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立法语言

Ⅰ 什么是立法能用通俗的语言解释清楚点吗

行政立法是行政主体根据法定权限并按法定程序制定和发布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的活动。

Ⅱ 立法的表达技术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1、规定性法律文件的内部结构、外部形式、概括的语言表达、文体的选择技术等。

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表达。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要求，也就是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范化。首先，法的名称的表达要规范和统一也就是说，不同的制定法律的机关所制定的法律文件，因为其法律效力层次不同必须有不同的名称来表达。

2、法的内容要完整，法的要素应该齐全、完备。

法律规范的表达。法律规范的表达要做到完整、概括和明确。

3、法的体例安排要规范和统一。

法律规范的表达。法律规范的表达要做到完整、概括和明确。

4、法律规范的结构和分类技术；

5、规范性法律文件规范化和系统化技术。

6、立法语言的运用。立法语言的运用要做到准确、严谨和简明。

①所谓准确，就是说要用明确肯定的语言表达明晰的概念。

②所谓严谨，是指用逻辑严密的语言表达法律规范的内容。

③所谓简明，是指用尽可能简练明白的语言表达法律的内容。

(2)论立法语言扩展阅读：

用立法表达中国人的精神：

这些年，热点社会新闻中常常有好心人挺身而出、见义勇为，却反而可能被要求赔偿，让“流血又流泪”。长此以往，谁还敢对陌生人出手相助？

民法总则为匡正社会风气，鼓励见义勇为的行为，不仅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而且还规定，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法不远人，民法乃至法律中充满着浓厚的人文关怀色彩。”中国民法学研究会秘书长助理王雷认为，民法总则第183条、第184条中关于对见义勇为行为的鼓励和宽容，是团结互助、友善待人的社会美德在民法典具体规则中的体现，增强了民法典的道德底蕴。

以法安天下，才能以德润人心。在一个利益日趋多元、结构深刻变动的社会中，道德价值的坚守更加离不开可靠制度的支撑。老百姓对于得到广泛认同、较为成熟的道德要求及时上升为法律规范有迫切需求。

Ⅲ 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 中国民法典何时

在《论立法和法学的现代使命》中，萨维尼认为：法律起源和发展取决于民族的特殊历史，就如同该民族的语言、习俗和政治一样。所有这些因素都是民族的统一的精神生活所创造的统一体，它们密切联系在一起，不可分离。法主要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是民族意识、即共同体的一个部分。法最开始体现为习惯法阶段，由习俗和人民的信念之中产生了法。法在后来的发展主要通过职业的法学家群体来推动。但是，推动法发展的决定性的力量是来自民族内部的。法的发展不是由立法者（包括法学家在内）的自由意志所决定。总而言之，萨维尼认为当时的德国还不具有制定民法典的能力。萨维尼主张回到传统的罗马法，通过系统、完整的罗马法研究，来为立法积攒力量。
《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被称为历史法学派的纲领和宣言，被认为是萨维尼法律思想的集中体现。尽管有材料证明《使命》中的思想早在法典论争之前即已形成，但是将《使命》置于那场欧陆法律史上声势浩大而旷日持久的论战语境下理解，仍然不失为一种合适的路径。

Ⅳ 毕业论文要求写一篇“论立法的公正”。希望各位能提供点资料，或提点看法和意见。

程序公正才能保证立法公正
从程序上堵住漏洞

乱摊派、乱收费问题由来已久，甚至有些部门或单位打出“人民事业”的幌子堂而皇之的乱收各种费用，给企业或民众带来不必要的负担，百姓怨声载道。

虽然一再强调要避免部门立法的不公，可有些部门依然我行我素。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法律不健全；另一方面就是局部利益的驱使。要解决好这个问题，首先要从源头上抓起，从立法程序上堵住漏洞；其次是对明目张胆违规的单位和领导严加惩处，绝不姑息。（王建华）

仅有禁止是不够的

打着“人民事业”的幌子乱摊派的歪风邪气近年来愈来愈多，令老百姓深恶痛绝而又无可奈何。但是，仅仅口头上说禁止乱摊派是不够的，有必要将哪些是属于“人民事业”向广大群众公开，使人人心中都有数，并且将“人民事业”专项资金专项管理，从而杜绝漏洞，让老百姓能够理直气壮地抵制乱摊派行为。（周丹）

要让立法过程更公开

要杜绝立法过程中部门利益作祟的问题，消除立法中争夺管理权、执法权、收费权的现象。最关键的也是要亟待解决的是对传统的立法操作方式进行改进，建立公开机制，使之更合理。

立法部门要充分意识到公众参与法规草案实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使立法程序更公开、更科学，才能够取信于民.

Ⅳ 立法的意义

立法的意义：
第一，它是国家意志形成和表达的必要途径和方式；
第二，掌握国家回政答权的阶级必须利用立法手段，来确认那些有利于自己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
第三，立法者利用立法手段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矛盾；
第四，立法还有指导未来的预测功能；
第五，立法是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前提条件，是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基础性活动。

Ⅵ 如何正确地解释法律

我们的社会需要法律人，所以，公民用税金保障法律人的生活，甚至多数情况下我们还希望为法律人提供比一般公务人员更周到和更全面的生活保障；何况，公民有时还在用自己最宝贵的生命和鲜血来捍卫法律人的独立与尊严。那么，法律人拿什么奉献社会并回报公民呢？除了对法律的忠诚以及相应的法律方法，还有别的吗？我不相信！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解决纠纷和矛盾的方式方法。例如领导、长辈、居委会、可信赖的朋友等，都可能主持或者参与解决我们与他人之间的纠纷，而且由于他们在可资利用的解决纠纷的资源方面各不相同，以至于运用的方法也不一样，典型表现既是劝解与说话的方式可能根本不同。那么，法律人解决纠纷的方式方法显然与法律有关。一个实践着的而非我们想象和虚构的法律人，总是拥有一种独立的运用法律解决纠纷和问题的方法。反过来说，法律人是否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人而非简单地冠以“法律人”的符号，也需要依靠法律方法加以检验，即我们可以通过法律工作者工作方法的成熟程度，来判断法律人阶层的发展水平和成熟程度。而什么是成熟的法律方法呢？我以为这个问题与法律思维、法律语言大有关系，或者说，我们可以通过法律方法、法律思维、法律语言之间的关系，从一个侧面展示和探讨法律人的特点。
首先，法律方法的核心是法律思维，而法律思维的核心则是法律语言
狭义地说，法律方法就是获得解决法律问题的正确结论的方法；广义地说，法律人解决法律问题的独特的方法就是法律方法。法律方法包括法律思维、法律技术、法庭设置、法律程序设计，等等。其中，法律思维是法律方法的核心内容，因为只有依靠正确的思维活动，包括严格合法的法律推理、法律解释和法律论证，才可能形成、推导出解决法律问题的正确结论，真正做到“依法办事”。 [1]法律技术、法律程序、法律设施等则都是围绕着法律思维并为了配合法律思维的特殊性而生成的。例如，我们希望尽可能使法庭更为富丽堂皇，使法官在法庭上更为威严，使审判活动更为严肃以至于多少有些做秀的感觉，使法官的权力神圣化，其目的无非是希望法官们能够确实依据法律正确处理案件，使案件的处理结果与法律所预期的结论一致。所以，尽管法律方法并不仅仅是指法律思维，但是法律方法的核心却是法律思维。
法律思维需要依靠一系列的法律语词。由语词所表达的概念是所有逻辑思维活动都不可缺少的环节。实际上，大凡人世间的事情，总是与语言存在密切关系。语言不仅表达某种特定的含义和意思，而且也在建构特殊的社会关系，决定和制约着我们的生活方式。说话不仅是传达说话人的想法，也反映了说者与听者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依靠语言而建立的，比如你、我、兄弟、姐妹、上下级、师生以及法官、原告、被告、公诉人、辩护人等词汇，使我们很容易地就可以辨认出我们在相应场景中的位置和角色，知道自己该说该干什么；同样，人与世界的关系，也是以语言为媒介的。思维是通过语言并以语言为媒介进行的，离开了语言，不仅没有思维活动，而且没有认识活动。例如，如果我们没有“山” 、“水”、“树”这些个词，我们就没有办法识别我们用这些词汇所指称的对象。我们是通过建构各种语词来认识我们的世界的，比如商品、货币、山水、树木、房屋等。离开了这些概念，试想我们还能够做什么？我们既无法与别人交流，也不能认识世界。尤其耐人寻味的是，我们生存在这个社会中所必须的语言，它是先于我们这些生命个体而存在的。所以，当我们说人是具有社会性的时候，人的社会性多多少少是由先于我们存在的语言所决定的。共同的语言决定了共同的思维，共同的语言促使我们具有了共同的历史联系和历史性，共同的语言也使我们成为社会的人而非纯粹自然的人。
语言给予我们的东西很多，我们能够思考什么，实际上取决于我们熟悉的先于我们存在的语言能够帮助我们思考什么。不同的职业拥有不同的语言系统和语词，不同的语词则产生不同的思维。我们学会了什么语言，我们就学会了如何按照我们特定的角色思考问题。对小鸡为什么要过马路这样的问题，不同的人会给出不同的答案，幼稚园的教师回答：要到达路的另一边；柏拉图回答：为了追求最大的善；亚里士多德说：这是鸡的自然本性决定的；马克思则可能说：这是历史必然性！一切的关键都在于我们自己的话语系统及其中的词汇库储藏了些什么。同样的道理，当我们学会用法律语言思考问题，我们就能够忠于法律；当我们的法律教育模式所传授给我们的只是道德语词和概念的时候，埋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必然是道德思维。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个人有时候坐在法庭上，穿着法袍，执掌着法官的权力，但他所能够想到的词汇和概念却都是道德的？为什么他的判决中充斥着道德语词而他却并不会为此感到难堪！
顺便要说的是，法律思维一般来说可以分为两种，一是根据法律的思维，一是关于法律的思维。在主张理论与实践两分法的朋友们看来，前者是实践思维，即根据法律的既有规定处理案件和法律问题的思维形式；而后者则是理论思维，通常为学者们所独享，主要思考法律文字背后的东西。所以，也有人认为，前者是法律思维，后者是法学思维。这种区分实际上过于简单化，是建立在法律实践者无须理论思维以及法学理论研究者无须实践思维的基础上的。在这里，我不想全面地讨论这个问题 [2]，而是仅仅指出一点：所有拥有一定经验的法律人都知道，法律人与其他人一起分享着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思想方式，惟其如此，法律思维最终才能转化为大众思维，其结论才能为公众所肯认。在这个意义上，法律思维与大众思维并没有绝对严格的界限。法律思维能够成为一种独立的思维方式，原本就是从人们关于法律的各种思考中发展起来的。所不同的可能仅仅是法律人对法律和法律语言有着更为深入、更为执着的思考。法律思维的独特性是通过表层流动着的法律话语、法律术语、法律语言表达公众的情感与意愿。法律是通过法律人的语言向公众语言的转化，才成为我们的被称为“法治”的生活方式的规则。从这一点来看，法律思维并不否定道德思维或者其他思维形式，法律思维需要运用公众思维的基本形式将法律语词组合起来，形成特定的话语系统，进而建立特定的话语权威。所以，法律思维的内在力量仍然来自于公众思维，它必须使公众感受到其内在的公共逻辑。尤其是在法律本身并没有清晰明确的含义（这种情况相当普遍，所有的疑难案件几乎都发生在概念不清的背景下）时，法律人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捍卫法律的尊严，几乎完全取决于他的法律理论能力。当然，如果他并不打算维护法律，那就另当别论了！
法律思维中的法律语言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3]书面语言包括法律（立法）语言、司法裁决和执法决定语言、书证语言等；口头语言包括司法口语、笔录、证人证言、语音识别、录音录像证据、法律翻译等。立法语言帮助我们了解法律的确切含义和内容，是我们进行法律推理的前提；司法裁决的语言，帮助我们把法律推理和论证的过程以及司法决定完整地呈现在当事人和公众面前；书证语言帮助我们确定法律推理的小前提；司法口语使我们能够通过诉讼程序进行交流和表达意见，等等。在我们的法律思维中，法律语言无所不在，法律语言中所包含的专业性问题也无所不在，而且法律思维过程中遇到的许多问题本身就是语言问题。法律语言学家吴伟平说：“语言就像空气，无所不在，因为人人都用，往往就忽略了它的复杂性。”[4]从上述法律语言的种类可以看出，离开了法律语言，法律思维就无法进行。从一定意义上说，学习法律就是学习法律语言及其使用，熟练地运用法律语言是法律人的一个基本功。

Ⅶ 古代有哪些"立法"名言

车轻抄道近，则鞭策不用；鞭策之所用，道远任重也。刑罚者，民之鞭策也。――尸佼（战国）《尸子》
法者，治之端也。――荀况（战国）《荀子·君道》
法分明，则贤不得夺不肖，强不得侵弱，众不得暴寡。――韩非（战国）《韩非子·守道》
水者火之备，法者止奸之禁也。――桓宽（汉）《盐铁论·申韩》
刑一而正百，杀一而慎万。――桓宽（汉）《盐铁论·疾贪》
刑罚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畏。――诸葛亮（三国·蜀）《便宜十六策·赏罚》
石以砥焉，化钝为利；法以砥焉，化愚为智。――刘禹锡（唐）《砥石赋》
小恶不容于乡，大恶不容于国。――苏轼（宋）《策别安万民六》
法立于上则俗成于下。――苏辙（宋）《河南府进士策问三首之一》
疏法胜于密心，宽令胜于严主。――吕坤（明）《呻吟语·治道》

Ⅷ 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的科研成果

1 褚宸舸 论立法语言的语体特点 非立项成果 论文 人大复印资料《法理学、法史学》2009年第7期（原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 2009年第2期） 独著，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2 褚宸舸 “宪政”与“民主”的表达（1940—1947）——基于数据库统计的中国宪法思想史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论文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cssci和北大版核心，独著
3 褚宸舸 中国宪法学说史研究的难题与对策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论文 《山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cssci和北大版核心，独著
4 褚宸舸 中国式“宪政”的概念发展史 非立项成果 论文 《政法论坛》2009年第3期 cssci和北大版核心，第二作者
5 褚宸舸 宪法学教学如何适应国家司法考试？——以西北政法大学宪法学教学改革为例 陕西省教研重点课题 论文 《西部法学评论》2009年第1期 第一作者，与张佐国合作
6 褚宸舸 立法语言中的两对矛盾 非立项成果 论文 浙大公法所编《公法研究》（第7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版。 第一作者
7 褚宸舸 董必武人民司法理论述要 非立项成果 论文 载孙琬钟主编：《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文集(第8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10月 第一作者
8 褚宸舸 立法监督三题 非立项成果 论文 俞荣根主编《天宪》（第四辑），西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 独著
9 褚宸舸 网络政治化是不可避免的 非立项成果 学术评论 《二十一世纪》（香港）2009年第6期 独著
10 褚宸舸 临潼信访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专著 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版 合著 个人负责全书35万字统稿
11 褚宸舸 立法学 非立项成果 合著教材 法律出版社2009年2月
12 褚宸舸 为什么要同情“史上最牛抄袭者” 非立项成果 文章 《中国青年报》2009年6月3日“青年话题”栏目
13 褚宸舸 《惩罚吸毒的根据——〈禁毒法〉（草案）引发的思考》 省市自治区社科研究项目 论文 2009年6月9日陕西省教育厅“陕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
14 褚宸舸 《“宪政”与“民主”的表达：以1940-1947 中国社会政治运动为视阈 非立项成果 学位论文 2008年12月31日获重庆市教委、重庆市学位委员会“2008年重庆市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表彰
15 褚宸舸 《中国禁毒立法三十年——以立法体系的演进与嬗变为视角》 论文 2009年4月获中国法学会中国法学法律网合作机制举办“中国法治三十年网络征文”三等奖
16 钱锦宇 一个法律人眼中刘少奇 非立项成果 论文 《博览群书》2008年11月 独立成果
17 钱锦宇 清代刑案审谳的法律发现 非立项成果 论文 《法律方法》2009（第九卷） CSSCI独立成果
18 钱锦宇 规范性语词的法理意义与范围 非立项成果 论文 《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年第5期 CSSCI第一作者
19 钱锦宇 国家法与民间规则互动的必要性及其实现方式 论文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CSSCI第二作者
20 尹权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问题与对策 非项目成果 论文 《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09年11月 一般刊物

Ⅸ 民法的立法论与解释论的含义

民法的解释论抄，是通过解释既存的民法规范而形成的理论，其目的在于正确地理解和适用民法规范。民法的立法论，是围绕着如何设计出合理的民法规范或者如何改进既有的民法规范而发表的见解、观点和理论，其目的在于指导或者影响民事立法实践。

Ⅹ 论述题 1.论司法的基本原则 2.论立法的基本原则

1、论司法的基本原则
（1）司法法治原则。司法法治原则是指在司法过程中，要严格依法司法。既要遵循实体法又要遵循程序法，具体体现为：“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以事实为根据，就是司法机关对案件作出处理决定，只能以被合法证据证明了的事实和依法推定的事实作为适用法律的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就是指司法机关在司法时，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办事，把法律作为处理案件的唯一标准和尺度。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两者相互依存，不可偏废，必须在司法中全面贯彻执行。

（2）司法平等原则。司法平等原则是现代法律平等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司法活动中的具体体现。在我国，司法平等原则具体地体现为“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它是指各级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司法人员在处理案件、行使司法权时，对于任何公民，不论其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等有何差别，也不论其出身、政治历史、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有何不同，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有任何的特殊和差别。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公民个人，也适用于法人和其他各种社会组织。

实行这一原则，对于切实保障公民在适用法律上的平等权利，反对特权思想和行为，惩治司法腐败行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权威、尊严和统一，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加速实现法治，有其重要意义。

（3）司法独立原则。即司法权独立行使原则，是指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司法权。这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一条根本法原则，也是有关组织法和诉讼法规定的司法机关适用法律的一个基本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司法权只能由国家的司法机关统一行使；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只服从法律；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时，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和法律程序办事，准确适用法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司法权不受监督，这里包括：党的领导和监督；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司法机关上下级以及同级之间的监督；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人民群众的监督等。

（4）司法责任原则。即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在行使司法权过程中侵犯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严重后果而应承担责任的一种制度。这是根据权力与责任相统一的法治原则而提出的权力约束机制。

（5）司法公正原则。司法公正原则是指司法机关及其司法人员在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应坚持和体现公平和正义的原则。司法公正是社会正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其中实体公正主要是指司法裁判的结果公正，当事人的权益得到了充分的保障，违法犯罪者受到了应的惩罚和制裁。程序公正主要是指司法过程的公正，司法程序具有正当性，当事人在司法过程中受到公平的对待。司法公正是司法的生命和灵魂，是司法的本质要求和终极价值准则。

2、论立法的基本原则
2000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最终通过的<<立法法>>，在总则中明确规定的中国立法基本原则有四项：一是宪法原则，二是法治原则，三是民主原则，四是科学原则。
1、宪法原则 宪法是万法之法，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等级的法律，是综合性地规定诸如国家性质、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国家政权的总任务、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这些带根本性、全局性的关系或事项的根本大法。其他所有法律、法规，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以宪法作为立法依据或基础，或是不得同宪法或宪法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离开了甚至背离了宪法的原则或精神，立法乃至整个法律制度和法律秩序就必然会紊乱。因此，各国立法都非常强调正确处理立法与宪法的关系，强调立法应当以宪法为根据或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中国立法自然也如此。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第五条）又规定行政法规应当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第八十九条）民族自治地方可以根据自治权限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而规定自治权限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部门规章和政府规章同样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立法应当以宪法为根据或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作为一项立法原则，可以称其为立法的宪法原则。这一原则，本来可以列为立法的法治原则之中，作为法治原则这一基本原则中的一个方面的原则，或一个具体原则。各国立法遵循宪法原则或宪法基本原则，也就是从一个重要侧面遵循法治原则。强调立法的法治原则，首先需要强调的，就是立法应当遵循宪法原则特别是宪法的基本原则。正因此，在阐述立法基本原则时，没有专门阐明立法的宪法原则，而是在阐明法治原则时，包含宪法原则。在现代国家实行法治，不能不坚守宪法，不能不遵循宪法原则。立法法草案第三条本来也是将立法的宪法原则作为法治原则的组成部分的：“立法应当根据宪法，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但2000年3月所通过的立法法正式文本，并没有明确确立立法的法治原则，而是将立法的法治原则分解开来，首先确立了作为法治原则组成部分的宪法基本原则。 立法应当遵循宪法原则，这是当今各国立法最基本的准则之一。那么各国宪法基本原则的主要内容有哪些呢？这是问题的一个关键。宪法的基本原则是一国基本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在宪法中的集中体现。各国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是有差异的，因而各国宪法的原则也不尽相同。但是必须指出，由于宪法主要是近代以来所发展起来的一种法律形式，而近代以来各国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尽管存在差异，却都是近代以来的主流文明所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因而它们是有文明的相通性的。这种文明的相通性或普适性体现到宪法中，就使各国宪法尽管呈现种种特色，却同时也使各国宪法在基本原则方面具有共通语言。观察近代以来各国宪法，其共通性的原则主要有这样几项：人民主权原则；权力制约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法治原则。各国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以这些原则为指导，就是要体现这些原则。中国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无疑也是要遵循这些原则的。研读中国宪法，人们不难看到，这些原则在不少条文中得以体现或贯彻。 然而立法法所确立的立法应当遵循的宪法原则中，并没有明确包含这些内容。从立法法的规定看，中国立法应当遵循的宪法原则，更主要的是政治原则。根据立法法的规定，中国立法所遵循的宪法基本原则，是指执政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按照这条基本路线，执政党及其领导的国家，在现时期以及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也就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为两个基本点。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按照权威人士的解释，也就是应当以执政党的这条基本路线指导立法。这条基本路线是历史和现实的基本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国情的反映和结论，因而为宪法所充分肯定，应当作为立法的基本原则。1993年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正式确立了这条基本路线，从而使其成为基本的国策。立法以这样的宪法基本原则为原则，就使中国立法的宪法原则，成为世界上非常具有本国特色的一种宪法原则。这样的特色，是各国立法所遵循的宪法原则在具体内容上具有差异性的一个表现。不过，如果立法法在确立中国立法的宪法基本原则时，能够既体现各国宪法基本原则的共性，又具有自己的特色，当会使中国立法的宪法原则完美得多。就是说，在这方面，中国立法法尚待改进和完善，中国立法的宪法原则尚待进一步完备。 中国立法法以其深具特色的宪法基本原则，作为中国立法的首要基本原则，这一点已如上述。那么遵循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内容的宪法基本原则，意味着什么呢？遵循这项原则意味着：其一，立法应当以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大局。应当积极制定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积极建设市场经济法律体系。20多年来，立法实践已经充分注意这一点，制定了相当数量的经济法律、法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宏观框架亦已大体形成。其二，立法应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是国家的根本制度，立法的社会主义方向和人民民主专政性质不能改变，立法应当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各项事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各项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因而立法需要坚持党的领导。立法坚持党的领导，主要应当坚持以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指导立法，而不是代替立法机关和其他立法主体的立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各项事业的指针，也是立法的指针，在现时期特别是要注重以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立法。其三，立法应当与改革开放相得益彰。这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各方面的社会生活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产生大量的新的社会关系需要立法调整，由此推动立法获得很大进展。另一方面，立法也应当积极确认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使改革获得法的依据从而名正言顺地进行；将改革开放的成果和成功经验确立和巩固下来，使改革开放能够稳定地、成功地、深入地进行下去；通过制定有关法律、法规，为改革开放所需要的安定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秩序提供保障。 2、法治原则 经济上实行市场化，政治上实行法治化，是现代社会不同于以往社会的显著标志。而这两化都需要有法治来推动来保障。因而现代社会更为显著的标志，就在于要求建设法治国家，实现国家生活的法治化和法治生活的现代化。像中国这样的有着长久的人治传统的国家，要实现现代化，更需要丢弃人治而实现法治。立法作为建设法治国家的前提和基础，也因此需要实行法治化，需要坚持法治原则。这一原则的基本要求和主要内容突出地体现为：一切立法权的存在和行使都应当有法的根据，立法活动的绝大多数环节都依法运行，社会组织或成员以立法主体的身份进行活动，其行为应当以法为规范，行使法定职权，履行法定职责。在立法需要遵循的法的根据中，宪法是最高规格的根据。坚持立法的法治原则，就要有一套较为完善的立法制度，为立法权的存在和行使，为立法活动的进行，提供法的根据。特别要有关于立法权限划分、立法主体设置、立法运作程序、立法与政党、与政府、与司法的关系和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的关系等方面的健全而具体的法律制度。这方面的制度一般在宪法和宪法性法律中加以规定。这是各国立法的法治原则的共性方面。 在中国，立法法正式确立了立法的法治原则，这就是：“立法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这一原则一方面反映了现今各国立法的法治原则的共性方面，另一方面又突出地反映了中国立法的法治原则所具有的国情特色。“立法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是前一方面的体现；“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是后一方面的体现。 坚持法制统一原则，是单一制国家的立法区别与联邦制国家的立法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是统一的单一制大国，立法应当坚持法制统一原则。从传统的角度看，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除了间或存在过少数分裂割据的时期外，包括立法在内的整个法制是统一的，这在世界上差不多是所仅见的。这个传统不能不影响至今。所以现今中国立法应当坚持法制统一原则，是有厚重的历史渊源的。就政治体制而言，执政党的统一领导，也需要立法坚持法制统一原则，只有坚持这一原则，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国家政权的方针政策，才能通过统一的法律制度渠道得以实现。在经济方面，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建立统一的市场经济体制，形成全国统一的、开放的、有序的市场环境，是需要以制度建置为基本内容的立法活动坚持国家法制统一原则的。还有，中国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还是法治国家建设，所走的都是政府推进型道路，而政府推进的一个基本途径，便是以统一的法制促进和保障这三方面事业获取成功。最后，在立法上坚持法制统一原则，同立法和整个法制的本质是吻合的，当代中国立法和法制，从根本上说是为着保障和实现人民的统一意志和利益而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实现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统一意志和根本利益，要求有统一的立法、统一的法制。 立法的法治原则所具有的共性和个性两个方面，在中国立法中是紧密关联的。一方面，立法要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就需要坚持法制统一原则，就需要有一套统一的关于立法权限和程序的法律制度。为要使有关立法权限和程序的法律制度得以统一，就需要由统一的机关和统一的法律来规定立法权限和程序。立法法就详细具体地规定了中国现今中央立法的权限和程序，特别是立法法集中地列举了只能由法律规定的十个方面的事项：国家主权方面的事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民事基本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诉讼和仲裁制度；必须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项。立法法的这一具体列举，明确和统一了中央立法的专属范围。立法法也比较集中地规定了除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以外的各有关地方的立法权限和立法程序架构。另一方面，立法要坚持法制统一原则，也需要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进行。在中国，法律只有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才能制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和政府规章都不得同法律相抵触。各立法机关或立法主体都应当丢弃以往那种立法行为往往不规范的做法，而遵循相应的立法程序。 在中国，立法坚持法制统一原则，就要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就要充分考虑和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就要拒绝只强调本部门、本地方利益的狭隘的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还有，立法坚持法制统一原则，就要保持法律体系内部的和谐一致，不同层次或不同层级的法律、法规、规章之间应当保持在遵循宪法原则和精神的前提下的和谐一致，下位法不得同上位法相抵触；各种部门法之间，也应当保持和谐，尽可能地相互配合、补充以求相得益彰；在整个法律体系中，要尽可能地防止出现矛盾，对已存在的矛盾，应当采取积极有效的对策予以消除。 3、民主原则 在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立法应当坚持民主原则，是各国立法的共同之处，而绝不是一个新主题。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应当实现民主化，经过二百多年的历史发展，不仅是人们久已普遍认同的常识，并且也作为制度的形式，在这个世界的越来越广大的空间范围内得以呈现，尽管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在不同性质的国家和社会，事实上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在另一方面，各国立法遵循民主原则的理由、含义、内容和方式，又总是与本国的国情密切相联，表现出与这种国情相关联的特色。人们应当从现代民主原则的普遍性和本国民主原则的特色相结合的角度，把握中国立法的民主原则。 在中国，立法应当遵循民主原则，其主要理由在于：首先，这是实现人民主权所必需。中国是人民主权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民主的主体，国家活动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确认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特别是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权利。在立法中遵循民主原则，用立法的形式充分反映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让人民群众成为立法的真实的主人，正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民主权利的重要体现。列宁说：“民主组织原则……，意味着使每一个群众代表，每一个公民都能参加国家法律的讨论，都能选举自己的代表和执行国家的法律。”其次，这也是反映人民意志和客观规律所必需。要使所立的法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就要使人民成为立法的主人。要使所立的法正确反映客观规律，就要注意总结实践经验，因为法要符合客观规律，需要通过社会实践的中介来实现，而人民群众正是实践的主体，让最有社会实践经验的人民群众成为立法的主人、参与立法，便能有效地反映客观规律。如果只由少数人闭门造法，这种法即使“很完备”，也难以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客观规律。再次，坚持立法的民主原则，也是对立法实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防止滥用立法职权、个人独断或不尽立法职守所必需。可见，中国立法应当遵循民主原则，是现代立法的普遍规律和中国国情的双重要求。 从现代民主原则的普遍性和本国民主原则的特色相结合的角度看，中国立法所应遵循的民主原则，其含义和内容应当包括三个要素：其一，立法主体是广泛的，人民是立法的主人，立法权在根本上属于人民，由人民行使。立法主体是多元化的，中央与地方、权力机关与政府机关应当有合理的立法权限划分体制和监督体制。其二，立法内容具有人民性，以维护人民的利益为宗旨，注意确认和保障人民的权利。而不是以政府的意志或少数人的意志为依归。其三，立法活动过程和立法程序是民主的，在立法过程中注重贯彻群众路线，使人民能够通过必要的途径，有效地参与立法，有效地在立法过程中表达自己的意愿。 在中国，遵循立法的民主原则，也需要把民主原则的普遍性同中国国情吻合起来。首先需要从国情出发，健全较为完备的民主立法制度。在立法权限划分和立法权行使方面，既要注意保障全部立法权归于人民，又要注意在初级阶段由于人民的政治觉悟、文化水平、管理国家的能力和国家的经济实力、交通条件等多方面的原因，尚不能由人民直接行使立法权，只能将立法权委托给人民代表或有关主体代为行使。其次，要根据国情，在观念和制度的结合上坚持立法的民主原则。中国是封建专制的遗毒极深的国家，过去没有民主传统，缺乏公民权利意识。因而在立法中遵循民主原则，应当注意以立法的形式反对封建特权和专制，不允许任何个人、组织和国家机关侵犯人民的合法权益，特别要注意用立法肯定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第三，在立法过程和立法程序方面，应当注意使立法面向社会公众，使公众能有效参与和监督立法。立法所反映的意志和利益应当客观，把各方面的矛盾、问题、意见都摆出来，多方征求意见，集思广益，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尽可能把正确的意见集中起来，使立法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第四，也要注意民主与集中相结合。在立法的本质、内容和目的上，所立的法要反映经过集中的人民共同意志，即立法不是反映人民的所有意志，而是反映经过选择的有必要提升为国家意志的人民共同意志。在立法权方面，要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其他法不得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在立法过程中，既要保障群众能有效地参与立法，也要加强专门机关的现代化建设，充分发挥专门机关、专家和其他有关人员的作用。 4、科学原则 坚持立法的科学原则问题，也就是实现立法的科学化、现代化问题。现代立法应当是科学活动。立法遵循科学原则，有助于提升立法质量和产生良法，有益于尊重立法规律、克服立法中的主观随意性和盲目性，也有利于在立法中避免或减少错误和失误，降低成本，提高立法效益。所以现代国家一般都重视遵循立法的科学原则。中国有着悠久的成文法传统，积累了丰富的立法经验。但这种经验中的主要成分，是统治者运用立法的方式治国安邦维护家天下的经验，其中堪称科学立法的因素并不算突出。而且，在人治当道的情形下，即便有一些科学立法的经验、理论和知识，也难以受到重视，更难以使其上升到制度层面而在立法实践中得以贯彻。最近二十年来，关于立法的科学化问题，在有关立法学者的著述中已引为注意，但立法实践中对立法的科学化问题，殊少有人看重。这种状况不能不从负面严重影响到立法的质量，使大量的法律、法规难以成为良法，难以在生活中获取好的实效。转变这种状况，提升立法质量，更多地产生良法和更多地减少恶法、笨法，从一个重要的侧面推进中国法治现代化，亟待重视科学立法，亟待以制度的形式形成中国立法的科学原则。 立法遵循科学原则，首先需要实现立法观念的科学化。要把立法当科学看待，以科学的立法观念影响立法，消除似是而非贻误立法的所谓新潮观念和过时观念。构造立法蓝图，做出立法决策，采取立法措施，应当自觉运用科学理论来指导。对立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和经验教训，应当给予科学解答和理论总结。立法实践主要是摸索的实践、试验的实践而不是自觉的实践，立法经常付出沉重代价、高额学费，这种状况必须改变。第二，需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要建立科学的立法权限划分、立法主体设置和立法运行体制。整个立法制度应当合乎社会和立法发展规律，合乎国情和民情，合适、合理、完善。立法主体应当由高素质的立法者和立法工作人员组成。第三，更具直接意义的，是要解决方法、策略和其他技术问题。从方法说，立法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和注重理论指导相结合，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相结合，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稳定性、连续性和适时变动性相结合，总结借鉴和科学预见相结合，中国特色和国际大势相结合。从策略说，要正确处理立法的超前、滞后和同步的关系；要按照客观规律的要求来确定立法指标；要尽可能选择最佳的立法形式、内容和最佳的法案起草者；要顾及全局并做到全面、系统，同时还要分清轻重缓急，合理安排各个项目的先后顺序。从其他要求说，要注意各种法之间的纵向、横向关系的协调一致，法的内部结构的协调一致；要注意立法的可行性，所立的法要能为人接受，宽严适度易于为人遵守；还要特别注意避免和消除立法中的混乱等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