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的立法实践看

1. 中国的立法模式

宪政视野下的中国立法模式变迁—从“变个性立法”走向“自治性立法”

主要提专要：
立法作为一种发现和创制规则属的活动，按照其价值衡量的不同，可分为以适合性价值为核心的“变革性立法”模式，和以安定性价值为基础的“自治性立法”模式。考察建国后50多年（尤其是80年代后）的立法实践，我国基本遵循着“变革性立法”的模式，此乃特有国情下的合理选择。但步入21世纪后，随着各方面情势的变化，“变革性立法”的适应性功效呈现递衰的趋势，且其带来的混乱、风险等负效应日趋明显，因此我国当下应在立法模式上进行果断的调整，及逐步缩小和限制“变革性立法”的范围，并向“自治性立法”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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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国的立法程序的缺陷是什么

(一)关于地方立法规划的编制过程

1审批立法规划的主体不规范。立法规划的编制权是一种准立法权，因而应该由享有立法权的机关来行使。但是在地方立法实践中，立法规划往往是由主任会议研究确定，而主任会议依照法律规定并不享有立法权。这样编制出来的规划，由于没有经过常委会会议审议，民主性和科学性往往显得不够，执行过程中也难免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

2提出立法项目时缺乏充分的调研、论证。有关专门委员会或工作机构在决定立法项目的去留时，主要是依据人大常委会或者人大专门委员会在立法前期所作的立法调研，以及对该立法项目的基本政策、主要内容和相关措施的决断。但“立法调研的过程和结论,尤其是调研中有关公共政策的交涉、公共措施的协商等直接掣肘立法走向的关键活动,均无任何程序规则加以规范”。[5]

（二）关于法规案的提出起草过程

就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而言，享有法规提案权的主体是比较广泛的，但是从各地多年来的立法实践看，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几乎都是由政府和主任会议提出议案，而依法享有立法提案权的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几乎没有行使这项权力。在立法的起草过程中，又存在着以下主要问题：

1起草渠道单一，法规案的行政色彩浓厚。目前，大多数法规由政府有关部门起草。政府部门起草法规，有一定的有利条件，比较了解实际情况，熟悉有关业务，经费也有保障；但也有很大弊端，部门起草往往将本部门狭隘的执法目的和利益作为起草工作的指导思想,使立法机关在起草阶段陷于被动,导致部门利益膨胀,损害了立法利益的整体性,在一定程度上,是立法为执法目的服务这种传统观念的“残余”。[6]这种起草方式使法规草案程度不同地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

2没有做好协调工作。“利益作为客观范畴，对法起着决定性作用。”[7]（p86）利益协调工作是地方立法的关键。一部法规草案，其内容往往涉及到两个以上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权限。例如，已经提交到人大的法规草案，在究竟如何划分部门之间职责权限的问题上，有关部门常常是互不相让，便足以说明这一点。协调工作做不好，势必影响法规草案的及时审议和正常修改，影响立法的进度，影响法规的质量。

（三）关于法规案的审议过程

1常委会的审议程序不合理、不规范、影响审议质量。一方面，对最高审次没有限制，对上一次审议与下一次审议之间的时间间隔没有要求。这样做带来的问题是，要么三番五次审议，要么匆匆忙忙审议，严重影响了立法的效率和质量。另一方面，会议议程安排不尽合理。每次会议安排审议的法规草案过多，而会期又较短，平均审议时间太少，影响审议质量。

2审议过程中，公民参与地方立法的机制欠缺。这主要表现在公民旁听程序不健全。旁听应该是不受身份地位影响的、普遍的、平等的旁听。除被剥夺政治权利、严重精神障碍者等特殊情况，所有的公民都应有权旁听。有的地方明确规定一般只限于邀请工会、妇联、共青团等人民团体和群众组织的有关负责人或者代表旁听。这样，公民旁听被立法机关当成了花瓶，形同摆设，从而导致公民权利的旁落。立法机关设置旁听的门槛太高、条件苛刻、手续繁琐，严重挫伤了公民的旁听积极性。

（四）关于法规案的表决公布过程

1现行的表决法规案的办法是整体表决，即代表或常委会组成人员对整个法规草案表示赞成、反对或弃权。从某种意上讲，这种表决办法不能充分反映组成人员的意愿。例如，代表或常委会组成人员对法规草案总体上感到比较满意，但对其中的个别条款持反对态度，这时如果采用整体表决的办法，那么无论其投赞成票、反对票还是弃权票，都不完全符合意愿。

2没有处理好法规公布日期与法规生效时间之间的关系。公布是立法程序中的一项重要程序。“要使法广为人知并发挥其作用，必须将法公之于众，以便国家机关、公职人员和公民都能了解、执行和遵守法，从而实现立法的目的。” [8]（p323）通常的做法是，在发布法规的公告中规定：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实际上，法规一经公布，立即开始施行，执法部门及利害关系人都未做好必要的准备，不尽合理。完善地方立法程序的对策

（一）完善地方立法规划的编制程序

1审批立法规划的主体要规范化。立法规划应当由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在实际工作中，可以先由法制委员会或立法工作机构将立法规划草案报请主任会议研究，待其原则同意后，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在常委会会议召开前，应将规划草案及有关说明材料提前送达常委会组成人员，以便他们为审议规划草案早做准备，保证审议的质量。在审议过程中，分歧不大的，可经一次审议即行表决；分歧比较大的，可安排下次会议再行审议，待分歧减少后再行表决。

2要加强调查研究，使立法规划更加符合客观实际。编制立法规划，就是要对复杂的社会关系进行疏理、分析、研究，将需要用法规调整的社会关系的现状搞清楚，“根据本地区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在科学预测的基础上，提出立法项目”[9](p110)，并且对今后一段时期立法工作作出比较科学的安排。

（二）建立健全法规案提出制度，完善地方性法规的起草程序

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作为法定的立法提案主体，实际上很少行使立法提案权，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法规案的提出制度不健全、不完善。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在闭会期间如何提出法规案，法规案提出以后如何处理，由什么样的机构处理，应有明确的规定，因此，要保证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行使好法案提请权。

1拓宽法规案的起草渠道，重视发挥专家、学者在起草工作的作用。拓宽法规案的起草渠道，就是要打破由政府主导法规起草权的局面，改变法规案由政府起草的单一局面。多年来，绝大多数法规都是由政府部门来起草，较少注意发挥专家、学者在立法中的作用。实际上，对涉及改革开放相市场经济建设的全局性的或难度较大的法规起草，尤其需要专家、学者的参与。要在日常的法规起草工作中，要经常组织召开有关专家和学者参加多层次的座谈会、论证会、研讨会，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一些涉及改革、市场经济建设中的难点问题进行分析、论证。

2搞好法规案协调工作，促进起草工作顺利进行。凡法规案的内容涉及两个以上执法部门管理权限，不能确定其中的一个主管部门为法规起草主管单位时，在正式提交常委会会议前，必须召开由相关执法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协调会，以便各部门能够取得统一意见。同时要开好协调会，在协调工作中要充分发扬民主。

（三）完善地方性法规的审议程序，健全立法的民主、科学、效率机制

1要采取统一与分散相结合的地方立法工作体制。 统一与分散相结合的立法工作体制，是指在审议法规过程中，在法规议案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前和提交常委会审议后初审阶段的工作任务由相关的专门委员会或工作机构承担，法制委员会或者专门的立法—机构视情况参与，而初审以后直到通过这一阶段的具体工作任务由法制委员会或专门的立法工作机构承担，其他专门委员会和工作机构予以配合、协助的体制。[10]（p242）这种体制，既发挥了有关专门委员会精通业务、熟悉本单位工作的长处，又充分发挥了法制委员会的立法专长，有利于提高立法的质量。

2 完善公民在地方立法中的参与机制。简化公民旁听的具体手续，提高公民参加旁听的积极性。权力机关应当在会前运用新闻媒体等手段对公民旁听制度进行宣传，公告开会审议法规案的时间、地点、法规案的具体内容和允许旁听的人数，如公众可以在会议厅前凭身份证或介绍信排队领取旁听票等。并对旁听过程进行电视转播，采访参加旁听的公民，让他们向社会表达自己参加旁听的真实感受。对于公民在旁听会议时提出的合理化意见和建议，应当尽量吸纳或者予以反馈，使公众真切感受到旁听制度的实施，不搞形式，走过场。

（四）完善法规表决公布程序，确保法规有效实施

1在我国立法活动中，现行的表决法规草案的办法是整体表决，对法规草案全文一次性的表决，虽然简便易行。但是，从我国法制建设发展的总趋势看，地方性法规议案的表决，将会从一次性的笼统表决，逐步过渡到按需要分章、节、甚至条、款表决。在我国今后的立法中，对一些内容丰富，条文之间内容跨度大的法律、法规，或者对个别条款有较大分歧的情况下，也可以按章、节、条、款进行表决，或者就有分歧的条款进行表决。

2改变法规“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的做法，使公布时间与生效时间相分离。为了不影响法规的及时生效和正常实施，在法规公布的问题上，应当对公布时间、公布方式以及与公布时间相关联的生效时间进行改革、加以规范。今后应当采用确定具体的生效日期来代替以往的“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这样便可以为法规的有效实施做好必要的准备。同时，要采取尽可能让公众知晓的方式发布法规。应当在立法机关的公报和本行政区域内的各级党报上刊登，同时还应通过本行政区域内各级电视台、广播电台播放以及通过互连网加以宣传。

3. 我国发不正当竞争法采用的立法模式是什么

我国支持合并立法和分别立法模式。

从我国竞争立法的过程来看，最初起草的思路是合并立法模式，但是由于在反垄断条款方面争议太大、无法统一，而于1993年先行出台了主要是为了解决市场竞争无序问题、解决微观竞争秩序问题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至于涉及宏观竞争秩序的反垄断条款，大多被拿掉，仅保留了现实中亟待规范的若干限制竞争行为，有关反垄断法的原则性规定及企业合并控制、卡特尔控制等基本制度未有涉及。由此来看，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是一部主要调整不正当竞争行为、兼及部分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可以称之为综合的或混合的立法模式。至于反垄断问题，按照当时有关人士的看法，应“单独研究完善，争取在三四年中也能立法”。[2此后，反垄断法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有关国家机关一直在进行起草、论证工作。显然，从近期的立法实践来看，我国选择了分别立法的竞争立法模式。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现实、合理的选择。

4. 结合我国劳动立法实践,阐述我国劳动法渊源(本题中"劳动法"是广义的劳动法)

劳动法的渊源主要有：
1.宪法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劳动法的立法依据。宪法中的作为劳动法所依据的原则和规定，如关于所有权的规定、关于民事主体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规定等，既是劳动法的立法依据，也是调整劳动法关系的法律规范。
2.劳动法 1994年7月5日由第八届金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并于1995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是劳动法这个法律部门中的基本法,是劳动法主要的、基本的表现形式。
3.其他法律 包括金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并颁布、专门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金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其中就规定了许多关于企业劳动者和企业工会以及职代会的权利和义务等内容。
4.行政法规 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如《失业保险条例》和《社会倮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等。
5.地方性法规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及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
6.规章规章 包括国务院的部门行政规章和地方性行政规章两种。部门行政规章是国务院劳动行政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在本部门权限内制定的规范性劳动文仵,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社会保险登记管理暂行办法》等。地方性规章指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据法律和行政法规制定的普遍适用于本地区劳动行政管理工作的规范性文件。
7.司法解释 司法解释,是指由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劳动争议案件中对于如何正确适用劳动法律规范所作的解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三十三条和第五届金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第二条的规定,凡属于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对劳动法律作出的司法解释,是一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解释,对金国的劳动争议案件审判工作具有指导意义,是金国各级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对劳动法律规范的解释,也是劳动法渊源的组成部分。
8.我国政府批准生效的国际劳动公约 国际劳工组织通过的公约,须经成员国批准后方可在成员国内付诸实施,发生法律效力。我国是国际劳工组织的成员国,凡经我国政府批准的国际劳工公约在我国就具有法律效力,成为我国劳动法的组成部分,因而也是我国劳动法的表现形式之一。如:1987年9月,我国批准了《1983年(残疾人)职业康复和就业公约》(即“159号公约”,1983年6月20日国际劳工组织第69届大会通过)。

5. 简述我国的立法原则

立法就是在矛盾的焦点上划杠杠，鼓励做什么、允许做什么、应当做什么、禁止做什么，保护什么、惩罚什么，令行禁止，全社会都要一体遵照执行。

要把立法的杠杠划得准，既很重要，又不容易，是很严肃的事情。严肃立法是严肃执法的前提。

搞好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关键在于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1、宪法原则

宪法是万法之法，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等级的法律，是综合性地规定诸如国家性质、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国家政权的总任务、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这些带根本性、全局性的关系或事项的根本大法。

其他所有法律、法规，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以宪法作为立法依据或基础，或是不得同宪法或宪法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离开了甚至背离了宪法的原则或精神，立法乃至整个法律制度和法律秩序就必然会紊乱。

因此，各国立法都非常强调正确处理立法与宪法的关系，强调立法应当以宪法为根据或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中国立法自然也如此。

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第五条）又规定行政法规应当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第八十九条）民族自治地方可以根据自治权限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而规定自治权限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部门规章和政府规章同样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2、法治原则

经济上实行市场化，政治上实行法治化，是现代社会不同于以往社会的显著标志。而这两化都需要有法治来推动来保障。因而现代社会更为显著的标志，就在于要求建设法治国家，实现国家生活的法治化和法治生活的现代化。

像中国这样的有着长久的人治传统的国家，要实现现代化，更需要丢弃人治而实现法治。立法作为建设法治国家的前提和基础，也因此需要实行法治化，需要坚持法治原则。

3、民主原则

在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立法应当坚持民主原则，是各国立法的共同之处，而绝不是一个新主题。

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应当实现民主化，经过二百多年的历史发展，不仅是人们久已普遍认同的常识，并且也作为制度的形式，在这个世界的越来越广大的空间范围内得以呈现，尽管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在不同性质的国家和社会，事实上有很大的不同。

然而在另一方面，各国立法遵循民主原则的理由、含义、内容和方式，又总是与本国的国情密切相联，表现出与这种国情相关联的特色。人们应当从现代民主原则的普遍性和本国民主原则的特色相结合的角度，把握中国立法的民主原则。

4、科学原则

坚持立法的科学原则问题，也就是实现立法的科学化、现代化问题。现代立法应当是科学活动。立法遵循科学原则，有助于提升立法质量和产生良法，有益于尊重立法规律、克服立法中的主观随意性和盲目性，也有利于在立法中避免或减少错误和失误，降低成本，提高立法效益。

所以现代国家一般都重视遵循立法的科学原则。

(5)从我国的立法实践看扩展阅读：

我国的立法体制

我国是统一的、单一制的国家，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又很不平衡。与这一国情相适应，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集中行使立法权的前提下，为了使我们的法律既能通行全国，又能适应各地方千差万别的不同情况的需要，在实践中能行得通；

宪法和立法法根据宪法确定的“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确立了我国的统一而又分层次的立法体制：

1、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全国人大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2、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

3、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

较大的市（包括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省、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施行。

4、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全国人大的授权决定，还可以制定法规，在经济特区范围内实施。

5、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大还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对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

6、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规章。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

这种分层次的立法体制又是怎样体现和保证法制统一的呢？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明确不同层次法律规范的效力。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行政法规不得同法律相抵触。

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不得同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地方性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政府规章，地方政府规章不得同地方性法规相抵触。另一方面，实行立法监督制度。

行政法规要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地方性法规要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规章要向国务院备案。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国务院有权改变或者撤销不适当的规章。

6. 对我国目前立法现状的一些观点，看法

自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是建立了不少法律法规的，这样从一方面可以表明我专我依法治国的方针，同时这些属法律可以更加有效地保护人们的利益！
但是，虽然我国建立了不少法律但是很多立法建立就等于无建立！现今社会更加不能够看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一些有权有势的人面前就等于是无得！现今的社会我个人觉得更加是想人治社会！
还有现今的中国不是无足够的法律法规同相关制度，是相关的执法人员不能够按照相关法律去做事，在很多事情上到不能够做到工平执法！还有不少人员被利益所诱惑！所以中国现今不是法律是执法不严！

7. 立法程序的中国立法

1） 立法机关
我国《宪法》第58条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人大常委会是人大的常设机构，在人大闭会期间行使国家权力。具体地说，它有权解释宪法、法律并监督其实施；有权制定和修改应由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外的法律；有权对人大制定的法律加以补充和修改，但不得违背其基本原则和精神。一般地说，基本法律，如刑法、民法等的制定权都应由全国人大行使。全国人大常委会音向全国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人大的监督。全国人大有权否决全国人大常委的不适当的立法和决定。
2） 立法范围
从原则上讲，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是没有边界的，但在立法实践中，国家也将某些事项交给政府制定行政法规。根据2000年3月15日通过7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下列事项只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1）国家主权事项；（2）国家机关的产生、组织和职权；（3）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4）犯罪和刑法；（5）涉及公民权利自由的事项；（6）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7）民事基本制度；（8）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9）诉讼和仲裁制度；（10）必须由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项。
从实践来看，“必须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项”大体包括：（1）有关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及其利益的事项，如《行政诉讼法》等；（2）有关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制度方面的事项，如《兵役法》等；（3）有关国家资源开发、利用、保护等事项；（4）凡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认为应该由它立法加以调整的事项。我国《立法法》同时还规定，上述第8项涉及经济基本制度方面的“部分事项”，全国人大可专门授权国务院“根据实际需要”、“先制定行政法规”，但不得涉及“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
3）立法程序
（1）提案。全国人大主席团、常委会、各专门委员会、全国人大各代表团或30名以上代表，可以向全国人大提出议案；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向全国人大提出属于自己职责范围内事项的议案。
（2）审议。代表团或30名以上代表联名提出的议案是否列入议程，由大会主席团决定，或者先交有关委员会审议后再根据审查意见决定是否列入议程。由人大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其他中央国家机关提出的议案，由主席团决定交各代表团审议，或交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后提出报告，再由主席团决定交大会表决。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议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或先交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决定是否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经法定程序审议后决定提交全国人大会议审议的法案，应当在会议举行前一个月将法律草案发给代表，必须由人大常委会或提案人向人大全体会议作说明。在各代表团审议过程中，提案人应派人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有关组织和机关应当根据代表的要求介绍情况。
（3） 通过。全国人大审议的议案，凡未在审议过程被提案人撤回或经主席团决定停止审议的，都要进行表决，“由全体代表过半数通过”，宪法和宪法修正案须经全体代表2/3赞成方为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议案，由它的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4）公布。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案，皆以国家主席令形式公布，并同时宣布生效时间。 （1） 行政立法体制。根据我国《宪法》、《立法法》和《国家机关组织法》的有关规定，我国的国务院，国务院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省会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经济特区的政府，都可根据其职责范围制定行政法律规范，发布决定和命令。这就是我国多层次、分等有序、严密统一的行政立法体制。
（2） 国务院及所属部门行政立法的范围。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可以就下列事项制定行政法规：①为执行法律的规定需要；②宪法第89条规定的国务院行政职权的事项；③全国人大授权的事项。宪法规定的国务院的职权，范围明确的有17项，外加没有边际的“其他”事项，因此说，除了前述应当由国家立法调整的所有事项，都可以由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予以规范。简单地说，国务院的行政立法包括执行性立法、职权性立法和授权立法。
（1） 行政立法程序。行政立法程序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制定、修改、废止行政法律规范的秩序和步骤。不象国家立法程序那么复杂，比较简便灵活。根据《立法法》第57—— 62条的规定，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应当遵循如下程序（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程序，由国务院规定）：
①规划、立项和起草。国务院法制机构应在综合各部门意见的基础上编制具有指导性的年度计划、五年规划乃至十年规划报国务院批准执行。国务院有关部门认为需要制定行政法规的，应当向国务院报请立项。
《立法法》第57条规定：“行政法规由国务院组织起草”。相应的，国务院部门规章也应由部门组织起草。“组织起草”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
②论证和听证。“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这是强制性的，必须遵循。
③审查和修改。根据《立法法》第59条的规定：“行政法规起草工作完成后，起草单位应当将草案及其说明，各方面对草案主要问题的不同意见和其他有关资料送国务院法制机构进行审查。”（审查内容见教材）
④审议和通过。行政法规起草、审议之后，就进入正式会议审议的阶段，由国务院常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审议决定。部门规章应当经部务会议或者委员会会议决定。行政法规和规章的制定不同于一般的行政决策，不是由首长个人说了算，而应当以少数服从多数决定。
⑤签署和公布。行政法规审议通过后要“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并应“及时在国务院公报和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报刊上刊登”。部门规章由部门首长签署命令予以公布，并及时在国务院公报或者部门公报和全国范围内发行的报刊上刊登。
⑥备案和接受审查。根据《立法法》的规定，除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外，其他所有的法规、条例和规章都“应当在公布后的30日内”报送有关机构备案。行政法规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并接受审查，如果不适当可以撤销；部门规章的撤销由国务院审议决定。 根据宪法和有关组织法的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省会市、自治区首府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经济特区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执行国家、上级法律法规的需要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并报全国和上级人大常委会备案。相应级别的国家行政机关也可以根据执行法律、法规和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地方性法规的需要制定行政规章和补充性、执行性规则或实施细则，并报国务院和上级行政机关批准或备案。
不同级别的民族自治地区，还依法享有与其行政级别相当的自治立法权。
特别行政区在不违背全国人大为之制定的基本法的前提下，享有完全自主的立法权。 第一， 我国立法机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第二， 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与其常设机构分享立法权，既保证了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又能保证经常性的立法活动顺利进行。
第三， 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法律的解释权和执行法律的监督权使法律的解释和适用与立法的本意保持一致。
第四， 国家立法、行政立法、地方立法、民族自治立法和特别行政区自主立法有机结合，构成了完备的立法体系。

8. 我国立法和司法解释在适用冲突规范制度方面分别做了怎样的规定

一、识别：

（1） 有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6条是一条关于侵权行为的识别规则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第9条、第11条、第76条、第92条、第117条、第127条和第145条，分别涉及处理识别冲突的总原则以及对动产与不动产、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和无人继承财产的识别。

（2） 完善：总的来说，我国原有国际私法对于识别问题是很不重视的。这很容易在实践中造成识别的困难及其解决方法的不合理。为此，我国国际私法学界在致力于国际私法立法的法典化过程中，应更重视完善与识别有关的规定。首先，在制定一国的国际私法之前要广泛借鉴国内外学者从事比较法研究的成果，分析各国法律制度之间的差异，设想可能会发生识别冲突的情形，合理地制定冲突规范。其次，在国际私法中就识别的总原则加以规定，以指导法官根据具体情形行使自由裁量权，公平合理地处理个别案件中的识别冲突问题。最后，对于某些具体问题，也可以对其准据法的适用范围作具体的规定，以避免在这些问题上发生额外的，不必要的识别。

二、反致：

（1） 有关规定：从我国的立法上看，目前大陆地区的《民法通则》和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有关《民法通则》的司法解释，对反致问题没有作出明文规定。198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中(现已废止)，表明了我国在决定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方面不采用反致。同时在司法实践中也并无关于反致的案例。而在港,澳,台地区,在法律适用上都不同程度的接受了反致。在合同领域，我国的司法实践对反致的态度保持了连续性。如2005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像各高级人民法院下发了《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其中的第48条：“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律，是指有关国家及地区的实体法规范，不包括冲突规范和程序法规范”；第49条规定：“人民法院按照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的涉外商事合同应适用的法律，是指有关国家及地区的实体法规范，不包括冲突规范和程序法规范”。 最高法院关于《民法通则》的司法解释第178条： “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外民事关系的案件时，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八章的规定来确定应适用的实体法。”表明中国在司法实践当中不接受反致。

（2） 完善：我国既然规定不接受反致，自有其合理之处：规定适用外国法是认为外国法与该民事关系联系更密切；符合自己国家的主权；如果都采用反致不可能取得判决结果的一致；避免陷入不可解脱的循环。本人比较倾向于在国内立法上有限制的接受反致，因为反致在不损害本国主权的同时,可以扩大国内法的适用,实现内国实体法所体现的政策。采用反致可以增加法律选择的灵活性，使各法域类推适用各自的国际私法。所以，反致制度符合解决我国区际法律冲突的需要。不可否认，反致也存在着弊端，如实践中的“恶性循环”等。如果对其全面接受，也会产生负面影响，所以通过适用范围和种类上进行有限制的接受，发挥反致的优势，作到更好的维护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三、先决问题：

（1） 相关规定：无

（2） 建立完善：关于先决问题的解决方法，我个人比较赞同武汉大学肖永平教授的观点，即依主要问题所属国的冲突规则和依照法院地国的冲突规则来解决。及其两种较新的观点：其一是莫里斯提出的个案识别说，认为解决先决问题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原则（overall general rules），应当根据个案中的不同情况，看先决问题是与法院地法还是与主要问题准据法的关系更为密切，然后才能决定应当适用的法律。其二是适用主要问题准据法所属国的法律处理先决问题。

四、法律规避：

（1） 相关规定：我国目前尚无有关法律规避的立法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1988年《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94条规定：“当事人规避我国强制性或者禁止性法律规范的行为，不发生适用外国法律的效力。”不过，该条规定中的“法律规范”的外延并不明确，也就是说这里所指的“法律规范”是否包括中国所有层次的立法，还是只包括一定层次的立法，需要加以进一步解释。对此，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12月发布的《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规定：“当事人规避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或禁止性法规定的，不发生适用外国法律的效力，人民法院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2） 完善：个人认为，关于法律规避问题，只要当事人规避的法律是本应适用的强行法或禁止性规定，则不论其是实体法还是冲突法，也不论其是内国法还是外国法，都可以构成法律规避。涉外民商事案件当事人凡属规避我国法律的行为一律无效。而对规避外国法的行为，原则上不作审查，视为有效。但下列情况例外：（1）我国与当事人本国签定或者共同参加了有关国际私法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人民法院对其是否规避其他缔约国法或有关外国法进行审查；（2）若当事人规避某外国法后而得以适用的法的规定与本国的公共秩序政策相抵触，则可借助公共秩序保留加以排除适用。因此，我认为我国可以从这个方向上考虑进行立法。

五、外国法内容查明：

（1） 相关规定：我国人民法院在审理国际民商事案件时遵循“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当依据我国冲突规范的指定，应当适用的法律为外国法时，人民法院有责任查明外国法的内容，当事人也有举证的责任。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93条的规定，对于应当适用的外国法律，可通过下列途径查明：(1)由当事人提供；(2)由与我国订立司法协助协定的缔约对方的中央机关提供；(3)由我国驻该国使领馆提供；(4)由该国驻我国使领馆提供；(5)由中外法律专家提供。1988年2月8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兰西共和国关于民事、商事司法协助的协定》第28条也规定：有关缔约一方的法律、法规、习惯法和司法实践的证明，可以由本国的外交或领事代表机关或者其他有资格的机关或个人以出具证明书的方式提交给缔约另一方法院。我国在实践中主张，通过各种途径仍不能查明外国法时，人民法院应适用中国的法律代替外国法。另外，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12月发布的《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对外国法的查明作了3条规定，即第51、52、53条的规定。我国1991年民事诉讼法规定，民事案件实行两审终审制，无法律审与事实审的区别。根据“有错必纠”的原则，对我国法院在审理国际民商事案件时发生的适用外国法的错误。无论是适用内国冲突规范的错误，还是适用外国法本身的错误，当事人均可对之提起上诉，要求加以纠正。

（2） 完善：我国对于外国法查明制度的规定还很不完善,目前仅在少数司法解释中对其做出了规定,相关立法仍存在空白。由于立法缺失,司法实践中各法院的做法不尽相同,较为混乱。而且,由于我国外国法查明制度缺乏可操作性,法院往往以无法查明外国法为由,进而排除准据法的适用。面对这一状况，除了尽快完善外国法查明的立法外，我们认为还应在审判实务中积极予以应对：首先，各地、各级法院应提高对查明外国法重要性的认识，切实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正确查明外国法、适用外国法，克服“归乡情结”；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应通过司法解释、案例、指示、批复等形式指导各级法院在查明外国法过程中进行规范的运作，发挥监督和指导作用，努力克服司法实践中的不规范的局面。

六、公共秩序保留：

（1） 相关规定：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早可见“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可见于1950年11月原中央人民政府法律委员会在《关于中国人与外侨，外侨与外侨婚姻问题的意见》中指出，中国人与外侨，外侨与外侨在中国结婚或离婚，不仅适用中国的婚姻法，而且宜于适当限度内照顾当事人本国的婚姻法，但“适用当事人的本国的婚姻法以不违背我国的公共秩序，公共利益和目前的基本政策为限度。”上述行文中明确使用了“公共秩序”，“公共利益”，“基本政策”的措辞，应该认为是关于公共秩序保留条款的规定。198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第4条规定：“订立合同，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并不得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该法第9条第1款又进而强调：“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我国有学者指出，上述行文中的“法律”应理解为我国的强制性和禁止性法律规范，我认为此种解释是正确的，如果不做此种解释，则上述两规定形同虚设。该法第5条第2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履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放自然资源合同，应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涉外经济合同法上的上述三个条款”，是间接限制外国法适用的立法规定，是积极（功能）的公共秩序保留条款。1986年《民法通则》第150条规定：“依照本章规定适用外国法律或国际惯例的，不得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1982年制定的《民事诉讼法（试行）》第204条在对外国审判承认与执行方面作了关于公共秩序的规定，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对于外国法院要求我国承认和执行的判决，我国法院只有在查明该判决不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承认其效力，需要执行的，发出执行令”；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不予承认和执行。”此外，中国《海商法》第276条、《民用航空法》第190条和《民事诉讼法》第262条也规定了公共秩序保留。

（2） 完善：我国公共秩序保留秩序还存在一定的缺陷：立法上以“社会公共利益”的措辞阐明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似乎过于简单、含糊；我国立法对适用公共秩序保留所采的标准并非一致；对适用公共秩序保留条款排除外国法后，应选择什么样的法律，我国相关立法无此等规定。基于以上一些问题，我们国家在今后的立法当中采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时，应放弃“社会公共利益”的提法，而代之以国际上通行的“公共秩序”或“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或“公共秩序与法律的基本原则”的提法；我国应当统一采用结果说，以达到统一的适用标准，有利于司法实践，这也是顺应潮流的需要；应根据国际私法解决法律冲突和追求公正合理的结果的精神，按照最密切联系原则选择同案件有最密切联系的其他法律，包括内国法和外国法。

9. 当代中国立法应遵循哪些基本原则（简答）

1、宪法原则。

宪法是万法之法，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等级的法律，是综合性地规定诸如国家性质、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国家政权的总任务、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这些带根本性、全局性的关系或事项的根本大法。

其他所有法律、法规，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以宪法作为立法依据或基础，或是不得同宪法或宪法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2、法治原则。

在中国，立法法正式确立了立法的法治原则，这就是：“立法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3、民主原则

在立法权方面，要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其他法不得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在立法过程中，既要保障群众能有效地参与立法，也要加强专门机关的现代化建设，充分发挥专门机关、专家和其他有关人员的作用。

4、科学原则

坚持立法的科学原则问题，也就是实现立法的科学化、现代化问题。现代立法应当是科学活动。立法遵循科学原则，有助于提升立法质量和产生良法，有益于尊重立法规律、克服立法中的主观随意性和盲目性，也有利于在立法中避免或减少错误和失误，降低成本，提高立法效益。

(9)从我国的立法实践看扩展阅读：

我国立法现状仍存在的问题：

1、立法决策和制定过程通常表现为由上而下，过多体现党政组织和上级意志，与主权在民的立法民主精神相违背。

无论法律，还是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其制定过程都过多体现了中央和上级的意志，广大人民群众无法直接向全国人大或其他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提出立法议案，这直接违背了立法的民主精神。

2、立法过多地体现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

在一个习惯于依靠政策管理经济的国家里，政策往往具备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内容，而在主要依靠政策推动改革的进程中，谁先获得了政策优惠，谁就可以在市场上领先一步而获益，而谁掌握政策权限，谁就有更大的支配裁量权。

3、民众参与立法不够。

广泛的民众参与是立法民主的重要体现，是法律获得正当性的源泉。在我国以往的立法实践中，对民众参与立法重视不够。

4、缺乏科学完善的立法监督制度。

为了保障立法的民主化，还必须强化对立法活动的事后监督。我国立法监督体系已初步建立，这一体系以人大立法监督为中心，其他监督方式相配合。采取多主体、多形式的立体监督模式，在加强我国立法建设，保证我国法制统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0. 当前我国司法制度 在实践中出现了哪些问题

第一，我国现行的司法机关的管辖区域与地方党委、地方权力机关、地方行政的管理区域完全重合，故而强化了司法权的地方化。我国是单一制国家，理应只能存在一套统一的国家司法系统，各级司法机关应是一脉相承、统一而完整地行使国家司法权，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国家法制和司法权的统一。然而，在现行的体制下，统一的司法权被地方党委、地方权力机关、地方行政区域所分割，各级地方司法机关已演变为“地方的”司法机关。再加上在现行体制下，地方司法机关人财物都依赖于地方、受制于地方。显然，要求司法机关独立、公正地行使司法权，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和有效实施，无异于在缘木求鱼。

第二，司法机关系统内的监督机制疲软，致使司法机关无力通过自身的监督机制来纠正各种执法不严以及司法腐败现象。目前，我国司法系统内的监督主要有检察机关对审判机关的检察监督和上级审判机关对下级审判机关的审级监督。就检察监督而言，人民检察院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它有权对国家审判机关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但是在实践中，检察监督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从来就没有真正确立和实现。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检察监督的力度软化，检察机关的执法监督意识和监督行为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困扰和束缚，出现了种种障碍，有些检察机关认为当前法制不健全，监督手段不完备，致使检察监督难以展开，即使对审判机关的审判活动进行监督，不仅审判机关不理解，一些党政机关及领导对此也存在思想误区，由于出力不讨好，不如不监督；二是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情况看，检察机关对审判机关的审判行为所进行的监督只是一种事后监督，在实践中检察机关发现审判机关的审判行为违法时，只能以抗诉的形式要求审判机关纠正。如果审判机关拒绝纠正，检察机关也无能为力。长此以往，必将严重损害检察监督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三是检察机关也是司法机关，我国现行法律只规定检察机关有权监督其他司法机关，至于如何监督检察机关的检察权问题，除了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监督外，目前尚无其他明确规定，从而为检察机关滥用权力提供了便利。就审级监督而言：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上级审判机关有权对下级审判机关的审判行为实行审级监督，在实践中，上级审判机关通过审级监督的形式对下级审判机关的违法行为确也进行了有效纠正。但是，审级监督是审判机关系统内部的监督，由于我国实行二审终审制，再加上审判机关的审判行为受地方保护主义的困扰，因此，在有些地方，上级审判机关对下级审判机关进行审级监督的着眼点已不再是法制的统一和国家法律的有效实施，而是地方利益是否受到充分的保护。

第三，轻程序、司法机关不遵守程序约束的现象相当普遍。与西方社会所奉行的“程序优先”这一法律理念不同，我国有重实体、轻程序的法律传统，往往把法律程序视为纯形式的东西，甚至看成形式主义，或者认为它束手束脚。1979年至今，我国先后颁布了《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等程序性法律。但是由于我国轻程序的法律传统的影响，在这些程序法中，存在着浓厚的国家本位主义思想。比如：在各种诉讼中代表国家行使司法权的司法机关始终居于绝对支配地位；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地位不平等和控告方的证据具有绝对效力；各种程序性规范对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来说是一些硬性的规范，而对司法机关则是一些软化的约束等。由于我国在立法中轻程序以及程序法中国家本位主义思想的影响，有些司法机关及司法人员甚至认为程序法只是约束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司法机关则可以不受法定程序和制度的约束。实际上，在我国，司法错案的发生往往不是适用实体法不正确，而是出现在程序法的执行不严格和程序法本身不完善上。由于受国家本位主义的影响和程序法中缺乏一套严密、具体、合理的程序规则，再加上司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轻程序，这样就极易造成司法活动游离程序法所规范的轨道。程序不严谨必然导致执法不规范，执法不规范则必然带来司法不公正。

第四，现行司法机关的内部管理体制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司法责任制。由于长期受行政管理方式的影响，我国司法机关基本上是以行政管理的方式来管理司法工作，特别是审判机关往往习惯于以此方式来管理法院的审判工作。在我国的审判机关中，法官始终是以法院工作人员而不是以法官个人身份出现在审判程序中，他们对外代表法院履行职权，包括依法调查收集证据、组织并主持案件的开庭审理，但却无权独立对外作出裁判。目前，有相当一部分法院由审判委员会或者行政性质的庭务会以集体负责的名义行使对案件的裁判权，无论该案件是否重大或者是否疑难，均由审判委员会或庭务会讨论决定。独任庭、合议庭只对案件事实负责，失去了应有的职能作用，以致形成了审者不能判、判者又不审的局面，审理与判决严重脱钩。由于庭务会和审判委员会拥有案件的实际裁判权，因此裁判的结果和相应的责任自然也由集体承担，而所谓集体负责的结果是谁也不负责。这种采用行政管理的方式管理法院的做法，既违背了审判工作特有的规律性，也与法律规定不符。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固然不等于法官独立办案，但是人民法院的裁判总是应由法律规定的审判组织以法院的名义作出的。目前，随着审判机关的职能作用不断扩大和案件大幅度的上升，法院工作的效率越来越成为影响法院形象的障碍，而法院系统内现行的管理方式又加深了法官责任心的缺乏和审判工作的低效率，产生了整个社会对审判机关的“信任危机”。

第五，司法人员法律专业水平偏低，司法腐败问题相当严重。首先，与法治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法官、检察官任职资格条件的要求是比较低的。例如，我国《法官法》将法官的专业学历起点确定为大学本科以上，《检察官法》的规定也是如此。然而，我国现有司法人员学历的实际情况离这一要求却相距甚远。在全国法院系统25万多名法官中，本科层次的只占5.6%，研究生仅占0.25%.而在全国检察机关系统内的20多万检察官中，本科层次的更少，只占4%.我国司法队伍的绝大部分构成人员是在1979年后到司法机关的，从这支队伍的来源上看，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政法院校的毕业生；二是复转军人；三是通过社会招干途径考入司法机关的高中毕业生。从人数比例上看，后两部分的人数远远超过前者的人数。在我国，司机可以转干当法官，军队干部可以当法官，工人可以转干当法官；没有经过政法部门锻炼、没有办过案子、没有读过法律的人，可以到法院当院长。（注：夏勇主编：《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0页。）可见，我国现行司法队伍中非专业化的倾向是相当严重的。我国司法队伍中的另外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司法腐败。应该说，我国司法队伍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还是相当廉洁的，但随着社会上日益严重的腐败现象向司法队伍渗透，司法腐败问题渐渐变得严重起来。近几年来，虽然各级司法机关在廉政建设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在司法机关内部违法违纪的问题依然存在，其中有些性质和情节还很严重。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违法违纪领域越来越宽，违法违纪的人职位越来越高，非法所得数额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狡猾、恶劣的现象，（注：宗河：《谱写好历史的新篇章-记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载《人民司法》1997年第2期。）严重地败坏了司法机关的形象、损害了法制的权威。目前，我国司法腐败的现象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蔓延，流传在老百姓中的许多民谚，如“大沿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原告被告都吃完，还说法制不健全”，等等。都说明了司法腐败现象之严重，部分法官、检察官等已经成了产生腐败的污染源。（注：李曙光：《97法治：五个问题、五种趋势》，载《法学》1997年第2期。）

我国司法制度的上述弊端，使得我国现行的司法制度已无法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有效实施现行法律的需要，它不仅无法使人民司法制度发扬光大，而且已严重地损害了司法形象和国家法制的权威与统一。所以，司法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