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与道德议论文

⑴ 以利益与道德为话题 作文

我在网上找的，你可以选段摘抄，或自拟题目全文摘抄：

谈“恐人知”与 “恐人不知”

江苏省射阳中学高三（15）班 李 青

有人说，天下贪官各有各的不同，清官却都是一样的。然而古代清官胡质父子却有些不同。有一次，皇帝问他的儿子胡威两人清廉的高下，胡威说：“臣父清恐人知，臣恐人不知，是臣不如者远矣。”胡质父子同样清廉，不过一个恐人知，一个恐人不知，胡威认为自己比不上父亲，到底是哪方面不如呢？我认为在境界上。从“恐人知”与“恐人不知”中，我们不难看出，胡威的清，是为了给自己扬名，带有一种功利目的，而胡质的清，却不为名利，只因他觉得就该这么做，不这么做就太不正常了。他的意识里没有功利的色彩，他的清是纯道德的，显然，这样的清，在境界上就上了一个层次。

可是，人们往往在道德与利益的天平上加错砝码，迷失方向。君不见，“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吗？许多人认为人活在世上，就是为了名利，有了名利，就得到了想要的一切，因此可以生活得更好，可以很充分地享受人生。其实，一个人活着，生命不长路很短，在如何走好这段人生路方面是应该好好思考一番的，也许，我们一辈子都不可能做到完美或崇高，但总该有追求完美的信念吧？这是生命赋予我们的权利。人生苦短几十年，若光为了一些蝇头小利或一点虚名就挖空心思，甚而不择手段，是不是太庸俗了点？相反地，我们如果把精神看得重一些，多注意一些自身价值的体现，活着的意义便增加了。材料中的胡质，虽然物质生活不富裕，但他的精神生活一定很充实，更何况他能将这种精神传到下一代胡威身上？尽管胡威在继承时有些变化，但毕竟他们父子俩的血管里流的都是清廉的血！

然而，与古人相比，现代人似乎逊色多了。不但罕见“恐人知”的清官，就连胡威这样“恐人不知”的清官也打着灯笼难找了。更有甚者，明明是个贪官，却还摆出一副清廉无比的样子，如成克杰之流反腐倡廉他们叫得最响，暗地里行贿受贿、养红颜、赌别墅的事也做得最多。如果说胡威还认为自己做得远远不够的话，那么，我们现代的某些官员们是不是该回到古时候去重新接受一番思想道德教育，将自己的人生境界提高一个层次呢？

同学们，请记住胡质父子的故事吧，或许它可以指导你未来的生活。

为“恐人不知”叫好

江苏省射阳中学高三（15）班 丁晨苏

西晋时，胡质与胡威父子在历史上都以清廉出名。有一次，晋武帝召见胡威谈论边疆之事时，谈到了他们父子的清廉。武帝问胡威：“你的清廉与你父亲的清廉相比，哪一个更高？”胡威回答：“我比不上我的父亲。”武帝问为什么，他说：“我父亲清廉惟恐别人知道，我清廉惟恐别人不知道，所以我远远不如我父亲。”从材料中看，胡威认为自己淡利求名，与父亲的淡泊名利相比，不如父亲，因而他认为“恐人不知”不如“恐人知”境界高。

到底哪个境界更高呢？我倒要为胡威的“恐人不知”叫好。因为恐人知与恐人不知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前者封闭，后者开放；前者仅仅是“独善其身”，后者却是“兼济天下”。

胡质固然清廉，也能严于律己，但由于未作宣传，他的清廉就鲜为人知，而别人也以自己的心思揣度他，因而出现手下都督变相行贿之事。假如他公开表明态度，进行宣传发动，何至于出现这样的情况（虽然后来他除了那个行贿都督的名，但这不是保护人做法）？胡威正是因人“恐人不知”，才识帝王、大臣们见识了他的浩然正气，皇上提拔他，重用他，他将以自身的清廉带动身边的人乃至整个朝廷的清廉风尚。这种效果是“恐人知”远远不能达到的。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竞争异常激烈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生活，我们不得不去竞争，我们要竞争。我们考大学、抢着进高等学府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能更好地在竞争中胜出，我们又如何进入高等院校？我们应“恐阅卷老师不知道”我们的才华，那些高考状元们为什么会吸引社会关注的眼光？因为他们是成功者，他们成功地表现了自己，若他们“恐人知”他们的才华，他们又如何能在竞争中胜出，又如何给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他们恐人不知他们的才华，他们勇于刺青自我，勇于向世人证明：我是最棒的。对此，我们怎能说“恐人不知”不如“恐人知”呢？当这些学子把自己的才华奉献给社会时，我们又怎能说“恐人不知”的境界不高呢？

由此可见，“恐人知”对整个社会而言，只是一种消极的行为，它也许给你带来安宁的生活环境，带给你自身道德修养的提高，但却无法带给你生命的活力，无法带给你展示自我的广阔舞台。“恐人不知”则不仅仅是对名的追求，它追求的是你自己对自己的肯定，更代表社会对你的肯定。人是一种“二表动物”，其中之一便是“爱表现自己的才能和品质”。为何要逆着人的本性去压抑自己呢？顺其自然或者勇于表现自己岂不更好？人亦是社会大家庭中的一个分子，应为大家庭献出自己的一份力。为何要“恐人知”？我有某种高于别人的才能或有某种高尚的品德，这就是我与别人的不同之处，我就应“恐人不知”，就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这样我才能不枉费我的才能。

我们现在已搭上开往高考的班车，我们已无法退却，此时此刻，我们又岂能“恐人知”？

千古一梦

江苏省射阳中学高三（15）班 徐文兰

西晋初，荆州刺史胡质父子以清廉闻名天下，有一次，晋武帝召见胡威谈论边疆之事时，谈到了他们父子的清廉。武帝问胡威：“你的清廉与你父亲的清廉相比，哪一个更高？”胡威回答：“我比不上我的父亲。”武帝问为什么，他说：“我父亲清廉惟恐别人知道，我清廉惟恐别人不知道，所以我远远不如我父亲。”

恐人知，恐人不知，这二者高下之分在什么地方呢？我认为就在一个“名”字上。“恐人不知”虽讲求清廉，不图个人利益，但其目的在追求一个“名”，而“恐人知”则是什么也不看重，纯粹是在淡泊名利。

名者，誉也；利者，禄也。功名利禄，历来是中国文人士子追求不锲的美梦，从西周时渭水边垂钓姬昌的姜子牙，到清朝富可敌国的和珅，功名利禄的美梦，穿插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中，不断浮现。

一句“恐人不知”，道出了古代多少清廉之士的心态。中国人是很有趣的，如果在名利不可兼得的情况下，绝大多数是选择名而不要利的——并非是真心不要，只是在价值的天平上衡量了一番之后才不得不放弃。像陶渊明，他可以什么都没有，但不可以没有名声。难道真的是纯粹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吗？是不是嫌五斗米太少了呢？如果他做的是宰相，他会不会还那样毅然决然地“归去来兮”呢？答案不得而知，但聪明的读者可以从下面的细节中找出线索：陶渊明归隐后，他的一位朋友的儿子送信到他家。他看到人家孩子穿金戴银、举止优雅，而自己儿子却蓬头垢面，脸上露出了羞愧的神色。他的妻子对他说，既然当初你已决定离开官场，那么我们的儿子注定会是这样，你为什么还要羞愧呢？不知大家看了这个故事后，心里会怎么想？反正我感到很好笑——笑那些文人的道貌岸然。

北宋的李若水，坚贞不屈，壮烈殉国，以前的语文老师让我们写文章“假如我是李若水”，我们尽情地铺陈，提出了若干条建议，设想了若干种结局，其实李若水没有别的选择。我想，即使换成别人，比如宗泽，或者岳飞帐下的任何一员大将，都会这么做的。

当岳飞即将“直捣黄龙府，与诸君痛饮”时，一连十二道金牌将他召回。背后针刺的四个大字依然隐隐作痛。聪明的岳母，仿佛知道几十年后的事情，一针一针地刺下去，刺去了岳飞所有的桀傲不驯。背叛君主，就是大逆不道，就是不忠不孝，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他岳飞敢吗？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皇上的话就是圣旨，他说什么，你都要服从，不管他说得对还是不对。岳飞最终倒在了“忠君”之名的林旗之下，在功名的追求上，不得不吟出“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共月”的感叹。

在名利的选择上，我想最后悔的人应该是秦桧。他是当时的新科状元，被派去金国议和遭扣。他在山林里打柴，直到有一天兀术打猎遇到王氏。我想秦桧的本意仅仅是为了生存，他可以丢掉所有生前身后的名声，我不知道面对死亡和遗臭万年我会选择什么，但秦桧选择了后者。一千年了，栖霞岭下秦桧的铁像依然跪在岳飞的墓前，不断忏悔。如果秦桧知道这样的结局，他当初宁愿选择去死。死得越惨烈，人们对他就越尊敬，越怀念。

《红楼梦》写了形形色色的梦，其中有一个“太虚幻境”，警幻仙姑的那些册子上都暗示了大观园中那些女子的最终命运。无论薛宝钗多么会用心计，有多好的口碑甚至如愿地做了宝二奶奶，最终也只落得“金簪雪里埋”的结局。所有曾经的心计与时间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即使功成名就又怎样？她如果知道是这样的结局的话，当初就不要和林黛玉争个死去活来了。

行文至此，我不禁想起了那个在邯郸道上做了黄粱一梦的人，

炊米未熟二十年，

宝贵荣华一瞬间。

功名利禄成泡影，

黄粱美梦堪笑谈。

⑵ 道德与利益的议论文

道德与利益抄

我读到"我钓到了一条大鲈鱼，但却在开放日前，爸爸却让我把鲈鱼放回去。”因此我感慨良深，从中得到启示,对于一个有修养的人来说道德更重要。
我认为爸爸做的对，他面临个人利益与道德这两个永远相冲突的问题的时候，选择了道德，儿子虽然想选择个人利益但却被爸爸劝阻了。想起来，我就感到无不惭愧，比如说我看见桌子不顺眼就踢上一脚，有时又拼命扭水龙头，损坏公物，这就十分不道德，我跟他对比起来，我差远了。这使我深刻认识到，道德是做人的基本准则，社会公德是每个人应该遵守的道德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遵守社会道德能让社会更加和谐更加美好，合法的取得个人利益而不超过道德底线才可以说道德，俗话说的妙：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万事德为先。
现在，我已经明白了这两个永远冲突的问题，什么对，什么错，什么是，什么非。

⑶ 重权利轻义务的相关素材与作文

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权力和义务从来就不是对立的矛盾体，而是相辅相成、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作为一名党员要时刻牢记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无我的状态”为境界，为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奉献自己的力量。

强健信念之魂。理想信念是人生前进的动力，是助推干事创业的强大引擎。作为党员干部，正确的权力与义务的理想信念尤为重要，要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始终做到权为民所用，坚定政治立场，明辨大是大非，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要一以贯之对党忠诚，始终做到理想坚定、信念过硬，愈挫愈奋、愈战愈勇，坚持把坚定理想信念、对党绝对忠诚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以实际行动做对党绝对忠诚、对群众尽心服务的“老实人”。

端正权力之观。履行义务是行使权利的前提，行使权利是履行义务的保证。党员行使权利的时候，也是在为党尽义务，要发挥先锋模范的示范作用，积极为党的建设与发展发言献策，为永葆党作为执政党的先进性、时代性、科学性。

要敢于批评党的任何一级组织和党员，揭露和批评任何有害于党的事业的言论和行为，否则向党的工作提出建议和倡议的党内的民主科学决策就成了一句空话，保障党员对他做出处理时的辩护权、申诉权，党员就可能被错误处理，党组织的失误就不可能得到及时纠正。

(3)权利与道德议论文扩展阅读

坚守义务之本。以正确的权利义务观为引领扎实开展各项工作，围绕自身本职工作，紧扣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以及关乎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争先进位亮目标、真抓实干促发展，切实把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内核，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高质量发展、落实后发赶超的强大动力。

要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注重落实，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把抓落实的出发点放到为党尽责、为民造福上，而不是树立自身形象、为自己升迁铺路；把抓落实的落脚点放到办实事、求实效上，而不是追求表面政绩，搞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

把抓落实的重点放到立足现实、着眼长远、打好基础上，而不是盲目攀比、竭泽而渔。在实干中顺民意、在发展中得民心，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⑷ 权利与道德无关 800议论文

我的好伙伴《读者》这期刊登一篇文章（忽略的智慧），静静读完，对忽略又有了新的认识。上学时期，老师常常讲，不要忽略，因为学习在于攻克每道难题，怕大意，粗心是大忌，精确直到正确。工作中，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成功在于细节，把过程做到极致，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努力决定一切。今天，看完此文，方知，忽略是一种生活态度，时过境迁，我们必须学会忽略，这不是一种逃避，不是一种软弱，忽略是对别人的一种宽容，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解压，它能使我专心做该做的事。学会忽略，忽略一个本不属于自己的加强，就卸下了一个本不属于自己的重负，忽略一个本属于自己的公平，就能争取到一个本不属于自己的机会，忽略困难，就等于给自己力量。前两天和爱人因为生活中一些观点不同而不开心，今天我学会了忽略并一定要运用它，运用正确的方式使自己站起来而不是任凭摔倒，人生就是一种直接的跨越。先忽略，然后忘记，忘记自己无法承载的，对自己就是一种最简单的释放，忘记一个错误的开始，就可能得到一个正确的结束，忘记曾经盲目的选择，就可以争取一个清醒的拥有。前两天同事小陶开玩笑说;没见过你这样的人，怎么事不关己都不记呢?我现在想对她说，忘记是医治心灵创伤，甩掉包袱的最好法，学会忘记，心态就会平和，学会忘记精神就能轻松，忘记不是缺点，和忽略一样，不是儒弱，而是另一种力量，因为我还在奔向目标的路上，必须集中力量~~~

⑸ 权利与道德的高中作文

什么是财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无外乎有如下观点，财富就是金钱，财富就是知识，财富就是阅历………严格来说这些观点没有问题，但笔者认为高尚的职业道德也是宝贵的财富。

比如这个船主和漆工的故事，船主交代给漆工的任务是刷漆，所以漆工只要能认真完成刷漆任务即可，但职业道德告诉这个漆工，这个洞可能会让这艘船沉没，所以道德的力量让他但这个漆工却在刷完漆之后补上这个漏洞。而正是这个不经意举动使漆工不仅赢得了船主大量的额外奖励，而且还赢得了大家的尊重。

德国哲学家康德这样一句话：“世界上惟有两样东西让我们深深感动，一是我们头顶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灿烂的星空就是我们的理想，而实现理想的途径就是要具备崇高的道德。

西汉名相张良在椎击亲王未遂几近穷途末路之时，不厌其烦为一老人穿鞋，而正是陷入绝境的张良依然保持的这份恭敬，让他最终获得绝世才学，成为一个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一代名相。而在张良的成功其实就是道德力量的再现。而当今社会，因何18路人会面对受伤的2岁小依依而见死不救生，因何号称世界一流的动车故障频出，因何会有那么多曾经风光无限的贪官落马，根本原因在于道德缺失。因为道德缺失，所以缺少了同情心，因为道德缺失，所以忘却了自己的职责和使命，因为道德缺失，所以忘却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正所谓道之不存，德将焉附？

吴斌，一个最普通的客车司机，驾驶客车行驶在高速公路途中，意外遭受金属片袭击，在生命垂危的情况下，吴斌用尽最后力气，换挡、停车、拉手刹、打开双闪灯，拯救全车乘客，而这一系列动作完成之后，吴斌倒下了。吴玉兰，一个普通的老师，面对无耻的劫匪，虽头破血流依然，保护659张考生准考证。从这些人身，我似乎看到道德的力量在中华这块大地上茁壮生长。

吴斌走了，但省委书记为他留下了眼泪，数万群众自愿去为护送他的灵车，整个中国为吴斌而感动，中国最美的司机的称号将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大的财富。吴玉兰老师受伤了，但她面对凶残劫匪依然想着自己的职责和使命，她的行为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职业道德。

高尚的道德就是最大的财富，我们这个社会需要高尚的道德去支撑，建设民主、文明、和谐的未来中国需要高尚的道德，让我们一起呼唤，期待高尚的道德能占据每一个的心灵，高尚的道德能够在中华大地上茁壮成长。

⑹ 作文800字利益与道德

遮掩掩下的自身利益至上，是当今世界主流。
这个世界很现实的，虽然欧美一直高呼民主自由，实际上一肚子男盗女娼，从来都是他们自身利益至上。只是不像一百年前那样的赤裸裸，在世界各处公然侵略、杀戮。至于俄罗斯，这个曾经的超级大国，从来都是赤裸裸的利益至上，能占中国便宜的时候从来没有手软过。其实，只要我们稍微认真看看这个世界，就不难认清这个现实。
为什么中国不能很好理解、贯彻国际利益至上？不能理直气壮的在国际上维护自身的利益？自身利益至上不难理解，只要我们放下孔夫子的仁义道德，就很容易发现这个现实真理，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尔虞我诈，不也是如此吗！
或许从孔夫子的儒家思想普及开始，中国人开始遮遮掩掩，开始要面子，老是讲什么仁义道德。仁义道德当然好，这也是我们要推广的理念，要推广的到中国社会乃至全球人类社会的理想，但千万不要被理想冲昏了头脑，把理想当成了现实就很麻烦了！
孔夫子提出仁义道德，周游列国想推广，结果在各国屡遭挫折，几次性命不保，最后郁郁返回鲁国。当时的客观环境，没有推广儒家思想的空间。到了汉武帝时期，天下一统，外患逐渐消除，儒家思想才逐步推广开来。现在的世界，很类似春秋战国时期，联合国就像软弱的周天子，那有讲认识道德的环境，奉行的是利益至上，儒家思想只能是我们倡导的理想。
把理想当成现实，不仅会丧失实现理想的机会，也会给国家发展、人民生活带来很多麻烦。可惜，许多人至今还没有看清现实，潜意识还沉浸在天朝大国的梦幻中。蒋介石就很典型，在国内为了维护统治不惜采取各种手段，可是对外国还是很讲仁义道德的，比如倡导并推行对日本以怨报德，放弃日本侵华的战争赔偿，结果受苦的是中国人自己。他很像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骨子里还是有天朝仁义道德的思想，姑息日本养虎为患，却让自己人民受苦。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不再是整个世界(天下)，而是弱肉强食的世界上的一个国家，也就丧失了推行儒家思想的大环境—相对统一和谐的世界。
在这个尔虞我诈的世界，儒家思想是我们的理想，讲利益是中国在行动中要真正贯彻的

⑺ 道德与利益的800字议论文，例子要新颖

利益的得失与品德的好坏

古往今来，追逐利益的人往往只注重方法和手段，而不注重自己的德行修养，他们以为，道德与利益是毫无关联的。其实不然，道德水平的高低往往决定着利益的得失。

古人说，“信，乃立世之本也”。为什么古人这么看重“信”呢？信，即诚信，是一个人对事对人应有的基本品德。如果一个人连基本的诚实守信的品德都不具备，那么他又怎能获得别人的信任，从而实现自己的利益呢？现代企业，无不以诚信待人为公司的第一立世准则，可见，不论是个人，还是一个企业，诚信的品德，是他获取利益的首要条件。

“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为什么大海可以如此宽广，如此波澜壮阔？因为他有天地之间无与伦比的胸怀——包容。一个人道德水平的高低，与他的包容心有很大关系，善于包容别人的人，别人也愿意为他效力。战国时，齐国公子孟尝君，注重自己道德水平的修养，同时用一颗包容天下的心欢迎天下贤士，一时，群贤毕至，门客三千，孟尝君对每个人都礼待有加，后来，当他落难时，是这些门客帮他渡过难关，重新得到了丢失的利益。试想，如果不是孟尝君有美好的品德，那么即使他有一时的辉煌，也终会因为品德的低下而丧失手中的利益。

美好的品德能够帮助人们获得利益，同样，卑劣的德行也会使人得不到利益以至丧失到手的利益。如果庞涓当上魏国军师后善待孙膑，即使孙膑的才华掩盖了他的光芒，他也会因为举荐贤能而受人尊敬。可是他没有，他用卑鄙的手段迫害孙膑，最后只落得个身死人手的下场。这不能不让我们深思，有谁会愿意和一个道德品质败坏的人结交？失去了众人的依托，又怎能握住手中的利益？

美好的德行带来利益，卑劣的德行令你丧失手中的利益。古代如此，现代更是如此。所以，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我们更应注重品德的修养，这样才能在以后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⑻ 关于权利的论文

《“权利”一词在近代中国的跨语际实践》

刘小妹

来源：中国法学网

【关 键 词】“rights” 权利 民直

【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

近代中国的权利观念与西方原生的权利观念相去天壤，这是不争的事实。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方式去解读这种“差异”，以及我们如何去认识“差异”的历史意义。

在方法论意义上，笔者希望对中国近代权利观念形成的研习，尽可能做到摒弃“西方中心观－中国中心观”或“传统－现代”的范式[1]，力图从具体的“语境”[2]出发，进行客观的解读。即便客观解读，也有不同的角度。笔者曾经在《中国近代宪政理论的特质研究》一书中，对中国近代民权、自由和权利观念的发生及特点进行过初步的考察，那时的关注角度偏向于对“差异”本身的解读，即对差异产生的历史语境以及差异的具体内容的认识。本文拟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着力转向对权利发生的“历史意义”的解读。准确的说，是对“差异”的历史意义的解读。这是受到刘禾（Lydia H. Liu）《跨语际实践》一书的启发。因为，无论是过分地强调“差异性”，还是极力地坚守“中国性”，按照海外后殖民研究的代表性人物、著名汉学家周蕾（Rey Chow）的观点，它都或多或少地是以一种变相的形式重复了它所摒弃的西方的“霸权”色彩，[3]因为它都暗含着以西方为参照系，或者视西方为权威性典则。因此，只要着力强调呈现“差异”，那么无论文本如何小心地避免对中西进行好与坏、优与劣、先进与落后、传统与现代之类的价值判断，阅读的受众仍然很容易在差异与优劣之间建立想像的关联。所以，本文拟将研究的重心置于对差异的历史意义的解读。即将“不同语言在翻译活动和跨语际的实践中发生的交往”视为历史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并以此解读权利翻译和权利观念形成过程中的“自身历史的话语空间”。[4]

一、对“right”的翻译

“语言问题在中国的现代性想像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必须考虑到跨语际实践的历史”。[5]由是，本文对中国近代权利观念的考察便始于对西文“rights”的翻译及选择过程。

（一）《万国公法》对“right”的翻译：权利

近代政治法律词汇大都是假日文而译，而恰恰“权利”这一重要的法律术语是直接从古代汉语翻译来的。首次用“权利”一词对译西文“right”的是1864年刊印的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主译的《万国公法》，这已为学界取得共识。[6]然而，丁韪良本人在1862年翻译《万国公法》的过程中，曾对“right” 这个词的译法有过长久的困惑，并直言以“权利”对译“right”仅是权宜之计：

公法既别为一科，则应有专用之字样。故原文内偶有汉文所难达之意，因之用字往往似觉勉强。即如一“权”字，书内不独指有司所操之权，亦指凡人理所应得之份；有时增一“利”字，如谓庶人本有之“权利”云云。此等字句，初见多不入目，屡见方知不得已而用之也。[7]

此处一个“不得已而用之” 体现了丁韪良内心的真实感受，因为他和他的翻译团队都熟谙古汉语，深知“权利”一词难以准确地传达出西文“right”一词的精神意蕴。如此，要贴切理解丁韪良对“right”的翻译，我们有必要对西方及古汉语中“权利”一词的具体含义作些简要探究。

根据列奥?施特劳斯的考察，西方的权利观念经由了一个从“自然权利”向“人的权利”、从“道德权利”向“法律权利”的转化过程，[8]因此权利在西方文化中有三个层面的意义：第一个层面是自然正当性，即在道德和价值领域，权利被等同于“正义”和“善”；第二个层面是人的自主性，即在政治生活中，个人相对于国家具有优先性；第三个层面是利益的合法性，即在法律关系中，合法的利益和诉求受到国家的保护。

从词源学上看，古汉语中“权利”一词是个合成词。“权” 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秤、秤锤，标准、尺度，权衡、衡量，[9]这是基本字义；其二是通权达变，即与“经”相对的“权”。[10]“利”是一个与“义”相对的范畴，指利益、收益、好处等。在儒家的“经权”之别和“义利”之辨中，虽然并不全然否定“权”和“利”，但在价值评价上确乎是重“经”而轻“权”、重“义”而轻“利”的。尤其是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道德设定下，“利”的追求在道德评价上丧失了正当性理据。[11]合成词“权利” 在先秦经典文献中的使用频率并不高，但依然牢固确立了“权势与货财”的基本含义。[12]秦汉以降，“权利”一词在经典性文献中已是随处可见了，其基本含义却是沿袭先秦而不改，比如《史记》中数次使用“权利”一词，其基本含义均为权势和利益。[13]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权利” 的基本含义“权势””、“威势””、“货财”以及“利益”等，在道德评价上均含有贬义，带有较强烈的否定性意味，这在体现汉政治统治理念发展方向的重要典籍《盐铁论》中表现得十分明显。[14]

可见，无论是单词“权”、“利”，还是合成词“权利”， 在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传统文化中，都是在与儒家道德理想相对立的语境中使用的，因此都不含有“正当性”的意义。这与西方启蒙运动以来，在道德语境中产生的权利观念可谓大异其趣。熟知西方宪政文化精义，对古汉语亦造意非浅的丁韪良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中西差异的不可化约性，无奈之下他做了一个智慧的取舍：即将权利的道德正当性打包封存，以便尽量将《万国公法》中的“权利”一词置于法律的层面。

综上，《万国公法》用代表权力和利益的“权利”来翻译“right”的法律意义，除了在字面上不直接包含“正当”这样的意思外，基本上表达了合法的正当权力和利益之意思。[15]但是，在道德层面上，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把儒家道德伦理作为正当权力和利益的基础，这与近代西方对权利的理解相别甚远。而西文中“right”本身所含有的道德正当性，正是严复所难以舍弃的。

（二）严复对“rights”的翻译：民直

虽然丁韪良本人对“权利”这一翻译并不十分满意，并留下了一段“不得已而用之”的说明，但现实中，随着《万国公法》的流行，“权利”一词亦广为人们接受。直至20世纪初的严复，他重遇了丁韪良翻译“right”时的困惑与无奈，并对“right”本身所包含的道德正当性难以割舍。

由于《万国公法》对“权利”的翻译影响甚远，严复早年在翻译《天演论》时，虽然感到这种翻译是有问题的，但依然沿用了“权利” 一词表达英文中rights。此后，在 翻译《群己权界论》时，严复再度思考“rights”的译法，并专门致信与时人梁启超探讨：

Rights一字，仆前三年，始读政理诸书时，即苦此字无译，强译“权利”二字，是以霸译王，于理想为害不细。后因偶披读《汉书》，遇“朱虚侯忿刘氏不得职”一语，恍然知此职字，即rights的译。然苦其名义与ty相混，难以通用，即亦置之。后又读高邮《经义述闻》，见其解《毛诗》“爰得我直”一语，谓直当读职…… 乃信前译之不误，而以直字翻rights，为铁案不可动也……rights字，西文亦有直意，故几何直线谓之right line，直角谓right angle，可知中西申义正同。此以直而通职，彼以物象之正者，通民生之所应享，可谓天经地义，至正大中，岂若权利之近于力征经营，而本非其所固有者乎？且西文有born right及God and my right诸名词，谓与生俱来应得之民直可，谓与生俱来应享之权利不可。[16]

在严复看来，西方rights是一个复合概念，其中包括作为底层意义或深层结构的“直”、“宜”的因素，即“正义”；同时这一概念也包括表层性的显在意义，这就是古汉语“权利”一词所传达的内涵。两层含义中前者是基础性的因而是制约性的，是“体”；后者是受制约的因而是第二性的，是“用”。[17]基于“体－用”的分析结构，对rights的翻译应首要表达“正当”的含义，而中文中“权利”这个词中，无论“权”还是“利”均无“正当”这种价值判断。经过反复求索，严复终妙手偶得一“直”字，是以“直”在古今中外都含有“正当”之谓，便决意将rights译为“民直”或“天直”，并在密尔On Liberty的译本《群己权界论》中，在不同场合分别将rights 译为“民直”、“天直”和“权利”，以准确表达英文rights的复杂内涵 。[18]

二、对“权利”一词的接纳

丁韪良和严复对西文“right”的理解都基本准确，只是在right所包含的两层含义中，在所谓体用之间，基于两难的困境而作出了不同的取舍。前者出于对现实的考量，舍弃了right的“体”，即道德正当性，故而以“权利”之“用”表达法律意义上的权益；后者基于对学理的真诚，回归了right的深层结构，即正义、正当、善，是而以“民直”之“体”为right的基本含义，辅之以“权利”之“用”表达right的复杂内涵。

惜乎“民直”这个译法并没有传播开来，在历史的长河中终于被“权利”的译法所淘汰。单纯从学理上来说，严复对rights的翻译应该是更为准确，但为什么中国人还是选择用“权利”来代表rights呢？

要说严复近乎语义学的翻译在实践中未被选择，是因为众人皆蒙昧而不解rights之真义，怕是不妥。[19]在中国的近代，引领舆论的知识分子，都是“开眼看世界”的饱经之士，对中西两造都有相当的智识，对right含义的理解也是丰富而精准的。举如，严复写信与之讨论rights翻译问题的对象梁启超，他在严复至信的同年，即1902年，开始《新民说》的写作。[20]正是在《新民说》里，梁启超至少存在三种不同的理解权利概念的思路，即自主性意义上的权利、竞争所得的权利和良知意义上的权利，这三种思路预示着三种不同的权利现代性观念，即自主性的权利现代性、竞争性的权利现代性、良知性的权利现代性。[21]梁启超对“权利”三种含义的交织使用，说明他是基本理解right之意的，他无疑也能理解严复“民直”之意，但是他没有采纳严复的意见，依然选择了“权利”一词。为什么呢？

将代表正义、正确、应当、适宜等等含义的Rights以带有强力、强制、权势等等含义的权利来翻译，确实造成极不妥当的混淆。因此，在严复和梁启超之后，对“权利”的检讨也一直存在着。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清史专家孟森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一篇论《士大夫》的文章，极言“权”与“利”合成一词之害，他说：“今使明明利字，冒以权字冠其上，而导人以争”，则“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他深刻指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儒家经典已经给“权利”两字赋予了无法逃脱的固有的本土化之意义。在中西之间，被权利的道德性问题纠缠的，还有与严复共称中国自由主义两代领袖的胡适，他在一再对“权利”进行阐释后，不仅得出一个与严复相当近似的结论：“其实‘权利’的本意只是一个人所应有，其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义权’”；[22]而且还和严复一样在儒家典籍中对这种“义权”的观念进行了引证。

如果本文的前述判断是正确的——即从丁韪良到以严复、梁启超、胡适等为代表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不仅准确理解了right的含义及其道德性语境，而且对“权利”的中西之别体悟甚深，对民直、义权等概念亦进行过严格的考辨和审慎的思考，对“权利”一词所造成的极不妥当的混淆也有深刻检讨——那么，对“权利”一词的集体性地选择原因何在？意义何在？

三、对“权利”涵义的重构

中国近代对“权利”的选择原因很复杂，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民族的因素都交杂缠绕其间。因此，它远不是一个翻译用词的问题，也不单是对西方权利理念的截取、误读或选择性吸收问题。“权利”在中国近代的发生有着其深刻的历史语境和艰巨的时代使命。因此，本文无意考究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了西方的权利哲学，而是将研究的重点置于分析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是如何通过“操纵”权利这一西方话语来构建他们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论、“权利”怎样作为一种话语策略参与了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理论的创造，以及“权利”如何在被翻译、引述、重复、争论，也就是在一次又一次地被合法化和非法化的过程中，取得其特定的历史意义？[23]简言之，本文考察的不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权利的“误解”，而是暗含深意的重构。而且，这样的重构体现了中国近代权利话语的历史意义和时代特质。

近代的中国内忧外患，那些致力于革弊图新的知识分子在精神上是极度痛苦的，但是另一方面，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也赋予了这些知识分子以特有的深沉和担当。这样的历史舞台，这样的时代责任，使他们在接触西方的权利概念和权利哲学时，不得不在个人与国家关系、“体用”范式以及契约论与进化论、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政治哲学三个层面对其进行“操纵”式的转化。

（一）个人与国家关系

权利观念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近代中国，都是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中生发并被理解、接受的。众所周知，西方的权利观念源起于“个人主义”政治哲学对公民与国家关系的界定，因此接受了先验的“自然权利”观念。同时，权利成为个人对抗国家的阵地。但是，对于近代中国，虽然时代主题也是“对抗”[24]，但对抗的双方不是个人与国家，而是中国与西方。在以国家为整体对抗西方的语境下，民族观被嵌进了自我观，自我观被嵌进了民族意识，即个人与国家之间是“黏结关系”，而非对抗关系。[25]

个人与国家之间“覆巢之下无完卵”的黏结关系，使得近代中国对西方的权利观念进行了两个层面的转换。

第一个层面是权利主体从个人向国家的转换。权利在中国古汉语中意为“权势和财货”，而这正是民族中国欲在世界民族之林获得独立自主性所急缺的。因此必须对权利在西方文化中所具有的自然正当性、人的自主性和利益的合法性三层涵义进行必要的裁剪和改造。首先，是摘除权利的“自然正当性”涵义。原因很直白：自然正当性是西方基于自然法传统而对自然状态和天赋人权的一种理论预设，是先验的；但是，在近代中国把权利的主体置于国家之上后，在殖民与被殖民的现实威逼下，正在丧失家园的我们，不可能认为国家之间存在什么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恰恰相反，在这个优胜劣汰的人世间，国家的权利要靠我们每个国民为之奋斗和争取，绝非什么天赋的、自然正当的。

其次，是对“人的自主性”涵义进行改造，即拓展“自主性”的主体范围。对此，金观涛、刘青峰有过分析：

法律意义下的权利只要没有进一步赋予道德含义，从合法正当的权力和利益，很容易推出某种范围内权力和利益的拥有者的自主性为正当的理念。例如一个国家享有国际法给与的正当权力与利益，这也意味着它在有关领域中有自主之权。

由于“权利”在中文中原有意义是权力和利益，晚清中国知识阶层是从维护国家权力和利益角度意识到国家和群体的自主性为正当。这是用“权利”翻译“rights”的原因。[26]

因此，在近代中国享有自主性权利的主体不惟是个人，还有国家和人民。与之对应，权利概念亦衍生出国权、民权和个人权利三个概念。[27]

最后，是对“利益的合法性”涵义的消解。虽然，中国人最早接触的便是丁韪良法律意义上的“权利”概念，但是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则下，国家作为权利的主体其利益是“争”来的，而非法律赋予的。而这一“争”字又恰合“权利”在古代中国所固有的本土化涵义。

第二个层面是将权利中“人的自主性”涵义置于民族国家理论框架之下，即手段与目的的转换。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理解，表面上看涉及到了西方权利中自然正当性、人的自主性和利益的合法性三层涵义，但是这里的个人权利只是把个人从他所在的家庭、宗族或其他传统关系中“解放”出来的手段，目的是使国家获得对个人的直接、无中介的所有权。毋庸赘述，这与西方以保障个人权利为目的的政治设计相别天壤。

当然，笔者并不否认金观涛、刘青峰在《近代中国“权利”观念的意义演变》一文中对权利的“个人自主性”涵义的考证结果，也不否认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存在着对国家及民族主义话语即将被利用来控制个人的焦虑，[28]但是在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下，这些知识分子归根结底都是民族主义者。因此，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始终被置于个人与国家的价值等级关系中，即“小我”与“大我”[29]的价值位阶中：

在个人被视之为小，国家被视之为大的情况下，从个人角度对国家所进行的批评不可能超越一个语言已经事先命名并规定好的等级关系。再加上“大我”的概念赋予国家一种成熟的、主体性的形象，使它在话语层面上取代“小己”作为权利的代理和运作场地。的确，在“小己”和“大己”成为个人与国家的同义词之前，个人已更加紧密地与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国家由此对个人拥有更加绝对的占有权。[30]

可见，西方的权利观念是把人从上帝那里解放出来，获得自主性；近代中国的权利观念是把人从家庭的、宗族的传统关系中解放出来，再把人交给国家，以帮助国家“争”得自主性。如此，一方面，在个人与国家的黏合关系下，权利的主体和内涵经过上述两层转换，国家的权利、个人的权利、正当性的权利、自主性的权利、利益性的权利交织组合，造成了中国近代文献中权利一词涵义的含混和漂移；另一方面，也正是通过对权利主体与权利内涵的交错搭配，通过在国家权利与个人权利内涵之间的游走，知识分子群体为民族中国编织了一条走向现代化的可行之路：赋予个人以自主性，以便将他们从传统关系中解放出了；赋予个人以追求合法利益的权利，并鼓励他们“争”各自所应得之利益，以便国家集结个人之力量、个人之利益谋求独立与富强。

（二）社会契约论与进化论、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政治哲学

西方的宪政与权利理念深深地植根于其社会契约论和个人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土壤之中，因此，这些先验的自然权利，是人之为人与生俱有的，国家（政府）就是为保护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构建的。但是，这样的预设和逻辑都不符合近代中国的国情。

在近代中国，没有社会契约、也没有天赋人权，有的是与西方暴力遭遇后的国弱民辱。国家都风雨飘摇人民的生命如何保障，人民的生命都没有保障又何谈财产与尊严。显然，中华民族的权利、中国人民的权利都不可由“天”赋予，而只能靠我们自己去“争”取。因此，严复作为引入西学的一代先师，他放弃了洛克，也没有眷恋于卢梭，而是将几乎全部的认同置于穆勒、斯密的功利主义以及斯宾塞、赫胥黎的社会进化论。因为，无论是功利主义还是社会进化论，在关注个人利益的同时，都对“公众幸福”保留着一份关怀，严复只需富含深义地将斯密等人对“公众幸福”的关怀，转移到自己魂牵梦萦的国家力量的关心和考虑之上，便可利用解放出来的个人能力达到集体的目的。同时，严复也很关心对利益一致的观念的培育，他以“一国犹如一身”的比喻说明了整合自我利益与民族利益的重要性，认为甲午战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不能做到“击其头，则四肢皆应；刺其腹，则举体知亡”，[31]相反，将保卫国家的重担落在了“北洋一隅”。

既然严复认同功利主义和进化论的政治哲学思想，又认识到了整合自我利益与民族利益的重要性，甚而将个人自由视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一剂良药。这样的严复，是如何从《天演论》到《群己权界论》，萌生了对rights从“权利”到“民直”的转变？我想是出于两本著作的题域限定以及严复本人对学术的尊重。《天演论》涉及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之下，国家如何于竞争中生存的问题，虽然他在此也不满“权利”的译法，但是在民族国家的题域下，缺乏与西方个人权利的对比平台，因此他暂时搁置这个翻译问题。《群己权界论》则不同，它讨论的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这个题域与西方权利观念中个人与国家关系是比较贴近的，因此，在不涉及民族国家问题时，严复得以将自己的翻译更多地置于纯学术的考虑，也就有了“民直”的译法。严复如果先翻译《群己权界论》，或许他在《天演论》中也不得不放弃“民直”。

综上，出于对进化论和功利主义政治哲学的选择和推介，严复及其同时代人的权利观念具备了两个特点。一是，只要遇到民族国家问题，就必需对西方权利的原生涵义有所取舍和改造。二是，中国及中国人的权利都不是天赋的，而是在优胜劣汰的法则下竞争来的，即梁启超《新民说》中所谓的“竞争性的权利”。当然，这里的“争”不是“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而必须将争得的利上下一致地统于国家。

（三）“体用”范式

“体”、“用”是朱熹哲学中的一对范畴，体是本质，用为功用，一事有体即有用，体用不二。内在本体与外在功用是相互联系的，只要体真正存在，那么功用就会自然而又必然地显现出来。然而，近代以来，“体用”范畴表达的不再是形而上学上的本质与功用的关系，而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它关心的不是合理性，而是其运用于社会的有效性、有用性。

“权利”正是在这一“体用”范畴下，从西方移植过来“用”以培育民族国家之“体”的。而严复对rights的翻译，一方面重视了rights的“体”、“用”之辨，即“直”（正义）视为rights的“体”，将“权利”视为rights的“用”，并强调作为底层意义或深层结构的“直”相对于古汉语“权利”涵义所具有的基础性和制约性作用；另一方面，他又忽视了“中体西用”的体用大背景。其实，在近代中国对权利的移植过程中，重要的是如何找到或构建适合中国之体的用，而不是寻求什么是西方的权利之体。因此，对于严复所找到的西方权利之体“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它是否正确表达了西方权利之体，而在于它是否能为中国之体所接纳，以及是否对中国的民族国家之体有用。然而，“民直”一词无论是在权利的主体上，还是在权利的内涵上，都限定得过于严格，因此无法在权利的三层涵义间游走操纵，也无法接纳从人权向国权的转化。

综上，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自主性的权利、竞争性的权利、良知性的权利的交织使用，绝非“没有充分意识到它们之间的细微区别”[32]，而是有意通过操纵权利话语来实现民族国家的构建。近代中国需要在权利主体、权利内涵及其搭配组合上给予足够的灵活性，这样才能有效地借助权利话语实现从个人自主性向国家自主性的转变，才能为民族中国的构建提供路径。因此，“民直”的翻译没有被历史选择，不是因为它的正确性遭到了质疑，而是因为它有碍于对国家权利的伸张，因此不能参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301/11/4310958_268612717.shtml

另有：《基本权利的体系思维》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1118/01/4310958_248505598.shtml

⑼ 道德与利益为主题的议论文

孔子学生救人后接受了报酬就该被说成贪心吗？难道用爱托起孩子的最美妈妈吴菊萍不应被授予感动人物的颁奖吗？难道解决千万人粮食问题的袁隆平不应获得最高科技荣誉奖吗？难道奉献之后一定不能拿回属于自己应得的利益吗？接受并不代表贪心，更能代表的是一种责任心，能鼓励更多人去做好事。
道德与利益并不是完全对立的，有时是统一的。在一些国家通过立法实现了伦理的制度化。日本的法律就规定：如果有人拾到东西归还失主，无论失物是金钱还是物品，失主须按照失物价值的5%至20%支付酬报。如果不支付这笔酬金，就无法领回失物。当然，如果拾物者可以不接受酬金，但如果接受了也是应该的，任何人都不应说他贪心，这只是他平衡了道德与利益的关系。这样的规定会鼓励更多的人行善，同样也让人们学会先义后利，学会感恩，学会细心。
当然，我们不能见利忘义，应该正确看待和处理道德与利益的关系。“焦点访谈”一则报道说，有年轻人在一家医疗美容诊所花了一万多元做了增高手术后，不仅没有达到诊所承诺增加的高度，连正常的走路也成了问题。像这样见利忘义的事情在现在的社会中几乎成了常事，38元一只的青岛大虾，“天价鱼”，3.8万元一次的理发店。此之谓失其本心，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惜损害顾客的利益，最终得到应有的惩罚。
75岁老人沈兆骅，先后资助了13位贫困学子，后来老人生病了，被资助的学生不是境况不好无力照料老人，就是因为资助中断而再不跟老人联系。在现在的社会中，又有多少人能像老人这样呢，而像学生这样见利忘义的却不少。人们总说这个社会很现实，确实，在利益面前什么都愿意，没有了利益就形如路人，他们曲解了道德和利益的关系。在现在，社会更多需要的是像老人一样的人。更需要的是懂得处理道德与利益的关系，做好事应该抱着不求回报的想法，事后就算得到回报也是心安理得的。
人生路漫漫，你或许会不经意地帮助了别人，也许在你的眼里这只是举手之劳，但是在他人的眼里却是天大的恩情。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或许他们会在茫茫人海中苦苦寻觅，想尽千万百计来报答你，弥补心中的那份愧疚。既然你已帮助了他们，何不再帮一次，完成他们的心愿呢？那就坦然接受他们对你的报答吧。

⑽ 论公民权利与义务作文1000字

从辩证法的观点看来,权利与义务这对矛盾的双方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有对立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偏废其中任一层关系都是不科学不全面的.一般说来,人们比较注意权利与义务的区别、对立以及相辅相成的关系,而较少注意它们之间更深一层的统一性关系,即在本原上的一致性.事实上义务并不是独立于权利之外的一种异在物,而是发韧于权利大树上的一簇分支,是权利的一种特殊形态,是对象化了的权利,是主体和内容发生了转化的权利,每一权利主体只有尽其义务才有条件实现其权利并维护其权利.由此可见义务的实在内容和设定义务的目标指向仍然是一定的权利和利益,义务本身不过是为实现某种利益,享受某种权利而同时应尽的责任.从民法的角度看,权利是利益分配的法律技术手段,义务则是使这种利益分配能正常进行（只允许获取正当利益）而设立的另一技术概念,所以义务是为权利设定的.权利界定利益,义务界定权利,义务设定的动机、目的、着眼点和落实点都是围绕权利界定和利益分配这根中轴旋转.法律上的各种禁止性规范、义务性规范都不是为义务而义务、为限制而限制.其目的是为了防止人们获取非正当权利和人们的正当权利被侵犯.就是奴隶主以及许多封建统治者的立法,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被剥削阶级,其目的也是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的权利和利益.
法以权利和义务为机制调整人们的行为和社会关系.正是鉴于权利与义务在法中的特殊地位,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一直在不同的法学学科领域中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着.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迄今为止人们对权利和义务关系的认识并不深入.因此,概括这些认识的理论观点也往往在很大程度上经不起认真推敲.其中有的根据不足,有的停留在归纳现象层面,有的似是而非,有的错误明显.作者认为,对权利与义务关系的研究必须建立在以下原则的基础上: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原则立场,必须立足分析活生生的法律现象,从权利、义务的产生、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去总结和发现规律;其次,权利与义务关系理论应全面反映二者关系的一些内在规律,应该是法的价值、规范和事实运作的高度统一;再次,权利与义务关系理论要全面反映人类社会法的共性,具有普遍意义.该文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对权利与义务的关系问题进行分析,试图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南,通过对现有理论的梳理,总结归纳出权利与义务关系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为法学研究提供一种辩证思维方式.
从总体上来说,首先要清楚权利与义务是相对于法律上而讲的,具体说：权利与义务是对立的关系,二者不可分离,相互依存.权利与义务是相对应而存在的,没有权利也就无所谓义务.世界上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但同时我们可以放弃享受权利,却不能放弃履行义务.二者在功能是相互补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