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余杭量化评估

① “法治指数”究竟有多少含金量

法治指数”究竟有多少含金量？
近日，浙江杭州市余杭区发布2008年度“法治指数”，得分71.84。据悉，这套数据体系具体可用“149”三个数字来概括:一个法治指数，四个“评估层面”，包括区本级、区级机关部门、乡镇街道、村社区；九种面向老百姓的调查问卷，涉及党风廉政建设、政府行政工作、司法工作、权利救济、社会法治意识程度、市场秩序规范性、监督工作、民主政治参与、社会治安等9方面。（见21日《人民日报》）
这又是一个典型的政府形象工程！法治不可能量化，而且也不需要量化。因为法治的根本就是社会共同治理；法治的核心要素是权力的来源、使用及其监督和纠正等方面的问题；在法治的框架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分工，其中，政府的职责就是依法行政。即使需要对政府进行评估，也是社会自治的内容；政府不应该浪费人财物，组织其服务对象对自身搞评估，因为自己监督自己必然是无效劳动。
然而，在一帮专家的忽悠和撮合之下，“这套数据体系”还是出台了。他们都是国内赫赫有名的“法学家”：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法治余杭”评估体系课题组组长钱弘道，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所长李林，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郑成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张志铭。这些人一起鼓吹“余杭的经验是余杭的，也是全国的”。其中，张志铭教授一句道破天机：“余杭法治指数的示范效应取决于它的含金量高低”。
笔者就在这里为这些无知的专家们算一算，“法治指数”究竟有多少含金量。首先，全国首创的“法治指数”是“余杭邀请了多位国内知名法学专家参与课题组”的结果，这肯定花费了不少纳税人的钱。其次，四个“评估层面”，包括区本级、区级机关部门、乡镇街道、村社区，他们在落实“法治指数”方面的总动员不知道要开多少会吧？这也是钱啊！再次，九种面向老百姓的调查问卷（涉及党风廉政建设、政府行政工作、司法工作、权利救济、社会法治意识程度、市场秩序规范性、监督工作、民主政治参与、社会治安等9方面），以200万人口计算，为了组织一次这样的评估，究竟需要多少钱？大概至少几千万吧。最后，经验推广的费用，大概是一个天文数字。不要说“余杭的经验也是全国的”，就算只是杭州的，如果继续折腾下去，也是了不得啊！
今天听广播说，每年大学生就业时在简历上浪费的纸张成本，共计超过了两亿元人民币。我想，这个“法治指数”的政府形象工程的花费肯定高于这个数字。最后，我要正告这些“知名法学家”的是，法治不是花钱能够买来的，而恰恰是限制政府乱花钱的结果。

② “杨毕案”是明朝时发生在杭州余杭的吗，现在作为我区的法治教育基地

杨毕抄案，也就是俗袭称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是晚清四大奇案之一，和明朝毫无关系

此案确实发生在浙江余杭，现在倒是有个什么小白菜文化园，专门讲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属于旅游景点，似乎还是什么廉政教育基地。大概是因为杨毕案最能反映晚清官场之腐败的，一件简单的民事案，因为官官相护裙带关系，搞到慈禧太后要亲自干预才能真相大白，而慈禧太后之所以对此案感兴趣，恐怕还更多是因为女人热衷八卦新闻的天性。

③ 杭州余杭区拆迁能赔多少

法律分析：(一)房屋拆迁补偿计算标准

(1)房屋拆迁货币补偿法拥有房产评估价格+房屋装修装饰商定补偿金额(或经评估确定的房屋装修装饰补偿金额)

(2)房屋拆迁补偿差价法拥有房产评估价格+房屋装修装饰商定补偿金额或经评估确定的房屋装修装饰补偿金额)-被拆迁人获得调换产权的房屋的评估价格

(二)房屋拆迁安置费计算标准

(被拆迁人或承租人)房屋拆迁安置费迁补助费+没有提供周转房情况下的临时安置补助费+超过过渡期限的临时安置补助费+非住宅房屋因停产、停业造成的损失赔偿费

注:

1、如果拆迁人提供周转房且拆迁房屋使用人居住，则公式第二项补助费为02、如果拆迁房屋属住宅房屋，则公式第四项赔偿费为03、被拆迁人获得补偿，表明该房屋由其自用。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新农村规模也正在形成，无论是杭州余杭区，还是其他地区，政府对保护人民利益还是很重视的。通过余杭区对农村拆迁补偿规定的了解，我们知道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赔偿标准，对于房屋来说，政府一般会提供安置房给被拆迁者，以保障被拆迁者的基本生活需要。

法律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第十七条 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对被征收人给予的补偿包括：

（一）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

（二）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

（三）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

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补助和奖励办法，对被征收人给予补助和奖励。

④ 省考申论：城市治理的几种探索

要做好城市治理工作，需做好以下几点：
一、提升党委政府的重视程度。在将城市治理提升到与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同样重要的位置，完善城市管理格局，落实城市治理的战略地位。
二、提升城市治理的专业化水平。出台政策扶持专业服务机构的发展，提供相应的专业技术教育，满足城市对各类专业服务的需求。
三、提高城市治理的社会参与。拓宽城市治理的参与渠道，调动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基层社区及广大市民参与城市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四、加强城市治理的法制建设。完善城市法规的立法执法，健全城市治理的法制体系。

⑤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法治指数体系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法治指数体系
2015-12-22 10:11:27 来源：《财经》

中国的制度设计和制度运作呈现出综合治理的特征，法律的适用也要考虑不同层面、不同维度的各种复杂因素，主要采取协调、摆平的方式，演化为一种调解艺术或者行政管理手段。综合治理方式势必倾向于功利主义，而不是个人权利的保障

□ 季卫东/文

2015年10月27日，在达沃斯论坛全球议程峰会的分组会上，世界正义工程（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简称WJP）的执行主任波特罗（Juan C. Botero）把前些时公布的国际评估报告《WJP法治指数2015》赠送给笔者。

不出所料，对中国大陆地区法治水准的打分仍然很低，与2011年的结果相比甚至还有进一步下降之势。

根据2015年法治指数评估结果，中国大陆整体得分48，在东亚和太平洋(601099,股吧)地区15个国家中排序第13位，在全球102个国家中排序第71位。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香港特区整体得分76，在亚洲排第6、在全球排第17；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整体得分81，在亚洲排第1，在全球排第9。

中国正在强调依宪执政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针的落实，看到法治指数评估的如此结果，的确有一种讽刺意味，甚至令人感到难堪和愧疚，也有可能会在某些群体中激起抵触情绪。

WJP法治指数的可操作性

不得不承认，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标体系还是比较科学合理的。尽管“法治”的概念很难定义和测量，但这个指标体系经过研究、论证以及反复推敲，给出了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表述，即法治的四项基本原则。

（1）政府及其官员和代理者以及企业、公民个人都可以在法律体系之下问责；（2）法律是清晰的、公开的、稳定以及公正的并被平等适用，法律保障包括人身安全和财产在内的基本权利；（3）法律制定、运用以及执行的过程是准入的、公平的以及有效率的；（4）称职的、有道德的和独立的代理人或者中立机构达到充分的规模、具备足够的资源、反映社会的需求从而能及时提供司法救济。

世界正义工程根据这样的工作界定提出了由九大构成因素和47个次级因素组成的法治分析框架。

主要内容是限制政府权力（包括立法、司法、监察对权力的制约以及公务员纪律、民主监督、权力依法转移等）、廉政（包括没有行政官员以权谋私、司法腐败、军警贪渎、立法不正等现象）、政府公开（包括公布法律和信息、知情权、公民参与、申诉机制四个次级因素）、基本权利（包括平等对待和无歧视、有效保障公民生命和安全、法的正当程序和被告权利保障、言论和表达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隐私权、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劳动权等主要宪法性权利）、秩序与安全（包括抑制犯罪、减少民事纠纷、私人排难解忧不诉诸暴力等方面）、规制执行（包括政府规章制度的有效实施、政府执法没有不良影响、行政手续不被无理延宕、正当程序原则受到行政人员尊重、非经法定程序和充分补偿不得征收）、民事司法（包括民事诉讼的便民和廉价、杜绝歧视、廉洁、不受政府干预、不无理延宕、裁决执行力、法院外解纷方式的便捷及公正有效）、刑事司法（包括侦查的效率、刑事审判及时而有效、矫正和减少犯罪、刑事系统的公正和廉洁以及避免政府不当干预、正当程序和被告权利保障）、非正式司法（包括及时而有效、公正而避免不当干预、尊重和保护基本权利）。

按照上述法治的概念框架，世界正义工程再通过十个步骤来设计问卷，进行电话调查、网络调查或面谈调查并采集、分析数据。

2015年的法治指数报告对评估方法做了进一步改进，最突出的变化是扩大了政府公开的外延和内涵，把统计数据公开、信息质量、信息获取、信息更新都纳入视野之中；关于知情权的设问特别强调了获准的时限、信息披露的充分性、手续费的合理性等因素；关于公民参与的设问涉及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以及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导入申诉机制的范畴等等。这样就使得打分标准变得更加清晰和确定，当然也排除了某些似是而非的评价。

相比之下，中国有的地方或者部门推出的法治（司法）指数体系的很多评估标准或者设问内容是多义的、暧昧不清的，导致问卷答案和测评结果难免主观任意性较大。

社会环境影响制度运行

冷静地对照法治指数的评估指标和中国大陆地区的现状，可以说整体得分不高乃理所当然，根本就没有必要刻意辩解或掩饰，更不可通过提高分值的方式来营造虚假的法治面子工程。相反，我们应该以这样的低分为鞭策，有针对性地弥补短板，进一步加强法治国家建设。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数体系已经完美无缺，毫无可以诟病的地方。

实际上，通过国家之间的比较可以发现，中国有些法治指标得分过低，是有悖人们日常生活体验的。这就表明，世界正义工程的测量标准的确也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主观性或者视觉上的若干盲点。

一般而言，法治指标体系的设立很难考虑不同的社会结构特征。然而社会环境势必影响制度的设计和运行，又不容人们忽视。在这里，存在方法论上的困境。

中国及其他特别重视家族团结和人际关系的社会，都具有网络化的结构特征。在网络社会，各种平面互动比较活泼、比较多样化，并在纵横交错的各种通道中传递着复杂的涟漪效应，甚至还有可能诱发混沌现象，因而某个指令对行为的影响很难进行单一维度的、确定的预测。

因此，法律也就很难采取“君临天下”的支配者姿态，而必须融化到日常生活的场景之中，在人们的互动关系中进行渗透，并逐渐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这就会使得行政过程势必嵌入很多政治化的契机，使得规范体系本身复合化、多元化，使得自组织机制发挥较大的作用，使得不同情境中的具体秩序互相交错和竞合，最后自然而然会演化出一个综合治理、辩证协调的模式。

由于网络社会存在很多结构上的空洞，需要借助权力来搭桥、整合，所以法律对权力的限制就变得比较困难。

网络社会很容易引起法律秩序的碎片化、特殊化，变成多层多样的，因此是集中而强大的国家权力、而不是统一的规则体系成为主要的整合机制。关系网造成的相对性、不确定性还会使得承包责任制以及对结果责任的严格追究成为最基本的秩序原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制度设计和制度运作呈现出综合治理的特征，法律的适用也要考虑不同层面、不同维度的各种复杂因素，主要采取协调、摆平的方式，演化为一种调解艺术或者行政管理手段。

综合治理方式势必倾向于功利主义，而不是个人权利的保障。因此，严格适用规则的要求不得不放缓，“适当均衡原则”成为法律秩序的基调。法律实效也主要靠追踪性监控的方式来保障。这种状况设定使得透明化往往被理解为监控的可追踪性，民主参与也往往被理解为决策者对民意的观察、提前反应以及临机应变的调整。

中国的法治指标体系

因为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数没有、也不可能考虑到上述特殊的社会结构对法律运作机制的重要影响，所以测量出来的某些数值难免显得有些失真，与人们的感性认识不太一致。

由此可见，我们在解读这些调查资料时有必要把这些相关因素都考虑进去进行权衡，或者适当修改法治的概念框架和设问内容。

即使纯粹从技术的角度来看，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数体系也并非无懈可击。

例如仅就个人权利的司法保障而言，行政诉讼的原告申诉率和撤诉率、民事侵权诉讼的惩罚性赔偿和行政罚款之间的比例之类的客观数据对法治水准的评价是很重要的，应该适当纳入问卷调查之中。

在这个意义上，对法治指标体系进行适当的合理化改进，以使评估结果更准确地反映法律秩序的实际情况并能有效促进改革，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可行性。

在中国，各种计划指标和详细的绩效考核指标已经存在几十年，成为具有特色的治理手段；有些指标体系在不断改变实务状况，也在相当程度上扭曲了人们的行为方式——例如刑事案件破案率、公诉案件起诉准确率、上诉改判率、调解结案率等使得司法过程中的制衡机制在不经意间蜕变成了互相庇护、推卸责任的诱因。

一般而言，中国既有的法治指标分别发挥着设定管理的目标值、落实承包责任的抓手、对绩效进行考核和监测的工具性框架、对职能部门及其人员奖惩的具体依据等功能。

在法治指数体系方面，比较著名的有浙江省的余杭法治指数和司法透明指数（由钱弘道、齐奇、王朝霞等提出）以及2015年推出的司法文明指数（由张保生、张中、吴洪淇等提出）。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司法文明指数体系有意识地借鉴了世界正义项目法治指标的概念框架和评估方法，由10个维度（一级指标）、50个命题（二级指标）、97个赋值问卷题目以及190个变量组成。

仔细斟酌已经存在的各种中国法治（司法）指数体系的概念框架和调查方法，可以发现，在问题的清晰性、客观性以及关系合理性等方面还有不少有待改进之处。

也许我们需要在深入分析和整合的基础上加强与世界正义项目的交流与合作，一方面可以改进法治中国的目标管理和地方政府法治的绩效考核指标，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的实际情况能更全面准确地反映到法治的国际评价之中。

至少，需要学者、法律实务部门以及整个社会更加认真地对待法治指数，加强跨学科的研究和对话，并且努力克服一知半解、华而不实、急功近利等流弊。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

⑥ 余杭工厂拆迁补偿标准

法律分析：余杭工厂拆迁标准为，房屋土地补偿，该房屋国有土地使用权由房地产评估机构和具有相应资质的土地评估机构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进行评估确定。机器设备补偿费，机械设备的补偿由具有相应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按照国家机械设备征收安装定额标准确定等。

法律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第八条 为了保障国家安全、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公共利益的需要，有下列情形之一，确需要征收房屋的，由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

（一）国防和外交的需要；

（二）由政府组织实施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

（三）由政府组织实施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环境和资源保护、防灾减灾、文物保护、社会福利、市政公用等公共事业的需要；

（四）由政府组织实施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需要；

（五）由政府依照城乡规划法有关规定组织实施的对危房集中、基础设施落后等地段进行旧城区改建的需要；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公共利益的需要。

⑦ 杭州市余杭区国家税务局的机构设置

杭州市余杭区国家税务局是杭州市余杭区主管国家税收工作的职能部门，为正处级全职能局。根据工作职责，设置11个内设机构（另单设机关党委办公室）、1个直属机构、3个派出机构和2个事业单位。 杭州市余杭区国家税务局设置11个内设机构，级别为正科级。
（一）办公室
拟订机关年度工作计划、有关工作制度及长远发展规划；起草和审核重要文稿；负责机关文电、机要、会务、档案、督办、信访、保密、密码等工作；承担税收宣传、新闻发布及机关政务公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承办网站运行和维护工作；组织税收科研、学术交流和科研成果的鉴定、评选、推广及奖励工作；管理机关财务工作；负责局机关目标管理考核及督查督办工作；组织实施综合行政管理信息系统；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的有关事项;协助领导对有关工作进行综合协调。
（二）政策法规科
承担重大税收案件审理工作；办理行政复议、赔偿案件及行政诉讼案件；组织实施税收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承担税收执法质量考核工作；配合财政、审计等部门对税务部门在税收政策上的监督与审计工作。负责流转税、所得税等税种的税政业务；管理增值税专用发票；负责金税工程的管理、推广应用及认证报税、数据采集、稽核管理工作。
（三）收入核算科
编制年度税收计划、免抵调库计划；监督检查税款缴、退库情况；开展税收收入分析预测、税收收入能力估算及重点税源监控、企业税收资料调查工作；承担税收会计核算、统计核算、税收票证管理等相关工作；承担税收收入数据的综合管理应用工作；负责税款缓缴、呆帐税金、死欠税款核销管理工作。
（四）纳税服务科
组织、协调和指导机关各部门、各税种、各环节的纳税服务工作；组织实施纳税服务工作规范和操作规程；组织落实纳税人权益保障规章制度及规范性文件；组织协调、实施纳税辅导、咨询服务、税收法律救济等工作，受理纳税人投诉；指导税收争议的调解；承担12366热线、网站纳税服务栏目、短信系统的运行管理工作；负责税务代理工作的监督、管理、指导、协调。
（五）征收管理科
组织落实综合性税收征管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拟订具体操作办法；承办征管质量考核、风险管理和税收收入征管因素分析工作；承担税务登记、纳税申报、普通发票管理、税收征管软件应用、税控器具推广应用、纳税信用评定、委托代征代扣税款等方面的相关工作；组织落实个体和集贸市场税收征管、税收管理员制度。
（六）人事教育科
组织落实干部人事管理制度；承担机构编制、干部任免、人员调配、劳动工资、人事档案、公务员管理、专业技术职务管理等人事工作；监督检查执行干部人事规章制度情况；管理机关外事工作；组织实施机关精神文明建设、税务文化建设和基层建设；拟订并组织实施人员培训、学历教育工作规划、年度计划，开展培训质量考核与评估；落实上级巡视相关工作；承担机关离退休干部的服务和管理工作。
（七）监察室
组织落实纪律检查、行政监察工作制度，拟订具体实施办法；组织协调本系统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受理对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违纪行为的检举、控告及有关申诉；查处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违纪案件及其他重要案件；开展执法监察和纠风工作；牵头负责ISO9000体系文件和质检考核文件维护；组织开展全局“两级质检”工作。
（八）税源管理一科
负责流转税、所得税等多个税种的纳税评估、日常稽核和日常管理性检查工作；负责所辖范围内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所得税重点企业的具体纳税评估工作和上级机关部署的重点评估企业的纳税评估工作；牵头组织开展行业、区域性或重点税源专项纳税评估工作；推广应用评估软件，及时报送纳税评估案例及相关材料。
（九）税源管理二科（办税服务厅）
负责对所辖纳税人的监控、管理和服务，具体负责所辖调查核实纳税户税务登记及纳税申报、进行税源预测和分析、重点税源管理跟踪监控、税收宣传、纳税辅导、税收调研、纳税服务、日常检查、户籍管理、政策送达、税源调查、定额核定、催报催缴、数据采集分析、处理一般性违规违章行为等。
负责纳税人到税务机关办理的各种涉税事项，具体包括税务登记、纳税申报、税款征收、税款解缴、欠税公告、发票购销、税法（宣传）公告、金税发售、发行、发票代开、报税稽核、咨询辅导和受理纳税人涉税项目审批申请等工作。
税源管理二科内设股室参照税务分局设置；所属办税服务厅对外服务的名称统一为“杭州市余杭区国家税务局办税服务厅”。
（十）税源管理三科
负责国家进出口税收政策及管理办法的贯彻落实、日常监督检查工作，负责出口货物退免税的审核和确认，负责出口货物退免税信息化管理系统的推广应用和维护工作，编制出口退（免）税计划。
（十一）税源管理四科
承担对大型企业和重点税源企业的纳税服务指导工作；负责对大型企业和重点税源企业的税源管理、纳税评估和日常检查的指导工作；牵头开展对汇总（合并）纳税企业税收日常检查的指导工作。贯彻执行国家涉外税收法律法规，配合有关部门组织实施反避税检查，负责税收协定执行、反避税实施、涉外税务审计、外国居民税收监管、情报交换、国际税务管理合作等；负责所辖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的税源管理指导工作，组织实施特别纳税调整工作。
另外，根据规定设立机关党委办公室（简称“机关党办”）
负责机关和派出机构的党群工作；承担机关思想政治工作；承担入党积极分子的教育培训考察工作及发展党员等工作。 稽查局
组织落实税务稽查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拟订具体实施办法；组织、协调税收违法案件的查处、审理和执行工作；受理税收违法案件的举报；协调公安、检察、审判机关处理税务稽查有关工作；承担金税工程发票协查工作；牵头组织税收专项检查工作。
按照《浙江省国家税务局系统规范稽查机构设置明确职责分工方案》（浙国税人〔2008〕77号），稽查局设5个内设机构，级别为副科级，分别是：综合科、综合选案科、检查科、案件审理科、案件执行科。
1、综合科
负责稽查局综合性文书；负责税务稽查数据统计、分析、上报；负责稽查业务培训；负责稽查局公文处理、后勤保障、财物管理、卫生管理、车辆管理、安全保卫、临时人员、离退休干部管理等工作；负责组织实施“两级质检”工作；承办领导交办的其它工作。
2、综合选案科
负责涉税举报管理工作；根据群众举报、有关部门转办、上级交办、情报交换等资料确定稽查对象；按照上级和本级税务稽查工作计划，采用人机结合等方法，筛选确定稽查对象等。
3、检查科
负责按稽查工作计划具体办理涉税违法案件的直接查处工作；负责税务违法案件的协查工作；负责协查函件的承办和管理工作；负责计算机协查工作；负责税务违法案件的协查工作；承办领导交办的其它工作。
4、案件审理科
负责税务违法案件审理和税务行政处罚案件听证工作；负责移送局案审委员会涉税违法案件的初审工作；承办领导交办的其它工作。
5、案件执行科
负责稽查案件的执行工作；负责与公安、检察、审判机关协调税务稽查中的司法工作；承办领导交办的其它工作。 杭州市余杭区国家税务局按行政区划分别设置塘栖税务分局、余杭税务分局、瓶窑税务分局等3个税务分局，级别为正科级。
税务分局负责对所辖纳税人的监控、管理和服务，具体负责所辖调查核实纳税户税务登记及纳税申报、进行税源预测和分析、重点税源管理跟踪监控、税收宣传、纳税辅导、税收调研、纳税服务、日常检查、户籍管理、政策送达、税源调查、定额核定、催报催缴、数据采集分析、处理一般性违规违章行为等。
负责纳税人到税务机关办理的相关涉税事项，具体包括税务登记、纳税申报、税款征收、税款解缴、欠税公告、发票购销、税法（宣传）公告、发票代开、报税稽核、咨询辅导和受理纳税人涉税项目审批申请等工作。
税务分局设置综合股、纳税服务股、税源管理一股、税源管理二股、税源管理三股、税源管理四股等6个内设股室。
1、综合股
负责分局所辖纳税人的户籍管理及税务登记、变更、停（复）业、注销、非正常户等管理工作；负责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及其管理类别的相应管理工作；负责福利企业的年检年审的相应工作；负责流转税、所得税等税种税政业务审批项目的审核；按上级要求负责金税工程的计划和推广工作；按权限负责发票领用资格的审核、上报工作；负责对分局涉税业务的政策指导、监督、检查工作；负责与业务主管部门的日常工作联系和税收政策的上情下达；负责分局征管质量工作的指导、分析、监督、检查；负责分局思想政治、纪检监察、行风建设、教育培训、信息调研、公文处理、后勤保障、出纳、财物管理、卫生管理、车辆管理、安全保卫、临时人员、离退休干部管理等工作；负责组织实施分局税收执法质量考核和“两级质检”工作；承办领导交办的其它工作。
2、纳税服务股（办税服务厅）
负责纳税人到税务机关办理的各种涉税事项，具体包括纳税申报、税款征收、税款解缴、欠税公告、发票购销、发票代开、税法宣传、金税发售、报税稽核、咨询辅导和受理各类税务文书申请；受理税务行政许可事项申请；处理一般性违规违章行为；开具外出经营税收管理证明、销货退回（折让）证明等单证；负责税收票证的管理；承办领导交办的其它工作。
分局所属办税服务厅对外服务的名称统一为“杭州市余杭区国家税务局XX分局办税服务厅”。
3、税源管理一股
根据上级布置和分局征管工作要求，负责所辖纳税人的流转税、所得税等多个税种的纳税评估、日常稽核和日常管理性检查的实施工作；负责所辖范围内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所得税重点企业的具体纳税评估工作和上级机关部署的重点评估企业的纳税评估工作；及时报送纳税评估案例及相关材料。
4、税源管理二股
负责对分局所辖企业（大型企业、重点税源企业和涉外企业除外）的监控、管理和服务，具体负责所辖调查核实纳税户税务登记及纳税申报、进行税源预测和分析、税源管理跟踪监控、税收宣传、纳税辅导、税收调研、纳税服务、纳税评估、日常检查、户籍管理、政策送达、税源调查、定额核定、催报催缴、数据采集分析、处理一般性违规违章行为等。
5、税源管理三股
负责对分局所辖个体工商户的监控、管理和服务，具体负责所辖个体工商户税务登记、建帐建证、定额管理、催报催缴、税收宣传、纳税辅导、数据采集分析、处理一般性违规违章行为等。
6、税源管理四股
承担对分局所辖大型企业和重点税源企业提供纳税服务工作；承办汇总（合并）纳税企业、重点税源企业的纳税评估、税收日常检查的有关工作。贯彻执行国家涉外税收法律法规，根据上级要求，配合有关部门组织实施反避税检查，具体负责税收协定执行、反避税实施、涉外税务审计、外国居民税收监管、情报交换、国际税务管理合作等；负责所辖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的税源管理工作，负责特别纳税调整工作的具体实施。 杭州市余杭区国家税务局设置2个事业单位，级别为正科级。
（一）信息中心
落实税收管理信息化建设规划和实施方案，执行信息系统管理制度和技术标准；承担机关信息化建设的技术支持、保障工作；承担税收管理信息系统的运行维护工作；组织信息安全管理与实施；负责机关计算机设备的维修、维护、调配管理。
（二）机关服务中心
承担机关后勤事务的管理、保障和服务工作，拟订机关事务具体工作制度并组织实施；承担机关办公用品的采购、保管、分配、维修；负责局机关房产管理、安全保卫、医疗保健等工作；负责局机关装备管理。

⑧ 一位左右为难二位治国靠法制三位十里到余杭是什么数字

一位左右为难，二位治国靠法制，三位十里到余杭是什么数字，我认为应该是中文数字三八一。因为文中左右为难的难同数字三是谐音字，故而为数字三。法制的法同数字八是谐音字，故而为数字八。十里的里同数字一是诣音字，故而为数字一。 所以说一位左右为难，二位治国靠法制，三位十里到余杭打三个数字应该就是数字三八一。

⑨ 关于法治指数

法治指数不是政府花钱买数字、筑政绩，而是帮助政府找问题。法治指数让政府“做了一次体检”，实现了一次自我考核，找到基层法治工作的盲点，下一个阶段就是要把法治指数推广到乡镇，使其成为指导政府工作的一个参考。
但要实现“找问题”的目的，首先需要确定什么才是政府的问题，这就有个选择的趋向、选择的方法论问题，也就是由谁来确定是不是问题，由谁来评估问题。因为一些在普通公众看来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可能在一些政府工作人员眼里就不是问题。

接下来，更重要的是如何以此促进政府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具体而言，法治指数要发挥作用，其评估反映出来的问题，就应该成为考核相关部门工作业绩和执法执纪水平的依据之一，就应该把问题解决程度和解决方式列为考绩标准之一，作为官员升迁和任用的重要因素。余杭法治指数评估的构成和数据来源，还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但作为一项提升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的外在监督手段，如果能得到严格执行，无疑具有积极作用。设立法治指数，归根结底是为百姓谋福祉。只要持有的不是花钱买数字、筑政绩心态，而是真心实意提高执政能力，真心实意推进依法治国，其积极效应该能得到公认和肯定。如果在法治指数的评估中，百姓的参与程度能越来越广，百姓的评估系数能越来越大，不确定和模糊的数据能越来越少，那么，它对政府官员依法行政的促进力度会越来越大，法治指数也就会产生更大、更深远的影响

法治指数的评估来自四个方面，一是群众满意度评估，占总指数的35%；二是内部组评估，占总指数的17.5%，成员来自党委、人大、政府以及司法机构中直接参与法律工作的公务员；三是外部组评估，占总指数的17.5%，成员来自大学教授、企业家、新闻记者等人员；四是专家组评估，占总指数的30%。评估的主要依据，一是反映执政党及其党员清廉度的数据，来自当地纪委和反贪局等部门；二是犯罪和治安处罚案件的数据，来自当地公检法司等政法部门；三是权利救济案件的数据，来自当地法院、司法、行政执法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