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树斌案与依法治国

1. 聂树斌案为基础,依法治国的意义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再次开庭审理王书金故意杀人、强奸上诉一案。此案因与河北疑似“一案两凶”的聂树斌案有密切关系而备受关注。
最近因王书金案的开庭，又一次把公众的眼球吸引了过来，18年前的聂树斌历历在目，6年前此案的重新审理，都呈现出来。
因何此案此让公众和媒体关注，其更重要的应该是，法院的纠错，对聂树斌案的态度，这是法院本身的进步，也是法律的进步，更多的是纠错的进步意义远大于法律本身。
王书金案似乎与聂树斌案“风马牛不相及”，但从法庭审判过程中发现，聂树斌案疑似真凶王书金，在庭审王书金中有关部门把聂树斌有关材料也在法庭上提交，这是意外的收获，更是对聂树斌的一次伸冤。
其实，王书金案之所以受到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更重要的是与聂树斌案有关联，这也是王书金上诉的主要内容。1994年发生的一桩强奸杀人案“凶手”，河北省石家庄市人聂树斌已于1995年被执行死刑。2005年，河北省广平县人王书金被河南警方抓获后主动供述曾强奸并杀死多名妇女，其中包括一起“1994年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奸杀案”与聂树斌案“高度重合”。
此时的舆论一片哗然，但似并没有看到什么希望，死于强奸罪的聂树斌更不可能就此还魂，重返人间，当然伸冤更为困难。
随着王书金案的再次俘出水面，让大家看到了一丝希望，更找到了聂树斌的魂魄。
这是一种进步，更是一次提高。进步的是有错既改，提高的更是法制意识，提升的更是服务水平。
一方面，能勇敢地面对6年前真正的强奸杀人案“元凶”王书金，并且进行公开审判，就是想为聂树斌洗刷冤屈，既不能放过一个罪犯，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这是对法院工作的较真，既让法院找回了面子，也让法律有了面子，是对法律的一次清理和大检验。这就是一大进步，一大提高。
另一方面，审判员的态度更说明了一切，在今天的庭审中，审判员态度温和，勇敢地面对各方质疑，这就是进步，为此，有律师认为，“合议庭今天的态度和6年以前完全不一样，这是一个进步。”
进步在于态度，进步更在于勇气，进步的更是法律，河北省最高法院庭审王书金，既是法律的进步，更是为冤屈者聂树斌找回尊严，为法律找回尊严。
可是，在当日的庭审中也与公众的预期相差甚远，与真正意义上的纠错还有距离，也让媒体和公众非常尴尬，没有在最后时刻为聂案带来转机，即便此案真不能认为王书金所为，聂案仍需要纠错，这才是对法律的纠错，也是对公众的负责，更是对每一个人的负责。
聂案有进步，纠错仍需努力，努力就是进步，努力就是洗刷冤屈，还原真相。望采纳！！！

2. 如何评价聂树斌案再审判决书对该案证据的分析认定

1、应当明确的是，发生于20多年前的聂树斌案，是一个应当纠正的冤错案件！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刑事再审）对本案进行了公正的审判！这一公正的审判对聂树斌而言当然是迟到的正义，但毕竟，正义还是来到了，对此，应予肯定；更重要的是，这对于我国当下的法治发展，将产生积极的推动。2、聂树斌案的发生有其历史原因，反映了我国法律体系不完善（权大于法、行政干预）、存在司法不公问题（已经有多起案件发现被错判）、侦查起诉审判能力不足（原判依据的物证等“客观性”十分可疑）、司法体制不顺（没有有效防止错判发生）、管理还不严格（原办案机关最初审讯记录丢失）、履职有缺陷（腐败、渎职时有发生）、死刑核定权限下放过大等诸多薄弱环节，这也是目前中央大力加强法制建设、推进司法改革的重要原因之一。3、聂树斌案件得以再审并纠错，原因甚多，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原因，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部署，高度重视冤假错案的纠正和防范。第二个方面的原因，是社会普遍且持续的关注，这其中，既有其亲属的不懈努力，也有法律界、新闻界、学术界的诸多努力。第三个方面的原因，是人们司法观念的进步，这其中，既有对冤错案件认识的不断提升，更有对纠错价值的重新认识。第四个方面的原因，是本轮司法改革所带来的契机。如，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设置，疑罪从无观念的确立等。4、就预防再次发生冤错案件来说，聂树斌案的再审，通过揭示原审存在的问题，尤其是侦查、审查起诉等程序中存在的问题，无疑具有积极意义。虽然现在的办案环境、办案条件与聂树斌案期间已有重大差异，但聂树斌案的教训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由此，可以提出一系列预防冤错的要求。首先，预防冤错案件应从源头着手，努力提高侦查水平和能力，侦查人员应当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案，以避免产生冤错案件。同时，司法机关应切实肩负起法定职责，发挥对侦查的有效制约作用。此外，还应当强化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尤其是强化刑事辩护权的保障。设想一下，如果聂树斌当初从侦查阶段就能够得到强有力的刑事辩护律师的有效帮助，冤错案件发生的可能性，还有多少？

3. 聂树斌案的始末

2005年，王书金在一次治安排查中被警方带走。他交代自己犯了2起强奸案、4起强奸杀人案。其中一桩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强奸杀人案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这桩奸杀案发生于1994年，20岁的聂树斌被怀疑是嫌疑人，1995年就被执行了死刑。

郑成月押着王书金回到石家庄的那片玉米地指认现场，有人说，凶手不是10年前就枪毙了，怎么又来一个？


王书金

据红星新闻报道，王书金并不认识聂树斌。他第一次从代理律师朱爱民口中得知，是这个小伙被执行死刑的时候，特别惊讶："既然是我干的事，为什么有人替我死了呢？"

后来朱爱民和王书金多次谈起西郊奸杀案，王书金讲述的细节大多都能和当年案件的笔录、证词吻合。他每次见到朱爱民，都在询问这起案件的进展，聂树斌什么时候能平反。

有人觉得王书金急着揽罪，是为了能多活两年。王书金反驳称自己多活是在多受罪。

2016年12月2日，最高法改判聂树斌无罪，王书金如释重负，但也时常觉得对不起聂家：要是他没做这个事，聂树斌也不会死了。

为了孩子，没有早点自首

王书金是农村孩子，家里6个孩子，他是老四。哥哥对他的管教就是打骂，生活里也没有什么关爱，小学二年级都没念完。

15岁的时候，王书金强奸了一个小女孩，获刑3年，从此成了村子里的"异类"。通过姐姐换亲的方式，他娶了媳妇，但婚姻并不和谐。生理需求得不到满足，王书金开始将单身行走的女性视为自己的目标。因为害怕被告发，他杀害了自己强奸的对象们

4. 用法律谈谈你对聂树斌案件观点

聂树斌案有一大堆疑点，任意找出一个都能做出一大篇文章来。

第一，从九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到九月二十七日，聂树斌是被抓了以后，公安部门没闲着，肯定的紧锣密鼓地审查询问，录下口供。可惜，四天的审讯记录都没有了。四天以后，公安部门人员在审讯中说，“那你前几天为什么不说实话？”这证明前四天是审讯的，也应当有记录，按通常的惯例来说，就是每天上下午分两次询问，也有八份询问笔录，怎么可能丢了？这是一个极其不合理的说法。说实在话，这四天是关键的四天，你说他不说真话也好，你说诱供也好，你说刑讯逼供也好，屈打成招也好，我们横竖查无对证，这是丢失了呢，还是隐匿了呢，丢失要有说明，隐匿也有交待。这不能轻松说一句丢失了结束的。要知道，案件的绝大多数可疑之处在此有交待，只可惜公安部门把本本丢了。要知道丢本本是历史上极其少见的。

第二，正如聂树斌案的几任律师均说，从最初起意、到跟踪被害人、两人对话，拳击受害人，实施强奸、掩藏衣物，一是极不连贯，交待前后矛盾之处很多，例如，交待性交时，没有脱下裤衩就上了，强奸后，掩藏衣物时，才把裤衩脱下，和连衣裙一道带出去。我们知道，没有脱裤衩仅就褪下来是没有办法强奸得逞的。

第三，花上衣究竟有没有？这是一个关键点。据聂案前代理律师披露，第一时间发现受害人遗体的石家庄市液压件厂职工焦瑞生和李国平，在描述现场情形时，提到了被害人的自行车、鞋子，脸部、牙齿、头发、袜子、手臂、下身等诸多细节，却都没有提到过被害人的脖子上“花衬衣”，莫非就没有所谓的“花衬衣”，否则她们瞪大眼睛，介绍从头到脚，就独独把“花衬衣”遗漏了？不可能。为何让张焕枝辨认的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件衣服？

第四，据康孟东（受害者之父亲）陈述，他有多处疑点，聂的供述的现场衣物、自行车摆放位置、现场痕迹的均不相吻合。

相反，王书金的供述则准确得多。

第一，王书金供述的受害人穿着紫红色的鞋子，而且是高跟鞋，这与现场完全吻合。

第二，王书金供述的受害人所骑的自行车是“一种弯梁的车，什么型号记不清了，把是翘起来的”，则和现场完全吻合。（王书金卷52页）

第三，王书金当时就在邻近厂子安装管道，从事体力活，身体健壮，他供述作案当天很热，作案时没有下雨，作案后下了一场雨，第二天天气也很闷热，没有下雨，过了一天又下了一场大雨。这完全于当地的天气情况相吻合。

根据鹿泉市气象局1994年8月份的气象资料，8月5日夜间有0.7毫米的降水，8月6日无降水，8月7日有23.6毫米的降水，这证明了王书金的供述作案的时间的准确性。

第四 王书金准确供述了受害人当时所穿连衣裙、内裤的花色、款式，用杂草和砖头埋藏衣物，并准确的指认了埋藏地点，几乎没有误差。

第五，王书金供述，在受害人身旁有一串钥匙，这与聂树斌至始自终没有提钥匙不一样，不但与现场记录相符合，而且更有细节相印证。

王书金说，受害人有一串钥匙，当时就放在身边的地上，他觉得没有用，就没有拿。（见广平县公安局侦察卷宗第50页），在聂树斌卷宗中，也能看到这串钥匙的存在：受害者的丈夫侯某、同事余秀琴的询问笔录中说，康出事前手上用橡皮筋套着一串钥匙。现场的勘察记录有“左脚西侧偏南30厘米处有一串钥匙。”

这个五点，是不在现场的人无论如何都想不起来也编不起来的。

但是检方还有两项质疑。一是时间，检方认为此案发生时间为下午五点多。王书金交待的下午两点。我认为，当天是阴天，天气闷热异常，如果不是上班族可能对时间并无准确概念。王书金是一个劳力者，而不是地道的上班族，这个时间不准确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第二项质疑是受害人的身高。受害人的尸体长1.52米，而王书金的供述是比他矮不多少。我以为，受害人生前穿着高跟鞋，高跟鞋后跟就有七八厘米的，何况是一活人，走动时也有感受不同，王书金隐蔽在路边，低下身子拦截受害人，看上去这女人的身高要显得高一些。所以，这一点是不应该刻意怀疑的，相信大多数读者和我一样。

我的判断，对聂树斌作案一事，有四大怀疑点，并且自始自终没有直接物证，应按没有证据证实的原则，确认无罪，因为聂树斌已经死亡，应定为错杀。这是一个迟来的公正，我们要接受教训。

对于王书金作案，有五点证据证明其犯罪杀人属实，且证据确凿，交待得几乎是分毫不差。王书金作为杀人强奸案的主角是无疑的。如果山东高院要进一步把王书金跳起来跺胸腹部可能导致骨折的问题查清楚，只须开棺验尸而已。这个受害人是土葬，可以验尸，这一点细节相信可以真相大白于天下。

说实在话，在二十年前的环境里，我们的公安部门的办案技术、办案能力和办案水平确有严重不足的地方，强调破案率之下是会出大问题的，不要企图去补这个窟窿，我们的思维方式要转变。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有反必雪。让我们依法办案，依法纠偏，为我们治理下的社会早日呈现和谐安定的局面而努力。

李开发，著名法学家，法学博士，研究员，从事法律研究20余年，先后经手案件百起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曾在地方党校担任法律专业教师三年多。曾与著名律师刘家辉一起推动中国交强险法规的修改，为全国私家车用户赢得了权益。曾积极推进反垄断法的研讨与公布，曾连续五年专题撰写国家住房保障法建议稿，受到社会广泛关注。近年来一直参与各类法律案件研究。有多个代表性的大案要案纠偏的成果。2008年广州许霆案一审判决无期徒刑，李开发在中央台点评案件时，直言判决错误，应属于民法范畴。他用合同法、电子商务法规，中国银行(601988,股吧)章程、民间约定俗成的习惯等十条理由证明许霆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后来在经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召开十五所大学法学院长与两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参加研讨会，取得了一致意见。广州中院二审判决五年有期徒刑，实际执行一年释放。2009年底，介入云南何鹏案，我们召开中国法学讲坛会议，中央电视台到场拍摄，全套录音录像文件递送云南高院，促使该案在无期徒刑已经入狱8年的情况下立即释放。2012年讨论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案， 使该上市公司得到查处，为广大股民伸张正义，近亿元国有资产得到清偿。有数十件重要案件经过专家讨论得到改判和纠错。

5. 集合聂树斌案和呼格案谈谈依法治国的重要意义

这几个案子都涉及冤假错案，可以从刑诉法的角度，讲程序公正和保障人权。意思就是说司法公正首先要保证程序公正，再找找刑诉法那几个原则，扯一扯。

6. 从聂树斌案子看中国依法治国

2005年3月，媒体一篇“一案二凶”为题的报道轰动全国，引起人们对聂树斌强奸杀人案的高度关注。但是，案件时至今日6年过去，聂树斌案还没有任何结论。今年9月11日，正值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广泛征求民意的时候，法学家贺卫方、何兵等长期关注该案的知名学者、律师及社会人士60多人，联名向最高人民法院和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出《关于尽快启动聂树斌案再审程序的呼吁书》，要求对聂树斌案和与该案相关的王书金案进行重新全面、公正审查，依法作出正确判决。聂树斌案再度引起全国各大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16年前，河北石家庄西郊孔寨村附近发生一起奸杀案，石家庄郊区公安分局侦查，凶手被认定是21岁的男子聂树斌，经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聂树斌被判处死刑。10年后，该案发生了戏剧性变化。2005年1月18日，河南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王书金，王供认自己是孔寨村奸杀案的凶手，并到现场指认。但“真凶”认罪未获法院认可，王书金为此曾以未如实起诉他的犯罪为由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6年来，聂树斌的母亲四处奔波为儿子申冤没有结果。
一起没有难点的案件，为什么河北省法院一直不启动再审程序，聂家要求“洗冤”一直没得到回应，王书金不满法院不判决自己犯过的罪，坚持上诉至今也没等到判决？依法治国、执法为民、法律的公平公正何处去了？有法不依，等于无法。再多再好的法，如果得不到正确执行，只是一张白纸，有何用？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在我国叫喊多年了，现在看来还难以改变人治的局面。特别令人难解的是，这种有法不依，不是出现在一个普通单位，而是出现在法院，在省高级法院！实在不得不令人心酸。看来，人们深深期盼的法律公平公正、依法治国，仍然任重而道远。依法治国教育，首先得从上层抓起，从高级官员抓起，从司法部们抓起，给社会一种榜样，增强广大民众对法律公平正义的信心。试想，上级有法不依，如何要求下级做到有法必依？司法部们有法不依，如何教育平民百姓守纪守法？司法公平公正是社会和谐的“稳定器”，是构建良好社会风气、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
现实中，坚持实事求是，正视自己的问题，有错必改，是需要一种勇气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犯错不怕，就怕知错不改。聂树斌案历经6年悬而不决，河北省法院有法不依，一直回避再审，其做法极大损害了我国司法的形象，损害了广大民众对司法公平公正的情感，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们期望河北省法院能够拿出勇气，有错必纠，践行执法为民、司法为民的承诺，坚持实事求是，还聂树斌案一个真相，还当事人一个公道，还社会一份正义！

7. 以聂树斌案为出发点谈谈依法治国意义

不是单纯的搞个依法治国就能避免寃案的产生，在中国没这么简单。

8. 聂树斌案跟李华伟案让我们认识到了什么

让我们认识到了依法治国严格执法。
所有的事情都要按照一定的程序来办事才可以。

9. 如何实现依法治国，以聂树斌案为例

一、聂树斌案改判无罪具有重大意义，堪称我国刑事司法历史中一个里程碑式的案件
首先，聂树斌案改判无罪是我国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中实现的。案件从2005年王书金出现、聂树斌母亲张焕枝不断申诉，到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异地复查、听证、决定再审到最终宣判，虽然步履艰难，但始终在向正确的方向推进。冤错案件严重侵犯公民合法权益，严重损害司法公正，严重影响法律尊严。中央政法委于2013年7月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2014年10月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健全冤假错案有效防范、及时纠正机制”，要求完善再审制度，解决再审启动难、改判难问题。没有这些重要精神和刑事诉讼制度的不断完善，聂树斌案改判是不可能的。此案是我国全面依法治国过程中的刑事司法制度走向文明的代表性案例。
其次，聂树斌案再审无罪，彰显了我国最高司法机关重塑司法公信力、纠正冤假错案的坚定决心，以及敢于直面错案疑案的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及负责复查的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案件承办人多次表示，聂树斌案件的复查、再审要经得起真相与历史的检验。正义也许会迟到、但从不缺席。改判体现了一种审慎的司法观念。虽然聂树斌已无法复生，但今天的改判是对其家人多年不懈努力付出的慰藉。
再次，聂树斌案再一次为“疑罪从无”的刑事诉讼原则作了有力的背书。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近三十余件重大冤假错案得到纠正，许多案件是按“疑案从无”的原则改判的。“疑罪从无”是人权保障理念的内在要求，是程序法治原则的重要体现，是遵循司法规律的必然要求，也是防范冤错案件的唯一选择。聂树斌案案发时间长、证据灭失多，查清事实和证据的难度极大。在案件复查过程中存在多种不同意见与观点。从公布的现有证据来看，既不能证明王书金是真凶，也不能否定公安机关认定聂树斌具有作案嫌疑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坚持“疑罪从无”改判无罪，为未来的司法活动提供了准则和标杆。
第四，聂树斌的复审、改判体现了最高人民法院中立裁判、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坚定立场。现代刑事司法体系以审判为中心，人民法院坚守司法中立，树立司法权威。聂树斌案长期以来受到社会、媒体和法律学术界的关注，舆情复杂多变。无论舆论如何，审判活动关注的核心始终是证据和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在指定异地复查、再审过程严谨、审慎，坚持证据裁判，对案件保持了超然和客观的态度,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公正无私、不偏不倚、居中裁判。
二、聂树斌案改判过程中旨在保障程序正义的各项制度探索，为公正司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首先，最高人民法院直接提审是使案件迈向公平正义的重大程序推动。提审作为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的一种方式，法律有明确规定,但实践中由最高人民法院提审的已经二审终审的刑事案件为数不多,足见其对提审案件慎之又慎。最高人民法院直接提审本案，是对此案迈向公平正义的重大程序推动，也是对民声民意、社会关切的有效回应。
其次，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异地复查案件，有效避免了自错自纠和久拖不决。因聂树斌案在河北省一审、二审，被告人家属多年申诉无果。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这在我国刑事诉讼历史上非常罕见。聂树斌案被异地复查，最大程度保障了复查的公正性和公信力。聂树斌案开启了疑案异地复查的先例，指出了冤假错案纠偏的示范路径。
再次，复查、再审环节充分保障当事人参与权、阅卷权和公众知情权，召开听证会等有益形式，为处理社会有广泛影响的重大案件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案件复查过程中，充分保障代理律师阅卷权，确保其能够完整复印、拍摄聂树斌案及与之紧密相关的王书金案卷宗。举行聂树斌复查工作听证会也是一种有益的制度创新。听证会邀请了专家学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法院监督员、妇女代表和基层群众代表等广泛参与，检察院派员监督，法院官方微博全程图文直播,听证人员填写不记名意见表等做法，都体现了处理重大、复杂疑难案件的法治思维和法治精神，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来实现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三、总结聂树斌无罪案的沉重教训，完善刑事冤错案件预防与纠错制度
刑事误判、错案的后果极为严重，不仅会对那些被错误定罪的人及其家庭造成严重伤害，也会对司法公信力乃至国家形象造成严重伤害。特别是对错杀、冤杀的情况，其代价是无法挽回的。聂树斌案无罪案，再一次警示严格规范司法的重要性。
首先，要坚持从司法规律出发贯彻落实刑事诉讼制度，消除冤错案件发生的土壤。
聂树斌案的出现，固然有着上世纪90年代办案科技力量不足、水平有限、执法规范化建设欠缺等方面的原因。但是任何时期发生冤错案件，都同样是一个悲剧。查办该案过程中存在的不当、错误的执法理念、执法方式都值得再次反思。如原判对聂树斌案定罪主要依据是聂树斌本人口供，凸显了口供为中心的办案思路和“笔录中心主义”的证据审查模式。以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和“两个证据规定”的出台为标志，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确立了保障人权、疑罪从无、证据裁判、从严掌握死刑案件证据标准等原则和制度。但是，在当前司法实践中，依旧存在着过于重视口供、有罪推定，甚至刑讯逼供、变相刑讯逼供等不当理念和行为，应当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不再制订“命案必破”等可能导致司法不公，违反司法规律的不合理考核指标，防止因急功近利追求办案效率而造成冤错案件。
其次，以聂树斌案的平反为契机，推进完善刑事案件纠错机制，完善审判监督程序和证明标准体系。
聂树斌案虽然平反了，但是应该看到，这起案件平反的原因是偶然的，是王书金这个“真凶”或者“疑似真凶”落网、招供，并进入舆论视野后才成为一起备受关注的案件。而无论是此案“真凶落网”还是其他案件“死者复活”，都是小概率的事件。然而，刑事错案的纠正不能依赖“偶然”。要明确推翻有罪生效裁判的证据标准。从“有错才纠”走向“有疑即纠”。“有错才纠”是目前我国司法在再审程序上的基本观点，其对于再审启动条件的要求极高。而“有疑即纠”对于再审启动条件的要求显然降低。聂树斌案成为多年的“疑案”，在复审、听证阶段控辩双方存在的分歧主要是证据的证明标准问题，应当明确“疑罪从无”的“疑点”需要证明到何种程度即可作为无罪处理。为确保有错必纠，要充分保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诉讼权利。查阅聂树斌案完整卷宗，一直成为困扰该案代理律师的最大难题，当事人、辩护人依法享有的阅卷权等程序性权利要充分保障。对于重大、有社会影响力的案件，要将听证程序进一步规范化、常态化，保障公众知情权。

再次，正视和正确认识冤错案件的存在，特别是疑罪从无案件，要“权责统一”明晰错案责任，完善司法责任制。
“刑事司法的最高境界是无冤”。但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完全避免冤错案件几乎不可能。例如在美国，根据密歇根大学法学院的统计，1989年到2013年之间，至少有1188名曾经被判处有罪者因出现新证据被改判无罪，每年约60-80名服刑犯人被改判无罪，但这只是冰山一角。对于保留死刑的我国和美国等，都存在着错杀的可能。而凶杀、强奸等特定犯罪在冤案中占有相当比例。对于冤错案件，追责程序是督促和预防冤错案件的制度保障，同时“权责统一”是现代法治的重要标志,其基本要求就是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对冤假错案的追责,要公开透明,主动回应社会关注。冤假错案的追责同样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明晰责任。

望采纳我的回答。

10. 从聂树斌案看依法治国论文

学位论文是表明作者从事科学研究取得创造性的结果或有了新的见解，并以此为内容撰写而成、作为提出申请授予相应的学位时评审用的学术论文。
学士论文应能表明作者确已较好地掌握了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并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
硕士论文应能表明作者确已在本门学科上掌握了坚实的基础理沦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并对所研究课题有新的见解，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成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博士论文应能表明作者确已在本门学科上掌握了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并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了创造性的成果。
学术论文
学术论文是某一学术课题在实验性、理论性或观测性上具有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或创新见解和知识的科学记录；或是某种已知原理应用于实际中取得新进展的科学总结，用以提供学术会议上宣读、交流或讨论；或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或作其他用途的书面文件。
学术论文应提供新的科技信息，其内容应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而不是重复、模仿、抄袭前人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