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学思想

⑴ 中国法律思想史 论述题 论述法家的“法治”理论

先秦儒家从荀况开始由主要代表封建贵族转向新兴地主服务。荀况适应战国末期的新形势，对孔子的思想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而与孟子却存在明显的对立。荀况不死守“仁”、“礼”，也不排斥法家。他以“礼”为基础对法家之法进行批判性地吸收，并在吸收中改造了孔孟之礼。因此，荀况思想主要特征与贡献是治礼、法于一体，使儒法两家趋于合流。 荀况认为礼、法起源于两种前提：一是人类为了生存和战胜自然，必须组成社会，即“能群”；组成社会之后，还要必须有“分”，即区别职业和等级。礼法就是为了“明分使群”而产生的。二是人性恶，为了避免因为人性恶所造成的恶果，必须对人进行改造，圣人和礼法就是为了改造恶性而产生的。 引法入礼，礼法结合，荀况引法入礼，将体现贵族利益的旧礼改造成为维护封建官僚等级制度的新礼。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明分使群”的礼法起源论论证封建官僚等级制度的必要和合理。荀况的“明分”实质就是要确立体现封建等级名分的新秩序。二是强调礼的实质和作用在于“分”、“别”，即区分等级。使高贵与低贱，尊长与卑幼有所区分。三是突出了礼的客观性、强制性和制度性。四是主张以礼“举贤能”，确立官僚制度。荀况否定“世卿世禄”，但并不反对宗法等级。 荀况强调教化与刑罚并用，即“隆礼重法”。他论“礼”比孔孟都要多，且把“礼”的地位抬提很高，同时他对“法”也最为重视。荀况提出了“隆礼重法”两手并用的方针，要求将“礼”的基本原则法律化。

汉代董仲舒的法律思想的特点及其影响。他以儒家思想为主，吸收阴阳五行家、法家以及殷周的天命神权等各种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因素，创造了一种新儒学。他提出了“三纲、六纪、五常”。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后来成为指导封建立法、司法的基本原则。董仲舒把《春秋》看成是治国理民的法典，凡是遇到政治、法律等一切疑难问题，他都从《春秋》中找到答案，并按照《春秋》的精神，从理论上加以论证。董仲舒的“一统”，就是“一统乎天子”，也就是要实行君主集权。为了维护和发展当时政治、经济的大一统局面，加强对人民的思想统治，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要求以儒家思想统治其他各家。 董仲舒为了论证“君权神授”，创造了“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把天描绘成创造一切、支配一切的神，人的情感、意识是与天相适应的。君主的统治是天意的具体安排，君主必须秉承天意来行事。董仲舒的“君权神授”等说教，实际上是人间大一统专制下“神圣”君权的反映。 董仲舒根据人间君臣、父子的伦理纲常、仁义道德思想，以及“阳尊阴卑”的神学理论，提出了一套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三纲五常”论。董仲舒总结秦朝骤亡的历史教训，认为汉朝必须改弦易辙，实行“更化”并提出“大德而小刑”的法律原则，用儒家的仁德代替法家的严刑。董仲舒的德主刑辅是由天道引申出来的。他主张德治，强调礼乐教化的作用，但也重视刑罚。在实施德和刑时，要根据人们不同的“性”而各有侧重。

近代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立法指导“三民主义”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总称。它是随着孙中山思想的不断前进而逐步充实和完善起来的，并经历了由旧三民主义到新三名主义的巨大转变，它不但是孙中山政治、经济主张的理论基础，而且是孙中山法律思想的指导原则。民族主义是三民主义中的第一个主义。在旧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的基本内容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驱除鞑虏”指推翻满族通知的清政府，“恢复中华”指光复汉民族国家，“视满族为异类”。这种民族主义包含以汉族为本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由于当时清王朝已经成为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相互勾结压迫中国人民的代表，并在其通知中国的二百余年中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所以要求推翻把持国家政权的满族贵族的统治，显然是具有革命意义的。孙中山一再强调，民族革命的对象主要是残酷统治中国的满清皇帝和贵族，应既反对民族要破，也反对民族复仇。后因帝国主义列强日益瓜中华民族，他的民主主义愈来愈朝向反对帝国主义的方向前进，主张取消列强在华特权，废除领事裁判权，恢复关税自主，收回租借和失地等。这些对民族主义的诠释，体现了孙中山在处理国内民族关系和对待帝国主义问题上认识的飞跃。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她的基本内容就是推翻腐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国。孙中山的旧民权主义基本上未超出西方的天赋人权的范畴，即人人平等，同为一族，决不能以少数人压迫多数人；人人有天赋之人权，不能以君主而努力臣民。在新三名主义时期，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已具有不同意西方的一些特点。侧重突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并鲜明的指出西方资产阶级民权制度的虚伪性。这在近代宪政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创见。五权宪法也就是在保障民权的思想指导下出台并践行的，体现出当时宪政法制的民主性、科学性与前瞻性。民生主义是孙中山三名主义中最有特色的部分。他从民生主义处罚，把着眼点放在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生活问题上，这与当时对农民革命采取敌对态度，根本默示农民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立宪派具有完全不同的区别。他把土地问题的解决列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认为只要通过土地问题的解决便可直接实行社会主义，“预防”资本主义的祸害。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用来解决“资本”问题的具体办法，是实行一种所谓“集产社会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并幻想能有一种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这充分显示出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的许多弊端，但又低估了封建主义对社会的严重束缚，其理论带有一定的空想性。在旧三民主义时期，孙中山曾将他三民主义的一贯精神概括为“自由、平等、博爱”。具体来说，民族主义意味着自由；民权主义意味着平等；民生主义意味着博爱。孙中山这一时期的法律观也就是旧三民主义的法律观，即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指导的法律观。在为中国革命奋斗的过程中，他对清政府专制法律的批判和对中华民国法律的制定都灌注着这种思想。孙中山在反对清政府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和法律的斗争中，曾多次提出“大小讼务，伤欧美之法，立陪审之员，许律师代理，务为平允。不以残刑致死，不以拷打取供”，“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权”，身体力行的倡导公民权利平等观念；要求法院审理要充分重视证据，强调人道主义，批判腰斩、枭首、凌迟等酷刑；主张治理国家依靠法治，以“平等、自由、博爱”精神之法指导执法机关的活动。在重视法律的同时，孙中山也很重视作为立法机关的国会的重要性及其独立性。他曾反复指出：共和之根本在法律，而法律之根本在国会。他这种过高估计法律与国会作用的观点，在北洋军阀的教训下，在他向新三名主义发展的过程中，终于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在其晚年的法律思想中，他还明确提出了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各种不平等条约，体现了他为追求平等互尊主权而奋斗不息的民族自爱精神。

⑵ 中国法制史和中国法律思想史有何区别

中国法制史是研究法律制度的，法律思想只是一个参照；法律思想史则是研究思想。
就研究重点来说，法制史研究的重点就是制度演变，比如法典的变化，结构的变迁；但是法律思想史的重点就在什么人说过什么话一类的，比如孔子的思想。
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在春秋战国，这个时期由于史料较少，所以在法制史的研究中是一个弱点，但是以为这个时候正好是百家争鸣，所以各家的论述冲突很大，所以是法律思想史研究的重点。
不知道这样说你能不能明白。

⑶ 中国法律思想史的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在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下由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革命也逐步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这种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变化必然带来法律思想的变化。
在“五四”运动以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人民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适应民族资本主义微弱发展的需要，不断向西方寻求真理，同时也引进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法律思想，并逐步结合中国情况以之作为救亡图存的武器。鸦片战争前后，以龚自珍（1792～1841）、包世臣（1775～1855）、魏源（1794～1857）、林则徐（1785～1850）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首先提出了“变法图强”的口号，主张效法西方。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除以武装起义的行动猛烈冲击封建法制和礼教的罗网外，并破天荒地提出了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天朝田亩制度》以及男女平等和“天下婚姻不论财”等民主思想。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领导人洪仁玕，还撰写了发展资本主义的《资政新编》，主张允许私人开厂采矿、雇佣劳动力、保障私人投资以及与外国平等往来自由通商，反映了当时的时代信息。但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太平天国的领导人始终没有跳出封建皇权思想的窠臼。嗣后，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1865～1898）、严复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更热衷于向西方学习，并以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为主要武器，兼取黄宗羲等的启蒙思想，打着“孔子改制”的招牌，主张“变法维新”，要求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以实行“君主立宪”。以孙中山为领袖、以黄兴（1874～1916）、章太炎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则在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和美国总统林肯（1809～1865）“民有、民治、民享”等思想影响下，将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与“法治”和中国原有的“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民为邦本”的重民思想揉合起来，提出了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内容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主张实行“主权在民”的资产阶级“法治”。另一方面，清朝统治者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也分化出以李鸿章（1823～1901）、张之洞（1837～1909）、刘坤一（1830～1901）等为代表的洋务派。他们鼓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别于固步自封的顽固派，实际上已为引进某些西法、西学打开旁门。义和团运动爆发和八国联军入侵以后，以慈禧（1835～1908）为首的顽固派迫于形势，为了抵制革命和乞求帝国主义恩许撤销领事裁判权以平民愤，也接过戊戌变法时改良派的口号，不断下诏“变法”和“预备立宪”，并于1902年以“兼取中西”为方针着手修订法律。在对中外法律和法学都有所研究的法学家沈家本的主持下，先后修订了《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等一系列新法新律，但遭到以张之洞、劳乃宣（1843～1921）为首的礼教派的猛烈攻击，指斥新法、新律败坏礼教，违背君臣、父子、夫妇之伦和男女之别与尊卑长幼之序，实际上是不许触动封建礼教。这次礼、法之争不同往昔的中国封建阶级内部之争，实质上是中国封建旧律要不要资产阶级化的问题。在当时封建顽固派的控制和礼教派的鼓噪下，结果不能不以沈家本的退让而告终。但通过修律，长期形成的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中国封建法律思想终因西方资本主义学说的渗入而被突破。
中国的资产阶级是软弱的。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后,革命果实又被北洋军阀篡夺。“五四”运动前后，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马列主义法学也传入中国，成为批判各种旧法观点的锐利武器，并指导了后来革命根据地的立法、司法实践。而继承北洋政府衣钵的国民党政府，口头上虽说“本党遵奉总理（孙中山）遗教，负民国建国之重任”，表示要实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要以“三民主义为法学最高原理”，创设“三民主义法学”，重建和复兴中华法系。但他们只是吸取孙中山思想中一些可以为他们所用的东西，却完全背弃其革命性、民主性精华，特别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所以他们的一些官方学者认为，新的中华法系应以“保存中国固有之道德为主要”，要“奠基于”礼治，甚至提出要注意“如何再尽量利用家长制而谋其效”，基本上仍是清末礼教派的口吻。在这一时期中，由于已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整个法律思想领域不但存在着带有浓厚法西斯法律思想色彩和受美国R.庞德的社会学法学派影响的国民党政府的官方法学，也存在着与之对立并日益滋长的马列主义法学和反映民族资产阶级要求的资产阶级民主法学。在当时形势下，国民党政府的法律和官方法学虽然外表上不可能原封不动，而不资产阶级化，但实际起作用的主要是维护封建买办法西斯统治，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政府的法律及其思想。
中国法律思想的历史特点 中国的法律思想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其不同的特点，但从整体看，又有其不同于世界某些国家或地区的带全局性的特点。其中最突出的是：作为封建正统的儒家法律思想曾长期占居统治地位，后来在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仍然起着很大作用并渗透到资产阶级法律思想领域中去。儒家维护以家长为首的宗法制和以君主为首的等级制。在儒家思想统治下，历代立法和司法活动长期受以“三纲”为核心的礼教的指导。儒家倡导德主刑辅、明刑弼教，在其“德治”、“仁政”中，包含着轻徭薄赋、恤刑慎杀等以适当减轻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的内容，既有利于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又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具有合理因素，对后世立法曾起过良好影响。但儒家的德主刑辅，只是在人民的斗争取得一定成果的前提下，才能为统治者所采纳，接踵而来的往往是横征暴敛和严刑峻法。儒家又重义轻利，孔丘所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目的是防止剥削者内部互相争夺，特别是防止劳动人民为捍卫自己的劳动所得或夺回自己劳动果实而反对既得利益的剥削者。封建社会后期作为儒家正统的宋明理学，吸取释、道思想，鼓吹“存天理、灭人欲”，把“三纲”说成“天理”，把人民争取生存基本权利的斗争和统治者内部违反“三纲”的思想言行说成“人欲”，这就更严重地压抑了人们的权利观念，阻碍着法律思想的发展。不但如此，重义轻利思想根源于重农抑商的传统，旨在维护封建自然经济而不利于商品经济以及与之相应的“私法”的发展。特别是到封建社会后期，更严重地阻挠了以商品经济发展为前提的资本主义因素和法权观念的滋长。
以上几方面的内容在儒家正统法律思想中结成以皇权为中心的有机整体，指导和支配中国封建立法长达数千年。这在世界所有法系中都是绝无仅有的。由于中国古代（包括中世纪）社会始终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商品生产和交换都不发达，又受儒家正统思想的严重束缚，所以当时根本不可能象恩格斯所说的形成“一个职业法学者阶层”。
基于上述情况，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与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相适应，资产阶级的民主法律思想也从未占居过统治地位。这是中国法律思想的另一重要历史特点。
中国的法律思想虽然存在着以上特点，但在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推动下，它依然是顺应人类社会的发展总趋势而前进的。即使是历代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法律思想，其演变也是符合这一规律的。中国古代奴隶社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逐步提高、奴隶起义、国人（平民）暴动和新兴地主阶级势力的崛起，突破了奴隶社会神权和宗法思想的堤防，导致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和礼、法之争。秦、汉以后，封建经济的发展和历代农民大起义，促进了封建法制的某些改进和法律思想上某些进步观点的提出。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不但推翻了持续数千年的帝制，冲决了纲常名教的罗网，推动了资产阶级法律思想的发展，而且为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⑷ 中国法律思想史有什么特点

法律思想有别于法律和法制。法律和法制只有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才能创制，而法律思想则不限于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也可以具有，只是它不占统治地位。因此，中国法律思想史既包括中国历代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法律思想，也包括历代不占统治地位的被统治阶级的法律思想。法律思想也不等于法理学或法律哲学

⑸ 论述中国法律思想的历史特点

中国法律思想的历史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a、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伦理渗透一切；
b、皇权至上；
c、平等观念欠缺，等级特权思想浓厚；
d、重德轻刑；
e、重义轻利。
中国法律思想从其开始产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曾经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这 3种社会中由于部分质变所形成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
法律思想有别于法律和法制。法律和法制只有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才能创制，而法律思想则不限于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也可以具有，只是它不占统治地位。因此，中国法律思想史既包括中国历代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法律思想，也包括历代不占统治地位的被统治阶级的法律思想。法律思想也不等于法理学或法律哲学。

⑹ 学习中国法律思想史的心得

中国法律思想史是中国各专题史中最能体现智慧、最具社会行为影响力的一门史学。学习中国法律思想史，可以直面各历史时期最直接、最真实、最基础的历史事实和矛盾。在古代，中国法律思想与政治思想基本是合一的，因为在人治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各种政治主张即等同于法律。我国的法律思想经历了夏商周的神权法思想，之后到春秋战国后，经历了由“礼治—法治—礼法结合”的融合发展过程。这门课程有其独特的特点：即以时间为经，以人物为纬，通过各时期的法律代表人物阐述了各自社会阶层、集团的政治主张、利益诉求。学习这门课程，可以从“法律”的角度看待历史事件，分析阶级斗争。比之从文化、政治的角度看一些历史事件的真相更直观，更容易理解。学习这门课程，可以对诸多历史人物有更深更独特的了解，比如说韩愈，可能大多数人都只知其是文学造诣，但不知其法律思想贡献。学习法律思想史，同样能继承和理解诸多社会思想，如我们传统的儒、法、墨等思想，他们的产生、发展、融合的过程其实是他们各自代表的阶层、集团在一定历史时期政治主张的斗争与妥协的结果。儒的创始人孔子是春秋时末落贵族，其政治思想温和保守，不着意改革，不苛刑法治。法家的创始人可追朔到管仲，他是新兴地主阶级代表，所处奴隶社会末，为确立新的统治秩序，具有强力性。墨家是小农工代表，提出的主张是维护下层人民的利益，表达的是平民主张。从法和律思想史的发展来看，历史动荡期的思想最为丰富和冲突，这也是为什么春秋战国时和清末社会转型时期，我们国家各种思想纷呈的原因，“百家争鸣”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才能产生。这些思想，都是在历史紧要关头，先祖们对社会进程进行引领和把航的探索，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学习这门课程，有助于我们理解法律为政治服务，法律为经济服务，法律在社会生活、历史发展中的重大作用。有助于我们认识思想的承接发展，制度的更替扬弃。学习法律思想史，对我们今天今天的法治建设有借鉴作用，对我们个人的综合素质有提升作用。这是一门思想和智慧大餐，专供有品味、有内涵、有素质、有兴趣的人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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⑺ 《中国法律思想史》中简答题：简述庄子的法律思想。如何解答

庄子的法律思想也就是对自然的崇拜，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西方自然法的思想。而且，庄子认为他所一直推崇的自然法思想是保障社会规则以及人类行为公正无私的行动准则。庄子所主张的自然法，其精神在于不断强调或者可以说放大自然法的平等性；至此也可以看出庄子所一直孜孜追求的平等无私的“自然”的境界，也吻合庄子所提出的齐彼此，齐是非，齐物我，“道通为一”的观点。总之物与物相等，无彼此之异论与论一样，无是非之别，物与我为一，无物我之分。就是说，世上万事万物，以及人们对它的认识都是相等的、一致的。显然就是一种相对主义观点但这种观点是在批判现实中产生的是反等级制度的最有力、最革命的武器之一，庄子认为在人类社会中“平为福, 有余为害”。人人在自然法面前一律平等。君王也没有超越社会之上的特权“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也。”君王只能立于不可测识的地位，行所无事，而没有居功举名的特权。“势为天子而不以贵骄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财戏人。计其患，虑其反，以为害于性，故辞而不受也。”“当权者在自然法面前应该势而不骄”。“与天为徒者，知天子之与己，皆天之所子。” 当时只有最高统治者才配称“天子”，庄子却认为“天子”与己都是“天之所子”是平等的。庄子对自然法思想的追求，尤其是其对平等观境界的追求，纵观历史发展，是极其不现实的，也是世人认为庄子之“道”虚无飘渺之处。但是我们仍然应该看到庄子自然法、平等观思想积极可取的地方，譬如说他的平等观思想，就是针对当时的一些社会现象贫富分化、贵贱悬殊有感而发。自然法、平等观的思想反映出当时受压榨的社会底层人民的心声，积极体现出他们对平等和自由的追求。庄子对平等观的认知和对自然法的追求，在这点上，与西方资产阶级古典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卢梭的观点不谋而合。庄子虽然洞察到社会不平等的某些原因，但他没有也不可能看到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制产生是根本原因。庄子虽然认识到客观规律的重要作用，但他没有也不能解释从必然到自由的正确途径。但从历史角度来看，庄子自然法思想，可以说是当时对社会的最深刻的认识之一将“不平”的原因直接到人们的社会性中去寻找，强调尊重客观规律庄子的自然法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汉初“文景之治”， 唐初“贞观之治”的业绩，可以说是这一派学说的社会成果，但庄子主张超脱世俗、轻视人工、所命自然、独善其身、缺乏进取，使后世没落阶级和失意政客从中寻到精神寄托。

⑻ 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发展演变及其主要特征

2、“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统一法典结构，一部法典把民法、刑法、诉讼发、经济法的内容都装进去了。 3、宗法制度的影响很大。 4、儒家立法道德化思想,原心论罪论。 中国法律主要起源于早期氏族部落之间的战争。古人将这些战争称为"刑征"或"刑伐".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要有统一的纪律，于是首领的军令成为每一个成员必须遵守的规范，军纪军规成为中国法最早的一个形式。<<甘誓>>称"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这种在作战前当众发布的誓词或者说军令就是一种比较多见的法律形式。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左传 昭公六年》)不仅如此，一些最初的刑罚方式也来源于此，比如死刑中的殛刑便是黄帝与蚩尤战争中产生的，蚩尤战败后，黄帝对其施蚩攴刑，"蚩"即蚩尤，即杀，殛蚩攴同音假借，故称"殛刑"。肉刑是苗族攻打异族时创造的，《尚书吕刑》中有记载"爰始淫为劓、刵、椓、黥黄帝哀矜庶戮之不辜，相虐以威，遇绝苗民，无世在下。"其中"劓"、"刵"、"椓"、"黥"就是肉刑的几种方式。也就是说，中国法律从一开始便和异族联系，和暴力制裁联系，这对后世影响很大。直至今天，大多数人仍把"法"和"刑"联系在一起，认为法律就是制裁那些品性不良，不顺教化，即是和自己不处于同一范围的人，因此得出结论，对这些人以重刑惩罚，便是理所当然。中国古代刑法的哲学基础是建立在一种"人性本恶"的指导思想上的。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想认为人的本性就是追求享乐，好逸恶劳，趋利避害，这是犯罪的根源。"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因此主张以毒去毒，以刑去刑，商鞅认为："刑罚，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所为以刑去刑，刑去事成。"韩非子也说过："重罪者人所难犯也。而小过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无离其所难，此治之道。夫小过不生，大罪不至，是人无罪而乱不生也。所谓重刑者，奸之利之者细，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奸不生也。所谓轻刑者，奸之所利者大也，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以其利而傲其罪，故奸不止也。"既然轻刑不能制止犯罪，就加重刑罚.中国人的重重刑传统使得整个封建社会法律所采用的刑罚普遍较严厉。就以死刑为例，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有章可循的就有斩、枭首、弃市、戮、戮尸、肢解、剖心、炮烙、射杀、凌迟、醢（捣成肉泥）、车裂、活埋、磔（分裂人体）、具五刑（五种极刑并用）等等。直到近代，伴随西方法律思想逐渐传入，中国法制逐渐走向现代化，法律的轻刑化才逐渐得以实现。这个观点在实际也得到证明：以刑法本身为例，中国封建社会中，几乎没有真正意义的民法，没有违法犯罪之分，而是刑法一统天下。而如今，一大批部门法产生，刑法在法律体系中由全面保护各种利益逐渐演变为其它法律的保障法。世界法律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已成为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潮流和趋势，中国法律的发展进化必须与之相吻合。但我国刑罚轻刑化和死刑的废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与世界相比，都存在较大差距，需要政府不断的努力 。

⑼ 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实现对中国传统法学思想的扬弃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全面依法治国的积极影响

第一，在学术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为中国法学学术研究提供了资源。依法治国的战略的执行，需要法学学术研究先行，为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而法学学术的研究要扎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同时学习借鉴西方现代法学，将二者良性结合建立适合中国的现在法治理论，为依法治国的实践提供理论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中尚中有很多值得深入挖掘和借鉴法学思想，研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可以为当代中国法学学术研究提供宝贵的理论素材。

第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德治”与“法治”并用值得借鉴。以儒家思想为例，儒家法律思想主要包括“德主刑辅”、“明刑弼教”和“出礼入刑”等原则。儒家的这种法律思想主要强调道德和教化的作用，以法律作为辅助手段，主张“礼治”、“德治”、“人治”，通过道德与法律的高度相似实现儒法合流的。

在传统社会特殊的条件下，儒家的这种法律思想是治理封建国家的现实需要，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儒家法律思想重“礼治”、“德治”、“人治”轻法治，固然不符合现代法治理念，但是从另—个角度看，儒家法律思想将德治与法治较好的共用与统一，这对于今天我们实行全面依法治国有启示意义。

第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积极思想可以为现代法治理念提供有益补充。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蕴涵着大量优良的法治观念，早在春秋时期就有郑国子产铸刑书，这体现了法律必须公布的理念；法家学说的创立者韩非子强调“法分明，则贤不得辱不肖，强不得侵弱，众不得爆寡。”

这体现了法律必须具有平等和正义的属性。又如“法度者，正之至也。而以法度治者，不可乱也。”强调了法治的价值；而“刑罚清则民服”则是说明刑罚目的。这些传统法律文化带有鲜明中国传统社会的色彩，在当今可以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提供本土资源。

中国传统文化对全面依法治国的消极影响

第一，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等级思想、特权思想对全面依法治国有消极影响。传统封建社会中，等级思想根深蒂固，上下尊卑，等级森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深入人心，对于人的自由和权利处于漠视甚至无情侵犯的状态，至今对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树立仍有不良影响。

封建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采用强制的手段使人民接受等级安排，人民相对于特权阶级是没有平等可言的。统治阶级以“人治”作为手段，以国家强制力作为保障，维护森严的等级，其目的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能长期维持下去，这与法治中平等的理念完全背道而驰。

第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人治理念对全面依法治国有消极影响。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白诞生起就深深影响了中国历史。儒家崇尚“德治”和“人治”，在礼与法的关系上强调礼治，在德与法的关系上强调德治，在人与法的关系上强调人治。

经过几千年的沉淀和固化，对于中国社会产生了难以改变的影响，包括“人治”思想、义务本位思想、等级特权思想、尊卑有序思想以及惧法厌讼的思想。

可以预见的是，这些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会存在于中国社会的法律观念中，还会以难以发觉和改变的形式得以保存和延续，特别是在经济文化落后、信息闭塞的地区。这将会对新的法治观念树立产生不小的阻碍作用。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民主、平等、个人权利意识长期以来也受到儒家人性论与天下论等观点的压抑。儒家学说认为人性本善，人应该每日修身养德。一个人必须拥有良好的道德，必须为集体利益牺牲自身利益。儒家思想还认为“百善孝为先”，个人对于家长要绝对服从，“天下”是一个“大家”，统治者则是这个“大家”的家长，所有臣民必须对于统治者要绝对服从。

第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着较强的独立性和封闭性的特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中几乎处于封闭隔绝的状态，与西方的法律体系有着鲜明的不同。儒家思想更加关注的是整体的利益，个人对于利益追求是不被重视和鼓励的。

儒家学者始终推崇整体主义精神，他们通过“修齐治平”积极入参与到社会活动和政治实践中，通过入朝为官掌握政治权力，进而将其推崇理念带入到治国安邦的实践中，最终形成得失一种整体化的秩序体系。

在这中秩序体系的支配下，经济、政治、文化和法律互相配合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稳定牢固的宗法体制。我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一直延续这种非常稳定的封闭性法律体系，使得一些传统法律文化的思维理念深入人心。中华法系封闭性强的特点一定程度上对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树立造成了一定的阻碍。

几千年形成的法律传统与现代法治理念产生碰撞其惯性也难以一下改变，至今仍然存在部分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思维理念深入人心却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相悖，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推动全面依法治国战略造成了不利影响。

(9)中国法学思想扩展阅读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经过几千年的沉淀自成一体，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第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重视“德治”的作用。法治理念的根本出发点是用一套成型的法律体系约束人们的行为，而在传统社会中“德”恰恰就是约束和规范人们言行的最基本的原则，遵循传统的“德”的规范是法治思想得以产生、发展的基础。儒家思想尤其推崇“德”，以“仁”、“忠”、“孝”作为个人最根本的道德要求，以“三纲五常”作为社会的基本伦理准则。

儒家思想重礼轻法，在礼与法的关系上强调礼治，强调统治者先提高自身道德修养，身正则令行。在传统的“德治”思想的引导下，法律与道德规范、行政命令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分。道德高于法律，法律依附于道德，法律自我发展的动力受到了限制，成为了封建伦理道德体系和行政命令的附庸。

第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重视集体和义务。中国传统社会“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一个个的小农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在这种小家庭中，以长幼尊卑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等级结构”。

无数个宗法家族构成的社会架起“大家”，这种家族式的宗法等级结构的叠加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权的架构。皇权是国家政权的中心，是“最大的家族结构”中的“家长”，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纵观传统文化中的各家思想，凡是支持这种典型的专制统治的思想和理论，无论是强调以“权”、“术”治民的法家的国家集权思想还是强调以“仁”、“孝”治世的儒家的德治思想，都受到统治阶级的高度青睐，甚至使用国家强制力使这些思想成为必须被全社会认可的思维和观念。

在这种情况下，“国”和“家”本位主义不仅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更有了国家强制力保障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强调“国”和“家”的集体观念，要求每个人以“国”、“家”为重，履行个人义务，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

第三，中国传统法文化生长于君主专制的环境中。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特别强调个人身份、等级的不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只存在于理想之中，实际贯彻执行的却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严格等级制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是不可能被接受的。

从统治阶级的角度来说，以法律体系确立等级制度，最为根本的目的就是自身的统治地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是一种工具主义文化”，中国传统法律是封建君主统治百姓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