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质法治戴雪

发布时间: 2022-06-17 05:29:27

❶ 急求《小论法治的基本原则》论文一篇

一、法治理论的历史演变
“法治”在《牛津法律大辞典》被看作“一个无比重要的、但未被定义，也不能随便就定义的概念”。“它意指所有的权威机构、立法、行政、司法及其它机构都要服从于某些原则。这些原则一般被看作表达了法律的各种特性。如：正义的基础原则、道德原则、公平和合理诉讼程序的观念，它含有对个人的至高无上的价值观念和尊严的尊重。”“在任何法律制度中，法治的内容是：对立法权的限制：反对滥用行政权力的保护措施：获得法律的忠告、帮助和保护的大量的平等的机会；对个人和团体各种权利和自由的正当保护；以及在法律目前人人平等……它不是强调政府要维护和执行法律及秩序，而是说政府本身要服从法律制度；而不能不顾法律或重新制定适应本身利益的法律。”
《布莱克法律辞典》对“法治”的解释是：“法治是由最高权威认可颁布的并且通常以准则或逻辑命题形式表现出来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法律原则。”“法治有时被称为法律的最高原则，它要求法官制定判决（决定）时，只能依据现有的原则或法律而不得受随意性的干扰或阻碍。”
德国《布洛克嚎斯网络全书》第15卷认为："法治国家的要素有如下内容：颁布在法律上限制国家权力（尤其是通过分权）的成文宪法；用基本法规来保障各种不容侵犯的民众权利；法院从法律上保护公民的公共与私人权利不受国家权力的干涉；在因征用、为公献身及渎职而造成损失的情况下，国家有赔偿的义务：法院独立，保障法官的法律地位，局长刑法有追溯效力，最后是行政机关的依法办事原则。"
我们认为关于法治的基本理念是强调平等，反对特权，注重公民权利的保障，反对政府滥用权利。由此，法治应有几个最基本的特征：第一，法治不只是一种制度化模式或社会组织模式，而且也是一种理性精神和文化意识。第二，法治作为特定社会人类的一种基本追求和向往，构成了工业化和民主化的秩序基础。第三，法治的最重要的含义，就是法律在最高的终极的意义上具有规限和裁决人们行为的力量，法律既是公民行为的最终导向，也是司法活动的唯一准绳。
现代意义的法治始源于西方，最早可追溯自古希腊。古希腊人把尊重法律和自由并论为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城邦生活的和谐（“善”）的两个基本政治准则，主张自由就是人只受法律约束，法律比人还要有权力。毕达格拉斯最早提出“人治不如法治”之说。古希腊伟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其代表作《政治学》中明确主张：法律是有道德的文明的生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导致城邦“善”的一个条件。在此基础上，他认为法治的基本要素在于“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有应该是本身制定得良好的法律。1他认为法治优越于人治，他说：“凡是不凭感情治事的统治者总是比凭感情治事的人们优良，法律正是没有感情的。”因此，“谁说应该由法律来遂行其统治，这就有如说，惟独神祗和理智可以行使统治；至于谁说应该让一个个人来统治，这就是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2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理论对西方法治传统产生过久远深刻的影响。
罗马人的法治观直接导源于希腊文明，他们不善于思辩，但却精于行动，辉煌的罗马法成为罗马人高耸的纪念碑。西塞罗所谓的“我们是法律的仆人，以便我们可以获得自由”成为一句不朽的名言。
近代意义的法治理论是由英国的哈林顿、洛克、戴雪，法国的卢梭、孟德斯鸠和德国的康德、黑格尔以及美国的潘恩、杰弗逊共同丰富发展的。这其中如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人都是从自然法的角度，明确或者隐含地论及法治的思想。但戴雪则是系统地提出并阐释了法治的含义，这就是学界所熟悉的法治三原则：“除非明确违反国家一般法院以惯常方式所确立的法律，任何人不受惩罚，其人身或财产不受侵害”；“任何人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且所有人，不论地位条件如何，都要服从国家一般法律，服从一般法院的审判管辖权”；“个人的权利以一般法院提起的特定案件决定之”。3 戴雪的法治三原则对于反对封建特权，保护公民权利和自由具有重要价值，因而对西方乃至非西方国家的法治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重大影响。4
现代西方的法治理论则循由两个路径发展：一个路径是继续形式主义法治理论的发展传统，另一种则是企图修补形式主义法治缺陷的实质主义法治理论。前者以英国学者拉兹和美国学者富勒为代表。拉兹认为，法治的字面含义是“法的统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法治是指“人们应该服从法律并受法律的统治”但是在政治和法律理论中，法治应作狭义之理解。即“政府应受法律统治并服从法律。”法治意味着政府的全部行为必须有法律依据，并且能给人们的行为提供有效的指引。拉兹还提出了法治八项原则：（1）法不溯及既往，应公开明确；（2）法律应相对稳定；（3）特别法的制定应受公开、稳定、明确的一般规则指导；（4）保障司法独立；（5）遵守自然正义原则：公开审理、不得以偏见司法；（6）法院应对于其它原则的执行握有审查权，即审查议会和行政立法等；（7）法院应易于接近：省时省钱；（8）预防犯罪的机构在行使裁量权时不得滥用法律。5富勒在论证法的道德基础时，也提出了法治的八项原则。6一般认为富勒尽管关注法的道德性，但他主张的法治原则"并不是道德性质的"，而实际上不过还是一种形式法治。后者（既实质法治）开始于德国学者韦伯对资本主义法律合理性的探讨。自韦伯之后，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纽曼继续了对形式法治转向实质法治的观察，并将韦伯关于现代法发展会出现反形式主义的预见向前推进了一大步。720世纪5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心实质法治问题。1959年印度德里法学家大会所通过的《德里宣言》就包括实质法治价值取向。如在其关于法治三原则的主张中，第一条就明确提出"法治不仅要保障和促进个人的公民与政治权利，且应确保个人合法期望与尊严得以实现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美国学者德沃金作为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虽然没有专门论述法治问题，但从他关于权利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形式法治的明确挑战：他主张道德权利，强调个人可以"良心拒绝"和"非暴力反抗"国家不正义的法律；他反对孤立的形式平等，主张给予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和个人以更多保护；他要求捍卫体现"公平、正义"要求的法律原则等等，都含有明显的实质法治的精神。8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也有过法治与人治之争，但在内容上与古希腊的法治大相径庭，从发生学的意义而言，中国古代法家的主张也并演绎出近代和现代的法治理论。从一定意义而言，现代中国的法治理论只是西风东渐的结果。

❷ 法治的含义是什么

法治是指以民主为前提和基础，以严格依法办事为核心，以制约权力为关键的社会管理机制、社会活动方式和社会秩序状态。

法治的优越性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而这种优越性主要体现在：

第一，法治社会的法律作为成文的衡量是非对错的标准，由于没有特别针对某一部分人群，所以具有普遍适用性；

第二由于条文明确规范，所以能够约束社会每个人和每个全体的行为；

第三法律不随时间或者具体应用情况而改变，这些保证了法律的公正性和权威；

第四法治社会的法律出发点为保证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这位法律制定的本身提供了正当性。而对于以上的每一条，人治社会都无法给予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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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与法治的区别和联系

法制和法治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不容混淆。法制指法律和制度，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与司法等领域的各类法律规范及其制度。

任何一个政权要维持正常的国家机构的运作与社会秩序的稳定，都必须用法制规范人们的行为，调整不同利益群体和个人的利益。法治则意味着不仅要有完备的法律体系和制度，而且要求树立法律的权威，以此保障社会主体认真对待和遵从法律，切实依照法律治理国家。

从另一个方面看，法制存在于各种政体之中，有国家就必然有维护国家秩序的法律和制度，而法治的实践只会存在于民主与共和的政体之中。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

1、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属于制度的范畴，是一种实际存在的东西；而法治是法律统治的简称，是一种治国原则和方法，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是对法制这种实际存在东西的完善和改造。

2、法制的产生和发展与所有国家直接相联系，在任何国家都存在法制；而法治的产生和发展却不与所有国家直接相联系，只在民主制国家才存在法治。

3、法制的基本要求是各项工作都法律化、制度化，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而法治的基本要求是严格依法办事，法律在各种社会调整措施中具有至上性、权威性和强制性，不是当权者的任性。

4、实行法制的主要标志，是一个国家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到法律监督等方面，都有比较完备的法律和制度；而实行法治的主要标志，是一个国家的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包括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内，都严格遵守法律和依法办事。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法治

❸ 什么是实质法治，什么是形式法治回答内容全面论述题

形式法治就是要求统治者以建立法律为法治内容的核心。

实质法治就是要求统内治者在法治框架容内必须允许人民对法律内容进行评价。

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法治，都旨在建立一种理性的法律秩序。两者都区别于依靠明君或先知才能的人治和借助宗教的“神治”以及尊奉道德的德治等治略。但两者在价值取向上有明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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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实际上包含了许多层面的含义，它是指一种治国的方略、社会调控方式，法治是与人治相对立的一种治国方略。法治强调以法治国、法律至上，法律具有最高的地位。

亚里士多德就明确提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法治还是指一种法律价值、法律精神，一种社会理想，指通过这种治国的方式、原则和制度的实现而形成的一种社会状态。

实质意义的法治强调“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的价值、原则和精神。

❹ 论中国法治主导思维是辩证还是逻辑

自从国人认识到中国必须走法治之路开始，关于中国法治之路该如何走一直存在种种议论和争论。纵观这些议论和争论，大致可分两个方向的探索，一个是在法律之外寻求实现法治的道路，另一个则是从法律本身的角度出发探索中国的法治道路。然而无论是从法律之内还是法律之外探讨法治的实现之路，都需要依托于一定的思维。本文试图从思维的领域出发，着重分析论证中国法治的主导思维是辩证还是逻辑，以期能服务于中国法治的实践。 [关键词]：法治法律思维辩证思维逻辑思维随着学界对于法治问题探讨的不断深入，当下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法治问题不仅仅是由制度及规范所生成的，还包括与制度规范并存的法律思维。” 如郑成良教授所言：“法治实质上是一种思维方式。” 他还进一步阐述道：“法治固然取决于一系列复杂的条件，然而就其最直接的条件而言，必须存在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思想方式，即只有当人们能够自觉地而不是被动地、经常地而不是偶然地按照法治的理念来思考问题时，才会有与法治理念相一致的普遍行为方式。” 然而，这种服务于法治的法律思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思维，虽然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应当主要是一种逻辑的思维，但其并不具有绝对的主导性。这主要是由于受到我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作用，以及共和国建国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思维灌输的惯性作用，对这种逻辑思维的认识的不足，此外就是受到西方后现代思潮对于传统逻辑的批判的影响，使得一部分人自觉或不自觉的对这种逻辑思维主导的论断产生了怀疑，有人甚至提出了辩证思维是中国法治的主导思维的谬论。本文则是针对这种现状在理清法治、法律思维、逻辑思维、辩证思维的概念的基础上，着重分析和论证逻辑思维与法治的关系以及辩证思维与法治的关系，最终得出法治的主导思维为逻辑的结论。一、概念界定概念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对于客观事物的本质和特征，在运用抽象思维进行抽象概括的基础上形成的方便人们进行交流的一种工具或符号。由于人的不同，人的认识能力和抽象思维是存在差异的，这就导致人们对于同一事物的概念界定也是有所不同的。因此，对于本问题的有关概念的界定，将既有利于文章对于问题的深入分析与论证又及方便人们对于本文所论述内容的理解和交流。（一）法治关于法治概念的界定，我们可以看到法治的概念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和丰富的过程，在其发展过程中常常受到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对于法治的定义是有所不同的。例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政治学》将法治定义为：法得到普遍遵守与良法。英国法学家戴雪则将法治定义为：第一，法律具有超越也包括政府的广泛裁量权在内的任何专制权力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第二，任何公民都必须服从在一般法院里实施的国家一般法律；第三，权力不是建立在抽象的宪法性文件上，而是建立在法院的实际判决上。但是不管法治的定义如何发展与演变，学者们以何种形式的修辞来阐释，法治的基本特征“法律至上”、法治的核心价值“权力制约”和“保障自由”等内容是无法改变的。“法律至上”是古典和现代法治所共有的基本原则，是一种制度形态和法律精神。它意味着在观念上法律权威、地位高于一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制约”是法治核心价值之一，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各国的法治发展来看，法治国家的政治基础，一是民主政体，二是国家权力利的合理配置。根据孟德斯鸠的观点，实施法治的根本所在就是要解决国家权力配置的问题。国家权力配置的问题是法治的核心问题，国家权力配置包括国家权力的合理分工和有效制约。而“保障自由”也是法治核心价值之一，自由是公民的基本人权，公民只有真正地享有了自由权才有可能去实现其他权利。因此，“保障自由”是法治社会极为重要的价值理念。基于此同时结合到我国的国情，笔者认为可以法治定义为以法律至上为基本理念的，以权利合理配置为基础的，以保障自由等基本人权为目标的，依良法的普遍实行为手段，社会管理方式。（二）法律思维学界比较关注法律思维的研究，而这方面的成果也较为丰富，表现在法律思维的定义上，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法律思维的定义有很多。从总体来说，对于何谓法律思维，人们大体有以下几种认识： 1、法律思维是通过人的大脑(神经系统)，对法律现象的反映、认识和思考。如李淑英指出：思维是人的大脑对存在的认识和思考。法律思维则是通过人的大脑(神经系统)，对法律现象的反映、认识和思考。 2、法律思维是法律职业者(法律职业共同体)运用法律知识对法律问题进行分析、判断并得出结论的过程。如周晓春、李保甫、郭儒村等都是在这种意义上界定或使用法律思维的。周晓春指出，所谓职业法律思维，是指运用法律基础理论、专业术语、专业逻辑分析、判断问题的认识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周文限制了法律思维的主体，即不再将法律思维做泛主体化的界定，而只是局限于法律职业共同体。 3、从法律思维的功能角度对法律思维加以界定，即将法律思维界定为实现法治的方法。如丛涛，曹洁。法律思维是将法律、事实、方法等整合运用以实现法治的最佳步骤或方法。 4、从法律思维方式的角度界定法律思维，如郑成良、陈金钊等。郑成良是国内比较早研究法律思维问题的学者之一，他认为，法治就是一种思维方式，“所谓法律思维方式，就是按照法律的逻辑(包括法律的规范、原则和精神)来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他认为法律思维应当“围绕着合法与非法来思考和判断一切有争议的行为、主张、利益和关系”。 5、从法律思维方式和法律思维方法相结合的角度来定义法律思维。如堪洪果即是从这一角度认识法律思维的。“法律思维，系指生活于法律制度架构之下的人们对于法律的认识态度，以及从法律的立场出发，人们思考和认识社会的方式，还包括在这一过程中，人们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 “当法律思维作为思维方式，它的一端便连接着法律的形而上层面，联系着法律和法律人的文化内蕴、品格和精神需求；当法律思维作为思维方法时，它的另一端连接着法律的形而下层面，它在对解释、推理、论证等法律方法的探索中使法律参见周晓春：《法官职业法律思维:经脸组法官向知识型法官过度的桥梁》，载《中国律师》2000年第12 法律思维应当包括法律思维方式和法律思维方法两个方面。法律思维是对法律思维方式和法律思维方法的融合，而不是沟通二者的桥梁。“法律思维是主体融会法律思维方式和法律思维方法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同时也是对法律的再认识和再把握的过程。其中，法律思维方式表现为法律思维的视角、立场、模式以及思维的习惯和传统等，其决定着思维展开的方向，法律思维方法则是主体解决法律问题所应用的工具，其主要有两个层面，即作为思维过程的操作方法，如刑法中的定罪量刑等方法和作为理论工具的方法，如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论证和价值衡量等方法。”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范春莹关于法律思维的界定较为恰当。法律思维首先应该是一种思维方式，具有所有思维方式所共有的属性同时又具有其特殊性，即法律性，表现为法律思维的视角、立场、模式以及思维的习惯和传统等，其决定着思维展开的方向；其次它应该是一种思维方法，这里主要是指的是其作为方法对人处理法律问题的有用性，主要是作为思维过程的操作方法如刑法中的定罪量刑等方法和作为理论工具的方法，如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论证和价值衡量等方法。（三）逻辑思维从字面意思来看逻辑思维是由逻辑和思维两个词组合形成，思维是这一概念的本质属性，而逻辑则体现了这一概念所独有的特性。因此要想弄清楚什么是逻辑思维，首先就得明白什么是逻辑。关于逻辑的定义有很多，词典上将逻辑定义为人的一种抽象思维，是人通过概念、判断、推理、论证来理解和区分客观世界思维过程。美国学者约翰杜威从逻辑发展的角度出发，认为逻辑是人们对于所有方法的长期实践过程逐渐形成的对于正确的方法的自然选择和进行理性研究基础上形成的一门学问。认为逻辑是人们思维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是一种人们最常用的一种方法。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结论的得出都必须借助于逻辑的方法。从法律思维三个关键的领域：法律的获取、判决的证成、概念和体系的建构，该学者推出了法律中的逻辑必然要经过三个不同阶段三种不同意义上的推论，即：事实推理、法律推理、判决推理。综上所述并结合到上文对于法律思维的界定，笔者认为逻辑思维是一种人通过综合运用各种抽象思维的方法，来达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目的思维过程。它主要有两个特征，首先它是一种思维，是人通过大脑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或改造的过程；其次它需要综合运用各种抽象思维的方法（例如概念、判断、推理、论证等），从而使人在思维过程中形成一定的结论。（四）辩证思维恩格斯认为：“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而已。” 龚家淮分别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两个方面出发将“辩证思维定义为：辩证思维是对客观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及其运动变化的反映。辩证思维对事物的反映是主动的、有目的的，并且具有预见性和创造性。” 和“辩证思思维定义为：辩证思维是人类认识并且改造客观世界的思维。” 笔者认为辩证思维是以辩证证法为基础的一种思维，因此辩证思维具有辩证法所具有的基本内容即联系、矛盾、运动、变化、发展。而辩证思维最基本的特点是将研究的对象看作一个整体，从其内在矛盾的运动、范春莹：《法律思维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10 月，第24 参见[美]约翰杜威：《逻辑方法与法律》孙新强译，载《人大法律评论》2011年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43 变化及各方面的相互联系中进行考察，以便从本质上系统地、完整地认识对象。此外辩证思维还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经验的归纳总结而形成的一种普遍的规律的结合体，它自身具有一致性和循环性。笔者认为从辩证思维的特性来看其更倾向于指导人们全面的、系统的认识事物，而对于人们该如何地去改造客观事物的作用在实践中，往往表现的不如逻辑思维那么明显和直接。二、法治与辩证思维、逻辑思维在上文对于法治和辩证思维概念的准确界定的基础上，下文将着重分析论证法治与辩证思维的关系以及法治与逻辑思维的关系。在这个部分笔者将主要以下四个问题入手，分析和论证法治与辩证思维、逻辑思维的关系。一是辩证思维和逻辑思维是否是一种法律思维？二是辩证思维和逻辑思维哪一种是当下中国法治的主导思维？（一）辩证思维和逻辑思维是否是一种法律思维法律思维是对于法治实现的意义不言而喻，因此要论证一种思维，是否是服务于法治的思维以及是否为法治的主导思维，首先需要论证的是它是否是一种法律思维。在这一点上笔者试图从概念界定的角度出发进行论证，结合到上文对于辩证思维和法律思维的定义来看。辩证思维是一种以辩证法为基础的思维，它包涵着辩证法所具有的基本内容即联系、矛盾、运动、变化、发展。而这也决定了辩证思维所具有的特性：相对性、运动性、主观性。这与法律思维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特性即法律性：绝对性、稳定性、客观性，是相违背。在绝对性上，服务于法治的法律思维要求人们在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坚持法律的绝对权威；而辩证思维所主张的事物是矛盾中的事物，事物处在一定的矛盾体系中，这个体系包括事物内部的矛盾的主次方面，事物外部的主次矛盾，因而事物并不存在绝对性，而是相对的。这于服务于法治的法律思维所倡导的法律至上，法律的绝对权威等绝对性正好是相矛盾的。在稳定性上，法律思维首先以法律规则的稳定性为前提进行分析论证，大致能得出一个稳定的预期，这就满足人们心理和理性的需要同时也节约了社会成本，从而达到了法治所追求的目标和价值，并使法治得以巩固和发展；然而辩证思维所倡导的是，事物是运动的事物，事物的运行性是绝对的，而静止则只是运动的一种特例，这种运动性的辩证思维，将无法满足人们对于法律的稳定性的需要，对于法治的实现更是一种阻碍。在客观性上，法律思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是一种通过综合运用固有的抽象思维的方法在已有的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推理和论证最终得出一个相对客观的结论，具有较强的客观性；而辩证思维，虽然其倡导者将其定义为人类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思维，事实上由于缺乏客观的方法使得这种思维具有很强的主观性，而有这种思维所得的结论也是具有很强的主观性，这与法律思维的客观性是相违背的，这与法治对于结果的客观性的追求也是相违背的。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辩证思维不是一种法律思维。逻辑思维是一种人通过综合运用各种抽象思维的方法，来达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目的思维过程。逻辑思维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从纵向上看，自法律和法学诞生之日起，其就被广泛的适用于前者的思维领域，可以说逻辑是法律能运作以及法学能成为一门学科的根本。虽然霍姆斯认为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不是逻辑，从字面上的意思来看逻辑似乎对于法律并不是最重要的，但这完全是一种缺乏语境和背景的曲解，霍姆斯说这话主要是对传统僵化三段论的逻辑模式的一种批判，而这并不是对于逻辑思维的批判，根不能否定逻辑思维对于法律的重要性。从横向上看，学者们在对法律思维进行定义时总是要在定义中明示或暗示的加上逻辑的字眼或逻辑的方法等，这也证明逻辑思维对于法律和法律思维的重要性，两者在概念上是难以分开的。而当法律思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来界定是，我们可以看见这种思维方法与逻辑思维的方法是基本一致的，只是在前面加上了法律最为定缀对此加以限定。而从功能的角度来看，逻辑思维的方法，具有立法的促进功能，即通过对于客观事实的抽象形成满足于法律的要求的概念，从而促进法律发展；具有司法的适用功能，孟子说“徒不能自行”，这句话的原意是想强调人在法律适用中的重要性，其实更确切的讲，人的重要性体现在他能运用逻辑思维的方法，通过对具体的案件事实的梳理，对已有法律的发现，并将发现的法律与具体的案件进行客观的推理和论证得出一个合法合理的司法结论，全过程都体现也都需要人对于逻辑思维的运用。因此，笔者认为逻辑思维是一种法律思维而且也是唯一满足法治要求的法律思维。（二）辩证思维和逻辑思维哪一种是当下中国法治的主导思维虽然在上文中已经论述了辩证思维不是一种法律思维，更不可能满足法治发展的需要。而逻辑思维则是唯一的法治的主导思维。但是在当下的中国社会的现实中是这样的吗？是不是存在应然与实然的悖论呢？而当下中国法治进程的主导思维究竟是逻辑还是辩证呢？笔者认为这的需要从主体入手即从推动法治的力量入手进行分析。从大的方向上我们可以将中国法治的推动主体划分为官方、民间、法律人这样的三个主体。事实上这三个主体的界定是存在一定问题和漏洞，但是这里为了方便我们的讨论，假定三个主体中的个体所持的观点都是一致的，三个主体中的个体所持的观点长期内不可能改变。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官方推进法治的主导思维是政治思维，即具有很强的命令与服从的色彩，又具有运动式的色彩，此外，比较关注行为的的效率与效益，对于程序具有很强的排斥性，最后应该是中国所独有的具有很强的政党性；而法律人推进法治的主导思维主要是以逻辑思维为主导的法律思维，即在思维主要依靠严密的逻辑的思维，在方法上综合运用各种逻辑的方法，既具有严密性、客观性的色彩，同时又抱有一定的浪漫主义、完美主义的追求；最后是民间主体的思维，民间主体的思维本身具有很强的矛盾冲突，主要是当下中国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思维也处在一个转型时期，笔者认为民间思维主要是介之于官方思维与法律人思维之间，缺乏其独特性，如果其有独特性就是其内在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决定主导思维的主要是主体的力量和实力占优势一方的思维。通过各方力量和实力的对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下在中国的三个主体中最有实力的是官方，而且这种实力差距非常的明显。即官方处于中国社会的力量的绝对中心，其他两个主体根本无法与之抗衡。因此，中国当下中国社会法治的主导思维实际上政治思维。现实中各种与这种思维相违背的思维，都会受到这种思维的打压，而这种思维在法治的实践中享有绝对的话语权。而所谓的辩证思维不过是这种思维用来打压逻辑思维的一种工具而已，而逻辑思维也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上成为一种应然的中国法治主导思维。三、结论从上文的论证来看，我们可以得出，法治的主导思维应该也必须是逻辑思维。但是这一点在当下我国社会中表现的并不那么明显，主要是受到来自传统思维的挑战如辩证思维以及极为强势的政治思维的打压。正如陈金钊老师所言“我们传统文化的整体性不是很重视逻辑分析，混沌、整体、辩证地看问题是我们思维的特点。正是因为整体性思维忽视形式逻辑，使得与法治相适应的思维方式难以在全民中形成，这成了我们进入法治时代的一个障碍性因而法治建设需要的是一种以逻辑为主导的法律思维，逻辑思维是法律思维的基础，离开演绎推理、类比推理等方法法治将寸步难行。“对于我们这个不重视逻辑的民族来说，对逻辑绝对化的批判对我们没有现实意义。” 而为了推进我国法治建设和进程，我们需要做的是运用逻辑规则来保障法律意义的固定性，以便给人们以可靠的预期，重塑法律的权威。此外我们应该明确的是：法治觉不是一个朝夕之间就能实现的目标，而是一个渐进式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在法制实践中坚持运用逻辑思维来指导和帮助我国的立法、司法、执首先是三个主体的称为的不恰当，应该是三个群体更好，其次是每个群体中的各个个体不一定都持着一种思维，再次是忽略了群体中个体的思维具有可塑性，是可以事实上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法工作，尽量减少来自政治思维和传统思维的干扰，在点滴的积累中逐渐实现我国的法治。

❺ 戴雪的成就及荣誉

在《英宪精义》中，戴雪的主要贡献有二：其一，确定了宪法学者的职责和宪法的概念；其二，把英国当时的宪法原则归纳为三项：议会主权，法治原则，宪法法律和宪法惯例并重。在议会主权原则部分，戴雪提出了政治主权和法律主权的划分，在主权学说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脚印。戴雪对法治原则的论述，也早就成为法治理论的经典。
戴雪用朴素的语言，机智地把法律原则列于三个标题（议会主权、法治和宪法惯例）之下。文风之清晰和表述之简约，为戴雪赢得了海内外的广大读者。对学生来说，戴雪为如此模糊且混乱的英国宪法，绘画了确切和明白的轮廓；律师也藉它获得了讨论政治问题的法律语言。英国宪法依然是不成文的，但却在《英宪精义》里获得了成文的形式。藉此，美欧的同行也能轻易掌握英宪的实质。戴雪的愿望是让英国宪法从他的《英宪精义》中活现出来，他做到了这一点。很多律师也确实把《英宪精义》当作成文宪法，认定它和上院判决具有同等的约束力。法院在重大案件的判词中也时常引用这本书的某些论断。正是在这种意义上，Loughlin说戴雪是英国宪法的编纂者，堪称现代英国的Founding Father。这或许是法律学者最高的荣耀和成就。

❻ 小论法治的基本原则和意义

❼ 论中国法律思维现状

自从国人认识到中国必须走法治之路开始，关于中国法治之路该如何走一直存在种种议论和争论。纵观这些议论和争论，大致可分两个方向的探索，一个是在法律之外寻求实现法治的道路，另一个则是从法律本身的角度出发探索中国的法治道路。然而无论是从法律之内还是法律之外探讨法治的实现之路，都需要依托于一定的思维。
中国法治的主导思维是辩证还是逻辑，随着学界对于法治问题探讨的不断深入，当下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法治问题不仅仅是由制度及规范所生成的，还包括与制度规范并存的法律思维。” 如郑成良教授所言：“法治实质上是一种思维方式。” 他还进一步阐述道：“法治固然取决于一系列复杂的条件，然而就其最直接的条件而言，必须存在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思想方式，即只有当人们能够自觉地而不是被动地、经常地而不是偶然地按照法治的理念来思考问题时，才会有与法治理念相一致的普遍行为方式。” 然而，这种服务于法治的法律思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思维，虽然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应当主要是一种逻辑的思维，但其并不具有绝对的主导性。这主要是由于受到我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作用，以及共和国建国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思维灌输的惯性作用，对这种逻辑思维的认识的不足，此外就是受到西方后现代思潮对于传统逻辑的批判的影响，使得一部分人自觉或不自觉的对这种逻辑思维主导的论断产生了怀疑，有人甚至提出了辩证思维是中国法治的主导思维的谬论。
法治、法律思维、逻辑思维、辩证思维的概念的基础上，着重分析和论证逻辑思维与法治的关系以及辩证思维与法治的关系，最终得出法治的主导思维为逻辑的结论。
一、概念界定概念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对于客观事物的本质和特征，在运用抽象思维进行抽象概括的基础上形成的方便人们进行交流的一种工具或符号。由于人的不同，人的认识能力和抽象思维是存在差异的，这就导致人们对于同一事物的概念界定也是有所不同的。因此，对于本问题的有关概念的界定，将既有利于文章对于问题的深入分析与论证又及方便人们对于本文所论述内容的理解和交流。（一）法治关于法治概念的界定，我们可以看到法治的概念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和丰富的过程，在其发展过程中常常受到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对于法治的定义是有所不同的。例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政治学》将法治定义为：法得到普遍遵守与良法。英国法学家戴雪则将法治定义为：第一，法律具有超越也包括政府的广泛裁量权在内的任何专制权力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第二，任何公民都必须服从在一般法院里实施的国家一般法律；第三，权力不是建立在抽象的宪法性文件上，而是建立在法院的实际判决上。但是不管法治的定义如何发展与演变，学者们以何种形式的修辞来阐释，法治的基本特征“法律至上”、法治的核心价值“权力制约”和“保障自由”等内容是无法改变的。“法律至上”是古典和现代法治所共有的基本原则，是一种制度形态和法律精神。它意味着在观念上法律权威、地位高于一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制约”是法治核心价值之一，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各国的法治发展来看，法治国家的政治基础，一是民主政体，二是国家权力利的合理配置。根据孟德斯鸠的观点，实施法治的根本所在就是要解决国家权力配置的问题。国家权力配置的问题是法治的核心问题，国家权力配置包括国家权力的合理分工和有效制约。而“保障自由”也是法治核心价值之一，自由是公民的基本人权，公民只有真正地享有了自由权才有可能去实现其他权利。因此，“保障自由”是法治社会极为重要的价值理念。基于此同时结合到我国的国情，笔者认为可以法治定义为以法律至上为基本理念的，以权利合理配置为基础的，以保障自由等基本人权为目标的，依良法的普遍实行为手段，社会管理方式。
（二）法律思维学界比较关注法律思维的研究，而这方面的成果也较为丰富，表现在法律思维的定义上，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法律思维的定义有很多。从总体来说，对于何谓法律思维，人们大体有以下几种认识： 1、法律思维是通过人的大脑(神经系统)，对法律现象的反映、认识和思考。如李淑英指出：思维是人的大脑对存在的认识和思考。法律思维则是通过人的大脑(神经系统)，对法律现象的反映、认识和思考。 2、法律思维是法律职业者(法律职业共同体)运用法律知识对法律问题进行分析、判断并得出结论的过程。

❽ 近代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法治思想

在中世纪之后,西方国家开始进入近代的发展阶段。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过去曾经被半遮半掩地加以讨论的问题,这时已公开化。先从政治思想家对于法治问题的认识谈起。

首先是英国的洛克,因为他对于确定西方近代以来的政治法律思想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洛克的法治主张包括个别要求和一般原则两个方面。就个别要求而言,洛克在《政府论》中强烈主张国家的最高权力机———立法机关“应该以正式公布的既定的法律进行统治。”而所谓一般原则是指:“无论国家采取什么形式,统治者应该以正式的和被接受的法律,而不是以临时的命令和未定的决议来进行统治。” 除主张权力必须根据法律来行使之外,洛克还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他说:“这些法律不论贫富、不论权贵和庄稼人都一视同仁,并不因特殊情况而有出入。” 洛克在他的《政府论》中主要讨论了什么是政府权力以及它的限制等问题。在当时,英国的政治制度并没有权力分立的特点,它与其说是权力分立,不如说是不同权力的并存,而且还是一种不伦不类的并存。洛克的伟大贡献在于,他把这种混乱的、多种权力并存的政治现实概括为权力分立,从而使它获得了理论上的合理性。

在洛克之后,法国的孟德斯鸠也曾经研究过法治问题。与同时代的思想家相比,孟德斯鸠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法学家。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表现了丰富的法律知识,在他生活的时代,他可以说是最博学的法学家,而且他还提出了自己的法理学观念。事实上,他不仅提出了最广泛的法律定义：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而且还提出了自己的理解法律的方式,即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来理解法律。孟德斯鸠在分权制衡理论方面论述较为系统,且影响较大。首先,孟德斯鸠认为自由是是法律的重要精神之一,法律应可能地体现自由和保障自由。他在《论法的精神》中着重阐述了自由与法律的关系,并说明它已在英国的法律中建立起来了。孟德斯鸠认为,自由或是政治自由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那么,如何才能取得政治自由呢? 为此,他讨论了法律自由的关系,认为自由分为两种,一是哲学上的自由,二是政治上自由。他根据自己在英国的观察发现,政治自由不是人们追求道德的结果,而是精心组织的政治制度的产物。第二,与一些抽象论述自由价值的理论不同,他意识到了自由与政治体制密切关联。他精辟指出,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第三,在他看来, “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因为权力不受约束是可怕的,而法律的约束与人民的约束都远没有权力之间的约束来得更直接和更有效。第四,要保障政治自由,就必须实行三权分立,各司其职,任何一个机关都不能绝对凌驾于其他机关之上,独断专行,从而达致政府权力的动态平衡。

继孟德斯鸠之后的法国另一位著名思想家是卢梭。卢梭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于时代的其它思想家,但是,也有相同之处,即他也是明确主张法治的,并且把是否实行法治作为共和政体的惟一标志。他在《社会契约论》中就表示:“凡是实行法治的国家无论它的行政形式如何我都称之为共和国。” 卢梭的法治思想大致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立法和守法。就立法而言,卢梭特别强调法律自身的记录,它以“自由和平等”为自己的两大主要目标。就守法而言,在卢梭看来,遵守法律不是什么耻辱,而是公民的骄傲。他主张,任何人都不能摆脱法律的光荣束缚,而且这种束缚不仅仅是严厉的纯粹的限制,它还是温和而有益的约束,有益于人们追求善业。卢梭心目中所向往的是小国寡民的直接民主制。因而他极力反对分权主张,认为主权是不可分割的,分权则是对主权生命有机体的肢解。

在16 世纪至18 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家在探索具有正当性的社会秩序的过程中,提出了法治思想,但是他们并没有对法治的概念及其要素予以明确界定。自19 世纪中后期,才有学者开始系统论述法治的概念、原则、要素。他们所论述的法治,主要是民主形式法治。实践中,这种法治在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也成为主导的型式。

在19 世纪后期,英国法学家戴雪结合本国的宪政和法治实践,提出了法治三原则。它们是:“除非明确违反国家一般法院以惯常合法方式所确立的法律,任何人不受惩罚,其人身或财产不受侵害”;“任何人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且所有人,不论地位条件如何,都要服从国家一般法律,服从一般法院的审判管辖权”;“个人的权利以一般法院中提起的特定案件决定之”。与前人相比,他的认识似乎有这样一些特点:首先,他的法治观念完全是对英国当时法律的理论抽象。第二,他不再把法治看作是理想,而是当作事实,并视其为英格兰政治制度的特点。第三,他的法治观念主要包括个人与法律的关系。第四,英国宪法的原则来自于具体案件的司法判决,从而突出英国法律的特点是法官造法。戴雪的法治观念是从观念向制度转移的一个里程碑。但是戴雪的法治观念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他的法治观念仅仅基于英国的经验,不具有普遍性;其次,他虽然强调法律至上,但并没有考虑到“恶法”之治的可能性;最后,他所要保护自由仍然是消极自由;他强调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仍然是一种掩盖实际不平等的形式平等。

与戴雪同时期的德国学者们也对法治问题思考,经过几代人的长期努力,他们为世界贡献了“法治国” ——英语“法治”一词的德语表述。德国最著名的哲学家康德为法治国概念的产生准备了基础。在康德的政治思想中有三个要点: (1)国家与法律是密切联系有一起的。(2)国家与法律密切联系的关键在于它们都是人类理性的产物。(3) 国家与关系的核心是国家必须依法管理,国家的统治者依照法律的规定行使权力。在康德之后,德国思想家洪堡也曾经论述过国家权力与公民自由之间的关系。他坚持认为国家的目的不是积极地为公民的幸福创造条件,相反,国家的目的是消除罪恶。由于这两个思想家在理论上重新安排了国家权力、法律与自由之间关系,从而为后来法治观念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总之，西方近代西想家、政治家、法学家的理论解答了法治的诸多重要基础性问题，为现在法治理念和思想的丰富、完善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了如今法治理念理论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并指导了日后一系列法学思想的变革和发展。

❾ 英美法系国家为什么开始不承认行政法的存在

西方两大法系行政法基本原则之比较

行政法基本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基本问题之一，历来为中外学者所关注。但对什么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及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有哪些，西方各国的情况不尽相同，各学者也往往有不同的概括。在西方各国中，以法、德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和以英、美为代表的普通法系，被公认为是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大法系。这两大法系各具特点，对行政法基本原则的认识也有各自鲜明的特色。所以，这里主要以西方两大法系作为比较对象。通过对西方两大法系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深入比较，我们可以从中探寻其所遵循的普遍性规律，以为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大陆法系-以法、德为代表的分析

（一）法国：行政法治与均衡原则

法国素有“行政法母国”之誉，它最先从理念上承认行政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法国也是欧洲大陆法系国家中的典型代表，其行政法的产生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概言之，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为法国行政法的产生提供了政治、经济、思想准备，大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独立行政法院制度直接标志着法国行政法的产生，并使以法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之行政法院模式与英美法系之普通法院模式形成鲜明对比。正是伴随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出现的法治国思想和独立行政法院制度的发展，在法国逐步产生和形成了行政法治原则和均衡原则，这两个原则被认为是法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所谓行政法治原则，即政府行政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规定行政机关的组织、权限、手段、方式和违法的后果。行政法治，作为法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包含3项内容：第一，行政行为必须有法律依据。第二，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第三，行政机关必须以自己的行为来保证法律的实施。[1]

在法国，均衡原则（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是作为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而出现的，它是“二战”后，法国行政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逐渐强化的产物。但是，“均衡性”作为行政法院对于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司法监督或审查的原则，其含义目前仍没有一致的解释。大体说来，它是行政法院在行政机关具有自由裁量权或其他特殊情况下，在无法依据法律条文或其他原则对行政行为进行裁决的情况下，监督、审查、决定是否撤销一定行政行为的法律手段。它根据具体情况审查行政行为是否合理、行政决定是否适度，审查事实与法律适用是否一致。其根本要求是“合理均衡”。[2]

（二）德国：依法行政、比例与信赖保护原则

德国与法国并称为现代大陆法系的两大脊梁。法国在大陆法系中以民法的贡献最大，同时亦被誉为行政法的母国。但在公法学、特别是行政法学领域，后来居上的德国也形成了现代世界行政法体系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对各国行政法影响极大。[3]在德国，对行政法及其基本原则产生最重要影响的因素是法治国思想。法治国的思想发轫于德国，法治国理念孕育着依法行政原则。而且随着法治国思想在德国从形式意义法治原则到现代实质意义法治原则的发展变迁，行政法基本原则也在法治主义由机械走向机动，行政权由消极走向积极的历史背景下逐步发展并完善，即由作为形式主义的依法行政原则过渡到实质主义的比例、信赖保护原则。

依法行政原则是法治国成立的最基本要素，其涵义是指行政活动必须接受议会法律的规制，必须置于法院的司法控制之下；行政活动违法的，必须追究行政机关的法律责任。对依法行政原则的具体内容，不同学者有不同的分析。德国行政法学创始人奥托。麦耶尔（Otto Mayer）认为，依法行政原则包括以下三项原则：第一，法律的规范创造力原则，即行政机关所制定的行政法规范是法律创造的；第二，法律优位原则，即法律对行政具有支配性地位，行政作用不得与法律相抵触；第三，法律保留原则，即一切行政作用虽非必须全部从属于法律，但基本权利的限制必须由法律规定。 [4]多数学者则认为依法行政原则包括两项内容，即法律优位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principle of law reservation）。 [5]

比例原则，又称为均衡原则[6]或平衡原则[7]，是实质意义法治国原则的典范。它不但为现代条件下的干预行政提供了新的规范形式，而且有普遍的适用性。在行政法上，无论是制定普遍性规则的行政活动还是传统的行政行为，都应当接受该项原则的规范和制约，并以此判断它的合法性。[8]奥托。麦耶尔曾将比例原则誉为行政法中的“皇冠原则”。台湾学者陈新民教授认为，比例原则是拘束行政权力违法最有效的原则，其在行政法中的角色如同“诚信原则”在民法中的角色一样，二者均可称为相应部门法中的“帝王条款”。[9]一般认为比例原则是一个具有宪法位阶的法律原则，它滥觞于19世纪警察国家时期，渊源于“法治国家理念及基本人权之本质”，通过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逐步成为限制行政权的有效手段。它具体包括三个子原则：第一，行政措施对目的的适应性原则。即所采取的国家措施（普遍的或个案的）适应于它所追求的或者法律所规定的目的，不得偏离。第二，最小干预可能的必要性原则。如果以国家措施干预公民自由为实现公共利益所不可缺少，那么这种干预应当是最低限度的。公共权力对公民一般自由权利的干预，只应当发生于维护公共利益所必需的程度上。出于基本权利的性质，个人对于公共权力不必要的干预可以提出异议进行抵抗。第三，禁止过分的适当性原则。它的基本意思是干预自由的国家措施对当事人来说是不过分的，对国家所追求的目标来说是适当的，又称为狭义的比例原则。质而言之，比例原则要求行政目的与行政手段相适应、成比例，要求行政措施符合行政目的且为侵害最小之行政措施。[10]

信赖保护原则是二战后在德国发展成功的又一项行政法原则。其涵义是指：基于维护法律秩序的安定性和保护社会成员正当权益的考虑，当社会成员对行政过程中某些因素的不变性形成合理信赖，并且这种信赖值得保护时，行政主体不得变动上述因素，或在变动上述因素后必须合理补偿社会成员的信赖损失。该原则的核心思想即维护法律秩序的安定性，保护社会成员的正当权益。[11] “保护人民权利，首重法律秩序之安定。”[12]但是，在行政过程中却处处隐藏着不安定因素，如行政法规范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作出修正，行政行为因违法或不合适宜也需要加以撤销或废止而发生变动等。为不使社会成员因信赖上述因素的安定性而遭受损害，有必要对其正当权益设置一道屏障。信赖保护原则正是对这一现实需要的制度回应。当然，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是有条件的，且因信赖对象的差异而存在操作上的差别。概括而言，其适用条件是行政过程中某些因素的不变性值得信赖，且这种信赖值得保护。

二普通法系-以英、美为代表的分析

（一）英国：越权无效、合理与程序公正原则

英国是普通法系的典型国家。与大陆法系“公法模式”的行政法相比，英国没有划分公私法的传统，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关系与公民个人相互之间的关系，原则上受同一法律-“普通法”的调整和同一法院-“普通法院”的管辖。虽然现代意义的行政法理念与制度在英国开始于17世纪下半叶，但直到现在，其外在形式仍然主要采用过去普通法的一套规则和形式。[13]普通法传统中的“法的统治” （Rule of Law）原理、“自然正义原则”（the Doctrine of Natural Justice）等对英国行政法一直起着支配的作用，并由此形成英国行政法上的越权无效原则、合理性原则与自然公正（程序公正）原则等三项基本原则。

所谓“法的统治”，又称“法治原则”，根据英国著名学者戴西（A.V.Dicey）的解释，其涵义即“英国人依法，而且只依法进行统治”。[14]“法的统治”这种理论与19世纪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相结合，作为英国宪法的基本原理之一得到确立，与“议会主权”原则在近代英国宪法中同时占据了稳固的地位。[15]所谓“议会主权”的原则是议会制定法处于英国法的顶点，不存在优越于它的法律，而且也不可能有审查它的机关。它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宪法斗争胜利的结果，亦被戴雪称为英国宪法的重要原则。“在行政法上，议会主权原则与法治原则同样重要，共同构成行政法的基础，并由此产生行政法的一个中心原则”，[16]这就是“越权无效”原则。因为根据法治原则，政府行使权力的所有行为，即所有影响他人法律权利、义务和自由的行为都必须说明它的严格的法律依据，受到影响的人都可以诉诸法院。根据议会主权原则，议会制定的法律为最高法律，法院必须无条件地适用议会所通过的一切法律，不能审查议会所通过的法律是否合法。因此，行政机关的行为如果在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以内时，法院就无权过问。也就是说，英国法院对于行政诉讼的管辖权，只在行政机关行为超越其法律权限时才发生。法院通过判例由此发展了著名的“越权无效”原则。英国著名行政法学家威廉。韦德指出：“公共当局不应越权，这一简单的命题可以恰当地称之为行政法的核心原则。”[17]这个核心原则是英国法治原则和议会主权原则的直接后果。

当然，在戴雪的法治观中还包含着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认为行政法是保护官吏特权的法国制度，和英国宪政传统、法治国情即法律平等主义或普通法统治不相容，这使得行政法在英国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到了20世纪，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英国人的法治观念开始发生变化，不仅承认了行政法，而且以新的法治观念作为英国行政法的基础。新的法治观念一方面继承了戴雪的法治观，另一方面又有很大的发展。其中最突出之处是在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方面，英国发展了合理性原则。对戴雪而言，法治与专制是天敌，而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权力专断的集中体现，任何实质性的自由裁量权都是对自由的威胁，应当加以拒绝。戴雪这种将“专断”（arbitrary）与“行政裁量”（discretionary）相提并论而加以全面排斥的法治观，受到了现代英国著名宪法学家詹宁斯（W. Ivor Jenning）的猛烈抨击。詹宁斯认为，在英国，“事实上，公共机构的确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但“专断”并不等于“广泛的自由裁量权”，适应社会需求的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与同样适应社会需求的法治并不冲突。[18]另一位英国著名的行政法大师威廉。韦德（William Wade）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过去，人民通常认为，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与法不相容，这是传统的宪法原则。但是这种武断的观点在今天是不能接受的，确实它也并不含有什么道理。法治所要求的并不是消除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而是法律应当能够控制它的行使。”[19]为了有效地控制自由裁量权，法院通过判例建立并发展了英国行政法上另一个重要的基本原则-合理原则。

同时，由于不受限制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观点被完全否决，英国自然法传统中的自然正义原则也在行政法中获得新生，并在广泛的行政法领域中适用，从而形成英国行政法上的又一核心原则-程序公正原则。在英国，自然正义乃是自古即存在之概念，它起源于自然法的理念，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而成为英国普通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某种程度上，英格兰普通法长期发展的过程，其实正是普通法院在自然法原则的导引下裁决案件、连续不断地试图追求自然正义的过程。”[20]在普通法的传统中，自然正义是关于公正行使权力的“最低限度”（因而也是最“自然”的）的程序要求，其核心思想有二，一是公平听证规则，即任何人或团体在行使权力可能使别人受到不利影响时必须听取对方意见，每一个人都有为自己辩护和防卫的权利；二是避免偏私规则，即任何人不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也就是说某案件的裁决人不得对该案持有偏见和拥有利益。[21]自然正义原则最早只适用于司法或者准司法功能，或者说，在负有义务按照司法要求进行活动的情况下才可以适用该原则，而不能将此原则适用于纯粹的行政功能。[22]但是，在长期的司法审判过程中，“通过阐发自然正义原则，法院设计了一套公平行政程序法典”，[23]从而使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法院和行政裁判所的司法权，同样也适用于行政权，要求行政机关在行使权力时也要保持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司法热衷于通过限制行政权力的干预来保护个人的司法能动主义被认为有悖于公共利益，加上战时的紧急状态赋予行政机关许多不受自然正义约束的特权（privileges），行政自由裁量权成了戴雪意义上的真正的特权。司法沉默了，司法的自我节制（judicial self－restraint）显示出对司法积极主义（judicial activism）的决定性胜利。[24]但是，1963年上议院在处理“理奇诉鲍德温”一案中，认为政府在作出解雇警察局长的决定之前，并没有听取被解雇人的个人意见，因此这种解雇决定是非法的。[26]这标志着司法政策的重大变迁，表明自然正义重新受到重视并扩展地应用于一切影响个人权利或合法预期（legitimate expectations）的决定中。[27]“里奇诉鲍德温案”为自然正义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英国行政法在传统的根基上的复兴带了个头。“不久法院作出了一系列判决，使行政法恢复了元气并重新建立了与过去的联系。自然正义原则获得了适当的适用，它给行政正当程序规则提供了广阔的基础。”[28]

从上面的分析可见，越权无效原则、合理性原则与自然公正（程序公正）原则已构成英国行政法的三项基本原则。其中，越权无效原则是英国行政法的核心原则，但在英国，越权原则的具体内容并没有制定法的明确规定，因而在理论上存在着广泛争论。根据英国法院判例的发展，越权理由主要有三类：一是违反自然公正原则；二是程序上越权；三是实质上越权。实质又包括四种情况：一是超越管辖权的范围；二是不履行法定义务；三是权力滥用；四是记录中所表现的法律错误。[29]由于近代以来，自然公正原则与作为约束权力滥用的合理性原则已发展成为一项单独的行政法基本原则，因此，狭义上的越权无效原则并不涵盖上述所有方面，它所约束的范围只包括程序上的越权、超越管辖权的范围、不履行法定义务和记录中所表现的法律错误。即便如此，越权无效原则仍旧是一个涵盖面广泛的原则，只要不属于自然公正原则与合理性原则约束的问题几乎都可以用越权无效原则来约束。总之，在英国，如果说合理原则主要是实体法原则的话，那么公正原则则主要是程序法原则，越权无效原则则既涉及实体也涉及程序；如果说越权无效原则（狭义）要求行政权的行使不得超越议会法明确规定的条件，是一种授权法原则的话，那么合理原则和公正原则则主要是一种普通法原则。从这个角度，英国的这三项原则是平行的。当然，广义的越权无效原则包含着合理原则和公正原则，后两者实际上是要求行政权的行使不得超越议会立法所隐含的条件。从这个角度，合理原则和公正原则又只是越权无效原则这一总原则的分支部分或补充原则。这就是英国以上三项原则之间的关系。

（二）美国：正当程序与行政公开原则

美国法的基础是英国普通法，两国同属普通法系国家，其行政法理论和制度有诸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美英行政法几乎完全一致。直到19世纪末，为了解决工业迅速发展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美国建立了独立管制机构（Independent Regulation Agency），标志着美国行政法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30]1946年根据美国宪法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而制定的《联邦行政程序法》，从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上对庞大的行政权加以控制，从而使美国行政法得以迅猛发展。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作为美国宪法原则的“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对行政法的影响最大，它直接形成了美国行政法上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即行政性正当程序原则，并经进一步发展而形成美国行政法上另一基本原则即行政公开原则。

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在美国宪法中的确立，先是在纽约州1787年“人权法案”中得到发展，然后才被吸收到联邦宪法修正案中，并通过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得以发扬光大。根据美国法院的解释，宪法规定的正当法律程序具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正当法律程序是一个程序法的规则，称为程序上的正当法律程序。这种意义的正当法律程序要求要求一切权力的行使，在剥夺私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时，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当事人具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其二，正当法律程序是一个实体法的概念，称为实质性正当法律程序。这种意义的正当法律程序要求议会所制定的法律必须符合公平与正义。如果议会制定的法律剥夺个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不符合公平与正义的标准时，法院将宣告这个法律无效。[31]在正当法律程序的适用范围上，自19世纪末，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和行政权的扩展，美国宪法第5条、第14条修正案所确立的正当法律程序观念开始向行政法领域渗透，逐步形成了行政性正当程序规范，从而使得正当法律程序的适用范围呈爆炸性的扩张，而不再只适用于法院的诉讼程序。所谓行政性正当程序原则，即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剥夺私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时，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当事人具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它是作为美国宪法原则的“正当法律程序”在行政法领域中的具体运用，也是其向行政法领域的渗透与扩张。

行政公开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行政法发展的又一重要方向。这段时期，由于越战失利、总统选举舞弊及种族歧视扩大，公众对行政机关越来越不满，从而导致行政机关的威信降低，引起一系列的行政法的改革。1946年联邦行政程序法在这段时期经过几次修改，其主要的宗旨是实现行政公开。公众认识到过去通过司法审查和行政程序来限制行政权，只能保障个人的权利免受行政机关的侵犯，而不能保证行政权的行使符合公共利益，也不能保证行政机关能为公众提供更多的福利。因此，行政必须公开，由公众直接参与对行政的监督，以补充程序限制和司法审查的不足。于是，国会于1966年修改1946年行政程序法中关于政府文件公开的决定，制定了《情报自由法》，规定除该法列举的九项情况外，全部政府文件必须公开，任何人有权要求得到政府文件，行政机关不得拒绝；1976年制定《阳光下的政府法》，规定合议制机关的会议必须公开；1974年制定《隐私权法》，规定行政机关所保持的个人纪录，有对本人公开的义务等。[32]行政公开作为一项重要的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地位由此得以确立。所谓“行政公开是指个人或团体有权知悉并取得行政机关的档案资料和其他信息而言，通常称这种权利为了解权。”[33]当然，公众享有了解权，有权知悉并取得政府掌握的档案或信息，同时，法律也对公众的了解权作了限制。《情报自由法》、《阳光下的政府法》和《隐私权法》分别就政府文件的公开、会议的公开和个人记录的公开问题作了详细规定，构成了美国行政公开制度之骨架。

三两大法系行政法基本原则之比较与对接

（一）行政法基本原则形成之共性规律

无疑，西方各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既存在着形式上的差异，又有着深层次的共性特征。无论是差异，还是共性，均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国情基础。尤其是各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形成，均要符合各国国情，适应各国的法律传统、民族传统、政治体制及社会经济情况。由于西方各国政治法律制度、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差异，导致其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历史发展模式存在着较大不同。没有最好的模式，只有最适合的模式。通过比较，我们也可以寻求出各国行政法基本原则形成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一些共性特征和规律。

1.法治国家与宪法精神

正如现代行政法发端于近代法治国思想一样，作为规范行政权力之基本法律准则的行政法基本原则也是伴随着近代法治国思想的发展而形成的。虽然法治国思想发轫于德国，但是“大自然迫使人类去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建立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34]因此，法治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要求，已被西方各国不同程度地确立为本国基本的治国原则。尽管早期在德国所表现出的“法治国”（Rechtsstaat）思想与在英国表现出的“法的统治” （Rule of Law）原理的确存在某些层面上的不同，但“就讲求法治国家的基本目的乃在于保障人权与抑制政府的滥权，使得法成为规范国家生活的惟一准则，此是英、德两国法治主义者所不争的事实”。[35]

法治的要义在于对公权力的合理配置。在专制国家时代，公权力根本不受任何法律及司法的拘束，“在警察国家时代，国家公权力只服膺民法及受到民事审判的拘束，而法治国则更进一步，所有公权力都受到法律的拘束。”[36]发端于近代法治国思想的行政法，其任务就在于为行政权力的运作提供依据，使行政权力受到法律的拘束。随着自由法治国家向社会法治国家的发展，近代形式意义法治原则到现代实质意义法治原则的变迁，法治原则已不仅仅是判断权力运作合法性的准绳，而且也成为衡量权力运作正当性、公正性的重要根据。相应地，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即行政必须服从法律的基本准则，也在此历史背景下逐步发展并完善，成为衡量行政权力运作的合法性、正当性、公正性的基本准则。可以说，法治原则不仅孕育了行政法基本原则，而且推动了行政法基本原则的逐步发展并完善，因而始终是行政法基本原则形成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因素。

法治国家的理念与原则又是通过宪法而确立的，它们反映到宪法之中而成为基本的宪法精神和原则，并发挥着规范国家权力运作之功效。作为“宪法的具体化”的行政法，其基本原则正是从体现民主法治国家精神和观念的宪法原则中推导出来，后者是前者的直接依据。质言之，行政法基本原则是由宪法决定的，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宪法，就有什么样的行政法基本原则。如德国宪法所规定的法治国原则、议会民主原则和基本权利保护原则不仅决定着德国行政法上的依法行政原则，还要求行政活动符合比例原则，遵循信赖保护原则等。行政法治之所以是法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由法国宪法所确立的法治原则决定的。越权无效原则之所以是英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也是由英国宪法所确立的法治原则与议会至上的宪政体制所决定的。作为美国宪法原则的“正当法律程序”则直接形成为美国行政法上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即行政性正当程序原则。

宪法不仅决定着一个国家行政法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而且决定着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内容和精神。因此，虽然法治是各国行政法的共同目标，但其具体内容却因各国宪政体制的不同而不同。如法律保留原则和法律优先原则是德国依法行政原则的内容，而不是英国越权无效原则的具体内容，尽管两者都是现代法治国家政府行使权力时所普遍奉行的基本准则。

2.判例确认与理论加工

从方法论上看，西方国家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形成还是一个判例确认与理论加工相结合的过程。无论在大陆法系国家还是在英美法系国家，其行政法都是一个基本的部门法，但多数国家却尚未制定出一个像刑法典、民法典那样的统一行政法典。这就决定着行政法基本原则无法通过行政法典的形式加以明确、统一的规定，而只能是通过其他的方法而形成。在西方国家，这种方法就是法官判例的确认，并辅之以理论的归纳、总结和加工。

在以判例法为主要法源的英美法系国家，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主要通过法官的判例来确立，这是不言而喻的。例如，英国行政法上的程序正当原则和实体合理原则，就是在得到判例的最初确认，然后被后来的判例所反复援引、实践后发展起来的。英国行政法学权威韦德在分析实体合理原则时，就述及了对该原则确立和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的数十个判例。[37]作为英国行政法之核心原则的越权无效原则，虽然是一个制定法原则，但该原则所涉及的具体内容即越权的理由如“案卷表面错误”

❿ 论宪法和宪政的联系与区别

在人文社科话语体系中，宪政指涉的是一种关于国家权力良性运作的政治思想、状态或者过程，追求一些崇高的价值。我们在研究这一课题时，面临二个无法回避的事实：一是宪政发源于西方，——因此只要我们用宪政这一话语来讨论问题，就无法回避西方学者对这一术语的认知和研究成果；二是研究这一课题的目的是为中国宪政建设——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宪政——提供理论支持。因此在当下的语境中讨论宪政，我们必然面临这样一些问题：“社会主义与宪政是否兼容？”“宪政的普适性价值何在？”“究竟什幺是社会主义宪政？”“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政？”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社会主义与宪政的兼容性
在中国的历史上，宪政曾被视为西方的腐朽产物而受到敌视和排斥。这固然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人们的线性思维方式有很大关系，但却引出两个问题让我们思考：发源于西方的宪政是否能同样适用于东方的中国？形成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宪政是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从逻辑上讲，研究社会主义宪政首先面对的就是社会主义与宪政的兼容性问题。尽管改革开放后我国学者对宪政的研究密度反映了他们对这两个问题的态度，但这样的疑问依旧存在，不容回避。事实上，从法律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学者对社会主义与宪政的兼容性这一问题看法不一。就法律的本源问题，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认识模式。一种认为法律是制定的，人们可以根据时代需要、流行的道德、政治理论和对公共政策直觉的感悟，学习法律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制定法律来引导社会发展；另一种则认为法律是发现的，只能扎根于本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传统之中。在我们国家这两种观点表现为移植论和本土论之间的论争。移植论者认为后发达国家可以学习移植发达国家的法律，来加速本国法律的发展。如何勤华教授最近撰文认为，“法律移植是法律发展的规律之一”，是“世界法律发展的一个基本历史现象”，“没有一百年来对外国法律的移植，也就没有近代中国法”。[1]法律本土论者向来就不少。如孟德斯鸠就曾说过，“为某一国人民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人民的；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 [2]自孟氏以来，西方出现了一种“镜子”理论，认为法律的每一方面均是由经济和社会所铸就，深深扎根于各个特定的社会。故法律移植实属困难，或者根本不可能。[3]在我们国家，朱苏力被视为这一观点的主要倡导者。在《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一书中，苏力先生指出：“关于法律移植，我确实认为法律移植不大可能”。[4]
但是，当今社会的现实似乎证明了法律移植论的主张。自从近代宪法在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以来，各国就纷纷模仿。各国宪法在内容和形式上区别很大，但几乎都具有如下的特征：宪法的效力高于普通法律，修改程序异于普通法律，主要规定国家的根本组织，内容划为三块，一是个人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二是国家最重要机关的组织权限及其相互关系，三是宪法的修改。[5]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具有极强地域性的西方宪法的观念和形式覆盖了全世界。西方宪政虽具独特性，但许多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现代社会对法治和宪政的不同需求。因此，尽管现代社会各国政治经济制度、历史文化传统各异，但只要采取民族国家的组织形式，效率导向的市场经济，非人格化的官僚管理体制，奉行利益导向的形式理性价值观念，就必将选择法治和宪政。在我们看来，宪政与社会主义有极强的内在关联，可以说没有成功的宪政建设，就不会有社会主义，也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建立以实质正义为价值导向的宪政。
（一）宪政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主义的特征之一
社会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理论或者理想，还是一种制度或者运动形态，都体现人类文明发展到了一个更高阶段。宪政则是人类在千百次试错和纠错之后所创造的文明中的少数几颗璀璨明珠之一。从国家权力行使入手并试图让人类在国家权力的关照之下一步步走向全面解放，正是宪政存在的现实意义。显然，这构成了以解放人类为终极目标的社会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其重要特征之一。从社会主义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和社会现实来看，宪政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条件。
首先，只有建设宪政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追求。宪政最根本的价值追求是限制国家权力以保障公民的权利（下文将详细论述这一问题），社会主义同样十分关注人权的实现和保障。从人权产生的目的来看，人们对人权的推崇，实际上是对自由、平等、追求幸福和财产权的保障等权利的渴求。历史上的一切进步运动，都致力于人权的实现和保障。社会主义运动的目的是让所有的人都充分享有各种权利，建立一个“由全体社会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使全体社会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6]从人权的内容看，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革命者反对政治权力对公民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恣意剥夺，追求自由、平等和财产权，也是社会主义运动者的目标。在本质上，社会主义与以往的一切进步运动一样，以实现和保障人权为价值追求，其区别只在于社会主义从经济基础入手，找到了使这一梦想成为现实的路径。
尽管从本质上讲，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和存在的目的是实现和保障人民的利益，但客观条件决定了在社会主义阶段全民不可能直接行使权力，必须存在权力所有者和权力行使者的分离。从人性的角度看，如果少数权力行使者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行，时刻牢记为公民服务的宗旨，那幺就不必担心他们滥用职权，对他们的限制就成为多余。但从古今中外的历史和现实来看，这种哲学王的幻想只有破灭的命运。在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眼中，人性是邪恶的。这从诸多学者的论述中就可以见得。社会主义学者反对抽象地谈论人性，认为人的属性是多方面的，在总体上表现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个方面。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以及社会属性内部的冲突，构成了人性的外在冲突和内在冲突，前者表现为人的感性欲望的满足与社会关系有序化之间的矛盾，后者表现为各种社会关系之间的冲突。人性在其外在冲突和内在冲突的过程中表现出的具体人性存在着一种与社会发展根本利益不一致的可能，这对于无论以何种形式存在的人来说都是如此。[7] 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也会出现权力运行不符合权力所有者意志和授权目的，甚至反过来侵犯权力所有者权利的事实。宪政作为防止这一现象出现的成功政治实践，必然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选择。
其次，宪政是标识社会主义特征，建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一环。政治文明这一概念，马克思在论述执行权力、集权制和等级制时曾提到，但并未详细论述。[8]《中国大网络全书·政治学卷》认为，政治文明是由国家构成的社会活动的产物，一般表现为人们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关于民主、自由、和平、解放的实现程度。政治文明的内容包括国家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民主制度等多方面。政治、法律、民主制度三者彼此联系，互相沟通，协调发展，构成了政治文明的统一体。中国在19世纪中叶已经步入现代化的历史轨道，在随后的历史中，我们不断地变奏着这一主题，政治文明的转型则是其核心内容。[9]政治文明作为政治、法律和民主制度等的综合体，其核心因素是国家权力的行使。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的政治文明史显示，始终困扰人们难以回答和解决的难题在于，政治文明在不断推进的历程中始终表现为“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关系，社会不平等、不公正对社会平等、公正的价值主导格局，少数社会成员对于多数社会成员的权力控制形式。所以，尽管人类社会政治制度的更迭依次表现的是更高的政治文明层次，但政治文明的性质却没有出现由于政治文明演进中的量的积累所最终导致的质的变化”。[10]
显然，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超越以往任何政治文明的一次质的变化。社会主义国家要建设的政治文明，无论从内容还是类型上讲，都具有超越以往任何历史类型的实质区别，是一种新型的政治文明，她要抛弃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压迫，建立一种平等公正的价值主导格局。当现代化被确定为我国的奋斗目标，特别是现代化建设扩展到政治的、法律的和文化的层面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便处于排头兵的地位。要在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新型的政治文明，必须使国家权力按照社会主义的本质运行，宪政正是这样一种制度选择。宪政作为防止国家权力的行使违背人民的意志，追求少数人利益的一种政治构架和实践，能够有效地控制国家权力的运行，是政治文明程度高低的当然评价指标。社会主义宪政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价值内核，是中国政治文明转型建设获至成功的重要一环，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标志。
复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资本主义处于共同的历史阶段和时代环境，决定社会主义中国必须建设宪政。根据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预测，资本主义后的共产主义分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即我们所谓的社会主义阶段）和共产主义阶段。但在落后的国家如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则必须经历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据十五大报告的论述，这一阶段“不是泛指所有的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要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我国正处于这样的阶段。“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资本主义发展的最终前途是进入马克思描述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顺利发展的下一站也是马克思描述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11]这表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资本主义是共时态的社会发展阶段，都是前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间的过渡社会形态。当今社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处于共同的历史阶段，面临着共同的时代背景，肩负着发展生产力的历史重任。“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与资本主义建设的区别，仅在于建设的方向、道路和领导力量方面，而不表现在建设的具体任务或内容上。”[12]
资本主义国家长达几百年的兴盛历史，充分证明宪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18世纪的英国是发达国家，而法国则是发展中国家，这种差距产生的根源在于二者制度上的差别。当时在英法都存在资本主义，但英国在1688年以后就形成了宪政制度，法国则处于专制统治之下。这种制度上的差异，使英国的资本主义是“好资本主义”，即自由市场是以政治上没有垄断为基础。当时的英国建立了一种共和宪政制度，存在分权制衡，这种制度限制了当权者的机会主义。而在大革命以前，法国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坏资本主义”，经济上有自由，但政治上是人治，是一种垄断政治。政治垄断使机会主义盛行，政府部门提供的服务质次价高，还与商人勾结获得大量垄断利润，产生的收入分配既无效率又不公平，限制了市场的容量，有害于经济发展。只有在宪政制度下，垄断政治和政府的机会主义才会消除，分配才会尽可能公平，进而增强民众的购买力促进经济发展。美国经济发展后来居上，也证明了这一点。[13]尽管我们建设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从本质上讲能够更好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但我们当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正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扩大经济自由，会面临种种实践困难。因此，我们应该吸取英美法的历史经验，积极利用宪政这一文明财富，促进经济的迅速发展，追赶民主、文明的时代潮流，促使社会主义顺利地迈向共产主义。
最后，在社会主义中国，宪政建设具有独特的历史意义。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意味着在一个具有两千余年封建传统的地域上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中国长期的超稳定的封建统治，形成了一套封建官僚政治。“人治是官僚政治固有的基本特征或规律。在官僚政治下吏治好坏全系于官僚一身，甚至国家安危、民族兴亡、人民枯荣，最后要看帝王及一小撮大臣的忠奸智愚而定，人民则对之无可奈何。”[14]所以在封建中国，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似成定律。在这样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面临着传统的种种阻力，其中之一就是如何跳出传统的周期率问题。记得1945年在延安时，黄炎培问毛泽东，中共能否跳出“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对他说，我们找到了能够跳出这一周期率的办法，那就是民主。[15]所谓跳出周期率，是指如何防止国家权力腐化导致国家分裂动乱。为此，从建国到现在，中国共产党都在摸索如何使国家权力执掌者遵从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幸福的宗旨。在毛泽东时代，整党整风、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党外群众和民主党派人士监督等种种措施多管齐下；邓小平则在确立经济建设为中心后，强调民主法制建设。半个世纪以来，我们摒弃了运动式的整党整风、三反五反和文化大革命，逐步走上诉求制度和法律的道路。从总体上讲，尽管我们在国家权力的行使和控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并没有将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控制在最低程度。从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宪政建设在目前是相对较好的防止国家权力滥用的尝试。对于有着悠久权力本位传统的社会主义中国来讲，宪政不失为真正跳出“周期率”的就近良策。
（二）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建立实质宪政
宪政与宪法关系密切，宪法是宪政的前提，宪政是宪法实施的结果。宪法与法治也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在人类历史上，法治是一种思想，也是一种原则和制度要求，但主要体现为一种价值追求。宪法作为体现和塑造一国客观价值秩序的首要文件，引导着一国法治的主要价值追求。法治与人治的区别在于坚持法的权威至上。在现代国家中，宪法统帅着一国的法律体系，如果放任宪法被践踏而得不到遵守，法的统治将沦为空谈。从这个意义上讲，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法治首先是宪治，宪政是法治的必然结果。一个国家奉行什幺样的法治理念，践行什幺样的法治模式，就有什幺样的宪政实践。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法治在古希腊和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但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理论及制度安排则是资产阶级革命前后的事情。现代法治是人类告别前现代社会迈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产物，以“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作为哲学基础，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多元价值密切相关联”，是现代西方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主要模式，并为非西方国家所效仿。[16]尽管西方各国的法治理念和模式有所区别，但现代法治产生的西方背景以及构成这一背景的文化、历史、经济和政治的相似性，使之呈现出一种整体性和阶段性特征，经历了从形式法治到实质法治的历史演变。我国学者高鸿钧在《现代西方法治的冲突与整合》一文中的研究显示，[17]形式法治是在反封建专制斗争中由资产阶级思想家首先提出来，戴雪是始作俑者，而法律实证主义则为之提供了理论支持，其后的学者如拉兹、哈耶克、富勒和芬尼斯的有关论述强化了形式法治的特征。从总体上讲，尽管思想家的观点在细节上极具智能，但总体含义基本一致。形式法治作为西方法治的第一站，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其理论上的缺陷十分明显，并受到实践的强力挑战。、[18]在20世纪初期，实质法治在学者对形式法治的一片讨伐声中登堂入室，其始点是1919年的魏玛宪法和1918年苏俄社会主义宪法的制定。实质法治是对形式法治造成的社会贫富不均、失序冲击秩序的挑战的回应。自此以后，现代法治的理论和实践在内容和价值上发生了根本变化，1959年的《德里宣言》是个明显的标志。这种变化随之波及民法、刑法等领域。[19]我们同样可以在马克斯·韦伯、纽曼、莫尔、沃克，特别是罗尔斯、德沃金等学者的论着中找到实质法治的思想渊源。与形式法治相比，实质法治主张以实在法之外的正义、道德来衡量和检测法律，要求法律保护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并从制度安排上来弥补形式法治所造成的不平等。
宪政主要关注的是最大限度地保护社会成员彼此不受侵害，并通过一序列制度构架来限制政治权力的行使。宪政将这一价值追求诉诸于法律的统治，宪法则担当起总体制度构架的重任，如1787年美国宪法通篇只规定国家权力。自法治在西方国家确立以来，体现在制度层面和实践维度的宪政便同时出现，法治建设的历程也是宪政建设的历史。与法治的历史流变相关，宪政也经历了从追求形式正义到追求实质正义的阶段性变化。但我们必须注意的一点是，在时序上，形式法治是西方法治的第一站，随着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转向垄断经济，法律工具导向的形式法治转向了价值导向的实质法治。但是，实质法治并没有代替形式法治，形式法治还是法治的主体，实质法治只是在形式法治的框架内对之加以补充和修正。“在现代民族国家，只要利益导向的市场经济、科层制的官僚政治和工具理性的价值观占据主导地位，形式法治就会继续成为主导型法治形式，实质法治只能处于一种补偏救弊的地位。”[20]同样，与形式法治相适应的形式宪政在当代民族国家居于主导地位，而建立一个完全的实质宪政尚待时日。在我们看来，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建立实质宪政。
事实上，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很早就看到了形式宪政的局限和弊端，他们从现代化的高度剖析了形式宪政的弊端，为社会主义超越形式宪政建立实质宪政开出了一副革命性的良方妙药。马克思认为，作为现代化进程一部分的形式宪政有其光辉的一面。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给予资产阶级高度的赞扬：“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他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他无情的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行行色色的封建羁绊。”[21]但马克思认为现代性并非是和谐的整体，矛盾、二律背反贯穿其中。“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具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渡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穷的根源……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22]形式宪政向实质宪政转向的根本动因在于经济的发展。前者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相适应，后者则以社会市场经济为支撑。当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加强对社会和经济的干预，社会市场经济一统天下时，实质宪政却并没有随之取代形式宪政，其根源就在于私有制。卢梭在论述不平等的起源时就揭露出不平等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出现的唯一基础上；他认为私有制的出现是一种灾祸。[23]马克思同样认为私有制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经济根底，因此他号召说：“哲学家只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重要的在于改变世界”，认为只有建立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为实质宪政的实现创造经济和政治上的条件。
社会主义实践也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将为实质宪政的实现提供先决条件。这首先表现在社会主义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了私有制，为经济上的平等提供了前提。“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者是生产条件（既包括他所耕种的土地，也包括他用来劳动的工具）的非所有者”[24]，“所有权表现为占有他人劳动的权利，表现为劳动者不能占有他自己的产品”，这种状况仅仅“是法律上的合理存在，而不是经济上的合理存在”。[25]这种“法律上的合理存在”必将导致形式宪政的出现，而作为经济上的不合理存在，则必然阻止形式宪政向实质宪政的转化。社会主义制度超越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狭隘性，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如果土地所有权归人民所有，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基础，使劳动条件变成一个独立于工人之外并同工人相对立的力量的基础，就不再存在了。”[26]这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将使资产阶级失去剥削的工具，为经济上的平等创造条件，进而为形式宪政向实质宪政的转变扫清了障碍
另外，社会主义将建立一种全新的民主制度，使人民的意志在法律中得以体现。从奴隶社会始，国家权力经历了从所有权与行使权合一到逐渐分离、国家权力所有者从单个主体到多数主体乃至属于全体国民的演变，在这一演变过程中，国家权力同时向社会成员权利转化和回归，几乎所有的现代国家都在宪法中宣布主权属于人民，公民享有种种政治权利。[27]在现代国家，要保证主权属于人民，只能建立某种形式的代议制。所以列宁说：“没有代表机构，我们不可能想象什幺是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民主。”[28]社会主义民主是一种全新的民主，充分地阐释了人民主权的真实含义。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发展前途是“专政的对象日益减少，民主的主体日益增多。这种发展趋势的最终结果总有一天是专政对象完全消逝，全体国民都成为民主的主体”。[29]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正是这一新型民主的体现，而且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最基本的形式。民主主体范围的扩充，使人们可以参与协商形成作为共识的法律，所有的人都成为自己的立法者，在法律中体现自己的意志。正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所言：“惟有服从人们自己为自己所制定的法律，才是自由。”[30]显然当人民为自己制定的宪法和法律得到实施时，一种体现实质正义的宪政就会出现。
二、宪政的普适性价值
人类发展到近现代，西方社会的经济发展一枝独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人们惊叹西方的繁荣时，更为其精密有序的政治秩序所折服。面对西方现代化的诱惑，反观本国的积弱积贫，我们坚信走宪政之路，是社会发展使然。将滥殇于西半球并具有极强地域性的宪政视为社会发展必经之路，其预设的一个理论前提是宪政具有普适性，它所追求的价值，不仅适用于西方，而且应为所有的国家所追求。我们研究宪政这一主题，应该首先明确宪政自身的价值追求。宪政发端于西方，厘析宪政体现的价值追求，自然无法拒绝西方语境下的宪政含义指涉。
在经历过中世纪极端专制和残酷的统治后，创立一套使公民免受政府侵犯的政治制度是人们的最高政治追求。在传统上，西方宪政思想的突出主题是要设计一些政治制度来限制政府权力的行使。古典宪政思想传统上关注于最大限度地保护社会成员彼此不受侵犯，同时将政府侵犯其公民的机会降至最小。在现代政治学和宪政理论中，学者在论述宪政时，关注的依旧是有限政府和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丹·莱夫认为，“宪政意指法律化的政治秩序，即限制和钳制政治权力的公共规则和制度。宪政的出现是与约束国家及其官员相关。”[31]斯蒂·M·格里芬则认为，“宪政是这样一种思想，正如它希望通过法治来约束个人并向个人授予权利一样，它也希望通过法治来约束政府并向政府授权”。[32]香港大学法律系教授雅施·盖伊（Yash Ghai）理解的宪政制度是“政府和立法的权力由宪法界定和限制，宪法享有基本法的地位以及拥有通过不同形式的司法审查来实施这些限制的权威，这种司法审查可以经由任何感到其受到了法律或行政行为的侵犯的当事人的请求而开始。”[33]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主席凯茨博士则认为，“任何有意义的宪政概念必须考虑到‘合法性’（国家权力、公共政策和法律的合法性）和‘同意’（人民对政府及其行为的承认和赞同）。”[34]
西方学者对宪政的这一认识，来源于他们的自然法思想。在古典自然法学者眼中，在前政治社会时期，人们享有天赋的生命、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自然权利。但这一社会有其致命的缺陷，没有一套明文规定的法律为大家所接受，缺少一个有权依照既定的法律裁判一切争执的公正法官，也没有强力来支持正确的判决。于是，生活在自然状态下的人们只得“放弃一种尽管自由却是充满恐惧和危险的状况”，相约进入政治社会。人们放弃一个自由的社会并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利形成政治权力，只是为了形成一个自由而和平的生活状态，“政治权利就是为了规定和保护财产权而制定法律，以判处死刑和一切较轻处分的权利，以及使用共同体的力量来执行这些法律和保卫国家不受外来的侵害的权利”。自然权利的让渡，通过人们之间的契约行动来实现，宪法就是这一契约的书面形式。政府在行使政治权力时必须按宪法行动，“除了保护社会成员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以外，就不能再有别的目的和尺度”。[35]洛克在强调政府必须按宪法行动的同时，也注意到权力分立对防止政治权力侵犯个人权利的重要意义。它的这一分权思想最终由孟德斯鸠加以系统化和理论化。在孟德斯鸠看来，只有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立并由不同的机关行使，才能逃脱专制的危险。“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统一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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