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法学派
㈠ 北京工商大学和中北大学那个实力更强！
北京工商大学创办于1950年，是一所有着辉煌办学历史的高等学府，党和国家领导人程子华、姚依林等同志曾先后兼任学校前身校长。学校于1999年6月由北京轻工业学院与北京商学院合并，机械工业管理干部学院并入组建，所以名为北京工商大学。原北京轻工业学院先后隶属于轻工业部和中国轻工总会；原北京商学院先后隶属于商业部和国内贸易部；原机械工业管理干部学院隶属于机械工业部。北京工商大学现为中央与北京市共建，北京市重点建设的多学科综合性大学。
北京工商大学的工商是工科和商科的意思，英文名是Beij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工科中的食品、塑料、自动化、环境工程都是很好的，食品学科更是培养了我国唯一的食品、日化两院院士，而且是北京市属高校唯一培养了院士的高校，毕竟原来是部属行业院校，经管学科就不说了，一个字 强。另外北工商是我国民商法的创始学校，大商法学派的本部，还有广告也是最早的六所学校之一。
北工商现在的发展很快，在北京很受重视，看看新校区的条件就知道了，北京地区的高校分为部属和市属的，北京高校多很多都是部属高校，北工商现在是市属高校，在市属高校中，北工商的发展速度和发展前景是最好的。
两个学校相比较还是推荐北京工商大学，毕竟在北京，地域优势明显，这个地域优势包括人脉资源，北工商在北京的圈子很厉害的，这也是学生就业质量在北京前列的原因，很多著名企业到学校要毕业生。
㈡ 西方社会学对社会的解释有哪两大派
在现代西方主要国家中，法学的基本理论学科通称为“法理学”（英语jurisprudence的一义）或“法律哲学”。这里讲的“现代”泛指自20世纪开始，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迄今。现代西方法理学的思想渊源主要是以下两个方面：一个是自古希腊罗马以来的法律思想；另一个是西方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影响。因此，在现代西方法理学中较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就其专业而论，除主要是法学家外，还有哲学家、社会学家等。就阶级性来说，现代西方法理学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法理学，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为资本主义法律制度进行辩护的。
一、现代西方法理学的特征
1．派别繁多。在西方法理学史上，17~18世纪时自然法学占主导地位。19世纪时以历史法学、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和哲理法学三派为主。进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派别逐渐增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迄今，更为增多。这种派别繁多的特征不仅体现在各派之间或同一派别内部纷乱杂陈的理论观点，而且还体现在不同的研究对象、不同研究方法以至不同的术语等方面。这一特征之所以出现，主要是为了适应资产阶级或这一阶级中特定集团在特定时期的需要；反映了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法律制度以及法学家的不同政治倾向或其他思潮的影响。当然，派别繁多也体现了一般资产阶级国家在其统治还比较稳定时的一个方针，学术自由以不危害其统治为限，超过这一限度是不容许的。
2．自然法学在战后的复兴。随着法西斯政权的崩溃和对战争罪犯的审判，倾向法西斯主义的新黑格尔主义法学迅速消失，对正义等道德准则持有否定或怀疑态度的实证主义法学、新康德主义法学也有所动摇，强调道德准则的新自然法学或与此类似的价值论法学则迅速复兴或兴起。同时它们的复兴或兴起也适应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战后对外政策的需要。很多西方法学家在论述资产阶级人权学说时是以新自然法学和价值论法学为理论基础的。
3．三大派鼎立。现代西方法理学虽然派别繁多，但以新自然法学、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和法律社会学三大派为主。20世纪50年代后期直到60年代，分别以牛津大学法理学教授哈特和哈佛大学法理学教授富勒为首的实证主义法学和自然法学两大派法学家展开了热烈的、长期的论战。哈特在这一过程中对原先的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作了重大修改，创立了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从而与富勒等人的新自然法学相抗衡。早在20世纪初就已兴起的社会学法学战后继续存在，在基本理论上也无甚大的变化。但其中大部分作品已逐步趋向以定量分析为主的应用法学，其名称也通称为法律社会学。这里应注意的是，现代西方法理学以三大派为主，但这三大派中又都有各种支派。例如新自然法学中有神学的（新托马斯主义法学）和非神学的之分。有的著名的法理学说（如罗尔斯的正义论、德沃金的权利论、拉斯威尔的政策论等），虽然不讲自然法，但却都以某种价值作为核心，因而在理论倾向上是接近新自然法学的。又如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中既有凯尔森首创的纯粹法学，又有哈特新创立的新分析法学；新一代的分析法学家中又有拉兹的渊源论法学、麦考密克的制度法学等。在社会学法学或法律社会学中，既有战前的社会连带主义法学、美国现实主义法学、斯堪的纳维亚法学、欧洲自由法学、利益法学等等；战后又有强调价值的法律社会学和以行为科学、系统论为特征的法律社会学。此外，也还有些较难列入以上三大派的派别，例如战前就有的新康德主义法学、新黑格尔主义法学，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经济分析法学、批判法学、新修辞学法学等。
4．三大派相互靠拢。现代西方法理学以三大派为主，形成鼎立之势，但三派又相互靠拢，相互吸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有少数西方法理学家提倡综合法学（或称统一法学）。他们主张，这三大派分别以研究法的价值（自然法学）、法律规则（分析法学）和法的社会实际（社会学法学）为主，但这三种因素是不可分割的，应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但他们的主张并未被普遍接受。我们认为，三大派不仅对法的本质的解释是错误的，而且在研究对象的理解上也是片面的。法律规则可以说是法本身的结构，法的价值和法的社会实际都涉及到法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作为一门科学的法理学，既应研究法本身的内容和结构，也应研究法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但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三大派的划分不是偶然的，它们相互靠拢是为了取长补短，加强自己的地位，而不是使自己消失，让位于综合法学。
5．非学法学思潮的影响。西方法理学历来就受哲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影响。在20世纪，特别是战后，非法学思潮的影响更为扩展。其中较新的影响有逻辑实证主义、语言哲学对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渗入；新修辞学推动了对法律推理问题的研究。存在主义和现象学哲学对个别法理学家虽有影响，但总的来说影响很小。功能结构主义、系统论和行为科学对法理学也仅稍有影响。近年来，主要来自经济学的经济分析法学也促进了以资源、成本、效用等经济学术语来研究法律的方法；主要来自各种社会学新思想的批判法学更掀起了批判传统法学的运动。
二、现代西方法理学的主要理论观点
1．社会和人性。现代西方法理学家研究的对象并不是社会和人性，但他们在论述自己的学说时往往会涉及到对社会和人性的理解，往往会以对社会和人性的某种假设作为立论的基础。例如早在20世纪初社会连带主义法学创始人狄骥就提出，社会连带关系是一切人类社会的基本事实，因为人们为了生存必须相互促进共同的需要并交换服务；国家制定的法律必须符合体现这种连带关系的客观法。社会连带关系的思想和概念至今在现代西方法理学中还是相当流行的。美国哲学家罗尔斯是近年来在西方思想领域中包括法理学中具有较大影响的一个人物。他在《正义论》一书中认为，社会是人们为实现相互利益而进行合作的事业，其中既有利益的一致，又有利益的冲突，因此必须要有一批确定利益分配的原则，即社会正义的原则，法治即形式主义。
与这种抽象的社会概念密切联系的抽象的人性概念。例如哈特认为，构成法和道德的共同因素是有关人性和人类生存世界事实的一些公理，其中一个是人的无限的利己主义与有限的利他主义，再一个是有限的自然资源，因而没有法和道德，就不可能有社会。又如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经济分析法学的创始人波斯纳提出，构成他的学说的一个假设是：人是对自我利益的理性的最大限度的追求者。现代西方法理学家所宣扬的人性论，一般来源于18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等人关于人性和私有财产的学说。奥裔社会学家海克在论证“福利国家”与自由、法治对立时就是直接以休谟的人性论作为论据的。
我们认为，社会和人性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现实的，而且是以一定物质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在阶级社会中，又是以一定阶级关系为基础的。现代西方法理学家所讲的社会和人性多半是抽象的社会和人性，是离开物质生产和阶级关系的社会和人性，实际上是将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的阶级性当作永恒的社会和共同的人性。
2．什么是法？这是自古以来西方法律思想中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主题，在现代西方法理学中，这一争论不仅更为激烈，而且更为混乱。在讲什么是法时，首先应指出，现代西方法理学家对法这个词所指的范围，往往有不同理解。有的可以作很广的理解。例如美国社会学法学首创人庞德认为法的概念包括三种意义：（1）法律秩序；（2）作出司法、行政决定的根据；（3）司法、行政过程。以上第二种意义上的法又包括了三种成分：（1）律令；（2）技术和（3）理想。其中律令又包括了四种形式：（1）规则；（2）原则；（3）概念；（4）标准。但有的法理学家，特别是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家往往将法这个词的范围主要指法律规则（或规范）。此外，他们还根据各自的学说，对法本身作了一些与众不同的划分，除了原先就有的自然法和实在法之分外（在新托马斯主义法学中还有上帝的永恒法），在现代通常有法的理念和法的概念之分；客观法和实在法之分；活法和国家法之分；书本上的法和行动中的法之分；应当是这样的法和实际上是这样的法之分，等等。由于对法这个词的范围以及划分如此众多，就必然使什么是法的解释更为复杂化。
在众多的解释中，有些法的概念和定义是经常被人引用的。例如新自然法学派主要代表富勒提出的：“法是使人的行为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从这一定义中，很难看出法的本质是什么。但从他的整个学说来看，他主张法“饮食了它自己的道德性”。这也就是说，法的本质是道德。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哈特认为，法是设定义务的第一位规则和授予权利或权力的第二位规则的结合。而其中最重的是最终承认规则，其他规则的效力都来源于它。实际上他所讲的最终承认规则是指国家的立法权，也就意味法的本质在于国家权力。社会学法学派庞德，如上所述，对法这个词的范围作了很广的解释，并将它称为社会工程或社会控制，实际上将法的本质归结为抽象的社会。美国另一个著名法学家、大法官霍姆斯认为，“法是对法院实际上将做什么的预言”。法院将做什么是指法院怎样判决，这种判决又是怎样作出的呢？按照美国现实主义法学家弗兰克的解释，判决过程中的决定因素是法官的个性，这实际上是将法的本质归结为某种心理因素，甚至是非理性因素。从以上现代西方法理学家关于法的概念或定义中可以看出，尽管他们对法的解释各有不同，但却都否认法的阶级性，否认法最终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因而同马克思主义对法的解释是根本对立的。正因此，他们对法的功能、作用和任务的解释也都是从超阶级的概念出发，例如：预防或鼓励行为、调节利益冲突、促进合作、维护和平、解决争端、为私人事务提供便利、发挥人的创造性才能促进人类文化，等等。
3．“应有”和“现实”；道德和法。在西方法理学史中，在19世纪就出现了实证主义法学和自然法学之间的争论。其中一个重大的哲学争论是“应有”（英语中的ought）和“现实”（英语中的is或being）二者的关系。具体到法学中，就有“应当是这样的法”（the law as it ought to be）和“实际上是这样的法”（the law as it is）的关系。战后，随着自然法学的复兴，这一争论也更趋势烈。实证主义法学家认为，“应有”和“现实”是截然分开的，法学家仅研究“实际上的法”。有的更认为，“应有”只是一种主观价值判断，只有先验的或形而上学的法律学说才研究自然法或理想法，即应当是这样的法。他们主张应有和现实截然分开的根据主要引自康德和休谟的不可知论，即“应有”是不可认识的，一个“应有”只能来自另一个“应有”，而不可能来自“现实”。与此相反，新自然法学家则反对“应有”和“现实”之分，认为这种划分模糊了对法的本质的认识，甚至导致对专制和暴政的支持。
我们对这一争论又怎样认识呢？值得注意的是，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在柏林大学学习法律 时就评论过这一争论，他在1837年致他父亲的一封信中就讲到，他在学习法律哲学时的一个使他感到是严重障碍的问题是“应有”和“现实”之间的对立。就哲学上讲，他当时还是一个唯心主义的青年黑格尔派，但他已明确指出，“应有的东西”和“现实的东西”的对立“是唯心主义者固有的；它又成了拙劣的、错误的划分的根源”。他主张，在研究法、国家等哲学方面，“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决不应任意分割它们；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里应当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身求得自己的统一”（2）。我们也认为，在研究法的过程中，会存在对法的价值判断（即它应当怎样）和法的现实（即它实际上怎样）这两种认识形式之间的矛盾。但我们不应将它们截然割裂开来。法是代表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使现实的符合这一阶级的理想或价值判断自然会有一个认识和实践的过程，但应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求得二者之间的一致。
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家往往将“应有”和“现实”之间的对立同道德和法之间的对立等同起来。他们主张，法与道德无关，至少并无必然的联系，因而法学仅研究法律，而不问这一法律是否合乎道德。因此，他们主张广义的法律概念，即法就是法，良法和恶法都是法。狭义的法律概念则主张只有良法才是法。我们认为，现代西方法理学家在这一问题上的主要错误也在于不具体地历史地分析法和道德。问题的关键是：这是指哪一阶级的法，哪一阶级的道德。统治阶级的法和被统治阶级的道德，一般来说，当然是对立的。统治阶级的法和道德则是一致的，相互配合的。但法和道德毕竟是有区别的。将法和道德等同起来或将法的本质归结为道德都是错误的。
4．什么是法制或法治？这也是现代西方法理学中经常讨论的一个主题，也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和争论。这里应注意，英语中的法制（legality）和法治（rule of law）二词往往是通用的。但法治一词往往同“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这一提法连用。
有的思想家、法学家从19世纪流行的自由个人主义观点出发，认为法治旨在保护个人自由、权利，限制政府权力。因而在战后，有些资本主义国家推行所谓“福利国家”政策并扩大政府的经济职能时，在法学领域中曾发生过法治与“福利国家”是否对立的争论。少数人认为，法治是指政府的一切行动都受已公布的法律规则的约束，人们可以根据这种了解安排个人的事务。因而政府扩大经济职能必然会侵犯个人自由、权利以及保护他们的法治。但大多数人认为，在现代，国家的经济职能必须扩大，要倒退到19世纪的最小限度国家职能的概念是不可能的。法治可以用来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因而个人自由、权利、法治同“福利国家”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相互适应的。但在具有社会民主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法学家中，也有人主张，资产阶级法治仅存在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
自20世纪60年代富勒提出法制的八项原则，即法的一般性、公开性、不溯既往、明确性、没有矛盾、有遵守可能、稳定性、官方行为与法律规定的一致性后，法制或法治原则已成为法理学著作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但一般都在以上八个原则上加以修改、扩充。例如主张应补充司法独立、司法审查，一般人接近法院的可能性、公开审理、律师咨询、防止警察机构滥用机力、歪曲法律等。有的法学家还论述法治的价值有对专横地行使权力实行制约，为人们选择生活目标和形式提供可靠框架，尊重人的尊严等。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家一般也同意富勒所提出的法制原则，但他们反对富勒将这些原则称为程序自然法或法的“内在道德”。结果在法制原则问题上又展开了关于法与道德关系的传统争论。有的实证主义法学家认为，法制或法治固然有很大价值，但这种价值是消极的，即限制专横地行使权力，而且这种专横本身也是法律造成的；也有人认为，法制或法治只是使法取得实效的手段符合法制也可能使法服务于邪恶的目的。总之，对法制的作用不应夸大，因为法治本身毕竟不是一个最终目的。
一般法学家认为，在希特勒统治下，法制极端败坏，如制定溯及既往的刑法，实行秘密法，在审判中根本不顾法律，甚至不顾纳粹党人自己制定的法律，他们在感到法律形式不方便时，干脆直接使用暴力等等。但也有个别法学家主张，法治仅代表一种“公共秩序”，因而任何社会，包括法西斯统治的国家，都处于法治之下。
我们认为，现代西方法学家在法制、法治问题上，就像什么是法一样，形式上是讲抽象的法制和法治，实质上只是讲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的法制和法治。他们对法制原则等问题的分析，对我们进一步理解资本主义法制的运行机制也是有一定帮助的，但每个国家的法制既不是像自然法学家所讲的什么先验观念的体现，也不是像实证主义法学家所宣称的单纯的现实存在，它是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
5．正义、自由、平等、安全、共同幸福。这些词在西方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中是常见的。在西方法理学中，也充斥着关于法与正义、自由等关系的论述。根据唯物史观，我们应该在经济关系决定社会生活的一般过程这一基础上来分析法与正义、自由等观念的关系，从而就会发现这些观念都是历史的产物，在阶级社会中，它们都是有阶级性的。但很多现代西方法理学家却将正义、自由等观念看作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都是抽象的、超阶级的。
有的西方法理学家主张正义是非理性的价值判断，因而不应将它作为法学的研究对象，但大多数人认为法与正义的关系是法学中的重大或甚至是核心问题。但他们对正义的含义，却众说纷纭。较多的人强调平等，也有的强调自由、安全、共同幸福，也有的主张这些含义的综合。他们对什么是自由、平等等概念又都有不同的理解。
现代西方法理学家一般都认为，自由不是绝对的，法律既保护个个自由、权利，但也对滥用自由、权利的行为实行制约。但在这一问题上，经常出现国家主权与个人自由的关系问题。他们一般认为国家主权与个人自由或人权是有矛盾的。法治是保护个人自由、权利，限制政府权力的，因此主权与法治也是有矛盾的。我们认为，国家主权和人权这两种观念都是在中世纪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和市民阶级的发展而兴起的，在历史上都起过巨大的进步作用。在现代，对一个国家来说，主权和人权都是不可少的。关键问题是，必须注意这是指哪一阶级的主权和人权，这是在什么具体历史条件下的关系，现代西方法理学鼓吹主权和人权的矛盾是有不同的动机的。
三、怎样评价现代西方法理学
从以上所介绍的主要理论观点看，现代西方法理学在论述社会、人性、法、法制（或法治）、道德、正义、自由、平等、安全、共同幸福等概念及其相互关系时，尽管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一个基本的共同点是：在形式上讲的是抽象的社会、人性、法、法制等等，但实质上都是指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人性。并且对它们加以肯定和颂扬。这种理论观点是同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的，这里体现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
为此，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分析和批判现代西方法理学，从而提高我们的识别能力和马克思主义水平。对现代西方法理学采取闭目塞听的态度是不可取的，对它不加分析批判地介绍甚至加以推崇，更是错误的。当然，这也不是说对现代西方法理学应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从总体上讲，它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与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的，但其中有些因素也还是可以批判地借鉴的，有些知识性的东西固然有参考价值，有些理论观点也是有启发意
㈢ 李昌麒的经济法
经济法在我国作为一门新兴的法律学科，在逐步走向成熟之际，必然也会伴随着某些不成熟，如果分析一下这些成熟或不成熟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经济法研究方法的差异。因此，李昌麒教授在自己的论证体系中，一方面重视对自己过去在经济法研究方法上的缺陷进行反思，另一方面又重视对外国和我国学者科学的研究方法的借鉴，并力图从多样化、整体性、多角度和多维度出发，寻求建立一种符合我国经济体制要求的经济法的研究方法。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研究方法
他认为最根本的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学说。对此，他认为经济法的理论观点必须反映经济体制的要求，经济体制发生了变化，经济法观点也必须发生相应的变化。但是，他又认为，任何理论都不应是“现实的奴隶”，经济法学观点以及经济立法实践也不能像镜子一样地反映现实要求，从而认为超前的理论思考和超前的立法都是必要的。
把系统工程学的原理引进法学研究领域
早在1984年他就发表了《怎样运用系统论研究法学问题》的论文，这是在钱学森教授最早提出把系统工程学运用于法治实践之后，较早的一篇把系统工程学原理引入法学研究领域的文章。该文按照系统论的“大系统”的观点，主张把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看成是一个大系统，即“社会主义法制系统”，这个系统是由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各个子系统和孙子系统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建立法制大系统的根本出发点，就是要强调系统各个单元要素之间的同步协调，互为作用，进而使系统的功能大于各个子系统的功能，最终去实现一个统一的目的，即建立良好的法律秩序。这种良好的法律秩序，不是任何一个子系统和孙子系统可以独立完成的，而是要由它们的协同动作才能完成。接着，该文又运用系统论的“优化控制论”、“决策论”、“信息论”的原理，对建立法制系统的各个方面进行了阐述。该文1987年收入由钱学森教授作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系统科学论著选》。1995年他又在其个人专著《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一书中，提出了建立“经济法治系统工程”的问题，同时提出了要运用系统论所揭示的整体性原则、互相联系原则、有序性原则和动态性原则建立经济法学科的结构体系。按照“整体性原则”建立的经济法学体系不是被分割的体系，而是由各个部分所组成的其总体功能大于部分简单相加的功能总和的有机整体；按照“互相联系原则”建立的经济法学体系，不是各种现象的孤立存在，而是一个互相联系、互相依赖的整体；按照“有序性原则”建立的经济法体系，不是一个现象之间的无规律杂乱无章的联系，而是一个本质的、普遍的必然的联系结构；按照“动态原则”建立的经济法学体系，不是一个凝固不变的机械式体系，而是一个由体系内部多个要素之间通过对立和统一的运动而不断变化并适应客观需要的高级活动的动态体系；从而认为，经济法学体系是由经济法理论体系、经济立法体系、经济法律法规体系和经济法实施体系所构成的相互联系的、有序的、动态的有机整体。这就使经济法学体系从狭隘的、孤立的、静止的认识状态中走了出来，而成为一个开放的体系。
大胆吸收西方法学流派中科学的法学研究方法
他始终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即对于西方各个法学流派的代表人物及其研究方法，采取全盘拒绝和全盘否定都是不正确的。这是因为，法学研究方法与研究者的世界观是紧密相关的，或者说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法学研究方法。就世界观而言，无非是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区别；但是，就一个单个的法学研究者及其研究方法而言，两种世界观可能是泾渭分明的单独存在，也可能兼而有之，在兼而有之中，又有主导和非主导之分，因此主张对西方法学派及其法学研究方法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办法。凡是有利于解释和树立符合我国实际的法学研究方法，都可以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这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市场经济已逾百年，他们积累的许多反映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法学研究方法、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已经成了人类共同的法律文化，没有理由不分青红皂白地全部拒绝。但是，他又认为，我们的法学研究方法应当适应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要求，因为，西方法学流派的研究方法，不可能完全适应我国的国情，所以也不应当全盘接收。通过对西方法学各个流派研究方法的分析，他提出了在经济法学研究中可以借鉴的方面主要有：借鉴自然法学派把法律与道德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方法，阐明我国经济法的价值取向，以便把握经济法应有的品格；借鉴实证主义法学派以法律为对象的研究方法，阐明“经济法是这样的法律”，以便把握经济法的立法含义；借鉴非实证主义法学派不拘泥于只对现行法律进行研究的方法，阐明“经济法应当是这样的法律”，以便从更高层次上完善经济立法；借鉴法社会学派对现实各种社会现象进行研究的方法，阐明现行经济法律本身的局限，以便及时规范未曾规范的现实经济关系；借鉴法经济学派把法律与经济有机结合起来的研究方法，阐明经济法必须具备的经济效应，以便使经济法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最直接的力量；借鉴制度法学派把法律规范和社会现象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方法，阐明法律是一种制度性的事实，以便全面把握经济法律制度的实质 。
遵循适合性与移植性、实证性与假设性相结合
他认为，所谓适合性是指经济法的理论研究和经济立法必须立足于中国土壤，符合我们党在实践中所形成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要求。所谓移植性是指经济法理论研究和经济立法要善于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所创造的符合市场经济普遍要求的经济法理论和经济立法实践。所谓实证性是指通过对现实存在的经济法律和法规的研究，阐明经济法的共同的一般的定义、原则、特征、功能及体系。所谓假设性是指经济法的理论研究要从预测和完善的角度，阐述经济法当具有的功能和体系。
㈣ 金融法学和国际争议解决两个专业的就业情况
社会法学和工程法学具体的区别：
社会法学派指的是19世纪末叶以来资产阶级法学中一个派别,后来更是二十世纪三大法学派之一。西方法学家一般认为该派具有下列的一个或两个特征：
1.以社会学观点和方法研究法，认为法是一种社会现象，强调法对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或效果以及各种社会因素对法的影响；
2.认为法或法学不应像19世纪那样仅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而应强调社会利益和“法的社会化”。社会法学派：从社会本位出发，把法学的传统方法同社会学的概念观点、理论方法结合起来研究法律现象。注重法律的社会目的和效果，强调不同社会利益整合的法学流派。工程法学是研究工程法律规范及其发展规律的法学学科。工程法学可以从两方面进行分析，工程法学是一门法学学科，工程法学以工程法律规范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工程法学是一门法学学科。它与法理学、宪法学、行政法学、民法学、刑法学等同属于法学体系的其他学科，也是有共性，有个性。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是各自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工程法学的研究对象是工程法及其发展规律。这就是说，工程法学不仅研究工程而且研究工程建设法的发展规律，不仅研究工程法的现状，而且研究工程法的历史发展，不仅研究静态的工程法，而且研究动态的工程法。
㈤ 社会法学和工程法学具体有什么区别
社会法学和工程法学具体的区别：
社会法学派指的是19世纪末叶以来资产阶级法学中一个派别,后来更是二十世纪三大法学派之一。西方法学家一般认为该派具有下列的一个或两个特征：
1.以社会学观点和方法研究法，认为法是一种社会现象，强调法对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或效果以及各种社会因素对法的影响；
2.认为法或法学不应像19世纪那样仅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而应强调社会利益和“法的社会化”。社会法学派：从社会本位出发，把法学的传统方法同社会学的概念观点、理论方法结合起来研究法律现象。注重法律的社会目的和效果，强调不同社会利益整合的法学流派。工程法学是研究工程法律规范及其发展规律的法学学科。工程法学可以从两方面进行分析，工程法学是一门法学学科，工程法学以工程法律规范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工程法学是一门法学学科。它与法理学、宪法学、行政法学、民法学、刑法学等同属于法学体系的其他学科，也是有共性，有个性。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是各自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工程法学的研究对象是工程法及其发展规律。这就是说，工程法学不仅研究工程而且研究工程建设法的发展规律，不仅研究工程法的现状，而且研究工程法的历史发展，不仅研究静态的工程法，而且研究动态的工程法。
㈥ 洞穴奇案的十四位法官的判决分别代表哪些法学流派的观点
别说内容了，你若能买到这本书，通知我一下。
法理学“永恒的洞穴”
解读富勒的“洞穴探险者案”
本文要说的案例是美国著名法学家富勒在1949年《哈佛法律评论》中所虚构的洞穴探险者案（Lon Fuller，“The Case of the Speluncean Explorers”，62 Harvard Law Review 616，1949）。事实上，即便在多次读过这则案例后，笔者在叙述这一
案例的事实之时仍旧有一种心悸。这种心悸不仅来自于案件情节的起承转合与跌宕起伏，更来自于案件当事人在身处绝境时的残酷但或许是合理的选择行为。在为读者展现了这个法律、道德与人情相交错的案例后，富勒更以当时最具代表性的五种法律解释理论撰写了五篇判词。阅读这五篇判词，我们如同穿行在法哲学历史的长河中，最终到达了法律的幽微要渺之处。笔者希望读者带着下面的问题来阅读本文，“如果你是负责审理此案的法官，你将做出何种判决？”
案件事实
案件发生在两千多年以后，4299年春末夏初的纽卡斯国。那年5月上旬，该国洞穴探险者协会的维特莫尔等五位成员进入位于联邦中央高原的石灰岩洞探险。但当他们深入洞内时发生了山崩，岩石挡住了石灰岩洞的唯一出口。五位探险者发现受困后就在洞口附近等待救援。由于探险者未按时回家，他们的家属通知探险者协会，一个营救队伍火速赶往出事地点。
由于洞穴地点地处偏远，山崩仍在继续，营救工作的困难大大超出了事前的预计，而在营救过程中的一次山崩更是夺去了十名营救人员的生命。与此同时，洞穴内五位探险者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他们随身所带的食物有限，洞内也没有可以维持生命的动物或植物，探险者很可能会在出口打通前饿死。就在被困的第二十天，营救人员获知探险者随身携带了一个可以收发信息的无线设备。洞外人员迅速通过通讯设施给受困的探险者取得了联络。
当探险者问到还要多久才能获救时，工程师们的回答是至少需要十天。受困者于是向营救人员中的医生描述了各自的身体状况，然后询问医生，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他们是否有可能再活十天。当医生给出否定的回答后，洞内的通讯设备沉寂了。八小时后，通讯恢复，探险者要求再次与医生通话。维特莫尔代表本人以及四位同伴询问，如果吃掉其中一个成员的血肉，能否再活十天。纵然很不情愿，医生还是给予了肯定的答复。维特莫尔又问，通过抓阄决定吃掉他们中的哪一个是否可行。这当然是个医生无法回答的问题。当政府官员和牧师都不愿意回答这一问题时，洞内就没有再传来任何消息。在探险者被困洞穴的第三十二天，营救终获成功。但当营救人员进入洞穴后，人们才得知，就在受困的第二十三天，维特莫尔已经被他的同伴杀掉吃了。
根据四位生还者的证词，在他们吃完随身携带的食物后，是维特莫尔首先提议吃掉一位同伴的血肉来保全其他四位，也是维特莫尔首先提议通过抓阄来决定吃掉谁，因为他身上刚好带了一副骰子。四位生还者本来不同意如此残酷的提议，但在探险者们获得外界的信息后，他们接受了这一建议，并反复讨论了保证抓阄公平性的数学问题，最终选定了一种掷骰子的方法来决定他们的命运。掷骰子的结果把需要牺牲的对象指向维特莫尔，他于是被同伴吃掉了。
四位探险者获救后因营养失调而住院治疗。出院后，四位获救者被指控谋杀维特莫尔。初审法庭经过特别裁决确认上面所述的事实，根据纽卡斯国刑法的规定，法官判定四位被告谋杀维特莫尔的罪名成立，判处绞刑。四位被告向纽卡斯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法院意见与判决
纽卡斯国最高法院由五位法官组成，他们分别是特鲁派尼、福斯特、基恩、汉迪和唐丁。现在他们的判决将决定四位被告的命运。
特鲁派尼首席法官在富勒笔下基本上扮演了案情叙述者的角色，这让他所阐释的维持初审原判的理由非常简单。特鲁派尼认为，作为民主国家的法官，他的职责就在于根据法律条文的平常含义来做出自己的判决，而不能在立法机构所制订的法律条文加入自己的价值偏好。刑法规定：“任何故意剥夺他人生命的人都必须被判处死刑。”虽然同情心会促使法官体谅被告当时身处的悲惨境地，但法律条文不允许有任何例外。在做出这一宣判后，特鲁派尼提议通过行政长官的赦免来限制法律在本案中的严苛性。从其简明扼要的判词来看，特鲁派尼显然是法律形式主义和法律实证主义的代言人。
第二位法官福斯特主张推翻初审法院的判决，并为此提出了两项各自独立的理由说明。首先，福斯特认为纽卡斯国的刑法并不适用于这些受困于洞穴绝境中的探险者。根据社会契约理论，自然状态下的人们正是为了在文明社会里的和平共存才成立了政治国家，这一契约也构成了国家法律的强制力基础。但在五位探险者受困于洞穴时，现实的困境决定了他们并非处于“文明社会的状态”，而是处在社会契约论所说的“自然状态”。在这种自然状态下，维特莫尔所提出并经所有人同意的生死协定就构成了他们的社会契约，也是在本案中应该适用的有效法律。“我们各个法律分支……的共同目标都在于促进与改善人们的共存状态，调节共存状态下相互间关系的公正和平等。当人们可以共存的这一前提不复存在，就像案例中极端的情景下，生存只有通过剥夺他人的生命才成为可能时，支撑我们整个法律秩序的基本前提也失去了它的意义和作用。”其次，福斯特承认被告的行为违反了法律的字面含义。但法律的古老谚语就是“一个人可以违反法律的表面规定而不违反法律本身。”任何法律规定都应该根据它的明确目的来获得合理解释。刑事立法的主要目的在于阻止人们犯罪，福斯特运用正当防卫的先例来类推被告人行为的正当性。福斯特的判词集中体现了目的论的解释方法：法官在解释法律时必须考虑法律的合理目的，这与特鲁派尼法官的立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站在特鲁派尼的立场，或许可以说福斯特的法律解释理论可能造成司法僭权。我们看看福斯特是如何回应这一潜在挑战的，“我前面运用的推理绝没影响对实定法的忠诚，尽管它提出了合理忠诚和不合理忠诚的问题。没有任何领导会要一个不能领会言外之意的仆人。再笨的女佣都知道，当她被告知‘削掉汤羹的皮，撇去马铃薯的油脂’时，她的女主人只是口误而已……纠正明显的立法错误和疏漏不会取代立法者的意志，只是使其意志得到实现。”
第三位法官基恩投下了维持初审法院判决的第二票。作为一个法律形式主义者，基恩法官一开始就说：“我不想讨论的问题是关于这些人所作所为的对错善恶。这同样是个无关法院职责的问题，因为法官宣誓适用的是法律，而不是个人的道德观念。”基恩接下来讲道：“本案的所有困难从何而来？那就是未能区分本案的法律问题和道德因素。坦率地说，我的同事不愿意接受法律要求判决被告有罪的事实，我也同样如此。但与我同事不同的是，我尊重我的岗位职责，它要求我在解释和适用联邦法律的时候，把我个人的偏好抛在脑后。”在成功挑战目的解释论后，基恩法官提出了民主政治中立法至上的原则。“从这个原则中引申出来的是法院有义务忠实适用制定法，根据法律的平实含义来解释法律，不能参考个人的意愿或正义观念。”在这一基础上，基恩法官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被告确实“故意剥夺了维特莫尔的生命”。
第四位出场的汉迪法官主张撤销本案初审的有罪判决，这让双方在前四轮的较量中打成了平手。汉迪法官是最高法院内的法律现实主义与实用主义者，汉迪法官就指出，“这是一个实用智慧的问题，它无关乎抽象的理论，而关系到人类的现实。”“政府是一种人类事务，人们不是被报纸上的言词或抽象的理论所统治，而是被其他人所统治。如果统治者理解民众的感情和观念就会带来仁政。但如果统治者缺乏这种理解，民众感受到的只能是暴政。在所有的政府分支中，司法部门最容易失去与普通民众的联系。”那么民众的常识和意志是什么？汉迪提出了主流媒体的一个民意调查，“你认为最高法院应该如何处理洞穴探险者？”大约百分之九十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宽恕被告或仅给予象征性的处罚。民众的态度显而易见。因为“法庭应该考虑民情”，被告的被控罪名不成立。
鉴于四位法官的表决形成2比2的平手，最后出场的唐丁法官的态度就决定了被告的最终命运。唐丁法官的判词首先把靶子指向福斯特法官：如果说本案应该适用“自然法”，那么我们这些并非处于自然状态的法官又从何处取得了解释自然法的权力的呢？而针对福斯特的目的解释理论，唐丁法官认为法律的目的有时是难以确定的，有时是多重的，目的与目的之间有时也会出现冲突。在批判了福斯特的立场后，唐丁法官或许可以按照法律的文本做出被告有罪的判决。但唐丁还是在最后道出了自己身处的两难困境：一方面无法接受福斯特的意见；另一方面，“当我倾向于维持初审判决，我又显得多么荒谬，这些将被处死的人是以10名英雄的生命为代价换来的。”唐丁法官最终做出最高法院历史上没有先例的裁决：宣布退出对本案的判决。
由于唐丁法官的弃权，最高法院五位法官的立场出现了戏剧性的平局，而这意味着初审法院的判决得到维持。4300年4月2日上午6时，四名被告人被执行死刑。
法理学“永恒的洞穴”
在《洞穴探险者案》一文中，富勒用五位法官的判词给我们勾勒出他那个时代的法哲学图景。构成这幅图景之中轴的是自然法学与实证法学的争论，在文章中则表现为福斯特法官与基恩法官之间的冲突。而在本文中，富勒教授也像基恩法官要求的那样褪去了自己在学术论争中的理论偏好。如果读者事先并不了解富勒教授的学说理论，读完此文后或许仍然无法给富勒教授做出定位。从实体立场上讲，富勒或许更接近文中的福斯特法官，但富勒仍然借用唐丁法官之口说出了自己理论的缺陷所在。本文更为匠心独具的地方在于富勒设计了一个2比2的平局，这一设计让读者们能够更加独立地做出自己的判断。
从《洞穴探险者案》一文发表以后，西方世界的法理学和法律解释理论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促使后世的学者竞相续写富勒教授的案例。1980年，达玛窦教授在《斯坦福法律评论》的论文中将德沃金的权利理论适用至洞穴探险者案。因为富勒笔下的五位法官都是男性白人，埃斯克里奇教授在1993年组织了七位持女权主义或批判种族理论的学者写作了七篇新的法官意见。在《洞穴探险者案》发表半个世纪之时，《哈佛法律评论》邀请六位学者续写了六篇法官意见。有意思的是，六位新法官再次就被告是否有罪的问题打成3比3的平手。这六位作者中不乏中国法学界耳熟能详的人物。芝加哥大学的桑斯坦教授根据自己的类推推理理论做出了被告有罪的判决，而哈佛法学院的德肖维茨教授则以德伯克大法官的名义写作了被告无罪的意见。德肖维茨甚至在判词中假设人类在第三个千禧年的一场宗教战争导致了自然法观念的遗失，从而在自己法律实证主义的立场内根据“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原则做出了被告无罪的宣判。而在香港地区新近出版的《洞穴奇案的十四种判决》一书中，萨伯教授又为本案添设了一个情节：当年的洞穴中还存在着一个与四位被告共谋犯罪的第六人。围绕着对第六人的审判，萨伯教授根据法理学在半个世纪内的新发展撰写了九篇判词。
富勒教授的洞穴探险者案在法理学的历史上挖下了一个“永恒的洞穴”。他在文中探讨了充满分歧的法律和政治哲学问题：从法律解释的理论，法官司法的过程，再到民主体制下的权力分立，如同绘制了一幅关于法理学历史长河的知识地图，虽然这幅地图无法引领我们走出法律的迷宫，但至少可以帮助我们确定自己法理学中的位置。这篇文章的重要性或许可以用耶鲁法学院教授埃斯克里奇199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标题来表明：《“洞穴探险者案”：20世纪法律解释精要》。
（《洞穴奇案的十四种判决》，〔美〕萨伯著，陈福勇、张世泰译，香港商务印书馆2006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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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主义
新古典是指资本主义初期最先出现在文化上的一种思潮,在建筑和设计史上指18世纪60年代开始在欧美盛行的古典形式。18世纪前的欧洲,巴洛克和洛可可风格盛行一时,其繁琐的装饰与贵金属的镶嵌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厌恶。在探求新的设计风格的过程中,希腊、罗马的古典建筑成了当时的创作源泉。1750年,罗马庞贝遗址被发掘,在欧洲引起了研究古典艺术的热潮,人们认识到古典艺术质量远远超过巴洛克与洛可可,促成了新古典的产生与流行。新古典追求古典风格和简洁、典雅、节制的品质以及“高贵的纯朴和壮穆的宏伟”。在建筑上追求建筑物体形的单纯、独立和完整,细节的朴实,形式的符合结构逻辑,并且减少纯装饰性的构件,显示了人们对于理性的向往。新古典在各国的发展虽然有共同之处,但多少也有些差异,大体上在法国是以罗马式样为主,而在英国、德国则是希腊式样较多。新古典风格也体现于当时的产品上,其特点是放弃了洛可可过分矫饰的曲线和华丽的装饰,追求合理的结构和简洁的形式,构件和细部装饰喜用古典建筑式的部件。英国新古典家具的成就很大,其中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设计师,他们长于设计朴素、实用的形式，其设计出来的产品成为了现代家具设计的先声。
折衷主义
在19世纪,一个更为直接和严峻的问题是风格上的折衷主义。所谓折衷主义就是任意模仿历史上的各种风格,或自由组合各种式样而不拘泥于某种特定风格,所以也被称为“集仿主义”。随着生产的商品化,需要用丰富多彩的式样来满足和刺激市场,于是希腊、罗马、拜占庭、中世纪、文艺复兴的情调杂然并存,汇为奇观。同时,19世纪的交通已很便利,考古学大为发达,加上摄影术的发明,帮助人们认识和掌握了古代遗产,以致有可能对各种式样进行拼凑与模仿。
工艺美术运动(Arts and Crafts Movement)
现代工业设计的先导。说它是一次运动,是因其影响波及面大,具有国际意义。18世纪从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使机械产品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与过去手工制造的产品相比,呈现明显机械化特性:有些产品的造型和装饰设计,仍照搬传统手工业产品的样式,使难于应付复杂形式的机器产品比过去用长时间精雕细琢的手工业产品显得粗糙低劣;有些产品因按照机械生产的特点重新设计,其单纯简洁的样式,却使许多认为只有花样繁琐的传统样式才代表精致完美的消费者难以接受。因此,非常不成熟的工艺美术设计,面临着新旧过渡时期的困难。以英国诗人、文艺批评家拉斯金和画家、工艺美术设计家莫里斯为代表的传统派,一面在理论上展开了批评和宣传,一面积极致力于设计实践。他们不满当时机械化产品的粗糙、简陋,认为真正的工艺产品应该既实用又美观,企图恢复中世纪传统作坊生产的手工产品的标准的手工技艺和完美而精致的设计。为此,莫里斯建立了自己的染织作坊,亲自设计并以手工制作各种织物、壁纸、地毯和家具等。其设计在否定当时机械化样式缺少曲线变化的前提下,运用了自然界有机物(如花草)的形式,并加以变形,使装饰纹样呈现出变化丰富的曲线,富有生机和运动感。它们和曾经风靡欧洲、有强烈装饰感的巴洛克和罗可可(见巴洛克、罗可可)的曲线风格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风格很快在建筑造型、室内装饰、园林艺术、书籍装帧等各种工艺美术设计中表现出来,并影响了整个欧洲设计界。拉斯金和莫里斯的言行使其走进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怪圈:他们从审美角度反对工业化时代生活用品的机械生产及其造型样式,但他们号召人们把生活用品的设计与其功能相结合,并身体力行。因此,实际上是在引导人们对产品(不论是手工还是机器产品)设计与其功能的关系予以特别重视,指出了正确的设计方向,极大地推动了工业产品设计这一新生事物的发展。
新艺术运动(Art Nouveau)
是工艺美术运动在法国的继续深化和发展。法国设计师兼艺术品商人萨穆尔·宾于1895年在巴黎开设了设计事务所“新艺术之家”,并与一些同行朋友合作,决心改变产品设计现状。他们推崇艺术与技术紧密结合的设计,推崇精工制作的手工艺,要求设计、制作出的产品美观实用,他们对建筑、家具、室内装潢、日用品、服装、书籍装帧、插图、海报等进行全面设计,力求创造一种新的时代风格。他们在形式设计上的口号是“回归自然”,以植物、花卉和昆虫等自然事物作为装饰图案的素材,但又不完全写实,多以象征有机形态的抽象曲线作为装饰纹样,呈现出曲线错综复杂、富于动感韵律、细腻而优雅的审美情趣。在1900年的巴黎国际博览会上,法国设计师的精美作品引起世界广泛关注,在欧美各国引起广泛响应,并使“新艺术之家”的名称不胫而走,故以“新艺术”命名其运动。所以,法国自然成为新艺术运动的发源地和中心。法国新艺术运动的主要作品有:吉玛德设计的巴黎地铁入口;穆卡设计的海报;盖拉德在1900年的巴黎国际博览会上展出的设计作品《新艺术室》;盖勒设计的细木镶嵌家具;查普列特设计的华美瓷器等。还有些平面设计家为商业所做的广告设计,在视觉传达领域的探索中迈出了第一步。法国设计师不仅通过报刊宣传其主张,还直接向社会推销他们自己设计制作的新艺术风格的各种产品,创办设计专门学校,推广设计教育,如盖勒所创办的南希工业艺术联盟学校。小城南希是巴黎之外又一个法国新艺术运动的中心,两地的设计形式各具特色,互相影响。在法国新艺术运动中还涌现出许多成绩卓著的设计团体,如新艺术之家、现代之家、六人集团等,以六人集团的成绩最为突出。这使法国的新艺术运动色彩纷呈。1925年左右,法国的新艺术运动逐渐被装饰艺术运动取代。
维也纳分离派(Vienna Secession 1897-1915)
在奥地利新艺术运动一中产生的著名的艺术家组织。1897年,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一批艺术家、建筑家和设计师声称要与传统的美学观决裂、与正统的学院派艺术分道扬镳,故自称分离派。其口号是“为时代的艺术--艺术应得的自由”。在设计方面,其重视功能的思想、几何形式与有机形式相结合的造型和装饰设计,表现出与欧美各国的新艺术运动相一致的时代特征而又独具特色。他们大胆实践,定期举办展览,并在1900年出版了设计期刊《室内》,在欧洲颇有影响。其代表人物有画家克里姆特;建筑家和设计师瓦格纳、霍夫曼、奥布里奇、莫塞等人。其中克里姆特和霍夫曼最负盛名。瓦格纳则是霍夫曼等人的老师,其设计思想与建筑风格在19世纪80年代已表现出与装饰主义的分流,故被称为分离派运动之父。1895年他在《现代建筑》一书中阐述了新时代建筑应具备的形式。他设计的卡尔斯帕拉兹车站,具有简洁的方形造型和新艺主术运动风格的装饰细节,是分离派的早期佳作。画家克里姆特是分离派组织的第一任主席,被誉为“奥地利最伟大的画家”。他创作了大量崖壁画,其形式与室内设计高度和谐。他打破传统的绘画形式,以金属般绚丽辉煌的色彩和一维平面效果,运用富有象征意义的形式语言,表现出强烈的华丽风格与工艺化的精美,呈现强烈的装饰性。其代表作有绘画《吻》、壁画《哲学》、《法学》、《贝多芬雕像装饰壁画》等。1903年,霍夫曼在银行家支持下,在魏恩市组织了维也纳工作同盟。他和莫塞担任艺术指导,从事家具、室内金属器皿的设计,并由同盟的作坊进行生产。其产品造型呈几何形态,很少装饰,力求艺术与技术完美结合,体现产品的实用性。霍夫曼在设计中表现出与普遍的曲线风格不同的直线风格,更加接近现代设计。他的由纵横直线构成的洗练的方格网装饰特征,成为象征分离派设计风格的鲜明符号。1904-1910年,他承担了布鲁塞尔郊区斯托克列宫的建筑设计。其方形的造型单纯、严谨,室内空间宽敞、墙面平直,是其最重要的代表作。室内陈设、餐厅的大型壁画则由克里姆特设计制作。壁画中图案化的人物形象和装饰花纹,是用玻璃、马赛克、珐琅、金属、廉价宝石镶嵌而成,华美异常,使斯托克列宫成为集分离派之大成的佳作。其他人的创作也成就颇丰,各具特色。奥布里奇设计的维也纳分离派之家,把单纯明确的几何造型与典型新艺术风格的枝蔓缠绕的花草装饰结合得浑然一体,是分离派代表作之一。莫塞的平面设计成就最大,其美学观点比其他人更加前卫与理性化。其书籍装帧、插图、印染、邮票等方面的设计,多以黑白色为主,明快、大方,更接近现代主义风格。维也纳分离派运动独树一帜,在设计中加进了新艺术运动风格中较少见的直线和简洁的几何造型,特别注重产品的功能,体现出欧洲设计从摆脱传统到走向现代的过渡风格,影响深远。
德意志制造联盟(Deutscher Werkbund)
德国第一个设计组织,1907年成立,是德国现代主义设计的基石。它在理论与实践上都为20世纪20年代欧洲现代主义设计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创始人有德国著名外交家、艺术教育改革家和设计理论家穆特休斯、现代设计先驱贝伦斯、著名设计师威尔德等人。其基地设在德累斯顿郊区赫拉劳。其宗旨是通过艺术、工业和手工艺的结合,提高德国设计水平,设计出优良产品。同盟认为设计的目的是人而不是物,工业设计师是社会的公仆,而不是以自我表现为目的的艺术家,在肯定机械化生产的前提下,把批量生产和产品标准化作为设计的基本要求。它努力向社会各界推广工业设计思想,介绍先进设计成果,促进各界领导人支持设计的发展,以推进德国经济和民族文化素养的提高。它表明德国在工业设计方面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同盟中的设计师在实践中不断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1912-1919年,同盟出版的年鉴先后介绍了贝伦斯为德国电器联营公司设计的厂房及其一系列产品:格罗佩乌斯为同盟设计的行政与办公大楼、幕墙式的法格斯鞋楦厂房、陶特为科隆大展设计的玻璃宫;纽曼的商业化汽车设计等,都具有明显的现代主义风格。尤其是对1914年科隆大展的展品介绍,更令人耳目一新。年鉴还及时向人们展示国际工业技术发展新动态,如美国福特汽车公司首创的装配流水线。年鉴还发表不同观点的理论文章,让人们在争论中求得真理。1914年,同盟内部发生了设计界理论权威穆特休斯和著名设计师威尔德关于标准化问题的论战,前者以有力的论证说明:现代工业设计必须建立在大工业文明的基础上,而批量生产的机械产品必然要采取标准化的生产方式,在此前提下才能谈及风格和趣味问题。这次论战是现代工业设计史上第一次具有国际影响的论战,是德国工业同盟所有活动中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其活动中断。但它所确立的设计理论和原则,为德国和世界的现代主义设计奠定了基础。
风格派（De Stiji）
荷兰现代主义设计运动，产生于20世纪初,是早期国际现代主义设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风格派本源于荷兰绘画艺术风格(见风格派),但它对设计界的影响巨大,设计界的风格派被看做是现代主义设计中的重要表现形态之一。因风格派创始人、画家蒙德里安曾以“新造型主义”(Neo-plasticism)为题发表论文,以新造型主义来形容其创作风格,故人们又把风格派称为新造型主义。其设计的代表作有《风格》杂志的封面设计和斯拉拉斯堡的奥伯蒂咖啡馆的室内设计:里特维尔德设计的施罗德住宅、红蓝椅子:奥德设计的乌尼咖啡馆等。风格派画家蒙德里安和杜斯伯格有关风格派的理论著述,是风格派设计的理论依据。
对于设计界来说,新造型主义这一名称尤为贴切。风格派主张从理性出发,用抽象的几何结构来表达宇审和自然的普遍的和谐与秩序,探索被事物的外貌所掩盖的规律,这些规律表现了科学理论、机械生产和现代城市的本质和节奏。其设计界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设计师里特维德、建筑师奥德等人。他们主张把纯艺术的风格派原则运用在建筑、家具、其他产品和平面设计中,渗透世界,以创造新的世界秩序。他们注重使用和表现新材料、新技术,指出建筑的空间是由功能与和谐两个方面构成,其外观是由其内部空间决定的。他们把风格派绘画艺术的极其简洁有序的造型、色彩和线条的形态,应用到建筑、服装、家具等方面的设计中,并设计了新的字体和非对称均衡的印刷版面。风格派设计所强调的艺术与科学紧密结合的思想和结构第一的原则,为以包豪斯为代表的国际现代主义设计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风格派设计的代表有《风格》杂志的封面设计和斯拉拉斯堡的奥伯蒂咖啡馆的室内设计；里特维尔德设计的施罗德住宅、红蓝椅子；奥德设计的乌尼咖啡馆等。风格派画家蒙德里安和杜斯伯格有关风格派的理论著述也是风格派设计的理论依据。
构成主义(Constructivism)
由俄国艺术家马勒维奇和塔特林等人在前苏联十月革命后提出的一种艺术理论。在1920年发表的《构成主义原理》中指出,空间只能在其深度上由内向外地塑造,而不是用体积由外向内塑造;造型应注重立体结构;具有形体的材料作为表现因素,每一根线条都应表现事物的内在力量;同时应把时间作为一个要素引入造型之中。塔特林在第三国际纪念塔模型(1919)中,突出表现了对空间结构的塑造,他注重技术与艺术的融合,使造型艺术走向了设计的范畴。在标准型多功能家具的设计、折叠型家具等的设计中,都曾应用了构成主义的手法,体现了形态上的简化和经济节约的特点。在广告和图形设计领域,构成主义与荷兰风格主义相呼应,体现了几何形体及空间转换的构思效果,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影响。
包豪斯(Bauhaus)
1919年4月1日在德国魏马成立的一所设计学院,是世界上第一所为培养现代设计人才而建立的学院。虽然仅存14年,但对德国乃至世界的现代设计及其教育的影响不可估量。它在理论和实践上奠定了现代设计教育体系,培养出大批优秀的设计人才,成为20世纪初欧洲现代主义设计运动的发源地。包豪斯经历了两个主要发展阶段:①魏马时期(1919一1924),②德骚时期(1925-1933),其名称根据学院所在地而来。格罗佩乌斯(1919-1927年任职)是其创立者和第一任校长。第二任校长是迈耶(1927-1930年任职)。第三任校长是凡德洛(1931一1933年任职)。他们都是当时德国著名建筑师、现代主义设计的先驱,对包豪斯的贡献极大。20世纪初,在大工业迅速发展的推动下,欧洲各国的现代主义设计运动方兴未艾。格罗佩乌斯敏锐地意识到:应该建立新型的、专门的设计学院,以培养工业社会所需要的设计人才。他一再向政府提出创办以建筑设计为中心的设计专门学校的建议,1919年魏马政府表示同意,在合并魏马美术学院和魏马工艺学校的基础上,成立了包豪斯学院。其德文全称为“Des Staatliches Bauhaus”,即“国立包豪斯”。格罗佩乌斯把德文的建筑(bau)和房子(haus)两词合一而创造了“Bauhaus”(包豪斯),含意是新型的建筑设计体系,但其设计教育内容包括了以建筑为中心的所有工业设计。格罗佩乌斯亲自拟定了《包豪斯宣言》,确定其设计宗旨“艺术与技术的统一”。包豪斯在实践中探索,确立了现代设计的基本观点和教育方向:①设计的目的是人而不是产品。②设计必须遵循客观、自然的法则。其教育体系、设计理论与设计风格在实践中逐渐成熟、完善。包豪斯的主要教学内容是由艺术和技术构成。其早期的教学体制可称为“工厂学徒制”,学生的身份是“学徒工”,担任艺术形式课程的教师称“形式导师”,担任技术、手工艺制作课程的教师称“工作室师傅”,每一门课都由这两种教师共同担负,学校还设立了木工、陶瓷、编织和印刷工作室,供学生实习,使其兼具艺术和技术能力。包豪斯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奠定了设计教育中平面构成、立体构成与色彩构成的基础教育体系,并以科学、严谨的理论为依据。1923年8-9月间,包豪斯举办了名为“艺术与技术的新统一”的大型展览会。师生的作品吸引了欧洲著名的艺术家与设计师,从而进行了各种学术交流活动,宣传了包豪斯的设计思想,并将欧洲现代主义设计运动推向高潮。当时,格罗佩乌斯作了题为“论综合艺术”的演讲并发送其著作《包豪斯的设想与组织》。其后,他在教学上又作了较大改革,把数学、物理、化学作为必修课,使教学体系向着更加理性和科学化的方向发展,更加适应大工业生产的需要。由于右翼政治势力的迫害,1925年3月,包豪斯迁至德骚市,开始其发展的第二阶段。1926年,其校名又加上“设计学院”的附名,进一步明确了学校的性质。教学不再由形式导师和工作室师傅共同进行,而是聘请技术熟练的工匠协助教授工作。德骚包豪斯的教授以本院毕业生为主,如拜耶等人。1925年,该校刊物《包豪斯》出版。1927年,成立建筑系,瑞士著名建筑师迈耶任系主任。这是包豪斯的鼎盛时期。1928年2月,格罗佩乌斯辞职并推荐迈耶担任校长。他进行了大规模改革,加强了建筑系的课程,成立了音乐系,增设了摄影专业,并增加了社会学课程,提倡学生积极与社会联系。其进步的政治立场引起当局不满,1930年他被迫辞职。在格罗佩乌斯的推荐下,德国著名建筑师凡德洛出任第三任校长。他继续推行改革,完善以建筑设计为中心的教育体系,并努力使学院实现非政治化。1932年,在纳粹冲人学校大肆破坏后,学校被迫关闭并迁至柏林,以“包豪斯·独立教育与研究学院”命名,在一座废弃的电话公司里继续教学。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4月,由当时的文化部下令关闭包豪斯并由纳粹军警强行占领学校,8月10日,凡德洛宣布包豪斯永久解散。包豪斯是现代设计的摇篮,其所提倡和实践的功能化、理性化和单纯、简洁、以几何造型为主的工业化设计风格,被视为现代主义设计的经典风格,对20世纪的设计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现代主义设计运动
以工业设计为主的现代设计革新运动于20世纪初至30年代席卷欧美。它是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展开的,以大工业生产为基础并服务于整个工业社会。它在理论与实践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使人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也使人们的消费要求和审美趣味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运动中涌现出一批具有民主思想、充分肯定工业社会大机器生产、赞赏新技术、新材料的工业设计的先驱人物。面对时代的挑战,他们提出了功能主义的设计原则,提倡科学的理性设计并创立了新时代的设计美学--机械美学。其所设计的简洁、质朴、实用、方便的全新产品,确立了现代主义设计的形式与风格,标志着产品设计进入现代工业化设计的时代。工业设计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杠杆。独立的设计教育体系也出现了,并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在欧美各国,现代主义设计运动的发展各具特色。德意志制造联盟的成立、包豪斯的建立与发展、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功能主义设计风格的确立、各国专职工业设计师的出现等等,表示现代主义设计形态已趋成熟。卓越的建筑师、设计师格罗佩乌斯、科布西耶、凡德洛、赖特等人奠定了现代主义设计的实践和理论基础。他们提出一系列新的设计思想及其原则,对推动欧美及世界的现代设计具有重要意义。格罗佩乌斯是最早在设计理论上有全面建树的设计师。他明确指出:“应该强调机械对于工业设计奠定决定作用。”他认为必须贯彻功能第一、形式第二的设计原则,设计应该“能够从实际方面完全达到自身的功能目的”,这样设计的产品才是可以应用、信赖、造价低廉和经济有效的。他认为20世纪的设计必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反对装饰和复古主义。他对美学风格的看法作过极具哲理性的阐述:“美的观念随着思想和技术的进步而改变。谁要是以为自己发现了‘永恒的美’,他就一定会陷于模仿和停滞不前,真正的传统是不断前进的产物。它的本质是运动的,不是静止的,传统应该推动人们不断前进。”科布西耶是机械美学的创立者,他赞赏飞机、汽车、轮船的设计,因为这些设计没有受到任何传统的束缚,完全是按照功能与技术的要求设计的,是全新的工业产品形式。他认为大工业社会的任何产品,都是某种意义上的机器。他赞美单纯、清晰的几何体。他说:“按公式工作的工程师使用几何形体,用几何学来满足我们的眼睛,用数学来满足我们的理智,他们的工作简直就是良好的艺术。”他主张设计应表现简洁、秩序、逻辑的理性美,应表现出对象本身的直线、比例、空间、体量的美,而不要有附加装饰。凡德洛也强调时代风格,主张设计的现实和功能意义,主张采用机械化、批量化的生产方式。赖特亦强调功能,同时提出“有机建筑”的观点,认为建筑设计应考虑其与环境的和谐、对建筑空间的有机安排与调度、自然材料与工业材料的不同表现力及两者的协调性等。现代派美术对现代主义设计有直接影响。许多现代派艺术家及积极投身到设计及其教育领域,如杜斯伯格、里特维特、康定斯基、克利、伊顿、纳吉等人。有些人在世界第一所设计学院包豪斯任教期间,对现代设计教育体系的形成及其基础课的建设作出巨大贡献。1923年在德国魏马举行的包豪斯作品展,向世界展示了其成就,使其成为世界性的设计、设计教育和设计理论研究中心。1925-1927年,德国包豪斯的教学体系己趋成熟,各方面工作走上正轨,师生设计成果达到新水平,使现代主义设计运动从尝试阶段进入系统化、科学化的成熟阶段,经受了时代的考验。20世纪30年代初,由于经济不景气和德国纳粹政权的压制,现代主义设计开始在欧洲衰弱。1937年后,随着包豪斯大批精英移居美国,使欧洲现代主义设计风格融入美国设计体系,在美国雄厚的经济实力的依托下,现代主义设计运动以美国为中心继续开展,形成国际现代主义设计风格。二战后直到70年代,国际现代主义设计思想、原则和风格影响了整个世界。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主义艺术和设计思潮兴起,但现代主义的许多设计原则仍然适用,并将随着时代的发展,成为世界设计传统精华的一部分。
㈧ 为罗马法做出巨大贡献的人是
【历史评价】
他是中国第一位皇帝，也是皇帝尊号的创立者，同时也是中国皇帝制度创立者，使中国进入了多民族中央集权帝制时代的人。他也使中国第一次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形成了“车同轨，书同文”的局面，为其后各朝代谋求统一奠定了基础。但自古以来，秦始皇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
1、【评价】
·正面
秦始皇在位之时，吞并六国，并发兵南征北讨，史载“百越之地，尽皆俯首”，“北扩千里”“秦王扫六合”，按战国地图看，领土几乎比战国七雄控制范围扩大了一倍。而且秦始皇“设置郡县”，对征服后的土地注重统治和制度建设，不似其它同时代的征服者如马其顿的亚力山大，或罗马只重征服，不重制度建设；因此使统一的土地统治稳固，这才为中国现在的版图奠定了基础。后人认为，“功莫大过秦皇汉武”。意指秦始皇在武功方面，排在汉武帝之前，历史上无出其右。至今，英语中对中国的称呼China，也是从罗马语Chin（秦）演变过来的，这在一个侧面上表现了秦帝国的影响力。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重视以法治国，秦始皇继承了这个传统，十分推崇法家人物韩非，曾自叹“若与其同游，则无恨矣”。对将领赏功罚罪，皆依法。秦始皇虽专制，认为“朕即天下”，但有秦一代，仍是依法治国。陈胜、吴广起义，其理由也是“秦法严苛”，其罪当死，不得不反，乃是法逼民反。而并非如后世“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那般因严重腐败，而官逼民反。后世儒家倡导人治，治国不依法，由君主一言而决，而至今日人治之风，马屁之风犹在。
秦始皇首创驿站制度，并修驿道。为庞大帝国的政令通达以及由此而来的郡县制皇权国家奠定了技术基础。“修驿道，设郡县”，这是中国能够采用郡县制这种先进制度，而非类似西方的分封制的一个必要条件。同时期的罗马不能有效控制占领区，只能设权利极大的总督（总督总揽一地的军政大权，都是贵族，基层组织都依靠当地的原有组织），仍旧类似于分封制，这是罗马帝国后来分裂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郡县制是一种平民制度，其军政首脑都由皇帝任命，依政绩军功可上可下，可平职调动，这就导致了职业官僚和职业军人的出现。职业官僚和职业军人都可以来自平民，郡县官僚制有效的保证了平民（布衣）参政议政的权利（如李斯，蒙敖等等都是布衣，依军功政绩才出将入相），相比分封制这种贵族政治，无疑是一大历史进步。现代国家的文官制度和军队制度就是起源于此。
秦始皇建立的秦帝国为之后近一千七百年的时间，中国在政治制度上先进于西方，从而比西方发达奠定了基础。所谓“汉承秦制”，“自秦以来，其制未变”，“百代犹行秦法政”。两千年的皇权时代的中国，在政治制度上基本上沿袭了秦朝的制度。
李白的诗《古风》：「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桑弘羊的论着中肯定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绩。 清代的章太炎在1913年撰写的秦政记也赞扬秦始皇。
·负面
因为秦始皇推行“以法治国”的法家学说，而其后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推行以仁爱，中庸为核心的儒家学说。因此，秦始皇常作为负面典型出现在各种散文、史籍中。如贾谊的《过秦论》等。
《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
贾谊《过秦论》：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秦始皇被很多史学家看作是一个暴君，为了权力可以不择手段。
万里长城、秦驰道、灵渠、阿房宫及秦始皇陵等的规模均极为庞大，劳动举国的人口兴修，不少文献均斥责在工程进行时造成不少人命死伤，但另一方面却使各地的交通进一步发展，有助日后交通、经贸、以及各民族之融合。故此，一直成为史学家对于秦始皇功大还是过大的争论点。
㈨ 宁夏大学走出过哪些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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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大学考研资料
㈩ 中外著名法学家和中外著名历史学家生平简介
世界十大法学家格老秀斯
格老秀斯（公元1589～1645年），荷兰人，14岁入大学，攻读数学、哲学和法学，获法学博士学位。17岁任律师，20岁任荷兰律师公会主席。他的研究范围相当广泛，涉及法学、政治学、文学、语言学、史学等，但使他享有盛名的是在法学方面。他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先驱，国际法学创始人。其名著《战争与和平的权利》（1625年）不仅是重要国际法著作，而且是西方资产阶级人权学说的基础自然法或自然权利理论的开创性著作。
格老秀斯在法学上有两个重要地位：第一，开创了国际公法学，被人们誉为“国际法之父”，格老秀斯在国际法领域中提出了一系列较为完整的原则，这些原则对国家关系的调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对后来国际法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第二，他是近代西方启蒙思想家中第一个比较系统地论述理性自然法理论的人。他汲取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思想家自然主义自然法理论的精华，扬弃和摆脱了中世纪神学主义自然法的桎梏，开创了近代理性自然法（古典自然法）的先河。在自然法的研究上，他使自然法学的研究人化而不是神学化，同时，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几何学的实证方法引入法学研究，推导出一系列相关的命题。孟德斯鸠
１６８９年１月１８日，孟德斯鸠生于法国名城波尔多附近的拉伯烈德庄园，其家族，是当地有名望的“穿袍贵族”，即取得了贵族称号的资产阶级。１９岁的孟德斯鸠获得法学学士的学位，并担任了议会律师；先后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和柏林皇家科学院院士。公元１７５５年２月１０日，孟德斯鸠去世，享年６６岁。
１７２１年，他匿名发表了《波斯人信札》。它在许多当时的重大社会问题上，向传统的封建观念宣战，在１８世纪启蒙运动中，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火种。
１７４８年，孟德斯鸠发表了《论法的精神》一书，该书堪称是资产阶级法学的“网络全书”，被伏尔泰推崇为“理性和自由的法典”，对后来美国独立战争中的《独立宣言》、法国大革命中的《人权宣言》都有巨大的影响。孟德斯鸠的社会政治理论尤其是关于分权和法制的学说，超越了国界，对各国资产阶级政治和法律制度的确立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和深刻的影响，对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论法的精神》在１９１３年就被严复译成中文，以《法意》的书名出版。
孟德斯鸠仍不愧为１８世纪法国的杰出思想家之一，在宗教愚昧和专制黑暗中发出了最初的呐喊，他的思想学说是法国大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思想中的一份宝贵财产。边沁
耶利米，边沁(Jeremy Benthan，1748——1832)是英国法学家、哲学家、伦理学家自由主义学说的奠基人之一。功利主义学说的创始人。他出身子一个律师家庭，有“神童之誉”，13岁进入牛津大学学法律，十六岁毕业后曾一度从事律师事务，后转而专门从事法学理论研究。1781年起担任伦敦大学教授，1832年创办了著名的“威斯敏斯特评论”。
边沁的主要著作有《政府片论》 (1776年)、 《道德与立法原则导论》 (1789年)、 《司法证据原理》 (1827年)， 《宪法典》（1830年）。其中《道德与立法原则导论》是其最主要的著作，其学说代表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英国资产阶级利益，是这一时期具有影响力的学说，其著作后被编成《边沁文集》
边沁学说的中心是功利主义，他极力反对17、18世纪以来的古典自然法学的理性法观点，认为它们是虚构的；大自然将人类置于苦乐两大主宰之下，人的天性是避苦求乐，功利原则就是一切行为都适从这两种动力的原则。谋求功利是人们行为的动机，也是区别是非、善恶的标准；是自然人和政府活动遵循的原则，也是道德和立法的原则。最好的立法是达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最好的立法就在于促进社会幸福。他认为良好的政府和立法必须达到四个日标：即公民的生存、富裕、平等和安全
应该说，边沁对19世纪30年代英国立法还是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推动了塞缪尔罗米利爵士所提出的刑法刑法的改革和布鲁厄姆勋爵所主张的法律体系改革。萨维尼
萨维尼（1779—1861）萨维尼从十六岁开始学习法律，1800年起开始法学教学活动，1813年任柏林大学校长。先后曾担任了普鲁士国务委员会成员、法官、法律上诉部部长、立法—上诉委员会委员、国务部主席。主持该部制定了1848年《票据法》、《普鲁士刑法典》、《帝国刑法典》等。著作有《中世纪罗马法史》、《当代罗马法体系》、《作为当代罗马法部分的债法》、《历史法学杂志》。
萨维尼在法学史上被作为所谓历史法学派的创始人，历史法学派这一表达具有萨维尼自己的烙印，其出发点是当代法乃是通过法学的历史性而不是通过理性法的抽象或者开明立法者的命令而预先确定的。 萨维尼由此得出了影响深远的法学方法和法律政策上的结论。
萨维尼是他的时代影响最伟大的法学家和法学教师。不管是在法学还是在法律实践和立法中都有他留下的痕迹。他的学说在当代虽然扮演着无关紧要的角色，但他的遗产对与德国法以及国家法都具有重要意义。萨维尼在当代不仅仅是作为历史法学派的创始人而著名，他还经常被称为现代法学的缔造者 。尽管欧洲法学被分为各个国家的法学，但萨维尼的思想涉及到了整个欧洲。他划定了法国民法典的势力范围，并且继续遵循罗马法这一基础，这一点不同于大多数其他大陆国家。萨维尼起决定性作用并参与形成的学说汇纂法学在后来对其他一些国家立法起到了作用。萨维尼从开始就接受了将“历史的”方法和“体系的”方法结合起来的要求，他是第一个发展出体系化的、内容广泛的方法的人，在任何一部法律确立同时就将其置于特定历史环境之中。因此，围绕思考法律关系的重要特征，他扩大了对符合历史的法学的理解，这种法学同时也就超出了单纯历史科学的范围并形成一种区分，法学作为一门学科就是建立在其独立性基础上的。
萨维尼对19世纪的科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点不仅体现法学领域，而是兼跨历史、法律和哲学不同领域。霍姆斯
霍姆斯（O.W. Holmes, 1841~1935）。美国现代实用主义法学的创始人。1866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在波斯顿从事一段时间的律师工作之后，于1870年入哈佛大学法院担任讲师、教授，1882年12月担任马萨诸塞州最高法官，1899年起任院长。1902年~1932年，担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霍姆斯的学说，主要体现在他于1881年出版的著作《普通法》（The Common Law）、《法律之路》(The Path of the Law )、他逝世后出版的判决意见集《霍姆斯法官的司法见解》(The Judicial Opinions of Mr. Justice Holme Shriver ed 1940)以及生前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之中。 和其他法律思想家相比，霍姆斯(O.W.Holmes，1841——1935)可能不是最伟大的，但是他一定是最卓尔不群，特立独行，也是最特殊的一个人。这首先反映在他的身份上：他首先是作为一个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其次才是作为一个法律思想家而存在。因此，要了解霍姆斯的法律哲学，如果不了解他作为法官的经历，就会错过他思想中很多精彩的部分。事实上，他思想中的许多精华并不是通过专著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散见在他的司法意见、演讲和书信之中。在某种意义上，他作为法官所做出的许多判决，就在法律思想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其次，霍姆斯在某种意义上也代表了一种美国的精神，代表了实用主义哲学和普通法的某种意义上的结合。韦伯：社会法学的大师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也是现代一位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其著作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政治论文集》，《学术理论论文集》，《社会史与经济史论文集》，《社会学和社会政策论文集》，《经济与社会》等。
韦伯1864年4月21日生于埃尔福特，1882年入海德堡大学学习法律， 1884年入柏林大学攻读法律。随后在柏林大学教授罗马法、日耳曼法及商法，后学术重心从法学转向经济学。1894年后先后任弗莱堡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和政治科学教授。1897——1903年精神崩溃，被迫停止一切教学、研究与政治活动。1903年重返学术活动。1910年参与创立德国社会学学会，后于1913年因社会学方法论之争退出德国社会学会。1920年6月14日因肺炎病卒。
韦伯理解的社会学思想，对于改变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统局面起了重要作用，促使现象学社会学的产生。他的社会行动理论是T.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思想先驱，并对微观社会学起到启迪作用。有关官僚制的论述对组织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发生重要影响，也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思想来源。他的宗教社会学对比较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思想启发作用。当代西方一切重要社会学理论和流派，都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方面从韦伯著作中汲取营养。 韦伯社会学之于中国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他站在比较世界法律文明的宏观立场上，对东方社会及其法律体系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理论思考，特别是他着力探讨了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以及由此而生成的法律文明的特质。然而我们了解和探讨韦伯却是在现代。在思想禁锢的20世纪80年代，我们把韦伯当做马克思的敌人来对待，几乎在那时连韦伯的名字都知之甚少。可他力图揭示传统中国社会与法律的运作规律，试图解释中国法律现代化可能性问题，作为一位研究中国传统社会与法律文化的“伟大外行”，韦伯的思路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庞德
庞德（Roscoe Pound 1870~1964），美国著名法学家，社会学法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出身于法官家庭。曾任律师、内布拉斯加州最高法院上诉委员会委员、内布拉斯加大学法学院院长。1907年起先后在西北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执教。1916年起任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长达20年之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任中华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司法部和教育部顾问。
他的主要著作有《社会学法学的范围和目的》（1911~1912）、《法哲学导论》（1922）、《法制史阐述》（1923）、《法和道德》（1924）、《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1942）、《法的任务》（1944）、《正义来自法律》（1951）和《法理学》（5卷集，1959）。
庞德的社会学法学是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和一战后发生在美国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革相伴而生的，在长达五十余年的法学生涯中他致力于法律体系和法理学的批判与重构工作。其学说的思想渊源主要是实用主义哲学、美国L.F.沃德（1841~1913）和E.A.罗斯（1866~1951）的社会学以及R.Von耶林的新功利主义法学。庞德是20世纪西方各国，尤其是美国法学界权威的法学家之一。他所代表的社会法学长期以来在法学中占有主导地位。哈特
哈特(H．L．A．Hart,1907～ )，英国法学家，现代西方新分析法学的代表。1929年毕业于牛津大学，1932年任出庭律师，1952年任牛津大学教授，1978，年退休。主要著作有：《法律中的因果论》(1953年)、《法律的概念》(1961年)、《法律、自由和道德》(1963年)、《惩罚与责任》(1968年)、《功利与权利》(1979年)、《法理学和哲学论文集》(1983年)等。
哈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最负盛名的法学家之一，由他创立的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是现代西方三大法学流派之一(另两派是新自然法学和社会学法学)，在对法的概念的分析与法律现象的说明、法律关系的梳理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正因为如此，哈特的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自20世纪50年代登上历史舞台以来，统治英国已达半个世纪，仍能保持强大的控制力。
哈特关于法的主要规则和次要规则、法律和道德、法律概念的学说，是在与美国法学家富勒(L．L．Fuller,1902～1978)、德沃金(Ronald M．Dworkin,1931～ )等人的长期论战中形成的。他一方面坚持了奥斯汀的法实证主义的立场，同时，又对其作了修正，从而使分析实证主义法学进一步适应了战后英国的社会现实。目前，哈特的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已为新一代西方法哲学家拉兹和麦考密克等所继承、发展，该学派作为当代西方的一个重要法学流派还将继续存在。德沃金
德沃金是当代最著名、最活跃的法理学家之一。德沃金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先后在哈佛学院、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在耶鲁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他起初的兴趣是哲学，但在牛津时开始学习法学，从此发现了自己的真正兴趣所在，随后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1957年毕业后进入美国最高法院，任法官汉德（Learned Hand）的办事员，以后又当过律师。1962年成为耶鲁大学教授，1969年他应邀担任英国牛津大学法理学首席教授，直到1998年。1975年开始同时担任纽约大学法学的教授至今，他还不定期地担任过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教授，1984年以来还是伦敦大学（大学学院）的客座教授。2002年5月中旬应邀来我国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作过讲演。
罗纳德·德沃金被公认为当代英美法学理论传统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总的来说，德沃金所展现的是一种由政治自由主义指导的法理学。他的每一部重要的著作都引起广泛的讨论，其中既有赞同者，亦有批判者。在德沃金的法理学体系中，有四个主要的观点（它们构成了当代法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批判并超越法律实证主义；第二，坚持认为法律理论依赖于政治与道德理论；第三，把法律理论根植于一种解释理论；第四，将平等的政治价值作为法律理论的核心部分[注1]。这四部分前后是联系在一起的。法律实证主义是德沃金的直接批判对象，也是论证的起点；德沃金将政治与道德价值融入自己的解释理论中，作为选择判断的标准；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种平等与自由的政治社会。《法律帝国》是德沃金最重要的著作，全面体现了他的法律与政治思想。虽然德沃金的基本观点较之以往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但在研究方法上却发生了重大转向。
主要著作有《认真看待权利问题》、《原则论》、《自由论》、《法律的帝国》等。他从60年代初就开始撰文批判实证主义法学，特别是批判H.L.A.哈特的学说，认为是实证主义法学最新的典型。他的学说以“权利论”（right thesis）作为核心。他之所以强调规则、政策与原则之分，就是为了强调个人权利，即原则。他又认为，他所有个人权利中，最重要的是平等权利，即“政府不仅必须关怀和尊重人民，而且要平等地关怀和尊重人民”。波斯纳
波斯纳（R.A. Posner，1939~ ），1959年在耶鲁大学获得文学士学位，1962年在哈佛大学获得法学士学位，先后年赴斯坦福大学任教和芝加哥大学教授，1981年任美国联邦第七巡回区上诉法院法官。主要著作有：《法律的经济学分析》（1973年）、《正义的经济学》（1981年）、《侵权行为法：案例与经济学分析》（1982年）等。
波斯纳作为集大成者，全面吸收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成果，构建了用经济方法分析法律制度的宏大体系。《法律的经济分析》就是其成果的杰出代表。正是波斯纳的法律经济分析理论，才得以有一个以"法律经济学"命名的独立学派。波斯纳将20世纪60年代初卡拉布雷西的第一篇侵权论文和科斯关于社会成本问题的论文发表以后的法律经济学称为"新法律经济学"。在《法律的经济分析》第二章中，科斯说，"新法律经济学"--过去30年来发展起来的法律经济学--是将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主义方法全面运用于法律制度的分析，包括侵权法、契约法、赔偿法和财产权法等普通法领域；惩罚的理论和实践；民事、刑事和行政程序；立法和管制的理论和实践；法律实施和司法管理；以及宪法、初民法、海事法、家庭法和法理学。波斯纳有个著名的观点：如果市场交易成本过高而抑制交易，那么，权利应赋予那些最珍视它们的人。
波斯纳在对法律进行经济学分析时始终贯穿着经济效益观，使之成为取舍某一法律制度的最高标准，因而招致许多信奉正义观念的法学家的激烈抨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