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宪忠立法

A. 关于民法总则立法的议案，孙宪忠老师所在的课题组提出多少个条文

编纂民法典还要跨越哪些障碍第一步，对现行民法通则进行全面修订，并上升为民法总则。根据孙宪忠的研究，民法通则的156个条文至少有70个已被新法所替代，基本上已失去了作用。没有被替代的条文中，大部分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作为民法通则起草者之一，江平承认“民法通则很多内容不适用了”。“民法通则应该改为民法总则。有了民法总则，我们才能有一个正式的民法典。把民法通则改为民法总则是现在最关键的一步。”江平说。第二步，对现有的民事单行法查漏补缺。王利明建议制定一部人格权法，将其作为未来民法典的一编。杨立新建议将婚姻法和收养法合并，制定完善的亲属法或婚姻家庭法；修改物权法、合同法、继承法等法律，消除条文之间的矛盾，使之协调一致。第三步，编纂民法典。这要求以民法总则为基础，将各个民事单行法纳入其中。“应当按照科学、合理的体系，以法律关系为中心，整合民事单行法，并按照法典化的要求，对其进行必要的修改、补充和完善，在此基础上颁行一部系统、完整的民法典。”王利明说。在2013年和2014年全国两会上，孙宪忠两次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提出编纂民法典的议案，有关部门回复称，民法典制定问题比较重大，可以先进行研究。一些具体问题，或许是影响民法典制定进程的原因。事实上，人格权法是否独立成编、是将单行法汇编成民法典还是重新编纂等，学界和实务界都有争议，尚未达成一致。摘自《中国青年报》（2014年11月16日03版）

B. 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 如何捍卫信息安全

用户的网络记录被平台擅自收集用于商业推销、公民在相关机构登记的个人信息被泄露外传……近年来，随着大数据技术在各领域的广泛应用，公民个人隐私的边界也频频遭遇挑战。
13日，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首次亮相，从确立“告知——同意”为核心的个人信息处理一系列规则、严格限制处理敏感个人信息、明确国家机关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义务等方面，全面加强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
看点一：法律适用范围更明确
草案对本法中的个人信息作出界定。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与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有关的各种信息，不包括匿名化处理后的信息。个人信息的处理包括个人信息的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等活动。
相比之下，今年5月通过的民法典规定，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民法典研究中心主任孟强表示，该草案没有具体列举个人信息范围，避免了立法重复；在规定个人信息的概念时，既强调了个人信息的权利保护，也强调了对个人信息权的规范行使和运用。
看点二：收集用户大数据须用户同意
在网上搜索了一个商品，接着就会收到无数同类商品的广告推送；购买了网站VIP会员，平台却突然变更规则，购买“VVIP会员”才能享受全部会员权利……对此类侵犯用户权益的现象，网友“吐槽”声不绝。
草案明确，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在事先充分告知的前提下取得个人同意，并且个人有权撤回同意；重要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重新取得个人同意；不得以个人不同意为由拒绝提供产品或者服务。
一些平台利用用户大数据推送个性化广告，草案对此强调，通过自动化决策方式进行商业营销、信息推送，应当同时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孙宪忠表示，信息的核心环节就是告知，草案确立“告知——同意”为核心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十分必要，这也是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中的核心制度点。
孟强认为，“告知——同意”规则还可以规定得更为详细，如区分自然人是否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而采取不同的要求；对自然人权利的规定也可以进一步细化，如在撤回权之外，规定查询、更正、删除等权利。
看点三：国家机关保护义务更明确
近年来，公众人物航班行踪等信息的买卖形成黑色产业链，严重侵犯个人隐私；公民在有关机构登记的个人信息频遭泄露，甚至被用于电信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
为此，草案设专节对处理敏感个人信息作出严格限制。根据草案，敏感个人信息包括种族、民族、宗教信仰、个人生物特征、医疗健康、金融账户、个人行踪等。个人信息处理者只有在具有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的情形下，方可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并且应当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或者书面同意。
国家机关为履行法定职责处理个人信息，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限、程序进行，不得超出履行法定职责所必需的范围和限度。国家机关不得公开或者向他人提供其处理的个人信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或者取得个人同意的除外。
草案还将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者紧急情况下保护自然人的生命健康，作为处理个人信息的合法情形之一，并强调，在上述情形下处理个人信息，也必须履行个人信息保护义务。
王浩公认为，区分一般个人信息与敏感信息有三个维度：泄露该信息是否会导致重大伤害、泄露该信息给信息主体带来伤害的几率是否较大、社会大多数人对该类信息的敏感度如何。“总体而言，草案对敏感个人信息的界定较为清晰准确，有助于更好地区分并作出有效保护。”他说。
“个人信息的处理和运用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还按照传统的职能部门划分进行治理，难以有效防治个人信息权被侵害的问题。”孟强建议，在立法进一步完善的基础上，还要综合统筹协调各相关部门的执法行动、强化中央和地方的沟通配合，实现个人信息保护的有效综合保障。

C. 孙宪忠的主要作品

具体的学术努力在于：第一，系统深刻地对中国物权法进行研究，为中国物权法制定的提供了理论基础，主要在国有财产权利、城市土地权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研究领域，以及物权变动这些物权法的核心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第二，根据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理念更新中国民法学思想系统和知识系统，在中国民法基本理论如法律行为理论方面取得突破。
第三，在与民法尤其是物权法相关的法律制度，比如土地管理法、公证法、合作社法等法律的研究中贯彻民法的基本精神，促进这些法律取得本质的改进。观点得到立法机关的重视和学术界的认可，内容得到立法系统性的的采纳。 《论物权法》
《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
《德国当代物权法》
《国有土地使用权财产法论》
《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参编）
合作著作
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中国社会科学》等杂志发表论文80余篇，译文10余篇。 《财团法人的所有权及我国宗教法人财产权利的归属问题初探》，《中国法学》1991年第5期，1万字。
《论公有制的法律实现方式》，《法学研究》1992年第6期，1.2万字。
《土地在财产法中的意义》，《法律科学》1992年第3期。
《物权行为理论探源及其意义》，《法学研究》1996年第18卷第3期，2万2千字。
《论不动产物权登记》，《中国法学》1996年第5期，1万7千字。
《不动产物权取得研究》，《民商法论丛》第3卷，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2万4千字。
《中德民法学者对我国制定物权法的看法》，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1996年12月10日，4千字。
《大陆土地权利制度的现状与展望》， 《一九九七海峡两岸土地法制问题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7年，台北，政治大学地政系，2万字。
《当代不动产法评述》，系列论文，《中国土地》1996年第4期至1997年第6期，共计7万5千字。
《德国民法对中国制定物权法的借鉴作用》， 《中外法学》1997年第2期，5千字。
《德国民法物权体系研究》，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5卷，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6万3千字。
《以法的眼光看企业法人的治理结构》，《中国企业报》1997年9月10日，5千字。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初探》，《外国法译评》1995年第2期，1万7千字。
《当代民法与精神文明》，刘海年、刘瀚等主编《依法治国与精神文明建设》论文集，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7千字。
《我国土地权利制度发展展望》，《中国土地科学》1997年第12期，8千字。
《从自由到公正－合同法基本原则的进化》， 沈达明主编《当代西方社会科学》，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7千字。
《公有制的法律实现方式与国有企业财产权利问题》，《燧石》1998年第3期。6千字。
《中国财产权利制度面临根本更新》，《1998年中国国情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5千字。
《中国民商法体系建立的过程及最新动向》，1998年3 月在日本召开的“中国、越南、蒙古和日本四国民商法”研讨会的报告之一。1.2万字。《中国财产权利制度的改造》，1998年3 月在日本召开的“中国、越南、蒙古和日本四国民商法”研讨会的报告之二。8千字。
《不动产登记部门的法理探讨》，《中国土地科学》1998年第1期，5千字。
《土地登记的法理和登记机关的选择》，《中国土地科学》1998年第2期，8千字。
《抛弃批判，立足建设——关于民法研究方法》，《世纪评论》1998年第2期，5千字。
《我国土地管理法与物权法的相互作用》，《中国土地科学》1999年第1期。1万2千字。
《论民商法的研究方法》，《法律科学》1999年第2期，6千字。
《制定新世代的物权法》，《中国法律》，1999年第4期，6千字。
《论物权变动的原因及其结果的区分原则》，《法学研究》1999年第5期，1万2千字。
《物权法的基本范畴及主要制度反思》，《中国法学》1999年第5期、第6期连载，约3万字。
《用民法精神重塑我国社会》，《政法研究》2000年第1期。
《物权变动中第三人保护的法律基准》，《人民法院报》2000年1月25日。
《确定我国物权种类及其内容的难点》，《法学研究》2001年第1期。
《中国物权法总则建议稿》 《日本消费者保护刑事法》，作者：胜吉生田[日本]著，《法律译丛》，1991年第6期。6千字。原文为英文。
《德国民法典的过去和现在》，作者：海尔穆特·科勒尔[德国] ，《民商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5年，2万4千字。原文为德文。
《“抽象物权契约”理论----德意志法系的特征》，作者： K·茨威格特，H·克茨[德国]，《外国法译评》，1995年第2期，1.7万字。原文为德文。《合同法中的自由与强制》，作者：K·茨威格特，H·克茨[德国]，《民商法论丛》第9卷，3万字。原文为德文。
《行为能力比较研究》，作者：K·茨威格特，H·克茨[德国]，《外国法译评》，1998年第3期，8千字。原文为德文。
《德国物权法的机构及其原则》，作者：F·克瓦克[德国]，《民商法论丛》第12卷，2.8万字。原文为德文。
《三大法系的要约与承诺制度》，作者：K·茨威格特，H·克茨[德国]，《外国法译评》，1998年第6期，8千字。原文为德文。
《法律行为理论——产生与演变》，《环球法律评论》，2001年第2期。 目前承担的国家课题
《中国物权法建议稿——法条、立法说明、理由及立法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律工作委员会委托项目。本人负责总则部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动产法研究》，国家人事部留学归国人员资助项目。以此题目撰写专著一部（已在进行中），已经在2000年上半年完成。
《欧洲联盟合同法研究》，欧洲联盟项目，以此题目撰写专著一部，预订2000年底完成。
《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律工作委员会委托项目。本人负责总则部分、物权法部分。

D. 法律总则是什么意思

法律的总则是该法律的序言，是对该法律立法目的、适用范围和基本内容纲领性、概括性的简短表述。
一部法律的总则是他的总纲，贯穿于这部法律的始终，具有统领和指导其它各章的作用。

E. 中国民法系统更新完毕了没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1月1日正式施行，这是中国首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被称作社会生活的网络全书，一系列关乎中国民众婚姻、居住、网络生活，甚至是如何起名的新规也正式施行。如何看待这些新规？如何理解这些改变背后的意义？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全程参与民法典立法的权威专家孙宪忠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进行权威解读。

访谈实录摘编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国现在已有现行法律300多部，涉及民事商事的法律也有20多部，为什么还要再立一部民法典？

孙宪忠：简单说有三方面的价值。

第一是因为以前20多个法律显得很零散，不成系统。世界各国差不多都有民法典，而我们是碎片化的法律。民法典立法的第一个好处就是把这些法律编在一起，使得法律内在的系统比较协调。

第二是提升法律本身的时代性。这(部)法律是人类进入到互联网时代、信息化时代的法律，而以前的法律对这些问题很少照顾到。我们现在制定的民法典，其中规定数据资产的问题，尤其现代化信息化社会条件下隐私保护的问题等，实际上就适应了现代化的要求。

第三是要弥补原来法律立法的短板。我们过去有些法律，像民法通则是计划经济时代制定的，它在投资制度、人民权利制度很多方面都跟市场经济体制、跟人民权利的基本要求不相符合，甚至连《合同法》都有这样的缺陷。通过这次新的立法，把这些制度短板都给弥补了。

所以民法典可以说从思想性、技术性、体系方面都实现了极大的飞跃和更新，这就是它的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王珊珊 摄

中新社记者：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民法典非常重要，您之前多次引用拿破仑的话说，他一生的功绩并不在于打了多少胜仗，而是他为法国制定了民法典。为什么这么讲？

孙宪忠：这是法制史上一段佳话。

法国民法典编撰之前，法国有50多个省，民法领域的法律体系有400多个。所以当时伏尔泰说，你(骑马出行)上马的地方是一个法律体系，下马的地方就(是)另一个法律体系，换法律比换马还频繁还复杂。法律体系不统一，国家经济怎么发展？这个话对拿破仑有很大的刺激。拿破仑执政以后，下定决心一定要把民法典搞出来，推进社会进步。他用系统性的法律，实现了法国市场规则的统一。

虽然在法国民法典之前也有法律，但是没有像法国民法典影响这么大。从现在来看，我们从(这个)法典也还能学到很多东西。

F. 我国物权法为何不承认物权行为理论

物权行为理论是近两百年来民法界争论最大的问题之一，其影响横贯整个民法体系。随着我国近些年来民法典的起草，我国关于认物权行为理论的争论日趋激烈，明确我国民法是否应当承认物权行为理论也显得越来越重要了。
一、物权行为理论概述
所谓物权行为就是指以物权变动为目的，并须具备意思表示及一定形式要件的法律行为[1].
物权行为的概念最早是由德国学者萨维尼在其1840年出版的《现代罗马法体系》一书中提出来的。萨维尼在《现代罗马法体系》一书中写道：“私法上的契约，以各种不同的制度和形态出现，甚为繁杂。首先是基于债之关系而成立之债权契约，其次是物权契约，并广泛适用。交付具有一切契约之特征，是一个真正的契约，一方面包括占有之现实交付，他方面包括移转所有权之意思表示。如在买卖契约中，一般人只想到债权契约，却忘记了交付之中也含有一项于买卖合同相完全分离的，以移转所有权为目的之物权契约。[2]”在这段论述的基础上萨维尼创造了物权行为理论。
萨维尼的物权行为理论实际上包含了三个要点：
1、区分原则，实际上就是所谓物权行为独立原则，指在物权变动的法律行为中，作为债权法上的原因行为（如买卖合同）和作为物权法上的履行行为（如合同标的物的交付），是两种不同的行为，物权行为独立于债权行为而存在如在买卖合同中，除表达买卖合意的债权合同之外，还需要一个以交付为形式的物权合同，才能移转所有权。
2、抽象原则，实际上就是所谓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所谓物权行为的无因性是指物权行为的效力不受债权行为的影响，原因行为即债权行为的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并不影响物权行为的效力，物权行为一旦生效，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实际上，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仅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过是一个从逻辑体系方面论述，而另一个是从效果方面论述。
3、形式主义原则，指作为物权变动基础的独立的物权意思必须要以一种客观能够认定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加以确定的原则，一般认为，此种表现方式就是不动产的登记和动产的交付。按照形式主义原则，当事人在设立、移转、变更或消灭物权时，如在提交不动产登记申请时，或者在移转动产的占有时，肯定要有意思表示，而且正是这样的意思表示使得双方当事人从各自独立的物权意思走向了“物权合意”[3].
综上所述，概括起来说，物权行为理论实际上包括三点：第一，物权行为是法律行为；第二，物权行为独立于作为其原因行为的债权行为；第三，物权行为的效力不受作为其原因行为的债权行为的影响。
二、我国现行法律对待物权行为理论的态度
在我国学者们对我国现行法律是否承认物权行为理论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方如学者孙宪忠认为“我国民法在不知不觉中承认了物权行为”[4]其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民法通则》第72条第2款“按照合同或者其他方式合法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以及《合同法》第133条“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另一方则如梁慧星先生认为 “我国现行法不承认有物权行为，以物权变动为债权行为之当然结果，并以交付或登记为生效要件。 [5]”
笔者认为，我国现行法律并不承认物权行为理论，因为如果要认定一个国家的法律承认物权行为，那么这个国家的法律至少要做到以下几点：
1、在物权法的基本原则上要承认物权公示公信原则的绝对性。具体到所有权移转上，第一必须强调形式，第二必须尊重所有权移转的效果把他和原因行为相分离。而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我国法律承认合同当事人在合同解除后有要求回复原状的权利。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我国法律并没有强调物权法公示公信原则的绝对效力，在这个问题上我国现行立法并没有具备承认物权行为理论的必要条件。
2、在立法细节上须严格区分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确认物权行为是独立的法律行为。其中最重要就是明确物权行为的发生时间。这一点往往被支持我国法律承认物权行为论者所强调。因为根据我国《民法通则》 73条第二款“按照合同或者其他方式合法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与《合同法》第133条“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我国法律似乎给出了物权行为发生的时间，从而物权行为得以与债权行为相区别。但笔者以为这个观点值得商榷。因为持这些观点的人显然混淆了物权的变动和物权行为。正如崔建远先生所指出的那样“物权变动在任何国家或地区的民法上都会存在[6]”在不承认物权行为的法国日本都规定了物权的变动时间，但是“它是不是由物权行为引发的，从意思表示的角度观察，它是不是同时表现为一类法律行为，并且是物权行为，则取决于它所处于的民法所选择的立法目的、立法计划及物权变动模式[7]”。依反对物权行为理论学者的观点，物权移转的时间无论是什么时候，物权移转的合意早在合同签订的时候就确定了，而之后的所谓交付仅仅是一个完成合同的事实行为，就它单独而言并没有法律效力。所以《民法通则》72条第2款和《合同法》的133条仅仅确定的是在双方没有明确约定时，物权变动的时间，而并非是物权行为发生的时间。
根据《担保法》第四十一条，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这条法律规定实际上将合同的生效时间与物权的公示行为进行了捆绑，可知我国民法并没有严格区分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的发生时间，而是简单将两者混为一谈，因此，这个角度而言，我国立法也没有承认物权行为理论。
3、在立法，司法实践中应主动适用物权行为理论解决遇到的理论难题。但我国却没有这种现象，如《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房地产抵押合同自抵押登记之日起生效。这些规定实际上是不合理的，登记过户是合同的履行行为，以合同履行为合同的生效要件，实际上是把这些合同作为一个实践合同处理，而对比其他合同，把房地产合同作为实践合同显然是严重不公平的。但这个问题如果套用物权行为理论就很好解决，把房地产买卖合同分为两个法律行为，没有登记，物权行为无效，债权行为仍然有效，这样既保证了房地产管理秩序，又可以避免没有过错的一方因合同无效或被撤销而颗粒无收。但是，我国的司法实践却没有这样做。
综上所述，从总体上看，我国目前的立法体系是不承认物权行为的。

G. 孙宪忠的学术观点

1、在民商法方法论方面，提出“抛弃批判、立足建设”的观点，认为应从过去的对民商法学的现有国内外科研成果的否定性思维模式中解脱出来，不要总想着批判他人，而应该认真地从建设我国市场经济和人民群众生活需要的法律体系的角度构造自己的民商法。现行法学包括了过多的“以阶级划线”批判他人的内容，而对我们自己建设所需要的东西却不甚了了。立足建设，需要吸收传统民商法包括西方的和中国自己历史上的符合法理的制度，也需要按照国情和时代进行积极的创造。
2、最早提出所有制的法律实现方式问题，提出对公有制的所有权形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重新进行改造。孙宪忠认为，作为经济基础的公有制与作为上层建筑的民法财产权利制度并不一致，他们之间有一个决定和被实现的关系。所有制并不能照相式地反映为民法上的所有权制度。公有制并不一定要反映为国家所有权，国家掌握股权、企业法人享有所有权，也是公有制的反映形式。孙宪忠比较早地探讨了世界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基本含义以及该体制下民法、商法的基本作用及其相互关系；最早探讨了财团法人的财产权利的独特性，并提出按照财团法人所有权形式规范中国法人财产权利的见解。
3、在民法学总论方面，对法律行为制度进行了独到的研究。孙宪忠比较早地将德国民法中的法律行为制度介绍到国内，并深刻地研究了法律行为制度的源流及其本质，指出法律行为制度中的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构成的基本差异；尤其是孙宪忠对物权行为理论的确切含义进行的正本清源性质的研究，纠正了理论界原有的错误认识，扭转了这一理论在中国民法学界长期遭到否定的局面，使其在中国大陆法学界基本上已被判处死刑的情况下重新复活。由于该理论对现代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交易安全提供了切实的法理基础，所以，这一理论在我国大陆的复活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孙宪忠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有些已经被立法和司法解释接受，而且孙宪忠的学术主张获得了国外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法学界的承认。
4、在民法物权研究领域，提出了系统的立法观念和体系。在物权法总则方面，孙宪忠通过对当代世界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不动产法的基本原理和具体制度和中国实践情况的研究，建构了中国物权法基本体系、法理、物权类型及相关制度，创建性地指出物权法具有静态动态支配关系调整、物权变动调整、第三人保护这三个基本范畴。孙宪忠认为：物权法应具有物权法定原则、物权绝对原则、物权公示原则、物权特定原则和物权抽象原则，物权法兼有静态和动态保护民事主体的权利和交易安全的功能；当物权变动时，应当区分作为原因的债法行为和作为结果的物权行为的要件、时间及其效力，物权变动应依其自身要件产生相应的效力。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孙宪忠提出的应以物权行为理论作中国物权法的基本理论构成、物权行为制度较善意取得制度更有利于客观公正地保护第三人，指出应建立与此相适应的完善的登记制度的诸多见解，已为中国物权司法所采纳，并且成为中国物权法学者建议稿的理论基础。孙宪忠最早将世界上公认最发达的德国民法物权法的最新研究成果及其基本制度引进国内，对中国物权法立法提供了系统的参考资料。在物权法分则部分，孙宪忠早在90年代初首次在中国从民法物权法角度对中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制度进行系统研究，多项成果被后来的立法采纳。此外，孙宪忠根据物权法的法理对物权法具体制度的建设提出了系统的设想。比如，孙宪忠提出，物权法对“国有所有权”制度应采中央地方分级所有理论、集体土地使用权制度应采法人理论重新建构、并且对财团法人所有权、企业法人所有权、建筑物所有权等制度建设提出了自己的设想。这些理论，对拓展了物权法研究领域及研究思路，实事求是地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物权法体系作出了努力，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
5、在不动产法研究方面，提出的多项成果为学术界承认，并且被立法采纳。比如，孙宪忠根据物权法的基本原理，系统地研究了不动产登记问题，指出不动产登记具有物权公示效力、物权变动的根据效力、权利正确性推定效力、善意保护效力和警示效力；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中国不动产登记制度上的“五个统一原则”，即统一登记法律依据、统一登记机关、统一登记效力、统一登记程序、统一权属证书的理论。该理论已经成为中国物权法立法、土地立法和不动产登记法立法的指导思想。

H. 孙宪忠的基本资料

姓名：孙宪忠
性别：男
职称：教授
学历：博士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专业领域：民法、物权法、不动产法
留学情况：1993年至1995年作为德国亚历山大·冯·洪堡基金会的学者，在德国汉堡市马克斯·普郎克外国与国际私法研究所从事物权法研究，获洪堡基金会研究证书
外语：懂德语，英语良好 孙宪忠，男，1957年生，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人。1976年至1980年人民解放军部队服役，1980年至1984年在西北政法学院（今西北政法大学法律系）读本科，取得法学学士学位；1984至1990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先后攻读法学硕士学位和法学博士学位，为新中国第一届民法学博士。1992年晋升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教授。1993年获联邦德国亚历山大·冯·洪堡基金会(Alexander von Humboldt- Stiftung)博士后研究奖学金，赴德国汉堡马克斯-普郎克外国和国际私法研究所学习。留学期间，专攻物权法、不动产法。1995年回国，1997年晋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1998年晋升为博士生导师。1999年被中国法学会命名中国杰出中青年法学家称号。2005年5月至11月外出担任德国著名大学明斯特大学客座教授。2006年获得国务院特殊贡献专家津贴。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国家公安部特邀监督员，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法学部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才引进评审委员会委员，欧洲联盟法研究中心主任，同时兼任中国民法学会常务副会长、国家建设部法律顾问、以及澳门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国家法官学院、西安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南开大学、湖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等多所大学兼职教授。发表独立专著6部，合作专著10余部，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杂志发表论文100余篇，译文10余篇，在德国、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重要刊物发表论文10余篇，其研究成果在德国、日本、韩国等地得到相当的关注，是国际认可的中国法学家之一。从1995年国家物权法立法工作开始到物权法颁布，一直受邀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会法律工作委员会民法典以及物权法的立法专家。
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经济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国家建设部法律顾问、澳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兼职教授、西安交通大学兼职教授、西北政法学院兼职教授、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湖南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担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民法研究室主任，欧洲联盟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法学会民法学常务副会长、国家建设部法律顾问、以及澳门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南开大学、湖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等多所大学兼职教授。发表独立专著6部，合作专著10余部，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杂志发表论文100余篇，译文10余篇，在德国、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重要刊物发表论文10余篇，其研究成果在德国、日本、韩国等地得到相当的关注，是国际认可的中国法学家之一。从1995年国家物权法立法工作开始到物权法颁布，一直受邀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会法律工作委员会民法典以及物权法的立法专家。

I. 为什么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于5月28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民法典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开创了我国法典编纂立法的先河，具有里程碑意义。民法典实施后，现行的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收养法、担保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民法总则将被替代。

为何它被称作中国“社会生活网络全书”？社科文献与新华媒体创意工场联合策划，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姚佳做客“有话”栏目为大家解读民法典。

观点摘要

1.民法自为民之法，是对人们真实生活中行为规范的一种素描。

2.中国民法典不仅仅是理论层面与思维层面的，而是源于生活实践的。它是一部鲜活的“社会生活网络全书”。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而命名的法律，法律文本共包括七编，包括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以及侵权责任编。

4.民法不仅是人文的、有温度的，它更能帮助人们去对抗黑暗，体现出一种极强的保护理念。

中国民法典的前世今生

我国自1954年便开始第一次起草民法典，历经四次起起落落，直至六十六年之后的今天，一部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真正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的民法典才得以面世。以下内容摘自孙宪忠研究员的著作《权利体系与科学规范：民法典立法笔记》。

1

1954年第一次起草

背景：

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当时的中央政府明确宣布，包括《中华民国民法》在内的国民政府“六法”均被废除。

时间：

1954年—1956年12月

编制体例：

包括总则、所有权、债、继承四编，共525条。

特点：

这一“民法草案”以1922年的《苏俄民法典》为蓝本，其特点是采用“四编制”的模式，亲属法被排除在民法典之外；未采用“物权”概念而仅规定“所有权”；不适用“自然人”概念而用“公民”概念代替；仅规定诉讼时效而不规定取得时效；强调对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的特殊保护等。但是该草案大体上还是德国民法的模式。

2

1962年第二次起草

背景：

中国在经历重大政治和自然灾难之后，调整经济政策，中央的决策又强调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民事立法又受到重视。

时间：

1962年—1964年7月

编制体例：

这一次的“草案”采取了既不同于德国民法也不同于苏俄民法的“三编制”体例：第一编“总则”、第二编“财产所有”、第三编“财产的流转”。

特点：

这种模式有些类似罗马法的《法学阶梯》体例。该草案将“亲属”“继承”“侵权行为”等排除在外，却将“预算关系”“税收关系”等纳入其中；该草案且完全放弃了“权利”“义务”“物权”“债权”“所有权”“自然人”“法人”等法律概念，而采取人民化的财产权等概念。显而易见，此次民法典起草，显示了立法者一方面企图摆脱前苏联民法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西方民法划清界限的立场。

3

1979年第三次起草

背景：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从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民法的地位和作用重新受到重视。

时间：

1979年—1982年5月

编制体例：

共8编、43章、465条。

特点：

该草案的编制体例和主要内容，参考了1962年的《苏联民事立法纲要》、1964年的《苏俄民法典》和1978年修订的《匈牙利民法典》等。但是这一草案仍然没有予以颁行，因为，立法者考虑到经济体制改革刚刚开始，社会生活处在变动之中，体系完整的民法典无法制定。于是立法者改变立法方式，暂停整体的民法典起草，而采取先分别制定民事单行法，待条件成熟时再制定民法典的方案。198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王汉斌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草案）〉的说明》中指出：“由于民法牵涉范围很广泛，很复杂，经济体制改革刚开始，我们还缺乏经验，制定完整的民法典的条件还不成熟，只好先将那些急需的、比较成熟的部分，制定单行法。……考虑到民法通则还不是民法典，草案可以对比较成熟或者比较有把握的问题作出规定，一些不成熟、把握不大的问题，可以暂不规定。”这一时期民法立法活动的主要成果是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4

2002年第四次起草

背景：

自1992年宪法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中国各界即酝酿制定编纂民法典。199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编制的立法纲要提出了在2010年制定完成民法典的规划。该规划明确指出，民法典的制定完成标志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建设的完成。这一纲要对于民法在中国法律体系中地位的高度肯定以及对于编制民法典的重要性的肯定，不仅对于民法学家，而且对于整个中国法学界鼓舞极大。

时间：

2001年—2002年12月

编制体例：

共划分为九编：第一编总则、第二编物权法、第三编合同法、第四编人格权法、第五编婚姻法、第六编收养法、第七编继承法、第八编侵权责任法、第九编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适用法。

特点：

这个立法方案有许多显明的特点——并不一定是优点的特点。

首先，从体系上看，该方案基本上遵守了“潘德克顿法学”的体系模式。 其次，从立法的内容上看，除增加的物权法、人格权法和侵权责任法部分外，该立法方案基本上是现行民法体系中生效法律的简单聚合或者归并，不但在立法的内容方面没有任何积极的创新，而且也没有对这些有效的法律做漏洞的弥补或者重复的整合。再次，该法对于当时已经明显不适合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许多规则也都予以了保留，很多内容显得非常不合时宜。复次，从本人当时参加立法谈论的笔记看，在最高立法机关组织的立法讨论会上，多数人对于人格权独立成编的问题都表示不赞同，而立法起草机构对此也不做出说明，以至于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保留到现在，理论准备显得十分仓促。最后，第九编国际私法的内容部分相当丰富，与其他部分的简易化立法相比显得不大协调。总体而言，2002年的“民法草案”实在不是法理上深思熟虑、实践上符合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立法方案。在当时，对于上述立法草案，民法学界一致认为毫无创新和发展，因此这个立法方案在提出之后就戛然而止。

5

2015年第五次起草

背景：

2014年10月，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编纂民法典”。

时间：

2015年3月启动编纂工作；

2017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民法总则》；

2018年12月、2019年4月、6月、8月、10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第十次、第十一次、第十二次、第十四次会议对民法典各分编草案进行了拆分审议，对全部6个分编草案进行了二审，对各方面比较关注的人格权、婚姻家庭、侵权责任3个分编草案进行了三审。在此基础上，将民法总则与经过常委会审议和修改完善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合并，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提请2019年12月召开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经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将民法典草案提请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编制体例：

共7编、1260条，各编依次为总则、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以及附则。

特点：

以《民法通则》《民法总则》《物权法》《担保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等九部民事单行法为基础，整合最高人民法院在民事领域的司法解释，形成七编1260条的整体，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开创了我国法典编纂立法的先河，具有里程碑意义。

姚佳推荐

“世界范围内民法的研究渊远流长，如果人们对民法的历史发展与解读比较感兴趣的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所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60年学术精品选粹系列丛书中的《迈向民法典之路》、《权利体系与科学规范》和即将出版的《民事立法与民法典编纂》三本书都会让人们更加系统、直观和立体地去了解民法典的形成、意义与价值，颇值一读”。

《迈向民法典之路》

民法典的科学立法离不开广大学人的共同努力和理论研究的持续积淀。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作为国家级法学研究机构、党和国家重要的法治智库所，自1958年建所以来，就持续为我国民事法律制度的建设和民法学科的发展贡献力量，涌现出了谢怀栻、王家福、梁慧星、孙宪忠等一批学术大家，在学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研究风格。本着回顾法学所民法学研究发展历史，总结民法学理论研究经验，提炼中国特色民法学理论学术思想，服务中国民法典编纂历史任务的宗旨，对法学所建所以来取得的民法学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梳理，并从中精挑细选出50余篇高水平学术论文，以餮读者。

《权利体系与科学规范：民法典立法笔记》

2015年以来的中国民法典编纂活动，是当前，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最重要的立法活动，吸引了我国全社会的极大关注。其中既包含着立法推动者努力的动议，也包含了各种争议。本书作者亲历《物权法》1995年开始起草以来历次民法的重要立法活动，又是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会议上连续数年提出编纂民法典议案的全国人大代表。在民法典编纂中，本书作者提出了包括民法总则在内的十余项议案，以及二十余项人大代表立法建议和立法报告，此外还发表了为立法提供理论准备的多篇论文、文章和讲演。本书收纳的二十三篇论文、立法报告等，就是从这些成果中选择而来，既是作者的核心民法思想，也反映了民法典编纂的立法与学术历程。

J. 孙宪忠：我国民法典编纂中的几个问题

民法典编抄纂是一项袭宏大的法制工程，它涉及很多思想性理论性实践性很强的问题。考虑到这项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我们还要为它做出更多的理论准备。我自己虽然能力有限，但是非常高兴地把自己学习和研究民法典编纂问题的几点体会在这里做一个汇报。汇报的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民法体系和我国的民事立法；二、民法典的基本内容；三、我国民法典编纂的几个现实问题。请大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