历史传统、基本特点和固有属性而来的，并非依靠某种学说观点就能即刻点石成金。 “凡是法治搞得比较成功的国家，无一不是较好地坚持了法治规律与本国国情的创造性结合。 ”
对于中国法治道路的选择，一方面，我们要拥有兼包并蓄的宽广胸怀，只要是有益的文明成果，我们都可以加以吸收与借鉴；另一方面，我们更要坚守“中国特色”的基本思维路径，始终追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指引，紧紧围绕中国的社会性质、民族传统与现实状况，切实着眼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扎根客观现实，把握时代规律，不管风吹浪打，不怕说三道四，决不时髦献媚，坚定不移、充满自信地将中国特色法治道路坚持下去。 法学教育的课堂，学术理论的阵地，各级各类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的课题确定，立法、司法、执法、法律监督、法学教育等职能部门，都要切实纠正在法治道路问题上存在的偏差。
（三）全面加强符合国情的法理论建设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是对未来的理性谋划。 任何社会实践活动，没有科学的理论来加以指引，都不可能获得预想的效果。 经过长期努力，法治中国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存在着不少问题。 这些问题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法的理论建设还不完备，还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 从整体上看，当前法理论的最大问题在于很多学说观点与现实存在较大的脱节，使得看似科学的法学理论及法律规定在实践中无法收到良好效果。 因此，在全面加强法的理论建设的过程中，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倡导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导向。 反思当前法理论研究现状，不难发现，“表面繁荣、实际贫困”。 空泛、繁复、玄奥、花俏、重复、媚外，缺少适合国情、自主原创、能够解决实际问题、有实际意义和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我们在法学研究中应充分强调实证研究的重要意义，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坚持“实践出真知”的基本原则，注重法治调研与对策研究，以客观效果为归宿考量相关法律理论，全面纠正“书斋里面出学问”与盲目崇拜西方学说的理论建设思路。 法治中国建设真正需要的是内生性理论，它是从中国本土自生自发的法治现象中抽象出来，经过理论提升后形成的规律性结论。 对此，一要加大投入力度，对于具有强烈现实意义与实证效果的研究活动应给予充分的资源投入；二要加大导向力度，在学术界与实务界充分树立注重国情和立足现实的基本导向；三要加强实证研究，鼓励现实研究与国情探索，摒弃坐而论道和崇洋媚外；四要加强基层实践调研，充分重视法治在基层的运行和影响；五要突出法治经验的提炼，及时总结与推广有益的成形机制与实际做法；六要重视理论与实践结合型人才的培养、使用，充分发挥这些人才的作用，建构复合型法治人才库。
（四）重建符合中国国情、基于平衡的法学理论大厦
对于当前的法治中国建设， 我们应在法治运行的各个环节大力倡导和体现权利与义务、权利与权利、权利与权力、权力与义务、权力与权力、义务与义务平衡的法理观，切实解决社会各领域严重失衡的问题。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领域的严重失衡，都有赖于法的平衡治理。我们还应深刻地认识到，从义务法、权利法到平衡法是法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法是平衡法，平衡理论是对传统法学理论的新发展，平衡是法的总特征，平衡是法的内在力量，平衡是法的核心价值，平衡是良法的灵魂，平衡是法的最高境界，平衡是法的本质体现，法是平衡之法，法治是平衡之治，法学是平衡之学。 只有在平衡法理观的理念统御下的法治中国建设，才会被纳入有序发展和健康发展的轨道上。
（五）注重立法的系统性、统一性、适用性、操作性
法治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法学教育，任何必要环节都不可或缺。
立法的科学与完备，是良性法治过程的起点与前提。法律规定与法律制度本身就存在问题，立法后的司法、执法、守法、法律监督环节就不可能正常运转下去。 中国法治的诸多问题，均与立法缺乏科学性、操作性密切相关。 注重立法的系统性，就是要求立法者在立法时将法律视为一个系统，统筹兼顾地考虑其中的每一个要素与问题。 不论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而言，还是对于某一部具体法律而言，都要仔细考量其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协调关系，要通过设计使其内部的各要素协调一致，共同服务于整体目标的实现。 注重立法的统一性，就是要求同级的法律法规之间以及不同层级的法律法规不能在内容上相冲突，不能在指向上相矛盾，否则就会使执法者、司法者及守法者陷入不知所措的尴尬境地。 注重立法的适用性、操作性，主要是指不论法律规定本身多么符合逻辑、多么完整和严谨，如果在实践中不接地气，不能被有效适用、操作甚至根本落实不到社会生活中去，也都是徒劳无功的。 因此，密切着眼于法实践的环节，是立法工作的重要前提。 《劳动合同法》、《新刑诉法》、《婚姻法》等法律都或多或少存在脱离实际、不接地气的遗憾。 我们必须明确反对立法上脱离实际的“精英路线”，积极倡导符合实际的“群众路线”。 对于立法主体，要设定严格标准，要求其具有实际的法治理工作经验或生活经验。 例如，简单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接触过婚姻的未婚者，怎么有能力参与到《婚姻法》的制定、修改与实施中呢？
（六）充分调动全民参与法治建设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法治中国建设的推进在效果上是顺利而卓有成效的，在方式上主要是“自上而下”的，依靠权力机关自上而下地“推行”来实现法律制度与法律治理的运行。 但事实上，更为科学与更为合理的法治模式应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模式的密切结合，没有权力机关的主导，科学的立法无以产生，而缺失了民意的基础与民众的反馈，法治也无法得以有效推行。 因此，我们应采取各种措施，充分调动全民参与法治建设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要将法治事业、法律活动与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起来，要让广大民众充分理解到与切身体会到，法治事业需要他们的深度参与，法治活动需要他们的意愿来加以支持和推动，法治过程不仅仅由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与执法机关来加以主导，更要由每一位社会成员来加以主导。 “要使每一项立法都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拥护。”“维稳的前提必须是维权。 ”
如此，法治中国建设的民众基础才会不断地得以扩大，法治中国建设的进程才会更加顺利。
（七）大力营造敬畏、信仰、遵从法律的社会氛围和环境
法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机制与国家治理方式，并不是独立地在社会领域与国家层面发挥作用的。 我们研究与推行法治中国建设，不能将法治作为一种孤立的现象与独立的体制来进行考量，而要充分考虑到法治中国建设的社会氛围与具体环境，处理好涉法工作部门与其他部门、法规范与其他社会规范的关系。 法治中国建设若想在社会领域得以顺利推行，其前提在于社会公众对法律拥有普遍的敬畏和坚定的信仰，进而在全社会范围内营建敬法、信法、用法的有利氛围，将法治、政策、习俗、信仰以及道德等充分加以融合，共同指引和规范人们的行为。 正如伯尔曼所说：“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信。 ”在以往的法治建设中，我们更多地将思路局限于法律制度建构本身，更多地争论于某项规定是否科学和合理，往往忽略了法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规范总体上在社会实践中被人们认可、接受与应用的程度。 因此，非常有必要将“大力营造敬畏、信仰、遵从法律的社会氛围和环境”纳入今后的法治中国建设的各项工作当中，并认真对待法治文化建设，“法治文化应是贯穿法治中国建设的一个重要的软实力和润滑剂”。
（八）切实提高法治队伍建设的专业水准
没有一支忠诚、敬业、专业的法治队伍来践行法治，没有千千万万具有高素质和高水平的法律从业人员来操作法律，再科学、再完备的法律制度也只能止步于各种规定之中，再宏大、再高远的法治理想也不过是纸上谈兵。 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各项措施，加大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切实提高立法、司法、执法、法监督法教育主体的职业意识、专业素质和业务能力，严格准入标准，精心进行培育，将培养、使用法律人才的目标落到实处。 同时，要全面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保障司法独立性，完善司法工作人员任用制度。
当法治中国建设事业在拥有了一支具有很高专业水准的建设队伍时，其不断进步与发展即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与坚强有力的支撑。
（九）真正加强法定程序制度设计，合理确定自由裁量空间
法治中国建设的有效推进，要靠良法的有效实行，良法的有效实行，要依赖法治主体的具体操作。 法作为一种行为规范，不可能穷尽规定社会主体可实施的所有行为，不可能覆盖社会领域中出现的所有现象。 这就为法治主体的自由裁量空间提供了现实依据，也为权力寻租腐败空间的存在提供了各种可能。 如果运用得当，自由裁量权能够很好地沟通形式正义和实体正义。 但是，如果自由裁量权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并未巩固，那么这种权力反而会削弱法治的力量。
对此，我们必须真正加强法定程序制度设计，合理确定立法者、司法者、执法者、法律监督者等法治主体进行自由裁量的空间，在基本层面和技术层面想方设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
（十）充分认识法治中国建设的系统性、复杂性、长期性、艰巨性

在以往的法治中国建设中，我们往往依赖“运动式”的建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法治中国建设的复杂性、长期性、艰巨性。 事实上，法治中国建设涵盖的领域十分宽广，涉及的矛盾十分复杂，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也不可能有一用百灵的灵丹妙药，只能依靠我们下定决心、脚踏实地、逐步积累、立足长远地渐进推行。 事实证明，“运动式”的法治中国建设无法实现其最终目标，而只会为形式主义、犬儒主义提供大行其道的空间。 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法治中国建设不是一时的“运动”，而是一项长期坚持的系统工程。 法治中国建设的复杂性与全面性，要求我们开展的法治事业必须涵盖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各个群体，既要拥有高瞻远瞩的视野，又要秉持时不我待的作风，坚持法治建设要“从娃娃抓起、从现在抓起、从全民抓起、从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抓起”。
同时，要深入研究法治建设的特殊规律和特点，有针对性地研究、确定法治建设的具体措施和方式方法，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研究和解决，真正在取得实效上下真功夫，日积月累，长期坚持，必见成效。 具体来说，一要系统谋划法治方案，明确法治建设的战略目标、重点任务、保障措施、主要途径、破解难题、注意的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要运用系统思维统筹兼顾地考量法治建设；二要下真决心与大气力，在社会舆论导向上充分强调法治中国建设的高度重要性，在资源上舍得投入成本，光说不练只会空谈误国；三要持之以恒、常抓不懈，充分做好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四要上下联动、全员发动，同时获得上层领导和基层支持的法治事业才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正确指向；五要深入探索内在规律，注重策略方法，只有准确把握规律才能全面推进法治全局，只有灵活运用策略方法才能有效解决法治问题，最终在动态平衡中引导法治中国建设事业不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