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国安的道德与法治

⑴ 学习中国法律思想史的心得

中国法律思想史是中国各专题史中最能体现智慧、最具社会行为影响力的一门史学。学习中国法律思想史，可以直面各历史时期最直接、最真实、最基础的历史事实和矛盾。在古代，中国法律思想与政治思想基本是合一的，因为在人治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各种政治主张即等同于法律。我国的法律思想经历了夏商周的神权法思想，之后到春秋战国后，经历了由“礼治—法治—礼法结合”的融合发展过程。这门课程有其独特的特点：即以时间为经，以人物为纬，通过各时期的法律代表人物阐述了各自社会阶层、集团的政治主张、利益诉求。学习这门课程，可以从“法律”的角度看待历史事件，分析阶级斗争。比之从文化、政治的角度看一些历史事件的真相更直观，更容易理解。学习这门课程，可以对诸多历史人物有更深更独特的了解，比如说韩愈，可能大多数人都只知其是文学造诣，但不知其法律思想贡献。学习法律思想史，同样能继承和理解诸多社会思想，如我们传统的儒、法、墨等思想，他们的产生、发展、融合的过程其实是他们各自代表的阶层、集团在一定历史时期政治主张的斗争与妥协的结果。儒的创始人孔子是春秋时末落贵族，其政治思想温和保守，不着意改革，不苛刑法治。法家的创始人可追朔到管仲，他是新兴地主阶级代表，所处奴隶社会末，为确立新的统治秩序，具有强力性。墨家是小农工代表，提出的主张是维护下层人民的利益，表达的是平民主张。从法和律思想史的发展来看，历史动荡期的思想最为丰富和冲突，这也是为什么春秋战国时和清末社会转型时期，我们国家各种思想纷呈的原因，“百家争鸣”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才能产生。这些思想，都是在历史紧要关头，先祖们对社会进程进行引领和把航的探索，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学习这门课程，有助于我们理解法律为政治服务，法律为经济服务，法律在社会生活、历史发展中的重大作用。有助于我们认识思想的承接发展，制度的更替扬弃。学习法律思想史，对我们今天今天的法治建设有借鉴作用，对我们个人的综合素质有提升作用。这是一门思想和智慧大餐，专供有品味、有内涵、有素质、有兴趣的人享用。
简单回复，不当见谅。

⑵ 中国近代教育家有哪些人

教育家
教育家是指通过亲力亲为的教育实践创造出重大教育业绩，对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产生重要影响的优秀教育工作者，是一个用于描述高层次杰出教育人才的概念。[1]

教育家可分为从事广义教育活动的“广义的教育家”和从事学校教育的“狭义的教育家”；从个人贡献领域可分为教育思想家、教育理论家、教育实践家、教育事业家等。

我国著名教育家古代有孔子、孟子、老子、关尹、杨朱、墨子、列子、田骈、庄子、荀子、朱熹、陈献章、王守仁、湛若水 、王夫之等；近代有郑观应、梁启超、何子渊、丘逢甲、唐国安等；现代有蔡元培、鞠思敏、陶行知、厉麟似、吴大猷、萧友梅、陈垣、竺可桢、徐特立等；当代有李吉林、厉声教、钱梦龙、魏书生等；古希腊的著名教育家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近代西方的著名教育家有约翰·杜威、苏霍姆林斯基等。[2]

中文名
教育家
外文名
Ecators
性质
优秀教育工作者
活动类型
广义教育家、狭义教育家
领域类型
思想家、理论家、实践家、事业家
快速
导航
类别划分

著名教育家
评定标准
同时满足以下八项具体标准的教育工作者可以被确认为教育家：
职业身份：全职教育工作者
知识修养：宽厚广博的文化知识基础
教育资历：长期从事教育实际工作
专业水平：系统、熟练掌握教育专业知识和技能
教育思想：具有系统、成熟或独特的教育思想
专业成就：取得教育界广泛认可的重大教育成果
专业声望：拥有广泛认可的专业声誉
道德操守：品行高洁，堪为社会楷模[1]
而从描述性界定角度看，教育家可以概括表述为：
教育家是优秀教育文化传统的继承者
教育家是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推进者
教育家是当时和后世教育活动的影响者[3]
此外，教育家还应该具有以下基本品质：
教育家应该是悲天悯人者

⑶ 河北历史上出过什么名人,或名人在河北做官如魏征

河北省历史悠久，数千年来积淀的丰厚的文化资源，哺育了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教育家、艺术家和英雄模范人物。这些燕赵志士仁人的奋斗精神和道德风范，是我们一笔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他们或者是河北籍的，或在河北这块土地上生活奋斗过，或与河北有关，他们都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发生过重大影响。这里选择清代以前的119名历史名人加以介绍。

黄帝 炎帝 伯夷 叔齐 扁鹊 慎到 乐毅
赵胜 毛遂 廉颇 蔺相如 公孙龙 荀况 李牧
荆轲 董仲舒 李延年 毛亨 崔骃 崔瑗 崔寔
卢植 张角 刘备 张飞 赵云 刘劭 张华
束皙 欧阳建 张载 张协 张亢 卢谌 道安
竺道生 高允 祖冲之 冯太后 郦道元 邢邵 邢杲
祖暅之 杨炫之 卢思道 刘焯 刘炫 展子虔 陆法言
魏刀儿 窦建德 刘黑闼 傅奕 李百药 孔颖达 魏徵
卢照邻 慧能 李峤 张鷟 一行 李颀 高适
李阳冰 刘长卿 贾岛 卢仝 刘昫 郭威 李廷珪
胡镶 柴荣 李昉 赵匡胤 吕端 曹彬 柳开
王则 刘筠 邵雍 赵佶 张世杰 赵伯驹 刘完素
张元素 赵秉文 蔡珪 王若虚 李杲 赵孟坚 李冶
何荣祖 郭守敬 王恂 刘因 赵孟頫 鲜于枢 刘贯道
关汉卿 卢挚 苏天爵 韩山童 尚仲贤 李好古 刘六
刘七 马中锡 杨继盛 薛论道 赵南星 傅维鳞 孙奇逢
颜元 李塨 纪昀 崔述 王清任 曹雪芹 卢坤

⑷ 中国有哪些著名的教育家

中国著名的教育家有老子、孔子、庄子、孟子、荀子、朱熹、梁启超、蔡元培、陶行知、厉麟似、吴大猷等。

1、老子，春秋末期人，生卒年不详。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史学家，道家学派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与庄子并称老庄，代表作为《道德经》。

2、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

3、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号任公。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4、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字鹤卿，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民主进步人士，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

5、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1946年7月25日），安徽省歙县人，中国人民教育家、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爱国者，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⑸ 法治、人治、礼治和德治的区别和联系是什么

区别：

1、概念不同

法治，谓根据法律治理国家，与“人治”相对。

人治是“法治”的对称。又称“贤人政治”，是关于依靠执政者个人的贤明治理国家的治国方式和理论主张。

德治是中国古代的治国理论，是儒家学说倡导的一种道德规范，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

礼治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主张以礼治国的思想学说。荀子认为，礼使社会上的人在贵贱、长幼、贫富等封建等级制中都有恰当的地位

2、理念不同

法治是依法治理国家，社会主要法制思想邓小平所提出的观点。

人治以人来治理国家，是封建主义社会的弊端，封建社会已经灭亡是不可行的。

礼治和德治是阐述的是同一个观点，礼仪道德是衡量一个国家的基本准则，但是用礼仪和道德治理国家，那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法律没有强制性了，如半夜睡觉不关门，人人如己。

3、来源不同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法治、人治是个舶来词。遍考我国现代之经、史、子、集，我们都无从找到"法治"这两个字的组合。

如德治、礼治则是在我国传统的著作如《礼记》等等中可以找到、证其渊源的。

联系：

1、就中国政治思想发展本身而言，在中国近代以前专制、人治思想是政治思想的主流，而从中国近代鸦片战争开始则逐渐向民主、法治思想转变，而德治贯穿社会生活。

2、法治社会是基于人、礼、德演变过来的，如果没有了人文、缺少了礼仪更别说道德那也就是说法治不健全没有了说服力只有强制性，可见法治是社会进步所产生的。

3、都是根据当时社会需要而产生的。

⑹ 中华名相之管仲管理思想怎么取消

取消？什么意思？
管子在自己的治国实践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治国管理的思想。
1、富民强国的政治思想。
管仲登上相位，挂印理政后，把“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作为治国强齐的重要原则，并倾毕生精力建构起一个富民强国的政治思想体系。
（1）组织管理。一是创造了新的“国”“鄙”二轨制，推行了一套以家为本位的社会编制组织。管仲对周代的乡遂制度加以损益，通过“国分为三”、“鄙划为五”的办法，使全国建立起层层负责、分级管理、服从中央的体制，为推行中央集权政治奠定了组织基础。这种“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形势》）的社会编制组织，既能加强人们的同乡意识，同国意识，又能以宗法意识巩固社会的基本单位——家，以乡土意识维系国，从而达到安国之目的，保证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二是对民采取牧羊之策。牧羊之策的要点有二，一曰“分居”，二曰“定业”。所谓“分居”，就是士、农、工、商各自“群萃而州处……处士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官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所谓“定业”，就是“工之子恒为工，农之子恒为农，商之子恒为商，士之子恒为士（《国语·齐语》）。”职业父死子继，世代相传。管仲认为分居的好处有二，第一是防止“杂处”。民不杂处则言不咙，言不咙则事不易；民不杂处则不见异物，不见异物则不迁。事不易，民不迁则社会有序，社会有序则国安，国安方可发展经济，发展经济则国富，国富方可称霸。第二是便于教育。人们从小就从父母那里学到从事本职业的知识技能。管仲认为“定业”的主要功能是按照社会的分工和统治者的需要，借助政治的力量把每个社会成员按一定比例固定分配在社会各个部门，以便使社会这架大机器正常运转。
（2）选贤任能。管仲认为要想把国家治理好，人是重要的，有了人才可以治理国家、发展生产、创造未来。他一方面重视对人才的培养。“一年树谷，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治国者要把对人才的培养作为长远战略目标，统筹安排。因而，管仲规定了选贤的程序和原则，提出了“三选”制度。另一方面重视人才的标准。一要有“德”。“错国于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牧民》）。”作为君主的“德”，就在于以国家社稷为重，行仁义之政。一般人的“德”，就是要树立“仁义”的道德规范。“仁”，就要“非其所欲，勿施于人”。即人所不欲不要强加于人。“义”就要对亲属孝悌慈惠，对君主恭敬忠信，对外公正有礼，对自己静心克制，对国家任公御敌。二要有“才”。“举长者可远见也；裁大者，众之所比也（《形势》）”。即有作为的人才，能够不固守古法，顺应时势，勇于创新。第三，重视对人才的正确使用，一是量才使用。“有闻道而好为家者，一家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乡者，一乡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国者,一国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有闻道而好定万物者，天下之配也（《形势》）。”二是破格录用。卫国人宁戚，出身卑微，很有才学，未被人用，管仲就极力向桓公推荐，拜为大夫。三是排斥献媚取宠者。管仲向齐桓公指出，易牙杀子，开方背视，竖刁自宫，都是些居心叵测的人，万万不可亲近。
（3）法德并用。管仲认为法德在治理国家中有着不同的社会作用，二者可以并用、互补。法是治民一众的规范，行政施令的法宝。必须采用强制性手段“禁奸邪”、“禁淫止暴”、“治国使众”。德是统一人们思想行为，维持社会稳定的根本保证。要通过教化，因势利导，以化其恶，以养其德。因此，在法治方面，管仲强调做好立法、司法和守法三项工作。“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与法者民也（《任法》）。”意即君主立法后，由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原封不动地推行到士农工商四民中去，使人们了解、执行。同时，还提出法律先行、法律公开、法律对等、执法以“公”、执法从严等多项主张，保证司法工作正常而有效地推行。在德教方面，提出“国有四维”、“德有六兴”、“义有七体”、“礼有八经”理论，并对其内容作了详细的阐述。这样，每个社会成员都能把法律的有关要求和道德规范的有关内容内化为个人的自觉行为和习惯，就会“见善从之，闻义则服。温柔孝悌，毋骄恃力。志毋虚邪，行必正直（《小匡》）。”这样，就能减少犯罪，形成有利于人君统治的社会风气，国家稳定也就有了可靠的保证。
2、善本起末的经济思想。
以粮食生产为本，多种经营,有节制地发展工商业，是管仲治国宏伟规划中的基本经济思想。
（1）以粮为本。管仲认识到，粮食既是人们生命的主宰，也是人君吸引民众的重要途径和成就大业的物质基础。“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国蓄》）。”人作为生命的有机体，维持自身生存及种族的繁衍是第一需要。有了粮食，人们就有生存的保障，社会就表现为相对稳定的状态。没有粮食，人们就会因饥馑而外流，社会就会出现动荡。如何发展粮食生产，管仲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和办法。第一，坚持“务在四时，守在仓廪”（《牧民》）的基本原则。“务在四时”，就是指粮食生产的过程，必须遵循自然界变化的客观规律，不误农时，抓紧抓好不同季节的农事活动，尤其是春播与秋收。“守在仓廪”，是讲国家一定要把粮食收进来，并做好储藏工作，国家真正掌握对粮食的控制权。这“一务一守”，从动静两个重要环节把握住了粮食的生产。第二，推行具体可行的农业政策。一是采取“地均以实数”与“均地分力”的措施。“地均以实数”，就是国家对土地要加强管理，核正实际可耕地的土地数量，土地大小多少瘠沃等自然状况都要掌握好，然后，根据土质地利，进行适当折算。“地之不可食者，山之无木者，百而当一。涸泽，百而当一。地无草木者，百而当一。楚棘杂处，民不得入，百而当一（《乘马》）。”“均地分力”，就是把土地分下去，实行分户经营。这样，地利就能充分利用，人力就能充分发挥。可见，“均地分力”是调动人民生产积极性的好办法。二是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服务于农业。在农忙季节，国家不让农民服徭役，也不要征兵打仗。管仲提出，在春耕大约二十五天时间里，让人们都回到地里劳动，国家发放贷款，支持播种。他强调，“四务”，即春、夏、秋、冬农业所需的东西，国家都要准备好。第三，“除五害，以水为始。”影响农业生产的水灾、旱灾、风雾雪霜、瘟疫、虫灾这五种灾害，“水最为大”，因此，“除五害，以水为始（《度地》）。”从而，把修筑防止水害工程作为国家建设的重点项目，建立起严密组织领导，制定了具体措施，进行经常性的水利工程建设，保证粮食丰收。
（2）多种经营。管仲积极扶持副业生产，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广开财路，以求国家强盛，人民富裕。其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种植桑麻。桑麻是纺织业的原料来源，没有充足的蚕丝和上好的麻，就不可能纺织出锦、绣、绢帛。因此，管仲继承齐国种桑养蚕的历史传统，制定出具体政策，扶持桑麻种植及养蚕业的发展。规定在房宅左右要种植桑麻，支持妇女养蚕、纺织。传授土壤知识，指导种麻。每年阳春，养蚕能手给予奖励。采取这些措施，使齐国的养蚕业迅速发展。二是饲养六畜。管仲把养六畜纳入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给予充分重视。对六畜饲养实行保护鼓励政策，反对对饲养六畜征收赋税。规定：杂草丛生的洼地，不适合粮食生长，应作为饲养麋、鹿、牛、马的牧场。在春秋两季，把幼畜供应给百姓，把老畜杀掉卖出。同时，建立固定饲养场，设立负责记载牛羊繁育并查管牧养事务的官吏，若此官照料牛马没有折损死亡的，提升一级。这样有利地调动了人们养六畜的积极性，促进六畜兴旺。三是多种瓜蔬。蔬菜瓜果是人们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副食品。因此，管仲非常重视瓜菜生产。“民之能树瓜瓠荤菜百果使蕃育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山权数》）。”四是植树造林。管仲对国家土壤性质、地势作出细致分析，提出了植树的基本要求，利用房前屋后种桑麻，城墙周围种荆棘，以固城防。大堤上错落种植灌木与杨柏树，保护堤坝。限制入山林砍伐时间，重视森林防火问题，奖励植树有功者。“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山权数》）。”五是发展渔业。管仲任政于齐，积极要求发展渔业生产。他提倡国家对沿海渔业进行统一管理，制定合适的征税政策，使生产与销售连为一体，大大提高渔业生产的效益和渔民的积极性。
（3）起末禁末。“末”即“末业”、“末事”或“末作”，可以简单理解为泛指手工业或商业。在管仲心中，粮食生产是国富的根本源泉，是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必须作为立国“本事”抓好，不能动摇。但是，当“工商竞于刻镂，女事繁于文章”，民趋利而耽农业时，就要提出“末产不禁，则野不辟”；当粟少国尚不富，为国富民强，则要求人们“禁末产，止奇巧而利农事”。这说明，“禁末”是有特定范围和前提条件的。这其中就包含着不是单纯“禁末”的问题，而是如何使“末业”不影响“本事”，协调好两个方面的关系这样一个深层的思想。管子认为，“商之于国，非用人也（《奢侈》）。”“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禁藏》）。”商人对于国家，并不是无所作为的人。商人为获利，千里迢迢，不辞辛苦，调补余缺，若善于以利引导，可使其利国利民。但由于经商贱买贵卖，财多利大，往往会诱人弃农经商，使社会上出现“野与市争民”的矛盾。对此，需要运用国家行政手段，削减商贾之利，抑制其盲目发展。这种，采取因势利导、合理协调的方法，对经济的正常发展是必须和有益的。
3、爱民顺民的民本思想。
管仲把以百姓为本，作为立国、治国的根本要求，并使之与齐国现实社会紧密结合起来，提出了许多精辟而深刻的论述，并落实到具体的施政措施中去。
（1）顺民利民。顺民利民，就是指统治者施政立法应当顺民心，从民所欲。管仲指出“国之所以为国者，民体以为国（《君臣下》）。”即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是由于人民这个根本才成为国家。民众既是社会的主体，想要争夺天下，必须争取民众的拥护；想要成就王业，必须从民欲，顺民心。他坚持“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闻，以天下之心虑”（《九守》）的政治原则。因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牧民》）。”这就是说政策法令的好坏，要以是否符合民心来衡量。管子认为，要做到顺应民心，从民所欲，一是在实践中了解民情，时刻注意关心民众的疾苦。“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来绝，我生育之（《牧民》）。”民众厌恶忧劳、贫贱、灾祸、死亡而喜欢安逸、富贵、稳定、生存。那么，国家在制定方针政策时，就应顺民众的这种心理要求。二是采取“予之为取”的政策。“予”是指统治者在政治、经济上对民众采取的一种宽惠的政策。“取”则是获得民众的支持，达到经济上富国、军事上兵强，政治上称霸的目的。他们根据人们好获利而恶夺取的普遍心理，采取一种“取之无形，予之有形”的隐蔽方法。“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然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故民爱可洽于上也（《国蓄》）。”这样，就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拥戴。
（2）爱民恤民。爱民恤民，就是指统治者要以民众为轴心，忧民众之所忧，急民众之所急。管仲提出了“兴德六策”和“九惠之教”。兴德六策即“匡其急”、“振其穷”、“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是指“养长老，慈孤幼，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即敬养老人，慈恤幼孤。救济鳏寡，关心疾病，吊慰祸丧。“振其穷”包括“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即给寒冷的人以衣服，给饥渴的人以饮食，救助贫陋，赈济破败人家，资助赤贫。“厚其生”是“辟田畴，制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即开辟田野，建造住宅，讲究种植，劝勉士民，鼓励耕作，修缮房屋。“输之以财”是“发伏利，输滞积，修道途，变关市、慎将宿。”即开发潜在的财源，疏通滞积的特产，修筑道路，便利贸易，注意迎送往来。“遗之以利”是“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即疏浚积水，修通水沟，挖通回流浅滩，清除泥沙淤滞，打通河道堵塞，注意渡口桥梁。“宽其政”是“薄徵敛，轻征赋，弛刑罚，赦罪戾，宥小过。”即薄收租税，轻征捐赋，宽减刑罚，赦免罪犯，宽恕小过。“九惠之教”在《入国》中有详细的说明：“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疾，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就是在城邑和国都设有“掌老”、“掌幼”、“掌孤”、“掌养疾”“掌媒”、“掌病”、“掌穷”、“掌困”、“掌绝”的官，深入百姓，随时了解实际情况，为百姓解决具体问题。实行了这些政策，使幼有所养，老有所终；孤残有助，鳏寡有居；贫困得济，烈士得祭，民众承蒙恩惠，无不喜悦，从之如流。
4、重德教民的社会伦理道德思想。
管仲继承和发展前人施政重德的思想传统，形成了以“守国之度，在饰四维”为核心的社会伦理道德思想。
（1）物质生活决定伦理道德。管仲的突出贡献，就在于自觉地意识到物质生活条件对伦理道德形成的决定作用，提出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著名命题。并对此从足民富国与伦理道德的密切关系上做出深刻论述。“衣食足，则侵争不生，怨怒无有，上下相亲，兵刃不用矣（《禁藏》）。”衣食对于人的生活来说是一日不可缺少的。人们首先在物质生活上有了一定的保障，才能对精神生活有新的追求。管仲在道德起源上，坚持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社会社会伦理道德的基本立场，为他的伦理观选择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对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伦理道德思想体系的建立产生了深刻影响。
（2）伦理道德的社会作用。管仲不仅论述伦理道德形成的社会物质原因，而且，对伦理道德的社会作用也有深刻的理解。《牧民》中写道，“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也就是说,维系国家命运的有四大纲纪，缺了任何一条，国家就会不稳。如果缺了四条，国家就会灭亡不可挽救。“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牧民》）。”维系国家的四大纲纪，就是指“礼、义、廉、耻”这四个方面最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和准则。有礼，人们就不会超越应守的规范；有义，就不会盲目求进；有廉耻，就不会掩饰过错，不会趋从坏人。“礼、义、廉、耻”皆备，人们就不会巧谋欺诈，行为就会自然端正，邪乱之事也就不会发生。这样，才能国泰民安。反之，“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牧民》）。”
（3）社会教化的基本要求。管仲认识到，形成良好的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和思想，其基础和前提是“仓廪实”，“衣食足”，但是，只强调“仓廪实”，“衣食足”，还不够，必须进行社会教化。就是在满足民众的物质生活的基础上，教民“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五辅》篇提出“义有七体，礼有八经”。义有七体，“孝悌慈惠，以养亲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礼节；整齐撙诎，以辟刑僇；纤啬省用，以备讥馑；敦懞纯固，以备祸乱；和协辑睦，以备寇戎。”这“义”的七个方面内容，民知之方能中正，中正方能和睦团结，和睦团结才能生活安定，生活安定社会才能稳定发展。所以，义是不可不行的。“礼有八经”，即“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这八个方面是礼的纲领。如果上下没有礼仪就要乱，贵与贱没有本分就要争，长与幼没有等次就要叛离，贫与富不依法度就失其节制。上下乱，贵贱争，长幼叛离，贫富失其节制，国家必然陷入混乱。所以，礼是不可不重视的。“廉耻”是指内心的道德情操，“廉不蔽恶，耻不从枉（《牧民》）。”因此，通过教诲和启发，“养之以化其恶”、“明之以察其生”，使人弃恶行善，清除无度欲念，修行内心，这样方可正气上升，行为端正。
管仲的治国思想，除上所述，还有军事、文化等方面。这一些在先秦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就是对今天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有很强的启迪意义。
参考：http://www.univs.cn/newweb/univs/st/qlwh/2005-12-25/323454.html

⑺ 《辩护人》这部电影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原型是怎样的

《辩护人》取自真实人物韩国前总统卢武铉的故事，面对暴力与不公，一位律师以一己之力对辩整个阴暗的社会体系，法庭之上直言法律有病这看似以卵击石之事，但却如电影中以卢武铉为原型的男主宋佑硕所言“岩石再坚硬也是死的，鸡蛋再脆弱也有生命。石头最终会化为沙土，而鸡蛋孕育的生命总有一天会飞越石头。”这咋听诡辩的逻辑，恰是诠释了电影的支点，卵何以不能击石。

时隔33年在《辩护人》公映后，韩国法院重新对当年无辜的孩子给予了拨乱反正的无罪宣判，电影在现实的延续，卵最终得以破石，这是一件别国事，但它透过电影给予人的感动却是献予所有人的，世界上总有那么一群人，弱如累卵，却获拥擎天撼地的力量，这力的源泉便是人类有史至今，恒古不变的真理—正义。文/梦里诗书

⑻ 法治，人治，礼治和德治的区别和联系是什么

法治与人治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法治是个舶来词。遍考我国现代之经、史、子、集，我们都无从找到"法治"这两个字的组合。
1 根据学术界的通常观点，最早使用"法治"一词的是梁启超。他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首次提出了"人治主义"和"法治主义"的概念，并用之来概括中国儒法两家的政治主张。自此，"法治"一词才在中国传播开来。
在一些中国法学家所编写的工具书上，往往认为法治应该包含两层内容：其一为中国古代法家提出的治理国家应该专用 法律 的主张，这些思想家往往认为，一个国家只要有明确而稳定的法律制度，一切行动都依法而行，则国家可治；其二为西方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为反对君主专制和封建特权而提出的依据法律治理国家的政治主张，法治的要素往往包括法律至上、颁布宪法、"三权分立"等，从法律上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
2 这样，我们所说的法治实际上是两个不同含义的词组所组成，且这两种法治的内涵、价值等诸多方面都有着较大的差异乃至是大异其趣。我们当今所言的"法治"一般是指后一层涵义，因此，在这意义上而言，"法治"并非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土壤上产生出的概念，而是西学东渐的产物。而我国先秦所谓的法治一般被称为"中国传统法治"。
3 中国传统法治思想的出现，是作为儒家的"德治"思想、墨家的"兼爱"思想的对立物出现的。在当时诸侯纷争、动荡不安的 时代 ，法家不承认德治、礼治能够实现国家的富强。"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悍马，此不知之患也。
"4"今世皆曰，尊主安国者，必以仁义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国者必以仁义智能也。故有道之主，远仁义，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誉广而名威，民治而国安。
"5 国内大多数学者所认为的中国传统法治是相对于"礼治"、"德治"而言的，西方法治则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结论从这方面看也是不无道理的。
6 诚然，"人治"的定义及其与"礼治"、"德治"的关系还是学术界尚待廓清的问题。
7谈到"人治"，大多数人会想起儒家的"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8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在政治制度中，无论是人的因素还是法的因素都是不可或缺的，法治中有人的因素，人治中有法的因素，因为"徒法不足以治国、徒善不足以为政"。当然，我们如果把人治国家当成一种 历史 上所存在的政体形式的话，那么它就不是一般地强调人在治理国家的作用，而是表示一个人或者少数人具有改变或者决定国家命运的权利和作用，因此我们也不能够以当今的人的因素在制度中的重要作用而肯定人治国家的合理性。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划分法治与人治的最根本的标志，应该是在法律与个人（或少数执政者）的意志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是法律的权威高于个人意志？还是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凡是法律权威高于任何个人意志的治国方式都是法治，凡是法律权威臣服于个人意志的治国方式都是人治。
" 9 回归到一个常识性的主题上来，就是要回答法大还是权大的问题。
中国 传统法治思想，确是从实现国富民强，加强君主专制权力的基础出发，来论证法治的合理性的。"尚法不尚贤"并不是对"人治"的否定，把中国传统法治思想概括为人治下的法治或者说本质上的人治主义也是符合事实的。同时，中国的传统法治较多是"刑"的角度去 分析 和把握，"信赏以尽能，必罚以禁邪"，"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
"10更多地带有工具理性的色彩，在排斥"德治"的同时往往采取一种非道德的 政治 学说，把法治与价值判断相分离。
从一定意义上而言，西方政治文明 发展 的过程便是民主与法治两大观念相辅相成不断融合沉淀的过程。
11古希腊政治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该包含两层含义："已成立的 法律 秩序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
"12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奠定了西方绵延不绝的法治传统。由此而言，法治包括了两方面的含义：第一，法治的实施要拒绝人治，第二，法治的价值追求至善。亚里士多德通过对人性进行深入分析后，指出"让一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常人既不能完全消除兽欲，虽最好的人们未免有热忱，这就往往在执政的时候引起偏向。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 影响 的神祉和理智的体现。
13在一些西方政治学辞典中，大多数学者对"法治"的解释也大体围绕这两个方面的问题进行阐发。
14 英国著名法治思想家哈灵顿曾经论述到，"共和国是法律的王国，而不是人的王国。"
15 就第二层含义而言，法治中所体现的价值追求在经历了历史的积淀之后现在仍然是西方自然法学派所倡导的一个核心理念。

⑼ 12·13山西讨薪亡人事件的社会舆情

2014年12月13日事发，直到24日该事件才在网上引发网民关注，逐渐进入公众视野。从舆情趋势图上可以看出，自26日（当地警方发布通告）起，相关信息更新量明显增加。28日，新华社“中国网事”发布调查文章《农民工命丧讨薪路山西民警“脚踩头发”粗暴执法事件调查》，推动该事件在舆论场进一步走热，次日的信息更新量超过了1,250条。随着当地官方逐步走向问题的前台以及处置措施的陆续公开，该事件的舆情热度趋于降低 。
总体上看，截至2014年12月30日，共有相关舆情信息3,543条。在报道媒介上，新闻报道占比最多，约占49.4%。论坛次之，为32.3%，境外和贴吧报道均占4.3%。从事件发酵的过程看，26日之前，论坛报道占优；26日之后，新闻报道的主导地位比较明显 。 网民认为，涉事警察的行为“太恶劣”，严重损害了山西警方的整体形象；在严惩涉事责任人的同时，基层警察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也应反思。网民“lwwz2011”说，太恶劣了，知法犯罪，这样的警察不配为警察，应以“故意杀人罪”论处。山西不只是煤黑，公安更黑。网民“hezhengwen01”说，这种警察在中国大地到处可见，必须给个说法，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周边那些警察也该抓去坐大牢。还有网民说，这警察会被判刑吗？恐怕不会，就算判也是判1缓2,基层警员素质参差不齐，要好好大力整顿了 。
网民认为，在舆情处置方面，当地有关部门行动消极、办法老套，进一步恶化了警民关系和官民关系，对各种细节和疑点有针对性地回应，才能赢得网民信任。媒体人阿曼认为，从这件事的处理上可以看出，当地应对舆论似乎还处在“学步孩童”的阶段，几乎每一步都是被舆论推着走，每一步都在被“打脸”。这种“严防死守”的消极态度，能躲则躲，躲不了再出来回应的舆论应对方式，早就过时了。而正是这样的消极态度，使其失去了人们的信任，一个值班民警的否认，就掀起了舆论大波。官方回应中的“高度重视”应该体现在每一个微小的细节。网民“殷国安”认为，官方回应中的“举一反三”已成为“官话忽悠”，建议分两步走，当“一”的问题基本处理结束时，再进行“反三”的工作 。
网民认为，在全面建设法治中国的背景下，涉事警察以及当地警方的行为有悖职业道德和法治精神，消除滥用公权的“底气”与“霸气”，才能挽回公权公信。网民“图八木”说，女工讨薪命丧派出所，在全社会都在喊着建设法治国家的时刻，确实让人感到震惊，难道依法治国的宣传没有宣传到这里？这里的警察还能被称为民警吗？说他们是那些欠薪者的保护伞一点都不夸张吧？失人心容易得人心难，已经被抛弃的公信力还需要当地政府下更多的功夫去找回来。网民“郑端仁”说，回顾整个事件，其中不仅有个别民警的嚣张跋扈和冷漠无情，更少不了事后官方不敢担当，试图“捂盖子”逃避责任。唯有消除“脚踩讨薪女工头”的霸气和“否认这一不良行径”的底气，给公众一个满意的答复，才是修复公权公信的正途。网民“铁拳雄狮”说，必须加大对公权力的监督，把权力关进法律的笼子，否则，类似新闻还会被不断地曝出来 。
还有网民认为，该事件折射的劳资紧张关系不容忽视，构建和谐劳资关系需反思四大政策问题，政府应善于调动其他资源和力量，依法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网民“碧翰烽”认为，劳资关系是当前社会关系当中的重中之重，直接关系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挑战着人们的安居乐业、威胁着社会和谐稳定。要构建和谐劳资关系，企业工会的独立性、招商引资与唯GDP主义、“维稳”与“维权”的关系、社会分配体制改革等四大问题亟需反思。网民“冯文亮”说，政府应为农民工创造和优化生存环境，加强制度设计和监管落实，共同撑起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护伞。在解决欠薪问题时，应该以法律为基本准则，确保“欠薪入刑”能发挥其应有的威力。网民“空山新雨”建议，政府须调动社会其他资源和力量共同破解“讨薪”难题，通过扶持相应的社会组织以及让各地存在的同乡会等组织规范化、阳光化等方式，提高农民工在劳资关系中的博弈能力 。 长江日报：警察打死讨薪者是一场正义危机
如果是一个包工头或者地痞流氓打死讨薪者，人们也会愤怒，却仍会相信正义。被称为正义守护者的警察，却公然对正义寻求者实施肉体残害，性质就完全不同，它会让人们失去对正义的信仰，失去对国家机器维持正义功能的信心。公平正义是我们社会高度推崇的基本价值，作为国家合法暴力机器的执法者，竟然这样赤裸裸地践踏正义，人民绝无法忍受，不能原谅 。
南方都市报：愿“讨薪”不再成难题
在正常途径无法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依靠上访、跳楼、跳桥、群体性事件来“把事情闹大”，成了近乎唯一的选择，恰恰这样的社会性讨薪方式又能产生一定效果，因而产生了路径依赖。讨薪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欠薪易。资方欠薪违法成本低，外来务工者讨薪成本高，让欠薪更有恃无恐。纯粹指责社会性讨薪行为对社会造成的不利影响，将其拘留或入罪了事，无法解决问题，反而容易激化矛盾。更多的关注应放在产生如此路径依赖的原因上，并寻求解决之道 。
新京报：讨薪者命丧派出所“高度重视”别总迟到
可以说，当地警方一开始并不希望这件事情信息外露，更不希望被舆论关注。在这段时间里，虽然检察机关已介入调查，但官方始终没有公开、正面回应。直到事件见诸媒体后，太原市相关部门才在第一时间启动响应，通过公开通报表达了对事件的“高度重视”和“处理决心”。不过，回过头来看待案件的整个发展脉络，仍然有太多的东西值得咀嚼。为什么有关部门在事情发生后第一反应总是封锁消息，直到遮盖不住，被媒体披露、舆论聚焦后才“高度重视 ”？
京华时报：脚踩女工头发事件岂止“处置不当”
龙城派出所的民警，不但将讨薪农民工打倒在地，更将其头发踩脚下，显示出对生命缺乏起码的尊重。民警刘金润将“民警脚踩女农民工头发”照片说成是利用视觉误差“误导网民”，对照家属提供的视频，到底是谁想误导人，不言自明。此外，还有几点值得追问：民警究竟有没有打人？民警为什么要打人？处警民警面对5名手无寸铁的农民工，在处理这起小纠纷时，偏袒如此明显，出手如此之重，很难说这是在维护社会治安、保障社会公平，而其中透露出的执法之失、暴戾之气尤其值得警惕 。
红网：查清女工讨薪丧命真相回避机制不可缺位
面对讨薪女在派出所的非正常死亡事件，涉事公安部门理应启动回避机制，让第三方介入查出事件真相，给死者家属一个合法交代，给社会一个公开透明的说法。对于周口讨薪女工在派出所死亡事件来说，之所以持续发酵，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涉事的公安机关，没有理清自己在事件中的角色与权责义务都发生了变化，已处于涉案方，不再具有立案管辖权和查处权，一味参与其中，只会引发社会对案件处理不公的持续质疑 。 本是一起劳资纠纷，然而，因为当地警方的不当介入，该事件却以警民矛盾甚至官民矛盾的形式呈现在网民面前。当媒体把这件事曝光后，涉事警察的跋扈与傲慢、事后当地警方躲闪与遮掩，随之成为网民吐槽的重要舆情点，而事件起始的讨薪问题反而有些“冷落”。显然，这不是舆论失焦。讨薪问题固然显失社会公平，但对官员（警察）、公权力的批评更能释放快感 。
在当前持续的反腐高压态势下，山西“后来居上”，成为十八大之后反腐风暴中“最大的重灾区”。而与此事相涉的太原警方，此前的诸多乱象也时而被媒体聚焦。2014年9月11日，南方周末曾刊文《太原警界之乱三任公安局长连续下马》。报道称，“多名公安系统人士透露，三任问题局长在任期间，太原公安队伍士气低迷，纪律松懈”。“更严重的，在部分山西高层官员与不法煤商形成利益共同体的政治生态下，部分太原警察沦为煤商违法后的保护伞”。由此观之，此次事件从劳资纠纷到官民矛盾，可能并非仅仅因个别警察素质低下而偶然发生，网民对涉事警察、当地警方的尖锐质疑和批评，也并非无端发泄，而是其来有自 。
媒体在该事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正是媒体的曝光引发了广大网民对该事件的关注，在推动网民对这一涉及劳资关系和官民关系进行深入反思的同时，客观上也增强了受害方的博弈能力。与此同时，当地警方在事件处置上的不足与短板也明白无疑地暴露在网民面前。从媒体披露的情况看，对受害人家属的“限制”、“赔钱私了”等就事论事式的维稳思维突出，与该事件本身的公共性相去甚远，与民意的期待也是背道而驰，事件曝光引发民意反弹自在情理之中 。
当然，该事件引发舆情聚焦，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地警方信息公布过于迟缓，没有及时通报事件处置情况的进展。26日晚太原市警方才第一次在其官网上发布通报，距事发已有13天。在“以秒为计时单位”的新媒体时代，如此迟缓势必滋生不必要的想象空间，进而增加事件处置难度。而从当地一些警察的言论也可以看出，除警察队伍建设方面存在问题外，媒介素养之差也不容忽视 。
警察作为执法者，执法犯法，影响之恶劣不言自明。加强政法队伍建设是新时期政法领域“三个建设”之一。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各地公安机关应引以为戒，加强对警察队伍特别是基层警察队伍的教育和管理；就警察个人而言，也应自觉以法律法规约束自己的行为，切实做到执法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