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检视

㈠ 如何检视公共法律服务工作营商环境

营商制度建设是否健全。市场秩序是否足够规范。
一是看立法对营商环境的促进和保护是否足够。
二是立法是否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创新实践需要。
三是立法是否与营商实际工作存在脱节现象。
其次，一是看诚信体系建设是否完善
二是行政执法水平有待提升。
三是看企业负担重不重。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依据国家建立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通过营商环境有关监测系统以及委托第三方进行评估等方式，组织开展营商环境评价。

㈡ 全世界占地面积最大的图书馆在哪

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

The World's Largest Library

You might think the largest library in the world would be in Europe．But it isn't．It's in Washington, D．C．It's called the Library of Congress（国会图书馆）．

如果你认为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在欧洲，那你就错了。实际上，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称为国会国书馆。

President John Adams started the library in 1800 for members of Congress．He wanted them to be able to read books about law．The first 740 books were bought in England．They were simply set up in the room where Congress met．Then Thomas Jefferson sold Congress many of his own books．He felt Congress should have books on all subjects, not just on law．This idea changed the library for good．

这座图书馆是约翰·亚当斯总统在1800年为国会议员们建立的。他想让议员们阅读到有关法律方面的书籍。首批740本藏书是从英国购进的，这些书被随便放在国会开会的地方。后来汤姆·杰斐逊把自己许多藏书卖给了国会，他认为国会应有各类书籍，不应该仅收藏一点法学书籍，这种观点给国会藏书带来永久性的变化。

The library grew and grew．Now it covers acres of land．It contains 20 million books as well as scores of picture, movies, globes and machines．Experts(专家) in every field work there．Hundreds of people call every day with all kinds of questions．Many of them get answers right over the phone．

国会图书馆越变越大，现在它已占地数英亩。收藏了2千多万册书。除此之外，还收藏了好多图片、影片、地球仪和机器。每一个学科的专家在这儿都有一席之地。每天有好几百人打电话查询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中有许多从电话中得到了满意的答案。

The library is a huge storehouse．Thomas Edison's first movie and Houdini's magic books reside（居住） there．And it is the proud owner of the world's best collection of comic（喜剧的） books．

这座图书馆是一个巨大的收藏室。托马斯爱迪生发明的第一部电影和霍迪尼的魔术书都收藏在这里。值得骄傲的是：它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喜剧书籍拥有者。

美国国会图书馆是美国国家图书馆，不仅为国会议员与各个委员会服务，更为政府的行政与司法等机构以及全美国和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服务；并对学者、研究人员、艺术家和科学家提供资料。
一八○○年约翰·亚当斯总统所签署的迁都法案中，就曾为国会拨款五千元作设置参考图书馆购买书籍与房舍之用。
第一批书籍是购自英国，经大西洋运来十一个皮箱书和一盒地图，便收藏在新的国会所在地，直至一八一四年英军袭击华盛顿时纵火烧毁国会建筑物，小型的图书馆被化为灰烬，在一个月之内，托马斯·杰裴逊总统将当时退休在弗吉尼亚的蒙蒂塞罗的私人收集珍藏（长达五十年）的图书提供给国会。杰裴逊总统在他担任美驻法国大使时也曾花费若干个下午时间在巴黎的书店“翻遍并搜购每本有关美国的书，不论任何学科只要是罕见的和珍贵的”都采购，所以他的书籍被认为是美国最好的藏书之一。
杰裴逊提供他的藏书时曾写下一段话说“我不知道国会在那些学科方面不想收藏，事实上，国会议员会可能有机会去参考任何一门学科的”。国会经过多次的辩论，终于在一八一五年一月间接受杰裴逊的建议，并拨款二万三千九百五十元以收购其六千四百人十七本书，因此为美国的国家图书馆奠定了基础。
国会图书馆的建筑及其设备很有特点，位于国会山庄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有三座大楼，托马斯·杰裴逊大楼系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式样是最古老的建筑，在一八九七年造成时是当时世界上的最大而耗资最高的图书馆建筑物，内部陈设有精致华丽的雕像、壁画、镶嵌图画等均由当时五十位美国艺术家所出的杰作。大厅内有高耸的大埋石柱、壁画和镶嵌图画、雕像和五彩玻璃窗都很生动地描绘出跟学术有关的主题，与文化有关的渊源。从参观台上可以看到整个的总阅览室，（此室订一九九一年维修完成后重新开放）由地面到园顶是一百六十呎高，室内有四万五千册的参考书，有二百五十个座位，以及若干台计算机终端机能够检索所有的数据库目录。
设计简朴而庄严的约翰·亚当斯大楼外层是乔治亚大理石砌成的建筑，一九三九年落成。在大铜门上的雕像是代表历史上十二位对文字艺术有过贡献的人，其中包括中国象形文字的鼻祖仓颌；希腊神话中首创字母的卡德摩斯；发明美国印地安人的切罗基族音节文字音符体系的印地安人塞阔雅。五楼的阅览室装饰着以斯拉·温特的描绘坎特伯雷故事集的壁画。
白色大理石的詹姆斯·麦迪逊大楼于一九八○年四月二十四日落成启用，该大楼使图书馆在国会山庄的占地面积增加了两倍有余，在这座大楼内设有美国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正式纪念堂以及八个阅览室、若干办公室和储藏七千万件以上的特藏文件和图书。
国会图书馆藏有八千六百多万件图籍，包括人类各科知识，从古写本到光学磁盘，若将所有的书架连接起来，可长达五百卅五哩，收进来的书籍平均每分钟有十件。图书馆内有二千万件书籍和小册子，分别以六十种语言写成。另外还有三千六百万份手稿，包括美国历史和文化的珍藏：如总统、世家、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的手稿。国会图书馆有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地图收藏约四百万件地图和地图集，其中可追溯至十四世纪中叶；以及七百万件的音乐作品收藏，其中包括作曲家亲笔签名乐谱，作曲家和音乐家之间的来往函件，也有世界各地的笙笛以及意大利斯特拉第瓦里小提琴和托特提琴弓。
图书馆的一千万件图片和照片包括相片原件、精致印刷品和各种流行的与应用艺术品，能提供美国和外国的人、事、地等重大事件的视觉纪录。图书馆每年约收到七万五千种期刊，一千二百种报纸均作为永久性的收藏，那些都是可以追溯版权由来的主要文件。
一九八二年，国会图书馆首创一项计划以最新技术的光学磁盘来储存图像，然后再反复使用，这项试验不仅缩小收藏量之面积，而且还可估计这种技术以决定今后保存图书的花费和利益。光盘储存资料有两种：印刷资料是储存在高分辨率影像的数字光盘上，而非印刷资料则储存在低分辨率影像的模拟激光录像盘上，有几个阅览室中即设有光盘以方便读者查寻论文、学报、地图、音乐、手稿、电影静态镜头和图片等。一些早期电影和彩色电影片断以及电视样片等储存都属于此一创新计划之内。
另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国会图书馆计划将所有藏书资料数字化，迈向数字时代。文章题为：国会图书馆踏上数据高速公路。
具体报道为：美国国会图书馆将于宣布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把该图书馆以及全国所有公共图书馆和研究图书馆中的藏书资料等转化为数字形式储存起来。这项计划将创建一个庞大的“虚拟图书馆”，其中所有的图书、绘画、手稿和照片都将转化成数字化图像，在阅看时与原件一模一样，还能通过计算机网络传送到计算机屏幕和高清晰度电视机上，供数百上千万的学生和研究人员调看。国会图书馆的最终目标是向全国公众提供电影和音乐资料。这项计划也能给国会图书馆带来好处。现在它需要大量书架和书柜来存放它的1.04亿件收藏品。如果采用数字化形式，数十本书可以存放在一张盘上。
国会图书馆多年来一直为许多文件迅速变质而伤脑筋。此外，许多人因喜欢书中精美的图片或插图而将数以千计的珍贵图书盗走。数字化后，珍贵的手稿、可以反复阅看，图片可以复印下来，原件不会被损坏，也不必担心被盗的问题了。一项题为《实现数字图书馆的战略方向》的备忘录草案概述了国会图书馆的这项计划。文件说，该计划将耗资数百万美元，不仅用于数字化操作，还将用于购买、安装及维修数字化和传输给读者所需的设备。普通书籍平均一页数字化需2至6美元，珍本和易损书籍可能耗资更多。将成立一个数字图书馆协调委员会争取各方面的捐款和国会的拨款。这项计划将着眼于将图书馆的图书资料制作成高质量的数字化图像所需的技术上，到2000年将完成最重要的图书资料的转化。
许多图书馆——包括国会图书馆以及哈佛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的图书馆——已经开始试着将印刷品数字化。通过计算机网络就可以接收到。然而，按照备忘录，国会图书馆将牵头协调所有数字化图书馆在技术和政策两方面的行动，以便使它们能连接到同一计算机网络上。
这项全国数字图书馆计划完成后，“将成为正在兴起的全国信息基础设施一一通常称为信息高速公路---中最广泛的资料来源。因此，将地理位置上不相连的图书馆连接起来的工作亦将同时展开。
备忘录草案还列举了计划即将面临的一系列技术、政策和法律上的问题，包括版权问题，预防“黑客”、病毒和系统瘫痪的计算机安全问题、入网费用和保护系统用户隐私问题以及制定电子图像质量标准的问题。
美国国会图书馆直接或间接地为全美国的公民或外籍人士提供各种服务。但它的主要任务是为国会作研究和咨询以提供协助，国会研究服务部成立于六十多年前，给予立法者所需的各种资料，使国会处理立法事务更为明快有效。国会研究服务部每年回答约四十五万件以上的向国会询问函件，范围有最简单的问题，也有错综复杂要作深入研究的。除此而外，国会服务部还要准备法案节要，主要法令摘要以及其它参考工具作为议员和各委员会之每日立法所需。
国会研究服务部由八百六十人组成，其中有土木工程师、海洋学家、劳工调停者、苏联飞弹专家等。他们最重要的任务是向国会提供客观、公正的资料和一个问题的正反两面的意见，然后由议员去裁决。
一百五十年前国会立法设立法律图书馆部门，为国会研究和解答国外法律的疑难问题，并答复国会询问有关外国立法和法律的解析。外国法律的翻译亦由法律图书馆精于五十种不同语言的法律专家分别担任。
国会图书馆的版权部门乃主管美国的版权法，成为专为鼓励文学和艺术创作的一支主要力量。版权保障延伸到美国所有的创作团体，包括作家、作曲家和电影制片人。该部门的版权注册登记为美国文化和技术之成长与创新提供了宝贵的记录。
版权登记目录卡和一九七七年以后所建立的自动化档案均对版权登记以及美国一八七○迄今的版权转让提供一个索引。每年总有五十万件以上的版权登记记录。版权部门同时也提供一些有关版权保障、版权法、版权登记、重新登记、版权转让和再转移的资料以及签发有关版权部门记录的正式证明文件。
版权部的送审资料是图书馆馆藏建立的主要来源，他们收集的书籍、期刊、音乐和地图半数以上都交给图书馆收藏。
版权部的发照单位主管一些强制的注册,如有线电视节目的再播送和投入硬币自动唱机的播放等法令所规定的版税款目。版权部的计算机晶片单位乃执行一九八四年所通过的半导体晶片保护法案。
国会图书馆的丰富学术资源，国会图书馆将庞大的资料收藏贡献给世界，以达到为学术致力的目标。凡是有心从事于研究的人士，不论任何学者、作家、教师、艺术家、新闻记者、学生等等凡年过十八岁者都可利用馆内的阅览室设备，包括卡片目录、参考书和参考服务人员咨询服务。读者同时可以利用馆内的计算机终端，从图书馆所设计储备的资料中寻查新书、各种学科的资料来源和立法机构的历史等问题。
国会图书馆馆内珍藏文献的用途和藏书种类一样的包罗万象。譬如说一位研究生从事美国作家的比较研究就可以到手稿室去查看诗人沃尔特·惠特曼和诗人兼大图书馆家阿其博德·麦克利什的原稿。一位小提琴家可到音乐阅览室去查看莫札特弦乐四重奏原谱稿。一位律师可以利用法律图书馆的完备的外国法律资料。小说家为一篇在东欧发生的侦探故事构想可利用总阅览室、欧洲部及政府出版品、报纸和近代期刊室的文献资料。
至于不能亲自来到的读者，图书馆提供一些特殊服务，通过馆际互借手续，提供图书和其他资料予全国各地大学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和在其他图书馆从事研究的学者，这项服务的设想是把别的地方不易得到特殊资料来提供帮助在学术上的研究。在不侵犯版权所有权和其它限制的原则下，一般读者可向图书复制部门邮购照片，直接影印照片、复制图片以及研究资料的缩微胶卷等。
各主要阅览室以及图书馆内的各参考部门均提供书面答复各个学科上的问题。
一九八○年，图书馆成立“学者委员会”，由廿五位著名学者成分别代表各个学科并负责，检视所专长的学科以及查考图书馆的书藏是否能有效地协助在这些领域之内的研究。
国会图书馆的馆际服务已经很有影响，除保留许多公共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现用的杜威十进制分类法外，国会图书馆不断地延伸十九世纪末所制定的国会图书馆分类法，采用此法的大学及专门图书馆现已与日俱增。
自一九○○年许多图书馆同时也依赖国会图书馆所出版的编目工具，如书籍、印刷卡片到机读磁带等产品的供应后，节省了其它图书馆不少的时间和金钱。
国会图书馆协助查考世界和全美各图书馆的文献资料，发行各种书目、指南、学科资料选目，题材包罗万象，有关于非洲民俗，甚至也有关于未识别飞行物，同时也编辑很有价值的全国图书联合目录，其中纪录一千二百所北美图书馆藏书，从一四五四年以来世界各地发行的书籍，以及中文、日文、斯拉夫文、希伯来文的图书联合目录与收藏地点。
透过全国盲人和残障者服务计划与在一百六十所图书馆共同合作下，国会图书馆曾为七十万五千四百位以上不同年龄的盲人或残障者服务，免费供应他们盲文书籍、杂志或唱片、录音带，并附借唱机和一般用点字版等，每年几乎送二千五百本的小说或非小说类书籍以适合各种兴趣的书用来录音及制成盲文，由图书馆合作网来发行。除此而外，音乐书籍、期刊、乐谱和乐器，其中乐器并有教学录音带如钢琴、风琴、吉他及其它乐器等都以点字和录音方式制成，这项服务同时也训练义务工作者来做点字、校对、录音和朗诵等工作。
文艺活动丰富，国会图书馆终年都分别在可容五百人的库利奇大礼堂和它隔邻的惠托尔厅、玛丽·披克福德戏院以及芒福德纪念馆等地举行室内音乐会、诗歌朗诵、电影欣赏、演讲和讨论会等活动，其中许多音乐会的现场曾转播到全国各地的无线电台播出。若干个演讲的稿件也都由图书馆予以出版。
透过展览计划，图书馆的宝藏逐渐公诸于世，包括图片、照片、地图、乐谱、善本书和手稿等，有些展览还巡回全国的图书馆和博物馆展出。
特别受人欢迎的是由图书馆美国民俗中心举办的午间音乐会，每年从五月到十月，每月一次，在图书馆的杰逊大楼前的内普丘恩广场，由代表不同民俗传统的音乐团体分别演出。
国会图书馆的书籍中心是促进全国大众对于书籍、阅读和印刷品提高兴趣的催化剂。其讨论会、展览和出版品的费用，均由私人和团体在免税优惠条件下所捐赠。另有“人人阅读”、“多读多懂”和“开卷有益”等主题在美国若干州展开读书运动。
国会图书馆每天对外开放，仅圣诞节和新年例外。
开放时间：所有展览场所开放时间均由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卅分，麦迪逊大楼的展览场、托马斯·杰裴逊大楼的正厅和楼下展览场开放时间为每周一到周五从早上八点卅分到晚上九时卅分，以及周末和假日由早上八点卅分到下午六点。在肯尼迪中心的演艺图书馆展览时为每周二至周五上午十时到下午六时；周日、周一和假日不开放。
询问处：售卖部设在托马斯·杰裴逊大楼，开放时间为每周一至周五从早上九时到下午五时；另一个新售卖部在詹姆斯·麦迪逊大楼的一楼，已于夏天开始开放。在售卖部可购得国会图书馆出版品、明信片、唱片、幻灯片、复制品、海报和民俗纪念品等。
免费导游：由托马斯·杰裴逊大楼入口处出发，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十时至下午三时，每小时正有四十五分钟的免费导游。团体导游必须预先安排。如需进一步的资料请电（202）707-5458联络。一个片名“美国国家图书馆”的幻灯片，在十八分钟内给予参观者一个最好的介绍。该片每天从早上八时四十五分至晚上八时四十五分钟，在托马斯·杰裴逊大楼入口处附近的小型电影院放映。
每月活动节目表：图书馆每个月都列出该月份的展览、诗歌朗诵、音乐会和其它目录，该表可在询问处和售卖部免费索取，或向庶务部印刷组函索。
摄影规则：在展览场所可以摄取为私人欣赏的照片，但禁止在任何阅览室使用闪光灯。如需用摄影三角架则必须向詹姆斯·麦迪逊大楼一○五室询问处办公室征求同意才行。
食堂设备：食堂设在詹姆斯·麦迪逊大楼的六楼，每周一至周上午八时卅分到十一时，下午十二时卅分至三时卅分，对外开放。此外，在三个大楼均设小吃部备有食物和饮料以及贩卖机。
盥洗间：每座大楼的进出口处均有洗手间。
公用电话：公用电话装在每座大楼的进出口处的附近。

㈢ 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变化是什么受到什么启示

权威回答：
事件背景
在19世纪中期的亚洲，日本处于最后一个幕府—德川幕府时代。掌握大权的德川幕府所实行的苛政，不时激起众多以务农为业的百姓反弹。对外则实行“锁国政策”，禁止外国传教士、商人与平民进入日本，只有荷兰与中国的商人被允许在原本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长崎继续活动；此外德川幕府亦严禁基督教信仰。
同一时期，在日本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开始出现家庭手工业或手工作坊。作坊内出现了“雇用工人”制，形成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在商品经济型态的快速扩展下，商人阶层，特别是金融事业经营者的力量逐渐增强。商人们感觉到旧有制度严重制约着他们的发展，于是开始呼吁改革政治体制。具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大名（藩地诸侯）、武士，和要求进行制度改革的商人们组成政治性联盟，与反对幕府的基层农民共同形成“倒幕派”的实力基础。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培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率领舰队进入江户湾（今东京湾）岸的浦贺，要求日本开国通商，史称“黑船事件”。1854年1月，日本与美国签订了神奈川《日美神奈川条约》，同意向美国开放除长崎外的下田和箱馆（函馆）两个港口，并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等。由于接踵而来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德川幕府再度成为日本社会讨伐的目标。
倒幕运动
从京都前往东京的明治天皇（1868年底）在地方上，与西方列强有过交涉甚至短暂交战经验，因而具有维新思想的藩士们（长州、土佐、萨摩等藩），自1866年开始结成军事联盟，并尝试与天皇接触，主张倒幕。1867年，新继位的明治天皇向倒幕派送去了许可倒幕的密诏。后来，幕府将军德川庆喜为了转移矛盾，在坂本龙马居间斡旋下，提出“大政奉还”上奏文，表明将政权归还给天皇，但仍拒绝交出兵权与领地，并计划利用天皇刚重新掌政，与倒幕派皆对政务运作不熟悉之时，派遣家臣进入政府，藉协助之名掌控政治。倒幕派对于这样的结果很不甘心，但由于武力倒幕的正当性锐减，因此只好暂时按兵不动。
后来，政府内倒幕派与德川派的斗争渐趋白热化。1868年1月3日，明治天皇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废除幕府，并命令德川庆喜“辞官纳地”，将一切权力重新归于天皇。当倒幕派得知德川庆喜决定从大坂（今大阪）出兵进攻时，旋即派出以萨摩藩、长州藩成员为主力的军队，在京都附近的鸟羽、伏见两地展开激烈战斗。经过三天的交战，以寡击众的新政府，在新式军队与精良武器的助威下取得重大胜利，并决定乘胜追击，派遣东征军攻打德川幕府的中心据点—江户。
倒幕派组成了新的政府，彻底排除德川派势力；揭示基本施政方针的“五条御誓文”则于同年4月6日公布。新政府军、旧幕府军双方决战江户之前，幕府代表胜海舟与新政府代表西乡隆盛达成协议：以国家为重，一致对外。1868年5月3日，江户不流血和平开城，幕府至此正式瓦解。不过在日本东北地区，以会津藩为首组成的“奥羽越列藩同盟”，仍然继续反对新政府。由于新政府军掌握军力优势，叛乱于同年11月即被平定。旧幕府海军将领榎本武扬率八艘军舰和幕府残兵至北海道，并在1869年1月建立“虾夷共和国”。同年6月，在新政府军的进攻下，榎本武扬投降。因战争开始的1868年为阴历的戊辰年，而被称为“戊辰战争”的内战至此结束。
革新措施
随后，新政府将首都迁至江户，改称江户为东京，建立明治政府，并颁布一系列改革措施：
政治
1869年6月，明治政府强制实行“版籍奉还”、“废藩置县”政策，将日本划分为3府72县，建立中央集权式的政治体制。
改革身份制度，废除传统时代的“士、农、工、商”身份制度，将过去的公家、大名等贵族改称为“华族”，武士改为“士族”；为减轻因“版籍奉还”而连带的财政负担，逐步废除封建俸禄；此外亦颁布武士“废刀令”，以及建立户籍制度基础的“户籍法”。
司法方面，仿效西方制度，分别于1882年订立法式刑法；1898年订立法、德混合式民法；1899年订立美式商法。
经济
引进西方近代工业技术；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原有土地政策，许可土地买卖，实施新的地税政策；废除各藩设立的关卡；统一货币，并于1882年设立日本银行（国家的中央银行）；撤消工商业界的行会制度和垄断组织，推动工商业的发展。
交通方面，改善各地交通，兴筑新式铁路、公路。1872年，第一条铁路—东京（新桥）至横滨（樱木町）间铁路通车；到了1914年，日本全国铁路总里程已经超过7,000公里。
军事
军事方面，改革军队编制，陆军参考德国训练，海军参考英国海军编制；并于1872年颁布征兵令，凡年龄达20岁以上的成年男子一律须服兵役。一般服役3年，及预备役2年，后来一般役及预备役分别增至3年及9年，总计12年。1873年时，作战部队动员可达40万人。此外明治政府亦发展国营军火工业；到了明治时代中、后期，军事预算急剧增加，约占政府经费的30%～45%。
文化
社会文化方面，提倡学习西方社会文化及习惯，翻译西方著作。历制上则停用阴历，改用太阳历计日（年号除外）。
教育方面，发展近代义务教育，将全国划分为8个大学区，各设1所大学，大学区下设32个中学区，各有1间中学，中学区下设210个小学区，每个小学区设8所小学。总计全国有8所公立大学，245所中学，53,760所小学。教育机关颁布“考育敕语”，灌输孝道、忠君爱国等思想（有人认为此举用意在于强化最高权力集中式的社会体系，为日后的对外扩张铺路）。此外亦选派留学生到英、美、法、德等先进国家留学。
宗教方面，基于政治理由，政府大力鼓励神道教，因为其宣扬忠于天皇的思想，对天皇统治国家有一定的帮助。为了进一步区分神道教与佛教（在明治时代之前，两者非常相似及接近），政府更下达了“神佛分离令”。同时亦容许其他宗教的存在，并于1873年取消基督徒传教的禁令。
历史意义
经过明治维新而渐趋富强的日本，利用强盛的国力，逐步废除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主权，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危机；而后随着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军事力量也快速强化，更在1895年以及1904年～1905年，分别于中日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中击败昔日强盛的两个大国—大清帝国与沙皇俄国，受到西方列强的注意，成为称雄一时的亚洲强国；福泽谕吉所提出的“脱亚入欧”论也在此时成为正论。
维新初期，由于明治政府的政策，使得武士的社会地位大幅下降；而随着俸禄渐次缩减，武士的经济上保障也被削弱。凡此种种皆导致士族对明治政府的不满，武力抗争因此接二连三地发生。维新功臣西乡隆盛以鹿儿岛县为中心，于1877年所发动的西南战争，成为最后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士族反抗战役。战败之后，残余的士族成员转入地下活动，与板垣退助所主导的“民选议院设立运动”结合，透过“自由民权运动”的开展形成政治上的反对势力。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公布，成为亚洲第一部成文宪法；1890年，日本国会（帝国议会）正式开始运作。至于社会、文化方面的改变，随着留洋知识份子（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新渡户稻造等）吸收并引介西方文化与典章制度进入日本，以及众多现代化事物的引进，“文明开化”的风潮逐渐形成，对于原本传统而保守的日本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不只物质需求与生活习惯上出现西化的转变，在教育系统与社会组织的广泛推行下，思想与观念上也逐渐有了现代化的倾向（例如守时、卫生等概念与西式礼仪）；文艺上的影响也不小（特别是现代文学与欧式风格建筑）。

另一方面，虽然明治政府锐意改革，但整体而言较为偏重促使国家强盛的结果，也遗留了许多问题：如天皇权力过大、出身藩地的有权有势者长期掌控国政，形成势力庞大的“藩阀政治”体系、土地兼并依然严重、新兴财阀垄断市场经济等现象。这些负面问题与日后发生并累积的一些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相互影响，最终直接或间接促使日本走上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道路。
明治维新 与 洋务运动 、 戊戌变法
中、日两国面对19世纪中、后期西方列强殖民侵略的进逼，都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改革，然而最终达成改革目标而独立富强的，却是日本。有观点认为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大多将目光投注在像是印度、中国这样既有广阔市场又有丰富原料的国家，对日本的殖民侵略相对而言没有那么严重，也让日本能够把握住难得的机会而走上强盛之路。但若深入检视改革历程即可发现：中国的封建势力为了保有既得利益，只提倡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改革，而极力避免触及政治改革，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日本则是全盘西化，并且相当程度地注重典章制度与思想、观念方面的改革。
就社经层面而言，19世纪时的日本已有一些现代商业社会的基础，当时的中国则仍旧欠缺。例如：日本幕府时代已有专责封地管理的“藏元”，称为“两替屋”的银行业，以及其他各种现代商业元素。明治维新只不过是把各种商业元素予以结合，成为强大的力量影响全国。中国在现代商业元素方面则几乎付之阙如，社会上的商业行为仍以农业为其根本，欠缺银行业、保险业、会计业、法律业等现代商业体系的必要机制。要在中国推行类似明治维新的改革，容易被传统社会排斥。
此外，大和民族面对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能够力促团结，结合成一股影响力远胜于传统守旧派的强大势力，也确立排除改革障碍的决心；加上明治维新过程中，向西方进行各方面学习（相对于洋务运动）的彻底性，并改变政治制度为君主立宪制，最终使日本得以快速崛起。中国于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所进行的戊戌变法，虽然对于制度层面的改革也开始稍有动作，但改革共识的凝聚力显然不足，最终仍逃不过传统守旧派的扼杀而以失败告终。

㈣ 法学论坛2015年第3期目录

法学论坛

2015年第03期
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简介
法家的解放──以《劝学篇》引发的论争为中心
程燎原
中国国家治理的现代性建构与法家思想的创造性转换
钱锦宇
新法家的“国家主义”形式法治观批判
魏治勋
微信公众号传播他人作品行为性质辨析
王春梅
基于个人信息保护的国际贸易壁垒及其法律应对
侯富强
个人信息权保护的法经济学分析及其限制
李延舜
非公司企业为什么会兴起——公司的局限及其法律制度检视
王妍
包容性增长理念下经济法治的反思与回应
胡元聪
法官良知:司法公正的原动力
丁德昌
法治国家进程中的政党法制
田飞龙
公务员管理法治化的基本取向
许治政
建言增设新罪现象的反思
熊永明
减轻处罚的功能定位与立法模式探析
刘军
我国表演艺术非营利组织制度发展探究
辛纳 魏建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律师辩护难问题实证研究——以S省为例的分析
韩旭
新《刑事诉讼法》视角下强制医疗问题探析
王静
我国进口食品安全监管立法之不足及其完善
钟筱红
美国证券欺诈赔偿检诉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焦津洪 高旭
前进中的山东财经大学法学院

㈤ 论述人民民主原则在我国立法中的体现

群众路线是立法的生命线.社会主义法律是人民意志和利益的体现,但如何了解和吸收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如何将人民意志和利益用法律的形式具体化和明确化呢?这就需要实实在在地在立法过程中贯彻群众路线.忽视立法中的群众路线,就会影响和损害人民群众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失去很重要的内容；就会使国家立法工作失去人民群众的监督,出现利用立法谋私、利用立法侵犯人民利益的恶劣倾向；就会造成法律制定得很多群众却知之甚少、法律得不到群众的尊崇信仰、法律的制定与适用严重脱节等后果.
如何贯彻立法中的群众路线?
一、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在立法中的作用
从建国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的立法工作进展缓慢,同时,国家立法权也仅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专属,也即只有全国人大代表才能参与立法.适应新的历史时期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需要,1982年宪法和几经修改后的地方组织法分别将立法权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和经济特区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权力机关的授权立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授予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立法权,二是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立法权.授权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立法可以理解,因为地方权力机关是地方人民意志的代表,可以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前提下,制定各地普遍遵守的行为规则.但为什么要进一步授权各级人大常委会立法呢?彭真同志在宪法修改草案报告中对为什么要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曾这样解释：“我国国大人多,全国人大代表的人数不宜太少,但是人数多了,又不便于进行经常的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是人大的常设机关,它的组成人员是人大的常务代表,人数少可以经常开会,进行繁重的立法工作和其他经常工作,所以,适当扩大常委会的职权是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有效方法”.[1]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增设常委会也是出于这一目的.
但是,人大常委会从最初不具备立法权到可以“进行繁重的立法工作”,这一职权已不是“适当扩大”而是扩大得很大了.立法实践也证明,十几年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数量十分有限,而绝大多数法律、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和地方性法规都是由各级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与代表大会相比,人大常委会实际上已成为国家法律的主要制定者,其立法对促进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起了积极作用.但人大常委会立法权十分宽泛并经常性地行使这一职权,又存在许多令人不安的因素.
第一,人大常委会立法,容易使法律制定后的民意代表性大打折扣.法律应当是所有人大代表对各自收集民意总和的归纳、总结和提炼.立法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程度首先取决于决策参与者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在立法机关中,全体组成人员的共同参与是保证立法决策达到最佳效果的唯一途径.而我国有立法权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都是通过层层间接选举产生的,间接选举本身就不是充分和直接反映民意的有效方式,由间接选举产生的代表中再选举极少比例的代表委员（仅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人数就不足全体代表数量的二十分之一）去进行经常性立法,显然会使法律与广大选民的直接愿望距离更远.而且,现在各级代表大会中普遍存在官员代表、先进人物代表、名人代表占绝对多数的倾向,由代表大会进一步选举出的常委会组成人员中,更清一色是从各级党政岗位上退下来的领导干部,普通的工人代表、农民代表或者其他的群众代表在人大常委会中几乎不能占有一席之地,由各级各类官员组成的常委会所制定的法律则更容易模糊甚至扭曲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实意愿.
第二,人大常委会委员立法,容易僭越和侵犯其他代表的立法权.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在运作机制上区别于其他国家机关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权力机关必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必须是全体组成人员直接、平等、统一和集体行使职权所作出的决定才具有法律效力.而从全体代表中选出极少部分代表去参与立法决策就违背了上述原则,也容易导致常委会的意志与代表大会的意志不相一致.从另一方面讲,在间接选举中,下一级人大代表选出上一级人大代表,两者之间就是另一意义上的“选民”与代表的关系,“选民”要求并信任代表在立法机关直接反映自己的意愿（这一意愿从理论上讲应当是原始选民的意愿）,而代表在征得“选民”同意之前,就无权将“选民”的授权予以让渡和转委托（因为每一个代表都是以自己特定的人身权与“选民”相联系并去反映“选民”利益的,而与人身权相联系的权利是不得单方面让渡和转委托的）,同时,代表受“选民”委托参与立法,其意义不仅是在代“选民”行使权力,更重要的也是在履行不可推卸的义务.所以,常委会委员参与立法如果不能等质等量地反映本级代表大会的意志,如果没有得到本级代表大会的下一级全体人大代表（作为特定选民的代表）的授权,实际上就是以牺牲和放弃本级其他多数代表的立法权为代价的.
第三,人大常委会从事经常性的立法活动,容易失去代表监督,造成立法专横.国外的议会也设有各类常设委员会,但与中国不同的是,国外议会的常设委员会仅仅是议会的工作机构,而不能独立行使职权,不管一院还是两院,议会的权力是高度统一的,只有全院会议统一和集体行使权力才能作出任何有法律效力的决定.而我国的人大常委会是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经常性独立行使职权的机构,它的权力很大,所以有人把常委会称为“议会中的议会”,把常委会委员称为“代表中的代表”或“议员中的议员”.由于我国各级人大代表多是兼职的,闭会后,就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这就使得代表选出常委会委员后对他们的监督产生许多实际困难；另一方面,常委会也容易放松与代表的联系,失去主动接受代表监督的自觉性.事实也是如此,各级人大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在加强与代表的联系、广泛征求代表意见等方面做得很不够.常委会制定的许多法律,从草案的提起、草拟到常委会的讨论、审议直至表决通过,同级人大代表既不知情,也不能参与其中 （仅有极个别代表能被邀列席常委会会议）.没有代表的广泛参与,失去代表的监督就很难保证常委会立法不偏离全体代表的意志和群众意志的轨道,造成立法的专横与偏颇.
虽然存在如上所述诸多弊端,但在目前情况下要改变人大常委会行使立法权这一制度显然是行不通的.一些同志曾建议大幅度减少人大代表人数,并使人大代表专职化,从而收回常委会的立法权,使人民代表大会议会化.要落实这些想法也有许多实际困难.既要坚持和实行人大常委会立法,又要使这一立法不偏离人民意志的轨道,就必须充分发挥广大人大代表的作用.
依据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人大代表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一项重大职责就是参与制定国家法律并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协助宪法和法律的实施.这就十分明确地揭示出了人大代表在国家法制建设中的职权、地位和作用.我国的立法权本质上属于人民,人民群众选出人大代表并通过人大代表将自己的意志集中起来反映到人民代表大会,再由人民代表大会通过集体表决的形式将绝大多数人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人大代表是将人民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和法律意志的直接决定者,是立法活动中不可替代的主体.让渡、放弃甚至漠视立法权,人大代表就是尸位素餐,就是对人民群众的失职.
从另一方面讲,法律的制定也必须充分吸取广大人大代表的智慧和经验.人大代表来自人民群众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具有最广泛的民意代表性,与人民群众保持着最紧密的联系；在这个基础上,人大代表深入群众,广泛调查研究,将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反映到权力机关,再将法律案拿到群众中反复征求意见,然后通过权力机关将群众的共同意志上升为国家法律,才会使法律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具有真正的人民性.人大代表“从群众中来”,听取群众的意见,为立法活动提供可靠依据,而在法律制定后,还必须“到群众中去”,将法律的精神在群众中广为宣传,“把法律再交到人民手中”,并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协助宪法和法律的实施,这样才会使法律深入人心,成为亿万人民群众自觉遵守的神圣准则.
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加强权力机关组织制度的建设还面临着许多新课题,人大代表实行兼职制度,人数很多,代表执行职务还缺乏相应的时间、物质和组织等方面的保障,这就决定了广大代表不可能经常性地直接行使立法权.由人大常委会在闭会期间代替代表大会独立行使立法权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是适合现阶段国情的.但人大常委会行使立法权必须以代表大会全体组成人员的意志为坚实基础,紧紧依靠广大代表.如何有效地预防和克服常委会立法过程中潜在或已暴露的危险因素呢?答案是,常委会必须切实加强与广大代表的联系,充分听取代表的意见,主动接受代表的监督.
早在1987年,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就讨论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加强同代表联系的几点意见,对联系代表的原则、内容和方式都作了较详尽的规定.各地方人大常委会也先后对联系代表制度作出规定.但在立法过程中,人大常委会与代表的联系制度基本上处于虚置状态,使得立法活动严重脱离广大代表.人大常委会是由广大代表选举产生后开展工作的,人大常委会与代表之间的关系就如同代表与广大选民之间的关系.这就要求,在制定法律的每一个环节上都要主动与代表联系,广泛听取代表意见,使代表虽然不直接行使立法权,但法律制定后却反映了全体代表的意志.
但是,人大常委会联系代表开展立法只有建立在代表广泛联系人民群众的基础上才会获得成功.代表联系群众是代表制度的生命源泉.在多年的立法活动中,人大代表密切联系群众,作为人民群众与立法机关之间桥梁和渠道的重要作用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这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多层间接选举是造成这一现状的最重要原因.多层间接选举使上一级代表直接面对的不是广大选民,而是下一级人大代表,这就模糊和淡化了人民群众与代表之间选举与被选举、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弱化了代表时刻扎根群众、体察民情、为民请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削弱了法律制定后的群众基础和民意代表性.为此,需要改革和完善现行的选举制度,在县一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使省一级人大代表都由直接、差额和竞争选举产生,这样做必将激发起人民群众直接表达自己意愿和积极参与民主选举的热情,并促使广大代表用须臾不能脱离群众、丝毫不敢怠慢人民意愿的高度责任感去对待群众和联系群众,真正做人民群众在立法机关的代言人.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情况复杂,在全国实行直接选举目前确有许多困难.但将直接选举扩大到省一级人大代表是十分必要也是完全可行的.省一级权力机关组成人员都由直接选举产生,就可以从根本上保证群众路线在权力机关得到充分落实,从而保证地方立法的民主化；也可以从根本上保证全国人大代表虽然是间接选举产生,但其群众基础和民意代表性却是十分广泛和坚实的,从而进一步保证最高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就是全体人民意志和利益的真实体现.
为贯彻立法中的群众路线,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在立法中的作用,需要改革现行权力机关组成人员的结构.现在我国各级人大代表中官员代表太多,而真正的基层和普通群众代表很少.与此同时,我国现行立法中的大多数都是由政府作提案人,并由政府及有关部门起草,同时又缺乏相应的立法制约和立法回避制度,如果再交由各类官员代表或委员去讨论、审议和表决通过,最后又交由政府部门去执行,这实际上就出现了立法与执法的主体集于政府和官员一身的情况.由执法者去行使实际的立法权,就很难保证出台后的法律不偏离广大群众的意志和利益.
法律既然是绝大多数人意志和利益的体现,就应当让绝大多数人的代表去参与立法,在法律中表达自己的愿望.为此,除了改革现行的立法提案和起草制度外,还需做两项工作,一是改变人民代表大会组成人员状况,切实减少官员代表数量,大幅度增加基层和普通群众代表,二是改变常委会组成人员状况,使常委会中不仅有一批经验丰富、曾担任过各种领导职务的老同志,更要吸收一批来自普通群众和社会各界、具有较强社会活动能力和议政能力的委员.这样,就可以在人员结构上保证全体人民在立法机关都有自己的代表,都能在立法过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三、重要法律草案交由全民讨论
第一、全体公民有权参与讨论和创制法律是民主化立法体制的应有之义.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利益关系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仅仅依靠民选的立法代表已经越来越难以反映各种不同的利益需要,而公众的直接参与则可以弥补代议机关在反映民意方面不够充分的缺陷.将一些与全体公民切身利益休戚相关的重要法律交由“全国讨论”或实行“全民公决”方能生效,是许多国家的宪法规定.美国、俄罗斯、法国、瑞士等国都实行这一制度,使全民讨论或全民公决制成为重要法律制定的必经程序,以保证公民直接行使立法权.
第二、全民参与立法与马克思主义立法思想也相符合.马克思说：“应当使法律成为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它应当同人民的意志一起产生并由人民的意志所创立”.[2]这就强调,法律应当是人民群众自觉和真实地表达自己意志的结果；法律创制的全部过程,就是反复听取群众意见,将群众意见逐步归纳和抽象出来,经过法定程序上升为人民共同意志的过程.列宁则进一步指出,立法要依靠人民群众,“意味着使每一个群众代表、每一个公民都能参加国家法律的讨论.”[3]毛泽东同志对全民参与立法也作了充分肯定,并在总结“五四宪法”制定过程的经验时对这一民主立法方法作了科学概括,提出“制定法律”要由全国人民讨论,使中央的意见和全国人民“意见相结合”,并强调指出：“过去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今后也要如此.一切重要的立法都要采用这个方法.”[4]可见,毛泽东同志早在领导制定“五四宪法”时,就把自己提出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创造性地运用于立法实践了,这对今天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将重要法律草案交由全民讨论有以下好处：一是有利于人民群众直接行使当家作主权利,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立法权是国家的最高决策权,人民群众参与讨论法律,就是参与行使国家最高决策权.二是有利于法律更好地反映人民的意愿和要求,有利于加强人民群众对国家立法工作的监督.三是有利于人民群众接受并自觉遵守法律.征求意见的过程,就是进行普法教育、提高全社会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的过程.人民群众是法律的积极创制者,也必然是法律的忠实守护者.
现在,立法的数量与规模已相当庞大,我们试图用法律调整的范围已触及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是,只要我们用人民利益至上的观念,用民主、公正、平等、效率等法律所应具备的基本价值观念去考察和审视这些法律,就会发现其中为数不少的一部分存在扩大和保护部门利益、规避部门责任和义务、限制甚至侵犯和剥夺公民的个体权利和利益的现象.这样的法律非但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崇尚信仰和自觉遵守,相反却会损害社会主义法律的权威与尊严,阻碍和破坏依法治国方略的顺利开展.
要使法律切实反映和保护人民利益,必须牢固树立以民为本的立法思想,让人民群众真正做制定法律的主人.在既往的立法程序中,存在片面追求立法速度和数量,片面依赖和迁就实际部门、执法部门和管理部门立法主张的问题.而对执法相对人、管理相对人的意见和要求听取不够；存在关门立法、片面依赖各机关相互协调和制约、甚至出现利用立法争权夺利的问题,而对立法透明、允许人民群众对立法提出批评意见,加强人民群众对立法进行外部监督做得不够.
我国有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传统,人治观念、官本位思想和官方权力无限扩张并凌驾于公民个体权利之上的因素根深蒂固.法律是用来“保民”还是“治民”、“治民”还是“治吏”必将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间内立法领域中一对十分尖锐的矛盾,如何坚决和正确地处理好这一立法中的矛盾事关社会主义法律能否具有真正的人民性及依法治国事业的成败得失.为此,我们需要对已经制定的法律做全面的回顾与检视,将它们交给群众广泛讨论,让群众去给法律评价和打分.对人民群众不满意的规定要及时删除和修改,对“法外”人民群众的正当权益要及时肯定和补充进去.用这样实是求是的态度和方法对待已经制定的法律,不仅会使这些法律充分反映人民利益,而且会对全社会进行一次生动的普法教育,从而极大地促进法律制定后的顺利实施.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重要法律草案交由全民讨论已有不少先例,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民主化步伐的加快,不少重要法律都将要交由全民讨论.国务院及其部门、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地方政府已成为国家立法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近年来它们的立法活动十分积极活跃,所立法律数量已占国家法律的绝大多数.但在它们制定和出台的过程中,向人民群众征求意见的事例却十分鲜见,这就不能不使人对它们的质量,对它们反映和保护人民群众利益的程度产生怀疑.
在没有建立完备的违宪审查机制的状况下,要对各类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进行有效监督将是十分棘手的问题,即便设立一种官方的审查机制,其工作量的纷繁和复杂也将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因此,要成功地对立法进行监督,我们不能不将目光投向人民群众.为保证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不偏离人民利益的轨道,必须让人民群众参与立法,加强人民群众对立法的监督.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将法律交由人民群众讨论,国务院和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则更有必要将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交由人民群众讨论.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是宪法和法律内容的具体化,与人民群众更为接近.在特定的领域、特定的区域,向人民群众特别是向法规调整相对人征求意见,也将更具体、更便于操作.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一旦面向人民,就会不仅将政府部门的权利明确化、具体化,更必须将政府部门的义务和法律责任明确化和具体化；不仅将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义务和责任明确化、具体化,更要将他们的权利明确化、具体化；不仅强调政府对社会的管理职能,更要强调管理职能本质上是一种服务职能,强调人民群众在政府面前的平等,尊严以及对政府的监督权.
四、立法过程公开化
列宁曾经指出：“广泛民主原则,要包含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完全的公开性；……没有公开而来谈民主是很可笑的.”[5]强调公开性,目的是使人民能够了解和参与.贯彻立法中的群众路线,让群众参与立法,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求立法过程公开化.公开是知情的前提.制定法律的过程是充分发扬民主、在民主基础上科学地集中人民意志的过程.而立法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必须以立法的公开化做保证.公开立法过程,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才得以了解情况和广泛发表意见,立法机关才得以广听博纳,集思广益.
在西方一些立法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对立法民主原则的落实,总是与立法过程的公开相联系的.[6]不仅法律草案的拟制和审议公开,法律草案的表决也公开.有的国家规定,拟定法律法规必须用公告的方式刊登消息,就法律法规名称,制定机关、立法意图及主要内容公布于众,并给予民众特别是法律法规调整的相对人通过书面或口头方式表达异议的机会.如美国行政程序法规定,联邦各部制定规章的建议必须用通行方式刊登于《联邦登记》上,然后,行政机关必须给利害关系人提供机会,让他们提供书面材料、书面意见或者辩词,通过以上的方式让他们参与制定规章的程序；同时,他们所提出的问题,行政机关都应当考虑.[7]
公开法律草案的拟制过程,目的是将法律从制定之初就纳入民主程序,征寻并认真考虑民众意见.在对法律草案的审议过程中,有些国家对议员在立法会议上的发言都详细记录在案,并在立法机关的公报上发表,即便在对法律草案的表决中,西方议会也要公开化,表决有时采用唱名表决,记录在案,可供公民查阅,也可公布谁投了赞成票可反对票.将表决者的姓名与投票情况公开,使选民知道他们所选出的议员是在代表了他们的意愿.[8]为使公众尽可能快与多地知道立法机关开会议事的情况,有的国家还专门规定允许对之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如奥地利宪法第33条规定,如实报道国民议会公开会议及其下设委员会活动,一概不受追究.德国宪法规定,对联帮议院及其委员会的公开会议作真实而准确的报道,不得因而引起任何责任.许多国家都用电台或电视台对议会的辩论进行实况转播.[9]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向民主化迈出了重要步伐.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将党和国家的一些重大决策、重大活动公开化,让广大党员和亿万人民群众了解情况.而立法权是国家最高决策权,立法活动是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立法活动公开化就是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报告都强调,要把改革和发展的重大决策同立法结合起来.逐步形成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提高决策水平和工作效率.这就意味着,立法决策与改革和发展的决策息息相关,而立法机制的民主化程度又直接决定了立法决策的水平和效率,并反过来影响改革和发展的成败得失.
为保证立法决策民主化,首先要公开立法过程.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及其常委会会议都公开举行,允许新闻单位公开广泛报道.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活动就是新闻单位报道的一项重要内容.宪法和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都规定了立法机关组成人员的言论免责权和人身特别保护权,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保证他们能够充分自由地发表意见,包括对立法工作发表不同意见,有助于在立法过程中百家争鸣、集思广益.而人大代表的立法意见必须通过新闻媒介公诸于众,才能使人民群众了解情况、辨别取舍和积极参与立法.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活动的公开程度、新闻单位对立法活动作实质性和深度报道的程度,直接影响了人民群众对法律情况的了解和参与,影响了法律制定后的生命力.
现在,立法活动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公开化不够.一部法律从法律案的提出到法律草案的审议和表决通过,人民群众能够了解的信息十分有限.仅就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活动来说,从委员长会议的举行到常委会会议的召开,从法律草案的交付审议到常委会的一审、二审、三审和表决通过,能见诸新闻媒体的绝大多数只是一些简短得有些乏味的消息,即便登载委员们的讨论意见,也基本是肯定的意见,片言只语,了无新意.至于国务院及其部门制定的行政法规和规章,它们酝酿、讨论、形成的过程,人民群众则几乎一无所知,更谈不上发表意见.同样地,纷繁复杂的地方立法也存在这个问题,甚至一些省级人大常委会通过地方性法规后,不经过多方协调,就迟迟不能在一省的党报上刊登.立法活动脱离群众,就会使人民群众漠视立法,对法律缺乏起码的内心认同.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立法公开化没有制度保障.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主要靠机关和部门立法,虽然将群众路线作为一项重要立法原则,但对如何切实贯彻群众路线却缺乏方方面面的考虑；在立法活动的报道中,新闻审查过多,尤其是对立法中不同意见的报道过于谨慎,将大胆报道立法过程中不同意见甚至相反意见与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和党的宣传方针对立起来；立法机关没有独立的舆论阵地；对立法工作的宣传,还没有被提到对国家最高决策工作宣传的应有位置上,有关部门对国家经常化的立法活动没有制定统一和足够的宣传报道制度.二是新闻媒体在立法报道中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在具体工作中表现为突击性、任务性的报道多,经常性、自觉性的报道少；程序性、结论性的报道多,充分反映立法机关贯彻民主集中制的鲜活报道少；宣传方式单调,人大知识和法律知识的差错时有发生.不少从事人大报道的新闻工作者对宣传立法活动没有兴趣和积极性,每次召开人大常委会会议,他们只例行公事地去听一听,写一则简单消息,而常委会分组讨论和审议法律草案时,委员们的精彩发言和各种不同意见,记者却很少坚持听会并努力去作一些深入的实质性立法报道了.可见,要真正实现立法公开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要从观念上充分认识到,没有立法公开化,法律制定后就不会产生预期效益；要将立法公开化纳入制度化轨道；要努力培养一支既熟悉法律又懂新闻的稳定的专业化的立法新闻采编队伍.

㈥ 论真善美文章

论地方立法的真善美及其实现 （仅供参考） 求真在于实现地方立法的科学性,它要求实现由经验立法向科学立法转变,强化调查研究的制度设计和程序安排,并将调查研究贯穿于立法的全过程。求善在于实现地方立法的公正性,包括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而立法程序的公正性务求公开、透明与公众的参与。地方立法之美是在真与善的基础上呈现给人们的形式的美感性,包括文本的结构美与语言美,前者以精细为美,后者以精确为美。关键词:中国法治国家建设;地方立法;中央立法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2 - 462X (2010) 01 - 0088 - 04 收稿日期2009 - 08 - 10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08JZD0010) 作者简介:宋方青(1961—) ,山西平顺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法理学、立法学研究。 真善美是人间的理想。人类的认识与实践活动总是以真善美作为追求目标的,也只有遵循真善美相统一的原则,认识与实践活动才能取得成功。人类的法治认识与实践活动也不例外。地方立法是中国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环节,真善美是地方立法的最高境界。在地方立法中追求真善美、实现真善美,既有一般性的要求,更有特殊性的要求。 一、求真:地方立法的科学性真有多种用法和释义,其核心义项主要有三个:一指本原,二指真实,三指真理。相对于假而言,统一于真善美中的真,包括真实与真理两个义项。所谓真实是指与客观事实相符,所谓真理是指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从本质来看,真就是主体与客体在观念形态上的统一。反映在立法上,真就是要求立法必须符合客观实际、遵循客观规律。“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做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创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 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如果一个立法者用自己的臆想来代替事情的本质,那么我们就应该责备他极端任性。”[ 1 ]也只有这样,才能使立法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实现科学化。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民族和人口众多的大国,各地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极不平衡, 这种情况决定了在中国不能单靠中央立法,还必须有地方立法,由地方立法来承担保证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在本行政区域的有效实施,解决本地方特殊的事务以及弥补中央立法的不足,并为中央立法提供经验等任务。正是基于此,中国在地方立法中断几十年后的1979年首先以地方组织法的形式重新赋予地方以立法权,确立了地方立法在国家立法体制中的地位, 1982年又以宪法的形式予以确认, 2000年再以《立法法》这一专门法的形式规范了地方立法。迄今,中国地方立法的主体众多,已形成多种类别、多种层次并存的格局,地方立法在执行和补充中央立法,管理地方事务,促进地方乃至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方面,发挥着积极而重大的作用, 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然而不管是哪一种类别、哪一种层次的地方立法,体现地方特色都是其生命力之所在,否则将失去存在价值。在地方立法中求真,要求所立之法能够反映和体现地方的实际情况和需要,所立之法具有地方特色。中国《立法法》在地方立法主体的立法权限规定中无不要求体现地方特色。如在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限时便要求其“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在规定民族自治地方人大立法权限的规定中,也要求 “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检视中国现行的地方立法,不可否认,地方特色确实越来越强。但是,我 ·88· 们也应看到,地方立法中也还存在地方特色不足、针对性不强的现象,时有“不问是否需要,盲目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实施细则或实施办法,形成了立法的‘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现象”[ 2 ]。再如,为保证规范性文件体系与结构的完整性,地方立法时常会追求大而全的立法模式,照搬照抄中央立法或外地立法,“小法抄大法、后法抄前法”。这样的立法虽然顾及了规范性文件的体系与结构,但却是大量的重复立法,少有地方特色,也造成了立法的浪费,因而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价值和生命力。为保证地方立法体现地方特色以达到求真的目的,地方立法主体必须从本地实际出发。而要做到这一点,还要求地方立法必须以调查研究为前提,通过科学的方法与手段,充分了解本地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民情及人们对立法调整的需求程度,不能闭门造车、坐而论道。我们无意否定那种仅凭个人的经验和智慧进行立法的做法,但我们必须正视这种现象,其感知的直观性、认识的表面性及分析的非定量性特点,都无助于作出科学的立法决策,进而进行科学的立法。然而,当前中国立法机关代表的构成、会议的形式以及立法程序设置的缺陷等制度与程序问题固化了这种现象。要改变这种现象,必须实现由经验立法向科学立法转变,必须强化调查研究的制度设计和程序安排, 并将调查研究贯穿于立法的全过程。《立法法》虽然已确立了立法的科学原则,即“立法应当从实际出发,科学合理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的权力责任”,并有相应的制度与程序设置,如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规定,但这些制度与程序的设置仅限于从法案到法的阶段以及立法的完善阶段,立法的准备阶段并未被作为一个法定的阶段加以规范。固然在正式进入立法程序后,在各个立法步骤都可以启动调查研究工作,但在立法的准备阶段,调查研究是至关重要的。特别在作出立法决策时,如果没有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往往会作出错误的立法决策,进而导致立法的偏差和失误。 二、求善:地方立法的公正性古往今来,思想家们对善进行了多样性、多元化的阐释以及多领域、多视角的探索。在法治当中,善被作为立法的一种理想的道德目标,而作为 “益于人的道德准则”,善“在观念形态上已转化为人人都能接受的正义”[ 3 ]。因此,立法的价值诉求往往被简化为正义,求善即为追求正义。 “正义有着一张普洛秀斯似的脸( a p rotean face) ,变幻无常,随时可呈现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从哲学的理论高度上来看, 思想家与法学家在中世纪业已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不尽一致的‘真正’的正义观。从社会秩序的实用主义层面来看,人们也已经采用了许多不同的思想进路去解决‘善社会’( good society)的问题。”[ 4 ]252然而,尽管如此,人们对于正义的描述不外乎强调精神向度或制度向度,或两者兼而有之。我们认为,正义确如“普洛秀斯似的脸”, 但它首先必然体现为一种精神上的态度。我们不否认这种精神态度有个体上的差异,存在某些不可通约的因素,但我们必须承认共识性意愿和要求的存在,如“各得其所”、“给予每个人以其应得的东西”的意愿和要求就是共识性意愿和要求, 人们往往以此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并以此来评价他人和国家的行为。只要能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则往往被视为是正义的。也正是这些共识性的意愿和要求维系着一个社会和国家的存在和发展。“对正义的寻求终止于内心的确信( I’in2 time conviction) ,而对这种确信的作出又是以在公正制度中生活的期望为动机而得以确定,并经过由程序形式主义保证其公平性的正义规则所认可的。”[ 5 ]因此,正义还必须化约为公正的体制, 必须有公正的体制作为载体, 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都是其应有的内容。对立法来说,求善,最关键是要力求实现分配正义。 “分配正义所主要关注的是在社会成员或群体成员之间进行权利、权力、义务和责任配置的问题。”[ 4 ]265“体现在立法的指导上,就是要使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等的规定处于一种合理状态。”[ 6 ]在中国地方立法中,尚有诸多为人们所诟病的现象,诸如“部门立法”依然相当严重,地方政府借助于立法的方式使部门利益“合法化”;立法机关本身存在行政化的倾向,立法过程中的某些环节容易受到“领导意志”的支配性影响,各种利益群体之利益与意志的博弈难以在立法程序中得以公开、公平、公正的体现;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难以在立法中得到体现与保障,城市关于外来人口管理的地方法规,很多方面都带有针对农民工的浓厚的歧视色彩,农民工在他们所居住的城市没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缺乏应有的人身自由、安全保障与社会保障。凡此种种,实际上都是分配不公的表现,也即缺乏立法公平的表现。因此, 实现立法公平也就成为当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地方立法必须注重的问题。日本著名法学家谷口安平先生曾经提出“诉讼法乃实体法发展之母体”的命题[ 7 ]。这个论断对于英美法系的国家而言或许确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在素有重视成文法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则必 ·89· 然备受质疑。然而,用其来解释立法公平却恰如其分。对于立法公平而言,“程序正义确实是实体正义之母”,因为立法本身就是一个“造法”过程,而非法律适用过程,除宪法之外,立法过程并无所谓其他“实体法”的先在拘束[ 8 ]。因此,建构公正的立法程序对于立法公平至关重要。在地方立法中建构公正的立法程序,首先就是要确保立法所影响的利益群体能够通过相关的程序机制直接或者间接参与立法过程,表达其利益诉求。近年来,中国地方立法主体在立法的过程中经常采用公布法律草案、向社会及专家学者征询立法意见的方式,力求能够扩大立法参与主体的范围,还采用论证会、听证会等方式,保障公众参与立法的权利。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地方立法程序的发展。但是,这些在实践中建立与形成的程序正义机制还需要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与合理化。以地方政府制定规章而言,透明度和公众参与代表了规章制定程序的两个特征:透明度可以使公众获得帮助,进而建立有意义和有根据的公众参与;而有意义和有根据的公众参与又为规章制定者提供准确而充分的建议,进而确保规章制定的质量和合法性,实现对善的追求。中国地方政府确实越来越注意规章制定的透明度和公众的参与,但规范化、制度化及合理化的程度还比较有限。在设计信息处理和公众参与程序时,对行政效率的关注大大超过了对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在决策中所起作用的关注。现有程序的设置与运作至少在四个方面有待加强:第一,在规章制定的早期应加强透明度和公众参与;第二,应对规章所涉及的利益相关方一视同仁,充分听取各所有利益相关方的意见;第三,建立有效的与公众参与对话和交流的机制;第四,充分利用网络和信息技术来确保公众及时获得信息,从而提高公众对规章制定程序的理解,以使得公众更好地参与。 三、求美:地方立法的理想形式对于美,人们有各种各样的理解。从字源来看,美至少具有三种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含义: 第一种是表示感官愉快的强形式;第二种是伦理判断的弱形式;第三种是专指审美对象。从美学的角度来看,美也包含多层(种)含义,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三层(种) :第一层是指审美对象; 第二层是审美性质(素质) ;第三层是美的本质、美的根源[ 9 ]。而对于美的本质的探讨,则既有从主体或客体的角度来探讨的,也有从主客体的关系上进行探讨的。立法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它既不同于一般的科学认识,也不同于普通的价值判断及以塑造生动具体的感性形象为特征的审美活动,而是体现了认知、评价和审美三种活动的有机统一。因此,朱光潜先生立基于主客体的关系而给出了关于美的定义:“美是客观方面的某些事物、性质和形状适合主观方面的意识形态,可以交融在一起而成为一个完整形象的那种特质。这个定义实际上已包含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在内; 物的形象反映了现实或是表现了思想情感。”[ 10 ]此定义亦适合于立法之美。从这个定义出发,立法之美是立法在真与善的基础上呈现给人们的形式的美感性,其实质是表达之美。立法之美与立法之真及立法之善是密不可分的,它是真与善的外在表现。西方学人对艺术真善美之间深刻联系的揭示, 可以说明这一点。 “真理是存在的真理。美不出现在真理之外,当真理自行置入作品时,美就出现、显现,作为艺术作品中真理的这种存在的显现,作为作品的显现, 这就是美。”“艺术品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敞开了存在者的存在。”[ 11 ]立法在求真和求善的基础上, 还必须求美,达致真善美的和谐统一,这才是立法追求的最高境界。 “无论哪一种美,都必须有感性自然形式。一个没有形式(形象)的美,那不是美。”[ 9 ]48对于地方立法来说,求美,关键是使其结构与语言能恰当地展现主体善的目的性与客观事物真的规律性,并易于为人们所接受或被人们所乐于接受。中国地方立法经过多年的实践,已经探索出了一些比较科学的立法技术,一些省级人大还专门制定了地方立法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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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生态文明视野下的循环经济立法研究

作者：乔刚

出版年份：2011-4

页数：240

内容简介：《生态文明视野下的循环经济立法研究》选取“生态文明”这一全新视角，围绕循环经济立法这一中心主题，包括循环经济立法的理念、价值、定位与原则、法律体系与结构、具体制度和法律责任等内容展开研究，突出和体现“生态文明”这一独特视角对循环经济立法的深刻影响，通过跟踪和把握社会发展的最新趋势，总结国外循环经济立法的基本经验，考察我国循环经济立法的现状，检视我国循环经济立法在理论、结构、制度和责任机制等方面存在的不足，从理论上提出促进我国循环经济立法理念进步、结构完备、制度完善和责任重塑等若干建议，以期推动循环经济立法不断发展，使之更加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更好地促进和保障社会永续发展。

㈧ 美国游说法的实质

实质就是提供腐败的外衣，直接点就是替利益集团去和政府官员和民意代表面对面沟通，以达到影响政府政策的目的。中间肯定有利益关系。据统计，美国自1998年以来，43％的离职国会议员在经过一年的法定回避期之后，进入了游说行业，作了说客。说白了，没好处都往那跑干什么。

㈨ 在立法，行政和司法程序中对法的价值进行整合，应当遵循哪些原则

【出处】《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摘要】关于行政法是否存在或有必要构筑其理论基础，形成了诸如“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服务论”、“公共权力论”、“公共利益本位论”、“政府法治论”以及“人民主权论”等十几种学说和观点[1]，堪称近年来我国行政法学界研究热点之一。从上世纪末以来，中国行政法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十余年的“论战”，在其建国之时，制宪先驱们便开始奉分权与制衡为国家政体之圭臬，在目前中国。其实，作为一种“理论基础”，既可最大限度地减少官僚专断和越权的危险，行政法是管理政府行政活动的部门法，而不是有关公共行政的法律。[2]当然。

【关键词】行政法；

【写作年份】2012年

【正文】

一，虽然持“控权论”者都认为行政法是控制行政权力之法，但是从持“控权论”者的相关著述来看，似乎呈现出两种略微不同的表述；控权论，丧失了“合法性”。作为行政法上的理论基础，“控权论”可以从“本质—表象”、“工具性—目的性”和“应然—实然”这三个维度进行审视和考量。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找出其与“控权论”的对接与暗合之处，以期对中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的选择乃至重构有所启发和裨益，法律控制行政权有双重目的，即不仅要防止权力的滥用和逾越，而且还要能够通过驾驭行政权使其有效运作[14]。两种意见相比较，后种表达方式显然更为成熟和恰切。诚如有学者所洞见的那样，“现代行政法的基本功能仍然是控制行政权，但是控权一词的涵义更为丰富，近代的控权就是指严格限制行政权，防范和制裁违法行政行为。但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控权，是指法律高于行政权，法律支配着行政权，控制成为一个中性词，它除了传统的限制的含义，还包括引导和鼓励等方式。”[15]

在了解了控权论的历史脉络以及控权论的内涵界定、基本内容和主张之后，就可以依循本文的分析进路，深入地对控权论做出理论上的检视。也正是由于“控权论”在行政法历史上饱蘸着人类“警惕公权力、保障私权利”的政治智慧和宪政要髓，有着深厚的哲学根基，才能使其备受青睐，在行政法自古至今的历史发展长河中熠熠生光！

（一）理念：本质与表象

行政法上“控权论”的出现，绝对不是学者们努力创造或建构的结果，而是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它产生于西方社会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理性文化和深刻的历史反思能力——怀疑精神之中，建立在对政府和政府权力高度警惕和不信任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控权论思想是基于这样的一种理念：对“人性恶”[4]和“权力导致腐败（专制），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专制）”（19世纪阿克顿爵士言）的本质认识。

孟德斯鸠早就提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在他看来，“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他得出结论：“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制约权力。”[16]孟氏的以上论述，实质上就揭示了行政法的哲学底蕴。英国著名宪法学家戴雪也指出“与专断的权力相比，正式的法律具有绝对的至高性和主导性，排除政府中任何形式的专断的、特权的，或宽泛的自由裁量权的存在。”[17]可见，由于“权力客观上存在着易腐性、扩张性以及对权利的侵犯性，因此要对权力进行限制和约束”[18]。不仅如此，在西方人看来，政府及政府权力是从来不被信任的。作为1787年美国宪法主要起草人的汉米尔顿认为“如果人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19]杰斐逊也认为“世界上每一个政府都带有人类弱点和某种痕迹，带有腐化堕落的某种胚芽，运用狡智便能发现，居心叵测并去发掘、培植和助长。任何政府如果单纯托付给人民的统治者，就一定蜕化，所以只有人民本身才是政府的唯一可靠的保护人。”[20]诸如此类思想家们的经典论述，可谓不胜枚举！

正是“控权论”这种理念——对人性的反思和对权力的警惕，才让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控权”来达到对个体权利的保护。这是一种基于对事物（权力）性质的本质而非表象认识所得出的理性结论。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这（控权论）并非简单移用西方行政法学的观点，而是建立在对行政权力本质认识的基础上，从而正确揭示了行政法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21]。有人在批驳控权论时指出：控权论所主张的“控权”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是为控权而控权；并进一步指出控权论不注意对社会公益的关注与保护，只强调个人利益[22]。这种认识之所以值得商榷，其关键就在于对权力认识的“表象化”，没有看到在权力与权利博弈过程中权利的弱势地位和权力的暴力性。如果仅仅因此便主张“平衡论”，反倒给权力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那么平衡的结果必将是：不仅“平衡”的目的落空，而且权力的施暴将会变得肆无忌惮。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控权论一度成为英美法学国家和中国相当一部分学者所追逐的主流观点，但是也仍然受到了学界不少的批评。对于这些批评意见，有学者进行了归纳总结，并整合为几个有代表性的观点。[5]但是，“就法律与权力的关系而言，强调控权永远不会过时，这是早已为中外思想家所公认的法治精髓和实质。人们可以不赞同作为‘理论基础’的控权论，但谁也不能否认控权作为实现正义和法治之手段，具有经典的价值和意义。”[23]

（二）价值：工具性与目的性

德国学者马克思·韦伯曾经在其学术名著《经济与社会》中把人类的“理性形式”分为两种：一种是“工具理性”；另一种是“价值理性”。在相对的意义上，二者各种自己的侧重点。如果说“工具理性”更侧重于指向为达致特定价值而采取的手段或实现途径的话，那么“价值理性”则较多地关怀手段实施之后所取得的效果或目的。在哲学意义上，对于法治的基本价值，大致有以下两种不同的理解进路：一种是工具性价值，另一种是实体性价值（其实也就是“目的性”价值）[24]。同样，关于行政法的价值意蕴，可以从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两个方面进行考量。尽管从学理上看，对法的价值还有其他方式的划分，[6]但“工具性—目的性”的二元价值分析方法，无疑更具有学术讨论意义。而且，笔者所考察的这两个方面，从纯粹哲学意义的层面上，也是完全站的得住脚的，[⑦]具有更为宏大的理论分析意义。据此，所谓行政法的工具性价值就是对行政法和其他部门法一样看待，视其为一种为实现某种目的或目标的工具和手段。而行政法的实体性价值则更多的着眼于某种目的或目标，把行政法作为一种理想加以追求。

行政法的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或称实体性价值）从其历史传统和文化渊源上来说，在于西方国家一直重视程序对法的意义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甚至有学者认为“行政法更多的是关于程序和救济的法，而不是实体法”[25]。行政法这两个方面的价值，反映在行政法上便体现为“追求效率”和“保障人权”这两个层面的价值取向上。而控权论正是立足于行政法的工具性价值，即通过对行政权的控制（严格划定权力的界限、贯彻程序原则、控制自由裁量权、进行司法审查等措施），来达到保障私人权利和自由之目的。甚至于，美国行政法把从英国“自然公正原则”中继承而来的“正当程序”原则（正当程序精神）视为美国行政的基石，通过正当程序来限制政府权力[26]。相比之下，所谓的“平衡论”着眼于一种理想目标的追求：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平衡。其实，这是追求“平衡”的价值诉求，如果说不是“一厢情愿”的想法的话，便是对中国现实情况“有意无意”的忽视。因为，“平衡”之理想的实现，说到底还是要借助于“控权”这一手段。“作为近代民主政治的产物，行政法旨在规范、监督、制约行政权力，以保护个人权利[27]。可以说，没有“手段”（工具），就无法达致“目的”。“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这样，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是这样，在社会主义时期也是这样。”[28]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控权论所主张的为保障私人权利与自由之目的而为的控权并不会导致行政机关办事效率的下降，不会影响行政效率，相反还可能提高行政效率。[8]况且，“政府效率不能被视为终极目的”[29]，政府不能为了行政效率就任意对待私权利，这完全是本末倒置。

（三）定位：价值（应然）与事实（实然）

从哲学上讲，事物的状态有“实然”与“应然”之分，其实，我们还可以继续对它们向上进行追本溯源的考究。其实，实然与应然的关系可以通过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探究来予以说明。而对事实与价值的近代分野却可以追溯到孔德的社会实证主义。近代已降，“休谟问题”一直困扰着社会科学界。在休谟看来，对道德问题科学是无能为力的，科学只能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而不能告诉我们“应该怎样”的问题。休谟还提出，事实与价值分属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由事实命题不可以推出价值命题。分析实证法学家奥斯丁也提出了“法是什么是一回事，法应当是什么是另一回事”的命题。马克斯·韦伯也认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有必要区分价值判断和经验事实，也即要认识到价值命题和事实命题有着不同的使命，二者不能相互推演。而事实上，我们的言谈似乎常常混淆了“事实”（Faktizitat,fact）与“价值”(Geltung,value)的界限；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是两种不同的推理形式，它们的能指(signifier)分别对应不同的所指（signified），其所要回答的，分别是“应然”（sollen）和“实然”（Sein）的问题。[9]

在行政法理论基础的问题上，控权论是摆正了价值（应然）与事实（实然）的关系，并对二者的关系做出了准确的定位。因此，在笔者看来，控权论的恰当性也很大程度上在于它对“应然”与“实然”的取舍。控权论的建构不是基于这样一种价值/理想追求（应然的层面）：既要保障私人的权利与自由，又要注重行政效率；而是基于这样一种事实（实然的层面）：在实际生活中，行政权往往会滥用，只有控权，才有可能达到上述的应然状态（层面），才能够保障私人的权利与自由。而实践上的证明结果也支持了这一分析的正确性。[⑩]

相比较而言，平衡论首先是基于这样一种价值（应然层面）而创设：行政法不仅要保障行政管理的有效实施，而且又要保障公民的权利；追求行政机关的权力和相对方的权利应保持总体平衡[30]。而在事实（实然层面）上则往往会于此追求背道而驰。可见，平衡论既要保障公民权利又要保证行政权力的顺利实施这一价值/理想追求应该说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环境和状况下，它的正确也只能停留在应然的理论层面上，尽管它可能是比较先进和“远见卓识”的。在缺乏分权、制衡、有限政府、保障人权等宪政基因及法治传统的中国背景下，平衡论一旦进入到实然的现实中，它就会被异化，其结果必然是在公权力与私权利的激烈冲撞中沦为行政权“挂羊头卖狗肉”的招牌。正如有学者分析指出的那样，“社会现实是逐步推进并在点滴累积中迈向理想彼岸的，它不可能超越和跳跃，由于理论探讨本身往往比实践具有超前性，而中国平衡论所面对的社会阶段与现实状况和西方国家迥然有别，从而平衡论之于中国可能在前瞻性方面走得较远，而在现实针对性方面而不及控权论那样干脆和更受欢迎。”[31]

四、暗合：中国语境下“控权论”之证成

既然“控权论”作为“普遍价值”可以分享，那么控权论可否成为中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呢？笔者以为，“控权论”作为行政法理论基础，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可以成为中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只有“控权论”，才真正切合了中国的社会现实。鉴于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和现实条件，也只能选择控权论作为中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

（一）控权论：一种可以“价值共享”的理论

从立宪主义的角度而言，宪政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勾勒了一个社会基本的政治法律框架，还在于它是关于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的制度架构。其核心要义，则是通过对公权力的限制而达至对公民个人权益的保障。于是，限制公权力，成了宪政的“关键所在”；甚至于，宪政这一概念通常就被用来指代强制权力受到了约束的观念。借用麦基文的话来说就是：真正的宪政，其最古老、最坚固、最持久的本质，仍然跟最初一样，是法律对政府的限制[32]。中国要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宪政国家，其中的关键就是治理或制约国家权力；“依法治国”的实质是依法治权、治吏（官）。“法治”的基本精义在于“治者先受治至于法”。同时，中国政府提出了“法治政府”的建设目标，而法治政府就是“有限政府”。可以说，“限权”、“限制公权力”以“保障人权”，已经成为中国行政法治的基本理念。在这种情况下，具有浓厚法哲学基础的“控权论”，加之其具有“价值共享”的特点，虽然肇端自欧美诸国，但其精神本质和要求却能够其他国家所引见和适用。也正因为如此，“控权论”可以而且能够成为中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

（二）中国目前的现实情况及环境条件

如果仅仅从哲学基础上认定“控权论”的合法性基础，只能证明其是一种具有某种“普遍价值”的理论主张；而其究竟是否适合作为中国行政之理论基础，还需要对中国现实情况和法治环境作出具体分析，以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1.法制文化传统。历史性考察中国的法制文化和法律传统，大致上具备以下几个显著特征：一是集权专制传统；二是集体主义价值观；三是对个人价值的漠视；四是重实体轻程序。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从根本上欠缺那种个人本位、个人主义观念的历史积淀，从而也就没有所谓“个人权利”的概念；相反，集体主义、国家至上的价值取向却有着深厚的民众基础。法律一向与伦理道德混杂在一起，成为权力的附庸；作为统治阶级统治和镇压广大人民的工具，法律是用来治理老百姓的，而不被认为有保障私权的功能。在法律关系中，官是主体，民是客体。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做到所谓的“平衡”。另外，我国法律文化还明显具有“重实体轻程序”的特点，此处不再展开论述。

2.政治基础条件。如前所述，行政法从本质上来说在于对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进行配置和定位。从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对比角度而言：第一，从行政权（政府权力）角度看，目前我国政府权力趋于膨胀且异化现象普遍。这表现在：行政主体队伍扩增，行政机构种类繁多，行政职能不断扩张，自由裁量权大为增加、非权力性管理作用加强（例如，行政指导行为以及行政合同行为等）、行政立法大量增加、法院（司法）审查受限、立法监督不力、委任司法[33]突显等。第二，从公民权（公民权利）角度看，公民权利远弱势于行政权，情况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公民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淡薄、公民救济途径受限且获得救济十分困难等。第三，从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对峙和互动来看，行政权力腐败情况普遍；公民权利受侵犯严重。在现实生活中，行政权与公民权严重失衡，无法实现良性互动。

3.经济基础条件。事实上，行政法治不仅要有其法制文化条件，政治条件（宪政背景），而且还要有其赖以存续的经济基础。在某种意义上，法治就是从市场经济中的平等、契约等精神中发展而来的。中国目前虽然实行了市场经济，但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职权过大，干预的太深，管理的领域太宽。虽然近年来行政体制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但由于我国的行政改革只是在配合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而较少关注行政管理自身规律的探究和总结，显得“捉襟见肘”。因此，政府的职能仍需要继续转变，尽快地从经济活动中“可能的领域”抽身出来。

五、结语

通过以上对主要国家行政法基本观念和理论基础的梳理和分析，不难看出，各国在定位本国行政法理论基础之时，都是结合本国的具体国情，在具体的行政法实践中衍生出来的。因此，在选择和建构中国行政法理论基础时，西方诸说只能作为参照，因为“不区分各国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历史条件、文化传统而认为世界各国的行政法律制度和观念都是一个模式，无疑是一种便狭、绝对化的态度”。正确的作法是，“我们既有必要面向当代世界各国普遍追求的价值体系，也不可能脱离一国的特殊性；既不能以外国行政法的理论说明中国的现实，也不能以中国的理论去指导他国的做法”[34]。换句话说，中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的选择乃至重构都，必须结合我国的国情和当下社会现实（社会环境）的特点而进行。

事实上，中国的行政法理论和实践呈现出与西方诸国不同的进路。在目前中国，对“行政法的认知和把握必须紧扣‘控制国家权力’的宪政理念，在公民与政府的对峙中点滴积累行政法的实践，以此迎来宪政的曙光和希望。”[35]因此，笔者以为，在有关中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的诸学说当中，“控权论”真正地契合了我国的现实国情，应十分突出地强调这一主题。因为，只有“控权论”的“控权”才真正扭住了行政权与公民权相互关系中的关键环节，从而才真正的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只有通过“控权论”当中的“控权”精神以及相配套的控权原则、制度和机制，才能使政府的权力运作受到制约和监控而趋于“理性”，中国的行政法治和法治政府建设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作者简介】

王圭宇（1985-），男，河南禹州人，郑州大学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ПбГУ)联合培养2009级宪法与行政法专业博士生。

㈩ 急求关于“浙江法律历史名人法律思想”资料

晚清立宪维新，寻求司法改革，一方面鼓励学生出洋游学，而出现有法科留学生；另一方面开设法政学堂，培养法律人才，使旧官绅学习新法，而成法政学堂法科生，一时社会，争相学习法律，法律人因此形成一股社会的新动力。走向共和之后，大理院的判决，彰显了法律人在立法不足的当时环境下，以司法造法方式，继续为法制改革作出具体贡献。法律人学有专精，分布在大理院以及其它司法机关，检视时代变化下，法律人在过去的杰出表现，看法律人力量的崛起，以及法律人对司法改革所带来的影响，这其中尤其以浙江法律人更是头角峥嵘，可为法律人崛起的典型代表.

1897
汪有龄（1879-不详）
浙江钱塘
日本
法政大学

1898
钱承鋕（1882-不详）
浙江仁和
日本
东京帝国大学

1898
吴振麟（生卒不详）
浙江嘉兴
日本
东京帝国大学

1898
王鸿年（1874-不详）
浙江永嘉
日本
东京帝国大学

1898
章宗祥（1879-1962）
浙江吴兴
日本
东京帝国大学

明治大学

1900
章宗元（1878-不详）
浙江吴兴
美国
加利福尼亚大学

1902
丁士源（1879-不详）
浙江吴兴
英国
新林肯大学

1902
朱献文（1872-1949）
浙江义乌
日本
东京帝国大学

1903
余绍宋（1883-1949）
浙江龙游
日本
法政大学

1904
陈叔通（1876-1966）
浙江杭州
日本
法政大学

1905
阮性存（1874-1928）
浙江余姚
日本
法政大学

1905
沈钧儒（1875-1963）
浙江嘉兴
日本
法政大学

1905
戴季陶（1890-1949）
浙江吴兴
日本
东京帝国大学

1906
包达三（1884-1957）
浙江镇海
日本
明治大学

1906
郁 华（1884-1939）
浙江富阳
日本
早稻田大学

法政大学

1906
钱 泰（1886-不详）
浙江嘉善
法国
巴黎大学

1906
谢永森（1885-不详）
浙江绍兴
英国
剑桥大学

1907
王正廷（1882-1961）
浙江奉化
美国
密西根大学

耶鲁大学

1908
余棨昌（1881-不详）
浙江绍兴
日本
东京帝国大学

1913
马文车（1889-1961）
浙江东阳
日本
法政大学

1915
陈望道（1890-1977）
浙江义乌
日本
中央大学

1916
雷 震（1897-1979）
浙江长兴
日本
京都帝国大学

1917
金问泗（1892-1968）
浙江嘉兴
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

1920
杨光泩（1900-1942）
浙江吴兴
美国
普林斯敦大学

1920
吴经熊（1899-1986）
浙江鄞县
美国
密西根大学

1921
赵 琛（1899-1969）
浙江东阳
日本
明治大学

1926
梁鋆立（1905-不详）
浙江新昌
美国
华盛顿大学

1927
阮毅成（1905-1988）
浙江余姚
法国
巴黎大学

1927
田鹤鸣（生卒不详）
浙江崇德
美国
西北大学

1927
祝修爵（生卒不详）
浙江海宁
法国
里昂大学

1928
刘百闵（1899-1968）
浙江黄岩
日本
法政大学

1928
潘念之（1902-1988）
浙江新昌
日本
明治大学

1930
芮 沐（1908- ）
浙江吴兴
法国

德国
巴黎大学

法兰克福大学

1930
陈公亮（1912-1984）
浙江绍兴
日本
法政大学

1930
查良鉴（1905-不详）
浙江海宁
美国
密西根大学

1930
卢 峻（生卒不详）
浙江鄞县
美国
哈佛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