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毕节创建

Ⅰ 毕节市实验学校怎么样

简介：来原名毕节市实验学校源，创建于1998年9月，是香港商界名流邵逸夫先生捐资50万港币帮助修建的，是毕节市教育局直属的一所“九年制”学校，后于2011年因毕节撤地设市，撤市设区，更名为毕节实验学校，后又于2016年更名为七星关区第一实验学校。是毕节市七星关区教育局直属的一所“九年制”学校，集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于一体，是毕节市实施素质教育，推行教研教改的基地。
注册资本：1165万人民币

Ⅱ 法治毕节‘五项行动’指的是什么

创建工作的重中之重，强力推进，重点功坚。带动整体创建工作亮点频出，好经验好做法不断涌现。

Ⅲ 毕节试验区成立30周年后感作文

毕节是一个革命老区。贵州省第一个中共地下党支部于1934年1月在毕节建立。
1935年2月5日，毛泽东同志率领的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交界的七星关区林口镇“鸡呜三省”村召开了政治局常委分工会议。
1936年2月，红二、六军团长征经过毕节时，创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88年，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提议在贵州省毕节地区建立“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获得国务院批准，此后全区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发展。以“贵毕”、“大纳”等级公路和国道“321线”、“326线”为骨架，多条“省道”和通乡公路相互编织起来的庞大的密集型的公路交通网络，加上“内昆”铁路贯穿威宁县全境，全区交通四通八达，商旅往来十分便捷。即将建设的“隆黄”铁路、织金“旅游机场”、毕节“飞雄机场”以及全省规划的公路建设“两横两纵四联线”中穿越毕节试验区的“一横一纵一联线”，更使全区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毕节还是我国“西部大开发”拉开序幕的地方。长江、珠江两大水系的大面积覆盖，加上典型的、复杂的喀斯特地形，蕴藏了221.9万千瓦（可开发量为161万千瓦）的水能。国家重点建设工程洪家渡水电站（3×18万千瓦）、索风营水电站（4×13.5万千瓦）、黔北火电厂二期工程（120万千瓦）、大方火电厂（120万千瓦）、纳雍火电一厂（120万千瓦）、二厂（120万千瓦）、黔西火电厂（120万千瓦）、毕节头步火电厂异地改建（120万千瓦）、织金火电厂（240万千瓦）等一批电站、电厂和输变电工程，确保2010年发电量达1000万千瓦，完成黔电送粤任务。充足的能源必将加快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
贵州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要把毕节试验区建设成为“贵州科学发展的试验田”和“生态文明的示范区”，并为加快毕节试验区的发展步伐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部署，有力推进了该区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和城乡基础设施建设进程，毕节试验区经济社会发展正呈现出可喜的态势。
“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是为喀斯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借鉴的全国第一个综合改革试验区。1988年1月，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审时度势，倡导和推动了建立毕节试验区的战略决策，旨在通过对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人民贫困程度极深、生态环境极差的毕节地区试验，探出一条贫困地区科学发展的新路子。 创建于1988年1月、由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同志倡导和推动建立的毕节试验区，包含了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是国家实施贫困地区科学发展的试验场，其改革试验，对什么是发展、为什么要发展、怎样才能发展、如何评价发展等这些涉及发展观的根本问题作出了科学的解答，是对科学发展理论的先行探索与实践。
1985年，胡锦涛同志出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在这个贫困的内陆山区省份，他不辞辛劳，走遍了贵州的山山水水。在深入实地调查研究，组织专家学者论证的基础上，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在同样的政策条件下，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存在着效益上的差距，其结果将是地区间差距的扩大，如果不相应采取有力措施，贫困地区将会更加落后。如何加快贫困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加快贫困地区群众脱贫致富的步伐，成为他集中思考的重大问题。针对贵州贫困面较大、贫困程度较深的特点，胡锦涛同志把目光集中到在贵州省具有一定典型性的毕节地区。
毕节地区位于贵州省西北部，具有典型的喀斯特地形地貌特征，在建立试验区之前是贵州省最贫困落后的地区之一。直到1987年，全区人均工农业总产值仅为288．9元，农民人均收入只184元，人均粮食不足200公斤，未解决温饱人口达300余万，农村贫困人口占其总人口的53．68%，人口自增率21．29‰，森林覆盖率仅为8．53%。由于历史、地理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毕节地区生态恶化、人口众多，严重遏制毕节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膨胀，粮食短缺，迫使陡坡开荒，林、灌、草、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的60%以上，致使生态环境恶化，数以百万计的农民生活贫困，常靠政府救济为生。贫困与生态恶化互为因果，伴随人口的剧增而愈演愈烈，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治理，将导致大片土地石漠化，从根本上将失去人类在此生存的基本条件。针对毕节地区严峻的现实，胡锦涛同志提出了建立“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构想，得到了省委“一班人”的赞同，1988年6月，经贵州省委、省政府上报，国务院批准了建立“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
在“毕节试验区”创建过程中，为了争取对试验区的智力援助，1988年4月，胡锦涛同志代表贵州省委在京邀请了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的领导同志召开会议，介绍了拟建立毕节试验区的设想，期望得到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智力支边小组的支持。试验区成立之后，智力支边协调小组和各民主党派中央17年来始终将毕节地区作为智力支边的重点地区，并于1989年9月20日成立了由钱伟长任组长、常近时等任副组长的北京专家顾问组。此后，各民主党派、专家顾问组与试验区的广大干部群众并肩战斗，亲密合作，共同走过了不平凡的17年。
与当时全国启动的改革试验特区、开发区不同，毕节试验区是全国唯一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为主题的试验区。胡锦涛同志非常重视以创新的思路开展试验区工作，1988年6月8日，他强调指出：“牢牢把握扶贫开发、生态建设这个主题，就要针对全区有300万农村人口温饱问题没有彻底解决这一现实，采取一切有利于摆脱贫困、落后的政策措施，加快资源开发，加速劳动力转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逐步实现绝大多数农民脱贫的目标。要针对全地区水土流失面积已占总面积一半以上的现实，采取强有力措施，全面规划，综合治理，把生态建设和经济开发紧密结合起来。尽快停止人为的生态破坏，并逐步走向生态的良性循环。如果这两大目标都能如期实现，那就表明试验区的改革试验是成功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如果没有实现，那就说明试验区的任务没有完成。” 这一明确的发展思路及决策，包含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为毕节试验区的长远发展指明了方向。
试验区成立25年来，毕节市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全区近700万各族人民在历届地委、行署的具体领导下，在八大民主党派中央和中央统战部的共同帮扶下，紧紧围绕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的主题，面对挑战与机遇并存、困难和希望同在的实际，充分发扬“坚定信念、艰苦创业、求实进取、无私奉献”的试验区精神，抓住机遇，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加快经济发展，控制人口增长，坚持变救济式扶贫为开发式扶贫，寓生态建设于经济开发中，以生态建设促进经济开发，开始走出了经济贫困、生态恶化、人口膨胀的恶性循环怪圈，逐步实现人口、生态、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经济发展取得了明显的阶段性成果，主要表现在：综合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农村贫困状况有较大改善；生态建设成效明显，人口的过快增长得到有效控制；基础设施和重大工程项目建设成就显著；人民生活改善；社会事业全面进步。2004年，全区生产总值从1988年的23．4亿元上升到196．03亿元，粮食产量从1988年的103．8万吨上升到238．22万吨，农民纯收入从226元上升到1665元，贫困人口减少到56万人，5个国家级贫困县已相继越过温饱线；人口自增长率下降到9.8‰，森林覆盖率提高到33.92%。根据毕节市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毕节市已经成为贵州省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 毕节试验区发生的这些深刻变化，证明了胡锦涛同志的构想是前瞻性与现实性的统一、改革动力与发展思路的统一、局部突破与整体推进的统一。从其后的发展实践看，毕节地区为《中国21世纪议程》的实施进行了超前性试验，具有跨区域、跨时代的巨大价值与意义。
第一，在什么是发展、如何发展这个问题上，毕节试验区包含了可持续发展观的核心内容。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产生导致了发展观的重大变化，这是20世纪发展观演变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关于发展观的争论，在伴随着工业化、经济增长所出现的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压力下，把发展简单等同于经济增长的发展观遭到了普遍批评。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首脑大会上，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共同的心声。会议通过的《21世纪议程》指出：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把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结合在一起，把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结合在一起，制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政策和行动措施。毕节试验区与当时国际上方兴未艾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相吻合，包含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具有前瞻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把发展看作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目标。
与当时全国已经启动的经济特区、开发区不同，毕节试验区从一开始就不以单纯的经济增长为目标，而是将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作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将物质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以及人口生产力统一协调起来，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目标展开的综合性社会发展试验。开发扶贫，就是启动市场经济机制、遵循商品经济规律，变“救济型”、“输血式”的扶贫为“自救型”、“造血式”的扶贫；生态建设，就是采取一切有效措施进行环境治理，实行以退耕还林还草为重点的植物措施为主、并与“坡改梯”等工程措施、耕作措施相结合的综合治理，以形成生态系统内各要素的优化组合；人口控制，就是把人口数量控制、人口素质提高、人口结构优化、人力资源开发进行通盘考虑，在一定时期内，着重以人口数量控制为核心，以人口素质提高为宗旨，以人口结构优化为关键，以人力资源开发为动力，使人类自身的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最大限度地保持相适应的关系。
毕节试验区的三大主题以及围绕三大主题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实质上是把发展看作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目标，通过开发扶贫探索经济建设、生态资源和社会发展的有效整合，通过生态建设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通过人口控制促进人自身的全面进步，根本目的是要在追求全面、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全面、协调发展正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社会发展首先是经济的发展，只有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才能为消除贫困、提高生活水平奠定物质基础，对这一点，试验区的干部群众具有广泛的共识。但是，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等同于发展，单纯追求经济的发展、单纯追求GDP的增长，其结果常常是事与愿违，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目的本身也不能真正实现，这是被毕节地区以往发展的经验教训所证明的。像毕节这样人口过多、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的地区，经济发展尤其要与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人口增长、国民素质、文化教育等相协调，在人、社会与自然全面、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这可以说是毕节试验区17年改革试验的一条根本经验。
二是把生态建设放到了突出重要的位置。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秩序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针对恶化的生态环境已经直接遏制毕节经济发展的严峻现实，试验区在成立之初就把生态建设放到了突出重要的位置，把能否尽快停止人为的生态破坏，并逐步走向生态的良性循环，作为评判试验区成败的一个重要标准，要求各级干部对“生态环境恶化的现状，要有危机感和忧患意识，以对子孙后代负责的精神树立从长计议的战略观点。”2 17年来保护生态、保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已扎根毕节，深入人心。形成了一种超前的、早熟的、具有后发优势观念的广泛共识。生态建设这一现代名词，已经被毕节广大农民所接受，每年冬季，声势浩大的水土保持工程农民都自觉自愿参加。“3356工程”、“长防工程”、“长治工程”等生态建设的骨干工程均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各小流域的山、水、林、田、路等的综合治理取得了扎扎实实的成效。毕节在生态方面所取得的业绩，为西部大开发生态建设树立了榜样。在一个贫困地区如此重视生态建设，并制定完整的方案大范围实施，可以说在世界上还没有先例。
三是全面尊重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尊重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是解决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片面的发展观之所以在实践中造成严重的危害，从根本上来看就是背离了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客观规律出发的原则。在改革试验的过程中，毕节试验区既注重按经济规律办事，也注重按自然规律办事。例如，针对本地山地面积大、立体气候明显，土壤类型多样的特点，因地制宜发展立体农业，逐步形成“山上植树造林戴帽子，山腰种地植树拴带子，坡地种植绿肥、覆盖地膜铺毯子，山下搞乡镇企业、庭院经济抓票子，基本农田集纸币经营收谷子”的“五子登科”的农业开发路子；再如，坡改梯工程、退耕还林与进行基本农田建设相结合，以巩固和保障生态建设的成果和经济效益，等等，这些都是尊重客观规律、辩证地解决生态建设和经济开发矛盾的范例。在实践中，凡是按照经济规律，充分运用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讲究经济效益，使之与生态效益结合起来，就能获得较好的综合效益，促进经济、社会、生态的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在发展的动力上，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发展主体的积极因素，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是毕节试验区发展的不竭动力源泉。
改革试验既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是一项伟大艰巨的事业，必须充分发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毕节试验区从成立之初，就着力营造调动一切发展主体积极因素的社会氛围，努力建立调动一切发展主体积极因素的体制和机制，以使最广大人民群众成为改革发展的主体。
一是充分发挥试验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创造精神，注重调动各类人才的积极性。在指导和领导改革试验过程中，胡锦涛同志着重强调：深化改革，最根本靠谁？还是靠广大群众，他们是改革的主人。能否代表群众利益，为群众所接受？制定的方案，要征求群众意见，特别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群众，这样，制订的方案才是可靠的、可行的；他同时强调，在试验区工作逐步展开后，能否有效地解决人才短缺的矛盾，将从根本上制约试验区工作的进程，加强智力开发，注重培养、引进各类人才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对于在改革开放中涌现出的商品生产经营者和企业家，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他们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带头人，是新生产力的代表。一定要正确对待他们，充分肯定他们在改革和发展商品经济中的开拓精神”，3 要发挥“能人效应”带动周围群众，以形成有利于改革探索、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良好社会环境。这些重要思想，明确回答了改革试验要相信谁、依靠谁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运用和发展，对毕节试验区的工作具有长远的指导作用。17年来，毕节试验区坚持富民为本，紧紧依靠群众，创造了许多适应试验区区情、具有时代特征、地方特色的工作方法和发展路子，有力地推动了试验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例如，“五子登科”的农业开发模式，以集团承包的形式推进改革试验工作，建立试验小区与开发小区，推进“小流域综合治理”等，无不源于广大群众在实践中的首创精神，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成为试验区改革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优势推进试验区建设。
毕节试验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共同推进改革开放和贫困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及跨越式发展的成功范例。毕节试验区的发展凝聚了各民主党派的智慧，显示了统一战线的强大力量。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中央智力支边协调小组暨支援毕节试验区顾问组17年如一日，深入毕节地区，指导制订试验方案，协调解决改革试验中的重大问题。17年来，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共为毕节引进资金3.4亿元，联系项目80多个，涉及资金300多亿元，直接投入各种资金7000余万元，培训干部8600多人次，帮助输出富余劳动力1.1万人，兴办各种社会事业（仅各类学校就达30多所），直接推动了毕节地区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发展，有力地促进了试验区的各项工作。
毕节试验区的发展经验表明，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政治制度的优势，是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充分发挥这一制度的优势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要求，也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各民主党派内汇集了大批专家学者，人才济济，要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的智力优势，为他们干事创业提供更大的舞台。牢牢把握发展这个根本任务，不断推进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在基层层面的开展，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体制机制，把各民主党派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共同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就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增添新的动力。17年来，毕节试验区紧紧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开展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多党合作共同促进发展的体制、机制，为提高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化水平，进一步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程序积累了经验，推进了在基层层面开展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实践，对充分发挥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政治制度的优势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第三，在发展目的上，强调以人为本的发展，使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各族贫困群众。
发展问题虽然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始终面临的一个永恒课题，但每个时代发展成果的分配最终都要到涉及到复杂的利益关系。所以，不同阶级、不同政党在为什么发展这个涉及发展观的根本问题上，都会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作出回答。使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最广大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立场和执政为民执政观的本质要求。
早在试验区建立之初，胡锦涛同志就明确指出，毕节试验区必须坚持以改变贫困面貌，解决温饱问题为目标，并把能否如期实现绝大多数农民脱贫的目标作为衡量试验成败的首要标准。毕节地区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贫困地区，全区居住着汉、彝、苗等35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区贫困人口的比例高，少数民族乡占全区重点贫困乡比重大，是毕节地区贫困的主要特点。针对这一特点，17年来，毕节试验区坚持以开发扶贫工作统揽全局，变救济式扶贫为开发式扶贫。在扶贫项目的安排上，优先解决群众温饱、优先投入见效快覆盖面广、优先投放贫困少数民族村组户、优先投入技术物资配套、优先投放能带动种养业发展的项目；同时，把开发扶贫和生态建设、优化农村经济结构、培育发展支柱产业结合起来，促进农民增收，等等。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切实把扶贫工作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不断增强贫困地区群众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全区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从1988年的312.2万人减少到2004年的56万人，试验区扶贫工作所取得的成绩，促进了毕节地区社会安定和谐与民族团结。
当前，加快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占有越来越突出重要的战略位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求我们必须扭转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必须实实在在地解决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的贫穷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毕节试验区扶贫工作的经验启示我们，发展首先要明确发展的目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要自觉地把完成发展任务同实现发展目的统一起来。我们不是为了发展而发展，不是为了GDP而发展，而是为了富裕人民、造福人民而发展。人民是否得到实惠，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是否得到提高，人民是否高兴和满意，应当成为我们考虑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成为检验我们发展的最高标准。
25年来，毕节试验区取得了重大成就，也留给我们多方面的经验和启示，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是：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观，对一个地区的发展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不同的发展观会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实现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又快又好的发展，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毕节试验区的发展经验证明，即使在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的贫困地区，只要勇于面对现实，创新发展思路，善于吸取人类对发展问题认识的科学成果，坚持对人口、资源、环境实行综合治理，也能够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毕节试验区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既是中国共产党人以宽广的世界眼光和深刻的战略思维观察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生动运用和体现，也是对我国20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为当代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人类对发展问题的认识是在社会历史过程中不断完善和深化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长期探索实践的产物，毕节试验区是这种探索实践的典型范例。17年来，毕节试验区所走的是一条贫困地区科学发展之路，这也是科学发展观所指引的道路。在新的改革试验中，要更加自觉地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让这项“具有国际意义的小试验、大方向”工作结出更加丰硕之果。 1、胡锦涛：《在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工作会议结束时的讲话》，1988年6月8日。
2、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规划组编制：《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发展规划》，1989年5月，第54页。

Ⅳ 毕节属于黔东南还是黔西南

毕节市不属于黔东南，也不属于黔西南。

毕节市是贵州省的一个地级市，从贵州省的地图上可以看到，毕节处在贵州省的西北部。毕节是川、滇、黔、渝结合部区域性中心城市，西南地区区域性重要综合交通枢纽，珠三角连接西南地区、长三角连接东盟地区的重要通道。

黔西南州山川秀丽，气候宜人 ，文化底蕴深厚。近年来，黔西南州立足资源禀赋优势和国内外市场需求，通过三产融合，同时充分发挥新型经营主体的带动作用，打造并不断完善利益联结、带贫机制，走出了一条效果好、可持续的扶贫新路径。

黔东南地势西高东低，自西部向北、东、南三面倾斜，海拔最高2178米，最低137米，历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说。黔东南州围绕创建中国苗侗风情国际旅游目的地和打造国内外知名民族文化旅游目的地奋斗目标，深入推进全域旅游发展战略实施，初步构建了“大旅游”发展格局。

Ⅳ 毕节市民族中学怎么样

简介：毕节市民族中学创建于1992年，隶属于市委市政府领导，为正县级事回业单位，由市民答宗委和教育局共同管理，是全市唯一一所市直民族高级中学，也是全省唯一由民委部门主管的普通高中。学校集“民族性、农村性、扶贫性”于一体，面向农村、面向农业人口、面向少数民族、面向边贫村寨招生，生源分布于全市250个镇乡（办事处）。学校采取寄宿制、半封闭式管理，实行助学金和奖学金制度。
注册资本：4196万人民币

Ⅵ 毕节市撒拉溪镇因何而得名

据传闻是撒拉方言里叫唢啦，民间一种乐器，因其后山有水箐沟一地，原始土著人就把专那里叫属唢啦溪，久而久之就叫成了撒拉溪了，因没有历史资料作考证满意请记得采纳吧，民间就是这个传言，信不信由你。欢迎到本地贴吧发表意见http-://-tieba.-.-com/f?kw=%B1%CF%BD%DA%B9%A4%D2%B5%C7%F8（去-）

Ⅶ 毕节试验区的经济发展

毕节是一个革命老区。贵州省第一个中共地下党支部于1934年1月在毕节建立。
1935年2月5日，毛泽东同志率领的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交界的七星关区林口镇“鸡呜三省”村召开了政治局常委分工会议。
1936年2月，红二、六军团长征经过毕节时，创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88年，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提议在贵州省毕节地区建立“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获得国务院批准，此后全区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发展。以“贵毕”、“大纳”等级公路和国道“321线”、“326线”为骨架，多条“省道”和通乡公路相互编织起来的庞大的密集型的公路交通网络，加上“内昆”铁路贯穿威宁县全境，全区交通四通八达，商旅往来十分便捷。即将建设的“隆黄”铁路、织金“旅游机场”、毕节“飞雄机场”以及全省规划的公路建设“两横两纵四联线”中穿越毕节试验区的“一横一纵一联线”，更使全区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毕节还是我国“西部大开发”拉开序幕的地方。长江、珠江两大水系的大面积覆盖，加上典型的、复杂的喀斯特地形，蕴藏了221.9万千瓦（可开发量为161万千瓦）的水能。国家重点建设工程洪家渡水电站（3×18万千瓦）、索风营水电站（4×13.5万千瓦）、黔北火电厂二期工程（120万千瓦）、大方火电厂（120万千瓦）、纳雍火电一厂（120万千瓦）、二厂（120万千瓦）、黔西火电厂（120万千瓦）、毕节头步火电厂异地改建（120万千瓦）、织金火电厂（240万千瓦）等一批电站、电厂和输变电工程，确保2010年发电量达1000万千瓦，完成黔电送粤任务。充足的能源必将加快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
贵州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要把毕节试验区建设成为“贵州科学发展的试验田”和“生态文明的示范区”，并为加快毕节试验区的发展步伐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部署，有力推进了该区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和城乡基础设施建设进程，毕节试验区经济社会发展正呈现出可喜的态势。
“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是为喀斯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借鉴的全国第一个综合改革试验区。1988年1月，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审时度势，倡导和推动了建立毕节试验区的战略决策，旨在通过对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人民贫困程度极深、生态环境极差的毕节地区试验，探出一条贫困地区科学发展的新路子。 创建于1988年1月、由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同志倡导和推动建立的毕节试验区，包含了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是国家实施贫困地区科学发展的试验场，其改革试验，对什么是发展、为什么要发展、怎样才能发展、如何评价发展等这些涉及发展观的根本问题作出了科学的解答，是对科学发展理论的先行探索与实践。
1985年，胡锦涛同志出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在这个贫困的内陆山区省份，他不辞辛劳，走遍了贵州的山山水水。在深入实地调查研究，组织专家学者论证的基础上，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在同样的政策条件下，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存在着效益上的差距，其结果将是地区间差距的扩大，如果不相应采取有力措施，贫困地区将会更加落后。如何加快贫困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加快贫困地区群众脱贫致富的步伐，成为他集中思考的重大问题。针对贵州贫困面较大、贫困程度较深的特点，胡锦涛同志把目光集中到在贵州省具有一定典型性的毕节地区。
毕节地区位于贵州省西北部，具有典型的喀斯特地形地貌特征，在建立试验区之前是贵州省最贫困落后的地区之一。直到1987年，全区人均工农业总产值仅为288．9元，农民人均收入只184元，人均粮食不足200公斤，未解决温饱人口达300余万，农村贫困人口占其总人口的53．68%，人口自增率21．29‰，森林覆盖率仅为8．53%。由于历史、地理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毕节地区生态恶化、人口众多，严重遏制毕节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膨胀，粮食短缺，迫使陡坡开荒，林、灌、草、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的60%以上，致使生态环境恶化，数以百万计的农民生活贫困，常靠政府救济为生。贫困与生态恶化互为因果，伴随人口的剧增而愈演愈烈，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治理，将导致大片土地石漠化，从根本上将失去人类在此生存的基本条件。针对毕节地区严峻的现实，胡锦涛同志提出了建立“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构想，得到了省委“一班人”的赞同，1988年6月，经贵州省委、省政府上报，国务院批准了建立“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
在“毕节试验区”创建过程中，为了争取对试验区的智力援助，1988年4月，胡锦涛同志代表贵州省委在京邀请了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的领导同志召开会议，介绍了拟建立毕节试验区的设想，期望得到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智力支边小组的支持。试验区成立之后，智力支边协调小组和各民主党派中央17年来始终将毕节地区作为智力支边的重点地区，并于1989年9月20日成立了由钱伟长任组长、常近时等任副组长的北京专家顾问组。此后，各民主党派、专家顾问组与试验区的广大干部群众并肩战斗，亲密合作，共同走过了不平凡的17年。
与当时全国启动的改革试验特区、开发区不同，毕节试验区是全国唯一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为主题的试验区。胡锦涛同志非常重视以创新的思路开展试验区工作，1988年6月8日，他强调指出：“牢牢把握扶贫开发、生态建设这个主题，就要针对全区有300万农村人口温饱问题没有彻底解决这一现实，采取一切有利于摆脱贫困、落后的政策措施，加快资源开发，加速劳动力转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逐步实现绝大多数农民脱贫的目标。要针对全地区水土流失面积已占总面积一半以上的现实，采取强有力措施，全面规划，综合治理，把生态建设和经济开发紧密结合起来。尽快停止人为的生态破坏，并逐步走向生态的良性循环。如果这两大目标都能如期实现，那就表明试验区的改革试验是成功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如果没有实现，那就说明试验区的任务没有完成。” 这一明确的发展思路及决策，包含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为毕节试验区的长远发展指明了方向。
试验区成立25年来，毕节市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全区近700万各族人民在历届地委、行署的具体领导下，在八大民主党派中央和中央统战部的共同帮扶下，紧紧围绕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的主题，面对挑战与机遇并存、困难和希望同在的实际，充分发扬“坚定信念、艰苦创业、求实进取、无私奉献”的试验区精神，抓住机遇，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加快经济发展，控制人口增长，坚持变救济式扶贫为开发式扶贫，寓生态建设于经济开发中，以生态建设促进经济开发，开始走出了经济贫困、生态恶化、人口膨胀的恶性循环怪圈，逐步实现人口、生态、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经济发展取得了明显的阶段性成果，主要表现在：综合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农村贫困状况有较大改善；生态建设成效明显，人口的过快增长得到有效控制；基础设施和重大工程项目建设成就显著；人民生活改善；社会事业全面进步。2004年，全区生产总值从1988年的23．4亿元上升到196．03亿元，粮食产量从1988年的103．8万吨上升到238．22万吨，农民纯收入从226元上升到1665元，贫困人口减少到56万人，5个国家级贫困县已相继越过温饱线；人口自增长率下降到9.8‰，森林覆盖率提高到33.92%。根据毕节市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毕节市已经成为贵州省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 毕节试验区发生的这些深刻变化，证明了胡锦涛同志的构想是前瞻性与现实性的统一、改革动力与发展思路的统一、局部突破与整体推进的统一。从其后的发展实践看，毕节地区为《中国21世纪议程》的实施进行了超前性试验，具有跨区域、跨时代的巨大价值与意义。
第一，在什么是发展、如何发展这个问题上，毕节试验区包含了可持续发展观的核心内容。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产生导致了发展观的重大变化，这是20世纪发展观演变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关于发展观的争论，在伴随着工业化、经济增长所出现的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压力下，把发展简单等同于经济增长的发展观遭到了普遍批评。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首脑大会上，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共同的心声。会议通过的《21世纪议程》指出：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把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结合在一起，把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结合在一起，制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政策和行动措施。毕节试验区与当时国际上方兴未艾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相吻合，包含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具有前瞻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把发展看作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目标。
与当时全国已经启动的经济特区、开发区不同，毕节试验区从一开始就不以单纯的经济增长为目标，而是将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作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将物质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以及人口生产力统一协调起来，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目标展开的综合性社会发展试验。开发扶贫，就是启动市场经济机制、遵循商品经济规律，变“救济型”、“输血式”的扶贫为“自救型”、“造血式”的扶贫；生态建设，就是采取一切有效措施进行环境治理，实行以退耕还林还草为重点的植物措施为主、并与“坡改梯”等工程措施、耕作措施相结合的综合治理，以形成生态系统内各要素的优化组合；人口控制，就是把人口数量控制、人口素质提高、人口结构优化、人力资源开发进行通盘考虑，在一定时期内，着重以人口数量控制为核心，以人口素质提高为宗旨，以人口结构优化为关键，以人力资源开发为动力，使人类自身的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最大限度地保持相适应的关系。
毕节试验区的三大主题以及围绕三大主题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实质上是把发展看作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目标，通过开发扶贫探索经济建设、生态资源和社会发展的有效整合，通过生态建设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通过人口控制促进人自身的全面进步，根本目的是要在追求全面、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全面、协调发展正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社会发展首先是经济的发展，只有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才能为消除贫困、提高生活水平奠定物质基础，对这一点，试验区的干部群众具有广泛的共识。但是，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等同于发展，单纯追求经济的发展、单纯追求GDP的增长，其结果常常是事与愿违，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目的本身也不能真正实现，这是被毕节地区以往发展的经验教训所证明的。像毕节这样人口过多、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的地区，经济发展尤其要与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人口增长、国民素质、文化教育等相协调，在人、社会与自然全面、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这可以说是毕节试验区17年改革试验的一条根本经验。
二是把生态建设放到了突出重要的位置。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秩序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针对恶化的生态环境已经直接遏制毕节经济发展的严峻现实，试验区在成立之初就把生态建设放到了突出重要的位置，把能否尽快停止人为的生态破坏，并逐步走向生态的良性循环，作为评判试验区成败的一个重要标准，要求各级干部对“生态环境恶化的现状，要有危机感和忧患意识，以对子孙后代负责的精神树立从长计议的战略观点。”2 17年来保护生态、保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已扎根毕节，深入人心。形成了一种超前的、早熟的、具有后发优势观念的广泛共识。生态建设这一现代名词，已经被毕节广大农民所接受，每年冬季，声势浩大的水土保持工程农民都自觉自愿参加。“3356工程”、“长防工程”、“长治工程”等生态建设的骨干工程均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各小流域的山、水、林、田、路等的综合治理取得了扎扎实实的成效。毕节在生态方面所取得的业绩，为西部大开发生态建设树立了榜样。在一个贫困地区如此重视生态建设，并制定完整的方案大范围实施，可以说在世界上还没有先例。
三是全面尊重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尊重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是解决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片面的发展观之所以在实践中造成严重的危害，从根本上来看就是背离了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客观规律出发的原则。在改革试验的过程中，毕节试验区既注重按经济规律办事，也注重按自然规律办事。例如，针对本地山地面积大、立体气候明显，土壤类型多样的特点，因地制宜发展立体农业，逐步形成“山上植树造林戴帽子，山腰种地植树拴带子，坡地种植绿肥、覆盖地膜铺毯子，山下搞乡镇企业、庭院经济抓票子，基本农田集纸币经营收谷子”的“五子登科”的农业开发路子；再如，坡改梯工程、退耕还林与进行基本农田建设相结合，以巩固和保障生态建设的成果和经济效益，等等，这些都是尊重客观规律、辩证地解决生态建设和经济开发矛盾的范例。在实践中，凡是按照经济规律，充分运用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讲究经济效益，使之与生态效益结合起来，就能获得较好的综合效益，促进经济、社会、生态的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在发展的动力上，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发展主体的积极因素，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是毕节试验区发展的不竭动力源泉。
改革试验既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是一项伟大艰巨的事业，必须充分发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毕节试验区从成立之初，就着力营造调动一切发展主体积极因素的社会氛围，努力建立调动一切发展主体积极因素的体制和机制，以使最广大人民群众成为改革发展的主体。
一是充分发挥试验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创造精神，注重调动各类人才的积极性。在指导和领导改革试验过程中，胡锦涛同志着重强调：深化改革，最根本靠谁？还是靠广大群众，他们是改革的主人。能否代表群众利益，为群众所接受？制定的方案，要征求群众意见，特别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群众，这样，制订的方案才是可靠的、可行的；他同时强调，在试验区工作逐步展开后，能否有效地解决人才短缺的矛盾，将从根本上制约试验区工作的进程，加强智力开发，注重培养、引进各类人才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对于在改革开放中涌现出的商品生产经营者和企业家，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他们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带头人，是新生产力的代表。一定要正确对待他们，充分肯定他们在改革和发展商品经济中的开拓精神”，3 要发挥“能人效应”带动周围群众，以形成有利于改革探索、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良好社会环境。这些重要思想，明确回答了改革试验要相信谁、依靠谁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运用和发展，对毕节试验区的工作具有长远的指导作用。17年来，毕节试验区坚持富民为本，紧紧依靠群众，创造了许多适应试验区区情、具有时代特征、地方特色的工作方法和发展路子，有力地推动了试验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例如，“五子登科”的农业开发模式，以集团承包的形式推进改革试验工作，建立试验小区与开发小区，推进“小流域综合治理”等，无不源于广大群众在实践中的首创精神，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成为试验区改革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优势推进试验区建设。
毕节试验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共同推进改革开放和贫困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及跨越式发展的成功范例。毕节试验区的发展凝聚了各民主党派的智慧，显示了统一战线的强大力量。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中央智力支边协调小组暨支援毕节试验区顾问组17年如一日，深入毕节地区，指导制订试验方案，协调解决改革试验中的重大问题。17年来，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共为毕节引进资金3.4亿元，联系项目80多个，涉及资金300多亿元，直接投入各种资金7000余万元，培训干部8600多人次，帮助输出富余劳动力1.1万人，兴办各种社会事业（仅各类学校就达30多所），直接推动了毕节地区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发展，有力地促进了试验区的各项工作。
毕节试验区的发展经验表明，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政治制度的优势，是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充分发挥这一制度的优势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要求，也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各民主党派内汇集了大批专家学者，人才济济，要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的智力优势，为他们干事创业提供更大的舞台。牢牢把握发展这个根本任务，不断推进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在基层层面的开展，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体制机制，把各民主党派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共同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就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增添新的动力。17年来，毕节试验区紧紧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开展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多党合作共同促进发展的体制、机制，为提高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化水平，进一步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程序积累了经验，推进了在基层层面开展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实践，对充分发挥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政治制度的优势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第三，在发展目的上，强调以人为本的发展，使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各族贫困群众。
发展问题虽然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始终面临的一个永恒课题，但每个时代发展成果的分配最终都要到涉及到复杂的利益关系。所以，不同阶级、不同政党在为什么发展这个涉及发展观的根本问题上，都会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作出回答。使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最广大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立场和执政为民执政观的本质要求。
早在试验区建立之初，胡锦涛同志就明确指出，毕节试验区必须坚持以改变贫困面貌，解决温饱问题为目标，并把能否如期实现绝大多数农民脱贫的目标作为衡量试验成败的首要标准。毕节地区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贫困地区，全区居住着汉、彝、苗等35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区贫困人口的比例高，少数民族乡占全区重点贫困乡比重大，是毕节地区贫困的主要特点。针对这一特点，17年来，毕节试验区坚持以开发扶贫工作统揽全局，变救济式扶贫为开发式扶贫。在扶贫项目的安排上，优先解决群众温饱、优先投入见效快覆盖面广、优先投放贫困少数民族村组户、优先投入技术物资配套、优先投放能带动种养业发展的项目；同时，把开发扶贫和生态建设、优化农村经济结构、培育发展支柱产业结合起来，促进农民增收，等等。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切实把扶贫工作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不断增强贫困地区群众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全区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从1988年的312.2万人减少到2004年的56万人，试验区扶贫工作所取得的成绩，促进了毕节地区社会安定和谐与民族团结。
当前，加快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占有越来越突出重要的战略位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求我们必须扭转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必须实实在在地解决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的贫穷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毕节试验区扶贫工作的经验启示我们，发展首先要明确发展的目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要自觉地把完成发展任务同实现发展目的统一起来。我们不是为了发展而发展，不是为了GDP而发展，而是为了富裕人民、造福人民而发展。人民是否得到实惠，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是否得到提高，人民是否高兴和满意，应当成为我们考虑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成为检验我们发展的最高标准。
25年来，毕节试验区取得了重大成就，也留给我们多方面的经验和启示，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是：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观，对一个地区的发展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不同的发展观会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实现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又快又好的发展，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毕节试验区的发展经验证明，即使在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的贫困地区，只要勇于面对现实，创新发展思路，善于吸取人类对发展问题认识的科学成果，坚持对人口、资源、环境实行综合治理，也能够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毕节试验区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既是中国共产党人以宽广的世界眼光和深刻的战略思维观察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生动运用和体现，也是对我国20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为当代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人类对发展问题的认识是在社会历史过程中不断完善和深化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长期探索实践的产物，毕节试验区是这种探索实践的典型范例。17年来，毕节试验区所走的是一条贫困地区科学发展之路，这也是科学发展观所指引的道路。在新的改革试验中，要更加自觉地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让这项“具有国际意义的小试验、大方向”工作结出更加丰硕之果。 1、胡锦涛：《在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工作会议结束时的讲话》，1988年6月8日。
2、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规划组编制：《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发展规划》，1989年5月，第54页。

Ⅷ 毕节两创一建是什么

毕节两创一建是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省级文明城市，建设山水园林宜居城市.

Ⅸ 毕节最出名的历史人物是谁

从汉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111年)，牂牁郡(今毕节境内)土著人盛览向武帝派遣出使西南的特使司马相如讨教作文之术，然后返回故乡招生授徒开始，到明洪武十七年(1384)毕节置卫，再到明正统四年(1439)土著人唐谏“献宅基地修学庙”，明眼人可以从盛览与唐谏两个人物的身上，透视出这长达1550年的历史期间，毕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历程。特别在教育上，为史学界称之为贵州教育的发端。明清两代，贵州共培养出700名进士，第一名就是毕节的张谏(在外地求学)。

从明洪武十四年(1381)颖川侯傅友德率30万大军南征，到洪武二十一年(1388)普定侯陈桓、靖宁侯叶升领兵屯田毕节，再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都指挥使李焕着手修建毕节城池；从1949年毛泽东组织5.3万干部随军下江南，到同年11月28日毕节解放，首任县委书记张西华、县长牛林枫到任；从1964年中央抽调大批干部赴贵州，到支黔干部赵福亮出任中共毕节县委常委、组织部长、书记、第二书记，人们可以看出，这总计长达580多年的历史时期，毕节这个地方就迎来了三批北方客人，使毕节与外界沟通，实现南北文化交融，彝苗汉各民族共生共荣，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

从l911年10月3日，周素园领导的贵州自治学社发动武装起义，一举夺取政权，建立大汉贵州军政府，到1934年1月，中共贵州地下党第一个党支部———毕节支部成立，林青出任支部书记，缪正元、秦天真为成员，再到1936年2月，中共贵州省工委委员邓止戈领导的几支地方武装席大明、周质夫、阮俊臣部开到农村，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一弹未发进驻毕节，并在毕节建立川滇黔省苏维埃革命委员、中共毕节中心县委和贵州抗日救国军，红军在毕节活动20天后，抗日救国军司令员周素园率领600多人随同红军撤离毕节投入长征这一历史过程，人们可以看出，岁月流程虽仅有25年，但毕节已实现从旧民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义革命的转变，成了永放光芒的红色革命根据地。

历史人物

张谏
字孟弼，明朝赤水卫（今贵州毕节境内）人。明朝时贵州的第一个进士。少有志气，北走四川就学于刘仲珩，很受仲珩喜爱。当时正值刘忠愍奉命出使四川，仲珩带孟弼拜见，忠愍亦非常喜爱孟弼。明宣宗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中举人，然后到京师留在忠愍门下受业。明英宗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考取进士。受行人。因母去世去职守孝三年，后官拜监察御史，出督福建银课时，遇地方不宁，孟弼率兵协助官军捕之，回到朝廷时，上疏请罢闽中银课。后父亲去世，又守孝三年，孝毕累迁顺天府尹，因正直被贬穿州知府，后又升太仆寺卿，卒于任上，留有《望古》诗一首。
林蔡氏
女，明朝毕节卫（今贵州毕节）人。其夫为毕节卫指挥，早逝，其子林晟年幼袭职。蔡氏寡居，有志气，且懂得军事，因子晟年幼不懂军事，她便出来管理军事，卫中各军指挥都敬佩蔡夫人。蔡氏有文才，军政闲暇时又教子晟以诗文。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七月，苗民攻赤水城，四川都指挥张祥来征不克而死，毕节震惧。时官军皆调征平越，林晟又在守备贵阳，毕节城中仅有军队数百人。蔡夫人临危不惧，率仆人及军民修补城墙守卫。不久，水西叛酋普奴率众来攻城，由于蔡夫人指挥有方，拒敌三月，贼自去她便率众追击，使敌大溃，毕节城得以保全。人称蔡氏为"女将军"。能诗，《黔诗纪略》录其诗一首。
夏曦（1901-1936），又名隆梓，字蔓伯，又作蔓白，化名劳侠，湖南益阳镇（今湖南桃江县）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领导人之一。早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1919年，加入新民学会。曾参加湖南学生联合会领导第一师范学生“救国十人团”，开展抵制日货运动。旋与毛泽东等组织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1920年，参加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学习、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积极传播马列主义。同年10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参加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受到列宁的接见。1922年回国后，在湖南自修大学任教员。1922年至1923年，任湖南学联干事部主任，主编《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1924年，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后改为湖南省委）委员。曾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7年，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曾在益阳、宁乡等地组织农民军。后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被派往湘西根据地，任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书记，在贯彻执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中，犯了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给洪湖革命根据地的党团组织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造成了重大损失，红三军被迫退出湘鄂西根据地。1934年6月，他在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上开始认识和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错误。1935年冬，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在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36年2月，在红二、六军团长征途中，不幸于贵州毕节县七星关牺牲。
林青，原名李远方，又名李肃如。
1911年出生于贵州省毕节县。
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1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2年，林青被英租界巡捕房逮捕。
1933年出狱后返回家乡毕节，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中，并在斗争中发展进步青年入党。
1934年1月，林青等人在毕节建立了党支部，并担任党支部书记。这是党在贵州建立的第一个支部。
林青在毕节的抗日救亡活动，积极而有成效。他将进步青年组织起来，成立宣传革命的群众团体——毕节草原艺术研究社，以文艺的方式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林青的活动引起了反动军阀的仇视。
1935年1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遵义，林青闻讯后立即奔赴遵义。中央地方工作部部长李维汉会见了林青。林青向李维汉汇报了贵州地下党的工作，李维汉代表中央肯定了贵州地下党的工作，并指示由林青等人组成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林青任书记兼遵义县委书记。
不久，贵州地下党组织通过秘密工作搞到敌人的军用地图和密电码本，交给了中央特派员潘汉年，为红军长征做出了贡献。同时，林青又将从遵义带回的红军战报秘密传阅，并利用刊物宣传红军、宣传抗日。
同年7月19日，林青不幸被捕。在狱中，敌人先以高官厚禄收买他，妄图彻底破坏贵州地下党组织，被林青坚决拒绝。敌人又对他施以各种酷刑和死亡威胁，妄图撬开他的嘴。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林青坚贞不屈，义无反顾地面对死亡。
1935年9月11日敌人将林青押赴刑场。行刑前，林青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高唱《国际歌》，大义凛然，从容面对死亡。凶残的敌人为阻止他，竟然用刺刀刺进他的口中……林青壮烈牺牲，年仅24岁。
余达父（1870—1934），名若泉，号达父，彝族杰出诗人、法学家，是毕节历史上最早的留学生之一。
余达父世居四川省古蔺县水潦乡，自幼过继给伯父余象仪为嗣，入籍于贵州省毕节县龙场驿大屯。他没做过土司，却因过继给伯父余象仪而成为大屯土司庄园的少主人。幼读家塾，后受业于进士葛子惠门下，研习经史子集、诗词文赋。1906年留学日本，入江户和佛法律大学，专攻法律。他选学法律是为了要营救遭遇冤狱的哥哥若煌。在日本与贵州辛亥革命领导人平刚结为挚友。1910年学成归国，秋试中举，成为前清政法科举人，但未受清廷一官半职，就回乡守母丧。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一月后贵州自治学社领导的起义亦宣告贵州独立。达父先生被选为省立法院议员，即自家乡赴省城贵阳，但贵州革命政权很快就被滇黔军阀勾结所颠覆。余达父被迫远赴上海避祸，与安健（彝族）创办《斯觉报》，鼓吹革命，鞭挞军阀。后又赴北京开设律师寓所，任专职律师，又在法政学校兼任教员。时人称他“学究申韩，辩媲苏张”，“仗义直言，耻附权贵”，这样正直刚烈的性情，不见容于腐败黑暗的当时，居京5年，落寞归里，在大屯家中读书著述。后中风半身不遂，卧病3年治愈。这时乡间兵匪频仍，难以安居，经挚友周素园介绍给省长袁祖铭，出任贵州大理分院刑庭庭长，乃全家迁居贵阳。在任上“法理深邃，冤屈雪伸”，时与官场相扦格，再次弃官入云南，漫游数载，又归乡里读书著述，但仍不见容于地方权势，复寓居省城，在王家烈任省主席时，受聘为省政府名誉顾问。1934年，贫病交加的余达父在贵阳不幸逝世，归葬大屯故里。平刚曾亲题其遗像，高度评价他在经学、史学、文学、法学上的成就，怜惜他的怀才不遇报国无门。
余达父先生学问深湛，著作等身。生前刊印者即有《邃雅堂诗集》十四卷、《罂石精舍文集》四卷、《蠖龛拾尘录》二卷、《通雍余氏宗谱》一卷；未刊稿有《且兰考》一卷、《且兰野史》四卷等。时人称誉他“读书万卷，用宏取精工书善文，昔擅诗名”、“法律名家，文学泰斗”、“深谙政法，尤擅诗文”。其中《邃雅堂诗集》是先生手订的平生诗作千余首的精选本，在当时就广受识者好评。
陶新春（1825—1867）原名陶正春，又名陶虎，清威宁州遵化里（今贵州省赫章县境内）人，是太平天国革命时期黔西北苗族人民起义的著名首领。周素园(1879—1958)，又名培艺，别字树元，澍元，贵州毕节人，1879年3月7日生。前清贡生，年轻时立志改良政治，寻找救国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