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与法治

A. 法家的法治和儒家的礼治的关系是什么

法家中的法治是主张，俢建法律，用法律统治管理百姓，儒家礼治主张用礼仪规范人的行为，看似没有关系。实则，在封建王朝的通知中，往往礼法结合，进行通知。二者在实际应用中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B. 请问谁能帮我回答下“儒家思想对依法治国的意义”

儒法之比较及其现代意义

-------------------------------------------------------------- 摘要：纵观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史，各家学说有如天空璀璨的群星，然从其影响力来说，儒法两家是足具影响力的学派。可以说，中国传统法制乃在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的不断作用中而形成。① 研究二者对当代依法治国和以人为本的方略都有重要作用和影响。

一、儒家思想概说②

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

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

二、古代意义之法治③

可以说，法家的法律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新学”。所谓“新学”是相对以儒家为代表的“礼治”主义的“旧学”而言的。“新学”与“旧学”的分歧归结为“法治”主义与“礼治”主义、“德治”主义、“人治”主义的分歧。

法家的“法治”主义有其特征：主张干涉而反对放任；排斥“人治”主义而独任“法治”主义；排斥“礼治”，不承认自然法的存在；主张国家至上，社会团体甚至血缘亲属团体的利益都得服从君主的国家利益；反对徒任“势治”。法家的思想以“唯物论”为出发点，常常注意此时此地的环境，又深信政府万能，而不承认人类个性的神圣。它的政治主张严格的干涉，但干涉须以客观的“物准”为工具。这一“物准”就是被视为“规矩、权衡”的法律，不容许统治者任意的论心定罪。人们只有在法律容许的范围内，才能得到自由和平等。“法治”主义的精神实质就是“物治”，所以又称“法治”主义为“物治主义”。④一方面，是用客观的标准如规矩、权衡、斗量、尺寸等物一样的客观的、人设的、固定不变的法来衡量所有的人；另一方面，是把人当物来治理。也就是把人当成可以用固定的、客观的规矩、尺寸等“物准”去准确无碍地衡量的东西，而不考虑人的特殊能动性。

同儒家的“礼治”相比，法家的“法治”反对宗法等级制和世袭制，要求平等守法，并且主张制订和公布成文法，凡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所以说“礼治”和“法治”的主要分歧不在于制裁手段，而在于行为规范的内容本身。也就是讲贵贱、尊卑、长幼、亲疏之“异”的差异行为规范与一断于法的统一行为规范之间的分歧。①同“德治”相比，“法治”主义轻视或完全否认道德教化的作用，这和儒家多数主张人性善而法家主张人性恶有关。

法家的“法治”主义，首先值得称道的即是它把握住了历史进化的法则，并且顺应历史进化的法则来创造，反对保守和空想。它的“实践精神”和“功用主义”都由此而产生。但其缺陷在于过分忽略了“礼”、“德”、“人”和“法”在政治上互相依辅的作用。“法治”主义昙花一现，原因有二：一是由于礼治主义、人治主义久已深入人心，而共同和“法治”主义为敌。“法治”主义虽一时占上风，但最终被“礼治”主义学说所征服。二是法家极端强调国家利益，而轻视个人利益，虽能救一时之弊，但不能确保社会的长治久安。这不仅是“法治”主义思想在汉以后不发达的原因，也是法律和法学不发达的原因所在。②

三、现代意义之法治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法治”的含义和今天我们所倡言的“法治”的含义是有很大差别的。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在中国古代是不存在的。

那么什么是法治？ 法治起源于西方社会，在西人亚里士多德看来，法治就是一切都依法而治，而大家所遵循的法律都是良法。这一简约的概括朴素地反映了法治的基本精神。但是，亚里士多德在这里预设了一个前提：法治要以良法为基础。为此，他确立了一些立法原则。那么，什么是良法呢？尤其是从现代角度审视，我们所要求的良法又是怎样的呢？ 法自君出不会是良法；行刑重轻，法峻刑严不是良法；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更不是良法。良法必须体现社会全体人民的公共意志，反映社会每一成员的理性意愿，保障每一成员的人权，它是全社会每一成员共同参与并签订的公共契约。人们违反它就是违背了自己的承诺，要承担“违约责任”，受到制裁。所以，法治要求法治社会之法律本身应是人民共同意愿的提炼，而不只是反映某个人或一部分人的意志，否则它就得不到普遍遵守；要求法律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权利，而不只是赋予某些人特权。法治的基本精神是公平、正义、自由和权利， 限制权力，法治亦是这些基本的民主原则的具体体现和保障，而良法乃至法治的基础是民主。概言之，民主是法治的基础，法治是民主制度的具体内容和形式。

民主、法治、市场都是率先在西方社会生长并成熟完善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法制建设上也引进移植了不少西方法律制度。但是，法律制度的引进与移植远不像生产方式的转变或工艺技术的改进那么简单。被移植的法律的规范制约作用的有效发挥有赖于一定的文化基础，有赖于植入地人文资源是否蕴含法治基因，有赖于植入地植被对法治精神的兼容性。“逾淮成枳”的现象同样适用于人文世界。“法治的现代化并非一个简单的向欧美国家的认同过程，其间还蕴含着每个国家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对现代化的不同价值取向和模式选择，还必须对自己的传统有一个正确的定位和处理。”民主与法治是西方文化的表征，是西方价值观念的载体，那么，西方文化中的法治精神能否植根于中国厚实的儒家文化土壤呢？以儒家伦理为内核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否承接和转化这西方法治文化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缺乏“法治”的历史传统，即在社会秩序和规范中，“法治”始终未占主导地位，这就必然给中国当代建立“法治”社会秩序带来困难。

四、借鉴和启示

虽然今天所倡导的法治跟古代的“法治”几乎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古代法家仍然有许多地方是值得我们认同的。二千多年前他们已经认识到，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行为的客观的、公正的准则，具有客观性。法家所提出的“不别亲疏，不疏贵贱，一断于法”是对法的平等适用的肯定。 法家思想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他们主张公布成文法，法应清晰、简明，具有统一性和稳定性及可操作性和可预见性等。①法家思想的这些积极方面都是值得学习和借鉴，对今天的法治建设是有利的。

同时我们要看到法家的重刑政策和愚民政策，压制议论和专制王权的方式，与民主与自由是格格不入的，更不是我们今天要的法治。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及专制王权，使得人们观念中缺乏法治的观念。今天中国提倡依法治国，实行法治，但是“法治的落实不在于用法条来取代固有的文化传统，而是要把人们对法、法律和法治的信念融入到人们的血液中去、融入到代代相传的文化传统中去。”提高人的法律素质，增强人的法治意识，灌输自由意识、平等的观念乃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任务。如果人们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淡薄，思想政治素质低， 即使有比较健全和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也会因为得不到遵守而不起作用，甚至形同虚设。所以，“人”仍然是关键。在古希腊传统文化中，法律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是与公民的自由和平等以及立宪政体等道德理想联系在一起的。“法律与人性的关系，法律与权力的关系，也都是从城邦的‘善’来阐释的，从而使法治观具有一种超越法律的特殊性而成为更高层次的理想观念品格。如果仅仅在法律层面而不深入道德理想层，不探讨法律的价值基础和价值根源，无以最终确立法治观。”②权力从属于法律，实行法治而不是人治，否则国家就会丧失其真正的本质和特征。西塞罗有句名言：“我们是法律的仆人，以便我们可以获得自由。”西方人的这些传统告诉我们，他们的“法治”传统与我们的“德治”传统同样古老而长久。中国人选择了（这里的选择并非主观意志）“德治”为其根本，并影响至今，建立“法治”秩序，决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西方人选择了“法治”为其根本，也影响至今。但无论以何为根本，都没有离开“人”这个根本的价值主体。这实际上是儒家“德治”文化思想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因此，提高我们每个中国人的“法治”素养和“德治”素养，是当前精神文明建设中最根本的任务，也是我们要达到法治目标的根本方法。只有在儒家和法家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取其精华，去其糟泊，才能为今天的法治建设指引一条宽广而平坦的路，也才能被真正得以利用。

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多弼
自从中国人开始追求现代化以来，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自明清时代，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参考儒家传统提供的资源。尤其是华人和东亚人应该有这个机会。但是正如其它的文化传统，儒家传统属于全人类，所以儒家的思想文献应该尽量翻译成各种语言，提供给大家。
作为瑞典人，我必须承认儒家经典著作当中，到现在只有《论语》被翻译成瑞典文。这是我这一代瑞典汉学家应该填补的空白。从一开始儒家思想就体现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用今天的话语来讲，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就被理解为人类文明的核心。结果，至少在中国，儒家思想被视为文明或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儒家思想给现代人提供了很丰富的资源。面对这些资源，现代人具有一个选择的自由，可以吸收资源里面的一些成分，也可抛弃一些成分。
但是不管你做出什么选择，儒家思想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宝库。保存和解释儒家思想文献，增进人们对它的理解是我们作为对儒家感兴趣的学者的一个重要任务。不管你对儒家思想的评价如何，了解这个极其丰富多彩的传统一定会使得你的生活更加丰富。

C.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影响是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和“礼”，即“仁者爱人”和“克
己复礼”，仁礼之道具体派生出家族主义，而家族又是中国法律所着重维护的秩序。

1、“仁”对我国古代法制的作用

孔子的“仁”，贯彻给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恕”字。

我国古代历代王君也正是意识到了仁义和宽恕的贡献，才使得当时的法制不断从野蛮走向文明，西周的“有德”就是得民心，针对商纣王乱刑无辜，周朝的法制思想转变为“明德慎罚”以达到保护臣民的目的。

历史的见证无不体现了儒家思想的仁义道德对中国法制发展的巨大贡献，这里的仁德思想与我们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所贯彻的以人为本理念也是一脉相承的，真正做到以史为鉴，才能更好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礼”对我国古代法制的作用

“礼”亦是孔子的儒家学说中极为重要的思想。

义在其中，义体现为礼，礼是人内心的义的具体实现形式。一方面，礼是统治者根据人民面临的实际生活状况也就是“中”的原则制定出来的，因此，礼就是“中”的哲学思想的体现。另一方面，礼，尤其是周礼，是长期以来逐渐形成的，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

在中国法律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法”的内涵不断丰富 ，而且许多“礼”的内容也逐渐融入其中。西周时期， 周公制礼， 吕侯制刑， 礼与刑成为当时两大部门法。礼是调整行政、经济、军事、民事、诉讼各方面的综合大法， 刑是定罪量刑的法律。

(3)儒家与法治扩展阅读

儒家文化思想的核心内容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1、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

2、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

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3、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4、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

D. 儒家的思想对于中国法律的影响

中华民族发源于大河流域，沿岸的肥沃土地滋养着先民的幸福家园。而频繁的洪水是打破完美的一大忧患。由此而必须的长期大型水利工程建设，使先民们习惯于服从统一的领导，颂扬着勇敢忘我的治水英雄。而集众人之力抗拒自然之力并逐步取得胜利的过程亦是先民们很好的认识自身的契机。较之于缥缈无迹的上帝，先民们更多的崇拜传授给自己生存本领的祖先和领导他们治水的英雄，也更多的关注得之不易的安宁生活。这种理性的关怀映射到意识形态领域，便出现了关怀人本身和生活本身的思想言论。在广泛汲取古代典籍精华基础上形成的先秦儒家思想便是其中的集大成者。
一.先秦儒家的界定
关于先秦儒家的涵盖，争议的焦点往往在荀子身上。笔者认为先秦儒家思想，也即孔孟之道的精髓在于“仁”，而且重视人的修身内省，即所谓的“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而荀子“虽为儒家，但得于外面者多，得于内心者少”，其着力处全在外部的约束和建立行为准则“礼”上，故未得孔孟的“根本意思”。所以，本文将先秦儒家思想界定于孔孟之道，而不将荀子的思想列入讨论范围。
二.先秦儒家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仁
先秦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现实地全身心地关注人的生活实践和品格塑造，不谈鬼神也不谈“彼岸”。他借“仁”树立人之为人的崇高理想。当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答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这种“仁”，也即对人类深广之爱的人道主义的理想境界，确实是仰之弥高，连尧舜这样孔子称赞不已的古代圣贤都不能完全进达。对于中国人来说，“仁”的神圣高度，绝不亚于人格化的“上帝”。所不同的是，人格化的“上帝”在“彼岸”，而“仁”却在现实世界的峰巅。孔子又确立了一些与现实密切联系、有确切内涵、人们可以作为目标为之奋斗以“近仁”的仁德，如“爱人”、“泛爱众”、“孝弟”、“忠恕”，以及为政者的“先教后诛”。使人们感到“仁”之道德巅峰仍是植根于大地，而不是虚无不可捉摸的，故而有了近仁的勇气和信心。
孟子为孔子哲学中的“仁”的理念提供了人性本善的形而上学根据。即“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之端也；……非由外烁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而已。（告子上）”“恻隐之心，即不忍之情。这种动人的柔情是无所为而为，不是本能，似乎无关生命而在生命之外。它是由有所为而为的路子上解脱出来而成功地无所谓为而为 ，它未尝含有一个意思， 它表露出对他人的情不是预备作什么的。”（梁漱溟语）这有似于希腊伦理思想以及佛教华严宗对“善”的精神的诠释。
(二)礼
礼是仁这种内在品质修养要求的外化。孔子的“礼”的概念传承于周礼，周礼中的“礼”提出的是一种保持社会各种人“明份”从而使社会有序的思想。“礼”即是一种外在他律性的规范和典章制度，人们对礼的遵守主要是作为外在的典章制度去执行。而孔子的“礼”则是积淀在“仁”中的“礼”，已经扬弃了它的他履行性。“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矣。为仁有己，而由人乎？”由此看来，“人而不仁”，则“礼”对于他完全是外在的异己的东西，是不情愿的束缚；“人而成仁”，则礼就成为他内在的本能一样的自觉德性或精神。“内仁外礼”就此统一起来，有了“仁”这种人文精神贯通的“礼”不再是拘泥僵化的典章制度。他已摒除了“不仁”的“麻木”，周流着“仁”带莱的灵动的活血。这是孔子对于以“仁”为内心导向的外向行为的最高评价标准。
(三)人治
以儒家对人和生活的关怀，必然对人所依存的群体社会寄以关切。君民同乐的太平治世，一直是先秦儒家笃信渴求的乌托邦。以其性善的理论基础，注重予人进行利导的礼治而不是对人实施纯粹强制的法治成为一种必然。先秦儒家所推崇的社会组织化方式，可归纳为“内仁外礼”，即以内化的“仁”的道德修养和外化的“礼”的规范典章来协调人们的行为，以达成社会的和谐状态。
管理学中将社会组织过程中，人们行为得到规范的原因来自于外部，即由他人控制而达行为规范的情况，称为“他组织”；而把人们因具有共同理想信念、伦理道德、价值观等导致的心理默契，自觉规范个人行为的情况，称为“自组织”。借助这两个概念及“和谐化辩证法”思想，可以得到“内仁外礼”的“自组织—他组织”谐协特征。
首先，孔子将仁解释为“爱人”，他既是个人道德修养的标准，又是现实管理中用作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为政治国的最高原则。于是“内仁”在强调发挥个人主观精神和道德修养的同时，“仁德”便成为人们内心体验和外在实践的道德规范，制约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具体行为。人生论的道德修养与为政治国的手段相结合，个人道德修养变成社会组织的手段，促使“内仁外礼”具有了“自组织”的功能。
其次，周公旦制周礼后，“礼”已成为整个国家、社会、家庭、个人等各方面行为规则之总和。正因礼具有巩固国家政权，维护君主统治和治理国家的政治功能，使其构成法律的一部分，获得强制性权力和得到国家政权的支持。“礼”实质上是先秦儒家的“法”，作为客观、外在的制度，产生了规范人们行为的力量，并使“内仁外礼”获得了“他组织”的功能。
仁是主观道德修养，礼是客观制度规范；仁是内心自觉，礼是外在控制。他们互为因果、相伴相生，借助内外对耦结构产生了“内仁外礼”的整合关系，具有了“自组织—他组织”的谐协特征。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前文所讲的“礼”的自律性，是孔子建构的完美的“仁礼统一”，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理想状态，不能看作是孔子对“礼”的他律性之绝对否定。而“礼”的他律性正是通向“礼”的自律性这一境界的必经之途。关键在于“礼”必须是纳仁作其圭臬的礼。
人治即是仁治，即是礼治。
三.先秦儒家法律思想的影响
先秦儒家以礼为“法”，以化民的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直至完美的自律为社会运行保障，再佐以明君贤臣的统筹，构成其乌托邦式的政治构想。它所要争取的不是一时效验而是百世楷模，不是一家一姓的兴盛而是天下太平，这和执政者以一己之私益为前提的现实考虑大相径庭，所以并不得志。
然儒家思想自始葆有孔子所倡导的“损益”精神，因而有了对于其他世界观体系的开放性和向其他哲学汲取养分并将之糅合到自己的体系中的能力。其后继者为使儒家思想能为执政者采行，不断作出许多“损益”，由此得以跻身并长踞历史舞台。但先秦儒家的政治法律思想也已被“损益”得几乎面目全非，可以说先秦儒家思想作为体系已沉泯于历史长河。只其中的一部分思想和精神尚为后世儒家继承，得以源远流长，甚至化入中华民族的骨血，成为某种根深蒂固的东西。
1． 仁
儒家法律思想中的“仁”学的影响可谓最为深远。它否定执政者仅考虑自身的利益的做法，指出顾及“民”的利益的重要性。因发现它在调和统治阶级和人民间的关系上功效显著，历次“治世”莫不奉此为治政立法的方针。先秦儒家所憧憬的太平治世获得一种异化的实现，对社会生产的顺利进行和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起到难以抹杀的作用。这一点前人已有诸多翔实的析证，这里笔者不再作赘述。
2．对现实的执著
正如本文开篇便指出的，先秦儒家先天的带有对现实生活的关怀，“不语怪力乱神”，所推崇备至的“仁”虽有Paul Tillich指称的“终极关切”，但其“宗教性”不走向超升和理想的天国，而是依循“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中庸路线，落实到广大社会的日常人生中。这一主旨对后世的深层影响甚巨：
(1)使我国文化中伦理理性极为发达。伦理学贯穿整个中国思想史；伦理观念深植人心。
(2)过分地执著于现实，不向超越“彼岸”致思，到了一定时期思想就难免发生僵化、异化、庸俗化。譬如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说，孟子的“养心莫善于寡欲”，本是基于承认必需“人皆有之”的前提，从维护家庭、宗族、国家这些共同体出发，强调理性，用仁义理智信等道德规范来限制包括执政者在内的人之非理性欲望，使欲望适度。但后世太注重如何现实地制民了，到了宋明理学，就被“发展”成“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的经典理论依据。
(3)这种对现实的执著同样体现在求知态度上。虽然先秦儒家思想具有极丰富的知识内涵，虽然“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的学思并进被特别强调，但它的“智性”并不表现在纯理思辨的欣趣，而是以“正德，利用，厚生”为原则，集中于解决现实生活的具体问题上。几千年来，国人在知识追求上也表现得相当功利，进而发展成一种直觉能力的繁荣和逻辑推理能力的凋零相伴的景象。所以国人可以凭直觉创造出四大发明，却不明了其科学道理；国人会囚禁萤火虫、映着雪光以苦读经世治国的典籍，却不会出现闲闲地对果熟蒂落作些冥想的牛顿之辈，去分心神思考光源与折射。这种思维方式体现在法律思想上犹为突出。孔子在其仁学体系中提到“过而改之，善莫大焉”，其方法是学尧舜，这便是很直觉的思维方式。乍看相当完美，但不可能人人都是尧舜，所以这方法其实不是方法。千年来的贤臣士人们不住地构设着“德主刑辅”、“以刑止刑”、“恤刑慎杀”、“张法纪”等诸如此类的治世理论。乍看相当完美，但最高权力的垄断者未必乐于采纳，特别是象范仲淹的“反独断”这种限制君主为所欲为的理论。而一时的接纳也未必能免掉“人亡政息”的结局。然则，无论顺逆，无人对整个政体架构作一个逻辑分析，而只会在一轮又一轮的治乱交替循环中作或弱或强的挣扎。总的看来，先秦儒家思想的对超越的抗拒遗传了下来，并经过微调的变异，后来的儒家对现实的思考也止于如何治的层次，无法超越。这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异常漫长，民主思想晚产的原因之一。
3．厚群体薄个体
先秦儒家对人的关注是对作为整体的人的关注，是为“有教无类”。其基本立足点在于家庭、宗族、国家的共同利益的维系，坚持的是一牺牲个体差异性和个性来维护共性和普遍性，并且赞扬“杀身以成仁”的志士仁人、“见危致命”的带有武士道精神的君子。这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确有推动社会发展的效用。这种价值取向作为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一部分，为后世儒家所继承，并长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主流地位，逐渐内化为中国人的心理结构，使得中国人具有突出的群体意识，而缺乏独立的个体性和主体意识。这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拉长、发展缓慢的思想文化条件。对于近代民主自由以及人权观念的启蒙，也是一个极为深固的阻力。甚至在新中国的立法中，这种对道德的过度要求也难以避免的出现。民法中关于无因管理不得要求报酬等的规定，便是这种伦理鼓励思想的体现。
以上是笔者对先秦儒家思想的几点浅薄看法。由于知识面的狭窄，想在这么短的时间以这么小的篇幅阐述这么博大繁杂的命题，我只佩服自己的胆量。本文的观点相当的偏狭、不成熟。尚请见谅。

E. 怎样理解儒家的政治法律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 （一）“为国以礼”的礼治论 在西周末期和春秋时期，西周的礼每况日下，到了‘礼崩乐坏’的程度。这时，孔子等一帮儒家要求恢复和加强一贵族政体为核心的一整套宗法等级制度，主张“复礼”。但他们只是在形式上沿用了西周的礼，但从内容上他们对礼的理解和礼的运用明显不同于西周，他们对西周的礼进行了改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他们讲礼说成是国家的根本制度，即确立和维护统一的贵族政体和君臣等级秩序的制度。所谓的“为国以礼”，集中地表达了儒家对礼在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儒家的这种礼同西周的礼的不同之处在于：首先，西周的礼是关于政治、军事、祭祀等方面的具体规定，而儒家的礼则是国家根本制度，地位形同于现在的宪法。其次，西周的礼是‘不下庶人’的规章典籍，而儒家的礼既然作为国家的根本制度，则变成‘下庶人’的规章典籍。分析以下此时“礼下庶人”的含义，是否表示礼从过去的权利对贵族，义务对庶人改为权利和义务对人人平等呢？要弄明白儒家的礼究竟是怎样的，我们要明确一点，就是儒家的礼不再是具体的规定了，而变成国家的根本制度，意味着西周所维护的一切变成了国家的制度，上升到国家制度的高度，为国家所认可，实际上是将西周的礼进一步制度化、法律化、权威化? 2、他们以“举贤才”补充周礼的“亲亲”原则，变传统的“任人唯亲”为“亲亲”前提下的“尊贤使能”，从而否定了传统的‘世卿世禄’制度。但需要注意的是，西周“亲亲”的原则并没有打破或取消，而是有所补充，用“举贤才”补充周礼的“亲亲”，目的是选取优秀人才为封建贵族服务，以便更加巩固他们的宗法等级制度? 3、他们将礼视为“五伦”原则的条文化、制度化，即处理君与臣、父与子、兄与弟、朋友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用礼定“亲疏”、别“是非”。“五伦”实际上是道德范畴，不应该由法律调整，儒家的礼确赋予他法律意义，并提升到国家制度的高度。 总结：儒家对西周礼的改造，实际上是将礼进一步提高了地位，将其看作是国家的根本制度，而国家制度的核心是“亲亲”和“尊尊”。 “举贤才”是用来补充“亲亲”的，君臣父子的等级进一步明确。从本质上，儒家的礼与西周的礼没有两样，如出一辙，不同的只是儒家的礼比西周的礼更加制度化、全面化、理论化，进而更加强制化。 （一）以“五伦”为中心，强调“正名分” 在法理上，要研究一个问题：伦理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到了今天，这个问题看似已经解决了，达成一致共识，即伦理道德和法律都属于社会行为规范，但二者有明显的区别。可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二者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文字写得那样清楚。比如费孝通先生在他的《乡土中国》中写到改革开放后发生在农村的一个真实故事：一个农村已婚妇女与本村一个男人偷情，被她的丈夫发现，她的丈夫一怒之下将与他的妻子偷情的男人的腿打折。本村人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的。但挨打的男人到县法院告了打他的人。那个丈夫依法被判决故意伤害罪。村里人这时却感到有不对的地方。第一，女人偷情是一个大忌讳，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第二，那个丈夫打与他的女人偷情的男人是正当的，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第三，国家应该对偷情的行为进行管理，而不是对打人的行为进行惩处。费孝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他是从社会学方面进行研究的。但他的《乡土中国》却引起了法学界的关注，尤其是法理学家们，对其中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法理的思考。上面所提到的这个故事，实际上就是儒家留给后人的影响。 首先，儒家熔伦理与法律与一炉，一方面赋予主要的伦理原则以法律的性质和效力，另一方面强调法律为维持伦理原则服务，使伦理驾于法律之上。儒家的伦理原则，主要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和朋友之间关系准则，即“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夫义、妇听”。 这种体现尊卑贵贱的“五伦”是礼的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措施。 其次，在以“五伦”为核心的基础上，主张严格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等级名分，遵照“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要求立法、行事必须“名正言顺”。对违反等级名分的要严厉惩处。（思考现在“名正言顺”的情况是否存在？具体表现。） （二）以家族为本位，强调“孝”、“忠” 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宗法社会，最基本的社会生产单位和生活单位是什么？家。家是一个子孙满堂的大家庭，它把社会成员组织起来，家庭里有男女老幼、有祖孙父子叔侄夫妇妯娌；家是进行生活和生产的场所，出门在外有当官的、呆在家中有冶铁纺纱种田的；家是进行人际交往的最直接的环节，家里有形形色色、各行各业的人，不需要再与别人进行什么交往。国家就是就是由各个家组成的。家庭与国家之间的纽带就是礼。礼调整家庭内部的关系，礼同样调整国家内部的关系。礼不仅视“家”为“安身立命”的基础，而且视“家”为“ 忠君报国”的基础。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孟子所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为什么这样说呢？原因是： 首先礼治要求人们在家庭中要“孝”，孝就是对父系家长的绝对遵从。主要表现为：子女必须孝顺父母（孝子之至，莫大于尊亲），弟妹必须恭敬兄长（有父从父，无父从兄），卑幼必须服从尊贵（）。 其次礼治要求人们在国家中要“忠”，即对于君主的忠诚和服从，这是孝的延伸和扩大。儒家认为“孝慈则忠”，作到孝就能作到忠，而且孝本身就等于从政。有人问孔子：“”孔子回答说“”。古代为什么会有“忠”、“孝”、“节”、“义”四种牌坊呢？那是因为古人认为四者是相通的。 （三）以等级为基础，强调“别贵贱” 儒家强调“正名分”，强调“忠”、“孝”，无外乎在严格区分上下等级、高低贵贱。 孔子说：“礼乐征发自天子出。” 孟子说：“天下有道，大德役小得，大贤役小贤。” 荀况说：“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少事长，不肖事贤，是天下之通义。” 二、“为政以德”的德治论 首先要明白“德”指的是什么。德，在西周时是一个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为一体的综合概念，既包括具体的行为要求，又包括基本的原则。儒家继承了西周的“德”，同时也对它进行了改造。主要表现在：?）突出了“德”的政治意义，将德上升为政治统治的方法，如宽惠使民、实行仁政等。（2）抬高了德的地位，认为德高于君主的权力，高于国家和法律。为什么这样说呢？儒家把德看作是“人君”与“暴君”的标准，是执政、司法的知道思想。 （一）德刑并用，以刑辅德 这是德和刑二者之间的基本关系。儒家推崇西周的“明德慎罚”，但同时通过春秋战国的纷争，儒家已经意识到德的局限性，应该借助刑来辅助德的适用。孟子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那么二者是否处于平等地位呢？儒家仍然主张“为政以德”，赞美德政就象北极星一样，是众星的中心，刑罚只是其中围绕德治的一颗星。为什么儒家有这种思想呢？因为儒家认为行政和刑罚手段虽然可以让民众不敢犯罪，但无法消除其内心的犯罪动机；而用德和礼进行教化，就能达到自觉地遵守法制和消除犯罪动机。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二）注重教化，以德去刑 “教化”是指向人们灌输宗法伦理和等级观念。儒家注重“教化”是建立什么伦理基础之上呢？孔孟主张“性善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 君子小人的道德区别是后天习染而成的，可以通过教化使小人弃恶从善，成为君子。因此，教化与刑罚相比，（1）教化可以保持人善的本性（2）教化可以预防犯罪（2）犯罪之后，教化可以让罪犯良心发现。这就达到了“以德去刑”的目的。这种“以德去刑”的教育预防思想，是儒家的创造和贡献。（思考：时至今日，“以德去刑”的教育预防思想在起作用的体现。） （三）恤刑慎杀，先教后刑 “ 恤刑慎杀，先教后刑”实际上是“注重教化，以德去刑”的延伸。儒家主张“注重教化，以德去刑”，就要求“先教后刑”，即先教化后刑罚，如果因为没有教化而施用刑罚，则是“虐政”，即他们所讲的“不教而杀谓之虐”。 儒家的恤刑和慎杀，主要表现于按照礼义原则对于犯罪行为从宽处理。例如，孔子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三、“为政在人”的人治论 在一个国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什么？或者说，是什么在支撑着一个较为和平的社会的生死存亡？有人说是统治者的道德感化，有人说是法律强制。自古以来，这就是“人治”与“法治”争论的焦点。儒家主张“人治”，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解说。孔子和孟子从道德与政治的关系入手，认为政治就是道德的扩大，因此注重并强调执政者在治国中的决定作用，认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荀况则是从人和法律都是统治工具的角度分析，认为二者之中人起着决定法律的作用。所谓的“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 分析儒家为什么又提出一个“人治”思想。 实际上，“人治”是“礼治”和“德治”所派生出来的，并且以“礼治”和“德治”为其主要内容。因为：宗法等级是“礼治”的原则和特征，级别愈高，特权越大，权力越大，则统治者的个人作用越大，所以“礼治”必然导致出“人治”。同时，统治者越有德行，越能够使人“心悦诚服”，而且“德治”必须是道德高尚的人才能真正的实行，所以“德治”必然导致“人治”。 （一）圣贤决定礼法 孔子：“礼乐征伐自君子出”，只有天子才能制礼作乐，才有立法的权力。因此，天子维系着国家的命运。孔子说到“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当鲁哀公问政时，孔丘回答：“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意思就是：最好的制度和政策，是西周文王、武王时的制度，这些都记载在典章之中。只要有文王、武王这样的贤人存在，那么他们的政治就能实现，否则，就无法实现? 因此，儒家主张天子要用其德行来维系国家的生存。孔子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孟子说“一正君而国定矣。”为此，儒家提倡根据“近不失亲”，“远不失去举的原则”选贤纳才。即既要任用亲贵，又要让那些非贵族出身的贤才直接参与国政。 （二）“身正令行? 儒家认为‘人治’的关键是统治者要能够以立法“正己”，用自己个人的魅力去感化民众。个人魅力包括多个方面，其中核心是优秀的品质和君子的言行。孔子认为只有先“修身”才能“齐家”，再“治国”、“平天下”。“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执政者自己的行为端正，不必发号施令百姓也会行动；相反，自己的行为不端正，就是有了号令百姓也不会服从。 （三）法先王，顺人情 儒家在法与人的关系中强调人的作用，在现实君主和古代圣贤之间又强调古代圣贤的作用。所以他们“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以古代圣贤为楷模。孟子提出“圣人，百世之师。”对先王的推崇，实际上是对现实统治者提出了高标准、严要求；同时，借古人来推行自己的主张。这种方法同样被后人沿用，我们会讲康有为的“托古改制”?

F. 儒家法律思想与现代法治思想的冲突

（一）儒家法律思想“礼治”与“现代法治”的冲突
儒家法律思想中，儒家“礼治”思想一直以维护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强调“亲亲尊尊”等级有序，人们都必须遵守这种封建礼仪的家族式文化，强调国家本位，君主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封建官僚和权贵都有着特殊的地位，更甚至是穿、行、住都要有严格的制度，始终贯穿“朕即国家”的思想，树立封建等级权威，忽视社会底层人民的权力，法律成了少部分人维护自己利益的一种工具。在法律的效力上，儒家法律思想主张“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制定出了“八辟”、“八议”，“准五服以制礼”等规章制度，因为主体不同而有相异的刑罚尺度，明显的凸显了社会阶层刑罚定罪和量刑的偏差，忽视了社会的平等正义，蕴藏着私情与国家利益的冲突。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我们强调“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必须对其实施的行为负责，法律是保护全国人民的利益，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目标。由此可见，儒家法律思想的目的、贵贱尊卑等等级观念，公权力和私权力的不平衡，追究刑事责任因人而异的评判标准，完全与现代社会法治理念脱节，与时代相悖。
（二）儒家法律思想“德治”与“现代法治”的冲突
在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中，儒家法律思想的“德治”理念贯穿始终。首先儒家学者都提倡 “德主刑辅” 、“明德慎罚”的观点，孔子认为只要”通过“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把对民的道德教化摆在第一位，就可以很好的拯救一个人，更好的治理社会。这有其合理的部分，但是他们过分强调“德治”的作用，忽视刑罚的效果，与中国现代法治理念的把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观点是相冲突的，过分偏重道德的重要性必然带来的不利效果；其次儒家法律思想中“道德”主要源于封建之“礼”，要求人们的行为准则是人的心理合于礼，与礼相符才能与法律相同，违反礼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所谓：“出礼入刑”即是如此。传统儒家法律思想中的“德”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现代法治理念中的“德”不再是以封建之“礼”为核心的，其虽然吸收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却与古代中“德”的内涵相差甚远；第三，传统儒家法律思想治理国家更多是以“道德”去衡量是非的，可道德又没有一个很确切的行为规则，判罚者有过量的自由裁量权，从而为徇私枉法找到更多合理的理由。在现代法治社会，法律作为国家明文规定的一种强制行为规范，是司法过程中的唯一标准，这就要求我们“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我们只有在法律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中作出决策，才能使人民享有真正的民主与平等，才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迈进新的一步；最后，为缓和阶级矛盾，儒家法律思想中的“德”也重视和谐，但从深层次的探究，一方面，其和谐往往只是促成表面的和谐，一旦爆发矛盾，便不可调和，另一方面，由于群体的趋向效应，弱势群体在所谓的和谐中得不到合法权益的保护，儒家思想提倡的“无讼”思想更是赤裸裸的表现出了法律是强者的法律，国家维护的是强者的利益。现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由于人民的角色发生变化，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其“德”之“和谐”，是为了维护正常的社会管理秩序，切实保障人民的合法利益之和谐。
（三）儒家法律思想“人治”与“现代法治”的冲突
儒家法律思想中的“人治”主张在国家的治理中，人的因素至关重要，圣贤是法的制定者，皇帝的权威凌驾于法律之上，人治认为，国家治理关键在于统治者的道德文化，而不在于法律的完善程度，孔子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孟子云：“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者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与众也。”荀子亦云：“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这些都过分的夸大了立法者和执法者的作用，忽视了法律制度的建设与完善。使法律在更多的时候不是权益保护的工具，而是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统治而实施镇压的一种工具。在现代现代法治思想中则是主张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提倡宪法法律至上，注重司法具体实践中要符合人类的理性，体现公平正义和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注重权力的制衡，法律是所有人遵守的行为规范，是维护自身权益的有效保证。

G. 简述儒家思想与实质法治

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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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是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一。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以此为基础逐渐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影响深远。它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儒学”、“儒家”、“儒教”这些概念要分清。儒学作为一种学说，儒家作为一个阶层，儒教作为一种信仰，三者相同也不同，需要区分开来。

H. 儒家讲求“仁政”，法家讲求“法治”，结合当今社会现实，你能谈谈对两者的认识吗

这两者不能完全照搬，只能是说两者相辅相成，才是最正确的，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很多事情都是两者的结合体，不可能是单独的一个能够支配整个社会的发展。

(8)儒家与法治扩展阅读：儒家，又称儒学、儒教、孔孟思想、孔儒思想，为历代儒客尊崇，是起源于中国并同时影响及流传至其他周遭东亚地区国家的文化主流思想、哲理与宗教体系。前5世纪由孔子创立，脱胎自周朝礼乐传统，以仁、恕、诚、孝为核心价值，着重君子的品德修养，强调仁与礼相辅相成，重视五伦与家族伦理，提倡教化和仁政，抨击暴政，力图重建礼乐秩序，移风易俗，富于入世理想与人文主义精神。

I. 儒家思想对中国封建法制的影响

儒家伦理思想对中国封建法制的影响
德治与法治本来就是两个矛盾的个体，而经过中国封建几千年的历史，统治阶级借用儒家思想这一中国独特的媒介把这两个矛盾的个体很好的磨合到了一起，为实现更好的统治。产生了一系列法制思想：董仲舒的“德主刑辅”思想 ；“礼法合一”思想等等。体现在刑事立法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十罪重惩原则”。

儒家伦理学的形成
先秦由孔子发端、中经孟子、而荀子集其大成, 先秦儒家建构了以仁义礼智为核心范畴和主要内容、以礼乐教化为基本手段的礼法模式。但是, 礼乐教化并不排斥法律, 更非没有强制性。 孔子的，“仁”“孝”。“仁者爱人”（《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 “克己复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为政在人”;孟子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shou我也，我固有之也” 仁义礼智是人类共有之理性，非外界所强加，这种普遍的理性相当与西方的自然法“性善论”；荀子“性恶论”；贾谊继承荀子的“礼法并重”思想，对法律和道德的相互关系做了深入的阐述。董仲舒的“德主刑辅”思想，为运用道德教化与刑罚两手治理国家提供了理论武器。、朱熹 三纲五常中国封建道德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组成的规范体系，“三纲”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忠君”、“孝亲”思想，“五常”中的“仁、义、礼、智、信”，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指仁、 义、礼、智、信。

儒家伦理学说走上政治化、社会化：
先秦之礼 孔子“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 (《论语·为政》) 其一, 孔子并不完全排斥法律, 只不过是由于其道德主义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 在法律与道德的比较和选择中更倾向于道德的引导而已。其二, 认为与道德相比, 法律是一种不得已而行之的下策, 治理国家应以道德为主, 以法律为辅。孔子所推崇的德治, 其基本做法是礼乐教化。在德治中, 礼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范畴, 礼在孔子那里泛指礼节、礼仪, 具体指周礼, 即西周的典章礼法。可见, 孔子之礼并不是纯粹的道德范畴, 其作用机制也并非完全靠主观自觉而是带有极大的外在性和强制性, 因而具有某种法律意味。在孟子思想中,礼的精神实质是尊敬, 其作用和价值是使仁和义等道德观念以差等的原则和形式表现出来: “仁之实, 事亲是也; 义之实, 从兄是也。智之实, 知斯二者弗去是也; 礼之实, 节文斯二者是也。” (《孟子·离娄上》)这就是说, 礼在孟子那里的外在性和强制性与在孔子那里一样不容置疑。孟子在仁政中提出的制民之产的井田制和“或劳心, 或劳力”的社会分工等, 更加突出了礼所蕴涵的法律的强制意义。先秦儒家之礼的强制性和法的内涵被荀子发挥得淋漓尽致, 他对礼的起源、作用和原则的阐释无不流露出礼的强制性, 不仅尚礼与隆法对举, 而且有礼法合一之势。正因为如此, 后人对荀子的身份归属———究竟是儒家还是法家争论不休。其实, 这恰好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儒家之礼的强制性以及礼乐教化的法的内涵。
秦后之德治与法治融合 “德主刑辅”思想在封建专制制度历史条件下，人治大于法治，这就造成了客观上道德的地位高于法律。“德主刑辅”思想反映了封建社会中法律与道德各自的客观地位，又便利于当权者打着“圣人之道”的旗帜进行统治，因而受到历代统治者的尊崇。 法礼合一，明确规定“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唐律疏议》卷一《名例》。）、把儒家伦理学说确定为立法、司法的指导思想。其二，法律必须“一准乎礼”，符合封建礼教和道德的要求。其三，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道德规范几乎都上升为法律，实现了伦理道德的法律化。法律对于违背道德的行为处以刑罚。其四，涉及封建伦理关系的犯罪与一般犯罪区别对待。 三国时魏国著名思想家阮籍认为：“刑教一体，礼乐外内也。刑弛则教不独行，礼废则乐无所立。” （《阮嗣宗集·乐论》）强调法律和道德都是维护国家和社会秩序的手段，只有二者并用才能达到治国的目的。
儒家伦理学说在刑事立法上的作用：
对于封建法律的儒家化过程，瞿同祖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中有一段精彩的概述：“儒家以礼入法的企图在汉代已开始。虽因受条文的拘束，只能在解释法律及应用经义决狱方面努力，但儒家化运动的成为风气，日益根深蒂固，实胚胎蕴酿于此时，时机早已成熟，所以曹魏一旦制律，儒家化的法律便应运而生。自魏而后历晋及北魏、北齐皆可说系此一运动的连续。前一朝法律的儒家因素多为后一朝所吸收，而每一朝又加入若干新的儒家因素，所以内容愈富而体系亦愈益精密。……隋、唐采用后便成为中国法律的正统。”
各封建王朝在立法过程中，既坚决地贯彻了儒家伦理的基本原则，从立法必须符合伦理道德这一基本要求出发，同时，又根据时局的发展变化，以修律、编敕、编例等形式对前代或当朝的法律尚不完善的地方加以补充或修改.极大地严密了法网，强化了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和家族主义统治。
汉代时董仲舒提出的“德主刑辅”主张，受到朝廷的推崇，成为封建刑事立法的指导思想。其倡导的“春秋决狱”，实际上是一场封建司法和立法的儒家化运动。“春秋决狱”的基本精神是依据儒家经典，按照“原心论罪”的原则定罪量刑。这一做法得到了最高统治集团的认可，这标志着当时的统治者已开始自觉地推进法律儒家化的进程。
各封建王朝特别是曹魏至隋唐各代，注意总结前代的立法经验的同时，并根据实际需要相继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具体立法原则，这对于促进封建伦理道德的法律化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一期间提出的“失礼则入刑”(《汉书·陈宠传》)的立法思想指导下，违犯封建礼教和道德规范的行为被列为刑罚的制裁对象。为了以法律推行道德教化，几乎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道德规范都被上升为法律规范。如臣下对君主的不忠、不敬；子女对父母的不孝；上属对长官、妻妾对丈夫的不顺不从；朋友间的不信不义；家族内的不睦等等，几乎无遗漏地被写进了法律。如曹魏时，依照“尊尊、贵贵、亲亲”的封建伦理原则，首创了以“八议”入律。晋时，还从贯彻“尊卑、长幼、亲疏有别”的封建伦理原则出发，制定了依服制定刑罚的新例。所谓服制，即依血缘关系，把亲属按内外亲和身份尊卑划为五个等级，内亲亲而外亲疏，直系亲属亲而旁系血亲疏。在尊长中，以直系尊亲属、特别是父和夫为最尊，祖父母与父母同；然后依次是期亲尊长（旁系血亲中的父系亲属和外亲中的外祖父母）、大功尊长（祖父系亲属）、小功尊长（曾祖系亲属及外亲中的姨舅）、缌麻尊长（高祖系亲属及外亲中的两姨姑舅表兄弟）。亲属间犯罪，因亲等尊等不同，处刑也各异。这样，律典中涉及亲属犯罪的所有条文也就伦理化了。北齐时，为了强调贯彻“忠君”、“孝亲”原则，加重对不臣、不孝和严重的不道、不义、不睦罪的惩罚，特将“十恶”列为“名例”之首。犯“十恶”者，一律施以重刑，罪在不赦.
历代律典都把维护君臣伦理关系作为首要任务，从各个方面对保障君主的尊严、人身安全、权力不可侵犯作了严密的规定.。维护君主的尊严和至高无上的权力，涉及到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因此，“忠君” 并被冠于“三纲”之首。由于“忠君”不只是简单的道德问题，而且首先是属于政治问题，故儒家礼教把君臣界限视为第一大限，强调“正君之位”，“明君臣之义”。臣民严重危害国家安危的行为，如“谋反”（谓谋危社稷）、“谋大逆”（谓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谋叛”（谓谋背本国，潜从他国）和对君主的“大不敬”，被作为欺君大罪，列为“十恶”之首，处以最严厉的刑罚。
封建国家的统治者非常重视“孝亲”道德规范的实施，历来把家与国、忠与孝联系在一起，认为孝是忠的缩小，忠是孝的扩大。正由于如此，历代刑事立法，从刑名、科刑等方面都注重体现“亲亲之义”，对违背“孝亲”行为的处罚作了详细的严格的规定。对亲属间相犯作了许多特殊的规定。把“恶逆”、“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等严重败坏人伦的亲属间相犯的行为，列为“十恶”，重加惩处，会赦不原。 同是斗殴罪，但若所殴者为祖父母、父母，则要科以“恶逆”重罪。十恶中还专门列有“不孝”罪，并对其内容作了具体规定，违者都要被斥为“恶逆”之徒，治以重罪。
可见，儒家伦理学对中国封建法治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推动减免肉刑，创立录囚制度，对减少冤假错案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推行殷恤老幼残疾的原则。另一方面，它又维护封建等级特权、罪刑不一的刑罚制度，推行贵族官僚减免原则。而不同朝代，即使同个朝代在不同的时期，其作用也有不同。一般由开明的帝王执政时期或是朝代初期，对人民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尽量轻减赋税徭役，并大力宽省刑法。如汉初出现的“文景之治”，如唐太宗时的“贞观之治”。相反，在朝代末期或昏庸君主执政期，儒家伦理学说成为统治阶级控制镇压人民的工具，且封建社会的绝大部份时期都处在这种状态。

J. 中国历史上依法治理的思想源于先秦儒家

春秋时期，齐国管仲是早期法家的代表人物，主张:“治国使众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

张晋藩先生曾撰书称，管仲是提出以法治国的第一人。



《管子校注·明法解第四十六》说:“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

以法治国，是国家管理经验的高度概括，也是法家法治思想的升华。

管仲对以法治国的作用表现出了极大的信心，认为实行以法治国可以有效地统一政令，无论施政、威下，都不过是“举措而已”。

管仲以法治国方案的提出，是春秋大变动的时代产物，也是法家在总结治国理政经验基础上的新思路、新方案的集中体现。

春秋时期，由于生产工具的进步，带动了生产关系的变化，原有的土地国有制度逐渐为新开垦的私田所取代。生产关系的变化也使得整个上层建筑都发生了剧变，曾经天下共主的周王室衰微了，“诸侯不朝，王命不行”，列国之间纂弑不绝。

孟子曰:“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周初设计的维护等级秩序的礼制受到破坏，诸侯之间僭号称王、僭号称公层出不穷。

在不断发生的大侵小、众暴寡的战争中，一些国家被兼并了。如，周初分封时，姬姓之国五十有五，至春秋末年，见于年表者仅鲁、蔡、曹、卫、晋、郑、齐、楚、宋、杞、陈、吴、邾、莒、许、小邾等十余国而已。


拥有实力的诸侯国纷起争雄称霸，先是齐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其后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相继称霸。在礼乐失序的社会剧烈变动面前，儒、墨、道、法各派的思想家都在思考着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如何控制局面，重新营造理想的国家治理环境。

儒家创始人孔子怀念周初的礼乐文化，提出“克己复礼为仁”。而此时的“仁”，已经由“仁者爱人”发展为仁政、徳政的政治理想，通过“为政以德”，达到“天下归仁”的终极目标。

与儒学并称“显学”的法家学派提出法治理论，其主要内容是:建立以法为治的国家制度，由国家制定成文法，设置于官府，公之于百姓；君主以法作为管理国家、控驭臣僚百姓的手段；实行重刑主义，以刑辅政，以刑去刑；通过贵贱上下皆从法，实现立公废私的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