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法治蓝皮书
① 政府采购比自己买更浪费公帑怎么认为
政府采购的主体是“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这就包括了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公共部门”,而用来进行政府采购的“财政性资金”,应该属于“公款”无疑。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采购其实也是公务消费的一种。一般而言,公共部门的正常运转需要耗费各种资材来维持,这本属正常公务消费的范畴,似乎无需大惊小怪。然而,鉴于政府采购花费的是公帑,与纳税人的利益息息相关,因此,政府采购的程序是否正当、价格是否合理、过程是否透明,同样牵动着公众的心弦。因此,2013《法治蓝皮书》披露的“近八成政府采购高于市场价”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也就不难理解了。
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人”来说,购买商品和服务基本遵循一种“成本最小化、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即追求商品和服务的高性价比。物美价廉是“经济人”的热衷,即便有以高于市场价购买商品服务的行为也属偶然,绝大部分保持在市场价水平。公共部门虽说属于具有公共性,但既然政府采购要在市场经济的框架下完成,就没有理由不追求所采购商品服务的高性价比,因此“近八成政府采购高于市场价”显然不符合最基本的市场经济逻辑。问题出在哪里?
政府采购一头连着公共部门,一头连着市场经济,因此兼具了“公共人”和“经济人”的特性,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政府采购主体的“公共人”和“经济人”属性都未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政府采购也就出现经常花冤枉钱的问题。政府采购高于市场价,与《政府采购法》没有得到完全贯彻落实有关,与招标企业的竞争不充分不合理有关。政府采购对相关市场信息的了解是否充分,采购预算和招标是否科学,程序是否公正合理,过程是否公开透明,是否真正做到了以对公共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对政府采购资金精打细算?
政府采购高于市场价也是一种浪费。虽然《政府采购法》对于政府采购的过程做了相关规定,但仍旧有些政府采购出现了程序不合规范、公开透明不够甚至与相关企业存在利益输送问题,这与《政府采购法》没有完全得到贯彻执行有关,与政府采购公开透明度低从而缺乏社会监督有关,更与缺乏完善健全的制度保障有关。内部制约不力,外部监督孱弱,更由于市场竞争的程度不够,这就使得某些政府采购无视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使得政府采购造成了很大浪费,这就难怪某单位出现“千元采购内存条”之类的事情了。政府采购不只是价格问题,其他的诸如标准和质量问题,也不能掉以轻心。无视政府采购的公共属性和《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在对公共利益造成极大损害的同时,对政府部门自身的公共形象和公信力,也是一种无形的自残。对此,公共部门需要警醒。
对政府采购乱象不能放任自流,政府采购也须关进制度的笼子。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八项规定”和“六条禁令”出台之后,全国上下大兴勤俭节约之风,政府采购作为公共部门的重要活动,当然不能置身事外。规范政府采购活动,不仅要从财政预算源头上把好关,更需要提高对《政府采购法》等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完善健全相应的配套措施和问责制度,捆住政府采购肆意花钱的大手大脚。同时,政务公开制度要相应完善,不断提高政府采购的透明度,将政府采购置于阳光照射下,让公众的眼睛成为政府采购的监控器。只有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将政府采购关进制度的笼子,才能确保政府采购真正着眼公共利益,谋取公共福祉。
② 社会抚养费是存是废关键看什么
相比直接取消社会抚养费,笔者认为逐步取消更可取。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3年《法治蓝皮书》建议,随着硬性配额与指标及相应强制性手段的消除,公民获得真正自主行使生育权的机会,社会抚养费制度和有关行政处分机制在未来亦应逐步取消。这一建议更有参考价值。
真诚希望能够帮助您,如果满意请采纳,祝您好运常伴。
③ 什么是法治蓝皮书
政府或议会正式发表的重要文件或报告书的封面有它惯用的颜色,白色的叫白皮书(如葡萄牙),蓝色的叫蓝皮书(如英国),红色的叫红皮书(如西班牙),黄色的叫黄皮书(如法国),绿色的叫绿皮书(如意大利),因而白皮书、蓝皮书等往往成为某些国家的官言文书的代号。但事实上,一国使用的颜色不限于一种。
白皮书可能是一本书,也可能是一篇文章。白皮书作为一种官方文件,代表政府立场,讲究事实清楚、立场明确、行文规范、文字简练,没有文学色彩。白皮书既可以是系列的,比如,中国国防白皮书自1998年以来就是每两年一次;也可能是在某个特定环境下专门发表的,如为驳斥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政策的攻击,我国相继发表了若干有关中国人权状况的白皮书。
此外,有些具有官方性质的年度报告、资料或情况汇总,原来不作为白皮书发表,后为显示其权威性,扩大影响,也改称白皮书。比如,由外交部政策研究室编辑、介绍中国一年外交工作和对外关系情况的《中国外交》一书,原称《中国外交概览》,每年一本,后改称《中国外交》,自2004年起则以白皮书相称。
④ 政府采购高于市价,刺眼乱像背后多少乱伸的权力之手
有两种可能,
一是市场上假货居多,
政府采购的是正宗商品,所以价格稍高;
二是内部有人暗箱操作,
中标者与政府内部人员有交易。
你说的问题绝对存在,但也不能一概而论。
政府采购价由采购单位提出采购价,通过县市两级财政部门审核批准,不是像个人到超市购物一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么简单。
政府采购价包括货价、运送费、安装调试、售后服务等费用,所以比市价略高一点是正常的,但通过采购招标,竞争对手会互相抵制,可以压低价格,低价中标为主,单一来源采购还可以砍价,为国家节约资金。
⑤ 官员为什么出现59岁现象
59岁,意味着马上要退休了,有些干部趁机捞一把。在快退休的关口,因贪污腐化而被抓的干部不在少数,因此,有人将这归咎为“59岁现象”。2013年查处的公职人员中,51岁至60岁年龄段人数最多,占总人数的53.7%,“59岁现象”明显。(人民网,2014年2月25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2月24日发布的《法治蓝皮书》曾指出,当前中国腐败案件“59岁现象”显著,公职人员在临近退休年龄之际,有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贪腐的现象。今后反腐败斗争需要加大对干部任免的监督,力求避免“金钱政治”、“裙带政治”等危害。
记者统计发现,十八大以来落马的“大老虎”中,以公开通报被调查时间为准,刘铁男、倪发科、陈安众、祝作利均倒在59岁的门槛上。
59岁对于很多人来说,不过是一个数字,没有什么大惊小怪。还有一年就退休了,很多人都用一种平常的心态来对待。想想退休后,可以和老友下下棋,侍弄些花草,和孙子一起嬉戏玩耍,共享天伦之乐,也觉得日子不错。然而有些人并不是如此的想,退休了,私欲之心膨胀,趁机捞一把的心思也就产生了。
有分析指出,在政治领域里的“59岁现象”又称“最后捞一把”现象,是指领导干部在即将退休前夕,认为“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大肆贪污受贿的现象。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主要基于以下三种心态:存在着“权力即是金钱”的心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侥幸心理,即“只要屁股擦干净,退休后就基本上不会出事”。
从各类官员受贿落马的实例来分析,以上心态的人不在少数。同时,也彰显了其个人的廉洁自律意识淡薄、面对诱惑拒腐防变能力差无疑是导致其沦落腐败的首要因素。落马的高官往往学历都比较高,思想上私欲之心、利益之心严重。反腐败斗争中,需要研究进一步创新干部任免制度,加大对干部任免的监督,从干部队伍的力源头上把好关,求避免“金钱政治”、“秘书政治”、“裙带政治”的危害,尤其要防止这些因素影响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铲除滋生“窝案”、“大案”的土壤,实现政廉风清的目的。
当然,监管机制的缺失、权力运作的不透明也是导致官员发生“黑色蜕变”的原因。没有一套完整的机制作保障和监督,就无法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也就无法斩断利益链条和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腐败行为。公开透明是权力最好的消毒液,阳光监督是权力最好的防腐剂。唯有机制体制的健全完善,才能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也才能为广大党员干部撑起一把呵护成长的雨伞。
⑥ 公共采购模式应该注意哪些因素
在企业物资采购活动中,根据采购物资的价值、采购周期、供应商类型等不同的因素,所采用的采购、供应策略是不同的,目的是利用最小的采购成本,采购到保质保量的物资,以保证生产的所需。
1、从价值的角度考虑
可以有高、中、低三种。这三种物资对库存资金占用的影响是不同的,因此采用的采购策略不能完全一样。高价值的物资:一旦出现积压,对库存资金的占用就会增大,影响流动资金的使用,一般采用按需订货的原则。中价值的物资:从降低每次采购成本考虑,采用最小批量的原则;在制定最小批量时,要考虑均衡生产时的常规消耗量。低价值的物资:由于该物资的存储对库存占用资金的影响不大,采用固定批量或者经济批量原则;批量的大小要考虑物资消耗的速度和采购成本之间的平衡。
2、从采购周期的长短考虑
由于采购物资在市场上的供应量不尽相同或者是进口零部件,造成了采购周期相差较大,甚至只有年度1或2次订货的现象。那么采购周期长的物料,通过年度生产计划对物料的总体需求,采用预测方式进行采购;采购周期短的物料,可以根据采购需求计划进行指导采购。
3、从供应商的角度考虑
物资采购过程中面对供应商大的分类有两种,就是固定的和临时的。固定供应商物资占企业采购物资的绝大多数,是保证生产供应、降低采购成本重要的因素。根据供应物资的使用性质和生产组织形式,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行采购。以协议的方式签订年度的总订货量和单价,随时发出供货指令进行供货;以明确的订单进行阶段性的供应。临时供应商的物资采购主要来源于新产品设计、生产急需、设备维护等。特点是数量小、重复性小。一般采用合同或者现金方式、直接批量进行采购。
4、从物资属性考虑
在采购物资中,由于其属性的不同对采购策略也存在一定的影响。具有实效性的物资,将根据消耗的速度和失效期限确定采购数量;具有危险性的易燃易爆物资,一般采用最大储备量进行分批采购限制;体积大或者是存储实体受限制的物资,按照直接批量会影响库存的存放,一般采用最大储备量进行分批采购限制。
⑦ 中国政府透明度排行报告的介绍
《中国政府透明度排行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被收录在2013年《法治蓝皮书》中,这是该报告第二次发布。
⑧ 公职人员亲属违规经营企业所得利润能领取吗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昨日发布的2013年《法治蓝皮书》指出,公职人员亲属营利性行为助长隐性腐败和期权腐败,应加强监管。蓝皮书建议规范公职人员亲属的营利行为,并将财产申报扩大到公职人员亲属,如果申报不实应该严惩。
仅半数公职人员同意应责令亲属退出经商
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法治国情调研组在全国20余个省进行的问卷调查发现,仅有51.2%的公职人员同意应当责令在自己管辖范围内从事营利性活动的亲属退出或者本人应当辞去职务,明确表示反对的大约占1/5,其余则表示不清楚或拒绝作答。
调查还发现,不同行政级别公职人员对亲属营利性活动的认识不同。有67.2%的司局级公职人员认为应该责令其亲属退出相关行业或者公职人员本人应当辞职,态度最为积极。其余人数比例从高到低分别为县处级59%、省部级53.3%、科级48.9%、科级以下为48.6%.明确表示反对的人数比例最高的是省部级公职人员,其人数比为26.7%,其余比例从高到低分别为科级以下23 .5%、科级20 .7%、县处级17.9%、司局级15.5%.蓝皮书认为,省部级公职人员反对的比例较高,值得有关部门密切注意。
此外,多数公职人员反对将亲属违规经营所得上缴国库。省部级单位的公职人员表示同意的仅为22 .2%,反对的为38 .3%;司局级单位的公职人员表示同意的仅为21 .4%,反对的为35 .3%.不过有61 .4%的公职人员同意应向社会公示亲属经商的情况。
目前官员亲属经商规范缺乏强制性、执行不力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对公职人员亲属的管理,中纪委也提出严禁党员干部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亲属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条件。蓝皮书指出,尽管当前规范公职人员亲属营利性行为有不少规定,但这些规定普遍存在缺乏强制性、执行不力等问题。一些公职人员亲属利用公职人员的权力大肆敛财,有的公职人员甚至故意利用亲属的身份从事营利性活动。这些行为主要表现为,公职人员亲属利用公职人员的权力一夜暴富,公职人员通过亲属收受贿赂、接受资助、经商办公司等形式来获取私利。广东省中山市原市长李启红的亲属,如丈夫、弟弟、丈夫的弟弟等多人经商办企业,参与工程招投标,无往而不胜。
四成公职人员认可馈赠招待
法治蓝皮书公布的调查还显示,公职人员及公众对于公职人员履行职务之外是否可以收受礼品礼金和接受招待的认识比较模糊。有21%的公职人员和35.5%的公众认可在控制标准的前提下接受管理对象的馈赠、招待,40 .1%的公职人员和46.2%的公众认可在控制标准的前提下接受非管理对象的馈赠、招待;有39.9%的公职人员和43.6%的公众认可对外作与业务有关的报告、讲演时收取报酬。蓝皮书认为,这些模糊认识往往会使公职人员深陷利益冲突之中,引发期权腐败、隐性腐败。
政策建议
官员亲属财产也要纳入监督
申报不实官员应责令辞职
蓝皮书建议完善规范公职人员亲属行为的法律体系,同时建立健全公职人员亲属行为监管机制。具体建议为,每个公职人员在银行建立一个唯一且终身的结算账户,该公职人员在其他商业银行的所有账户都捆绑到这个主账户上,其日常生活中大额的支付(如超过5万元)都必须用银行转账支付,收入支出都可以在这个主账户中查到。
蓝皮书还建议扩大财产监督对象的范围,将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的财产纳入监督范围,父母、岳父母以及兄弟姐妹的财产是否受监督,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与该公职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有直接的财物联系,经有关部门批准后应一并监督。凡是不如实申报者,应当责成公职人员辞去公职,并没收所得收入;公职人员亲属应当退出所涉及领域,并没收违规所得。此外,凡是公职人员对其亲属利用权势从事非法营利性活动知情的,应修改有关法律,予以严厉刑事处罚。公职人员知情的构成共犯,不知情的,单独处罚公职人员亲属,但同时该公职人员应因其约束家人不力而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⑨ 国务院部门透明指数的法治报告
中国社科院发布法治蓝皮书,内容涉及司法政府透明度报告等,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在省级检院中透明度排名第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了《中国法治发展报告No.12(2014)》(以下简称“法治蓝皮书”);内容涉及2013年查处的公职人员统计,对2014年反腐败行动障碍的预测,以及司法和政府部门透明度指数的报告。
虽然三大内容里提到了不少数据,但最突出的还是国家铁路局的透明指数为“0”;被查处贪官过半栽在了“59”岁;2014年两个月就查了腐败官员“79”个。
81个法院司法透明度的平均分为42.1分,及格率为18.5%。上海高院排名第一,最高院排在第21位。而在检察机关评测中,最高人民检察院(53分)表现优异,居2013年度全部测评对象之首,重庆次之;在省级人民检察院中,重庆(52.5分)则高居榜首。
省级人民检察院透明指数
重庆 52.5
湖北50
广东49
湖南44
山东42.5
不少法院不敢公开或滞后公开信息
报告称,有些法院对公开与稳定关系的认识还不到位,对群体性案件未能脱敏,不敢公开,认为公开影响稳定。同时,法院信息公开存在滞后现象。本年度预算和上年度决算以及“三公经费”公开也面临类似问题。法院联系电话的有效性也较差,与公众的互动渠道不畅通。
报告显示,公众旁听案件庭审的权利未得到有效保护。旁听是公众监督案件庭审最为直接的方式。可法院普遍对公众旁听权的行使设置门槛,如要求携带身份证,甚至要求联系主审法官;还有不少法院的工作人员对旁听事宜不熟悉,有的甚至直接拒绝公众旁听。
不少部门以落实保密规范自保。报告提到,在申请国务院部门公开人事方面信息的时候,项目组遇到众多部门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公开的情况。这些部门所依据的保密规范为《人事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该文件出台于20世纪80年代,已完全不能适应当前国家推行人事编制信息公开的政策和做法。 被查处贪官,“59岁现象”明显
据中纪委公开的数据,截至2013年12月,其2013年查处的公职人员中,共披露有123人的详细信息。其中,51岁至60岁年龄段人数最多,占总人数的53.7%。而以往官员“裸退”就“平安着陆”的惯例正在被打破。
部分公职人员希望在离职前捞一把
蓝皮书指出,公布信息的123人中,有31名涉嫌违纪违法的中管干部已结案处理和正在立案调查。而这31名落马官员中,“59岁现象”明显。“59岁现象”是指公职人员在临近退休年龄之际,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贪腐的现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治国情调研室主任、《法治蓝皮书》主编、研究员田禾告诉记者,由于在职和退休待遇相差较大,部分公职人员具有心理落差。另外,“临近退休,部分掌握权力的公职人员往往希望在离职前捞一把。”
不少官员为晋升追求高学历
蓝皮书指出,被查处公职人员的最低学历为大专,最高学历为博士。其中,研究生以上60人,占48.8%。
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刘铁男,官方简历称其是经济学硕士、工学博士,还曾获名古屋市立大学“修士学位”,但后被指涉嫌伪造。在当前,确实也存在不少官员把高学历作为仕途晋升的砝码。
田禾表示,贪腐与受教育程度无直接关系,关键在于权力是否受到了有效的监督制约,是否有效防止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中。
腐败公职人员中厅局级官员最多
在被查处的123名腐败公职人员里,厅局级(含副职)人数最多,为70人,占56.9%;省部级(含副职)、县处级(含副职)位列第二、第三位。此外,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人民团体中涉案人员比例越来越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治国情调研室副主任、法治蓝皮书工作室主任、副研究员吕艳滨表示,从实际权力结构来看,厅局级官员是公职人员中坚力量,其直接掌握着大量与市场和资源有关的行政审批权,权力如果不受约束,贪贿的可能性就会增大。
被查处人员年龄分布
31-40岁1人
41-50岁21人
51-60岁66人
61-70岁13人
不详22人
被查处人员文化程度
大学(含大专) 36人 29.2%
研究生及以上 60人 48.8%
学历不详 27人22%
被查处人员所在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 15人12.2%
党委 26人21.1%
政府 48人39%
人大 6人4.9%
司法机关 2人1.6%
国有企业 15人12.2% 两月查处79官员,裸官监管需加强。
根据中纪委网站披露的数据,进入新的一年,反腐势头依旧未减。2014年至今,仅两个月的时间,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就公开了约79名公职人员被查处的信息,涉及18个省份。但蓝皮书专家组认为,2014年,反腐败仍然会遇到诸多障碍。
由于中国相关的法规和管理体制尚不完善,加上中国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在引渡、罪赃移交等方面存在制度差异,使得腐败公职人员外逃后能够得到某种庇护。田禾表示,需加大对“裸官”以及其他可能外逃公职人员的监管。摸清裸官的数量,加强裸官监管,要求其申报海外资产;要加强公职人员出入境管理,防止公职人员的非正常出境。
田禾指出,有关部门在2013年底就出台了申报海外资产的规定,将对贪官隐匿财产、规避制裁是一个沉重的打击。2014年还将明确财产公开接受社会的监督的途径。此外,网络将继续成为反腐败的重要渠道。
蓝皮书预测,2014年继续对腐败行为保持高压态势,并将就如何进一步巩固反腐败工作的成果,研究有效制约和监督权力运行的体制机制。田禾分析,随着中央惩治腐败力度的不断增大,持续推动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的加快形成。
⑩ 政府采购中原财评价与现市场价出现3倍增长怎么办
一台核磁设备,出厂价仅200万元,医院采购价却高达1200万元——近日在武汉第五届全球公共采购论坛上,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吕本富披露的这一“内幕”,让与会者震惊。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不完全统计和测算,我国公共采购市场规模已超过20万亿元。近年来,公共采购领域屡曝“天价采购”“黑心采购”事件,其背后总离不开乱伸的“权力之手”。
公共采购乱象“刺眼”
“政府采购中一些现象太不像样,比如采购的电脑,价格很高,拿到手以后却发现配置不好,售后服务也不好。”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近日接受采访时说。
记者梳理近些年见诸报端的案例,发现以政府采购为代表的公共采购,主要有三大典型“乱象”。
“天价”采购,腐败奢侈。一台售价160多万元的医疗器械,云南省某医院采购价却达220多万元,包括医院院长在内多人因从采购中“吃回扣”被判受贿罪。中国社科院《法治蓝皮书(2013)》中的数据显示,部分地方政府采购办公用品中,有近80%的商品高于市场价格。
一方面是腐败等原因导致的采购价格畸高,另一方面则是彻头彻尾的奢侈消费,如采购的U盘“变身”苹果iTouch4、价值近3000元的“工作服”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公共采购很多都是“高级货”,“想不贵都难”。
“黑心”采购,次品频出。今年1月,湖南省邵阳县斥资1500万元为全县中小学生采购10万套课桌椅,中标企业送来的全是“次品”。9月,湖北省宜昌市三峡职业技术学院统一采购的军训服成“开裆裤”。南京市某民政局给两家养老院采购的棉被,其竟是不能用的劣质纤维。
“虚假”采购,变相福利。一些单位为了发放福利、冲抵开销等,假借采购之名报账。湖北省纪检部门今年通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凤县潘家湾镇计生办分别以购电脑设备及电脑耗材发票报账1.7万元、印刷宣传资料等发票报账1.8万元,报销出来的款项全部用于发放端午节、中秋节福利。
各种采购乱象“你方唱罢我登场”,公众“很受伤”。在一些涉及公共采购乱象的报道网络跟帖中,“太黑了”已成为频率最高的评价用语。
损国家、伤百姓、肥个人采购中乱伸“权力之手”
记者调查发现,公共采购乱象背后,总离不开“权力之手”。少数干部在采购项目中缔造“官商联盟”,违法乱纪,手法繁多、花样百出。
长官意志取代规章程序。一些干部利用手中权力,无视采购招投标程序,恣意干预政府采购项目,或是直接指定企业,或是为输送利益企业量身定制采购标准。
在湖北省今年以来接受组织调查的官员中,至少有6名“一把手”涉及采购方面的问题。如武汉市新洲区一系列重大工程项目,不经招投标程序,由个别区领导直接指定给某家企业。
“为了排除竞争对手让内定企业中标,在标书中设置特殊条件甚至量身打造标书是惯常做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共采购分会常务副秘书长彭新良说。
充当内线审查走样,“把关人”成“放水人”。一些掌握招投标核心信息的官员被腐蚀拉拢后,充当内线,向投标人通风报信、泄露内情,甚至帮助其逃避审查,蒙混过关。本应负采购把关责任的一些干部,却让不具备资质、但给了“好处”的企业过关,在审查时“走过场”、验收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如广西藤县涉及近8万名小学生的营养餐项目招标中,6家中标单位竟有3家无资质;南京“黑心棉事件”中的供货单位并没有经营棉被项目。
有关专家指出,采购黑幕与官员贪腐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背后是官员“不把公家的钱当钱”的心态以及失职渎职,也与采购、财政制度的缺陷不无关系。
促进公共采购电商化切好20万亿元“大蛋糕”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会长何黎明说,据不完全统计和测算,我国公共采购市场规模已超过20万亿元。“蛋糕”巨大,风险漏洞也很大。如何遏制公共采购乱象、用好纳税人的钱?专家建议“多管齐下”加强创新,做好公共采购工作。
一是完善监督机制。贾康建议构建“全流程监督机制”,对公共采购的每一个环节实施监督,并严肃追责问责。在当前的采购制度下,对于政府采购而言,加强对预算的监督十分关键,预算编制应该更加精细化,公开的力度必须更大。“公共采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主要原因是不透明。”
二是促进公共采购电商化。中国电子商会会长曲维枝表示,电子商务的发展为公共采购提供了低成本、高效率的技术支撑,可以实现更加便利、安全、节约、公开、透明的公共采购业务,提升工作效率和质量。建议破除观念和制度障碍,加快推进公共采购电商化。
三是建立采购人制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共采购分会秘书长胡大剑建议建立采购人制度,并实行终身追责制。这样既可以提高公共采购的专业化水准,又可以有效遏制腐败。(新华社记者谭元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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