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斯多德法治政治学优于一人之治

① 如何理解“法律应当由于一人之治”(法律学问题)

你是想说“法律优于一人之治”吧？？

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The rule of law is therefore preferable to that of a single citizen.）。这句格言语出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公元前384-322年）所著《政治学》。
与他的老师柏拉图认定人治是“第一等好”的社会调整手段不同，亚里士多德非常看重法治的作用。法治，指的是依法而治，即一切社会政务均依法律而治。亚里士多德认为，即使是君主国，也应该依法而治，因为法治优于一人之治。

法律是由许多人制定出来的，多数人的判断总比一个人的判断要可靠；一人难免感情用事，实行人治易出偏私，而法治是没有感情的；实行法治可以反对专横与特权；法律有稳定性和连续性的特点，可以不因为领导人的改变而随意被改变；法律比较原则，但是并不能成为实行人治的理由。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

法治的优点在于：不仅凡夫俗子不能完全消除自己的兽欲，那些道德品质高尚的贤良之人也难免有其激情和冲动，容易因愤懑或者其他感情而失去内心平衡，这往往在执政时候引起偏向。而“法律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袛和理智的体现”，它排除了人的兽性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发现，在很多事例上，群众集体比任何一个个人可能会作出较好的判断。“大泽水多则不朽，小池水少则易朽；多数群众也比少数人为不易腐败。”全体人民总不会同时发怒，同时作出错误的判断。在强调法治优越性的同时，亚里士多德也注意到了个人尤其是贤良人士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他说，国政虽然必须仰仗某些人的智慧，但是这些人只能依法律而行，只能在应用法律上运用其智慧，而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现实当中，法律不能写定一切细节，不可能完备无遗，这些空白和漏洞当然都要留给人们审议。主张法治的人并不想抹杀个人的智慧，他们只是认为，这种审议，与其寄托一人，毋宁交给众人，集体选择、共同决定。因此，亚里士多德说，法律是最优良的统治者，法律能尽其本旨做出最恰当的判决。要想解除内忧，应该依靠良好的立法，而不能依靠偶然的机会。
法治如今已经成为全球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亚里士多德“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的论断在今天意义尤其重大。法治比人治更可靠，更稳定，不会因领导人的变更而改变，不会因领导人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不会因现实条件的偶然变化而改变。但是，强调法治不能走极端，不能单纯为了制度而执行制度，毕竟法治的目的和出发点都是人，都是为了人的幸福和安全。因此，法治一方面要依法而行，另一方面不能僵化，要以人为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

②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方面有什么样的思想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是共和制。在其《政治学》第七卷中，他对公民的教育、国家的疆域、人口作了较多讨论，没有过多地涉及政体，但他似乎更倾向于多数人主政。他尤其重视法律，认为法治高于人治，因为人除了理性以外，还有欲望和感情，感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之中，亚里士多德的贡献比他的哲学观点更为伟大。

③ 亚里士多德对西方政治学的开创性贡献有哪些

最早创立独立的政治学体系。

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自然赋予人的本性是过国家生活，但是任何事物的本性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只有当它发展到最高阶段时，才充分显露出它的本性，社会也是如此。

亚里士多德指出；国家在产生过程中经历了家庭、村落而最终形成了高级完备的社团，它是人的本性的最充分体现。

个人只有作为城邦的组成部分，才能满足其自给自足的生活。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社会生活包括许多内容，城邦的存在不只是为了便于交换，防止互相损害等等。

城邦的目的在于实现道德的良善，即以城邦协调各人的功能，导致人类的优良生活。

个人和城邦的主要和最终目的都是谋取优良的生活。这是城邦区别于其它社会团体的本质所在。

亚里士多德首次从政治学的意义上讨论了国家的起源、本质和目的等一系列的重要课题，为这门学科的建立提供了基础理论。

④ 法治优于一人之治 是谁提出的

亚里士多德 ，在《政治学》里提出的

⑤ 亚里士多德对法治的阐述

追求至善,实现正义

⑥ 法治优于一人之治”的说法出自于下列哪一本书

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们版较为优权良。法律恰正是全没有感情的；人类的本性（灵魂）使谁都难免有感情……谁说应该由法律遂行其统治，这就有如说，惟独神祗和理智可以行使统治；至于谁说应该让一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部分。常人既不能完全消除兽欲，虽最好的圣人（贤良）也未免有热忱，这就往往在执政的时候引起偏向。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祗和理智的体现……要使事物合乎正义（公平），须有毫无偏袒的权衡，法律恰恰正是这样一个中道的权衡。

⑦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 内容摘要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一书的摘要

石庆波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著名学者，身兼各种名号，《政治学》是其代表作之一，据说其为了完成此作，曾带领学生记录了希腊上百个城邦的政治制度，但如今仅存的只有《雅典政制》一书。本书是其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我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说说我对这本书的认识。
一、公民与城邦的关系
开篇亚里士多德提出：城邦作为实现人类最高、最广的善业的社会团体，应当为公民实现“最优良的生活”。所谓“最优良的生活”就是“诸善”的实现。一个优良的政治城邦必须是一个“能使人人（不论其为专事沉思或重于实践的）尽其所能而得以过着幸福生活的政治组织”。（第七卷.2.1324a20）也就是“诸善”的实现，他说：“人们能够有所造诣于优良者，一定有三项善因：外物诸善（财富）、躯体诸善（健康）和灵魂诸善（美德）”（第七卷 1323a25）。
但是这三者的地位不是平等的，“外物（财产与健康）实际都在成就灵魂的善德。”（第七卷 1323b20）也就是说：“人类无论个别而言或合为城邦的集体而言，都应具备善性而又配以那些佐成善行善政的必需事物（外物诸善和躯体诸善），从而立身立国以营善德的生活”（卷七 章1－2 1323b40－1324a）亚氏所说的最优良的生活不仅包括物质财富的丰富和身体感观的享受，他更注重人的灵魂、品德的优良，即“幸福是善德的实现，也是善德的极致。”
这种“最优良的生活”还体现着城邦与个人的关系。
他认为人生来就是要参与城邦政治生活的，提出“人是政治的动物”的著名论断。城邦的目的在于为公民实现“最优良的生活”，而公民在城邦中的目的则是为了“实现自我”。（实现自我的善德）
他提出人必须参与到城邦政治中去，因而“自我实现”并不是自私自利，而是“要在更高的动机和目的的推动下，为他人和城邦的公民福利牺牲个人利益，社会城邦的目的在于使每个人能过有道德和幸福的生活，因而个人却应该服从整体，在城邦法律和公共职责中实现自我”（中国大网络全书哲学卷亚里士多德条）。纵观《政治学》一书，亚氏所说的“善德”主要是城邦社会中公民参加城邦政治活动时所表现出来的品质。每一个好公民都“必须修习两方面的知识，他应该懂得作为统治者怎样治理自有的人们，而作为自由人之一又必须知道怎样接受他人的统治”（第三卷四章，1277b10－15）。四德（明哲－端谨、节制－温厚、正义、勇毅）之中，除了明哲端谨专属于统治者之外，“节制、正义、勇毅，主从两方面就应改同样具备（虽然两方所具备的程度可以有所不同）”。而且被统治者所专备的品质则是“信从（识真）”。
二、关于政体
在论及城邦政体的“好”、“坏”时，他提出，政体的好坏不在于政体本身，而在于统治者是以谋取私利为目的，还是以谋取公共福利为目的。如果是为公共福利服务，不论是少数人统治，还是多数人统治都是好的政体，反之，不论是个人统治、少数人统治、还是多数人的统治，都是坏的政体。他说，“凡照顾到公共利益的各种政体，就是正当或正宗的政体；而那些只照顾统治者们的利益的政体，就是错误的政体或正宗政体的变态（偏离）。” [6]（Ⅲ. 6.,1279a15－20）他还提出如果想实现“平等的公正”，就得“以城邦整个利益以及全体公民的共同善业为依据。”[6]（Ⅲ.13.,1283b35－40）
因而，亚里士多德主张在城邦中对极富与极贫阶级进行调和，实行中产阶级执政。亚里士多德将城邦划分为三个等级：极富阶层，极贫阶层和中产阶级，他认为极富和极贫者都不能顺从理性，“就一个城邦各种成分的自然配合说，惟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中产阶级（小康之家）比任何其他阶级较为稳定。他们既不像穷人那样希冀他人的财物，他们的资产不像富人那么多得引起穷人的觊觎，既不对别人抱有任何阴谋，也不会自相残害。”因而亚里士多德主张由中产阶级掌握政权并其他阶级的利益，这就为公民的“外物诸善”打下了物质基础，亚氏说：“公民们都有充分的资产，能够过上小康的生活，实在是一个城邦的无上幸福。”（第四卷 11章 1295b 25－35）而由于中产阶级的财富中等不会引起他人的觊觎，又具有闲暇，而且中产阶级有没有野心，行为节制，不致争强夺利，行事遵从理性，具有良好的品性，这就具有了节制、正义、等诸善德。最接近“最优良的生活”。
此外，中产阶级执政最能平衡组成城邦的“质”与“量”，最适合建立“共和政体”。城邦中的“质”是指：自由身份、财富、文化、门望；所谓“量”是指人数的多少，城邦中注定有人胜于质，有人胜于量，故而亚氏主张“平衡城邦中的质与量”。（卷四 章12 1297a22）中产阶级具有相当的“质”，故而“倘使中产阶级的人数超过其他两个部分，或仅仅超过两者之一，就可以建立一个持久的共和政体”（卷四 章12 1297a35）
这一平衡的思想又体现在他著名的“优良的法治”
在亚氏的共和政体中，他主张实现良法之治。亚氏将公职归为“名位”，认为名位应当由有资格的公民轮番为拥有，实行轮番为治，此即为法法治。他说：“名位应轮番，同等的人交互做统治者也做被统治者，这才合乎正义……建立[轮番]制度就是法律，那么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卷三 章16 1287a15－20）这十分符合亚氏“好公民”的道德，即：既知统治者的知识又知被统治者的知识。
对于法治与人治，亚氏说：“要使事物合于正义，需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是这样一个中道的权衡”（卷三 章16 1287b 4－9）。“法律所没有周详的地方，一方面应由执法者遵从法律原来的精神，公正的加以处理和裁决。”另一方面，“法律也允许人们根据积累的经验，修订和补充现行各种规章，以求日臻完备”（卷三 章16 1287a25－30）而且法律包括“更具权威”的不成文法，对于一人之治可以这样推想，一个人的智虑虽然可能比成文法为周详，却未必比所有不成文法更广博。（卷三 章16 1287b 4－9）
所谓的优良，则主要是指不偏不倚的调和和中庸的法律，这一点上，亚里士多德十分赞赏雅典的梭伦。
此外，亚氏主张在公职设置上调和城邦内部各派势力的纷争，使大多数公民都能参与到城邦政治中去。
三、亚氏的经济和其他思想。
亚里士多德认为财富不应该是无限的，并认为财富不是城邦的组成部分，亚氏认为财富的数量当以“宽裕而不期流于奢侈，素朴又将不期而限于寒酸”（卷二 章6 1265a33－35）
亚氏认为“真正的财富就供应一家的人的良好的生活而言，实际上该不是无限度的。亚氏不反对人们致富，还介绍了许多致富的方法和手段，但是亚氏认为获取财富应当顺乎自然——即：满足生活需要即可。他不反对进行交易，但交易应局限于物物交换——交易进行到相互满足生活要求为度，不可以获取金钱为目的，即：不违反自然。”
以聚敛钱财为目的的人是“只知重视生活，而不知何者才是优良的生活。”（卷一 章9 1258a）他们的目的会损害他们所具有的品德。“倘使凭借一门致富技术还不能完全如愿地达到目的，他们就把一切才能反乎自然地正道而应用于致富这一目的上，例如勇敢，原来是用以激发人们地信心和勇毅，现在就会被用于致富，他们将致富作为人生地终极，这是不和自然的。”
亚氏不同意柏拉图妻、子公育的公有制，而是主张公私两立，公财私用，调节公民集体之间的分化。
亚氏认为柏拉图所说的不分“我的”和“非我的”“整体的城邦”，是不合实际的，“凡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业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关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故而公有的东西就会使这些东西疏于管理，反而不利于财物的经营和妻子的管理。
私财公用是亚里士多德经济思想的要领（《政治学》p55脚注2）亚氏认为“产业私有而财物公用”是比较妥贴的财产制度，有利于培养公民的慷慨观念。亚氏认为“财产可以在某一方面[在应用时]归公，一般而论则应属私有。划清了个人所有利益的范围，人们相互间争吵的根源就会消除，各人注意自己范围以内的事业，各家的景况也就改进了，在这种制度中以道德风尚督促各人。”亚氏说“自爱出于天赋”，“人们在施舍的时候，对朋友、宾客或伙伴有所资助后，会感到无上欣悦，而只有在财产私有的体系中才能发扬这种乐善的仁心”，“而宽宏（慷慨）必须有财产才运用，在一切公有的城邦中，人们就没法做出一件慷慨的行为，谁都不再表现施济的善心。（卷二 章5 1283b－8，11－14）”
亚里士多德认为“音乐（文化）的价值就在于进行理性训练”。他认为虽然音乐没有太多的实际用处，但过于追求实用“不合于豁达的胸襟和自由的精神。” [6]（Ⅷ.3.,1338b）而音乐的价值就在于操持闲暇的生活——一种自由和高贵的生活状态。可以“消释劳累，解脱烦虑的事情”、“陶冶性情”，而且可以把音乐当作培养善德的功课，“有益于心灵的操修并足以助长理智。” [6]（Ⅷ.5.，1339a20－25）这些都有利于培养公民的善德。此外亚氏还主张选择“以培养品德为主”的歌词[6]（Ⅷ.7.，1342a25－30）和“最优良的培养品德诸乐调”[6]（Ⅷ.7.，1342a）来教育儿童。

⑧ 法治与人治的关系

人治与法治最大的区别在与是不是具有民主性,人治是建立在专制的基础上的,特点是君主专制,体现的原则是个人主义.法治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的,具有民主的特点,体现的是大众意志,少数服从多数!
法治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从人治走向法治。

⑨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主要是什么

一、良法是法治的前提

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是正义的体现，要使事物合乎正义（公平），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而这样一个衡量是非曲直的中道的权衡恰恰就是法律，遵从法律便是遵从正义，所以，衡量法律的良恶与否，其标准为是否合乎正义。

因为人们可以遵从良法，亦可以遵从恶法，而遵从恶法不符合正义，也有违法治，遵从良法才符合法治。良法是法治的前提。

同时，他还认为法律的良恶与政体有关，正确的政体制定的法律就是合乎正义的良法，人们应该遵从；蜕变了的政体制订的法律是不公正的恶法，恶法非法。这样，良法正是通过正确的政体制订出来，以“使人们能够有最善良的行为和最快乐的生活。”

二、法律至上是法治的根本

“法律至上”，即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任何公民、团体、执政人员必须普遍地遵从法律，不得有超越法律的特权，统治者也要遵从法律，城邦执政人员必须根据法律正确行使其管理和裁判的权力，这种权力必须由法律规定，受法律支配。

亚里士多德充分肯定了“法律至上”的重要性，公民恪守法律，法律至上，才能实行法治。以今天而论，要在一个没有法治传统的国家建设一个法治社会，是一件很难的事。法律要有权威，人们才会尊重它；要让法律获得足够的权威，首先是政府要认真严格守法。

如果政府不认真严格守法，百姓就不可能真正尊重法律；绝不能像古代法家那样，让百姓仅仅是因为害怕而尊重法律；其次，任何时候不能把遵守法律作为碍手碍脚的事，法律虽然可以修改，但是决不能因为一事一人而修改，修改之前它理应享有不可侵犯的权威。否则，自由、公正和正义，都将无法获得保障。

三、法治优于人治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倡言法治，反对人治，提出了“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的著名命题，他主要从这样四个方面论证了法治优于人治的好处：

第一，法律没有感情，不会偏私，具有客观性和公正性。人虽然有智慧（理性），但是人也有感情，感情会导致不公正、不平等和腐化。而法治正好可以克服人治的这种缺陷。另外，人治往往使纠纷以服从某个或某些人的方式得到解决，这就未免使平等的公民产生尊严的伤害，而服从法律就不会产生这个问题，法律一视同仁，因为法律是没有人格的。

第二，法律是由许多人制定的，众人作出的判断总比个人可靠。他指出：“多数群众也比少数人为不易腐败。单独一人就容易因愤懑或其它任何相似的感情而失去平衡，终致损伤了他的判断力；但全体人民总不会同时发怒，同时错断。”

第三，法律是借助于规范形式来确认的，具有明确性和稳定性，此外，它还具有普遍性，对任何人都适用。

第四，权力制约需要法治。腐败的产生源于缺乏监督的权力，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自由人在把城邦之中的某些权力委托给某些人实行时，为着城邦共同的善和幸福就必然要对这种权力进行监督和管理。

(9)亚里斯多德法治政治学优于一人之治扩展阅读

在哲学方面， 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对西方文化根本倾向以至内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上古及中古时期，他的著作被译成拉丁文、叙利亚文、阿拉伯文、意大利文、希伯来文、德文和英文。以后的希腊学者研究及推崇他的著作，拜占庭的学者也是如此。

他的思想是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和伊斯兰经院派哲学的支柱。伊斯兰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阿威罗伊，将伊斯兰的传统学说与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融合成自身的思想体系。最有影响的犹太教思想家迈蒙尼德，用理性主义解释犹太教义，在调和科学、哲学和宗教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亚里士多德显示了希腊科学的一个转折点。在他以前，科学家和哲学家都力求提出一个完整的世界体系，来解释自然现象。他是最后一个提出完整世界体系的人。在他以后，许多科学家放弃提出完整体系的企图，转入研究具体问题。

随着亚里士多德作品的不断被发现，中世纪出现了一个研究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新时代，学者们以此作为求得各方面真知识的基础。

⑩ 亚里士多德为什么认为法治优于人治

人治与法制的根本区别是治国方式的不同。人治是领导人治国，法治是法律治国。
法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纵观中国历史，从奴隶制的夏朝到封建制的秦朝一直到清朝无一不是人治，直到民国时期才开始依法治国。

历史上早就有关于法治与人治的争论.(1)儒家和法家关于法治有不同见解,争论的核心是实行人治还是法制.儒家主张人治,或称德治,礼治,认为国家要由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的贤明君主或圣人贤人通过道德感化和约束进行治理.为此,儒家的代表人物进行了充分论证,如说:"道之以政,齐之以邢,民免而缉法光盒叱谷癸贪含楷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即,法使人民无廉耻之感,而礼则使人们不仅知道廉耻,而且有了规矩.相反,法家主张要由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通过制定实施强制性的法律,才能够治理好国家,如韩非要求统治者应该"不务德而务法","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2)古希腊思想家关于法治与人治也有争论,争论的核心是是否实行"良法"之治.他们关于法治的论述,主要是与自然法,良心,公平,善良等哲学政治学伦理学观念联系在一起的,法治思想只是其庞大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伦理思想的组成部分.其中,柏拉图是积极主张人治的代表人物,他以为,如果没有"贤人政治",使哲学家成为国王,则人类永无宁日;同时,他较为藐视法治的作用,反对将法律的约束强加于"优秀的人".与柏拉图相反,希腊最为著名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其理由是,法治体现着理智的因素,并且免除了一切情欲的影响;而人治不能排除兽性的因素,虽然有最好的贤人,也不免会有执政的偏见.在古希腊,还进行了世界历史上比较早又相对发达的法治实践,这就是确立了雅典奴隶制民主政体,从梭伦立法改革到伯里克利"宪法",都维护雅典民主制度,它和专制相区别,是由人数较多的统治者共同掌握国家权力的体制.(3)近代以来,法治与人治之争,在政治制度领域主要表现为实行民主还是专制之争,法治思想的核心是权力分立与权力制衡.由于人治将国家治理寄托于一个贤明的君主之上,实际是拥护君主制或寡头政治,而主张法治的思想家则对于君主专制进行了抨击和批判.亚里士多德曾指出:"在君主政体下,如果继任的后嗣是一个庸才,就必然会危害全邦,而在实行法治的情况下,就不会发生这一问题."他还说:"多数群众也比少数人为不易腐败".17,18 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总是把实行法治还是人治与政治制度,国家体制联系起来.美国思想家潘恩宣称:"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同样地,在自由国家中法律应该成为国王."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更高高地举起了民主共和国的旗帜,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他说:"凡是实行法治的国家——无论它的行政形式如何——我就称之为共和国;因为惟有在这里才是公共利益的统治者,公共事务才是作数的".正是在这些启蒙思想家思想的支持下,美国等国的宪法,首先将法治原则体现在宪法之中,使该原则真正通过法律而贯彻到民主政治的国家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