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道德与现代社会

Ⅰ 中华传统美德对当代社会的影响

中华传统美德对当代社会的影响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倡导“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现人生理想的步骤和模式。这种为人处世的基本道德观念，是人类进行物质生产活动和自身生存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人们共同生活的起码的行为准则

传统道德一般都是在社会稳定时发挥作用，而社会剧烈变动时则缺少用武之地，正所谓“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古人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历史证明，儒家伦理往往在太平盛世发挥它稳定社会、缓和矛盾、调节人际关系的社会功效。

当代中国已进入相对稳定的和平发展时期，社会稳定、政治稳定是中国的大局。为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团结合作、共同努力。其中，道德建设无疑是重要的精神基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力抓手。

一个社会能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道德建设水平的如何，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

中华民族组织优秀的品质、优良的民族精神、崇高的民族气节、高尚的民族情感以及良好的民族习惯的总和。它标志着中华民族的“形”与“魂”。它也是我国人民两千多年来处理人际关系、人与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的结晶。

Ⅱ 中国传统社会所倡导的德治与现代社会所强调的以德治国有何区别

中国传统社会所倡导的德治，主要是儒家思想里仁政、仁爱及仁义理智信等社会伦理道德理念。而现代社会所强调的以德治国，是建立在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基础上的政治理念。

Ⅲ 分析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对当今社会的积极意义 论文 3000字，急求

写作思路：把优良道德传统对社会建设的意义写下来。

一、传统伦理道德对杜会公德建设的价值

2001年10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指出:“社会公德是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它对社会风气的好坏起着最直接的影响与制约作用。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公德建设，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关系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系统完善，因此全社会应承担起促进我国社会公德规范体系的形成，但其需多层面去努力。

中国传统文化向来强调“家国同构”，因此，孟子讲的仁、义、礼、智“四端”以及董仲舒提出的仁、义、礼、智、信“五常德”的理论，都含有基本的公德规范在内，这些规范只要剔除糟粕，经过加工改造，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德建设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启迪作用。

二、传统伦理道德对职业道德建设的价值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对当前职业道德建设的现代启迪，首先表现在以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为主干的传统伦理的“义利合一”这一基本原则的现代意义上。

职业道德与职业的功利行为直接相关，因而如何在职业谋利行为中遵守基本的道义原则，使谋利行为与道义行为达到内在的统一，是职业道德建设中必须正确处理好的一个关系。

在这个问题上，儒家的传统道德历来主张义利合一的基本原则:见利思义，不谋不义之财，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就意在此;当义与利发生冲突时，自觉遵守义大于利的原则，必要时做到“舍利取义”甚至“舍生取义”。

三、传统伦理道德对家庭道德建设的价值

家庭美德是一定社会或阶级根据其总的道德要求所制定的，调节人们在家庭生活方面的关系和行为的道德准则。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家庭道德反映出一定阶级社会整体道德水准。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家庭道德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家庭暴力、离婚率上升、虐待老人儿童、重婚现象增多等等。这些不道德行为破坏了家庭婚姻关系，危害了社会稳定，因此，需要对公民进行家庭美德教育。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是十分丰富的。对于我们今天加强德性修养、充实自我心性及为现代化的实现提供精神和德性方面的保障等，都有着深远的意义，所以在当今社会，合理地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伦理道德将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Ⅳ 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和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1. 对现代世界的发展痼疾具有独特的救治作用。

2.对世界未来发展的启迪作用。

3.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的的意义：

1.理论形态文化与世俗形态文化的结合。

2.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结合。

3.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改革开放以来，全社会的价值观、人生观变得更加多样化，亟需在多元之中立主导，多样之中求统一。这就需要确立国家主导的核心价值体系。如果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然就会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中国传统道德与现代社会扩展阅读：

文化发展不能止于传承。创新和传承既非对立，也不能割裂。创新本身就是一种传承手段。事实上，中华文化的继承过程便是创新过程。

以戏曲为例，如果没有元杂剧、昆曲，就不会有明清以后的京剧。彼时，京剧是对过去诸多地方剧种的融合和创新；今日再看，京剧又成了传统文化。因对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要想真正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创新就是手段之一。

对于传统文化，既要忠实地继承，也要根据时代变化，顺应当下的社会需求，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国画大师齐白石曾说，学画要 “寻门而入”，然后再“破门而出”。

门，就是门派、传统，是过去形成的规矩，不走门就难成正统；但只有离开门派，才能创立自己。如果没有创新，就只是“寻门而入”，而未能“破门而出”。齐白石还有一句话是“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即一味模仿，不懂创新，定会没有出路。

创新离不开时代要素。当下社会，审美趣味、生活习惯都发生了变化，艺术样式也需要结合时代变化，呼应时代需求。例如，随着声光电等现代科技对艺术的影响越来越大，艺术展现的物理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小剧场越来越多等。社会的发展呼吁具有时代感的创新。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中华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意味着什么？

人民网：浅析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艺术设计的影响

中国文明网：中华文化的当代价值与意义

Ⅳ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对当今社会的影响、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内容丰富，多姿多彩，良莠并存。
其中，虽然有受到一定的历史的、阶级的、社会的局限的道德旧识；但更有反映中华民族道德上的文明进步，体现全人类道德文明的具有长久思想价值的道德智慧。
1，源远流长的中国伦理道德思想，始终贯穿着一种可以称之为“公忠”的道德精神。从《诗经》提出的“夙夜在公”，《书经·周官》提出的“以公灭私民其允怀”,直到王夫之的“以身任天下”、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替众人服务”，都奔涌着“国而忘家，公而忘私”，为国家、民族而献身的精神。也正是在重视整体精神的影响下，出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为国家、为民族、为整体的利益不息奋斗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中华民族在自己的五千年文明史上，之所以能历经磨难，长兴不衰，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坚忍不拔的民族伟力，就在于我们民族有着这种“廓然大公”、爱国、爱民的崇高道德精神。
正由于这种重视整体利益,把国家、民族利益放在首要位置的根本道德价值取向,中国传统道德在个人与他人、社会、群体的关系问题上，始终强调“舍己从人”、“先人后己”、“舍己为群”。在“义”与“利”的关系上，把代表整体利益的“义”,放在代表个人利益的“利”之上，强调“义以为上”、“先义后利”、“义然后取”,主张“见得思义”、“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尽管董仲舒和宋明理学对先秦儒家的“义利之辩”进行歪曲，主张“重义轻利”、“贵义贱利”，但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精神是主张在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发生矛盾冲突时，应以义为重，以国家、民族之大义为先，牺牲个人的私利。
今天，要把相对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文明、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只有在全民族中发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倡导重视整体利益，把国家、民族的繁荣进步、社会的发展、人民的幸福放在个人利益、个人享受之上，才能提高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只有发扬重视整体利益的道德精神，发挥道义的巨大力量，才能帮助人们克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斤斤计较个人私利、见利忘义，“一切向钱看”的倾向，自觉关心他人、集体、国家的利益，鼓励“先富”带“后富”，“先发展”带“后发展，走“共同富裕”的民族振兴之路。
2，在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中，以儒家为代表的“仁爱”思想，是一种对于协调人际关系具有积极意义的重要道德精神。“仁爱”既是一种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又是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的重要道德智慧。孔子说，仁者“爱人”，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要做到“仁”,就应当做到“恭”、“宽”、“信”、“敏”、“惠”。我们知道，所谓道德即是要求人们在考虑自身利益的同时，考虑到他人与社会的利益。中国传统的“仁爱”思想，即是要求人们替别人着想，同情人，敬重人，相信人，关心人，帮助人，待人以诚，施人以惠。这是一种十分可贵的道德精神。尽管在存在阶级对立的情况下，普遍的“人类之爱”只是一种美好的幻想，但是，人类的“仁爱”精神作为一种积极的、健康的道德信念，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历史长河中，起着协调人际关系、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积极作用。
“仁爱”精神是一种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人道精神。中国传统的“仁爱”，与“人对人是狼”、“他人是地狱”的西方利己主义思潮是根本对立的。它要求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互助、互爱，与人为友，与天地万物为友，和谐共处。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经济竞争、贫富差距等等会不可避免地引起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因此，在社会生活中积极发扬中国人传统的“仁爱”精神，倡导“仁者爱人”、“厚德载物”、“民胞物与”的道德，有益于创造现代生活需要的同情弱者、互助友爱、帮穷济困、“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和谐友爱的新型人际关系。
3，中国传统道德历来十分重视人伦关系的道德价值,强调每个人在人伦关系中的应有道德义务.《尚书》提出“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孟子提出“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礼记·礼运》主张“十义”，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贞、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这些都从不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角度，规定了每个人为维护良好的人伦关系应当遵守的基本道德准则。传统人伦关系中维护封建等级关系的糟粕无疑应当予以批判和剔除，但其中包含的有益因素，只要能赋予符合时代要求的崭新涵义，对于改善当今家庭与社会的人伦关系，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仍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中国传统的人伦思想强调个人在不同的关系中应当遵守相应的道德义务。儒家特别重视家庭伦理关系的和谐有序。对长辈的“孝”即尊敬、善待，对下辈的“悌”即关心、爱护，被认为是一切道德的根本。不仅如此，儒家认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不但要孝敬自己的父母，而且还要敬重其他的老人；不但要悌爱自己的幼小之辈，而且还要关怀其他人的幼孺。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十分崇高的人伦精神。在现代家庭与社会、人伦关系中，我们应当大力倡导敬老爱幼、孝敬父母、夫妇有情、朋友有信等美德，使中国人传统道德中一切有价值的人伦道德精神在新时代得以发扬。
4，中国传统道德中有一种非常可贵的道德精神,那就是主张人们在满足基本物质需要的情况下，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和爱国爱民、无私奉献、舍生取义的“君子”作为一切有道德进取心的人们心目中的理想道德人格。不论是“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的执著道德精神，还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高尚道德理想，其核心思想，都是要求人们超越个人的私利、私欲,以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正义事业作为个人行为的最高准绳。《易传》提出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提出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孟子提出的“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孟子·膝文公下》），历来为仁人志士所推崇。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这种鼓励人们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向往理想道德人格的思想，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传统走向现代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有些人视道德精神为草芥，私心膨胀，物欲横流，在“一切向钱看”的歪风中成为利欲熏心、丧失人格、国格的势利小人。理想道德人格是国民道德精神的一面镜子。一个国家的民众的普遍道德精神面貌，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精神文明的今天和明天。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正呼唤我们在继承中国传统道德宝贵遗产的基础上，在现实生活中提高民众的社会主义道德精神境界，重新确立新型的具有现代思想特征的理想道德人格。

Ⅵ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对当今社会有哪些影响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内容丰富，多姿多彩，良莠并存。
其中，虽然有受到一定的历史的、阶级的、社会的局限的道德旧识；但更有反映中华民族道德上的文明进步，体现全人类道德文明的具有长久思想价值的道德智慧。
1，源远流长的中国伦理道德思想，始终贯穿着一种可以称之为“公忠”的道德精神。从《诗经》提出的“夙夜在公”，《书经·周官》提出的“以公灭私民其允怀”,直到王夫之的“以身任天下”、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替众人服务”，都奔涌着“国而忘家，公而忘私”，为国家、民族而献身的精神。也正是在重视整体精神的影响下，出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为国家、为民族、为整体的利益不息奋斗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中华民族在自己的五千年文明史上，之所以能历经磨难，长兴不衰，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坚忍不拔的民族伟力，就在于我们民族有着这种“廓然大公”、爱国、爱民的崇高道德精神。
正由于这种重视整体利益,把国家、民族利益放在首要位置的根本道德价值取向,中国传统道德在个人与他人、社会、群体的关系问题上，始终强调“舍己从人”、“先人后己”、“舍己为群”。在“义”与“利”的关系上，把代表整体利益的“义”,放在代表个人利益的“利”之上，强调“义以为上”、“先义后利”、“义然后取”,主张“见得思义”、“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尽管董仲舒和宋明理学对先秦儒家的“义利之辩”进行歪曲，主张“重义轻利”、“贵义贱利”，但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精神是主张在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发生矛盾冲突时，应以义为重，以国家、民族之大义为先，牺牲个人的私利。
今天，要把相对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文明、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只有在全民族中发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倡导重视整体利益，把国家、民族的繁荣进步、社会的发展、人民的幸福放在个人利益、个人享受之上，才能提高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只有发扬重视整体利益的道德精神，发挥道义的巨大力量，才能帮助人们克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斤斤计较个人私利、见利忘义，“一切向钱看”的倾向，自觉关心他人、集体、国家的利益，鼓励“先富”带“后富”，“先发展”带“后发展，走“共同富裕”的民族振兴之路。
2，在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中，以儒家为代表的“仁爱”思想，是一种对于协调人际关系具有积极意义的重要道德精神。“仁爱”既是一种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又是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的重要道德智慧。孔子说，仁者“爱人”，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要做到“仁”,就应当做到“恭”、“宽”、“信”、“敏”、“惠”。我们知道，所谓道德即是要求人们在考虑自身利益的同时，考虑到他人与社会的利益。中国传统的“仁爱”思想，即是要求人们替别人着想，同情人，敬重人，相信人，关心人，帮助人，待人以诚，施人以惠。这是一种十分可贵的道德精神。尽管在存在阶级对立的情况下，普遍的“人类之爱”只是一种美好的幻想，但是，人类的“仁爱”精神作为一种积极的、健康的道德信念，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历史长河中，起着协调人际关系、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积极作用。
“仁爱”精神是一种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人道精神。中国传统的“仁爱”，与“人对人是狼”、“他人是地狱”的西方利己主义思潮是根本对立的。它要求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互助、互爱，与人为友，与天地万物为友，和谐共处。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经济竞争、贫富差距等等会不可避免地引起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因此，在社会生活中积极发扬中国人传统的“仁爱”精神，倡导“仁者爱人”、“厚德载物”、“民胞物与”的道德，有益于创造现代生活需要的同情弱者、互助友爱、帮穷济困、“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和谐友爱的新型人际关系。
3，中国传统道德历来十分重视人伦关系的道德价值,强调每个人在人伦关系中的应有道德义务.《尚书》提出“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孟子提出“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礼记·礼运》主张“十义”，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贞、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这些都从不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角度，规定了每个人为维护良好的人伦关系应当遵守的基本道德准则。传统人伦关系中维护封建等级关系的糟粕无疑应当予以批判和剔除，但其中包含的有益因素，只要能赋予符合时代要求的崭新涵义，对于改善当今家庭与社会的人伦关系，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仍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中国传统的人伦思想强调个人在不同的关系中应当遵守相应的道德义务。儒家特别重视家庭伦理关系的和谐有序。对长辈的“孝”即尊敬、善待，对下辈的“悌”即关心、爱护，被认为是一切道德的根本。不仅如此，儒家认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不但要孝敬自己的父母，而且还要敬重其他的老人；不但要悌爱自己的幼小之辈，而且还要关怀其他人的幼孺。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十分崇高的人伦精神。在现代家庭与社会、人伦关系中，我们应当大力倡导敬老爱幼、孝敬父母、夫妇有情、朋友有信等美德，使中国人传统道德中一切有价值的人伦道德精神在新时代得以发扬。
4，中国传统道德中有一种非常可贵的道德精神,那就是主张人们在满足基本物质需要的情况下，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和爱国爱民、无私奉献、舍生取义的“君子”作为一切有道德进取心的人们心目中的理想道德人格。不论是“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的执著道德精神，还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高尚道德理想，其核心思想，都是要求人们超越个人的私利、私欲,以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正义事业作为个人行为的最高准绳。《易传》提出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提出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孟子提出的“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孟子·膝文公下》），历来为仁人志士所推崇。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这种鼓励人们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向往理想道德人格的思想，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传统走向现代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有些人视道德精神为草芥，私心膨胀，物欲横流，在“一切向钱看”的歪风中成为利欲熏心、丧失人格、国格的势利小人。理想道德人格是国民道德精神的一面镜子。一个国家的民众的普遍道德精神面貌，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精神文明的今天和明天。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正呼唤我们在继承中国传统道德宝贵遗产的基础上，在现实生活中提高民众的社会主义道德精神境界，重新确立新型的具有现代思想特征的理想道德人格。

Ⅶ 中国传统道德的现代意义

中华民族以五千年文明和优良完整的伦理道德体系而著称于世，以“礼仪之邦”而自豪。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始终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道德根基和思想基础，始终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已经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加之改革开放以来中西方文化的相互激荡，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愈益多样化。在新形势下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发挥中国传统伦理学说的积极进步的作用。

Ⅷ 如何看待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道德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它的现代价值，首先表现在对其它文化的开放性上。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发展到今天并在现代社会发生作用的一个基本的前提。但传统文化或儒学的开放性还有它特定的意义，那就是主张每一个体对于他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国家的开放性，强调个人对社会国家具有参与感。这种参与感的特点是重在参与的实践过程本身，而不是过分看重当下的功利性的结果。在如此的文化模式的熏陶下，人们能够暂时忍受艰难困苦，孜孜不倦地努力工作，这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实现的重要文化动力。
在科学已经成为群体和社会的取向的氛围下，在群体的要求下接受和追求科学也就成为了约束自己行为的道德自律的真实内容。修身养性的自我品格锻炼可以转化为树立、培养和坚守对科学文明的向往和信念。在某种意义上，当代中国的科学热情前所未有地高涨，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伦理在促成和助长这一趋势过程中的积极的作用。而且，中国传统文化主张求变，《周易》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可以说中国文化的现代价值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它大张旗鼓地宣扬通过变革以求发展的精神。可以说，变革与发展的互动，在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实践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就人生价值来说，传统文化突出地强调了人的精神需求的重要性，而当鱼（生命）和熊掌（道义）不可兼得时，舍生取义便成为了人的自觉的选择。如此的"正气"塑造出了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维系着绵延不绝的文化传统。但传统文化并非不重视物质生命的价值。以物质生命承传为基础的孝道思想，使承载于生命的道德意识和自然知识的传播推广受到重视，不论是为功名、为财富、为名声，它都鼓励人的积极努力。尽管这个"为"的有意识追求本身在宋明以后成为"人欲"，但作为一种内在的动力机制，它实际上支配着人的日常生活实践和价值追求。正因为如此，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儒学与现代化无缘的绝对化的观点实际上是不恰当的。
中国文化的核心范畴和中国人追求的终极的价值理想就是"闻道"。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而儒、道等家共同尊奉的经典《周易》提出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思想则是最为全面深刻地反映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它既是传统的，迄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同时又是现代的，甚至与后现代文化也可以相容。一阴一阳和合而成之"道"，是"和而不同"的思维传统的产物。无论是阴是阳，任何一性自身都不是完善的，而不完善就需要向完善化方向发展，就需要异性的补充，就需要外来之性与自性的亲和与转化。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为中西互补提供的最为重要的理论依据。

Ⅸ 如何看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中华传统道德在当今社会的地位和作用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美德："正能量”
"正能量"的流行源于英国心理学家理查德·怀斯曼的专著《正能量》，其中将人体比作一个能量场，通过激发内在潜能，可以使人表现出一个新的自我，从而更加自信、更加充满活力。
"正能量"指的是一种健康乐观、积极向上的动力和情感。当下，中国人为所有积极的、健康的、催人奋进的、给人力量的、充满希望的人和事，它已经上升成为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符号，与我们的情感深深相系，表达着我们的渴望，我们的期待。
社会地位和作用一看便知

Ⅹ 中华传统美德在当代社会会遭遇哪些挑战举例说明

如何处理好全球化与保持民族性之间的关系，是当前中华传统美德进行现代转换所面临的挑战。孙兰英教授认为，每一个社会都有其独特的社会精神气质，都有自己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对其先进的文明成果，如公共服务、终身教育、生活质量、生态文明等社会价值，我们要积极吸收借鉴。

另一方面，要发挥中华传统美德的世界意义。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是核心价值观及其价值体系，它以理想的形态引导着这个民族、国家和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

如何正确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中华传统美德进行现代转换与创新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天津师范大学王秀阁教授认为，现实是历史的结果和未来的开端，只有立足现实才能正确地认识历史，科学地预测未来。

中华传统美德的基本内容具有历史的恒定性，但在传承时却不能固守历史使其僵化，应当使传统美德在注入新元素的同时并进行当代阐释。天津医科大学医科人文学院郭卫华副教授认为，在面对传统与现代相互冲突的时代挑战中，应当避免两种极端：

一种是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否定其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历史证明，近代中国曾经出现过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根本是行不通的；另一种极端是过分夸大传统文化的现实作用，实际上是秉持一种文化怀旧的情怀，从而陷入文化本位主义，使现代文化建设与现实脱节。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在于社会发展的需要。

(10)中国传统道德与现代社会扩展阅读

“仁、义、礼、智、信”是中国古代儒家提出并归纳的五个最重要的道德要求，从文字记载看，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从口头传播来看，还要早得多。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随着社会演变和文明的推进，逐渐得到明确、规范、升华、丰富和发展。

首先，春秋初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管仲提出了“礼、义、廉、耻”四个道德要素。管子对这四个要素非常看重，称“四维张则君令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意思是说，这四大道德要素如果能够弘扬，君主的政令就能够畅通，反之国家就要灭亡，从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强调了这四大道德要素之重要。管子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义廉耻，国之四维”。

春秋末的老子提出人要“上善若水”。意思是最善的人要像水一样，具体地说，要“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显然老子倡导“仁”、“信”等道德操守。

随后，战国思想家孟子在此基础上把“仁、义、礼、智”这四个要素整理归纳出来，作为道德的基本要求。《孟子·告子》篇写道“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孟子的意思是说，“仁、义、礼、智”这四个方面是我自身独有的，并不是外界给我的，人就应该有这样的本质和品德。孟子把“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总结归纳为“仁、义、礼、智”，并把它们作为基本的道德规范、道德准则和道德理念。

把“仁、义、礼、智、信”五大道德要素整合在一起加以全面阐述和规范的，是汉代的董仲舒。他说“仁谊礼智信，五常之道”，要在世间推行，以此教育民众，改变民间陋习，形成良好的民风。文中的“谊”即“义”。

《汉书·董仲舒传》写道“夫仁谊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王者修饬，故受天之晁，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仁义礼智信”这个“五常之道”，即五大道德要素。

官方把“仁义礼智信”明确为整个国家要提倡和遵循的道德纲领，是在汉建初四年（公元79年）的白虎观会议以后。当时西汉政权召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和诸生集会白虎观，讨论五经同异，会后汉章帝命班固把讨论结果编成《白虎通义》作为官方典籍公布，影响深远。

《白虎通义》中写道“五常者何？仁、义、礼、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爱人也；义者宜也，断决得中也；礼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独见前闻，不惑于事，见微者也；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

故人生而应八卦之体，得五气以为常，仁义礼智信也。”不仅将“五常”正式确定下来，而且进行了明确具体的内容界定，这是历史上官方文书关于“仁、义、礼、智、信”的最早记载。

随着历史的发展，特别是到魏晋之后，官方、民间出现了道德认识的不同观点、不同主张，对“仁、义、礼、智、信”也进行了多种阐述，进行了新的创造和新的规范。尽管如此，“仁、义、礼、智、信”作为传统道德之主要架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其间，特别是作为宋明理学的“顶梁”人物程颢、程颐、朱熹等思想家在这方面的贡献最为突出。二程将“仁、义、礼、智、信”发展为“五常全体四支”说，即“仁义礼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体；四者，四支。”意思是说，如果把“仁”看作是整个身体，“义礼智信”则是身体的四肢。朱熹则提出“仁包四德”的著名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