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评唐慧案呵护公众对法治信仰
⑴ 如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论述
A 贯彻“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需要把握的几个关系
人民法院是专司审判的中立裁判机关，是公平正义的判断者、维护者。对于案件当事人而言，司法公正是具体的，人民法院能否实现司法公正，对当事人的权益影响是深远的。有时一个当事人可能一辈子只打一次官司，那么这个案件的审理能否实现公平正义，特别是让当事人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不仅涉及当事人的权益保障，还会影响当事人甚至广大人民群众对司法公平正义的看法和信任。
一、贯彻落实“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需要正确把握几个关系。
（一）司法公正与社会公正
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保护屏障。社会公正是人类社会共同的向往和追求，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价值追求。司法公正不仅能够维护社会公正，而且可以通过矫正、恢复、弥补等方式实现法律公平和正义。人民法院通过依法行使审判权，保障人民群众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合法权益，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司法是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对司法工作的根本要求，是实现社会公正的重要手段之一，司法不公必然会影响社会公正的实现。可以想象，一起具体个案的不公正处理必然是对社会公正的一次具体伤害。
（二）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
司法公正既要求法院的审判过程坚持正当平等的原则，也要求法院的审判结果体现公平正义的精神。前者可以称为程序公正，后者可以称为实体公正。它们共同构成了司法公正的基本内容，实体公正的实现需要程序公正来保障，只有程序公正才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办案的质量，最终达到实体公正的目的。实践中，“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首先应当从保障程序公正做起。程序公正要求法官必须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审理案件，坚持司法公开，充分听取各方当事人的意见，不能偏袒任何一方当事人等等。程序公正是外在的形式上的公正，这种公正对于当事人以及广大人民群众而言是看得见、感受得到的公正。可以说，没有程序公正就难有实体公正。
（三）个案公正与整体公正
公平正义是司法的生命和灵魂，在广大人民群众看来，司法公正不是抽象的空泛概念，而是身边每一起具体案件的处理。人民法院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的错案，在当事人眼里就是百分之百的不公。正是由于屡屡发生的不公个案，才造成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的怀疑。这种个案不公不仅直接影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也会损害司法机关的公正形象，并且实质上会影响到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和对法律的信仰。因此，无论对于人民法院还是广大法官，应该把注意力和着力点放在如何提高每一起具体个案的审判质量上来，确保每一起具体个案都能得到公正裁判或者处理。唯有通过成千上万个每一起具体个案的公正裁判或者处理，司法整体公正才能打下坚实的个案公正基础。
（四）司法裁量与同案同判
同案同判是社会公众评价司法公正的直接标准。由于法律所具有的概括性、原则性和抽象性特征，司法自由裁量权是客观存在的，有其存在的正当理由，但是司法自由裁量权并非任性裁量权，必须防止司法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当前，随着各种新类型案件、重大疑难等案件不断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形在各地法院时有出现，社会舆论把矛头指向了司法自由裁量权滥用、同案异判与裁判不公，似乎司法自由裁量权过大、司法权力滥用就是司法不公的最大原因。对于广大人民群众而言，同案同判是他们对司法公正最直观和最朴素的判断和感知，这也是人民法院切实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有效途径。
二、采取有效措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一）围绕维护司法公正，积极稳妥办理各类案件。
人民法院依法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审判职责，严格依法办案，是提升司法公信、让人民群众满意的关键。要依法保护当事人诉权，切实解决告状难问题；要采取多种措施，解决执法不严、办案不公和诉讼难、执行难等群众关心的问题，努力让经济有困难的群众打得起官司，让有理有据有法支持的当事人赢得了官司。要让人民法院办理每一起司法案件的过程成为让人民群众感受司法公正、感受法治进步的过程，努力使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法律、人民和历史的检验。下工夫解决案件质量，提高案件服判息诉率。要强化司法民主，在办案中注意完善司法便民利民措施，在立案、审判、执行、信访各个环节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使群众更方便地参与诉讼，更好地维护人民权益。
（二）围绕保障司法廉洁，切实履行审判监督职责。
自古以来，权力必须受到制约，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是腐败的权力。人民法院代表国家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法官自由裁量权如果不受到监督制约，难免会被滥用，就会造成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要强化监督和制约，坚决防止滥用司法自由裁量权，徇私枉法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等司法腐败行为发生。司法公开是保证司法公正和防止司法腐败的有效途径。要进一步完善司法公开的各项制度，提高司法透明度，坚持阳光审判，及时公开应对司法方面的民意舆情。要变被动公开为主动公开，逐步扩大司法公开范围，拓宽司法公开渠道，通过各种行之有效方式将司法工作有效地置于当事人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从根本上解决影响司法公正的问题。要实现公正，除了司法人员的优良素质和高度自律之外，还必须通过设立具有高度正当性的程序，通过赋予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充分的程序权利，通过科学、有效且符合司法规律的管理，通过有效而理性的层级监督和外部监督等等，以确保事实认定的客观性、法律适用的正确性以及当事人的可接受性。
（三）围绕加强司法权威，突出抓好重点工作改革。
司法有没有权威不仅关系到人民法院能否公平、公正地办理案件、解决纠纷，而且关系到当事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对司法的认同。当前，迫切需要对制约司法权威的一些方面进行改革。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要按照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的部署，突出抓好涉法涉诉信访工作、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等改革，及时总结推广各地法院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好做法、好经验，因地制宜地加强分类指导。认真研究申诉和申请再审案件的受理条件、审查程序、审查标准和处理方式，切实改变申诉期限无限制、申诉受理主体无限制、申诉次数无限制的状况。凡符合再审法定条件的申诉复查案件，坚决依法提审或指令再审。对不符合法定再审条件的案件，要按法定程序进行终结。要继续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努力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审判权运行机制。
（四）围绕提升司法公信，不断营造良好司法环境。
司法的性质、功能和使命，要求司法主体必须具有中立性。司法不中立便无法获得当事人的信任和接受；而司法的中立必须以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并有足够的能力抗拒任何形式的干扰为条件。在中国，对司法的干扰不仅来自“金钱”和“权力”，而且来自“人情”和“关系”，这种国情和现实使中国的司法所面临的干扰风险非常之大。因此，需要建立坚固的体制障碍和制度隔离，使任何干扰都无法对司法的公正性产生实质性的消极影响。要积极营造维护司法公正的社会文化环境，克服司法活动的阻碍和阻力，有针对性地进行程序设计、制度预防和机制阻隔，针对我国现阶段的国情，有必要把排除“人情”、“关系”、“金钱”、“权力”对司法活动的干扰作为重点整治内容。正确处理新闻媒体监督和司法公正的关系，通过各种手段培育社会公众对法治的信仰，使依法办事成为社会公众的内心认同，在日常生活中形成崇尚法治、依法办事的习惯。人民法院要依法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同时要注意司法界限，把握尺度，守住底线。
（五）围绕增强司法能力，努力打造过硬法官队伍。
进一步加强法官的思想政治建设，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把学习好、贯彻好党的十八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始终做到政治坚定、业务过硬、作风优良、公正廉洁。要按照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提出的着力提升“五个能力”的要求，加强法官职业化建设，努力培养一支专业化、职业化的法官队伍，不断提升司法能力。要坚持群众路线，认真贯彻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的八项规定，积极参加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坚持司法为民，改进司法作风，规范司法行为，严肃廉政纪律，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行政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努力促进法官清正、队伍清廉、司法清明。
⑵ 人民日报怎么评论"网友吐槽食堂难吃被拘"的
警察权的行使与自由裁量需要循法而行，让法治成为每个公民的坚强后盾。
只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裁量权被滥用的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近年来，中央三令五申要求执法规范化，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意见》，公安部对于社会反映强烈的执法问题的整治也在持续推进，许多地方的实践中也都在探索制定自由裁量的标准，执法不规范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得到了改善。但执法规范化依然任重而道远，要解决客观存在的执法素质参差不齐、执法水平不平衡的现象，把执法行为完全纳入法治轨道，还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
“差评被拘”的出现，既是对执法者的警醒，也是一堂生动的法治课。如果能够通过这个案件的依法处理，纠正基层执法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未尝不是释放法治建设中的正能量。
不要把权力当成自己任意作为的工具。
⑶ 大学生如何在实践中培养自己对法律的信仰
一是优化法治文化环境。学校教育讲究环境熏陶，法治文化环境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法治思维养成具有重要影响。
二是端正权利义务观念。法律以权利义务为核心内容，法治思维以权利义务研判为主线。既定的法律规范使人们知道可以做什么，应当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并对行为后果有明确预期，在遇到纠纷时，当事人与裁判者能找到共同的评判标准。在法律上，权利是具有合法性的理由。凭借这个理由，相应的行为、利益、主张和期待就会获得了法律认可的正当性。
三是注重办事程序公正。优化法治文化环境，是为了发挥环境育人的功能。端正权利义务观念，是为了帮助大学生从实体上认识法律的本质。注重程序公正，则有利于感受法律的价值。程序公正，意味着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和主张，即使符合实体法的规定，也同样被否定。因此，高校管理者作决策、办事情的过程、步骤、方式、时限等应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
(3)人民日报评唐慧案呵护公众对法治信仰扩展阅读
法律信仰作为现代法治精神的内核，其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同时又是人们有意识地选择和培育的结果。然而，大量的社会现实告诉我们现行的法律没有能够真正成为社会公众所信仰的对象，从而决定了培养社会公众崇尚法律的情感的艰难程度。
可是中国要走向法治化，要建立成法治社会，就不得不对社会公众法律情感的培养，激发起他们对法律高度认同的热情，也不得不将法律作为整个社会所信仰的对象，从而以社会公众内心的原动力支撑起法治大厦的精神层面。为此，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增强社会公众的权利意识，重视社会主体的自我意识，这是培养法律信仰和培育法治精神的前提条件。社会公众的权利是一部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部没有权利内容的法律就激发不了公众对它的渴望。
应该说公众的权利意识和法律信仰是一种互相推动的关系，权利意识的增强必然会导致社会公众对法律的认同及法律所含的价值的褒扬，从而萌发了信仰的雏形；同样，采取对法律信仰的认同和鼓励也会引发起社会公众对权利意识的重视。我们说权利意识的培养主要在于主体——社会公众的自我意识的苏醒。
2、把法治精神的建设同社会化、专业化、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这是培养社会公众法律信仰观念的重要基础。我们“必须看到，法治和经济并非是绝对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结构上的功能互动的关系。
法治为经济的发展创造提供一种理想的次序和制度环境，经济为法治提供某种基础。”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对古希腊罗马法治精神起源的考察之后，认为生产要素的流动特别是劳动力的流动带来得最显著的政治法律后果就是打破了以等级和特权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格局，建立了自由、平等、契约的新的格局，从而孕育了和催化了人们对法律神圣、法律至上的精神追求。
此刻，中国正处于市场经济的状态之下，而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法治经济。市场经济所倡导的是公平、自由的竞争，随之产生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制度防止社会各种弊端的滋生，从而最大程度地保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
3、现代法治理论要消融国家优位理念，树立起社会优位理念。这种生活优位理念应包含以下观念：国家是为社会服务的，而不是社会为国家服务的；社会是目的，国家是为公众服务的工具。潘恩曾说：“政府不过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其目的在于为全体国民——个人的集体的——造福。”
这正说明了社会优位这一理念。现实中，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各项法律是所有社会公众意志的体现，它们是面向整个社会的，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和社会秩序的有序化，而不是国家单方面的命令和国家手中依靠强制力保障的“大棒”。
假使法律的出台是国家单方面的命令，这就会使社会公众丧失对它的信任而成了一味地消极服从，从而弱化了他们内心的法律情感。那“没有了神圣的渊源，也就没有了永恒的有效性。”
4、加强对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执法、司法人员的教育和管理，增强他们的法律观念，是培养国民法律信仰的有效保证，也是培育现代法治精神的重要环节。由于国家公职人员作为由人民委托执掌一定权力的代表和法律的卫士，是法律的具体执行者和操作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假使执法者、司法者自己首先知法执法又犯法，就会“违背全国人民的意志，违背党的领导，也会损害全国人民的利益。”这样的话，就会众叛亲离，甚至会使政府和法律的威信丧失殆尽。这并非是危言耸听。
这也诚如培根所言：“一次不公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因而，为了法律信仰的培养和法治精神的培育，一方面要切实加强对公职人员的法素质教育，增强其形象意识和责任意识；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健全民主监督、民主考核评估等各种制度，扶正祛邪。
⑷ 唐慧赢了，媒体能赢吗
”霎时引起一场舆论地震。新加坡《联合早报》将其称为“旱天惊雷”和“颠覆性报道”。 《南方周末》的报道指出，“作为唐慧事件的起点，此案存在核心证据不足、司法程序受到外部压力影响等情况”；而“唐慧曾自述‘通过以死相逼和不断上访，迫使案件走向正轨’”。通过该报的导读和三个版的相关报道，读者不难得出问题答案：唐慧赢了，法治却没能胜出。 然而，没能胜出的不仅仅是法治。这起历时近7年、5次开庭、6次判决和唐慧2次被拘的“案中案”迷雾，折射出上访、劳教、维稳以及舆论和媒体的诸多问题，反映出各种盘根错节的社会矛盾。单从舆论方面来说，该案宣判时唐慧曾被媒体誉为“伟大的母亲”，“用一个母亲弱小的身躯维护着司法的威严与公正”；然而仅仅半个月之后，一众媒体和媒体人又将“狡黠、撒谎、无理的泼妇”“偏执狂”“撒泼打滚”“不能容忍的恶”加到她的头上。为何反差如此之大？ 唐慧媒体形象的变化和司法的“变形”，无疑是拜媒体和舆论所赐。《联合早报》认为：“从最初将乐乐案视作普通治安案件，后将罪名提升；再到以劳教追算唐慧，又在舆论压力下狼狈放人，这是司法的变形。最后，近年借由互联网而开始掌握话语权的媒体，当初将唐慧打造为‘伟大的母亲’，支持她作为对抗劳教制度的标志，引导舆论‘公审’唐慧劳教案前，恐怕并未将全部疑点呈现给公众。为了达到撬动体制改革的目的，媒体或公共知识分子有时也并不将客观、平衡报道视为不可失守的底线。”笔者认为，无论如何，在“唐慧赢了”之后，媒体经过反思，重新回归理性和强调社会责任都是值得称道的。 毋庸置疑，舆论同情弱者是社会良心的体现，媒体的正当报道和评论也可以促进司法公正，对于发挥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和推动司法改革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如果舆论监督异化成了“媒介审判”，就会变成司法公正的阻碍。而“不干预依法进行的司法审判活动，在法庭判决前不做定性、定罪的报道和评论”，是明确写在《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中的。 与“媒介审判”这个被广泛接受的概念相比，“舆论审判”一词则被一些专家斥为“伪概念”。但在现实生活中，它似乎总是“神一样地存在”着。在张金柱案、蒋艳萍案、邓玉娇案、杭州飙车案、药家鑫案中，人们都不难发现它的踪影，而且总是与“媒介审判”相互交织、难分彼此。“舆论审判”往往成为“媒介审判”的先声，“媒介审判”则会进一步放大“舆论审判”的声音。唐慧为女申冤一案再一次让人们认识到：如果媒体利用信息不对称和人们对弱者的同情心理误导舆论，就会“把水搅浑”，并对案件审判形成一定压力。 舆论一般被定义为“多数人的意见”，而媒体上的“多数人的意见”，往往与媒体的引导和组织有着极大的关系。在当前的“自媒体时代”，“多元舆论”和“多数人的意见”的形成，常常会因为“大V”和“草根”话语权的悬殊而难以实至名归。加上虚假的“水军”言论泛滥，从而使“网络舆论”和“多数人的意见”之间，很难完全画上等号。 那么，如何既尊重社会舆论，又实现司法公正呢？这就要求一方面强化正当的媒体监督；另一方面警惕“民愤极大”式的舆论压力对司法施加影响，不因非理性的声音而使审判偏离法治的轨道。 有人说，读懂“唐慧案”，就读懂了“复杂中国”和“媒体中国”。也许对于媒体和媒体人来说，仅仅“读懂”是不够的，还应本着社会责任，回归理性和建设性的舆论监督本位。若此，在“唐慧赢了”之后，舆论、媒体和法治也才能实现“多赢”。
⑸ 唐慧案件，谈谈你的看法，从法律角度600字
唐慧案尽管已经过去，但是出现很多值得社会警惕的现象。
一、上访能解决所有问题。对当地政府来说，唐慧让当地既恨更怕，奇特的情形出现：镇长求唐慧回去，书记又带着唐慧上访。唐慧进京，永州公安为“稳定大局”，处理“渎职”警察。唐慧“发现了信访的漏洞，抓住了有关部门的七寸”。而永州政法系统内部人士说，唐慧案给永州人带来的最大启示，成了“相信上访”，上访能解决所有问题。
二、案件存在证据不足嫌疑、被告人的量刑过重。
涉及重罪甚至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对证据的要求应该更高一些，应建立更为严格的标准，否则，留有余地还是十分必要的。
在司法实践中，强迫卖淫案件本来量就比较少，情节、后果特别严重的也不多见。在很多国家，利诱、强制性交易甚至强奸没有造成死伤结果的案件，也不属于最严重的刑事犯罪。但在中国，由于传统贞操、性权利观念的缘故，这类案件通常被认为是极为严重的罪行，这可以从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中得到体现。
从司法实践来看，强迫卖淫或强奸案，证据的获取、固定、采信等都存在较为复杂的情形，这也是常常出现证据“不稳定性”的重要原因，因为此类案件的痕迹“物证”（比如“强迫”、“暴力”等）往往不易取得，大量依靠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即所谓言词证据，似乎只要相关言词能够吻合，形成证据链，基本排除了“合理怀疑”就行。不过，什么是合理的“怀疑”，标准似乎也十分模糊，法官自由裁量的余地似乎也很大。
尤其是言词证据具有“易变性”，依靠较为单薄的言词证据去定案，常常出现司法判定上的风险。尤其是涉及重罪甚至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对证据的要求应该更高一些，似应建立更为严格的标准，否则，留有余地还是十分必要的。如今，司法实践中出现最多的是证人证言变化、被告人供述前后不一，甚至被害人陈述也存在矛盾，如果这涉及案件定性的关键事实或者重大的量刑情节，那么，对其审查就要特别细致，有时则需要采取“就低不就高”的原则做出慎重裁决。
什么情况下的强迫卖淫罪可以判死刑呢？量刑情节最重要的是看犯罪情节，但法内情节经常界定不明确，比较含糊，弹性过大，比如法律上经常出现“情节特别严重”之类的用词，而对特别严重的“情节”又没有确切的界定。具体到强迫卖淫罪，讲到情节特别严重，可能会有几种情况：一是，这是具有一定规模的强迫卖淫犯罪集团；二是，案件涉及较多的未成年人；三是，如果判重刑尤其要适用死刑的，通常是造成了人身伤亡等较为严重的实害后果的。对此，必须综合加以考量，而不是仅仅凭借“法外”的某些影响。
四、法院裁判收到社会压力的影响。
现在的实际问题是，由于法律上量刑情节及裁量幅度有很大的“弹性”，司法解释也不甚明确（这不只存在于强迫卖淫罪中，很多罪名其实都如此，甚至像官员的贪污、受贿职务犯罪，最高法院都没有将它们纳入“量刑规范化”改革的范围）。我们所说的司法公正，其实是一种比较的公正，如果大家看到同类案件不是受到相类似的处理，就会觉得司法不公。如果法内情节不甚明确，那判决就更有可能受到法外种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舆论作用、比如当时人的反应，甚至还会有所谓“民愤”等等，这样，相似情节的犯罪，就有可能受到不同的对待。所以，如果法院不能坚持依法独立办案，就会受到法外因素的种种干扰，就会对相似案件的被告人做出轻重不一的判决，就会形成司法上的不公正，也就会失去它的重要性，一定程度上甚至会助长不良的社会风气，影响司法的公信力及其应有的权威性。
⑹ 唐慧事件是什么
唐慧案指中国湖南永州居民唐慧的女儿“乐乐”（化名）被强奸及强迫卖淫案、唐慧因上访而被劳动教养、后唐慧起诉永州劳教委等一系列案件及事件。
该案引起媒体广泛关注，引发对中国劳教制度的讨论质疑。此案还引发了信访与“稳控”合力导致的司法不公，对判决结果因压力导致量刑过重的讨论质疑。
(6)人民日报评唐慧案呵护公众对法治信仰扩展阅读：
乐乐案审判
乐乐案共经过永州市中院的一审判决、两次重审判决和湖南省高院的终审判决四次审判。
在省公安厅批示下，永州市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唐慧要求检方对警方掌握的嫖客同案起诉，但未获支持，百名嫖客中只有少数几个受到了拘留15日或罚款的行政处罚。
2008年4月8日，永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被告人秦星、陈刚犯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被告人周军辉犯强迫卖淫罪、强奸罪；
被告人刘润、兰小强、秦斌犯强奸罪；被告人蒋军军犯强奸罪、故意伤害罪。唐慧要求判决全部7名被告人死刑，附加184万元的民事赔偿。
2008年6月6日，永州市中级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秦星、周军辉死刑，刘润、陈刚无期徒刑，蒋军军有期徒刑16年，兰小强有期徒刑15年，7名被告人共赔偿9万元。
秦斌因在逃而未受惩。唐慧申请抗诉，永州市检察院随后抗诉，认为蒋军军、兰小强量刑过轻。同时6名被告也提出上诉。
2008年8月8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原判没有为判处死刑的周军辉指定辩护人，限制了其法定诉讼权，影响公正审判为由，作出了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裁定。
2009年2月21日，永州市中院作出一审重审判决，秦星、周军辉被判死刑，陈刚、刘润被判无期徒刑，蒋军军被判有期徒刑16年，兰小强被判有期徒刑15年。
原、被告双方不服，再次提出上诉。湖南省高院认定该案“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于2009年10月25日再度发回永州市中院重审。
2010年12月23日，该案第三次开庭，除周军辉以外的6名被告人当庭翻供，庭审场面一度失控。
2010年6月1日，零陵区法院发生枪击案，导致3名法官当场死亡，3名受伤，事后唐慧向部分媒体谎称罪犯嫌疑人朱军为乐乐干爹。不久后唐慧因“扰乱社会秩序”被警方拘留，当时零陵区街道上张贴出大量《告零陵同胞书》，将此事称为是“一位孤胆英雄的剿匪行动”。
警方锁定的四名嫌疑人除唐慧外均承认所为并表示唐慧也参与其中的目的是引起社会关注（但其本人否认）。警方申请批捕唐慧时，检察院出现分歧，上报至湖南省检察院最终未被批准。
2011年[h]3月28日，永州中院再次对7名被告人进行了重新判决，秦星、周军辉死刑，陈刚、刘润、蒋军军、兰小强四人无期徒刑，判处秦斌有期徒刑15年，同时7名被告人赔偿20万元。随后双方再度上诉。
2012年2月21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对此案开庭进行终审。随后在2012年6月5日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裁定。湖南省高院维持了对秦星、周军辉的死刑判决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复核。
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认为，第一审判决、第二审裁定认定的强迫卖淫、强奸、组织卖淫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鉴于周军辉、秦星强迫卖淫的暴力、胁迫程度，犯罪情节的恶劣程度尚未达到情节特别严重，对二被告人以强迫卖淫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量刑不当。
本案复核期间出现新的证据，可能影响对秦星是否构成立功的认定，依法应予查明。依法裁定不核准周军辉、秦星死刑，将案件发回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2014年6月12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永州市一看守所将最高人民法院经对“唐慧女儿案”两名被告人秦星、周军辉的死刑复核进行宣判。
2014年9月5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对周军辉、秦星二审重审的公开宣判，两人被改判无期。
⑺ 死磕派律师的争议死磕
死磕派律师中比较年轻的王兴律师并不赞成使用“死磕派”这样的说法，“往往因为概念界定不清，导致误会和矛盾”。
这种担心已经成为现实。根据杨学林的三分法，非死磕派律师好像被归为道义上存在问题的群体。这引起不少律师的不满。
王立峰律师用充满讽刺的笔调写了一篇《正常律师转向死磕派律师之秘笈》，描绘了一幅从接案、会见、庭审一直到结案过程的死磕派规划路线图，言语间颇有指责死磕派律师喜欢炒作、煽情和不顾当事人利益的意味。
黄云中律师则直指死磕派律师为撒娇派，他批评死磕派没有传递正能量，“置己身于体制对立面，以演艺手法娱乐社会。利欲之心高过公义之心，热闹之中对正常法制构成破坏，也将律师业导向不归之途，十分恶俗”。
死磕派律师受到的非议不光来自业界。频繁发生的死磕案例也吸引了最高人民法院高层的注意。在法庭上抗议、发微博、被逐出法庭……这些死磕表现被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在一次法官培训会上归纳成律师“闹庭”，并要求法官加强庭审的掌控能力。
或许死磕派律师最危险的争议来自内部。迟夙生说，死磕派之间有时候也会死磕。尽管陈有西和斯伟江两位成名于“李庄案”的律师都不承认自己是死磕派，但他们在一系列大的死磕案例中几乎没有缺席。
冲突首先发生在陈有西和杨金柱之间，两位曾并肩作战的律师在“北海案”后突然决裂，双方各自写了多篇文章相互指责、“揭露”。此后先后代理过“李庄案”的陈有西和斯伟江之间又发生了论争。许多律师不愿谈论谁是谁非，事实上这些论争已经演变成了罗生门，在不同人那里将构建出不同的“真相”。一些人认为主要是理念之争，另外一些人则将论争解读为争功。
死磕派律师们也在努力消除误解和争议，他们做出的第一步努力就是为死磕正名。杨学林认为“很多人对死磕派有误解，好像就是瞎闹、瞎搞，我们全是从刑事诉讼法上抄的，一个字都不差，要求法院按照刑事诉讼法来做。如果法院做了，死磕也磕不起来”。
王甫律师自“北海案”开始加入死磕团队，他认为造成误解的关键在于死磕的方式太单一，无非是申请回避、被逐出法庭、死磕程序等等，而法庭上的辩护词、辩护策略这些技术性的内容公众没有看到，因此容易形成死磕派没有技术的印象。
被杨学林称为“传奇人物”的朱明勇律师虽然有许多“死磕”的辉煌历史，但也不愿意自称为死磕派律师，因为这个概念“无法从字面意义理解真正的内涵是什么”。在他看来，死磕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对司法机关的违法进行坚决的抗争”，而律师最大的武器就是法律。
死磕派律师虽然都不再是体制内律师，但他们也在寻求与体制共存之道。杨金柱在他今年新年献词中写道：新年的梦想之一是“让执政党对死磕派律师们越来越包容和尊重”。在死磕派律师之前，涌现过一些维权律师或人权律师，以公益维权为主，通过个案推动社会进步。在朱明勇看来，他们与死磕派律师的不同之处在于，死磕派律师追求的是个案公正，而维权律师可能出于理想而伤害到当事人。
即使是死磕派律师中表现最为高调的杨金柱，在杨学林看来，也是颇为务实的。他举例说，杨金柱在近期一个案子中，“前期大力死磕，网络揭露，后期庭审和谐，网络消声。为何？因当事人告知有司已让步，要求给面子。律师及时改变策略，以最大限度维护当事人利益”。死磕派律师本质上仍然是追求业绩的职业律师。
2013年7月24日，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吴庆宝在《环球时报》上发表了《死磕派律师更要维护法治社会》一文，肯定了死磕派律师的作用，提出“政府应主动团结这些律师群体，让他们成为决策的参谋之一”，但同时也提醒“切忌私下小范围形成与政府对立的意见和行动，将自己划到政府的对立面”。
不少死磕派律师都提到私下场合来自官员的认可和赞赏，或是官员改变了以往对律师的偏见。杨学林在代理“李庄案”之后就明显感觉到了差别，以往他代理一些比较敏感的案件时，有关部门都会找他谈话，自那以后好像变得信任他了，不再有类似的谈话。
从掀起业界涟漪到撬动中国法治进程，死磕派律师无论毁誉几何，都将是中国法治史上的重要一笔。著名刑法学家陈兴良教授觉得死磕派律师“不像律师”，但是“律师不像律师首先是因为法官不像法官”，他认为“不可否认死磕派律师以一种自我牺牲的方式推动法治进步”。
2014年4月9日，求是理论网转载新浪博客博主千钧客博文《解读“死磕派”律师》一文，文章认为，法律人是十分圣洁的称呼，全国25万律师，绝大部分兢兢业业，为中国法制建设和公平正义作出了积极贡献。但在少数所谓“死磕派”糟践下，法律人这个词已经毁誉参半。他们以网络为平台，以宣扬“宪政”思潮、炒作负面舆论、插手热点个案为共同目标，以师生、朋友、同事等人脉关系为纽带，以操控舆论、签名造势、煽动围观、聚集施压为手段，结成了形式松散、联系紧密、行动抱团的“联盟”。这个“联盟”不守法律伦理、不讲公平正义，只有垄断司法叫板政治的野心，把小事搞大、大事搞炸，唆讼、架讼、霸讼等现象愈演愈烈，庭审中想当法官，遇事后争做无赖，动辄扣以“政治迫害”的帽子，俨然法律界黑社会，严重阻滞中国法治进程。
2014年5月8日，环球时报刊登单仁平评论文章《“死磕派”律师不可政治上自我高估》，评论称，“死磕派”律师大体都是针对“公民维权”开展活动的。整体看，他们对推动社会更加公正、对发展公民维护正当权益的能力做出了一份贡献。通过唐慧案、任建宇案等，社会的法治思维获得了新的角度。与此同时，“死磕派”律师的行为方式不时突破律师行业的规范。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经常表现出激烈的政治倾向，他们的维权活动并非专注于法律手段，而是倾向于“社会化”，如动员网上舆论，支持甚至参与非法的现场活动等。律师通常都应是法律条文主义者，严格在现有法律体系内行事，以这个体系为唯一蓝本开展业务。但一些“死磕派”律师以质疑、修正现有法律体系为使命，他们更像是“社会活动家”和“政治积极分子”。这使得“死磕派”律师的角色让人一言难尽，他们当中一些人对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和政治破坏力错综交织，一方面推动司法的程序正义，一方面又为实现具体诉求不择手段。他们一方面唤醒了部分人的维权意识，一方面又与民粹主义力量合流，导致舆论对司法的过度干预。从这几年的情况看，维权律师表现自我价值观的空间很大，尽管一些人公开展现反对现有权力体系的姿态，但只要他们以合法方式活动，他们的存在就实际被接受了。这当中有的“死磕派”律师自我炒作，谋取名利，整体环境也未做干预。
.......在这个社会上，所有人都应当对法律有敬畏感。一些官员丧失这种敬畏，结果不断有人身陷囹圄。有的“死磕派”律师也从另一个方向失去对法律的敬畏，以为自己的价值观就是法，顺他们的要求行事就是法治建设，否则就是“维护专制”、“反人民”。他们在政治上有些幼稚，个人性格中还有些傲慢，这使得他们对时代潮流的看法出现偏差。“死磕派”律师成为“异见人士”中较为活跃的群体，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社会的反思，但他们自己却丧失了反思的能力。这是危险的。他们必须承认自己的局限性，他们切不可以为，自己才是中国民主与法治建设的突破和决定性力量，这样的自我政治高估会导致行为的很多错误。
死磕派律师面临着诸多无奈，无奈之下难免有无奈之举！但是，如果律师群体希望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就要走一条有别于传统的死磕道路——依靠严谨的逻辑赢得时代的掌声，经受历史的检验；用律师的经验活跃法律的生命，而不能无理取闹。
⑻ 人民日报针对“张庭夫妇”做出了怎样的评价
今年娱乐圈中的瓜真的是没有断过，很多人因为不恰当的行为断送了自己的前途，像张庭还有林瑞阳这一对夫妻，就是因为自己的人品毁掉了多年打下来的江山，而且针对这一件事情，人民日报也做出了评论。
这样子了一个公司让很多人深陷其中，拉人头他们也是属于的，所以说我们在投资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理智，不要因为张庭是公众人物，我们就默默的相信她，有时候这种人物他们更容易骗钱。
⑼ 雷洋事件的真相及处理情况是怎样的
一、雷洋事件的真相：
经丰台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查明：2016年5月7日晚，根据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专项行动部署，东小口派出所时任副所长邢某某带领民警孔某、辅警周某、保安员孙某某、张某某等人在昌平区龙锦三街涉黄足疗保健店附近执行便衣蹲守、打击任务。
当晚21时许，雷某在位于龙锦三街23－13号的足疗保健店接受有偿性服务离开时，被邢某某等人发现。因怀疑雷某有嫖娼行为，邢某某等人立即追赶，示明警察身份后进行盘查。因雷某试图逃跑，遂对其拦截并抱腰摔倒。
在制服和控制雷某过程中，邢某某等人对雷某实施了用手臂围圈颈项部、膝盖压制颈面部、摁压四肢、掌掴面部等行为，后邢某某违规安排周某、孙某某、张某某独立驾车押送。在车辆行驶至龙锦苑东五区南门内丁字路口西侧转弯处时，雷某试图跳车逃跑，并呼喊挣脱。
邢某某等人再次对雷某进行制服和控制，并使用手铐约束，再次向雷某示明身份。其间，邢某某等人对雷某实施了脚踩颈面部、强行拖拽上车等行为，致使雷某体位多次出现变化。
后雷某出现身体瘫软和不再呼喊挣脱等状况，邢某某等人在发现雷某身体出现异常后，未及时进行现场急救、紧急呼救和送医抢救。待后送到医院抢救时已无生命体征，于当晚22时55分被宣告死亡。
经委托司法鉴定机构鉴定，雷某符合生前胃内容物吸入呼吸道致窒息死亡；本例吸入性窒息的形成不排除与死者生前在饱食状态下，因执法过程中的外力作用和剧烈活动以及体位变化等因素有关。
事发后，邢某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做虚假陈述，引发公众质疑，并与其他四名涉案警务人员故意编造事实、隐瞒真相，妨碍侦查。
二、雷洋事件的处理结果：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依法认定：邢某某等五人在执行公务活动过程中，不正确履行职责，存在不当执法行为，执法行为超出合理限度，致执法对象发生吸入性窒息；
不履行职责，在发现雷某身体出现异常后，未及时进行现场急救、紧急呼救和送医抢救，致执法对象未得到及时救治，以致发生死亡结果。且事后故意编造事实、隐瞒真相、妨碍侦查。
该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符合玩忽职守罪构成条件。鉴于邢某某等五人系根据上级统一部署开展执法活动，对雷某执行公务具有事实依据与合法前提且雷某有妨碍执法行为，犯罪情节轻微，能够认罪悔罪。
综合全案事实和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七条之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决定对邢某某等五名涉案警务人员不起诉。
同时，检察机关已向纪检机关通报有关涉案党员违纪情况，向公安机关发出检察意见书，并移送相关材料，建议纪检监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对邢某某等五名涉案警务人员及相关责任人依纪依规严肃处理。
(9)人民日报评唐慧案呵护公众对法治信仰扩展阅读：
对于雷洋事件，2016年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法治，须从程序通往正义》，写道“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从北京市公安局“决不护短”的表态，到市级检察院立案侦查，都在传递执法机关推进公开透明、夯实法治信仰的决心。“雷洋案”正沿着法治程序的轨道一步步走向真相与正义。
人民日报评论文章随后写道：对于社会来说，每一起争议案件，都是一次普法教育；每一次依法解决，都是一个推进法治建设的契机。
透过“雷洋案”这起引发强烈关注的个案，一个法治共识值得珍视：对确有执法过错的，要严格依纪依法处理，决不包庇决不袒护；对恶意造谣，以虚假信息扰乱视听、诋毁民警依法履职的，要及时澄清、依法查处，坚决维护法律尊严和执法活动的严肃性。
人民日报评论文章字字铿锵有力，无论是案件的处理还是公安的执法，“雷洋案”理应回到法律程序轨道，方能彰显法治的胜利，传递给民众以“法治”信心。
⑽ 备考《申论》，常看《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到底有用么
你不要认为这是假大空的话，如果你考上公务员，写文章就是要这个路子。看《人民日报》的社论关键要分析人家是如何写文章的，从什么角度剖析，文章的构造，用语手法。其专业术语，对写作或是基础常识都会有很好的辅助效果。
除了人民日报，所在省的党报也应该多看。党报上有最新的政策动态，熟悉之能保证申论写作时随时联系热点并自在阐述、发挥。人民日报上有一版“理论”，上面文章都是各地党政大员结合当地实际，对中央大政方针在当地的贯彻落实提出的标准策论。这些文章都是最标准的学习范本。特别需要仔细揣摩深入学习悉心领会。这类东西是当代第一流的申论策论，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你在这上面要下准备申论的最多的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