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案例分析答案
1. 关于法治的经典事例
清朝末期，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规定了臣民的义务和权力 中华民国建立时，颁专布了临时属约法，那是中国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对袁世凯的权利进行了约束。还提出了五权分立，国民的权利等等。 在1922年，国民政府收回了部分关税自主权，在1943年完全...
2. 《国家赔偿法》案例分析题
在中国法治还不健全的今天，最好不要和权力部门打官司，你就是打赢了也会找你秋后算帐地。而且有个别地方是权大于法的，
3. 关于宪法考试的两道案例分析，请法学专业的人士帮忙解答一下
张某夫妇在家看黄碟的行为是否违法？显然，这是关涉不同观点的前提性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首先，张某夫妇是否具有在家看黄碟的自由。我们知道，自由是公民重要的法律权利，更是人权的重要内容。自由在与公共权力的比较中，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逻辑顺序上，都具有先在性的意义，是权利得以存在的非常重要的正当性理由。因此，各国宪法、法律都对公民的自由权予以切实地确认与保障。我国公民更是在政治、社会和家庭生活等领域享有广泛的自由。由于行文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法律不可能通过列举的方式一一确认公民应该享有的各种自由，而是根据情势的需要，对有些暂时无法行使的自由加以限制，这样，在法治国家中，人们在涉及公民自由的问题上就普遍坚持了法未禁止即自由的原则。联系本案，我国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都未禁止公民在家看黄碟的行为；1985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严禁淫秽物品的规定》也仅仅禁止的是聚众观看或在公共场所观看的行为，而且这一规定也已在2001年废止。唯一可以关联的是1990年公安部的一个有关“除六害”的通知。但该通知首先就不具有法的形式，同时它是为配合国务院的“规定”而发布的，主法废止，它当然应该失效；而且它还会因违宪问题而有待深究。如此看来，张某夫妇的行为未有任何违法性可言。尽管警方有关人员认为，看黄碟的地点不是家，而是诊所（公共场所）。对此，我们认为，法律上的家，不仅包括公民日常生活起居的场所，也包括临时居所（如租住的旅馆的房间）。本案中的地点，居办合一，居办有分，而且下班后就仅仅是居所。故此说不能成立。至此，我们很容易看出，在本案发生以前，张某夫妇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行为违法而与公权力发生冲突，从而给公权力介入提供口实。
其次，张某夫妇在行使自由权时是否超过了必要的限度。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与人组成的社会之中，每个人在享有自己的自由时，事实上法理学专业毕业论文。都会与他人的自由发生交叉甚至冲突。为了避免冲突或矛盾的发生，法律就在事前对自由的界限作出规定，以确保自由只在一定的范围内行使。这正象波斯纳概括密尔的表述，“你的权利止于我的鼻尖”。那么，张某夫妇的行为是否“冲撞”了他人的权利呢？从案件事实看，律师特意澄清说当时拉有双层红水绒窗帘，且这一对并未患有露阴癖的新婚夫妇已经上床，拉上窗帘是可以合理想见的人之常情。显然，影像不可能跳出窗外去影响他人。当然，我们没有忘记个别学者提出的声音问题。如果张某夫妇有意无意地将声音放的足够大，确实能够影响到邻居的良善生活，产生私权利与私权利之间的冲突，从而需要警方介入以界定权利的界限。但是，如果我们不是疏于事实“就会注意到，外间住着张某的父亲，一个新婚儿媳在自己看黄碟时（如果真的是黄碟的话。张某夫妻称只是外国女人洗澡的情景，并未有男性出现或其他淫秽动作，警方未出示相反证据），会大胆到放任淫荡的声音去刺激其年迈的公公。这是任何一个正常人都无法想象的。如果声音在诊所内部尚不能充分展开，又何以能飞入邻居，那么，又如何解释警方所谓接群众举报一说呢？我们认为，一方面由于近年来一些地方仍然存在着地方财政向公安机关返还罚没款的现象，极大地调动了警方“创收”的积极性，一些刑警队甚至放着刑事案件不办，而去抓本应由治安部门管的卖淫嫖娼。所以，在本案警方不能提供接到举报的证据的情况下，并不能排除警方撒谎而去主动“创收”的可能性。若果真如此，本案就不仅是一例典型的公权力侵犯私权利的案件，而且可能成为一例典型的警方利用公权力对百姓敲诈勒索的案件。另一方面，也确实存在着有人举报的可能性，尽管这种举报可能是基于一些不光彩的原因，但警方按有警必出的要求，总算取得了介入本案的正当性理由。然而，警方也应该认识到，他们要去做的，极有可能仅仅是去明晰那里的权利界限（到现场后更应明确这一认识，）而不是扣押物品，以便罚款。
(2)
执法人员的主体资格值得质疑。我们知道，执法活动只能由国家行政机关及其正式的工作人员代表国家进行。警察的行政执法作为一种较重要，较特殊的权力，其行使更有严格的要求。连50元以下罚款，警告这样较轻的治安处罚若由非公安人员进行时，也要经过严格委托程序。而本案中进入张某家中的三名“警察”的身份到底如何呢？按警方的说法是：“当时他们去了三个人，都穿了警服，但由于没有授衔，确实没有警号。”如果不是“陌生于执法”，陌生于警察这一执法队伍的建设情况，就不能不知道，全国在编的正式警察，每个人都有一个在全国独一无二的警号。因为设置警号的主导思想之一就是让广大公民通过警号来监督警察的行为。所以，只要是正式警察，就必然会有警号。而警衔则是根据警察的从警年限、职务、职称等因素授予正式警察的等级标志。取得警衔并不是取得警号的原因，相反，要有警衔，必须得有警号。这种情况，宝塔分局副局长魏世平告诉记者，“其中两人虽然不是正式的公安民警，但属于地方公安编制，（是否类似于保安，作者注）……另外一名干警已经在去年通过人民警察录用考试，并且已经被陕西省公安厅批复录用为正式的民警，只是现在还没有办理手续，所有没有授衔。”可见，后一名还没有实现质的飞跃，成为正式警察，前两名压根就不是警察。如此三人去执法，有何合法性可言！尽管在与张某发生冲突后，派出所长贺宏亮（可能是正式警察吧）赶到现场，但他能够使三人的此前行为合法化吗，能够证明张某此前的阻挡甚至打人的行为是阻碍执行公务吗？
(3)在民主与法治的社会中，公民住宅不受侵犯是公民的一项重要权利，正像一句西谚所言，every man’s house is his
castle（各人的家就是他的堡垒）。主人尽可以在其“堡垒”中从事各种无害于他人的活动；而对于公权力而言，则坚持权力制约，坚持法未授权即禁止的原则，主张权力应该服务与权利，反对官本位，权（力）本位。本案中无论张某夫妇在家看黄碟的行为是否触及了他人的“鼻尖”，任何没有执法权的人都无权私闯他们的堡垒而对他们执法，因为法律之治更强调的就是程序之治；即使是警察进入他们的住宅，也不能毫无法律根据地扣押电视机、影碟机等物品。更不能在被媒体曝光以后，恼羞成怒，像个别警察说的，“不信就治不了他”，而将治安案件上升为刑事案件，以彰显权力的威严，从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4. 急需行政法案例分析答案
一、行政给付不支持违法原则的现实基础
（一）行政给付不支持违法原则的法律参照
《继承法》第7条规定：继承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丧失继承权：（一）故意杀害被继承人的；（二）为争夺遗产而杀害其他继承人的；（三）遗弃被继承人的，或者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的；（四）伪造、篡改或者销毁遗嘱，情节严重的。第21条规定：遗嘱继承或者遗赠附有义务的，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应当履行义务。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义务的，经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请求，人民法院可以取消他接受遗产的权利。《合同法》第192条规定：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第193条规定：因受赠人的违法行为致使赠与人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可以撤销赠与。
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确定的两个平等主体之间存在着权利、利益给予人（以下称“给予人”）对权利、利益接受人（以下称“接受人”）的在先权利或者利益，由于接受人的过错，侵犯了给予人的其他权利、利益（并不是针对先前就存在的权利、利益）时，给予人采取措施使接受人丧失既得或者期待的权利、利益，这是给予人对接受人一种对抗。如果把这个结论放到两个不平等主体之间，即国家和公民这两个不平等主体之间，在行政给付领域，这种对抗也是存在并且适用的，即国家在行使行政给付的具体行政行为中，如果公民不遵守国家法律的规定，违反了义务，对国家犯罪或行政违法侵犯国家的权利、利益，国家也可以直接剥夺或者限制给予或者即将给予公民的利益，这种对抗就是行政给付不支持违法原则的体现。笔者认为，在目前国家没有制定《行政给付法》的情况下，“行政给付不支持违法”应当成为行政给付的一个基本原则。
（二）行政给付不支持违法原则的实践基础
在行政机关发放行政给付金的实务中，接受给付主体存在不少问题，如有的接受给付主体的主体资格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有的接受给付主体不符合国家对安全生产管理的规定，还有的接受给付主体为接受给付而违背道德故意伤害自己或他人，甚至有的接受给付主体是违法犯罪人员。如果国家对上述违法乃至犯罪人员继续给予给付，则在客观上助长了接受给付者的违法、犯罪行为，必然使守法者感觉不公平、不公正。笔者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是，行政机关对那些有违法行为尚不构成犯罪的人不予发放甚至追回已经发放的行政给付金，或者扣减其一定比例的行政给付金；对那些违法犯罪的人直接取消行政给付金。行政给付不支持违法的原则可以通过发布规范性文件予以确认，这一做法已有范例。如我省海洋与渔业局制发的《省海洋与渔业局关于下发违法违规渔船油价补贴处置原则的通知》，针对渔船经营人违反规定在禁捕区、禁捕期生产作业，或者渔船经营人违反国家安全管理规定强行冒险生产作业的行为，明确规定“限制、剥夺这些经营人政策性柴油补贴”。天津、山东、即墨等地方海洋渔业主管部门也有类似的规定。
二、行政给付不支持违法原则的概念及违法行为的界定
笔者认为，行政给付不支持违法原则，是指国家在作出行政给付的具体行政行为时，区别对待有不同程度、造成不同后果的违法犯罪、违反行政法规等行为的接受给付相对人，相应剥夺、限制其接受行政给付权利的原则。
行政给付不支持违法原则所指的“法”可以区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法律规范。广义的法律规范是指接受给付的相对人应当遵守的国家所有的强制性、限制性法律、法规，还包括国家加入的国际条约，甚至道德规范。这就要求接受给付的相对人全面守法。侠义的法律规范是指接受给付的相对人应当遵守的国家关于行政给付的具体法律、法规。这就是说，只要相对人的行为没有超出具体行政给付的法律、法规所确定的条件和范围，就应当给予行政给付；相对人违反其他法律、法规的行为与接受行政给付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笔者认为，行政给付不支持违法原则所确定的法律规范应当是广义的法律规范。如某渔船经营人是接受政策性柴油补助的人，当这个渔船经营人并不是利用渔船进行合法的渔业生产，而是驾驶渔船到公海上聚众赌博，最后被法院判决有罪，对这个渔船经营人来讲势必是不应发放政策性柴油补助的，尽管这个渔船经营人触犯的不是渔业行业管理的法律，而是广义上的法律。
根据上述分析，笔者认为行政给付不支持违法原则所指的违法行为包括以下三种类型：
一是刑事违法行为。对于一个享受抚恤金或者生活补助的接受行政给付的相对人来讲，如果他触犯刑律被判有罪，毫无疑问，在他收监入狱之时，国家当然地停止给予他抚恤金或者生活补助，这是没有争议的事实。如果按照国家的刑法规定，应当对罪犯“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刑的，即使罪犯一贫如洗，法院也必须依法判决罪犯承担罚金刑。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不能一方面对罪犯判处罚金，执行刑罚；另一方面却还履行行政给付职能，对罪犯给予行政给付金，这是两个有背于常理的行为。
渔船经营人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触犯《刑法》第340条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规定，其后果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对于被处以刑罚的渔船经营人，剥夺、限制其享受国家政策性油补，这是平常的人都能认可与接受的。
二是行政违法行为。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的本质区别，在于违法的程度不同，造成的损害后果不同。但它们的共同点都是对国家权利的侵犯，只不过行政违法并没有达到刑事违法的程度，因而并不需要国家用最强硬的手段制裁违法，因此，行政机关在对行政违法者给予行政处罚的同时，当然可以限制、剥夺这些违法者享有的接受行政给付的权利。
三是确权的民事违法行为。有论者在《巢湖退耕还林补助款行政给付案件特点、存在的问题及建议》?譼?讹中指出：“审查原告是否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和造林验收合格证，符合条件的就成了判令被告给付原告补助款的关键。对于土地流转是否合法有效，是民事诉讼审查范围，行政诉讼中不予审查。如农民就土地流转是否合法提起民事诉讼，因土地流转是否合法是行政合同的基础，行政案件应中止审理，待民事案件判决生效后，行政案件再继续审理。”此案中，如果生效的民事案件判决“土地流转不合法”，那么行政诉讼的结果肯定也不会支持原告取得补助款。在民事法律领域，如果民事确权行为非法，国家同样也要剥夺或者限制接受人的接受行政给付权，行政给付不支持违法原则在民事法律领域也有适用范畴。这一案例确立了这样一个原则，即接受行政给付的主体不能是权利瑕疵者。接受给付的主体资格是否适当，其本身的权利是否完整、权利是否存在瑕疵等直接关系到行政给付的正确性、合法性，因而对接受给付的主体资格的审核也就成了行政给付的前提，如果接受给付的主体资格不适当，或者其本身违法，也只能限制或者剥夺对其的行政给付了。
三、行政给付不支持违法行为的性质
国家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基于国家的法律、政策形成行政给付关系后，国家就成为行政给付的义务人，国家因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而剥夺或者限制其接受行政给付的权利是剥夺或者限制其受益权，而不是行政处罚行为。行政给付不支持违法行为的性质主要有：
（一）具体行政行为性。接受行政给付的主体由于违反了行政法规或者刑事法律，侵犯了国家权利、利益，对这些违法者、侵权者剥夺或者限制其给付利益，只能由国家行政机关或者有关组织依法或者依职权进行，行政机关剥夺、限制违法者、侵权者的行政给付接受权，是具体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只要停止给付或者使已经接受给付的相对人退还取得的利益即可实现。
（二）时效性。针对行政相对人一般行政违法，不可能剥夺其终身接受行政给付权。《行政处罚法》第29条规定，违法行为超过二年没有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有特殊规定的除外）。接受行政给付人的违法行为发生在二年前，如果二年后才发现，那么其接受给行政付权也就不应受到限制。对于超过追诉时效的刑事违法行为，由于法律已不再追究违法者的刑事责任（法律有特别规定的除外），对于其在过去的日子里已经接受的行政给付金或者在未来的日子里还将接受的行政给付金就不宜再限制或剥夺。
（三）决定机关的执行性和执行比例性。一般有权给予行政给付的机关就有权决定剥夺或者限制行政相对人的接受给付权，但接受给付人的违法、违规行为往往不是由实施行政给付的机关而是由其他有权机关（如公安机关）处理，这就要求其他有权机关将处罚决定转交给行政给付机关，由行政给付机关剥夺或者限制接受人的权利、利益。
所谓执行的比例性，就是要区别对待不同的违法、违规行为，其遵循的原则就是：在刑事案件中，要严格区分罪与非罪，对于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或者无罪的刑事案件，当然就不能强行剥夺犯罪嫌疑人的行政给付；在行政违法案件中，要区分行政违法的程度和后果，针对违法的不同程度与后果，作相应的、适当的处理。如《行政处罚法》第27条规定：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二）受他人胁迫有违法行为的；（三）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四）其他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存在上述情形的，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给付时就应当适当减少扣减比例；如果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行政机关也就不应当扣减行政给付金。
四、行政给付不支持违法原则的理论支持和要求
我国行政法学理念经历了一个从“管理论”到“控制论”再到“平衡论”的发展过程。“平衡论”进一步强调兼顾公权和私权、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一味地限制行政权并不见得就会合乎法治的要求，法治需要保证行政权在法律范围内行使的前提下，尽可能发挥其积极效应，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促进社会公共福祉。?誉?讹行政给付不支持违法原则限制的是违法者，保护的是守法者，坚守的是公平、正义理念，促进的是社会公共福祉。
（一）行政给付不支持违法原则是行政行为必须公正的必然要求
行政公正是行政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在实体公正方面要求行政机关做到依法办事、平等对待相对人和合理考虑相关因素。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给付职能时只有综合考虑各相关因素，对违法者实施剥夺或者限制其受益权，才能在实质上平等地对待没有违法的相对人。正如罗豪才教授所认为的：“依法行政对行政行为的要求大体上分为二种：……第二种要求是在职权范围内作出的行政行为与法律或者法律精神没有抵触就可实施。比如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合法权益，为公众提供各种服务的行政措施等。这些行为有利于社会，只要在行政机关的职权范围内与法律精神不抵触，就可作为。”?譾?讹
公正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法律制度的价值目标之一。公正往往属于价值理性，具有模糊的相对性。行政机关对于行政给付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公正，有一个价值判断过程，即针对接受给付主体及其行为有一个价值判断，包括该主体及其行为是否违法、违法的程度、违法的性质，一般公民对这种违法的认识等等，而这些内容并非都能够用法律直接加以规定，但必须对这些内容作出了合乎法理的理性判断，只有这样才能使行政给付更趋于公平和公正。行政给付不支持违法原则是在追求实质公正的目标下被逻辑地、合乎理性地推导出来的，是合乎法律精神和公正的。
（二）行政给付不支持违法原则是行政行为的客观理性要求
民事继承、赠与合同中尚有撤销权之规定，国家与公民之间的这种对行政给付限制与剥夺本身就包含着国家权力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无论相对人处于什么状况，国家制定的法律都必须遵守，否则法律就会空洞化。行政给付的接受人违反了法律直接侵犯国家的权利和利益，破坏国家的秩序，国家出于其本能就需要制裁，况且限制或者剥夺行政给付接受人的受益权并不是刑法上的制裁或者行政法上的处罚，而只是行政给付不支持违法原则的体现。行政给付不支持违法原则实际上还在国家与守法相对人、违法相对人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让国家的行政给付行为更显公平与合理。
（三）行政给付不支持违法原则是行政行为的合目的性要求
行政给付作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也是解决社会矛盾的一种实实在在的手段。当今社会，仍然有许多社会矛盾与不和谐现象，只有惩罚该惩罚的，剥夺该剥夺的，限制该限制的，才能实现给付行政的国家目的；也就是说，为了建设和谐社会，消减社会矛盾，在行政给付工作中实行行政给付不支持违法原则是势在必行的。
（四）行政给付不支持违法原则的实践要求
行政给付作为具体行政行为，切实体现了国家对部份弱势群体的关怀，这就要求给付工作合法、合情、合理。作为行政给付当事人，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任何人不得享有法外特权；作为实施给付的行政机关，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不越权、不失职，还要不断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确保行政给付既合法，又合情、合理。
5. 一道司法案例分析题，求答案。
1．（1）“审讯人员将李某提到公安局办案基地对其实施了捆绑、吊打、电击等行为，3天3夜不许吃饭，不许睡觉，只给少许水喝，并威胁不坦白交代抢劫杀人罪行、认罪态度不好法院会判死刑。最终，李某按审讯人员的意思交代了抢劫杀人的事实。”这是侦查人员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获取的李某的供述，依据《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1款的规定，属于非法证据，而且，依据该条款的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应当予以排除。
（2）“侦查人员还对李某的住处进行了搜查，提取扣押了李某鞋子等物品，当场未出示搜查证”，侦查人员搜查扣押的李某的鞋子等物品，属于物证。依据《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1款的规定，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属于非法证据，才应对该证据予以排除。
2．依据《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2款之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由此可见，本案负有排除非法证据义务的机关包括东湖市公安局、东湖市检察院和东湖市中级法院。
3．对于李某的盗窃罪而言，有保安的指认，而且有李某的供述，并经查证属实。因此，对李某的盗窃罪应作有罪判决。
对于李某的抢劫罪，只有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供述和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物证加以证明，未达到《刑事诉讼法》第53条第2款规定的给被告人定罪的“证据确实、充分”的三个要求“（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因此，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95条的规定，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4．结合本案，简要说明刑事诉讼法对保障刑法实施的价值。
刑事诉讼法在保障刑法实施方面的价值有：第一，通过明确对刑事案件行使侦查权、起诉权、审判权的专门机关，为调查和明确案件事实、适用刑事实体法提供了组织上的保障。第二，刑事诉讼法通过明确行使侦查权、起诉权、审判权主体的权力与职责及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与义务，为调查和明确案件事实及适用刑事实体法的活动提供了基本构架；同时，由于有明确的活动方式和程序，也为刑事实体法适用的有序性提供了保障。第三，规定了收集证据的方法与运用证据的规则，既为获取证据、明确案件事实提供了手段，又为收集证据、运用证据提供了程序规范。第四，关于程序系统的设计，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避免、减少案件实体上的误差。第五，针对不同案件或不同情况设计不同的具有针对性的程序，使得案件处理简繁有别，保证处理案件的效率。
在本案中，刑事诉讼法通过规范证据的收集程序和运用规则，让行使侦查权、起诉权、审判权的专门机关排除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同时，在本案中，通过行使侦查权、起诉权、审判权的专门机关相互之间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了刑法的正确实施，保证了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目标的实现，以有效的程序机制保障了刑法的实现。
5．结合本案，简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过程，阐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诉讼价值。
（1）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违反法定程序，以非法方法获取的证据，原则上不具有证据能力，不能为法庭采纳。既包括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也包括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
在我国，为保证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于证据的收集、固定、保全、审查判断、查证核实等，都规定了严格的程序。
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几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也规定，以刑讯等非法手段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供述，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
2010年6月发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一方面，明确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第2条规定，经依法确认的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14条规定，物证、书证的取得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否则，该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另一方面，明确了非法取得的被告人审判前供述的排除程序。
2012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内容，在三个方面增加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第一，排除范围。即刑事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第二，法庭调查，包括启动、证明、处理。即刑事诉讼法第56、57、58条的规定。第三，法律监督。即刑事诉讼法第55条的规定。
在本案中，排除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是对2010年《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及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效贯彻和落实。
（2）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诉讼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乃至每个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进行否定性评价，能够使非法取证一方承受不利的程序结果和实体结果，消除非法取证的心理动力，从而达到保障诉讼参与人各项权利、保障无辜的人不受追究的目的。在本案中，排除李某的供述等非法证据，有利于保障李某的人权，同时，警示司法人员在以后的执法中应充分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保障程序公正，保障诉讼程序独立价值的实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助于督促公检法机关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通过程序性制裁来实现对程序公正的追求。在本案中，通过排除李某的供述等非法证据，彰显了程序的独立价值，维护了程序的公正性，是程序公正价值的重要体现。
第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规范司法行为，维护司法权威，彰显法治精神。司法行为是否合法、是否规范，是衡量司法文明程度和法治建设水平的重要标志，关系到司法权威的实现和确立。司法机关若非法取证、带头违法，就会严重损害司法机关形象，损害法律权威，对整个社会的法律信仰和法治精神也有着巨大的破坏。在本案中，排除李某的供述等非法证据，有利于抑制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督促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树立惩罚与保护并重的司法理念，坚持规范理性文明执法，这对树立我国司法的权威，具有重要意义。
6. 结合案例分析依法治国的社会效果和意义
（抄1）依法治国是共产党袭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2）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
（3）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
（4）是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 。
（5） 依法治国是社会文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依法治国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和有力保障。社会主义法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表现形式已当然地包含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之中，并且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法治在作用上是相辅相承的。
依法治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和推进器。首先，依法治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和制度模式。依法治国作为治国方针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这就必然要突破我国人治模式下的诸多制度，建立和完善一系列新制度。其次，依法治国创造的民主和秩序必将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生产力的发展。
7. 思修案例分析及答案有吗
1、被告人杨某，男，1994年5月1日生，中学生。2009年8月29日杨某到同学家玩，因同学出去了，感到无聊，想找本书看，无意中发现抽屉里的小口径步枪及子弹数发。由于好奇，随即拿起枪并装上子弹，恰好这时候他看到楼下街道上有一青年，便想吓唬他一下。
2、杨某用枪瞄准他前面的水泥地击发，结果打中前面的一位老人，经抢救无效而死亡。杨某后来在父母的陪同下到当地派出所投案自首。
3、试问：杨某应否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我国刑法上有关已满14岁未满16岁的未成年人的过失犯罪规定应如何进行处理？杨某行为时的主观罪过是什么？
4、答：杨某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因为根据我国刑法17条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对于过失犯罪，不负刑事责任；但应当责令其家长或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杨某的行为的主观罪过是疏忽大意的过失。
8. 经济法概论案例分析题及答案
法律对社会的调整，是采用确定社会主体的权利义务的方式进行的。因而自有法律以来，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都广泛的存在与社会的各个领域。但是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性质和结构不同，不同历史时期人们价值观念不同，因此，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在社会中受重视的程度和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就不同。中国古代有“无讼以求”、“息讼止争”的法律传统，也就是根源于对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的认识有所不同，由于经济不发达，整个社会对权利义务的侧重有偏颇，形成了只重义务不重权利，古代社会基本上都是倾向与义务本位。因此，“无讼”、“厌讼”、“耻讼”的观念横扫整个中国法制历史。
在古代诉讼中，刑事案件叫做“断狱”，民事案件称之为“听讼”，因此“无讼”、“厌讼”、“耻讼”的说法主要是从私法的角度上说的。私法主要保护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财产关系。由于古代经济并不发达有“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之说，政治、文化也相对匮乏，又有“世人惟不平则鸣，圣人无讼为贵”的法律思想来主导。造成了古代“守法”内涵的片面化。古人仅以守法法理解为遵守法律的义务，称之为“良民”，“好讼之子，多数终凶”，被称之为“刁民”。然而现代社会，正在从重义务逐渐的演变为注重权利，现代社会是一个以权利为本位的社会。因此，“无讼”、“厌讼”、“耻讼”的传统将会一步一步的被打破，中国现今各类诉讼案件逐年递升，人民法院真正成为了维护人民权利的机构。
权利本位体现了当代社会的价值追求。当代法的价值追求是权利而非义务，法的价值中最高位的权利就是人的自由权，法治的基本要求也是要法律至上、权利本位。随之“守法”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除了遵守法律义务这重消极的守法以外还包括实现自己的权利这种积极的守法，从而保证法的正确实施。“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当前正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个经济基础要以社会主义法治与之相对应，而权利本位是法治的重要因素。同时随着人权意识的提高，人们更关注运用法律手段来保障权利实现。并且与法治、人权相配套的制度保障体系的不断健全也是当代诉讼案件不断上升的原因之一。
“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只有坚持以权利为本位，完善社会主义法治机制，使公众能得到更公平、正义的审判，是当代法制建设不断追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