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求是杂志

1. 为什么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的。法律制度与政治制度紧密相连，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就必须实行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法治建设领域的具体体现。

二、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由我国基本国情决定的。由于历史、文化等方面差别，没有任何国家的法治道路是完全相同的。

凡是法治搞得比较成功的国家，无一不是创造性地把本国国情和法治规律结合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植根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生发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是具有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富于民族性、开放性、包容性的法治道路。

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我们党深刻总结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经验教训得出的根本结论。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积极运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建设的成功经验，抓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法治的基础。

后来，党在指导思想上发生“左”的错误，我国法制建设走了弯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严重破坏，付出了沉重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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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要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意愿、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使法治建设真正做到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在我国，人民不是法律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法律的制定者、实践者，是法律的主人。

立法、执法、司法都要以保障人民根本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承担应尽的义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共同富裕。保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同时，要让人民认识到法律既是保障自身权利的有力武器，更是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使法律为全体人民所掌握、所遵守、所运用。

2. 走什么样的法治道路建设什么样法治体系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由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的。建设法治中国与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同频共振，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与人民幸福唇齿相依。建设法治中国，既是立足解决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中矛盾和问题的现实考量，也是着眼长远的战略谋划；

既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涵和法治保障；既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在要求，也是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秩序与公平正义、维护人的权利与尊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与执政基础的法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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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是我国法治同西方国家法治最大的区别。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厉行法治，人民当家作主才能真正实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

坚持党的领导和建设法治中国是高度一致的，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两者相辅相成。离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建不起来。同时，每个党组织和每名党员、干部，都必须服从和遵守宪法法律，绝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逐利违法、徇私枉法。

3. 依法治国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意义

给你推荐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内容应该是这个意思
题目： 求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将摆脱专人治走向法治

还有两属篇文章可供参考：民主法治：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之路
王韶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是法治化

4. 依法治国理念的基本要求是什么

依法治国理念的基本要求：

1、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版设的发展不断提高对法治的思想认识，权自觉地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理念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去。

2、树立和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理念，对加强和改进立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必须努力制定符合实际的、确实管用的、群众满意的法律法规，更好地发挥法律的规范、引领、推动和惩戒作用。

3、在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方面，要进一步巩固已有成果，解决存在问题，把法治政府建设和司法改革继续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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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和理念是行动的指南。只有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理念，才能破私立公，革故鼎新，除弊兴利，切实做到严格依法、公平公正、刚柔并济、文明便民，有效地惩处违法犯罪，调解民间纠纷，维护群众权益，确保社会安定。在执法和司法中，一定要秉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群众的根本遵循，坚守对法律的敬畏和执着，排除各种客观主观障碍，做到唯法是从、唯民是重，积极推动全面依法治国进入新境界。

5. 什么是“依法治国”我们应该怎样理解

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版途径和形式管理权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6. 怎样认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1/view-320508.htm

记者：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60年来，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带领全国人民走过了一段光辉历程，使我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领域发生了令世界瞩目的变化。回顾我们党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方面的成就，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确立是一个绕不开的大事件。作为长期致力于新中国法学研究和建设的专家，您能否回顾一下我国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历史进程？
李步云：好的。我国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以党的十五大为新的里程碑，经历了早期的理论准备和法治实践，以及后期的正式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进一步推进法治国家建设这两个大的发展阶段。第一发展阶段有五个主要标志：一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它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日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二是197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它强调，刑法等七部法律通过后，“它们能否严格执行，是衡量我国是否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标志。”这是建国后包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重要文件中第一次使用“法治”这一概念。这一文件还决定“取消各级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取消“文革”中“公安六条”中所规定的所谓“恶毒攻击”罪和“反革命罪”。三是在1980年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所作工作报告提了“以法治国”，大会批准了他的报告。这是在国家重要文献中第一次提“以法治国”。四是1980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里程碑――评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该文是应中央领导要求撰写。它总结了这次历史性审判的五条法律原则，即“司法独立、司法民主、实事求是、人道主义和法律平等”。该文指出：“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是我国民主和法制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里程碑。它充分体现了以法治国的精神，坚决维护了法律的权威，认真贯彻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各项原则……”这是最早提“以法治国”的党的重要文献。五是1982年宪法。它的序言庄严宣示：本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单位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具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这部宪法还恢复了1975年宪法被取消的司法独立和法律平等的原则。
依法治国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在这一治国方略和奋斗目标问题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依法治国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二是他提出过一系列法治原则，这些原则也正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和准则。例如，他提出：“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建立法制的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是我国实行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新一代领导集体在实施依法治国问题上继承并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其发展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通过党内民主和国家民主的正式程序，将依法治国方略和建设法治国家的奋斗目标确立下来；二是对依法治国的科学内涵和重要意义作了全面概括，并将其提高到“治国基本方略”的高度；三是在党和共和国发展史上第一次采纳并使用“法治国家”这一概念，并对其基本内涵和要求作出丰富和发展；四是对人权概念作了充分肯定，并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五是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新概念，将民主法治人权从“精神文明”范畴中独立出来，由以往两大文明改为三大文明，凸现了宪政的重要战略地位；六是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为实行依法治国奠定了新的思想内涵和理论基础。

二、依法治国的科学内涵

记者：依法治国方略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后才能提出？
李步云：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现在的60年里，前30年我们在法治建设的道路上走过了一段很长的弯路。这里有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建国后的头8年里，尽管我们处在国外敌对势力的包围之中，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国内也经历了种种制度改革，但宪政建设仍然走在前进的道路上，其主要标志就是1954年宪法的制定和实施。然而，自1957年初起，由于国际上“波匈事件”的影响和国内成就而引发的“唯意志论”急剧膨胀和“个人崇拜”的抬头，党中央就开始执行了一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的思想和政治路线。其主要标志是1957年的“反右派”、1958年的“三面红旗”、1959年的“反右倾”、1962年的“农村四清”。这条错误路线导致民主法制建设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其最终结果就是十年“文革”悲剧。这场“浩劫”使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猛醒：不搞改革开放，不走以“民主、法治、人权”为基本内容的“宪政”之路，民族不能振兴，人民不能幸福，也势必亡党亡国。同时，这场苦难也造就了一代伟人邓小平和不少党内外坚持思想解放和改革的有识之士。
记者：如何理解依法治国的科学涵义？
李步云：广义上，依法治国包括“法治国家”在内；狭义上，两者又有一定区别。依法治国是一项治国战略方针，其内涵：一是依法治国是一种治国理念和指导思想，即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条件，是建立一个良好而有权威的法律制度，而不应寄希望于出现一两个圣王贤君；二是依法治国是一种治国理政的根本准则，即治国要依法，而不能依少数领导者个人的看法来治理，不能长官意志决定一切。法治国家是近代以来一种文明进步的政治法律制度类型，要求具有一系列具体明确的标志与要求。正确理解“依法治国”还要重点把握以下三点：
其一，依法治国贵在良法之治。法治有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之分。实质法治即良法之治，形式法治则是指不论法律好坏，只要依法办事就是法治。相对近代以来“应然”意义上的法治，古代法治是形式法治。一般说来，古代法治比人治文明进步。近代与现代的良法之治，其主要内容在其法律是否体现法制民主，法律平等，人权保障与权力制约等原则。有人认为“形式法治”比“实质法治”要好，理由是在一定意义上，程序法比实体法更重要。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因为它完全混同了两个不同的问题，不符合中外学者对“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通常的理解。“实质法治”并非轻视法律程序的价值，而是相反。
其二，依法治国重在依宪治国。这里的宪法，当然是指社会主义宪法。首先，这是由宪法的性质和地位所决定。宪法无权威，难以树立法律的权威，只有依宪治国，才能从根本上保障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其次，同“依法治国首先要依法治官”的现代法治精神相关联。领导干部守法，就会影响一般干部守法。再次，也同我国宪法缺少应有权威，实施并不理想有关。
其三，依法治国首先要依法治“官”。依法治国既治“民”也治“官”，但根本目的、基本价值和主要作用应当是治官。这是因为，虽然“主权在民”，但实际掌握和运用权力治理国家的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治国就是要求他们依法办事，依法用权。而且，受封建主义法律文化的影响，不少人习惯于把法律看作仅仅是管治老百姓的工具。还有，权力腐败现象，同缺少这种认识和依法治“权”力度不够是分不开的。

记者：据说，从1979年学术界正式提出依法治国到1999年依法治国被写进宪法，这20年间有过很多的争论，比如，有一种观点就认为，法治是纯西方的东西，提依法治国有片面性，讲健全“法制”就可以了。那么，能否详细地介绍一下在此其间主要有过哪些争论？
李步云：概括来说，主要有三大派别：即“法治论”、“结合论”和“取消论”。“法治论”主张，要法治不要人治，倡导依法治国；“结合论”认为，法治与人治各有长短，两者应当结合；“取消论”认为，法治是纯西方的东西，提依法治国有片面性，我们讲健全“法制”就可以了。由于倡导依法治国，符合人民的利益，符合时代的精神，符合事物的规律，而逐步为执政党和政府所采纳。了解这三大派所争论的核心观点，对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十分重要的。
“结合论”的根本错误是，将“法治”等同于“法的作用”，将“人治”等同于“人的作用”。正如有的学者所作的形象比喻：“只有将武器和战士相结合，才能产生最大的战斗力。”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和问题，从而不符合中外历史上人们赋予法治与人治的本来含义，混淆了法治与人治作为两种完全对立的治国理念和治国原则的界限。
“取消论”的错误之一是，混淆了“依法治国”同“法律万能”论的原则和区别。任何理论与方针政策，都有其特定的涵义、内容和适用范围。依法治国最基本的含义是，国家要有一整套良好的法律，任何组织与个人都要严格依法律办事；这并不否认和妨碍我们国家还可以有“双百”方针、“科教兴国”、“以德育人”、“构建和谐社会”等等治国的方针或发展战略。错误之二是，误解了制度和人的关系。只强调了“法律是人制定的，也要人去遵守”这一点，没有看到，“制度好，可以防止坏人干坏事；制度不好，领导人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甚至会走向自己的反面。”依法治国并不否认领导人的作用和他们应有的权威，而只是强调领导人的权力应由法律明确规定，权力应按法定程序行使。错误之三是，将依法治国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依法治国有利于实现和巩固党的领导，原因在于：在一定意义上，法律是党的政策的具体化、条文化；将党的政策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可以使党的政策更为妥当和有利于更好地实现；是党在领导立法、执法和司法；在现代，以党代政和以政策代替法律有损于党的形象和威信。但是，实行依法治国，要求党的传统的执政理念和方式作出一些重要改变。错误之四是，不理解“法制”与“法治”存在三个方面的基本区别：“法制”即“法律制度”的简称，它是相对于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等而言；法治则是相对人治而言。法律制度是一套法律规则以及宪法与法律怎样制定和实施的一套制度；法治则是与人治完全相对立的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原则和方法。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有自己的法律制度，但不一定是实行“法治”。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也有法律制度，但希特勒独裁，其法律具有法西斯的性质，党卫军横行，因而它只有自己的法律制度，而不是实行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国民党统治中国22年，也是这种情况。

三、确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标准、原则和要求

记者：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那么，怎样才算实现了这一目标？也就是说，法治国家的标准是什么？
李步云：确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标准、原则和要求，既要坚持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和经验积累，又要从本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既要坚持社会主义的理想追求，又要具有中国特色；既要坚持一些基本原则和要求，又要寻求其实现形式的多样性，以及发展过程的阶段性。我们主张可归结为如下10项。
第一，法制完备。要求建立一个门类齐全、结构严谨、内部和谐、体例科学的法律体系，做到上下（上位法与下位法）左右（此部门法与彼部门法）前后（前法与后法）里外（国内法与国外法）彼此之间统一、协调、不相互矛盾和彼此脱节。有法可依是依法治国的前提，“法律体系”科学合理，是“良法”的一个形式要件。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但还要“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学界有人认为，我们过去立法过快过多，是搞立法“浪漫主义”，并把法律执行不好归咎于它。后者有很多原因，同我们的立法没有多大关系。现今某些西方国家进行的法制改革内容之一，是将过于庞杂繁琐的法律体系改得相对简单明了一些，便于人民掌握。我国不存在这种情况，问题倒是相反，有些法律过于原则，不便操作；有些法律缺少“法律后果”的设计，成了“没有牙齿的老虎”。
第二，主权在民。要求法律应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实现民主法制化和法制民主化。前者包括民主权利的切实保障，国家政治权力的民主配置，民主程序的公正严明，民主方法的科学合理。后者包括立法、司法、执法、护法等法制都要做到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人民”二字应当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中国特色”。进一步提高法制民主化水平，今后一个时期应采取的措施主要有：在法制的各个环节加大公开性和工作透明度。这是在法治领域公民参与和监督的前提。在立法领域，应发展与完善公民旁听人大会议制度、立法听证制度、法律草案全民讨论制度等。在司法领域，要彻底实行法定的公开审判、辩护、回避以及陪审员、律师等制度，克服行政式管理模式。
第三，人权保障。国家工作人员要实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必须切实谋求和保障公民的各种利益。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里，人民的各种利益，必须也必然通过法律作出具体和明确的规定，并运用法律的权威予以保护。这就表现为公民在宪法和法律上的种种权利。全部法律有两个基石范畴。私法主要调整公民彼此之间的“权利”关系，公法则主要规范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机关内部的“权力”关系，以及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关系。但是,国家“权力”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是为保障公民的“权利”服务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法学就是权利之学”；“保障人权”即争取、促进和保护人民的各种利益，乃是全部法律的根本目的。
第四，权力制约。依据现代民主原则，建立起分权、权力相互制约的国家权力结构体系，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权力不受制约必然腐败这一铁的规律，已经在全党全国取得共识。党的十七大报告为此强调：“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要正确树立国家的权力观，搞清楚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两者的区别及其相互关系是十分必要的。从党的十五大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七大报告，对完善国家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越来越重视，甚至对领导干部的质询、问责、经济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具体制度都写进了党的十七大报告。从理论上概括制约国家权力的基本方法和渠道是四个：即以国家法律规范和制约国家权力；以一种国家权力（即检察，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机关）制约国家权力；以社会权利（民主党派，社会团体，新闻媒体等）制约国家权力；以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制约的基本形式就是“监督”。
第五，法律平等。平等是社会正义的主要内容，是人类理想的永恒主题，是社会文明的基本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追求。法律平等是指适用法律平等，这同立法平等是相区别的。立法上人民内部是平等的，对少数敌对分子或势力是不平等的。法律适用的基本内涵是对任何社会组织或公民个人，只能适用现行宪法和法律的同一标准，在法律面前不允许有任何特权思想和特权人物存在，也不允许对任何组织或个人有法律之外的歧视。1982年宪法改变了前几部宪法的提法，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替代了“法律上一律平等”，就是考虑到司法上和立法上的这一区别。法律平等不仅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也是维护法律统一、权威和尊严的基本条件。当前在贯彻法律平等原则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要通过严惩和教育等措施坚决反对少数司法与行政执法部门仍然存在的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等腐败现象，这是诉讼或纠纷中双方难以在权利上得到平等保护的主要原因。同时，要继续加大诉讼中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

第六，法律至上。古往今来思想家和政治家讲的“法律至上”、“法律至尊”，其涵义都是指“法律应具有极大权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是指“法律的统一、尊严和权威”（党的十七大报告）。它不是提倡法律万能，前者是指法的遵守，后者是指法的作用，两者不是一回事。法律至上和人民意志和利益至上完全一致，而且前者是后者的体现和保障。只有把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体现在宪法和法律中，并赋予宪法和法律以最大的权威和尊严，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至上才能得到保障。维护法律权威今后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坚决反对某些地方或部门制定和推行一些“土政策”、“土法律”。学术界研究并主张发挥“民间法”的作用，有其合理性，但必须以不违反宪法和法律为前提。不少人在思考如何防止“党政一把手”权大于法，这是必须从制度设计上认真研究的。
第七，依法行政。西方学者认为，法治就是指政府依法行政。这种看法虽然有很大的片面性，但政府依法行政确实是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标志。其理由是，我国大概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法需要行政机关执行，因而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现今世界与中国经济、科技、政治、文化的发展变化速度非常快，它不像立法机关立法可以从容讨论，它必须迅速决策与行动，比较容易不按法律办事。它是实行首长负责制，不是实行委员会制。司法机关处于中立的位置，而行政机关同行政相对人之间是一种管理与被管理之间的关系，也容易违法办案与处理纠纷。这些都决定了依法行政对于法治国家建设的意义。
第八，司法独立。在现代，司法独立作为一项宪政原则，同时具有三重属性。作为一项法治原则，其作用在于排除来自外界的任何干扰，保证审理案件做到客观、公正、廉洁、高效。作为一项民主原则，它是建立在分权与制约的理论基础上，是现代民主政体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作为一项人权原则，其含义是，一个人当被指控为犯罪嫌疑人时，他有得到一个独立而公正的审判机关审判的权利。司法独立原则在1954年宪法中的表述是“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1982年宪法的表述有所改变。有人据此提出“司法独立”概念不科学，这是不正确的。我国不仅在民主革命时期根据地的法律中多次使用这一概念，而且叶剑英同志担任1982年宪法修改委员会主席时，在代表中央作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讲话也使用了“司法独立”一词。况且，联合国1985年已生效的《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我国作为联合国成员国有义务遵守这一国际法。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对此必须加强研究，认真贯彻。
第九，程序正当。法律程序是法的生命存在形式。在一种法律制度里，不可能只有实体法而无程序法，古往今来无一例外。法律程序具有工具性和伦理性的双重价值。好比工厂需要有科学的生产流程才能生产出好的物质产品；司法机关也需要有科学的法律程序，才能作出正确的判决和裁定。尤其是公正的法律程序，能体现立法，执法，司法，护法等国家权力的科学配置与程序约束，也体现了公民的各种权利在程序中的应有保障。由于历史的现实的多种原因，中国一直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十分重视程序，也是西方社会法治国家的一大特点。在我国，将程序正当作为建设法治国家的一大标志是十分必要的。党的十七大报告对程序问题十分重视，如强调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等。证明全党的程序意识在大大加强。我们应坚持并实践《立法法》的明确规定，严重违反立法程序的法律、法规、规章作出的决定应宣布为无效。严重违背诉讼程序的判决和裁定，应驳回重审或决定其不具法律效力。应通过三大诉讼法的修改，在诉讼程序的民主、公开、公正、严明上大大向前推进一步。
第十，党要守法。近代以来世界各国通常是实行政党政治。把政党制度规定在法律中虽然相对较少，但政党尤其是执政党要严格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已经成为一种宪法文化，否则选民不会投票给那些经常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政党。在我国，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历史和现实经验证明，我们在民主法制建设上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没有党的正确领导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确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奋斗目标后，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必须也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其中一个重要决定是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党的组织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自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思想与原则，如“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等。党的十七又正式确立了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再次明确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今后的任务主要是坚定地坚持这些理念和切实落实各种执政方式和具体制度的改革措施。
这里需要明确的是，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治国基本方略”。在我国，它就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德育人”、“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构建和谐社会”等战略，都不能称其为“治国基本方略”，原因是“治国基本方略”必须具有以下四个特点和要求：一是全局性。宪法是治国安邦总章程，法律则是具体章程；各个方面的方针政策都必须纳入法治轨道。二是根本性。除各种发展战略和方针政策，法律还要对国家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基本制度作出明确具体规定。三是规范性。宪法和法律具有明确、具体、可操作的特点，这是政策、道德等所不具有的。四是长期性。任何发展战略与方针政策都有一定的时间性，唯有法律同人类社会共始终。“治国基本方略”主要通过“法治国家”来体现与实施，即通过制定出一整套完备而良好的法律并运用一系列原则与制度以保证其实施。这正是“法治国家”这一概念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7. 求是学刊的辉煌时期

1990年5月，李小娟撰写的《浅谈文科学报的校对》被东北地区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评为优秀论文。同年6月，《求是学刊》主编余式晖退休，黑龙江大学副校长尚鹤翔兼任主编，黑龙江大学哲学系副教授衣俊卿调入编辑部任副主编、编辑部主任。同时调入编辑部工作的有张晓校、杜桂萍，分别担任史学编辑、文学编辑。同年9月，《求是学刊》在黑龙江省高校文科学报编辑质量评比中，荣获优秀编辑质量一等奖。12月，历史编辑、副编审周众离休。周众于1985年—1988年间，曾担任编辑室主任。
1991年1月，《求是学刊》第1期开设了“《求是学刊》公开发行十周年（1980－1990）”专栏，发表熊映梧、孙云、张奎良、吕冀平教授撰写的4篇学术文章，并发表了副主编衣俊卿以“本刊编辑部”的名义撰写的纪念文章《唯实、求是、图新》。3月21日，黑龙江大学举行《求是学刊》和《外语学刊》公开发行十周年纪念会，有关上级主管部门领导同志和各界代表130余人参加了会议。9月，为纪念黑龙江大学成立50周年，《求是学刊》第5期发表了由叶伯泉撰写的编辑部文章《追求科学，探索真理》。9月，黑龙江省首届期刊优秀文章编辑奖评选揭晓，《求是学刊》有4篇文章入选，李小娟编辑的《黑格尔哲学体系新探》（1990年第3期）和赵亚乔编辑的《关于农村实行“两田制”运行模式的构想》（1990年第6期）获一等奖；周众编辑的《英雄与时代》（1990年第3期）和叶伯泉编辑的《审美文化的概念和结构》（1990年第6期）获二等奖。11月，在1991年度职称评定工作中，衣俊卿破格晋升为教授，张晓校、赵亚乔和杜桂萍晋升为编辑，李小娟破格晋升为编辑。《求是学刊》1991年在《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上被摘发23篇，文摘数量列全国综合性大学第一名(据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会务简报》1992年2期报道)。
1992年3月，《求是学刊》第1期开辟“文化哲学：跨世纪的思考”栏目，发表衣俊卿的《人类精神的跨世纪走向》和邴正的《人类自我意识的历史演变》，此后，这一栏目成为《求是学刊》不定期重点栏目；同期，还开辟“史学博士论坛”，发表葛志毅的《玄圣素王考》和冯辉的《唐代社会的开放风气》，该栏目此后亦成为不定期学术专栏；同月，副主编衣俊卿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校青年教师奖。7月，赵亚乔毕业，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2月，衣俊卿当选为新成立的黑龙江省期刊协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12月，衣俊卿当选为黑龙江省“十大杰出青年”并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津贴。同年，据有关权威材料调查，《求是学刊》1991年在86条检索途径中被转摘71篇，在全国综合性大学学报中排第二位；《求是学刊》哲学版被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列入中文核心期刊，并被列入全国45家综合性文科重要期刊行列。《求是学刊》1992年所发文章在各报刊上的被转载数量列全国文科学报第3位(据全国文科学报研究会《会务简报》1993年第9、10期报道)。
1993年3月，黑龙江大学副校长尚鹤翔主编退休，衣俊卿任主编。6月，黑龙江省第二届期刊“优秀文章编辑奖”评比揭晓，《求是学刊》共有5篇文章入选：张晓校编辑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之争》（1992年第1期）和李小娟编辑的《简论人类精神生活》（1992第4期）获一等奖；叶伯泉编辑的《宋诗发展的美学轨迹》（1991年第1期）、杜桂萍编辑的《两个貌似神乖的诗派》（1991年第4期）和赵亚乔编辑的《论生产力发展的跳跃规律》获二等奖。7月，东北三省文科学报研究会于7月21日－24日举行年会，并进行评奖活动，《求是学刊》获四项奖：叶伯泉和李小娟被评为“优秀编辑”；杜桂萍和张晓校分别获优秀编辑学成果一等奖。7月，李小娟毕业，获哲学硕士学位。8月，张晓校破格晋升为副编审。9月，衣俊卿调任黑龙江大学哲学系主任，兼任《求是学刊》主编，杨彬调入编辑部任副主编。同年，衣俊卿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颁发的“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求是学刊》1993年共被114条途径转摘文章74篇，在全国综合性大学学报中排第3位(据中南财经大学检索咨询服务报告1994年统计数字显示)。
1994年1月，衣俊卿被全国文科学报研究会评为1993年度全国“优秀编辑”。同月出版的第1期（总第98期）开辟“美学在当代”的不定期学术专栏。3月，《求是学刊》被评为1993年度黑龙江省社会科学类优秀期刊。5月，《求是学刊》第3期为“百期专号”，刊有百期纪念致贺单位名单、齐世荣等13名学者的百期感言，以及熊映梧、厉以宁等学者撰写的18篇学术论文。8月，李小娟的《论市场经济对学术期刊的双重影响》（刊《齐齐哈尔师院学报》1994/5）分别获1994年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青年编辑委员会评选的优秀论文“一等奖”。1994年黑龙江省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评比的优秀论文“一等奖”；李小娟的《论市场经济与学术期刊的发展繁荣》获1994年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评比的优秀论文“一等奖”、杜桂萍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学报编辑意识》获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优秀论文二等奖。9月，衣俊卿教授的论文《日常交往与非日常交往》获黑龙江省第六届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11月，张晓校任副主编。《求是学刊》1994共被105条途径转载77篇，在全国综合性大学学报中排第3位(据中南财经大学检索咨询服务报告1995统计数字显示)。
1995年4月，黑龙江省第3届期刊“优秀文章编辑奖”评比揭晓，《求是学刊》共有5篇文章入选：李小娟编辑的《哲学的嬗变：从拟科学到拟价值》、杜桂萍编辑的《优美乐曲中的不和谐音符》、张晓校编辑的《创造性思维与历史认识系统结构》获一等奖；赵亚乔编辑的《中国怎样向市场经济过渡》、杨彬编辑的《关于贪污罪构成的要件及刑事责任原则的探讨》获二等奖。8月，衣俊卿教授的专著《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获金岳霖学术奖。11月，杨晓彬调入编辑部工作。12月，衣俊卿教授的论文《日常交往与非日常交往》获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与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求是学刊》1995年共被105条途径转载66篇，在全国综合性大学学报中排第7位(据中南财经大学检索咨询服务报告1996年统计数字显示)。
1996年 2月，李小娟同志被国家教委条件装备司和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评为1995度全国优秀编辑。 4月，赵亚乔同志被黑龙江省新闻出版局评为1994－1995年度优秀编辑。8月，李小娟编辑晋升为副编审。9月，衣俊卿主编当选为黑龙江大学副校长，兼任《求是学刊》主编。衣俊卿的专著《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李小娟的论文《论精神现象的内涵与形态》获第七届黑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11月，《求是学刊》被评为黑龙江省优质期刊。《求是学刊》1996年共被105条途径转载文章92篇，在全国综合性大学学报中排第3位(据中南财经大学检索咨询服务报告1997年统计数字显示)。
1997年3月，副主编杨彬调离《求是学刊》，任马列部主任。 4月，黑龙江省第4届期刊“优秀文章编辑奖”评比揭晓，《求是学刊》共有4篇文章入选：李小娟编辑的《中国哲学的失落与重建》、张晓校编辑的《中观史学与科举制研究》获一等奖；杜桂萍编辑的《论文学史家》、赵亚乔编辑的《论市场经济建构中的集体谈判》获二等奖。 5月，杨晓彬调离《求是学刊》。 8月，杜桂萍、赵亚乔晋升副编审。《求是学刊》1997年共被105条途径转载文章84篇，在全国综合性大学学报中排第4位(据中南财经大学检索咨询服务报告1998年统计数字显示)。
1998年4月，康敬奎调入《求是学刊》任法学编辑。 8月，副主编张晓校晋升编审。 9月，衣俊卿主编当选校长，兼《求是学刊》主编。 11月，《求是学刊》被评为1997年度黑龙江省“一级期刊”。12月，衣俊卿辞去主编职务，哲学与行政管理系主任丁立群兼任《求是学刊》主编。张晓校在1997年度学校技术考核中获得优秀。《求是学刊》1998年共被105条途径转载文章65篇，在全国综合性大学学报中排第6位(据中南财经大学检索咨询服务报告199年9统计数字显示)。
1999年1月20日，李小娟被中共黑龙江省委、黑龙江省政府授予“黑龙江省优秀中青年专家”称号。 3月，徐松巍调入《求是学刊》任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 4月，黑龙江省第5届期刊“优秀文章编辑奖”评比揭晓，《求是学刊》共有4篇文章入选：李小娟编辑的《社会思维场论》、杜桂萍编辑的《当代中国美学的走向：辩证和谐的美学》、张晓校编辑的《唐代政治开放述论》、赵亚乔编辑的《当前经济学应该研究的一些问题》均获一等奖。1999年5月18日黑龙江日报发表介绍《求是学刊》文章，题为：“《求是学刊》追求学术高品位” 。6月，《求是学刊》作为黑龙江省5个候选单位之一，参评第二届全国百强社科期刊和首届中国期刊奖，这是中国期刊界最高奖项。 8月，张晓校调离《求是学刊》。 9月，康敬奎考入黑龙江大学法学院读在职硕士研究生；同月，《求是学刊》被评为首届全国百强社科学报。 10月，《求是学刊》被评为1998年度黑龙江省一级期刊；李小娟的《论精神现象的内涵与形态》获黑龙江省第七次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青年一等奖”。11月，《求是学刊》为迎接21世纪的到来，新开辟了“世纪之交的哲学自我批判”、“法制现代化研究”、“20世纪中国美学批评”等栏目。同年，《求是学刊》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社会科学文献计量评价中心确定为1999年度的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赵亚乔在1998年度学校技术考核中获得优秀。《求是学刊》1999年共被122条检索途径转载文章57篇，在全国综合性大学学报中排第7位。
2000年第1期，《求是学刊》又开辟了“行政法新理念”、“世纪之交话史学”等不定期栏目。2月，丁立群主编去北京国家高级教育行政学院学习3 个月。3月，徐松巍副主编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读博士后。李小娟主持学报工作。《求是学刊》第2期又在“世纪之交的哲学自我批判”栏目基础上开设了“20世纪末中国哲学研究重大问题检讨”，对“实践哲学”、“交往理论”、“文化哲学”、“发展理论”、“人学”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重新检视。5月，《求是学刊》被确定为全国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类的核心期刊，并被编入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0年版（第3版）。 6月，杜桂萍的《形式主义美学及其困惑》文章分别获2000年黑龙江省教委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黑龙江省第九次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李小娟的《90年代日常生活批判研究述评》分别获2000年黑龙江省教委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和黑龙江省第九次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 。李小娟被评为1998-2000年度黑龙江大学优秀党员。7月，李小娟、康敬奎被评为东北地区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1998-2000年度优秀编辑；李小娟的论文《学术期刊的风格与编辑的品位》、康敬奎的论文《对学报现代化的几点思考》在东北地区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第11届学术研讨会上荣获优秀论文“一等奖”。9月，在佳木斯召开的黑龙江省高等学校学报研究会2000年学术研讨会上，李小娟的论文《学术期刊的风格》、康敬奎的论文《对学报现代化的几点思考》荣获优秀编辑学论文“一等奖”；李小娟、赵亚乔、杜桂萍、康敬奎被评为1997-1999年度黑龙江省人文社会科学学报优秀编辑。杜桂萍考取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11月27日—12月16日，赵亚乔、杜桂萍、李小娟、康敬奎在黑龙江省新闻出版局培训中心参加全省第一、二期社科类期刊编辑岗位培训班，均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颁发的“岗位培训合格证书”。李小娟、康敬奎在1999年度学校技术考核中获得优秀。据中南财经大学统计，《求是学刊》2000年共被全国15种文摘报刊121条检索途径转载文章90篇，在综合性大学学报中排第3位；在全国2588种期刊中排列17位。
2001年1月，李小娟被任命为《求是学刊》副主编。据《光明日报》2001年3月11日发布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计量指标—论文、引文与期刊引用统计（1998）： 高校社会科学综合性学报被引次数排序前20名》（南京大学统计），《求是学刊》名列第12位。4月，《求是学刊》李小娟、赵亚乔、康敬奎、杜桂萍等编辑人员整理自1974年创刊以来在本刊发表的全部文章的中图分类号；期刊简介（期刊发展历程、获奖情况、国内外数据库收录情况、栏目主题介绍、各时期纪念活动的题字词、贺词）；编辑部介绍（编辑部组成、历届主编的简介、编委会简介）等，为完成“世纪光盘”的制作而做准备。截止2001年第5期，《求是学刊》共发表10组“20世纪末中国哲学研究重大问题检讨（笔谈）”：实践哲学、交往理论、文化哲学、发展哲学、价值哲学、人学研究、新儒学、后现代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全球化时代的哲学理念。2001年8月，《求是学刊》“世纪光盘”由清华同方光盘电子出版社出版。
2001年9月，《求是学刊》截止2001年第5期共发表10组“20世纪末中国哲学研究重大问题检讨（笔谈）”。9月，李小娟晋升为编审。9月，杜桂萍被聘为黑龙江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生导师。9月，在黑龙江省第六届期刊“优秀文章编辑奖”评比活动中，杜桂萍编辑的《百年美学对中国传统美学的反思》、李小娟编辑的《文化哲学的主题及中国文化哲学的定位》获一等奖;赵亚乔编辑的《工业化过程中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动》和康敬奎编辑的《依法治国必须弘扬正义法精神》获二等奖。9月，《求是学刊》邀请美国过程研究中心会员、西雅图美中人民友好协会主席费劳德前来黑龙江大学讲学，其演讲稿“怀特海过程哲学及其当代意义”发表在《求是学刊》2002第1期。10月，徐松巍获黑龙江大学教师特聘岗位津贴。10月，《求是学刊》被《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2000)选用为来源期刊。11月，《求是学刊》入选“中国期刊方阵”。12月，赵亚乔在2000年度学校业务考核中获得优秀。2001年，共被全国15种文摘报刊121条检索途径转载文章73篇，在综合性大学学报中排第5位(据中南财经大学统计)。
2002年1月，《求是学刊》改版为国际标准大刊，页码增加到120页，定价8元。3月，杜桂萍获黑龙江大学杰出青年基金，李小娟获2001年校优秀编辑。4月，黑龙江省高校学报研究会2002年常务理事会在黑龙江大学召开.5月，《求是学刊》开设“海外来稿”专栏，促进了《求是学刊》面向国际的步伐.6月，李小娟参加由北京师范大学和美国过程哲学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价值哲学与过程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特约美国过程研究中心创会主任、世界著名过程思想家小约翰·科布、世界著名后现代思想家大卫·格里芬等为本刊撰文；邀请美国生态纪学会主席赫尔曼·格林前来黑龙江大学讲学，其文章“托马斯·柏励和他的生态纪”发表在《求是学刊》2002年第3期。6月，李小娟获黑龙江大学“模范党务工作者”称号。7月，《求是学刊》在“第二届全国优秀社科学报”的评比活动中被评为“双十佳社科学报”；李小娟被评为全国社科学报“优秀主编”；杜桂萍被评为全国社科学报“优秀编辑”。7月，《求是学刊》协办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第五届青年编辑研讨会，23日在黑龙江大学举行学术报告会，衣俊卿校长做学术报告。8月，丁立群当选黑龙江省哲学学会副会长，李小娟当选黑龙江省哲学学会理事。
从1990年-2002年，《求是学刊》在衣俊卿主编、丁力群主编的领导下，本着唯实、求是、图新的办刊宗旨，把追求高品位视作刊物的生存之本，突出学术前沿，确立主题意识，实现编辑学者化以提高刊物的高品位，建立一支开放型的、富有现代思维的作者群体。因此，《求是学刊》无论在编辑队伍建设方面还是在刊物质量上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编辑部有正高级职称的2人、副高级职称的3人，博士（包括研究生）3人，硕士3人。他们的科研成果和获得的奖励丰硕；1991年~2001年，《求是学刊》在全国综合性大学学报的地位一直名列前茅，无论在学界，还是在社会上都有很好的口碑，获得了可喜的成绩。根据国内权威机构所公布的咨询报告，《求是学刊》自1991年以来，被转载文章的数量排名一直保持在全国高等学校综合性大学学报的前7名:1991年—第2名、1993年—第3名、1994年—第3名、1995年—第7名、1996年—第3名、1997年—第4名、1998年—第6名、1999年—第7名、2000年—第3名,2001年-第5名。据中南财经大学2000年检索报告，《求是学刊》通过15种文摘报刊121条检索途径转载文章90篇，在全国2588种期刊中排列第17位。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哲学原理”专题从147种期刊上转载文章363篇，《求是学刊》被转29篇，名列第1位。高校社会科学综合性学报被引次数排序前20名》，《求是学刊》名列第12位。1999年在首届全国百强社科学报评比中获得第15名的好成绩；据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研究会统计，2000年《求是学刊》在高校学报转摘率排名中，列第7位，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四大权威刊物转摘81篇。2000年《求是学刊》再次被列为全国核心期刊，并被列入全国45家综合性文科重要期刊行列。2002年被中国人文社科学报研究会评为“全国双十佳社科学报”。

8. 关于依法治国的期刊杂志都有哪些

民主与法制》抄杂志创刊于1979年，由全袭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彭真同志题写刊名，半月刊，由中国最权威的法学机构中国法法学会主管、主办，是中国第一份以民主与法制命名，集政治、法律、伦理、社会为一体的综合性新闻杂志，社会影响广泛，读者队伍庞大。1985年杂志社又举办发行民主与法制画报——现为民主与法制时报，每周一期，成为法制报界的一朵艳丽的奇葩。

9. 全民依法治国的重要性论文800字

学位申请者为申请学位而提出撰写的学术论文叫学位论文。这种论文是考核申请者能否被授予学位的重要条件。学位申请者如果能通过规定的课程考试，而论文的审查和答辩合格，那么就给予学位。如果说学位申请者的课程考试通过了，但论文在答辩时被评为不合格，那么就不会授予他学位。有资格申请学位并为申请学位所写的那篇毕业论文就称为学位论文，学士学位论文。学士学位论文既是学位论文又是毕业论文。
学术论文是某一学术课题在实验性、理论性或观测性上具有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或创新见解的知识和科学记录；或是某种已知原理应用于实际中取得新进展的科学总结，用以提供学术会议上宣读、交流或讨论；或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或作其他用途的书面文件。在社会科学领域，人们通常把表达科研成果的论文称为学术论文。

学术论文具有四大特点：①学术性 ②科学性 ③创造性 ④理论性
一、学术性
学术论文的科学性，要求作者在立论上不得带有个人好恶的偏见，不得主观臆造，必须切实地从客观实际出发，从中引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在论据上，应尽可能多地占有资料，以最充分的、确凿有力的论据作为立论的依据。在论证时，必须经过周密的思考，进行严谨的论证。
二、科学性
科学研究是对新知识的探求。创造性是科学研究的生命。学术论文的创造性在于作者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能提出新的观点、新的理论。这是因为科学的本性就是“革命的和非正统的”，“科学方法主要是发现新现象、制定新理论的一种手段，旧的科学理论就必然会不断地为新理论推翻。”（斯蒂芬·梅森）因此，没有创造性，学术论文就没有科学价值。
三、创造性
学术论文在形式上是属于议论文的，但它与一般议论文不同，它必须是有自己的理论系统的，不能只是材料的罗列，应对大量的事实、材料进行分析、研究，使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一般来说，学术论文具有论证色彩，或具有论辩色彩。论文的内容必须符合历史 唯物主义和 唯物辩证法，符合“实事求是”、“有的放矢”、“既分析又综合” 的科学研究方法。
四、理论性
指的是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述科学道理，不仅要做到文从字顺，而且要准确、鲜明、和谐、力求生动。
1.表论文的过程 投稿-审稿-用稿通知-办理相关费用-出刊-邮递样刊一般作者先了解期刊，选定期刊后，找到投稿方式，部分期刊要求书面形式投稿。大部分是采用电子稿件形式。 2.发表论文审核时间一般普通刊物（省级、国家级）审核时间为一周，高质量的杂志，审核时间为14-20天。 核心期刊审核时间一般为4个月，须经过初审、复审、终审三道程序。 3.期刊的级别问题 国家没有对期刊进行级别划分。但各单位一般根据期刊的主管单位的级别来对期刊划为省级期刊和国家级期刊。省级期刊主管单位是省级单位。国家级期刊主管单位是国家部门或直属部门。

10. 以依法治国为中心思想的论文

具体来讲，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要加强立法工作，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第二、要加强执法工作，行政机关要依法行政，司法机关要公正司法。第三、要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第四、要大力开展普法教育，广泛进行法制宣传，不断提高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特别是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形成良好的社会法治环境。第五、要把依法治国和依德治国结合起来。

（一）有法可依有法可依，是立法方面的要求。这是依法治国的法律前提，也是依法治国的首要环节。有法可依是指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需要法律调整的领域和方面都有良好的法律可资依据和遵循。有法可依已不仅要求立各种各样的法，更重要的是要求所立的法是良好的法，即符合人民的利益、社会的需要和时代的精神的法。如果所立的法非常糟糕或者漏洞很多，不仅会给坏人提供为非作歹的机会，还会使好人无从依法行事。从内容上说，社会主义法至少要满足下列几个条件：(1)要做到真正反映和充分表达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2)要做到以“三个有利于”为根本标准，反映社会生活与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3)要做到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各项人格尊严、人生自由、民主权利、政治自由、经济权利和其他社会权利。总之，社会主义法在实质上应当实现人民性、合理性、公正性、合规律性几个方面的深刻统一，这也正是社会主义法的生命力与优越性之所在。从形式方面说，社会主义法至少要满足下列几个要求：(1)要具有稳定性与连续性，也就是说，为了保证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的相对稳定，法律不能朝令夕改，频繁变动，反复无常，而应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与连续性。(2)要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与协调性，也就是说，整个法律体系应当是一个以宪法为总纲的、根本精神一致的、各级各类法律法规内在和谐的体系，这样有助于促进统一的、稳定的法律秩序的形成。(3)要经由民主的、科学的立法程序制定，这是保障法律科学性、民主性的程序基础。民主的、科学的立法程序有助于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力量参与立法，广泛集中民意民智，避免立法工作单纯受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驱使，或者完全依领导人个人的意志而立法。(4)要讲究立法技术，注意借鉴历史上的和国外的立法经验，更要注意总结自己的立法经验，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

（二）有法必依有法必依是指一切政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公民都必须依法办事。这是依法治国的中心环节。有法必依的具体要求包括：(1)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执政党作为国家的领导核心，能否做到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能否依法决策和依法办事，是依法治国能否实现的关键。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实行并坚持依法治国，要求执政党不去随意干预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更不能代替国家政权包办一切，而是要时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与广大人民群众一起严肃认真的监督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严格执法守法，保证其充分、正确、合理地行使职权。全体党员，特别是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务必加强对法律和法学知识的学习，努力增强法治意识，掌握和提高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本领，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带动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全社会形成学法、用法的良好风气，为坚持依法治国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2)一切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必须严格依法办事。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是代表国家制定、执行和实施法律的专门机关和人员。它们严格依法办事，是实行并坚持依法治国的关键所在。这是因为，国家机关，特别是行政、司法机关，能否依法办事直接决定法律能否正确、有效实现，直接影响政府的形象和法律的尊严。另一方面，国家机关严格依法办事对社会成员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行为有着重要的示范、导向和教化作用，有助于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带动全社会形成遵纪守法的良好风气。因此，国家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及其公职人员，都要严格依法办事，这样才能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同时又为人民群众树立守法的榜样。(3)广大社会成员要依法办事。广大社会成员不但要自觉以法律为行动指南，还要善于运用法律来争取和捍卫自己的权力和自由，勇于同一切破坏法律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维护法律的威严。这是依法治国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是依法治国真正实现的重要标志。

（三）执法必严依法治国的关键是执法，难点和重点也在执法。执法必严，是指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办事，坚决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执法必严一是讲执法要严肃，即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要本着对人民负责、忠实于法律的精神严肃认真地、一丝不苟地执行法律。二是讲执法要严格，这又可具体化为五项基本要求，即正确、合法、合理、公正、及时。所谓正确，首先是指查清事实真象，事实认定正确，证据确实充分。这是正确适用法律的前提。其次是指正确理解法律，准确适用法律。这是执法的中心内容。再次是指实事求是，有错必究。所谓合法，是指执法机关要依照法律规则、原则从事执法活动，不得以言代法、以权代法，更不得贪赃枉法；执法过程要符合程序法的规定和要求；执法结果要符合实体法的规则和精神。所谓合理，是指在正确、合法的前提下，执法要符合公共道德和社会公益的要求，符合人民的愿望和实际的需要。所谓公正，是指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各方当事人一视同仁，同样的情况同样对待，同样的案件同样处理。所谓及时，是指在保证执法正确、合法、公正的前提下，要加快执法工作速度，提高执法工作效率，从而早日解决社会纠纷，保证社会关系健康、稳定地发展。

（四）违法必究违法必究，就是要严格追究违法犯罪行为人的法律责任。这是依法治国的必要保证，是法律威严的重要体现。违法不究，不但会使受到侵犯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法律保护和救济，使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得不到恢复，而且还会损害法律的威严，使法律失信于民。在追究法律责任时，专门的国家机关应坚持下列基本原则：(1)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保证责任的认定客观、正确、合法。(2)坚持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原则。一切违法行为都要受到法律追究，不得放纵任何人的违法行为，不得畸轻畸重。(3)坚持责任与违法行为相称原则。法律责任的种类、轻重应与违法行为的性质、危害程度相适应，既不能轻犯重罚，也不能重犯轻罚。(4)坚持专门机关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原则，保证办案工作正确、高效、合法进行。(5)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究的原则。对于因各种主客观因素所造成的冤假错案，要依法予以纠正，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