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立法不成

① 中国保险立法的现状

中国社会保险立法现状
中国当前面临的又是一个社会风险持续扩张，失业率增长，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人口老龄化的时代，迫切需要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险制度，以化解社会风险，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社会保险制度是以立法形式建立的向社会成员提供物质帮助的重要制度，它对保障市场需求基本稳定、产业结构升级正常进行，社会资本安全增值具有重要意义。立法是实现社会保险制度规范化、制度化的根本保证。本文旨在考察中国社会保险立法现状，分析其立法特点和不足，以期对社会保险立法的发展和完善有所裨益。
一、中国社会保险立法现状
1.《宪法》、《劳动法》和《劳动保险条例》中基础性、综合性社会保险立法
(1)《宪法》
《宪法》是社会保险立法的总依据。该法第44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退休制度。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宪法的这些规定，是中国建立、健全社会保险制度的基本依据。
(2)《劳动保险条例》
1951年政务院(后称国务院)颁布、1953年修正后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是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社会保险法规。该条例规定了职工除失业外在生、老、病，死、伤、残等各种风险下的保障收入标准，这在当时条件下，对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益，调动广大职工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难以适应中国社会保险事业发展的需要。
(3)《劳动法》
《劳动法》“社会保险和福利”一章明确了社会保险的基本目标：“国家发展社会保险事业，建立社会保险制度，设立社会保险基金，使劳动者在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获得帮助和补偿”(第70条)，规定了中国社会保险体制的新框架：1)建立多层次社会保险制度(即国家建立基本保险、用人单位建立补充保险、个人建立储蓄性保险);2)优化社会保险基金筹集、使用制度;3)建立专门的社会保险基金经办机构和监督机构。
2.社会保险各险种的立法
(1)养老保险
在城镇，国务院20世纪90年代先后颁布的《关于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指导着中国城镇养老保险改革的实践;原劳动部《关于建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鼓励企业建立补充养老保险制度;在农村，民政部制定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并就农村养老保险改革的具体问题制定了一系列的操作规则，初步规范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业务、财务、基金和档案管理。
(2)医疗保险
1998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此外，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和有关部委还就医疗保险改革的具体问题制定了一系列的操作规则。
(3)失业保险
1999年1月国务院颁布《失业保险条例》，该条例是社会保险方面重要的单行法规之一。之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实施了《失业保险金申领发放办法》，使失业保险金的发放工作规范化。至此，中国初步建立起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失业保险制度。
(4)工伤保险
在对《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调整和完善的基础上，国务院于2003年4月27日颁布了《工伤保险条例》，并于2004年1月1日起施行。该条例的颁布和施行，标志着中国工伤保险立法长期滞后的状况得到改善，劳动法律体系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劳动者的职业安全将得到有力保护。
(5)生育保险
1988年7月21日国务院颁发了《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统一了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生育保险制度，《妇女权益保障法》也对妇女孕、产期保护作了相应规定。1994年，《劳动法》的出台，使中国生育保险法制建设上了一个新台阶，同年，原劳动部颁布了《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规定生育保险的对象和范围包括城镇各类企业及其职工。
3.社会保险基金立法
目前，中国有关社会保险基金的专门立法主要有国务院颁布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单独或会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制定的《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管理暂行办法》、《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管理会计核算暂行办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工作管理办法》、《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以及劳动与社会保障部、财政部、信息产业部、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国家税务总局、国家邮政局共同发布的《关于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
4.调整社会保险争议的立法
社会保险争议在理论研究和立法方面目前均尚未独立，暂被列入劳动争议范畴，因此，目前社会保险争议的处理通过劳动争议处理法律制度予以解决。
二、中国社会保险立法的特点
1.在立法形式上，以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地方法规为主
目前，中国社会保险领域主要是由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法规来规范，这是由中国社会保险立法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积累不足所决定，此外，也由于中国幅员广大，各地社会保险的实际情况存在很大差异，为充分照顾各个局部的利益和具体情况，充分发挥各地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国社会保险立法走的是“中央试点指导、地方立法为主”的路子。
2.从立法内容看，社会保险立法与劳动法交叉、重合
劳动法是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而社会保障法的核心内容——社会保险法就是在劳动法发展到一定程度上产生的。因而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把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险看做是劳动法这个部门法的构成部分之一，社会保险立法在中国还未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社会保险立法的适用范围中涉及工资劳动者的部分，同时又是劳动法所包含的内容，二者对这部分内容的调整出现重合和交叉。
3.在立法思路上，依城乡属性对社会保险分别立法
由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显著，城乡差别大，考虑到农村的社会保险制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将不同于城镇，建立与城乡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法律制度的条件尚不成熟，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设计，没有照搬国外模式，也没有套用中国城镇的做法，而是试图走一条符合中国农村特点、符合农民心理特点的道路。如在进行城市医疗保险改革的同时，中国政府也企图通过重建合作医疗保险制度来解决农村医疗问题，具体说来是在农村地区，通过集体和个人集资筹集医疗经费，为农村居民提供医疗保健服务。
4.在立法技术上，按社会保险项目分类立法
1951年政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中就按社会保险项目分别对养老、工伤、医疗、疾病、伤残、遗属、生育七个项目作了具体规定。这种做法充分地考虑了不同种类社会保险的区别和同类保险的共性，有利于在社会保险种类上更合理地确定缴费标准和相关待遇，使依据这种分类形成的各项社会保险制度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摒弃了原有制度的封闭性和受益者的身份限制性，体现了新制度的社会性与平等性，为今后社会保险项目的单项立法奠定了基础。
三、中国社会保险立法的不足
1.缺乏合理的立法理念和明确的价值取向
社会保险立法是以维护社会稳定与社会公正为立法理念，还是吸收发达国家长期协调发展的战略观，在中国社会保险立法中还未能真正清晰地体现出来。医疗保险制度应追求费用控制还是国民健康?在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动的情况下，失业保险是单纯的事后救助还是向扩大就业机会，改善就业结构、增强和改善劳动者能力素质与实施失业救助相结合的方向转变?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在检讨中进行再选择。
2.法律法规数量少、层次低，立法分散，难以形成体系
首先，养老、医疗、生育保险方面尚无专门法;其次，由于立法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积累不足，法制建设滞后，造成立法分散、不成体系，欠缺系统性、全面性、稳定性，更未建立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险法体系。
3.缺乏综合性社会保险基本法
由于缺乏一个全国性的、综合性的制度安排来规范和调整社会保险，保险问题只能由一些地方性法规及文件加以规定，这就造成对企事业单位履行缴纳保险费义务缺乏应有的强制约束力。综合性社会保险基本法的缺失，使社会保险工作无法全面纳入法制轨道，法律对社会保险体系的支持作用难以很好地发挥出来。
4.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险问题尚无统一的全面规定
随着中国就业形式的多样化，灵活就业群体涉及的行业和职业门类十分广泛：一是企业下岗、离岗、失业人员，主要受雇于小规模私营企业和个体经营户或从事临时工、季节工等劳务活动或从事个体经营;二是知识阶层和大学毕业生等城市新增经济活动人口的部分人员，一般具有较高知识水平或特殊技能，多为自由职业者;三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主要从事建筑、装修、安装劳动，或保安、保洁、绿地管理、饮食摊点、家政服务及其他服务性行业。这些就业人员就业形式多样，大多工作地点和时间不固定。现行社会保险制度主要是针对传统正规就业方式设计的，而对上述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险关系如何建立、缴费基数如何确定等问题，尚无明确规定。
5.法律实施机制较弱
社会保险的实施机制包括筹资机制、支付机制、管理机制、投资运营机制、监督机制等。尽管有关的社会保险立法都对各自的实施机制做出了一定的规定，但是由于规定分散、协调性低、立法空白点多而缺乏法律效力。如因目前的立法未明确规定社会保险待遇不支付的法律责任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属事业单位，致使投保人在社会保险待遇的权利缺损时难以通过行政复议或诉讼途径予以补救;在基金的管理方面，当前实行的“财政专户”的管理办法只是一种过渡时期的措施，规范的管理体系尚未建立;在基金的投资运营上，考虑到当前社会保险财务账户上资金数额虽然大，但支付额也大，加上国内资本市场不完善、投资渠道少、实业投资风险大、运营监管手段落后、防范金融风险能力弱等，有关政策法规对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运营渠道一直限定为专户存储和购买政府债券，这种限制性规定有其现实性和一定的合理性，但这毕竟是一种被动的防御策略;在基金的监督上，还主要停留在监督社会保险费是否及时缴入财政专户，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收到核拨的社保资金后，是否及时足额发放保险待遇。这些状况的存在，使得社会保险基金收支运营缺乏有效的约束和监督。
总的来看，中国的社会保险制度设计思想并不落后，其现有的社会保险立法对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保障劳动力再生产顺利进行，促进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进步、维护社会安定等方面，正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社会保险法律制度建设毕竟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与其他法律部门相比，社会保险立法还相对滞后，随着国家经济结构不断调和经济建设快速发展，现行的社会保险立法还在诸多缺陷，为了使中国的社会保险事业进一步健康发展，还需要进一步加快立法进程，完善社会保险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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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立法程序的立法过程

中国的立法体制存在的问题如前所述，在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系统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省、市、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省、市、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与有立法权的下级人民代表大会在立法分工方面还是比较明确的，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与自己的常务委员会在实际立法操作方面却没有明确的分工，同样情况存在于政府的立法系统中，各级政府与其职能部门之间在行政立法方面也没有明确的分工，加之授权立法的混乱，使中国当前的立法体制呈多头并进的状况。虽然各立法机构都在积极地履行自己的立法职责，但相互之间的交叉与不协调也大量存在，从而使有些立法重复劳动，有些立法机构内耗严重。立法是一项严密细致、科学性极强的工作，需要遵循科学的程序。但科学的程序应以科学的立法体制为前提，否则科学的程序将无法发挥作用。健全和完善中国的立法体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
（1）立法体制法律化。通过宪法或制定宪法性法律规定中国的立法体制。包括中国的立法职级，各立法机构的权利与义务，立法分工以及授权立法的范围，时限等。中国的立法职级的确定，应以集中而不应以分散为原则。立法机构宜少不宜多，宜精不宜粗，这样才能适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时期对立法质量的需求。立法要有一定的超前性、预测性和稳定性，使所立的法律在市场经济下有相对长一些的生命力，这样不仅有助于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也可以减少立法的数量，减轻立法机构的压力。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时期立法需求量大，会与上述原则发生矛盾，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提高立法的工作效率，立法机关的专门化和立法人员专业化来解决。关于各立法机关的权利与义务，应坚持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立法机关在享有立法权利的同时，也应承担相应的义务，例如对所立法律的解释、修订以及承担错误责任的义务等。立法机关应改变过去只享有权利而不承担义务的形象，加强立法机关的责任，促进立法质量的提高。把立法机关的立法分工通过宪法性法律确立下来，其好处是可以避免立法的随意性和免受不正常的人为干涉，同时也可以保证立法的质量。授权立法目前所暴露出的种种弊端，已迫切需要用法律加以规范。这种规范应考虑授权的范围和时间两个方面。有些立法的权利属于专有，任何情况下也不能授出。如宪法与宪法性法律的立法权，只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有，不可授出。国家的重要行政法规，只能由国务院制定，不能授权给其他机关。有些立法权在授权时要有范围限制，不可任意授给任何机关。对于所授予的立法权，原则上是不能转授出去的。在被授予立法权后，应在规定的时限内完成，超过时限，授权立法应视为无效。
（2）立法机关专门化。为了保证立法的质量和效率，除授权立法外，立法应由专门的立法机关进行。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对立法机关专门化的要求只能是将立法作为这些机关的主要工作之一，而不能要求这些机关演变为单纯的立法机关。但在这些机关的内部可以设立专司立法的机构。例如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中设立的法律工作委员会，在国务院中设立的法制工作局，主要的立法事务由这些专门机构去实施。立法机关的专门化还应包括对于没有专门立法机构的机关的立法权的限制，对于授权立法的限制。中国的立法机关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两个系统，中央和地方两个级别。由人民代表大会系统负责法律的制定，由政府系统负责行政法规的制定。由中央 制定全国性的法律、行政法规，由地方制定地方性的法律、行政法规。人民代表大会系统的立法机关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省、市、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一些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以及特别行政区和经济特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政府系统的立法机关包括国务院以及各部委，省、地（市）、县（市）各级政府及其职能机构。如此众多的立法机关，其中多数又没有专门的立法机构，立法质量很难保证，立法工作效率也不能保障。从立法机关专门化的角度考虑，就应减少现有的立法机关，但同时对于保留下来的立法机关进行加强。具体的做法是：在人民代表大会系统只保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省级（包括特别行政区和经济特区）与民族自治地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这些人民代表大会系统中都要设立法制工作委员会，具体负责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系统的立法事务。如果下级人民代表大会确实需要立法权，通过授权立法方式解决。在政府系统中只保留中央和省、地、县级政府以及特别行政区和经济特区政府的立法权，中央各部委以及各级政府的职能机构的立法权应在原则上取消，如果实在需要，可以通过授权立法方式解决。此外对于授权立法也应严格限制，不仅要有时间、范围的限制，而且应考察授权的必要性、被授权机关的立法能力和立法条件。 目前中国制定一部立法程序法已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行性。首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法律来加以规范，而中国目前的立法状况明显滞后。鉴于此，中国加大了立法进度。但随着立法进度的加快，立法中的种种缺陷也逐步暴露，如立法行为不规范，管辖混乱，法律体制不规范，导致立法质量下降。可见要提高立法的效率，保障立法质量，在立法程序方面规范化、法律化已经是非常必要的了。其次，中国目前制定一部立法程序法的条件已经成熟。中国近年来在立法程序的规范化方面已做了不少工作，初步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立法程序，程序的某些方面已在立法中有所规定。例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人大常委会的议事规则。但需要明确的是，中国目前所适用的立法程序，还不是立法程序法。作为一部规定立法程序的法律，还应包括更广泛的内容。参考国外的立法经验和中国的立法实践，中国的立法程序法应包括如下内容：
（1）确立立法程序法的调整对象和基本原则。立法程序法的调整对象不应仅仅包括法律，还应包括各级政府（县级以上）的行政法规的制定。但县级以下政府、乡村的乡规民约以及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内部的规章制度的制定不应包括在内。法律的制定与行政法规的制定虽然同属于立法的范畴，但二者毕竟是不同的法律规范。立法程序法应对制定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不同的立法程序。制定法律的程序要比制定行政法规的程序复杂一些，但制定行政法规决不是没有程序，而目前行政法规的制定程序是一个相当薄弱的环节。立法程序法在完善法律的立法程序的同时，应将重点放在对行政法规的立法程序的制定方面。立法程序法的基本原则是指立法的一些基本指导思想的法律化。
（2）确立立法程序法的管辖范围与权限。所谓立法管辖，是指各立法机关关于立法的范围与权限的分工。立法管辖与立法体系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的立法体系分为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两个系统，中央和地方两个级别。其中人民代表大会系统又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务委员会；政府系统又包括中央政府（国务院）、省、地、县政府几个级别。立法管辖，就是要在立法程序法中确立所有立法机关各自的立法范围与立法权限。中国立法程序法中立法管辖的具体内容包括：
在人民代表大会系统中，由全国人民代表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法律的立法权。具体分工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制定和修改宪法，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以及其他国家的基本法律；全国人民代表人大委员会负责解释宪法，制定和修改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的法律外的其他全国性法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补充和修改，解释法律，并对国务院、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规、法律进行监督、审批，决定撤销其与宪法、国家法律相抵触部分。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指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包括特别行政区、经济特区、民族自治地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地方法律的立法权，并对地方政府制定的行政法规进行监督、审批，但地方法律制定后，应上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或备案。在政府系统中，国务院负责制定和修改全国性的行政法规，并有权批准或撤销下级政府制定的行政法规。省级政府负责制定和修改全省（包括直辖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经济特区）性的行政法规，并有权批准和撤销下级政府制定的行政法规。地区级政府负责制定和修改全地区（包括地级市、自治州）性的行政法规，并有权批准或撤销下级政府制定的行政法规。县级政府负责制定和修改本县（包括县级市、区）的行政法规。
（3）确立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具体立法程序。由于行政法规的规范内容、效力、制定的机关不同，所以在立法程序方面也不同，对此在立法程序法中应分别加以规定。中国法律的立法程序包括以下几个阶段：第一，立法议案的提出。包括提案的种类，有权提出立法议案的机构和人员，提出立法议案的限制，立法议案的撤回。第二，立法议案的审查与列入立法议程。包括立法议案的审查机关，立法议案的审查程序，立法议案列入议程，立法议程的编制与变更。第三，立法议案的讨论。包括讨论立法议案的程序与规则，讨论立法议案所使用的语言、方法与 时间。第四，立法议案的修改。包括修改的时机，修改的限制条件，修改的技术以及对修正议案的处理。第五，立法议案的通过。包括表决的原则，表决的方式，表决的法定票数。第六，新法律的公布。包括公布法律的机关，公布法律的方法、期限，法律生效的期限。
中国行政法规的立法程序包括以下几个步骤：第一，编制行政立法规划。包括中央的行政立法规划和地方的行政立法规划。中央的行政立法规划首先由国务院各部委或主管部门提出立法建议，由国务院法制局协调后报请国务院批准。地方行政立法规划由地方政府的法制机构编制立法计划，报请地方政府和上级政府法制机构批准。第二，行政法规的起草。起草行政法规要有专门的机构、专业人员负责。对于专业性很强的行政法规，可以委托专业、技术部门起草，也可以聘请专家参与起草。起草行政法规时，应广泛地调查和征求意见，并及时将基本内容公告于社会。第三，行政法规草案的协商、协调与修改。行政法规草案除征求人民群众的意见外，还要广泛与有关行政机关协商与协调，进行必要的修改。如果协商与协调不成，可以报请上级政府裁定。第四，审查、审议和批准。行政法规草案完成后，应先由政府的法制部门审查，如查通过，即报请政府常务会议进行审议，审议通过，应履行批准手续，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应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人大常委会批准，地方政府制定的行政法规应报请上级政府和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委会批准。第五，公布和备案。经批准的行政法规要由政府最高首长公布，同时公布其生效时间。地方政府制定的行政法规在公布的同时，应报请上级政府备案。

③ 求立法学论文_论中国立法制度的不足和完善

楼主，可以参考：

我国立法制度的不足和完善

我国的《立法法》是一部规定立法规则、确立立法制度的基本法律，涉及“立法权限”、“立法程序”、“法律效力等级”和“法律监督”四大问题。立法立法必须严格执行《立法法》的规定，坚决克服“立法不法”的现象。
立法是法治的关键和核心，其目的在于合理配置立法权力，有效规范行
政权力的运作，从而为公民权利的行使提供充分保障，实现公平、正义、自由、
秩序等价值目标。实质意义上的法治不仅要求法的权威性和依法而治的法的工具
价值，而且强调立法对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的追求、法的内容的合理性等法的实
质理性。法治已经演进为一个综合概念，它融汇了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诸
多价值观念，包含着法律至上、民主政治、权力制约、司法独立、立法等丰
富的制度意蕴，其核心则是依法行使国家权力。几个世纪以来，法治理论与实践
对政府权力予以高度关注，这与立法权力作用范围的广泛性、与人们生活联系的
直接性密切相关。二十世纪以来，立法权在很多国家的权力结构中极度扩张的事
实，不断提醒人们，对立法权力的制约是国家权力制约的重中之重。
在我国，立法尚处在初级阶段，立法法治还面临十分艰巨的任务，无论
是观念上还是制度上都面临着挑战。因此，立法是一场深刻的观念更新和制
度变革。当前，我国立法面临的挑战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在思想意识方面，有些立法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有些
领导干部的观念与立法的要求不相适应
邓小平同志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律传
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
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
又重新滋长。”由于我国缺乏依法治国、立法的传统，人们的民主法制观念
淡薄，特别是一些非常有害的观念或思想，严重阻碍着立法的实现。它们是：
第一，人治观念。有些立法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有些领导干部对立法重要性
的认识还不到位，有的是不重视，总认为立法不管用，按法定程序办事太麻
烦。因此，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立法还多是说在嘴上、写在纸上，并没有真
正落实到行动上；有些领导干部甚至“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置法律于不
顾。第二，治民不治官的观念。有些领导干部往往把自己摆在了超越法律之上的
位置，总习惯地认为法律只管老百姓，忘记了自己同样需要接受法律的约束，从
而无视法律的规定。第三，法律工具主义观念。将法律仅视为一种治人的工具，
而不具有法律的目标价值观念。甚至认为，当对自己有利时就拿来适用，对自己
不利时就不执行。这些都严重阻碍了立法观念的根植和立法方略的推
行。
因此，实行立法必须要大力培养和增强全民的法治观念，重点是抓好各
级领导干部特别是立法领导干部和执法人员的法治观念建设，切实地进行为依法
立法所要求的观念更新。
1．树立法治观念。为此，必须明确：第一，宪法至上。法治的实质是宪治，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宪法至上是法治的最高体现，是中国法治建设的灵魂。
第二，法律具有极大权威。任何组织和个人必须严格依法办事，而不允许有超越
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第三，法大于权。任何人不得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权乱
法、以权废法。第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2．树立权力制约观念。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会被滥用，必然导致腐败。
这是人类历史证明了的真理。
3．树立人权观念。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
的执政党，必须把保护人民的权利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社会主义
最讲公平、最重视保护人民的权利。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讲人权，高举人权的旗
帜。
4．矫正法律工具主义观念，树立法律工具主义与法律目标主义并重的观念。
将法律视作既管老百姓又管政府的同时，结合法律目的，把立法、依法治国
的重心转向人民权利的保障及正义的实现，应是我国实行立法、依法治国的
策略选择。
二、在立法立法方面，有关立法立法空白
较多，所立之法缺陷较大
目前，以宪法为核心和基础的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已初步形成，国家
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已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但与改
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相比，我国的立法法制建设还比较滞后，立法管理
的某些方面还存在立法空白，立法质量也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突出表现在现存的
法律、法规与规章之间缺乏协调和统一，使立法执法者难以适从；有些法律、法
规的一些条款太原则，不便操作和畸轻畸重；还有一些法律、法规对某些立法机
关设置的职权过大，尤其对自由裁量权，往往规定的幅度过大，并且没有顾及到
公民权利一旦受到侵害后的法律责任，容易造成少数立法执法人员毫无顾忌地滥
用立法权；立法程序法律制度很不健全，没有实现立法程序法律化，严重影响了
立法机关的立法。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完善立法法律体系，为立法创
造法律条件。
首先，必须加快立法步伐，改变某些领域无法可依或有法难依的状况。当前，
特别要抓紧制定规范市场主体行为、市场经济秩序、宏观调控、社会保障和救济、
规范收入分配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解决在建立商品市场、原材料市场、金融、资
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劳动力市场等方面执法依据不足的状况；改变实施细则滞
后、法规不配套现象，尽可能使法律法规及规章同步出台，并加强立法解释工作，
使法律规范更加适应实际，操作性更强，以解决有法难依问题。
其次，注重立法质量，纠正片面追求数量而忽视立法质量的倾向。法律、法
规的生命力在于其质量。近年来我国颁布实施的许多法律文件修改过于频繁，并
且有些在实践中难以施行，问题的要害在于立法时，立法者对该法所调整的社会
关系缺乏科学而精细的调查研究，或者着力于通过立法解决本部门的编制、级别、
经费及其他种种具体问题。应当看到，一个法律文件制定得成功与否以至于最终
能否被有效地施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法是否正确而深刻地反映了广大人民群
众的意志和利益，以及它所要调整的那部分社会事务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立
法必须提高民主化和科学化程度，使法律充分体现民意，与社会生活相一致，符
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要防止立法中渗入局部利益和部门利益而影响法律的全
面、公正和完整。同时，避免各种规范性文件在调整社会事务时发生重复、冲突
或疏漏，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
再次，抓紧制定立法程序法，改变立法程序缺乏法律规范的现状。可以说，
离开了立法程序法，就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立法。
最后，立法要依法。
三、在立法执法方面，现存的立法执法体制不顺，
影响了法律、法规与规章的执行效果
现存的立法执法体制不顺。具体表现为：第一，政企不分，政事不分。从法
理上说，执法主体只能是国家的立法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企事业单位不
能拥有执法权，然而目前立法执法主体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的现象并不少见。以
政企不分为例，工商部门管市场，又办市场；城建部门管理城市建设，自己也搞
城市建设，并进行自我质量监督；种子公司既是种子的生产经营者，又是种子生
产经营的管理监督者，等等。这种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局面，人为形成监督
不力。第二，立法执法部门纵向集权，条块分割，部门壁垒，相互之间缺乏协调
配合，结果造成执法工作形不成合力，相互掣肘，办事效率不高。第三，管理系
统交叉过多，职责不清。如对个体户的管理，涉及到工商、税务、物价、卫生等
多家执法部门，由于对同种法律行为有多种不同执法依据的交叉，客观造成立法
执法者不作为、乱作为或难作为。与此同时，我国立法执法队伍建设虽然经过多
年努力，有了长足进步，但是整体素质仍然不高。目前立法执法中存在的问题不
少，如越权执法、不作为违法、随意执法、乱施处罚等问题的出现，既有不懂法
而出错的，也有滥用权力而违法的。
因此，必须理顺现行立法执法体制，按照条块结合、适当分权、便于执法、
讲求实效的原则，走综合执法之路。要积极推行立法执法责任制。1997年，
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一切政府机关都必须立法，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实
行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立法执法责任制的核心是通过明确政府机关法定
立法执法职责，健全立法执法评议考核体系，落实立法责任追究机制，实现规范
立法执法行为的目的。立法执法责任制，要力求做到实际、简明、准确、可操作
性强。具体推行时，关键要抓好三个环节：一是清理立法执法主体，明确执法依
据和执法权限，切实减少立法机关在执法活动中的推诿扯皮现象，努力提高立法
效能；二是确定执法岗位，分解执法职责，严密执法程序，细化执法标准，切实
改变过去那种执法岗位不清，职责不明，权力行使层级之间“上侵”、“下夺”、
“左挤”、“右占”，相互扯皮、揽功诿过的现象，有效地规范立法机关内部管
理秩序，提高立法效率；三是架构执法评考体系，突出执法效能评估，完善立法
责任追究机制，将立法职权的行使与执法人员的年度考核奖惩紧密挂钩，实现行
政权的规范运作。
同时，要提高立法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其关键是要坚持“公开、平等、竞
争、择优”的原则，健全对立法执法人员的录用、考核、晋升、奖惩、辞职、辞
退等具体制度，突出严字，严格管理，严明纪律，赏罚分明，形成“能者上、平
者让、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机制。
四、在立法监督方面，现行立法执法
监督体系乏力，存在缺陷
目前，我国对立法权力的监督制约形成了自己的体系，这一体系包括权力机
关的监督、审判机关的监督、检察机关的监督、立法机关自身的监督、党的监督
以及新闻舆论、人民群众、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等的社会监督。应该说，我国
的监督体系是比较全面和严密的，它在实际工作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实践
中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以及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表明了立法
权力监督乏力和监督体系存在缺陷。这其中有立法方面的原因，也有监督机制上
的原因。立法方面，主要是缺乏监督的法律规定，以致使人民群众等一些社会监
督流于形式而得不到落实。监督机制上，主要表现为有些监督缺乏必要的独立性，
直接影响其监督作用的发挥。例如，作为立法系统内的专门监督的立法监察，由
于它与立法机关有着立法隶属关系，使得这种监督在实践中很难真正履行其监督
职责，以致弱监、虚监、失监现象相当严重。还有，立法复议也存在着一些亟待
解决的问题。目前，有些同志怕麻烦、推诿等不愿受理立法复议申请的情况还在
相当程度上存在，在立法复议决定上，还存在该撤销或者变更而维持的情况，上
下级之间“官官相护”的问题尚未彻底解决，等等。
因此，必须强化和完善立法执法监督制约机制，确保严格、公正执法。首先，
加强权力机关对立法执法工作的监督。完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职能，尽快
制定《人大监督法》。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选举和任免干部时，应该把是否具
备必要的法律知识，是否依法办事作为衡量干部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准。在听取他
们的述职报告时，应把他们领导的地区或部门的执法状况作为重要的考察内容。
各级人大常委会要通过听取和审议所在政府和单位实施法律、法规工作报告以及
组织代表检查、视察、评议执法工作等形式，督促立法机关做好执法工作。其次，
民主党派的监督、社会团体、人民群众以及新闻舆论的监督也必须努力落到实处，
使它们共同服务于人大监督这个中心，并形成监督合力。
综上所述，我国要实现立法，必须革除一切与立法的要求不相适应
的旧观念，必须进一步完善立法法律体系，必须理顺现行立法执法体制，提高执
法队伍素质，必须强化和完善立法执法监督机制。惟其如此，才能为解决我国依
法立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创造条件，不断推进立法的进程，实现依法治国的
宏伟方略。
资料来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
http://www.drcnet.com.cn/ 12/04/2003

④ 喻的喻的介绍

（梵dr!s!t!a^nta，藏dpe）因明学用语。指因明论式中，为使所立宗义清晰明白而使用的譬喻例证。
《因明入正理论疏》卷中（大正44·109a）︰‘喻者，譬也，况也，晓也。由此譬况（中略），令极明了，今由此况，宗义明极，故离因立独明喻名。’在因明论式中，先举‘宗’以述立者所见，其次揭‘因’以示其理由，进而为证明其因堪能确立宗义，乃示以既知之譬喻以明其宗义。
此中，既知之譬喻即谓为‘喻’。喻有同喻、异喻。同喻谓其喻义与所立宗义、因义同类均等，反之则谓异喻。又，同喻应具足的条件中，与所立宗义同类的，称为‘宗同品’；与因义同类的，称为‘因同品’；异喻应具足的条件中，与所立宗义异类的，称为‘宗异品’，与因义异类的，称为‘因异品’。助因立宗的主体，称为‘喻体’，喻体的依处（例如瓶或虚空等，譬况物件）名为‘喻依’。组成同喻体的方法是‘合作法’，组成异喻体的方法是‘离作法’。合作法是先说其因同后说其宗同，离作法是先说其宗异后说其因异。不正的喻，称为‘似喻’。此中，不正的同喻，称为‘似同喻’；不正的异喻，称为‘似异喻’。似同喻有︰能立法不成、所立法不成、俱不成、无合、倒合等五种似喻；似异喻有︰所立法不遣、能立法不遣、俱不遣、不离、倒离等五种似喻。◎附一︰沈剑英《因明学研究》第四章（摘录）(一)喻的意义和组成喻也是推理论证的依据。据《因明入正理论疏》说，‘喻’梵语又称‘达利瑟致案多’，本义是‘见边’，就是以喻这个所见之边，去推断宗这个未见之边。故无著《阿毗达磨集论》卷七云（大正31·693c）︰‘立喻者，谓以所见边与未所见边和会正说。’如以瓶喻声，瓶就是所见边，声就是未所见边。从瓶有所作性因而是无常的，比知声有所作性因而必定也是无常的，这就是以所见边比知未所见边。这种比知的方法，在汉语中叫做譬喻。因此‘见边’一词按汉语习惯意译为‘喻’。《因明入正理论疏》卷中云（大正44·109a）︰‘喻者，譬也，况也，晓也。由此譬况，晓明所宗，故名为喻。’譬况就是比喻；晓，则是使人了解的意思。喻就是通过譬况来使人了解所立之宗的。不过因明学上的喻与修辞学上的比喻并非一回事。如我们形容一个人力气很大，就说某人力大如牛，这并不是说某人的力气真的像牛那样大，可见修辞学上的比喻只是从形象生动出发而并不讲究严密。因明学上的比喻则不要求形象生动而要求严密，如以瓶喻声就是。从表面上看，瓶子与声音并无可以比喻的地方，但在这两个事物的内部，却存在所作和无常这样一些共同的属性，因明的喻正是取两事物属性上的某些共同点来作比的。但是把喻解释为‘见边’也罢，‘譬况’也罢，都只是古因明中喻的涵义，用以说明喻这个名称的由来是可以的，但用来说明新因明中喻的本质是不够的。在古因明，喻只是宗、因、喻、合、结五支中的一支，它只起例证的作用；而在新因明，喻却是宗、因、喻三支中的一支，它已不仅仅是例证的援引，而还有因果关系的表述。因此，新因明中的喻，实是喻、合二支的综合体，是因果关系的带例说明。这样，它就与三段论的大前提在性质上大体相当了。由于新古因明中喻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因而在喻的组成上也有很大的不同。古因明把例证当作喻体，如立声是无常，所作性故，譬如瓶等，这瓶就是喻体。新因明则把瓶仅仅看作是喻依（喻体之所依的意思），而把瓶所具有的所作因而无常之义抽出来作为喻体（即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
。因明三支作法中的喻就不同了，它不仅提出推论的普遍原则（喻体），还对这普遍原则的来源进行说明（喻依），从正（同喻）、反（异喻）两方面审察普遍原则的可靠性，因而能及时发现错误，予以纠正。这一点可以拿三段论和三支作法的例子加以分析说明，例如︰凡金属均系固体，铜是金属，故铜是固体。这个三段论从结构上来看完全符合推理规则，但是它的大前提却是虚假的，而且很容易为人所忽略，因为在人们的头脑里，金属的一般特点是坚硬的固体。而在三支作法中，理由与推断之间如果缺乏必然的联系，往往可以通过喻支的正反归纳得到检验。例如︰铜是固体，（宗）以金属故，（因）凡金属均系固体，譬如铁，（喻）凡非固体均非金属，譬如水，……水银（？）。（异喻）在这个例子中，‘金属故’因周遍有法‘铜’，符合第一相遍是宗法的规定；同喻‘如铁’也符合第二相同品定有的规定；但到了异喻，归纳中却发现了问题，因为水固然不是固体而且也不是金属，但水银虽非固体却是金属，有了这例外，就违反‘异品遍无’的原则，足以把‘凡金属均系固体’的普遍原则给推翻了。在提出普遍原则时立即用归纳的方法加以审察，表明因于注重于知识的真理性，而不只是推导形式的正确性。在三支作法中，演绎与归纳的结合主要体现在喻支上，因此喻支较之三段论的大前提要复杂得很多。大前提一般由一个命题充任，而喻支按其法式须由两个命题（同喻体、异喻体）和两个概念（同喻依、异喻依）组成。这是喻在组成形式上不同于大前提的地方。倒是在‘墨辩’中，常见有与喻支相类似的、以归纳来推证普遍命题的作法。例如︰负而不挠；（类于宗）说在胜；（类于因）衡木，加重焉而不挠，极胜其重也；（类于同喻）右校交绳，无加焉而挠，极不胜重也。（类于异喻）当然，像这样的论式是《经》与《经说》的结合体，其中‘负而不挠，说在胜’属于《经下》，‘衡木，加重焉而不挠，极胜其重也；右校交绳，无加焉而挠，极不胜重也。’，属于《经说下》。在‘墨辩’中，把《经》与《经说》结合起来看，有不少这样的论式，一般是《经》说了相当于宗、因的部分，《经说》则补充相当于喻的部分。与喻相当的这一部分，‘墨辩’称之为‘类’；其中相当于喻体的部分，‘墨辩’称为‘推’；相当于喻依的部分，‘墨辩’称作‘譬’。可见，在论式的组成上，‘墨辩’与因明有不少类似之处。喻的作用在于考察事物间是否具有真正的因果关系。关于因果联系的探求虽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归纳是在清楚认识到的特殊中表示出其蕴藏着的一般’（《辩论常识篇》），因而他主张用归纳法来探求事物的因果联系，但对探求因果联系的逻辑方法的系统研究，却始于培根（1561～1626）。而因明却很早就把探求因果联系的归纳方法融入推理式了︰古因明五支作法中的喻、合、结三支就是归纳法的具体运用；新因明虽然取消了合、结两支，但并未放弃归纳法的运用，而是把合支归摄于喻支之中，使演绎和归纳结合得自然而紧密，因而因明在归纳法的运用上是有悠久历史的。（中略）在形式逻辑判明因果关系的五种归纳方法中，以差异法为最重要，它常用来验证契合法所得的结论，使之获得最大的可靠性；穆勒自己也最推崇差异法，认为它是最‘完全的’。从我国的‘墨辩’来看，似乎也是以差异法为主的，如在《经》与《经说》中，就独以‘它者异’（异喻）为多，而‘它者同’（同喻）则反为少见。但是因明却以同喻为主，以异喻为助，因为因明学认为同喻实际上已包摄异喻（同喻以表诠为主，凡表诠总是亦遮亦表的），异喻只是从反面防止因的滥用罢了。因此在因明立量中，省略同喻的很少，而异喻则常常被省略。综上所述，所谓喻，就是因果关系的带例说明，同异二喻就是推论的依据，与演绎推理的大前提大体相当；其地位虽不及大前提，但其功能却兼及归纳，因此在组成形式上较大前提为复杂。◎附二︰陈望道《因明学》第三篇（摘录）喻的谬误共有十种，名为似喻十过。喻的十过，可以折半分为两群；前五过是关于同喻的，后五过是关于异喻的。但这喻的十过全体都颇和前述因的十四过性质不同。前述因过都属三相门︰阙第一相者成四不成，任阙第二、第三一相者成六不定，并阙第二、第三两相者成四相违，于窥基关于过失的所谓‘义少阙’、‘少相阙’的分类之中，因的过失都是属于少相阙这一边。然而喻的十过，却全在检点三支门，在窥基上述过失的分类中属于义少阙。无非为了既由三相门，检点了因底完否，见没有少相的过失了，再就三支门，检点言语上有无过失而设。原本在少相阙中，阙后二相者，在喻也必不免有过失。所以凡是有少相阙的，可以说是必定也有义少阙的。从这一点说，既经检点了少相阙，似乎更无检点义少阙的必要。但有义少阙的，却不一定都有少相阙。因为也许义理本全，而言语上却有缺点的。如无合、倒合便是。又或喻所当引用的不引用，而喻所不当引用的倒引用了，以致在三相门上虽然满足，而在三支门上则不免有过失。所以在三相门检点了一道因的过，还得在三支门上再检点了一道喻的过。这是喻过和因过的性质不同处。

⑤ 为什么立法有一定滞后现象

有关立法滞后产生的主要原因
（一）立法理念的偏差
我国立法的被动性首先体现在立法理念的偏差上。马克思主义立法观以立法与社会物质基础相互关系作为我国立法的总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立法观认为，立法的基础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立法者不是在制造法，而仅仅是在表述法的观点等。它强调物质的决定性和立法的客观性，但是理论和实践中曲解了它的内涵，在理念上产生了偏差：一方面认为一切立法行为都是因为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而存在而发展，形成经济基础决定法的观点，片面看待立法，以至于一切与立法有关的行为都围绕经济展开，忽视了与社会管理紧密相关的立法，以至于社会生活中悲剧频发而相关立法却少之又少；另一方面认为立法就是对社会物质的刻板写照，否定了立法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对于社会的积极反作用。这就反映在一种具体的指导思想上，即先改革后立法的指导思想――以政策引导改革实践，积累改革经验，最后用法律的形式予以确认。从立法工作看，过去着重考虑法律确认改革成果的作用较多，而对法律指导和推动改革的作用认识不足，由此造成：一是立法不适应改革的要求，许多在改革中产生的新事物，得不到立法的及时确认；二是不善于运用法律手段推进改革，仍习惯运用软约束的政策性文件。产生这种格局的原因是政策灵活多变，在我国建立初期，百废待兴，无法可依的时候，政策的作用不容小觑。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加深，社会飞速发展，政策治标不治本的弊病逐渐凸显，尤其是不具有国家强制力的特点，亟待法律的引导和监督。“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滞后立法观对于瞬息万变的社会管理情形已经捉襟见肘。因此这种旧的立法思想已经妨碍了社会管理相关法律的创新与完善，从而使得改革中出现的新矛盾找不到法律途径来化解，政策思想得不到真正贯彻实施。
（二）立法运用的被动
特定时代的法只能是对特定阶段法律关系一般性、普遍性的反映，那么希望立法事无巨细，涵盖一切法律关系，在现实社会中是不可能的。而面对社会高速的转轨，立法永远都是滞后的，这个论断毋庸置疑。我国法律体系具有成文法系的特点，注重法律的稳定性，所立之法一经公布确立并且生效实施，就不能朝令夕改，随意变动。而我国的社会体制正由封闭向多元开放的社会转型，各种社会关系大量推陈出新，而法律的稳定性面对这样多变的社会关系所表现出来的软弱，是任何一个快速转轨的国家无法避免的尴尬。社会关系迅速发展，由此提出的繁重的立法任务，对我国立法者们来说也压力不小。
（三）立法预测的轻视
社会变革与立法息息相关，也是立法的强大推动力。党中央提出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这与我国社会所反映的重要问题和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急迫程度有密切关系。社会问题主要存在于基层社会，当它们能够引起党中央领导高度关注的时候，证明其影响范围较大又急需解决了。其中与立法相关的热点问题，尤其是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立法，亟待我们认真梳理、制定和完善。但是这些热点民生问题，在现实社会中已经存在多时，并且引发了不小的社会矛盾，直至出现重大悲剧性后果才引起立法者们的思考和关注。以食品安全为例，近年来，毒奶粉、“苏丹红”辣酱、石蜡火锅底料、瘦肉精、毒大米、地沟油……问题食品之多，涉及范围之广，造成恶果之重，已到了令人谈“食”色变的地步，特别是2008年爆出的“三鹿奶粉事件”，直接推动了当时正在三审中的《食品安全法（草案）》8个方面的修改。按照道理说，该制定中的法案应该将这些社会频发的重大食品安全问题考虑进去，为什么却又在悲剧发生后才进行所谓的调整和修改呢？立法如此滞后于社会需求，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不论是立法学研究还是立法实践以及立法制度的法律规定中，对立法预测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运用一定的方法和手段，考察和测算立法的发展趋势和未来状况，这就是立法预测。立法预测的主要任务是探寻现阶段和今后一定时期内应当通过立法途径加以解决的社会关系，同时对该社会关系进行立法预期达到的社会效果、可能产生怎样的社会影响进行研究评估。它的存在主要保证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从而有利于立法者作出科学适时的制定、修改、废除和完善法律法规的决策。因此，立法预测是立法准备阶段的关键环节。随着社会管理活动的发展，一些重大社会矛盾应成为立法活动的重点，由于这些问题在社会管理中本来就很难解决，通过立法对这些事项进行利益博弈，自然也会给立法工作带来极大挑战，因此需要深入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通过严谨的立法准备工作，才能充分认识和把握社会矛盾的发展变化，保证立法质量，使制定出的法律、法规尽可能具有可行性和前瞻性。然而在立法实践中，我国立法预测非常落后，缺乏对其理论、方法、技术、条件的研究，没有立法预测的专门机构和专业人才；在立法实践中，很少有人涉猎立法预测问题，因此法案起草者在立法技术、社会科学研究技术、立法理论和方法论上缺乏适当的训练。正是由于对立法预测的忽视，导致立法者不能深入社会了解社会一线问题，形成了两种负面的立法态度和方法：（1）盲目的、随意性的态度和方法，想到什么法就立什么法，喜欢立什么法就立什么法；（2）消极的、被动的态度和方法，哪方面出了问题就立哪方面的法，哪方面需要应付就立哪方面的法。综上所述，一些法律的出台缺乏主动性、科学性，而令社会管理活动无法同步进行，甚至就算颁布了却因缺乏现实性而无法执行，坐等社会矛盾的激烈爆发，以悲剧收场。可见，滞后立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已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这与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和要求不相适应。
（四）信息沟通机制的缺失
立法是国家重大的政治活动，用来调整社会关系、缓解社会矛盾的有效手段之一，在这一活动的过程中，立法行为不会也不应该是完全独立的，而是通过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把各种利益诉求融入立法中。然而，就是因为两者互动不够，造成立法者盲目、被动。从一方面来看，立法的行为过程本应该就是需要公民积极参与的民主立法，在广泛收集民意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的立法预测。但是在立法实践过程中，由于经常遇到一些复杂艰深的专业问题，所以法律草案起草者大多是专门的学者和专家，从法案到法的过程几乎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状态下进行，立法的公开渠道不够畅通，公众参与的可能性较小，过多的依赖于“精英”立法，导致各种利益群体少有途径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无法在相互交流基础上进行利益博弈最大化。
近年来，我国立法学界已经认识到“公民参与”的重要性和急迫性，公民参与立法的呼声一波高过一波，为了能更全面地反映不同群体、不同阶层民意对立法的愿望和要求，立法不论在制度上和还是实践中都有所考虑，并开通了多种渠道吸引公民参与，直接体现民主立法，但是发展相当缓慢，成效不明显。这些都表明了立法机关和民众之间并没有建立一种长期、有效和直接的互动机制，这种良性循环的缺失，直接导致立法没有以一定的科学方式和手段对民主内容进行必要的集中，也没有从广泛的、宏观的、甚至是零散的和盲目的话语中提炼出能够真正反映绝大多数人民的意愿，立法与民众意愿出现鸿沟，自然容易形成立法滞后。

⑥ 家喻户晓中 喻 字的意思

喻
yù
〈动〉
(形声。从口,俞声。本义:告知,把情况通知某人。同“谕”)
同本义 [inform]
喻,告也。——《广雅》
教之以利,而喻诸德者也。——《礼记·文王世子》
[灌婴]乃留兵屯荥阳,使使喻齐王及诸侯与连和,以待吕氏之变而诛之。——《史记》
晓喻;开导 [report]
前后告喻,曾无悛改。——《三国志》
又如:喻勉(开导勉励);喻教(开导教育)
知晓;明白 [know]
君子喻于义。——《论语·里仁》。皇疏:“喻,晓也。”
单足以喻则单。——《荀子·正名》。注:“喻,晓也。”
以喻客意。——《后汉书·杜笃传》
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孟子·告子下》
又如:家喻户晓;喻旨(知晓旨意);喻愿(对某事明白并乐于为之);喻以利害;劝喻;不可以理喻
比喻 [raw an analogy]
罕譬而喻。——《礼记·学记》
在于早谕教。——《汉书·贾谊传》
不足以喻其美。——《警世通言》
又如:喻名(比称;形容);喻为“生物树”
远古黄帝时候，黄帝有个医官叫俞 ，他就是喻姓的祖先。俞医官的后人早先还姓俞，也多数善于医药这一行，比如到了五代的时候，就有个人叫俞药。而到南宋时，俞姓里有个俞樗，聪明好学，举为进士，又多才多艺，并且也通世故，看人外貌就能辨别他的好坏。皇帝喜欢他的无所不知，样样知喻，就将喻姓恩赐给他，这样与他本来的姓区别不大，又很有趣。
聚集地： 地望分布 湖北江夏郡，江西南昌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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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名人： 家族名人
喻猛:字骄孙，东汉人，和帝 (89-104) 时任苍梧太守，以清白为治，郡人颂之。
喻皓:宋代建筑学家，中国的古建筑不象西方用石头建造，而是木建筑，在世界上称为一绝。喻皓写的《木经》是木建筑史的重要文献。喻皓在当时的京都开封 一座高塔，刚造好时是歪的，许多人叽笑他，可是十多年过去却慢慢直了，原来喻皓考虑到了当地风大。
喻培伦：近代民主革命者，曾参加广州起义，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后被追赠为“大将军”。
喻氏 036
历史来源 「喻」源出 ;
一 ; 西汉时，苍梧太守谕猛，始改姓为「喻」。东晋时有谕归，本为喻猛之后裔，改姓为「喻」。此后史书无谕姓，晋改为「喻」。
二 ; 赐姓，据《宋史．儒林传》所载，南宋时有愈�，为梁愈药之后，皇帝赐姓为「喻」。佛学知识【喻】（梵dr!s!t!a^nta，藏dpe）因明学用语。指因明论式中，为使所立宗义清晰明白而使用的譬喻例证。《因明入正理论疏》卷中（大正44·109a）︰‘喻者，譬也，况也，晓也。由此譬况（中略），令极明了，今由此况，宗义明极，故离因立独明喻名。’在因明论式中，先举‘宗’以述立者所见，其次揭‘因’以示其理由，进而为证明其因堪能确立宗义，乃示以既知之譬喻以明其宗义。此中，既知之譬喻即谓为‘喻’。喻有同喻、异喻。同喻谓其喻义与所立宗义、因义同类均等，反之则谓异喻。又，同喻应具足的条件中，与所立宗义同类的，称为‘宗同品’；与因义同类的，称为‘因同品’；异喻应具足的条件中，与所立宗义异类的，称为‘宗异品’，与因义异类的，称为‘因异品’。助因立宗的主体，称为‘喻体’，喻体的依处（例如瓶或虚空等，譬况物件）名为‘喻依’。组成同喻体的方法是‘合作法’，组成异喻体的方法是‘离作法’。合作法是先说其因同后说其宗同，离作法是先说其宗异后说其因异。不正的喻，称为‘似喻’。此中，不正的同喻，称为‘似同喻’；不正的异喻，称为‘似异喻’。似同喻有︰能立法不成、所立法不成、俱不成、无合、倒合等五种似喻；似异喻有︰所立法不遣、能立法不遣、俱不遣、不离、倒离等五种似喻。◎附一︰沈剑英《因明学研究》第四章（摘录）(一)喻的意义和组成喻也是推理论证的依据。据《因明入正理论疏》说，‘喻’梵语又称‘达利瑟致案多’，本义是‘见边’，就是以喻这个所见之边，去推断宗这个未见之边。故无著《阿毗达磨集论》卷七云（大正31·693c）︰‘立喻者，谓以所见边与未所见边和会正说。’如以瓶喻声，瓶就是所见边，声就是未所见边。从瓶有所作性因而是无常的，比知声有所作性因而必定也是无常的，这就是以所见边比知未所见边。这种比知的方法，在汉语中叫做譬喻。因此‘见边’一词按汉语习惯意译为‘喻’。《因明入正理论疏》卷中云（大正44·109a）︰‘喻者，譬也，况也，晓也。由此譬况，晓明所宗，故名为喻。’譬况就是比喻；晓，则是使人了解的意思。喻就是通过譬况来使人了解所立之宗的。不过因明学上的喻与修辞学上的比喻并非一回事。如我们形容一个人力气很大，就说某人力大如牛，这并不是说某人的力气真的像牛那样大，可见修辞学上的比喻只是从形象生动出发而并不讲究严密。因明学上的比喻则不要求形象生动而要求严密，如以瓶喻声就是。从表面上看，瓶子与声音并无可以比喻的地方，但在这两个事物的内部，却存在所作和无常这样一些共同的属性，因明的喻正是取两事物属性上的某些共同点来作比的。但是把喻解释为‘见边’也罢，‘譬况’也罢，都只是古因明中喻的涵义，用以说明喻这个名称的由来是可以的，但用来说明新因明中喻的本质是不够的。在古因明，喻只是宗、因、喻、合、结五支中的一支，它只起例证的作用；而在新因明，喻却是宗、因、喻三支中的一支，它已不仅仅是例证的援引，而还有因果关系的表述。因此，新因明中的喻，实是喻、合二支的综合体，是因果关系的带例说明。这样，它就与三段论的大前提在性质上大体相当了。由于新古因明中喻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因而在喻的组成上也有很大的不同。古因明把例证当作喻体，如立声是无常，所作性故，譬如瓶等，这瓶就是喻体。新因明则把瓶仅仅看作是喻依（喻体之所依的意思），而把瓶所具有的所作因而无常之义抽出来作为喻体（即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兹将新古因明的喻对照如下︰┌─────────┬──────────────┐│古因明│新因明│├─────────┼──────────────┤│声是无常，（宗）│声是无常，（宗）││所作性故，（因）│所作性故，（因）││譬如瓶等。（喻体）│若是所作，见彼无常，（喻体）│││譬如瓶等。（喻依）│└─────────┴──────────────┘把喻分为喻体和喻依两部分，这是陈那的一大贡献，标志着由他开创的新因明是以宗因二法的‘不相离性’（大词包摄中词，如‘无常’包摄‘所作’）为推理基础的。胜论派的重要理论家赞足受到陈那逻辑理论的影响，也主张以‘不相离性’为推理的基础（然而他仍坚持五支论式）。这‘不相离性’与‘遍充’（即（回转’）是同义词，意指‘包含’，即全体包含部分，类似于传统逻辑所谓的‘遍有遍无公理’（曲全公理）。(二)喻的地位与功能喻大体相当于大前提，但是喻的地位却不及大前提重要。在演绎推理中，大、小前提的地位是不分上下的，但在因明中，喻却只是助能立，是助因，是因的辅助成分。故《庄严疏》卷一云︰‘以因显宗未极，立喻令义而边。’‘显’是显示，‘极’就是边际。这就是说，喻是在因未能充分证明宗得以成立时用来协助因达到成立宗的目的的。因而按因明的惯例，如果立论者说了宗与因，对方即已解悟，这喻就可省略不说。故《因明入正理论疏》卷中云（大正44·113a）︰‘若敌、证等闻此宗因，如其声上两义同许，即解因上二喻之义，同异二喻俱不须说。’当然，演绎推理也常有省略的情况，但它的省略比较自由，或省略大前提，或省略小前提，或省略结论不定，可视需要进行。因明三支的省略却只限于同异二喻，由此也可见这喻在三支中的地位是并不十分重要的，不及演绎推理中的大前提。不过，从喻的功能上来看，又略胜于大前提。三段论的大前提在于指明着遍的原则，至于这普遍的原则是如何获得的，则并未加以说明。这样，大前提如果虚假，就不易发觉。因明三支作法中的喻就不同了，它不仅提出推论的普遍原则（喻体），还对这普遍原则的来源进行说明（喻依），从正（同喻）、反（异喻）两方面审察普遍原则的可靠性，因而能及时发现错误，予以纠正。这一点可以拿三段论和三支作法的例子加以分析说明，例如︰凡金属均系固体，铜是金属，故铜是固体。这个三段论从结构上来看完全符合推理规则，但是它的大前提却是虚假的，而且很容易为人所忽略，因为在人们的头脑里，金属的一般特点是坚硬的固体。而在三支作法中，理由与推断之间如果缺乏必然的联系，往往可以通过喻支的正反归纳得到检验。例如︰铜是固体，（宗）以金属故，（因）凡金属均系固体，譬如铁，（喻）凡非固体均非金属，譬如水，……水银（？）。（异喻）在这个例子中，‘金属故’因周遍有法‘铜’，符合第一相遍是宗法的规定；同喻‘如铁’也符合第二相同品定有的规定；但到了异喻，归纳中却发现了问题，因为水固然不是固体而且也不是金属，但水银虽非固体却是金属，有了这例外，就违反‘异品遍无’的原则，足以把‘凡金属均系固体’的普遍原则给推翻了。在提出普遍原则时立即用归纳的方法加以审察，表明因于注重于知识的真理性，而不只是推导形式的正确性。在三支作法中，演绎与归纳的结合主要体现在喻支上，因此喻支较之三段论的大前提要复杂得很多。大前提一般由一个命题充任，而喻支按其法式须由两个命题（同喻体、异喻体）和两个概念（同喻依、异喻依）组成。这是喻在组成形式上不同于大前提的地方。倒是在‘墨辩’中，常见有与喻支相类似的、以归纳来推证普遍命题的作法。例如︰负而不挠；（类于宗）说在胜；（类于因）衡木，加重焉而不挠，极胜其重也；（类于同喻）右校交绳，无加焉而挠，极不胜重也。（类于异喻）当然，像这样的论式是《经》与《经说》的结合体，其中‘负而不挠，说在胜’属于《经下》，‘衡木，加重焉而不挠，极胜其重也；右校交绳，无加焉而挠，极不胜重也。’，属于《经说下》。在‘墨辩’中，把《经》与《经说》结合起来看，有不少这样的论式，一般是《经》说了相当于宗、因的部分，《经说》则补充相当于喻的部分。与喻相当的这一部分，‘墨辩’称之为‘类’；其中相当于喻体的部分，‘墨辩’称为‘推’；相当于喻依的部分，‘墨辩’称作‘譬’。可见，在论式的组成上，‘墨辩’与因明有不少类似之处。喻的作用在于考察事物间是否具有真正的因果关系。关于因果联系的探求虽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归纳是在清楚认识到的特殊中表示出其蕴藏着的一般’（《辩论常识篇》），因而他主张用归纳法来探求事物的因果联系，但对探求因果联系的逻辑方法的系统研究，却始于培根（1561～1626）。而因明却很早就把探求因果联系的归纳方法融入推理式了︰古因明五支作法中的喻、合、结三支就是归纳法的具体运用；新因明虽然取消了合、结两支，但并未放弃归纳法的运用，而是把合支归摄于喻支之中，使演绎和归纳结合得自然而紧密，因而因明在归纳法的运用上是有悠久历史的。（中略）在形式逻辑判明因果关系的五种归纳方法中，以差异法为最重要，它常用来验证契合法所得的结论，使之获得最大的可靠性；穆勒自己也最推崇差异法，认为它是最‘完全的’。从我国的‘墨辩’来看，似乎也是以差异法为主的，如在《经》与《经说》中，就独以‘它者异’（异喻）为多，而‘它者同’（同喻）则反为少见。但是因明却以同喻为主，以异喻为助，因为因明学认为同喻实际上已包摄异喻（同喻以表诠为主，凡表诠总是亦遮亦表的），异喻只是从反面防止因的滥用罢了。因此在因明立量中，省略同喻的很少，而异喻则常常被省略。综上所述，所谓喻，就是因果关系的带例说明，同异二喻就是推论的依据，与演绎推理的大前提大体相当；其地位虽不及大前提，但其功能却兼及归纳，因此在组成形式上较大前提为复杂。◎附二︰陈望道《因明学》第三篇（摘录）喻的谬误共有十种，名为似喻十过。喻的十过，可以折半分为两群；前五过是关于同喻的，后五过是关于异喻的。但这喻的十过全体都颇和前述因的十四过性质不同。前述因过都属三相门︰阙第一相者成四不成，任阙第二、第三一相者成六不定，并阙第二、第三两相者成四相违，于窥基关于过失的所谓‘义少阙’、‘少相阙’的分类之中，因的过失都是属于少相阙这一边。然而喻的十过，却全在检点三支门，在窥基上述过失的分类中属于义少阙。无非为了既由三相门，检点了因底完否，见没有少相的过失了，再就三支门，检点言语上有无过失而设。原本在少相阙中，阙后二相者，在喻也必不免有过失。所以凡是有少相阙的，可以说是必定也有义少阙的。从这一点说，既经检点了少相阙，似乎更无检点义少阙的必要。但有义少阙的，却不一定都有少相阙。因为也许义理本全，而言语上却有缺点的。如无合、倒合便是。又或喻所当引用的不引用，而喻所不当引用的倒引用了，以致在三相门上虽然满足，而在三支门上则不免有过失。所以在三相门检点了一道因的过，还得在三支门上再检点了一道喻的过。这是喻过和因过的性质不同处。
喻姓是中华古老姓氏之一，早在唐、宋时期撰写的百家姓氏一书中，喻姓就收入其中。据史书记载，喻姓起源于黄河流域，主要生活在我国中原一带，为我始祖。
我启祖沿革是：清朝鼎盛时期的康熙年间，同宗启祖三公，按清政府的旨意，从始祖地湖广省麻城县孝感乡大石堡迁移而来。初迁到邛州临济、冉场和蒲江大塘。然后，四启祖也从始祖地来到蒲江大塘，形成三个集中点。
据二至七代残存祖碑碑文中记载：有不少后生，为了生计，又从三个集中居住地迁居川西、川康各州市县，由于年代久远，加之社会变化、信息封闭、交通不便等多方原因，都各自立排行至今。
今朝三个集中居住点现存的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代后生悉知启祖四公原为同组兄弟时，一致要求：认祖归宗，成立建碑委员会，组建纪念碑。
由于社会变迁和一度变革，三个集中点的家祠被毁，墓基垮塌，不少碑石改作他用，族谱失传，老者叹息，少者欲祖源。建委一行人跑遍邛崃临济喻杠村、冉义、羊安，名山县百丈、茅河，蒲江县大塘、大兴、甘溪等地，通过老者讲述，以及目睹者传说，抄录了残存的几十处碑文，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组建了认祖归宗、联祖联宗纪念碑，但由于水平有限，加之资料缺乏，缺陷在所难免，望后人复兴成全。

⑦ 目前我国的税收立法存在哪些问题

目前税收立法权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及其部门税收立法权过大
198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发布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的决定》，在我国开了授权立法的先河。从目前情况来看，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法》和《个人所得税法》等三部法律由全国人大立法外，其他有关税收方面的法律、法规等全部授权国务院及其相关主管部门颁布、发布、制定、修订等。为此笔者认为，授权立法虽然顺应了税收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新情况，但同时也生以下问题。
1．大量的立法授权，其透明度不够。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等各种性质的企业层出不穷，企业的经济效益不断提高，职工和个人的收入也随之不断增长，税收已涉及到千家万户和每个公民。任何法律、法规或者规章，都要有人来执行和遵守。因此税收立法程序透明、公开、公正显得尤为重要。按照目前我国的立法程序，税收法律是经国务院提议，由代表全国人民意志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具有相当的广泛性、代表性和透明度，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人民的意志。而国务院及其税务主管机关制定的税收法规，尤其是税务主管机关制定的税收法规，其广泛性、代表性、透明度可以说很低。首先立法不讲程序。如我们在日常工作看到的税务机关颁发的文件中，常常用到“经国务院领导同意……”的字眼，或者干脆把某某领导同志的讲话作为文件下发也不乏其有。在行政立法过程中普遍存在“有程序规定不照办，没有程序规定更好办”的情况。其次对税收立法缺少有力的监控机制。在我国现行的立法体制中，对税收立法的监控规定不是很完善，不论是事前的监督，还是事后的监督，具体的监督部门、监督措施甚至监督程序无法落实，从而使得带有部门利益倾向的税收立法纷纷出台。如税收任务作为考核指标后，有的地方把税收收入作为对税务部门主要的考核指标，任务完成有奖，完不成一切免谈，实行一票否决，于是在一些地方税务部门为了本部门利益，出现收取“过头税”、“寅吃卯粮”虚假入库等种种奇怪现象。
2．立法层次较低，缺乏权威性。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作为国家经济生活中重要的税收立法，很少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绝大部分由其授权政府部门来制定，如当前我国税收收入中，绝大部分是增、消、营流转税、企业所得税等，而这些税收立法权、解释权、修订权等在国务院及其主管行政部门。诚然，作为国务院及其主管的行政部门制定的法规和规章，是在人大授权的范围之内，也具有相当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但不可否认的，这些并不是法律，不具有与人大所制定的法律有同等的地位。
3．绝大部分税权具有浓厚的行政命令。在任何国家或地区，凡是涉及到国民财富的调整，涉及到企业财产的再分配的税收制度的问题，其税权立法权必须由立法机关制定相关法律，政府和行政部门必须严格执行。然而我们国家恰恰相反，几乎所有涉及到企业和个人的财产和财富的分配，均由政府部门及其行政部门制定相关制度，然后命令下级政府部门及其行政部门遵照执行。如1993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国发[1993]85号）、《批转国家税务总局工商税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1993]90号），这两大牵涉到中央与地方经济利益，牵涉到所有国人和企事业单位财富分配的重大财税体制改革的制度，全部由政府部门制定，时至今日，始终没有超越这种行政行为的局面。
4．立法权与执法权出于同一主体，不能保证执法的公正。这里讲的立法权是指税务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制定的法规、规章、决定等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税收规范性文件的权力。从法理上讲，税务机关在法律规定的授权范围内制定相关税收政策似乎是合理的，也是合法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它也是税收执法部门。首先，它是行政立法，不是由民意代表制定，广大纳税人参与的机会少，且程序相对简单，有的根本不按程序，并不能保证依法治税和保护纳税人权利；其次，有些税务法规具有很强的特需性，即税务机关往往根据自身的需要制定一些特定的规定。
（二）政府部门税收立法权部门利益化倾向日趋严重。
1．行政利益和行政自利性非常明显。现代社会利益多元化趋向日趋明显，行政管理领域内除了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个人利益以外，还有不容忽视的行政利益，即行政机关在上述利益之外所独立主张和追求的、纯粹出于行政考虑的利益。就与公共性相对应的行政自利性而言，行政机关是由人组成的，自然不能摆脱人所固有的自利性。行政利益和行政自利性是非法定的，但却是客观存在的。如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的问题，主管财税财政部认为，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过渡期以来，内外资企业税负不均，既有悖于税收的国民待遇原则，不利于平等公平竞争，也影响内资企业进一步提高竞争能力，强调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必须进行；而在同一问题上主管外国企业投资管理和吸引外资的商务部对此并不认同，认为给外资企业一定的优惠并不违反世贸组织的国民待遇原则，不同意马上取消这一税收优惠政策。这本来是全国人大立法机构的事，而由于我国目前的税收立法体制造成了国务院两个主管部门出于不同利益考虑，对同一问题得出相反的结论，这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
2．税收法规制定权不符合规定。根据我国目前的税收管理体制，税收法规的制定权应在国务院及其主管全国税务机关的国家税务总局。如《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凡由税务机关征收的各种税收征收管理，均使用于该法，同时规定，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主管全国税收征收管理工作，这就意味着，国务院对凡涉及《税收征收管理法》所辖的一切涉税事务，能授权的均应授权给国家税务总局负责管理。但就目前情况看并非如此。如全国人大授权给国务院的《增值税条例》、《消费税条例》等，其实施细则均由财政部负责颁布，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负责对其进行解释 。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的职能和职责范围有很大区别，财政部参与类似上述纯粹税收法规的制定，与全国人大颁布的《税收征收管理法》有关立法精神不符。
3．立法活动与立法过程中的利益驱动现象。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在立法过程中广泛存在，尤其是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在立法过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由于每一件立法的出现，都必然意味着某种国家权力的授予或分配，而权力则意味着某种潜在的利益，因是之故，各种五花八门的立法也就有可能出台。虽然我国《立法法》就关于立法权限的分配问题已经十分明确，但除了客观方面的原因外，在立法过程中对自身利益、部门利益追求现象存在不争的事实。如中央三令五申要维护国家税收法律、法规的统一性、严肃性和权威性，各地方政府和部门不得擅自出台税收优惠政策。但各地政府和部门为了吸引外来投资，以发展地方经济为由，竞相设立所谓的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大开税收优惠政策口子，今天这个地方出台企业所得税二免三减半政策，明天那个地方马上出台更优惠的税收政策，为了自身利益，滥用《立法法》所赋予的权力，完全把国家税收法律置于脑后。
4．行政“立法”，实质上就是利益分配的产物。所有的立法，都是权力和权利的再分配，涉及税收立法权的争夺也是如此，不客气地借用经济学的术语，是“设租”与“寻租”的产物。通过这些立法，某些政府部门所拥有的审批权、管理权、许可权得到了扩张，其所谓的利益（隐性的、潜在的、不易人们发觉的）得到了维护，因此，有些部门在立法过程中根本不顾社会公正与大众利益，甚至是国家利益，不怕麻烦，想方设法地拼命把所谓的权力揽在怀中，以在社会管理中取得最大权力。这种情况在某些社会性立法及政府对经济的管制性立法中也极为常见。
（三）征纳对象之间的法律地位及不对称。
从目前立法程序和立法精神的情况来看，由于我国的税收立法主要是行政立法，几乎所有涉及到纳税人的法规、规章等，主要强调的国家权力和纳税人的义务，而相对忽视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和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这种情况从我国的税收法规中最高法律《税收征管法》中就有体现。如《税收征管法》中规定，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等等。这些行政处罚的幅度过大，会造成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在《税收征管法》 未明确、全面规定纳税人的权利，税收征管中侵犯纳税人合法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如前几年国家大量赊欠企业出口退税现象十分严重，要知道享受国家出口退税是国家给予出口企业法定的优惠政策，也是国际惯例，纳税人这些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

⑧ 立法制度的定义

立法制度是国家法制整体中前提性、基础性的组成部分。没有好的立法制度，便难有好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因而再好的执法、司法制度也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实现法治或建设现代法治国家便没有起码的条件。
立法制度的状况是国家法制状况的更直接、更明显的标志。从结构的角度看，有没有健全的立法制度，直接反映出一国法制健全与否。从民主的角度看，立法权是否属于人民，立法机关是否由民意产生，立法程序或立法过程是否民主、是否有透明度，都直接和明显地反映出一国法制的民主化程度。从特色的角度看，立法机关所立之法在国家法的渊源体系中居于何种地位，其他国家机关对法的渊源的作用程度，是当今民法法系与普通法法系各具特色的一个重要分野。 立法制度有成文和不成文两种形式。成文立法制度是以法的形式确定的立法活动、立法过程所须遵循的各种准则。不成文立法制度是立法活动、立法过程实际上所须遵循但并没有以法的形式确定的各种准则。一国立法制度成文化的程度与该国整个法制和法治的发达程度一般成正比。现代立法制度主要是成文制度，许多国家不仅在宪法和宪法性法律中对立法制度作出规定，还有关于立法制度的专门立法。现时中国立法制度处于走向完善的发展过程中，宪法对立法制度的有关方面作出了原则规定，新近通过实施的《立法法》对中国现行立法制度的有关方面作出了较为具体的规定。

⑨ 农业部立法工作规定

第一章总则第一条 为规范农业部立法工作，保证立法质量，根据《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和《法规规章备案条例》，制定本规定。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立法工作包括：
（一）农业部起草法律草案、行政法规草案的工作；
（二）农业部制定部门规章的工作；
（三）农业部参与的农业立法工作；
（四）其他与农业立法有关的工作。第三条 立法工作应当遵循《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确立的立法原则，符合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第四条 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归口管理和协调部内立法工作，各司局依照本规定负责有关立法工作。第二章立法计划第五条 农业部于每年年底编制下一年度的规章制定工作计划，由产业政策与法规司负责组织实施。第六条 各司局根据工作需要，提出主管业务范围内下一年度规章制定的立项申请，并于每年10月31日前报送产业政策与法规司。
立项申请应当对立法的必要性、立法依据、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拟确立的主要制度、进展情况和进度安排等作出说明。第七条 产业政策与法规司根据有关司局报送的立项申请和实际工作需要，经综合平衡后,拟订农业部年度规章制定工作计划，报部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后执行。
年度规章制定工作计划应当明确立法项目名称、主要内容、起草单位等内容。第八条 规章制定工作应当依照年度规章制定工作计划进行。年度规章制定工作计划在执行中确需调整的，经产业政策与法规司提出，报部领导同意。第九条 农业部根据需要，编制指导性农业立法五年规划的工作，参照本章的规定进行。
农业部根据全国人大有关部门和国务院的要求，提出法律的立法建议和行政法规的立项申请的工作，参照本章的规定进行。第三章起草第十条 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起草，由提出立法建议或立项申请的司局负责。
重要法律、行政法规和综合性规章的起草工作，由产业政策与法规司负责或者组织有关司局共同办理。
起草法律、行政法规，应当成立起草小组；起草规章，必要时也应当成立起草小组。第十一条 起草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一般应当对立法目的、依据、适用（调整）范围、主管机关、主要内容、法律责任或处罚办法、名词界定（定义）、施行日期等作出规定。
起草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应当考虑原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规定。需要废止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或其部分条款的，应当在草案中予以明确。第十二条 起草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应当深入调查研究，总结实践经验，并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书面征求意见、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和向社会公布等形式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第十三条 起草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涉及国务院其他部门的职责或者与国务院其他部门关系紧密的，或者涉及部内相关司局业务的，应当征求其他部门或相关司局的意见，充分协商，达成一致。协商不成的，应当说明情况和理由。第十四条 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草案经起草司局负责人签字后, 报送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审查。涉及其他司局业务的，应当会签有关司局。第十五条 起草司局报送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草案时，应当同时报送立法说明和其他有关材料。
立法说明应当对立法的必要性、起草过程、规定的主要措施、有关方面的意见等情况作出说明。
其他有关材料主要包括汇总的意见、听证会笔录、调研报告、国内外有关立法资料等。第四章审查第十六条 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对起草司局报送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草案，应当从以下方面进行审查：
（一）是否符合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
（二）是否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协调、衔接；
（三）是否正确处理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对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草案主要问题的意见；
（四）是否符合立法技术要求；
（五）需要审查的其他内容。第十七条 报送审查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草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可以缓办或者退回起草司局：
（一）草案中规定的主要制度和措施尚不成熟的；
（二）国务院其他部门或部内相关司局对草案中规定的主要制度存在较大争议，起草司局未与国务院其他部门或部内相关司局协商的；
（三）不符合本规定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规定的。

⑩ 佛教中的能立和所立是什么意思

因明用语。
能立与所立之并称。又作‘能成立、所成立’。能立，梵语sa^dhana；所立，梵语sa^dhya。即依因明论式而得以成立所诠之义理，称为所立；得以成立能诠之言词，称为能立。盖论能立所立，诸家所说不同，弥勒与无著主‘二所立、八能立’之说，世亲唯主张‘三能立’。弥勒于瑜伽师地论卷十五（大三○·三五六下）：‘云何论所依？当知有十种，谓所成立义有二种，能成立法有八种。

’所成立义有二种：

(一)自性，即有立为有，无立为无。

(二)差别，即有上立无上、常立无常、有色立无色、有见立无见等无量之差别门。

能成立法有八种：

(一)立宗（命题），为立（立论者）与敌（问难者）诤论之重点，立论者就义理上标榜自己之所宗，例如于声音为常或无常之论诤中，可立‘声乃无常’为宗。

(二)辩因（理由），为成就所立宗之宗义，故须辩立其因由。

(三)引喻（譬喻），进而更助成宗义，引例世间夙习共同认可之法，以证明立因之不谬。

(四)同类，于引喻之时，举示同类相似之法。

(五)异类，于引喻时，举示异类不相似之法。

(六)现量，乃属现见者，即非经思虑，不存错觉，而就五官能力可直接觉知者。

(七)比量，以已知之知识，推论未知之事件。

(八)正教量，以一切智者所说之言教加以证明。无著之大乘阿毗达磨集论卷七亦揭出与此相同之二所立八能立之说。

于上记八能立中，前五项即所谓之‘五支作法’，又称五分作法，后三项即所谓之‘三量’。另有主张‘四能立’者，即弥勒所说八能立中之立宗、辩因、同类（喻）、异类（喻）。世亲之三能立，则指宗、因、喻三支，此亦为陈那、商羯罗主等新因明家所法式。此外，另有以宗为所立，以因、喻为能立；或以宗为所立，因为能立，喻为助能立。又于因明三十三过中，若于‘同喻’而缺‘因同品’，令‘因’无法极成之情形，称为能立法不成过；若于‘异喻’而缺‘因异品’，令‘因’无法遮遣之情形，称为能立不遣过；若于‘同喻’而缺‘宗同品’，令宗之后陈（述语）无法极成之情形，称为所立法不成过；若于‘异喻’而缺‘宗异品’，令宗之后陈无法遮遣之情形，称为所立不遣过。［因明正理门论本、显扬圣教论卷十一、因明入正理论疏卷上本、因明论疏明灯抄卷一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