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学术征文

⑴ 关于法律的作文

一，用思考，良心和勇气去追求正义

前段时间，最能反映我们现行司法体制的弊端消息莫过于下面这一则：

一场审判中的所有人———辩方律师、公诉人、审判长、主审方法院院长都持无罪意见，但受审者周澄最终获刑5年。在周澄刑满出狱之后，完全出于偶然，他得到了一套与案件 审判有关的案卷副本。这套案卷副本显示：当年决定他命运的那场审判竟是“上面要判几年就是几年”。(12月7日《中国青年报》)

这则消息一出来，评论如潮，人们纷纷对现行的司法体制进行反思。是的，法官除了法律无上司，但今天我们的法院却是人、财、物都控制在地方政府手中，而司法改革讨论了多年，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问题是，即使在这样的司法体制下，法官就有权作出违背法律的判决吗？法官能用这样一条理由来为自己开脱责任吗？因此，对于这一问题，我们还必须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

从社会学意义上讲，人虽然是一个个社会组织的成员，但仍然没有摆脱我们首先是一个人，一个应当具有良心和道德、正义感的人这一事实本身。同样，作为一个政府公务员、司法者，首先是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人，然后才是国家机器中的一份子。作为公务员、司法者，是否仅仅按照指令行事，还是通过独立的思考作出符合法律意志的结论，并拒绝执行公然违背法律意志的命令，这深刻地考验着每个公务员与司法者的思考能力、良心与勇气。

在周澄挪用公款案中，原本溪市平山区检察院起诉科科长滕俭秋对此案提起了公诉，今天周澄案的申诉状也出自她的手。她解释道：“不是说我不在位了，我就说周澄无罪，即便是当时，我也明白无误地持无罪的观点。但是上面定了调子，说只要证据搞好就行，我们也只好尽量往有罪上*。”同样，在审判中，据知情人士讲，上面非要判，而司法机关则认为无罪，但顶不住上面的压力。知情人士讲，这些讨论已全部记录在案。所以，因为上面要定周的罪，滕俭秋就往有罪上*提起了公诉，而法院从院长到审判员也就以有罪进行判决，尽管他们都认为周无罪。由此可以看出这是什么样的逻辑。

有鉴于公务员服从法律而不是上司命令的重要性，《公务员法》第五十四条特别作出规定：公务员执行公务时，认为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有错误的，可以向上级提出改正或者撤销该决定或者命令的意见；上级不改变该决定或者命令，或者要求立即执行的，公务员应当执行该决定或者命令，执行的后果由上级负责，公务员不承担责任；但是，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显然，仅仅《公务员法》这一条规定并不能保证公务员、司法者在执行公务与司法活动中可以免除职务变动与失去职位之忧，司法体制的改革必须提上议事日程。

早在19世纪德国法学家耶林谆谆告诫我们“为权利而斗争”!权利不是一天能得到的，每个人的正义行动会将涓涓细流汇成奔腾的大江，因此，每个人必须牢记，没有经过思考的生活不值得过，司法者、公务员必须用思考、良心与勇气来追求正义！

二，一个我很喜欢的小文章：

悼 兄

生命原来竟如此的脆弱，生命原来竟不允许反悔。

是的，人的一生中能有几次重新开始的机会呢？哥没有了这样一个机会，法律的严肃剥夺了你生存的机会。只是这一次机会的剥夺，你的归宿就局限在了一只狭小的盒子。我无论如何都难以想象出，在这么一个小小的盒子里，你是如何的蜷缩，怎样的伸展。

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一个鲜活的生命在顷刻间灰飞烟灭，物质实现了转换。虽只改变了存在的状态，但这么一个转变过程却得到法律的襄助。平凡的人可以有权利选择死，但没有权利选择死的时间，没有权利选择死的方式。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么多的法学家为废除极刑而疲于奔命。的确，我们痛恨的是残忍的犯罪事实，恶心的犯罪行为，可耻的犯罪动机。我们痛心的是犯罪者，你曾经善良过，曾经有过梦想，你知道死亡意味着什么，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去承受自己能够预知死亡结果而且要真切的感受那份痛苦。我宁愿你是白痴，你不明白死亡的痛苦，就没有了畏惧，在不经意中失去了生命。那样对于关心他的人也可以把这一切归于天命，而不用在此深深自责。但现实的法律却是相反，白痴不用去死，不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你，必须承受分离，选择死亡。

32岁的你，人生的历程就此提前结束。写下这个文章不为纪念你，真的，你的的确确错了。只为一种亲情，一种近似溺爱的惋惜。如果，如果，如果我可以把你影响，我想你做和我一样的循规蹈矩的凡人。但是，我没有办法影响你，我心虚地把这归咎与我们道不同，我无法为你谋划人生。我为自己的不开心感到些许释然，感觉那样我也为你做了什么，哪怕除了难过，我几乎从没有为你付出过什么。

哥，我想你是不会记怪我吧，象我这样的人宁愿在你去了之后每年的年饭摆上你的一副筷，却不愿在你错误之前和你相处一天，哪怕只是一天。我们将关心停留在心里。在某个良心发现后的反省自责和深深懊悔中，我们执着地坚持中国人情感的含蓄习惯，在你的错误中保持缄默。或是抽身转去，把自身置于安全地带。是中国人的意识让我没有了选择，除了选择难过。

对于你，哥，你应该高兴，你成了我们全家关注的焦点，这是你最大的愿望和以往从未得到过的。我们都为你难过，我们都为你担心。当我们拿出了决心，真诚地想为你做点什么的时候，你去了哪里？你为什么沉默？

看着你居住的小盒子，我哭着告诉别人，关心家人吧！我家已经受到了惩罚！

三，武侠流行之法律分析（我拟的一个题目，这个文章很有意思，视角非常独特）

分析武侠，“武”只是其中一面。社会既有冲突，又必须有合作。坚持正统的梁羽生甚至说，宁可无武，不可无侠。“侠”究竟为何物？嫉恶如仇、情深义重，乃至捐躯赴国难等等，都属“侠”的范畴。但概括而言，则是“信”与“义”，即行为在形式上守信，于内容上守义。

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指出：“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10]轻生死、重然诺，言必信，行必果是侠的一个基本特征。守信是侠客于江湖的立身之本。无论在哪本武侠小说中，守信都是江湖中的基本规范，不讲信义最为人不齿。这是因为社会是因人的行为活动而得以延续的，社会中人的行为是互动的，只有对他人的行为具有可期待性和可预测性，人们才能够理性地决定自己该如何作为，社会也才能延续下去。要使人的行为具有可预测性，一是由社会定一套行为规范，并监管其实施，二是由个人对自己的承诺进行担保。前者如法律，法律的主要功能就“在于建立和保持一种可以大致确定的预期，以便利人们的相互交往行为。”[11]后者就是信誉。武侠世界选择了信誉。经济学家，如张维迎，认为“与法律相比，信誉机制是一种成本更低的机制”。他举了个在家楼前小卖部买饮料的例子，如果付了钱拿了饮料要出门时，店主说你还没付钱呢，这样的问题法律无法解决，因为法官没办法判断谁说的是真话，如果给小卖部装上监视器，成本又太高。但实际上这种事情不大可能发生，因为如果邻居们都知道这件事后，也都不敢去了，店就得关门。店主由于害怕失去未来的生意，才不敢耍赖，这就是信誉机制。[12] 信誉的机制运行实际依赖于未来的惩罚。

但以此来审视一下武侠世界，却会发现把信誉看得比性命还重的侠士们的条件与此并不相符。侠客们并不是因为“害怕失去未来的生意”才行侠仗义。作生意是为了得利，而行侠则是付出。侠客遵守诺言，此次舍身相助，是为了今后还能无数次舍身相助，这样的逻辑即使不是荒谬，也是于情不符的，特别是在遵守诺言即意味着死亡的情况下（这在追求戏剧效果的武侠小说中比比皆是），即一次性博弈时，仍信守诺言，就更与“理”不通了。

在高度流动的市场经济中，另一维护信誉机制的方式是建立企业，企业是将一次性博弈转化为重复博弈的机制，是信誉的载体，即所谓以“庙”的声誉来约束和尚的行为。[13]对于武林人士来说，门派就是他们的“庙”，即企业，门派使侠客个体的行为转换为了群体行为，这样门派就有积极性去监督其门徒的行为，在小说中也确实有不少的叙述，如《天龙八部》里，少林寺方丈玄慈大师年轻时与叶二娘偷情，最终被揭露出来，在武林群雄面前，为了少林寺的清誉，玄慈自己下令按门规受杖责而死。但从总体来看，这种作用并不占主要地位，而且其中更多体现地是个人的道德行为。在武侠世界里，真正的侠客往往是无门无派的，特别在古龙的小说往往更是如此，对他们来说，几乎看不到“企业”的作用。

经济学家的理论与武侠世界的“现实”是矛盾的。当然人们最为常见的反应是武侠小说根本就是虚幻的，不是现实。但武侠小说的武功描写虽被很多人视为荒唐，而其对人性的刻画却很少被人指责。人们在读武侠时，对这种“现实”是接受的。其矛盾何在呢？

“经济人”是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而侠客的行动逻辑与经济理论的分歧原因似乎也在此，因为侠客的行为是利他的。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分歧原因并不成立。因为侠客的行为同样是利己：信守诺言，获得一种守诺的心理满足。守诺实际是江湖世界的一种意识形态，信守诺言，可以获得社会的道德认同，并使内心的信念得到践行。对于道德君子来说，道德行为是一种能给自身带来效用满足的自利行为。

但问题并没有解决，道德如果是个人的行为，那可以理解，但它成为社会的规范时，成为一种内化于人心的意识形态时，它必须满足一定的社会条件，经济学家们分析的正是这些社会条件，如害怕未来的惩罚和“庙”的约束作用。那武侠世界的“意识形态”是如何形成的呢？目前还没有一本武侠小说讲述武侠世界是如何形成的，而都是直接端给了我们一个武侠世界。武侠本非现实，江湖是人造的江湖，江湖世界的意识形态实际是作者和读者共同为它预置的。武侠看似是江湖世界的人物，其实他们所遵从的的意识形态是作者和读者以自己的观念强加的，实际他们活在人们的观念世界中。武侠守信是作者和读者的要求，而不是其自身的现实行动逻辑。[14]如果守信仅仅是为了满足内心信念，而这种信念又是没来由的，不守信仅仅是遭到人们的白眼，并无其他惩罚，那么按现实逻辑，这种“守信”就是不可信的。武侠世界里侠客们作为道德君子的守信行为在经济学家看来，只是人们的良好愿望而已，不可能实现。如果经济学家的理论没错的话，但人们又并不觉得武侠的“现实”有什么不对，那么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武侠世界与人们观念中的应然社会相符，所以人们相信；而与经济学家眼中的实然社会不同，所以它与理论矛盾。从本文下面的第四部分可以看到，这种观念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分歧将是分析的一个重要楔子。

无论能否实现，守信是侠的行为在形式上的要求，而重义则是实质上的要求。在武侠世界里，“义”的内容极其广泛，几乎集中了人类所有的美德：嫉恶如仇、锄强扶弱，如《飞狐外传》中的胡斐；情深意重、视友情高于一切，如《多情剑客无情剑》中的李寻欢；挺身而出、抗击外侮、救民族于危亡，如“侠之大者”郭靖；以苍生为己念，为免生灵遭兵戈涂炭而不惜殒命，如号称“天下第一英雄”的萧峰，……。武侠世界是一个侠“义”的世界，是一个正义永远压倒邪恶的世界，是一个让人感动也让人神往的世界。想想被称为经典一段的《雪山飞狐》里胡一刀与苗人凤比武那一场，生死决斗中，英雄间的肝胆相照、义薄云天简直让君子国的人也会汗颜。

作为武侠世界的两个支柱，如果说“武”体现了人的自然属性，那么“侠”就是人的社会属性。“武”是武侠世界的权力资源，是社会中的支配手段，而“侠”则是武侠世界的道德资源，是社会的联系纽带，“侠义精神是一种以正义感为基础的社会粘结剂。”[15] 前者解决冲突，后者实现整合。当然，这是个看上去有点简单化的分析。因为侠义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支配人的资源，比如相识、不相识的英雄好汉们看见宋江便会喊声“哥哥”，纳头便拜，就因为宋江人称“呼保义”、“及时雨”。但这种“支配”与“武”的支配毕竟还有所不同，它是对象的主动拜服，而非强制性的支配。如果说“武”让甲能支配乙，“侠”则让乙拜服甲，正是两者的互动共同使武侠世界的童话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侠肝义胆，长剑独行，杏花春雨江南，白马秋风塞上，这是一个何等简单而浪漫的世界！以至于说起“人在江湖”，让人更多地感到的不是无奈，而是神往。

四、“他者”：法律为何缺失

行文至此，可能没有人觉得这是一篇关于法律的文章，从前面的分析中并没有看出什么法理学意义来。然而，只要让我们稍稍把眼睛从武侠世界移开，对比一下同样反映西方人英雄崇拜情结的美国西部片，问题顿时就凸现出来。蛮荒的西部，是美国人的武侠世界。荒漠、小镇、牛仔、快枪手，谁的枪拔得快，谁的枪法更准，谁就是强者。冲突往往展开在强盗与小镇执法官之间——小镇的居民受强盗骚扰，于是大家凑钱请来快枪侠担任执法官维护小镇安宁，或者出赏金请枪手破案，经过精彩而激烈的枪战，最后强盗被歼灭，这是大多数美国西部片的情节。大家注意，虽然最后也是靠武力解决问题，但枪手是为社区的居民执法，其行为的性质是行使公共权力，而不仅仅是个人的侠义之举——虽然有个人侠义的成分。

在中国人的江湖世界里，则看不到法律。这是一个没有法律，甚至没有国家（很多武侠小说无国家背景，只是一个纯粹的江湖）的社会。按照西方人的观念，法律是一种公共契约，小镇执法官可以看作是美国国家形成过程中司法机构的雏形。按现实生活的逻辑，有人群的地方，就应该会有公共权力和规则的存在，但在武侠世界里，却看不到公共权力和法律——法律是由公共权力来制定和执行的公共行为规则，虽然江湖世界里也有行为规则，如“义”，但它只是由个人来自觉遵守，违反者也只是受到侠义之士的个别惩处，而不是由公共权力按程序来规范化地普遍执行，因而不是法律——即是在个别情况下有，也几乎无一例外地是被极力批判的对象，如《笑傲江湖》里五岳剑派盟主左冷禅对未守“规矩”的刘正风的“执法”就被描述得极其丑恶而血腥。而江湖上最常见的杀人，就几乎未看到按法律程序受到惩处或者按法定程序进行。江湖中公共权力的代表，武林盟主，虽然被无数人争夺，但大多数情况是到故事说完也没谁能如愿以偿当上。所谓武林盟主，总是为智者高人所不屑，只有那些武功虽高（因而有资格去争），但未臻化境（所以才想去争）的野心家们去你争我夺，引来江湖血雨腥风，最后不得不由虽无意盟主之位却被卷入漩涡的主人公，或单枪匹马或偕久已退隐江湖的“民间”高手收拾残局，而那个好不容易拼杀出来的“盟主”，作为邪恶的化身，椅子还没坐热，就被剪除。末了，在感叹一番世人痴愚之后，主人公拭净血迹，缓缓收剑入鞘，长叹一声，归隐田园。没有了盟主，没有了权威，于是一切复归平静。争夺盟主，成为江湖永久的笑柄。

武侠世界是一个反权威的世界。

没有公共权力，没有法律，也没有本文前述信誉机制的作用，却人人称信守义，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虚幻的世界，可它却为大家所接受，甚至沉迷其中。这正是本文第三部分所指出的“观念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分歧”。

在分析这个矛盾之前，先说一个有趣的心理测验。被测者须在几个选择项中选择自己愿意变成的动物，有人选择变成鸟，测试答案说这反映了想摆脱繁琐俗事纷扰的心理。同样，对缺失公共权力和法律的虚幻的武侠世界的迷恋，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潜意识里对公共权力与法律的渴望“摆脱”。武侠世界是中国人观念世界的反映，而非对客观现实的忠实描摹。观念世界是自我意识的反映，在中国人的观念世界里，缺失了公共权力和法律，说明它们并没有成为中国人自我意识的一部分。对此，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它们是外在的，强制的，而不是如西方人那样，是内在的，自发的。

从法律的起源看，中国的法律起源于氏族部落间的征战，即所谓“刑起于兵”。氏族内部以血缘为纽带时，还可以习惯来调整，但对被征服的部落，血缘亲情是不存在的，只有靠严酷的法来维系。“在我国原始社会，法律调整的直接对象是部落和氏族间的关系，个人则主要由氏族原有的习惯所约束。”[16]随着征服疆域的扩大，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为维系统治，血缘纽带逐步加强，原来的氏族成员成为统治国家的一小部分贵族，而越来越多的被征服者成了受法统治的子民。上层政治社会与下层世俗社会因异质和利益冲突而对立。对基层社会来说，法律是强加的，外在的。以前对中国“法”字的解释，多认为“水”旁是公平的象征，而这显然与中国人自古以来的法观念有所不符，苏力教授则认为“水”旁指称的是法像水一样自上而下地颁布，[17]这也许能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佐证。而看西方法律，古希腊罗马的法律起源于贵族与平民斗争的民主政治，是贵族与平民意志和利益的共同产物，法律自始就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是市民社会的内在物，对市民而言，公共权力和法律是“我的”，而不是“他者”。但对中国老百姓来说，公共权力和法律则是不折不扣的他者，是一种压迫物。这种他者意识，决定了普通中国人内心中对公共权力和法律的厌弃，公共权力和法律从未内化为中国人自我意识的一部分。

“创造者不愿再看见自己，——于是他创造了世界。”[18]中国人便有了这样一个武侠世界。中国人的选择是回归自然，以武功一较高下，只有武功才是自我的，而其他则是外在的，是社会性的。

福柯为我们提供了两种权力分析的图式，一种是“契约——压迫图式”，是法律的图式，另一种是“战争——镇压图式”，或称“统治——镇压图式”，前者是合法与不合法之间的对立，而后者是斗争和屈服的对立。[19]显而易见，法律的图式可适用于西方，而“统治——镇压图式”与中国则是吻合的。由于公共权力和法律是外在物，非契约产生，具镇压性，因而中国人对这种外在束缚物有着一种天然的离心倾向，遁世便成了中国人一个永恒的主题，甚至在本已是虚幻的武侠世界里也是如此。小说终篇，袁承志、令狐冲、杨过、张无忌们年纪轻轻就纷纷退隐江湖，去享受田园生活，这似乎也是作者和读者所能想到的最好结局，而没有退出江湖的郭靖、黄蓉，只好战死襄阳。美国西部片的结局虽也是枪手骑马远去，但他却是去往另一个小镇，继续下一个赏金、美女与枪战之旅。

这里就有个中、西方文化中的悖论，也就是在本文第二部分开始时提出的集体主义与英雄情结的矛盾问题。我们总是认为西方文化是张扬的、个人主义的、彼岸的，而中国文化是内敛的、集体主义的、此岸的。从很多表象上看，确实如此，但从另一些表象看，比如从侠文化看，西方却又是制度化的、约束的、现实的，而中国文化是任性的、放纵的、出世的。其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的本性都是追求个性的自由解放，都有着侠文化，都有着英雄情结，但西方人找到了平衡自我与他人、个体与社会的联结物与减震器——法律，而在中国，法律不能担当起这样的角色，个人与社会间是冲突的、对立的，所以中国人总是在治世与乱世、入世与出世间徘徊。

中国人虽然把英文中的“law”翻译成了中国自古就有的“法律”，但从前述分析可以看出，两者虽然不能说在本质上不同，但至少在某些“质”上，是不同的。语词在人为上的对应，掩盖了这种不同。“正是在词中，我们所想象的东西变成了我们所认识的东西，反过来，我们所认识的东西变成了我们每天表象给自身的东西。”[20]

我们在自己创造的语言里迷了路。

但幸好人类在理性之外还有感性，在学术中迷失的方向，也许在文学中可以找回。文学是对人的心灵世界的直接描摹。武侠文学以成人的童话给我们展示了中国人真实的心灵世界。

这种形而下的感性层面与形而上的哲学层面是相通的。中国的传统思想主要受着儒、释、道思想的浸染。“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道家和佛家，既强调个体，又强调普遍性和超越性，个体的人同时又是超越的人。”[21]中国人通过思想达到个人具体性与社会普遍性的沟通，而非通过行为的制度化。从对“类崇拜”和“个体英雄意识”的满足看，武侠就是这样一个达到个体性与超越性统一的范例。“至于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则强调社会群体性，其主体性主要表现为社会伦理型思维，就个人而言，则是道德实践型思维，其意向之所在，主要是道德实践。主体内在的道德意志，就是世界的根本意义，因而也是人生的根本意义。”[22]重侠守义，快意恩仇，重道德而非尚法律，个体的道德自律成为社会群体性的基石，武侠世界才是中国人的理想社会。

五、意识，抑或无意识：武侠文化的精神分析

武侠文化的流行折射出国人对法律的厌弃心理，但按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一个普遍的看法却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对法的需求会促使人们法观念的形成。而且事实也似乎映证了这一点，表现之一是官司越来越多。这让法治论者颇为鼓舞，因为据说这象征着中国人的法律意识越来越强云云。

目前诉讼案大幅上升，是否就是因为对公共权力和法律的信任？这是很可怀疑的。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流动性的增强所造成的纠纷本身数量的增加可能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实际上，公民对法律的信任度，随着司法腐败的滋生蔓延，是在降低而不是在增加。官司打输了，人们认为这是因为在法院“没人”，打赢了，则是由于关系“硬”。一个并非是严格实证性的判断是，真正相信司法机关会严格依法判案、“只服从法律”的老百姓并不多。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社会秩序一定大乱。按照一般的、实际也就是西方的话语解释，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最后防线，在一个以法律维系的现代社会里，对法律信仰的丧失，昭示着社会秩序的崩溃，然而这在中国起码现在并未出现。中国人对法律的不信任是对法律“公正”的不信任，而并非对法律制裁力的不信任。当人们纷纷寻求法律讨个“说法”时，只不过是要借助法律的力量制裁侵害自己的人而已，人们诉求的不是法律的公正，而是法律的力量。所以人们打官司，各种手段往往无所不用其极，造成被动受腐败之害与主动推动腐败的恶性循环。法律的被实施，同时也就是法律的被破坏。法治论者所无法认同的事实是，法律的推行，实际是在不断强化它在民众中的异己性。

从前文分析可以看出，法律在民众中的这种异己性并非无源之水，也绝不仅仅是当代的所谓“司法腐败”所能承当全部责任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腐败是“果”而非“因”，是因为异己而腐败，而不是因为腐败而异己。这种异己性可以追溯到法律形成之初，它经过历史的不断强化，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民族心理，并在文学作品的创作与阅读中显露无遗。

看看被读者们誉为天下第一英雄萧峰（即乔峰）的举止：乔峰其时身在京西路汝州，这日来到梁县，身边银两已尽，当晚潜入县衙，在公库盗了几百两银子。一路上大吃大喝，鸡鸭鱼肉、高梁美酒，都是大宋官家给他付钱。

——金庸:《天龙八部》第20回。

很少有读者读到此处时会觉得有什么不对，反而是赞赏甚至羡慕。这样一种与“官家”的疏离与对立情绪，已深入心理中的无意识层面，以至难以察觉。除了在新中国成立后，它被政治话语强迫地“弱化”了一段时间外，一直，并且至今，是中国普通民众的一种主流心理。公家的东西，当官的，上头规定，等等这些语汇的心理内涵是任何一个中国人不难体会的。

这种心理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在香港这样可称得上厉行法治的社会里，武侠文学却仍是大行其道，甚至香港电影里，黑社会的血腥火并、肆无忌惮的街头枪战与砍杀，让人怀疑是否该实行军管才行，而这与香港社会实际上的法度谨严形成强烈反差。这是否是在法治约束下，中国人心理中不合法潜意识的一种合法形式的纾放？[23]如果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那么这种社会存在就绝不仅仅是当下的社会现实，——香港当下的社会现实是法治的，但其文化产品所折射的民众潜意识却很不“法治”——过去的社会意识的累积，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存在。为什么武侠文学仅流行于华人圈，并非主要因为语言障碍，而是文化心理的壁垒使然；为什么武侠文学能流行于华人圈，哪怕他们散居各地，生活环境各异，包括居于法治之邦的法治之民，这是因为他们的心理中总有一部分是共通的。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缘何发生错位？荣格的心理学思想提供了答案。荣格对心理学的最大贡献在于提出了“集体无意识”的概念。“集体无意识是精神的一部分，它与个人无意识截然不同，因为它的存在不像后者那样可以归结为个人的经验，因此不能为个人所获得。”[24]它是种族的共同的心灵的遗留物，具有超个体的“集体”的性质，不是个体在后天经验中获得的，而是本能遗传的。荣格同时引入“原型（archetype）”的概念。原型是可以通过生活遗传来生成的深层心理模式，这种心理模式并非来自“个人记忆中的残迹”，而是来自“遗传的大脑结构本身”。原型与个人记忆无关，而是一种由生理遗传得来的大脑记忆。“从科学的、因果的角度看，原始意象可以设想为一种记忆埋藏（bury），一种印记或者记忆痕迹，它源自同类体验的无数过程的凝聚（condense）。在这方面它是某些不断发生的心理体验的沉积

⑵ 法律方面论文

你好，法律方面的论文大部分是按照这个思路去写的：
1.选题，你在生活中发现存内在容哪些法律问题，你对这个法律问题有看法。比如：论保险代位求偿行使中的若干法律问题。
2.选好你要写的论题后，就开始查找有关论题方面的资料，比如现行规定，学者们对这方面的定义，主流的观点，这方面的案例等。
3.大概熟悉在你论题方面的基本知识和对问题的认识后，就可以开始着手正文了。
4.各个学校都有对论文格式的要求，一定要严格按照学校要求的格式来完成论文。多和同学交流，不懂就问老师。
5.跟你说说正文怎么写。
本科论文可以分成三部分进行，
第一部分是中文摘要，引言，相关概念特征，立法现状等；
第二部分，重点是第二部分，这一部分要求你提出在存在的问题，然后针对问题给出解决的办法。
第三部分就是把你的参考文献列出，再致谢就可以了。
谢谢，请采纳！

⑶ 法律本科论文范文

我国现行审判监督程序存在审判监督权与生效裁判既判力的冲突、与当事人诉权的矛盾等问题。民事诉讼法对审监程序作出了修改，但仍存在不完善之处。 鉴于此，全国人大在2007年10月就民诉法的部分法条进行了修改，其中关于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革尤引人注目。本次修法针对审判监督程序主要作出了五个方面的修改。一是申请再审案件上提一级审理。二是申请再审案件有了三个月的审理期限。三是对申请再审案件的审理方式亦作了明确。四是申请再审期限有限放宽。五是明确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十三项具体事由。以上修改内容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立法过于原则、再审启动随意、复查效率过低等问题，申请再审案件及再审案件的审理进入规范化轨道。但是，修改后的民诉法仍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

一、我国现有审判监督程序的弊端

(一)再审案件收案激增将冲击再审程序固有性质

(二)再审事由的规定不尽可行

(三)对案外人合法权益的救济途径缺失

(四)“有限再审”原则未予确立

二、建立公正、高效、权威并重的审判监督程序价值取向

审判监督程序是民事诉讼框架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对这一制度进行改革，必将引起我国民事诉讼体制的重大调整，甚至会影响到我国民事诉讼体制改革的成败。因此，在对其进行改革前，必须进行充分论证，设想并讨论每一种方案的优势和缺点，在对我国国情通透掌握的情况下，确定一种效益最高、负面影响最小的改革方案。本文希望通过建立“再审之诉，合理限制其他审判监督权力”的审判监督程序，使我国诉讼体制能与目前社会形势相互协调、良性循环，真正起到统一司法、发展法律、个案公正以及衡平各主体利益的作用，司法的公权力与当事人的私权利才能得到有效的监督和救济，最终实现定纷止争、服判息诉，构建和谐社会的终极目标。

中国刑法的进步与缺陷这个从大的范围说的话，中国刑法正在日趋走向成熟化，法典化；我谈下我对刑法中有关条款的理解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八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 我认为在这条规定中“法定程序鉴定确定”这几个字含义模糊，弹性较大。 即我们到底是通过什么途径，方法和机构来确定一个人是否是精神病人。而且由于此条规定直接影响到犯罪嫌疑人是否要承担刑事责任，直接挑战法律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应当引起法律界的重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八条也有类似的规定： 尚未完全尚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 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但问题又来了， 法官如何甄别嫌疑犯在犯罪时是尚未完全尚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能力？ 总之，法律是讲究证据的， 而判断一个人精神病的有无或程度的轻重，在目前的技术上来讲是很难做到的， 因此，中国的法律工作者应慎之又慎。

⑷ 对《法学概论》这本书的思考或感想

自考365网校名师张龙解析《法学概论》模拟题
2006-4-12 18:11自考365 【大 中 小】【我要纠错】
2006年4月考试在即， 自考365网站联合新浪教育、中国教育在线邀请自考365网校名师 张龙 老师于2006年04月11日16：30-17：30作客自考大讲堂新浪嘉宾聊天室，结合2006年考试的具体情况，就《法学概论》课程4月份考试可能呈现的一些新的特点和动向，总结往年考试规律基础上与网友进行交流。

张龙老师将结合往年考试出现的一些问题和学科特点，就考试技巧、复习重点等方面为网友做详细指导。

张龙 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教师，获吉林大学法理学硕士、博士学位，师从著名法学家张文显教授和石少侠教授。在国家重点研究项目《权利问题的研究与论证》中独立完成《权利问题研究与中国环境法学的发展》和《权利的政治基础》两部分课题内容，曾参编世界银行法律援助项目法学系列文库教材《立法学》，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1999年起讲授法理学、宪法学、法学概论等课程，教学经验丰富。张龙老师干练、旁征博引的授课风格结合雄厚的学术功底，深得考生喜爱。


所授课程：

自学考试辅导《法学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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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龙：大家好！

主持人：请张老师先讲一下法学概论的模拟题，网友们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提问。

张龙：这套模拟题是在结合历年真题的基础上，对今年考题进行的有针对性的预测。

先以模拟题中的几个典型题目来分析，摸清出题的思路，也给同学们讲一下答题的技巧。首先是单选题，最近几年的法学概论考试，单选题都是30道题，共30分，这30题基本上对导论和14章的内容都有所涉及，选择题没有绝对的重点，换言之，没有哪个地方是可以直接舍弃的。

首先说一下单选题的第2题：习惯法不存在于下列何种社会之中？四个选项：A原始社会、B奴隶社会、C封建社会、D资本主义社会。关于这道题目，在看书的时候恐怕不可能直接找到答案，它是一道考核大家理解能力的问题，原始社会末期法律随着私有制、阶级的产生和国家同步诞生。也就是说在这里面有一个知识点：原始社会是没有法律的，这个法律是阶级意义上的成文法。同样的，原始社会没有这个成文法也谈不上有习惯法。通过这个分析得知，正确选项是A.其他的三个社会类型中都存在习惯法。

单选第6题：某甲具有刑事能力，但某甲主观上不具有故意和过失，那么：A某甲对其行为不应负刑事责任、B应负刑事责任、C应负刑事责任但可以减轻处罚、D应负刑事责任但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是一个涉及到犯罪构成的题，考到这样的题型要从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等几个因素来综合分析。主观方面具有犯罪的故意和过失是构成犯罪的基本前提。当明确了这个知识点之后，这个选项就比较容易选择了。正确选项就是A，同时提醒大家注意一个问题，C、D两个选项在这个题里的干扰作用不大，但是在其他的类似选项里面，刑法这部分可以和应当从轻减轻这两个是一定要注意区分。

下面来看单选第10题：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出自哪个国家，A英国、B美国、C法国、D德国。看书时能够直接找到它的答案。关于宪法这部分讲过两个知识点，在它的历史起源上，世界上宪法的起源国是在英国，但是英国是不成文宪法制，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出自1787年的美国宪法。所以知道了这两个知识点之后就可以选出正确的B项。这个题提示大家，教材中明确写明了的类似于第一部、最早的等字眼时，一定要倍加注意，这样的地方是非常容易出选择题的。

单选第14题：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何种期限内审结A2个月、B3个月、C4个月、D6个月，这个题是比较简单的，直接考法律的期限时效。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刑法、民法，这些地方都非常容易出和时间有关的问题，尤其是在诉讼法里面。这个题提醒大家注意一些关于时间的基本知识点，比如民事诉讼一审的案件，普通程序6个月内要审结，二审三个月要审结，适用简易程序三个月内一审要审结，同时要知道简易程序也只能在一审案件里适用。这个题的正确选项是B.

单选第20题：某甲破门入室行窃，正在翻箱倒柜时，听到事主回家的脚步声，于是越窗逃跑。某甲的行为属于？A犯罪预备、B犯罪中止、C犯罪未遂、D犯罪既遂。这题考察关于犯罪时间段限的基本问题。要分析某甲的行为属于犯罪的哪个阶段。犯罪预备是处于为犯罪创造条件的阶段，还没有进入正式犯罪，很显然某甲已经入室行窃，A选项排除。B选项犯罪中止是犯罪在进行中，犯罪人因自己的主观意志主动中止犯罪行为，与之相关联的犯罪未遂，由于犯罪人意志以外的原因导致犯罪无法继续或者犯罪人所期望的犯罪结果没有出现，犯罪既遂就是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都已达到，犯罪的阶段已经进行完毕。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就会知道某甲入室等到事主脚步声越窗逃跑，他肯定不是自己主观放弃这个行为，他害怕被事主抓到，所以B选项排除。C、D选项再分析，应该是属于犯罪未遂，选择C.

单选第26题：依我国法律规定司法协助的内容不包括什么？A协助送达诉讼文书、B协助执行对方法院作出的判决或裁定、C协助调查取证、D协助执行仲裁机构的裁决。这个地方考的是关于国际法、国际司法部分的内容。注意司法协助内容书上明确列出了三项，这三项就是A、B、C三个选项所列内容，D选项仲裁的裁决不是司法协助内容。

再说一下多选题。多选题最近几年的考试基本上是5个小题每题2分共10分，它的涵盖范围都比较广，一般法理会有一题。来看模拟题多选题的第32题，道德规范不同于法律规范之处在什么？这是考法律与道德的区别，这是属于法理部分的内容，道德规范不同于法律规范之处在于，A道德规范没有固定的形式、B道德规范没有约束力、C道德规范的体系是多元的，D道德规范存在于任何社会形态之中、E道德规范不具有阶级性。

A选项分析一下，道德和法律不同之处，法律规范是由国家机关依法定职权和程序制定出的行为规范，有明确的形式，道德规范主要是以道德箴言、道德观念这样的方式存续的，因此道德规范没有特别固定的形式。A选项当选。

B选项道德规范没有约束力，很多同学选择了这个选项，这实际上是凭知觉发生的错误，不可否认与法律规范的国家强制力比较起来道德规范的强制力是比较弱的，绝不是说道德规范没有约束力，它的约束力不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主要依靠社会舆论和人们内心道德自觉，因此可以说这个约束力是软约束，但是B选项的陈述过于绝对，道德规范没有约束力的判断是错误的。

C选项道德规范的体系是多元的。有同学看到这个想道德规范体系是多元的，法律体系是不是也是多元的呢？实际上，道德规范体系多元指的是由于道德不是特定机关制定出来的行为规范，也是依习惯所形成的，社会存在的一种普遍的意识以及行为模式，因此道德的体系往往是因时代、因群体的不同而不同，就像那句话有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道德的体系是多元的，反之法律的体系是一元的，它是国家机关制定出来的在本国领域通行的强制行为规范，必须保证其统一性、权威性。因此C选项当选。

D选项道德规范存在于任何社会形态之中，同学们看到这个选项会觉得道德规范是存在于社会形态之中，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但是法律是否也存在于任何社会形态之中呢。大家知道人类社会到目前为止已经经历的社会历史类型有六类：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未来理想的一种社会类型。前面讲的五种已经经历过的历史类型里面，原始社会是没有阶级意义上的国家和法律，因此原始社会有道德规范但没有法律规范。所以道德规范是存在于任何社会形态之中，而法律社会在原始社会中不存在，在此后经历的其他社会类型是存在的，所以D选项是正确的。

E选项道德规范不具有阶级性，大家知道道德规范和法律一样都是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决定，它必然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不可避免的具有阶级性。E选项说道德规范不具有阶级性这个判断本身已经错误，更不能构成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的区别。这个选项不对，因此本题正确选项A、C、D.

多选第34题，属于国际法渊源的有什么？A各国法律体系中共有的一般法律原则、B国际法院的司法判例、C权威国际法学着的学说，D国际条约，E国际习惯。这个题，大家看到五个选项首先的反应就是觉得D、E两个选项应该当选，因为书上在这个地方写的是比较明确的。大家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忽略了选项A各国法律体系中共有的一般法律原则，A选项在书中写在D、E两个选项后又提到了此外各国法律体系中共有的一般法律原则，这个提醒我们注意看书的时候一定要仔细不留死角，尤其是书上有一些补充和转折。B、C选项不是国际法的政治渊源，他们是属于国际法的非政治渊源，因此这个题的真正选项是A、D、E.

下面我们说第三部分名词解释题。名词解释最近几年考试一般是每次考5个小题每题3分共15分。名词解释我们做过一个统计，从02年4月份到05年7月份，六次考试中名词解释的问题，本书的导论加14章，其中名词解释考过的次数最多的是第五章行政法，行政法共考了4次考了4个名词。此外商法也考了4次。也就是说行政法和商法这两部分在最近四年的六次考试中共出过四个名词解释题。第六章民法和第八章经济法各出了3个名词解释题。出过两次名词解释题的包括第二章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第三章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第四章宪法、第十章刑事诉讼法、十二章行政诉讼法、十三章国际司法，绝大部分章节都是考两个名词解释题。

第一章和第九章各只出过一次，民事诉讼法在最近几年考试中一个题也没有出。如果一定要区分重点、非重点的话，大家可以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五、六、七、八章里。

我们以模拟题名词解释第37题为例简单说一下。申诉权，实际上是公民对于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的错误或违法的裁定、判决及决定或者因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致使他或他的亲属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向有关国家机关申诉理由，提出改正或撤销决定，判决或赔偿损失请求的一种权利。

像这样一个名词解释题，大家会发现它的内容比较多，记忆起来也感觉比较困难，我们所能看到的名词解释题，像这种类型的基本上已经算是考到最难了。至于说像条约、合伙、立法等其他的一些概念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些，答题字数较少。提醒大家注意名词解释这部分，大家主要应当关注的是最基本的概念，尤其是一、二级标题。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简答题，简答题最近几年每次考试考三个题，每题5分，共15分。我们做了一个总结，简答题部分从02年4月到05年7月的6次考试中各章的简答题出题状况大致如下：出题数目最多的是第十章刑事诉讼法，共出了4次，考了4道题，考过3次的包括民事诉讼法、民法、宪法；此外第七章商法、第五章行政法、第一章法律的一般原理考过两次；第九章刑法、第二章我国社会主义法律考过1次，其他的章节没有出过简答题。由此我们会发现简答题这部分其重点，大家应当关注的集中在诉讼法，尤其是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也就是第十章和第十一章。同时大家要关注第四章宪法、第六章民法。另外，关于第五章行政法、第七章商法、第二章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和第九章刑法，大家也应给予必要的注意。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其他最近四年没有出过题的章节完全不需要看，而是现在距离考试仅有10天时间左右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有所取舍、重点突出。

简答题我们看一下模拟题的43题。人民法院对于哪些民事案件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裁定先予执行。这个题考的是民法部分的题，这个题的答案一共是三点：第一点是追索赡养费、抚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医疗费用的案件，第二点是追索劳动报酬的案件，第三点是因情况紧急需要先予执行的案件。实际上第三类是一个补充性的规定。大家会发现简答题的模拟题是答题点比较清晰，同时问题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内容。

下面我们说第五部分论述题，论述题最近几年基本是每年考1题，共14分。我们的模拟题第44题论述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主要内容，这是属于第四章宪法部分的题，总结历年的论述题，大家会发现，近四年六次考试法理题考了三个、宪法题考了三个，04年7月和05年4月的法理题考的是同一个题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关系问题.因此大家在看论述题的，可以把精力主要就放在法理和宪法部分，其他部分出论述题的可能性很小。

给大家出的这道论述题，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主要内容，大家会发现它的标准答案比较清晰，共有六点。这六点大家答题的时候要注意，论述题和简答题不同之处就在于论述题的点一般来讲比简答题的点要多。简答题比较常见的是在三到五点，尤其是四点左右的答案设置考的可能性较大。论述题一般来讲答题点至少在四点以上，从四点到七点、八点不等，同时在答论述题的时候，尽量在答完答题点之后，后面要附带基本解释，这样就能够拿到分数。论述题考核的内容，按照刚才我们给大家讲的要领，大家会发现在法理部分也就是前三章和宪法部分，在里面寻找论述题的时候，大家可以自己做一些分析，看看哪些地方书上的陈述比较明晰，比较容易出论述题，可以自己做一下统计，基本上考试范围就不会跳出去了。

最后我们说一下案例分析。案例分析每年考2题，每题8分共16分。民法一题、刑法一题。当然在2004年7月份的考试里面只出了一个民法案例，没有出刑法案例，这是特例，绝大部分都是民法、刑法各一个案例题。案例题，很多同学都感到非常头疼，因为大家作为非法学专业的学生，学习法学概论这门课本身就非常困难，法学概论这门课是在528页的征文里面，涵盖了法学基础知识、法学基础理论和法学分论的各部分内容，尤其是其中的法学各论的内容也就是部门法的内容，涉及面极广，考核点非常多，在出案例的时候，往往使同学们感到不知从何下手。我们也进行过统计，最近4年6次考试的案例，刑法部分主要集中在故意犯罪的停顿阶段，包括犯罪预备、犯罪中止、犯罪未遂、犯罪既遂这几部分。还集中在关于犯罪的共犯问题，还包括刑事责任年龄的问题，此外还考过盗窃罪和其他相关犯罪的问题。而民事案例考的主要集中在合同的成立与效力，继承问题，民事行为能力问题，结婚与离婚问题。大家会发现考核案例主要集中在民法和刑法的一些最基本的理论和最常见的与生活联系非常紧密的案例。所以大家在复习案例部分的时候可以就民法和刑法这两章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也就是说，可以找到往年的真题进行详细的分析，同时也可以找一些练习题，包括模拟题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大家没有必要把案例抠的非常细，对每个具体的民法规定和刑法规定的法条进行很深入的、非常细致的记忆，而是要了解其最基本的一些概念、原理，尤其联系一些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案例，这样就可以应对考试。

我们再看第六部分案例分析题，第46题：某甲有两个儿子，大儿子13岁、小儿子11岁。一天夜间，他带领两个儿子到某乙家盗窃财务。他进入房中行窃，小儿子在门外把风，大儿子进行运送，结果窃得大量财物。这三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盗窃罪的共犯？

首先大家要知道这道题考核的关键点在于哪儿。第一是考盗窃罪的问题，第二是考刑事责任年龄问题，第三是考共犯的问题。这一个案例涵盖了三个基本的刑法问题，盗窃罪我们凭常识就可以判断，这三个人的行为是盗窃行为，客观方面看是符合盗窃罪的特征的。关于刑事责任年龄，某甲的两个儿子11岁、13岁都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从犯罪主体方面他们都不能成为犯罪主体，无需承担刑事责任。此外，关于共犯的问题，大家注意共犯包括一般共犯和特殊共犯，在本案之中，某甲操纵两个儿子进行盗窃，实际上是把两个儿子当成了犯罪工具使用，同时由于某甲两个儿子都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因此他们不符合共犯的犯罪主体的基本要求，所以三人的行为不构成共同犯罪，某甲应依其单独的盗窃罪来论处

⑸ 参加学校的法学学术论文，写什么好呢

法理的话让你大一的新生去写会有点难度，而法史感觉巨无聊，写起来没欲望。建议还是写部门法的吧，刑法、民法的都可以，不过别写行政法，比较敏感（因为和政府机关有牵连）中国民法是模仿大陆法系的（当然我们是不承认的啦），更多的是德国民法，而德国法对中国最早影响的应该是民国时期的六法全书，按这个思路下来你可以写蛮多的，譬如说三者比较之类的，或者说德国某法学家某个理论啦，都还好啦。
刑法是这些年一直早讨论的问题，关于死刑废除的问题，让你写的话会很简单，因为太多法学家已经写文章在讨论，譬如贺卫方、邱兴隆都有很多文章的，可以考虑下！并且刑法理论也是可以去探讨的，譬如“期待可能性”之类的。
希望你能找个适合自己的题目！谢谢

⑹ 请各位帮忙写一篇有关于法律的论文，高中的，1000字左右，要精辟！

自己修改整理一下：

公民法律素养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准之一。我国高校大学生法律素养如何,将直接影响当前和未来一个阶段我们的法制建设,影响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

所谓素养,是指人们在经常修习和日常生活中所获得知识的内化和融合,它对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处事方式、行为习惯等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具备一定的知识并不等于具有相应的素养。只有通过内化和融合,并真正对思想意识、思维方式、处事原则、行为习惯等产生影响,才能上升为某种素养。重视大学生的法律素养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推进法制建设”。通过大学法律教育,使大学生拥有较高的法律素养和较强的法治文明意识,这对于提高全体国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对于贯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动我国法制进程、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又必须看到法律教育内化为法律素养的诸多制约因素一是功利性极强的就业至上评价体系。高校扩招后,随着大学生就业压力增加,一些高校为给非法律专业学生挤出更多时间应付各种有利于就业的资格证考试,主动降低包括法律在内的其他软素质课程的教学与考查标准,这极大地影响了学生法律素养的提高;对于法律专业学生的法律教育,由于将主要精力放在法律条文的解读和案例分析上,忽视对个人法律素养起综合性、潜质性作用的哲学、史学、文学和自然科学等课程和知识的学习,相当一部分法律专业的学生虽然十分熟悉各种法律条文和案例,但法律素养不高。二是泡沫化明显的法律专业重复建设。近年来,受高校扩招、合并和人才市场需求拉动等多方面影响,法学教育泡沫化倾向相当明显,不少院校匆忙建立的法律系,师资力量薄弱。一些所谓的法学专家从未参加过法律实践,对现实法制缺乏感性认识。这些学校本来法学渊源不深,加上法学教师素质不全面,无法引导学生将所学法学知识内化为深厚的法学素养。三是现实社会尚不健全的法制环境。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法制建设尚待进一步健全,法律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严肃性较差,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现象和特权观念还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存在。大学生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成型成熟期,对外界信息吸收能力强、反应周期短,严肃性较差的现实社会法制环境对他们还相当薄弱的法律素养的消解作用也十分明显。

基于此,提高大学生法律素养的主要途径是:

首先,高校法律教育要回归重在素养的本位。即教育和人事部门必须努力破除就业至上的评价体制,要科学定位就业与学业、知识与素养的关系,重建就业与学业并重、学业优先,知识与素养并举、素养优先的评价体系。高校不可随波逐流,应坚持独立的学术精神和办学理念,消除学术泡沫,始终将素质教育摆在首位,高度重视包括法律在内的各种素养的培养和提高。在法律教育内容的安排上,要更加注重与哲学、史学及其他人文和自然学科知识的融合,更加注重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规律的层面来解读法治文明和法的精神,将法律至上等法的原则融化在大学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中,内化为一种素养。

其次,法律文明要对行为习惯起到培育作用。知识内化为素养要经历一个不断积累、逐渐形成行为习惯,由自在转变为自觉的过程。因此,提高法律素养要重视法律文明建设,大力加强法制宣传,注意借鉴世界先进的法治文明成果和优良的法的传统,努力营造有益的法治文明氛围,促进法律知识与法治文明的相互渗透与融合,促使当代大学生养成包含法律素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

再次,法律环境要形成无所不在的外部约束。法律素养的形成并不是封闭的、单向的,而是开放的、交互式的。大学生法律素养的形成与整个社会的法律环境有着十分重要的关联。为此,一要努力优化法律环境,有法必依,切实维护法律尊严;二要十分注重法律在现实生活中的运行,真正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不屈服于特权,努力消除司法腐败。以此,让大学生在现实生活中真切感受到法律权限内自由自在、超越法律必受制裁的外部约束。

贯彻依法治国方针，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在于广大人民群众法律素养的普遍提高。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具体执行者，是依法行政的主体。因此，要真正地贯彻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方略，就必须使各级领导干部确立法律意识，掌握必要的法律知识，通晓用法途径，从而不断提高自身的法律素养，切实做到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
不断提高法律素养是党中央在新形势下为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而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的新要求。新时期，领导干部在领导对象、领导内容、领导原则、领导手段、领导目标、领导方法等方面面临着诸多变化，但归根结底是民主法制建设方面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适应形势要求，实现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转变，是各级领导干部面临的新课题。把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变成地方的法律规章，使其成为人民群众的行为规范；以依法治国为龙头，协调立法，依法行政，做好司法、普法、监督和法律服务等各项工作；党组织自觉地在宪法及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领导工作中的决策方式、议事规则、工作方法等逐步制度化、规范化，等等。这些都体现了党要善于运用法律手段来管理国家事务的要求，相应地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律素养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不断提高法律素养是新时期的经济发展任务对领导干部提出的必然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还是政府的宏观调控，都需要法律法规的规范、引导、制约和保障。因此，各级领导干部要更多地学习和掌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转变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领导方式和管理方式，依法履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领导职责，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社会、管理经济事务，自觉地运用法律武器与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违法行为作斗争，依法维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扩大对外贸易，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与交流，处理涉外关系，无一能离开国际法律、法规、原则和惯例。不具备一定法律素养的领导干部，是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的，是难以适应促进经济发展任务的要求。
不断提高法律素养是健全人民民主制度的本质要求。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是使“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基层民主更加健全”。民主的本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要更好地体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善于发挥工、青、妇等组织的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作用，扩大基层民主，推进居（村）民自治等。做好这些工作需要领导干部具备较高的法律素养。同时，随着法制建设进程的加快，领导对象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是越来越多的非公有经济实体的出现，使得靠行政命令对其进行管理已难以奏效，必须靠法律引导和规范。二是群众对权力的崇尚已转变为对法律的遵守。三是社会生产关系的表述已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为法律关系，法律在人际关系中的协调规范作用越来越大。如果领导干部不能提高自身的法律素养，就难以适应“三个代表”中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要求。
不断提高法律素养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现实需要。领导干部在维护社会稳定大局中肩负着重要责任。领导干部法律素养的高低、运用法律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其能否廉洁公正、依法办事，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减少和消除社会不安定因素；直接关系到其能否正确处理好各种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因此，领导干部不断提高自身的法律素养，不仅可以增强遵纪守法、廉洁奉公的自觉性，而且能够学会运用法律手段正确处理改革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依法协调和处理各种利益关系，以维护社会的安定和团结。
领导干部法律素养的构成包括领导干部对法律意识的自觉强化、对法律条款的自觉学习、对自身言行的自觉约束、对依法行政的自觉贯彻等方面。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法律素养，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要学好法，努力掌握履行领导职责所需要的法律知识。学好法是领导干部不断提高自身素养的前提。如果没有足够的法律知识做保证，提高法律素养只能成为一句空话。因此，领导干部一定要积极主动地学习和掌握各种必要的法律知识。
二是要用好法，善于通过法律途径实现领导目标。用好法是领导干部不断提高法律素养的有效途径。各级领导干部要在认真研究法、熟悉精通法的基础上，在日常工作中自觉做到依法办事，善于通过法律途径实现领导目标。首先，要特别注意防止把党的政策与法律对立起来，要充分发挥法在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中的作用。其次，要善于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工作中的“变”和制定法律法规工作中的“定”的关系，使现行法律体系的长期效应与短期效应更好地结合起来。再次，在对法律作评价和解释时，要善于历史、客观、辩证要观察和思考，以作出正确的判断，使法律手段的运用与其他手段的运用更为科学合理。

和谐社会 家庭先行

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的细胞，与我们每个人都有着最直接的联系，家庭和睦是保证社会稳定和事业成功的基础。因此，构建和谐社会要从构建和谐家庭着手，家庭才是和谐的“实践地”，才是和谐的“先行者”。

现实生活中，不少不和谐因素都是从不和谐家庭产生和引发的，例如夫妻不和离异导致青少年精神空虚，人格形成不健全，违法犯罪严重；比如，家庭成员尤其是夫妻关系不好，产生各类矛盾纠纷问题；比如因父母与子女教育、代沟影响家庭成员沟通困难，互不关爱，亲情冷漠等问题，都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警觉。

和谐家庭应该是有其具体标准的，主要概括起来有这几条：家庭成员身心健康，能互相关心、关怀，家庭成员之间能进行正常的沟通和交流；家庭成员有较高的道德素养，有安身生存的一技之长；家庭子女能正常接受教育；家庭收入呈增长趋势，有可持续发展态势等等。而要达到这个和谐家庭的具体标准，最关键的就是要提高每个家庭成员的法律素养，成为懂法、守法、用法的合法公民，这是构建和谐家庭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因素。

对于现今最普遍的三口之家来说，家庭关系主要是由婚姻关系和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组成的，而其中婚姻关系又是起关键决定作用的一环。如何通过婚姻来建立充满活力和生气的美好家庭，保证和促进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问题。婚姻制度是社会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伴随着社会整个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发展而发展。解放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一夫多妻”的夫权现象极为普遍，旧的婚姻制度压抑了人民群众尤其是妇女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成为阻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大障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就是婚姻法，该部法律把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规定为我国的婚姻制度，并据此做出了一系列的规定。新婚姻制度的确立和实行，为打碎封建婚姻制度提供了有利的法律武器，也为在我国普遍建立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提供了法律保障。

根据我国婚姻制度实践经验和婚姻家庭领域里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我国又对1980年的第二部《婚姻法》进行了修正。修正后增设的制度和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过去的立法空白，丰富了婚姻立法的内容，进一步完善我国婚姻家庭法制。然而，在我们完善立法的背后却隐藏着执法缺陷以及守法者的脱节，两性关系不平等、“家庭暴力”现象的存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守法者的法律意识淡薄以及对婚姻立法宗旨的漠视。因此，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普及法律知识，努力营造“和睦家庭”的和谐环境是构建平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环节。同时对于大多数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来说，更要自尊自信自强自立，增强依法维权的自主意识，提升自我实现的能力。

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同样也是家庭关系中的重要一环,其中包括父母与未成年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以及父母与成年子女之间的权力义务。父母与成年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主要包括互相扶养的权利与义务、相互不干涉婚姻自由的义务等等。而父母与未成年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相比较尤其重要，因为未成年人善恶评价标准混乱，模仿欲望强烈，法制观念淡薄，容易滋长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的个人主义思想。最令人担忧的是未成年人犯罪呈现上升趋势，而且有低龄化、暴力化的倾向。未成年人犯罪固然有自身文化低下、人格缺陷、冲动偏激等主观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的淡化，加之社会不良风气的熏染，是极为重要的原因。因此，笔者认为需要学校、社会和家庭联手，共同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法制和道德教育，提高孩子的法制意识，树立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为孩子的成长营造良好的环境。

和谐家庭的建设，不仅需要提高家庭成员的法律素养，同时家庭成员之间还需要加强责任意识、诚信意识，这些是保障公民婚姻家庭权益的需要，也是促进全社会安定、文明和进步的需要。

⑺ 求关于法学的论文

内容提要: 企业社会责任最初以道德责任的形式出现，后来，一部分企业社会责任逐渐发展为法律责任和软法责任，并同道德责任并存。由于法律责任能够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现，因而法律责任化后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便变得非常确定。当然，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责任化也会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尽可能扩大法律责任化的范围。有时，软法可以借助其特有的提倡性规范促成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但由于缺少了国家强制力的推行，因而软法化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总体上变得不确定。这时有必要引入司法能动主义，且从广义上看，司法化也属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的应有之义。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国际组织、社会组织甚至企业，为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和实践。但是，对处于不同地域、文化中的企业，甚至是处于同一地域、文化中的不同企业来说，其社会责任承担的状况依然千差万别。这是因为，在排除考虑法律等强制性制度安排因素的情况下，这种伦理色彩浓厚的责任承担的实现效果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行为主体的道德素养——当然，这又更深层次地取决于行为主体所处社会共同体的道德水平，而道德则总是“具有多样性”。[1]作为调整人类行为的基本规范的道德和法律并非互不相干，某些情况下，法律对已属道德调整的行为的补充调整完全能够强化伦理的约束效果，道德和法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调整便是如此。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性质

企业社会责任（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即企业的社会性的责任，迄今依然是一个颇受争议的概念——正如泛美开发银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持续发展部原经理AntonioVives指出的，即便是“‘社会性的’和‘责任’这两个词也都总是被人曲解，比如，有些人认为‘社会性的’是指诸如健康、教育、安全之类的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一般是属于政府责任（responsibility）范围内的。其他人则更为恰当地将其定义为企业活动范围内的地球（planet）和环境。对于‘责任’一词，一些人认为其指企业行为（actions）的责任（accountability），其他人则认为是对社会的职责（ty），还有些人认为是良好的判断（即金科玉律中常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至于对“企业社会责任”一词的解释，在官方的、国际组织的、民间的和学术性的各种定义中的分歧更是随处可见。

尽管如此，人们现在对“企业社会责任”还是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共识，即企业社会责任是对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的的企业传统经营理念的修正，其本质是要求企业在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应当维护和增进其他社会利益。当然，由于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不一，不同人眼中的“其他社会利益”的范围和程度并不尽相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不同理解也导致了对其性质的不同看法。就本文的主旨来说，对企业社会责任性质的界定是研究其法律化的前提。

（一）最初的道德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的产生

企业社会责任并非自古存在。在古典经济学视域中，我们现在所界说的“企业社会责任”是无以立足的，市场主体如果有什么社会责任的话也被严格限制在商业合同关系的范围之内，或者，如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亚当·斯密所主张的，市场主体的活动本身就是实现社会责任的活动——“诚然，他所考虑的是他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社会的利益。但是研究他自己的利益自然地或者毋宁说必然地导致他去采取最有利于社会的使用方法。”“他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达到一个他无意追求的目的。虽然这并不是他有意要达到的目的，可是对社会来说并非不好。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常常能促进社会的利益”。[3]现在，这种观点依然存在，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者同样反对企业社会责任观念，他主张“企业仅具有一种而且只有一种社会责任——在法律和规章制度许可的范围之内，利用它的资源和从事旨在于增加它的利润的活动。”弗里德曼甚至斥责企业社会责任学说为“一种自由社会里根本的破坏主义”，是“最坏社会的信条”。[4]古典经济学的主张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深信充分、完全的市场竞争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包括社会问题），因为竞争是以一人之“自利”之心对抗另一人“自利”之心的最有效机制。当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否定也并非古典经济学一家之言。在管理学界，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曾说，“如果你发现经理主管打算承担社会责任，立即解雇他，越快越好！”[5]韩国商法学者李哲松教授也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一说有违“企业乃纯粹的营利性组织”这一本质，且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模糊，义务对象也笼统而不明确。[6]

但是，“自利”驱使下的市场主体这种对利润最大化的唯一追求显然同社会对其的要求和期望相背离。特别是随着生产的社会化和19世纪自由市场经济向社会市场经济阶段的演进，一方面，社会化成就了市场主体规模的大幅扩张，也给其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但另一方面，与市场活动相关的一系列外部性问题随之而来，如环境污染、劳工待遇恶化、损害消费者利益、贫富分化等问题日益突现，对社会生活和经济的持续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对市场主体的道德指责和抱怨声随之而来且越来越强烈。被指责的市场主体除自然人之外，更多的是企业，尤其是公司制企业，其在19世纪后成为市场主体的主要组织形式。

早在1895年，美国社会学界的著名学者阿尔比恩·斯莫尔（Albion w．Small）就曾在美国社会学创刊号上呼吁“不仅仅是公共办事处，私人企业也应该为公众所信任”，这标志着企业社会责任观念的萌芽。1924年美国学者谢尔顿（Oliver Shelton）首次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的说法，他把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者满足产业内外各种人类需要的责任联系起来，并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包含道德义务。1953年，美国的另一位学者霍华德·R·鲍恩（Howard R．Bowen）出版了《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一书，才使企业社会责任正式走进人们的视野。[7]特别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普遍要求企业在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兼顾企业职工、消费者、社会公众及国家的利益，履行保护环境、消除污染等社会责任，将其经营目标与社会目标统一起来。至此，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问题正式成为政府和社会讨论研究的普遍话题——“今天，社会责任‘是否需要承担’已经过时，唯一剩下的问题就是：‘具体承担什么和怎样承担’”。[8]

从企业社会责任的产生过程可以看出，企业社会责任最早产生于社会对企业的一种道德要求，它本质上是一种道德责任——“企业既不是机器也不是动物。它们是由人来运行的组织，而且正因为如此，即使它们不是道德人，但是却具有了接受道德评价的道德身份。”[9]

（二）多元化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

企业社会责任最初为“道德责任”并不意味着企业社会责任就是道德责任。但是，当前仍然有不少人主张企业社会责任不仅最初属于道德责任，而且是彻头彻尾的道德责任，此即道德责任论者。道德责任论者的观点是可以理解的，正如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乔尔·巴肯指出的，“也许是因为‘企业社会责任’这个词由慈善事业进化而来，所以许多人继续将其同‘慈善事业’等同。”[10]在道德责任论者看来，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也不需要借助法律等机制，有的学者甚至声称其可以自我实现。如美国马里兰大学法学教授费尔法克斯（Fairfax）指出，一般来说，企业会兑现他们承担社会责任的承诺。“更重要的是，即使企业的行为跟他们花言巧语（rhetoric）的责任承诺不一致，也存在促成这种一致的极大可能性。社会心理学表明，当一个人作出许诺的时候，她会经历来自使其自身行为同许诺相一致的内部的和外部的压力。换句话说，这种压力戏剧性地增加了许诺者同他行为的一致性。而且，当诺言以书面的、公开的和不断重复的方式表现时，许诺影响其行为的机会将进一步地大大增加。”[11]当然，他也认为，“企业是拟制的实体，那些能对自然人形成推动并使得其言行一致的力量可能并不能对企业产生作用。进一步地，尽管企业由一个个的自然人组成，这些人也都具备那种推动自己言行一致的力量，但是，在企业的场合中这些力量可能变得销声匿迹。”[12]但他仍然“坚持认为这些障碍是可以被克服的，特别当我们将关注的目光投在增强企业代理人个人兑现企业责任意识的战略上时。”[13]

但显然的是，将企业社会责任等同于道德责任很难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同。一个最典型的例证就是，现在的企业社会责任同法律之间必然会存在某种关系。正如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Ostas教授指出的，“仅仅讨论商人的社会责任而不涉及法律是困难的，因为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总是交织在一起。法律责任可以通过罚款、监禁或者民事责任等法律制裁得以强制实施，比较起来，社会责任还包括那些不能通过法律制裁强制实施的责任。社会责任明显包括法律责任，但是其概念比后者更为广阔。”[14]

实际的情况是，企业社会责任虽最初产生于道德的需要，但这种道德责任并未到此为止。伦理的软约束离不开法律的强化，道德良知的自律和舆论约束的他律并不能普适于所有的市场主体，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在存在任何实在法体系的社会（国家）中，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除了继续由伦理予以调整外，另一部分（特别是对企业的道德底线要求）则逐渐上升为（广义的）法律要求：（1）对于有些社会责任的承担，法律直接对企业施加强制性，此时道德责任便成了法律责任，自然资源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公司法中的相关强行性规范便是其体现。（2）对于另外一些社会责任的承担，有时由法律以鼓励或一般性义务的形式向企业提出要求，但法律并不能直接强制企业承担，这种社会责任可称之为狭义的软法责任；有时又可能被正式立法主体以外的社会共同体、组织等以制定规范的方式对企业提出要求，这种社会责任同样不具有国家强制实施性，此即广义上的软法责任。[15]

因此，从伦理责任发展而来的企业社会责任既可能是法律责任，也可能是纯粹的道德责任，还可能是软法责任（包括广义和狭义的），即一种多元化的责任。实际上，“企业社会责任”本来是个外来词，在英文中，Responsibility、Duty、Obligation和Liability都可译为“责任”。Duty是具体法律义务上的“责任”，Obligation是具体的法律或道德约束，Liability是归责意义上的“责任”，而“企业社会责任”中的“责任”——Responsibility则是指角色及其权义设置，既可以是某种法律上的义务、职责职权，也包括伦理或道德范畴的义务或角色定位。[16]

不同性质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机制不一样，法律责任可以由国家强制实现，道德责任与国家强制无关，软法责任则介乎两者之间。例如，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在《商事公司的社会责任》的报告中列举了58种要求公司付诸实践的、旨在促进社会的进步的行为，涉及了10个领域。同时，他们又将这些社会责任行为分为两类：一是自愿性的行为，由公司主动实施并由公司在其实施中发挥主导作用；二是非自愿的行为，这些行为由政府借助激励机制引导，或者通过法律法规的强行约束来实施。[17]显然，这里的“自愿性”还是“非自愿性”行为取决于企业社会责任到底是法律责任、软法责任还是纯粹道德责任。当然，这三者之间的边界也并非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它们各自的范围从而强制性程度也会发生变化。在现代法治国家，由于借助法律机制无疑有助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因而考察这三者之间界限的变化，尤其是将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责任化和软法责任化，并探讨其实现机制便具有现实的意义。

二、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责任化及其限制

法律责任的典型特征是能够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其实现。因此，企业社会责任一旦由立法以法律责任的形式体现出来，即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责任化，这种最初的道德责任的实现便变得非常确定。当然，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责任化也会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研究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责任化的意义在于如何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扩大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责任化的范围，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

（一）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责任化的形式

由于法律责任产生于行为主体对强行性法律规范规定义务的违反，因而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责任化只能通过立法的方式完成。当前，许多国家的公司法和商法典通过强行性法律规范不同程度地实现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责任化。公司法中体现公司社会责任的规定最早可见于1937年的德国《股份公司法》，其中规定公司董事“必须追求股东的利益、公司雇员的利益和公共利益”。[18]2006年修订并于2008年实施的《英国公司法》第172条第1款也规定：“公司董事必须以一种其善意地相信为了其全体成员利益而促进公司成功的方式行事，并且在如此行事时，已经考虑了：（1）任何决策从长远来看可能的后果。（2）公司雇员的利益。（3）培植与供应商、顾客及其他方的商业关系的必要性。（4）公司的运作对社区及环境的影响。（5）通过高标准的商业行为来维持声誉的愿望。（6）在公司成员之间公平行事的必要。”该条第2款规定，当公司的目的条款包含，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追求其成员之外的利益的条款时，第1款即应当在以下意义上产生效力：为了公司全体成员利益而促进公司成功，也就是等同于实现第1款所列的目的。[19]2005年的日本《商法典》通过修改公司法中的各项制度来使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特别规定了公司债管理公司制度、公司债债权人会议制度，在公司债权人利益保护上独树一帜。[20]

除了公司法和商法典外，其他立法通过强行性规范也同样能实现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责任化。如，英国1986年《破产法》第214条规定，如果公司董事或影子董事知道或应当知道该公司的破产清算不可避免，却继续操纵公司进行交易而不采取积极措施尽量减少债权人的潜在损失，这时所进行的交易为不当交易（wrongful trading）。在这种情况下，法院有权要求股东认购公司未发行的股份。这些规定当然成为保护员工、债权人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利益的法律基础，为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21]美国自1985年后也有近30个州通过法律特别规定：董事会在制定重要经营决策，特别是在决定是否接受和拒绝一项股权收购方案时，除了考虑股东的利益外，还要考虑其他参与者的利益；本世纪初，美国政府又颁布了一系列严肃公司道德准则的法案，如《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加大对忽视社会责任、侵害相关利益者的企业的处罚力度。几十年来，美国政府不断地通过各式各样的法令，从职场、产品安全、消费者保护、环境保护、公平竞争等方面用强有力的执法来约束和规范企业的行为。[22]

我国《公司法》也以强行性规范的方式规定了公司的社会责任，如：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监事会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得低于1/3，并强化了监事会的职权；由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或者两个以上的其他国有投资主体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之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公司职工代表，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公司职工代表；上市公司应设立独立董事，等等。这些规定实质上已经将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责任化了，比如，如果公司在注册成立后违反这些强行性规定，根据我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将导致相应法律责任的产生。同国外的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责任化途径类似的是，我国《公司法》中的上述规定仅是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责任化的一部分，况且，企业的范围也大于公司的范围。我国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强行性规定还零星体现于破产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税法等立法之中。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对“企业社会责任”一词的含义和性质的不同解读，学界对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责任化的范围有不同理解。有的认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社会责任”包括“消费者保护、劳动者保护、环境保护等法律责任”，[23]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对公司和债权人、雇员、供应商、用户、消费者的关系完全可以用固有的诚实信用原则来调整，而公司社会责任仅是公司在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中负有的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义务，以及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24]

（二）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责任化的限制

如前文所见，道德规则可以变为法律规则，此正如霍姆斯法官的名言：“法律乃是我们道德生活的见证和外部积淀”。[25]但实际上，并非所有的道德规则都有必要且有可能上升为法律规则，在赋予其强制性时尤其如此，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责任化过程中同样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

1.企业社会责任只能是道德底线的要求

道德是有层次之分的，法律责任化的只是道德底线的要求。富勒将道德分为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两类，愿望的道德是“善的生活的道德、卓越的道德以及充分实现人之力量的道德”，它“好比是批评家为卓越而优雅的写作所确立的标准。”而义务的道德是一种基本的要求，就如“语法规则”，“如果说愿望的道德是以人类所能达致的最高境界作为出发点的话，那么义务的道德则是从最低点出发。”[26]根据富勒的观点，能上升为法律的只能是义务的道德，即最基本的道德，“如果我们要寻找人类研究领域之间的亲缘关系的话，法律便是义务的道德最近的表亲，而美学则是愿望的道德最近的亲属”。[27]博登海默也指出，在道德价值的这个等级体系中，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类要求和原则。第一类包括社会有序化的基本要求，它们对于有效地履行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必须承担的任务来讲，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必要的，或极为可欲的。避免暴力和伤害、忠实地履行协议、协调家庭关系、也许还有对群体的某种程度的效忠，均属于这类基本要求。第二类道德规范包括那些极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和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的原则，但是这些原则对人们提出的要求则远远超过了那种被认为是维持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所必需的要求。慷慨、仁慈、博爱、无私和富有爱心等价值都属于第二类道德规范。对于第一类道德要求，即道德的基本要求，其“约束力的增强，当然是通过将它们转化为法律规则而实现的。禁止杀人、强奸、抢劫和伤害人体，调整两性关系，制止在合意契约的缔结和履行过程中的欺诈与失信等，都是将道德观念转化为法律规定的事例。”[28]

对企业社会责任来说，能法律责任化的同样只能是最基本的道德，即道德底线的要求。实际上，只要考察一下当前已经法律责任化的企业社会责任，如有关保护环境、保护消费者、保护劳工等强行性法律规范，就可以发现其都是对企业道德底线的要求。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法律对道德底线的判断会发生变化，从而道德责任向法律责任转化的现象会持续不断，这就如泛美开发银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持续发展部原经理Antonio Vives指出的，“‘构成负责任的行为’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文化是变化的，即使在同一个地方和同一个文化，也会随着时间的过去而变化。几年前，人们并不认为食品公司对于它顾客的肥胖有什么责任可言”，[29]而现在，公司显然需要为此承担道德责任甚至法律责任。

2.法律责任的实现必须具有现实性

米尔恩曾说，“不是所有向往之物都能成为法定权利”。他并以就业为例对此做了说明：“不可能存在就业的法定权利，倘若这一权利意味着无论何时何地获得他们想要的一切种类的工作的权利。由于自然和经济的原因，这种权利的相应义务，是政府和任何社会性权威机构都不可能履行的。”[30]米尔恩的话揭示了一个本质问题：向往之物的实现必须具有现实性。将其应用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责任化也是同样适用的，对于企业社会责任这种“向往之物”，只有当其法律责任化后能够实现才具有现实性。这里继续以就业为例予以说明：就业是劳动者改善生活甚至维持生命的基础，对于企业来说，它们一般有能力保障劳动者的就业，在经济不景气时它们也可通过减少管理层薪酬等方式尽量不跟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看，保障劳动者的就业，特别是在经济不景气时不跟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表现。但显然的是，立法不可能将这种道德责任法律责任化，因为其不具备强制实施的现实性，“道德义务法律化的前提是该道德义务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和遵守，如果超越社会理解和接受的限度，对义务主体的接受能力和接受程度不加考虑，势必会导致法律的遵守状况不如人意。”[31]

此外，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责任化还会受到其他一些主客观因素的限制，如社会和立法机关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程度，立法水平，反对声音的强弱——如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Lawrence E．Mitchell教授就坚持认为，“引起那些不负责任的企业行为和许多同公司治理有关的内部问题的原因，可以追溯到公司法对公司实体以及它的管理层的道德限制。他的结论是：通过放松这些法律限制应该可以增加公司及其管理层的道德义务（accountability），并且因此增强责任感。”[32]如此等等。

三、企业社会责任的软法责任化与司法能动主义

根据制定（或形成）主体、产生程序、表现形式和保障措施（或约束力）等方面的不同，法有硬法（hand law）和软法（soft law）之分。硬法是指由国家创制的、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法规范体系，具备法律责任条款是硬法的典型特征，前文中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责任化的规范即属于硬法规范。软法的界定则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的软法的制定主体仅限于立法机关，“狭义上的软法是指，由社会公权力所制定的不具有强制拘束力的行为规范，软法与硬法的划分标准在于‘是否具有强制拘束力’。”[33]在国外，软法也多在狭义上使用，如美国芝加哥大学Jacob E．Gersen和Eric A．Posner教授就将软法“定义为立法权威制定的规则，它不必遵循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则所必需的宪法的、其他正式的形式或程序。”[34]从广义上看，所谓“软法”，是指不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法律规范，它是一种由多元主体经或非经正式的国家立法程序而制定或形成的，并由各制定主体自身所隐涵的约束力予以保障实施的行为规范，[35]软法的主要渊源包括国家立法和政治组织形成的规则和社会共同体形成的规则。[36]本文对软法的界定采用广义说。当企业社会责任由软法予以规定的时候，企业社会责任便软法责任化了。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软法责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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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 法律班会感想征文

论法律至上

论法律至上

四川省司法厅 谢维雁

劳伦斯·M·弗里德曼教授断言：“法治的概念并不是专属于‘西方’的”，法治的观念正“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遍及全球”。①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于1999年写入宪法，可以说是对法治全球化的积极回应。笔者认为，法治的关键是法律至上。

一

法治“意味着的不只是单纯的法律存在”，而是 “法律的统治而非人的统治”。②法治社会的基本标志或原则应包括：1、法律须建立在民主基础上。 2、必须确立法律至上。3、法律面前人人平等。4、法律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权和自由，实现正义。5、政府权力受到制约。五项原则中确立法律至上最为重要。首先，法律至上是法治区别于人治的根本标志。早在2300多年前，我国古代法家即提出了“以法治国”的主张。但是，法家的“法治”不过是以法律为强化手段、彻头彻尾的人治。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法律未能至上。其次，法律至上是法治的首要条件，并构成其他几项原则的基础。离开法律至上，其他原则将难以成立。不确立法律至上，即使完全建立在民主基础上，也仅是“纸上的法律”，自由与人权 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府权力受制约的原则均无法实现。英国法治的确立以《人身保护法》（1679年）、《权利法案》（1689年）和《王位继承法》（1701年）的制定为标志，这三个宪法性文件以保障人权和自由为宗旨，并第一次确立了法律高于王权的原则：国王必须受这三个宪法性文件的约束。英国的历史揭示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法治社会的根本性标志，是法律至上原则的确立。总之，法律至上是法治的本质所在，是“法的统治”的另一种表达，是“法的统治”的实现形式。

二

法律至上，深深地根源于社会的需要。

1、 法律至上是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首先，法律至上是市

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及利益主体多化决定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独立化、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对有限资源的竞争、最大利润的追求，导致了各主体之间的一种紧张关系，需要一种公认的、权威的规则即法律来协调并解决相应问题。其次，法律至上是由市场活动的统一性所决定的。统一市场和统一市场活动要求所有市场主体都按统一准则即统一的法律制度在平等基础上展开竞争。法律制度的统一，一方面要求法律制度要反映市场经济规律，合理配置权利、义务，另一方面也要求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才能保证自身体系的统一。

2、法律至上是民主政治的需要。首先，民主是多数人的统治，其基本运作程序：“一是每人有权利发表自己意见，二是大家赞成多数，要接受多数人的意见”。③这要求必须依照预先一致认可的规则进行，必须赋予“多数意见”凌驾于任何个人、组织之上的地位。其次，市场经济下政府一般采取共和制，以间接民主即代议制作为政权组织形式。权力所有者与权力行使者分离极易导致权力失控，这要求一种凌驾于各权力之上、权威性的规则来实现对权力行使的监控。

⑼ 大一法律法规论文2000字

公民法律素养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准之一。我国高校大学生法律素养如何,将直接影响当前和未来一个阶段我们的法制建设,影响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

所谓素养,是指人们在经常修习和日常生活中所获得知识的内化和融合,它对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处事方式、行为习惯等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具备一定的知识并不等于具有相应的素养。只有通过内化和融合,并真正对思想意识、思维方式、处事原则、行为习惯等产生影响,才能上升为某种素养。重视大学生的法律素养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推进法制建设”。通过大学法律教育,使大学生拥有较高的法律素养和较强的法治文明意识,这对于提高全体国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对于贯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动我国法制进程、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又必须看到法律教育内化为法律素养的诸多制约因素一是功利性极强的就业至上评价体系。高校扩招后,随着大学生就业压力增加,一些高校为给非法律专业学生挤出更多时间应付各种有利于就业的资格证考试,主动降低包括法律在内的其他软素质课程的教学与考查标准,这极大地影响了学生法律素养的提高;对于法律专业学生的法律教育,由于将主要精力放在法律条文的解读和案例分析上,忽视对个人法律素养起综合性、潜质性作用的哲学、史学、文学和自然科学等课程和知识的学习,相当一部分法律专业的学生虽然十分熟悉各种法律条文和案例,但法律素养不高。二是泡沫化明显的法律专业重复建设。近年来,受高校扩招、合并和人才市场需求拉动等多方面影响,法学教育泡沫化倾向相当明显,不少院校匆忙建立的法律系,师资力量薄弱。一些所谓的法学专家从未参加过法律实践,对现实法制缺乏感性认识。这些学校本来法学渊源不深,加上法学教师素质不全面,无法引导学生将所学法学知识内化为深厚的法学素养。三是现实社会尚不健全的法制环境。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法制建设尚待进一步健全,法律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严肃性较差,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现象和特权观念还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存在。大学生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成型成熟期,对外界信息吸收能力强、反应周期短,严肃性较差的现实社会法制环境对他们还相当薄弱的法律素养的消解作用也十分明显。

基于此,提高大学生法律素养的主要途径是:

首先,高校法律教育要回归重在素养的本位。即教育和人事部门必须努力破除就业至上的评价体制,要科学定位就业与学业、知识与素养的关系,重建就业与学业并重、学业优先,知识与素养并举、素养优先的评价体系。高校不可随波逐流,应坚持独立的学术精神和办学理念,消除学术泡沫,始终将素质教育摆在首位,高度重视包括法律在内的各种素养的培养和提高。在法律教育内容的安排上,要更加注重与哲学、史学及其他人文和自然学科知识的融合,更加注重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规律的层面来解读法治文明和法的精神,将法律至上等法的原则融化在大学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中,内化为一种素养。

其次,法律文明要对行为习惯起到培育作用。知识内化为素养要经历一个不断积累、逐渐形成行为习惯,由自在转变为自觉的过程。因此,提高法律素养要重视法律文明建设,大力加强法制宣传,注意借鉴世界先进的法治文明成果和优良的法的传统,努力营造有益的法治文明氛围,促进法律知识与法治文明的相互渗透与融合,促使当代大学生养成包含法律素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

再次,法律环境要形成无所不在的外部约束。法律素养的形成并不是封闭的、单向的,而是开放的、交互式的。大学生法律素养的形成与整个社会的法律环境有着十分重要的关联。为此,一要努力优化法律环境,有法必依,切实维护法律尊严;二要十分注重法律在现实生活中的运行,真正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不屈服于特权,努力消除司法腐败。以此,让大学生在现实生活中真切感受到法律权限内自由自在、超越法律必受制裁的外部约束。

⑽ 如何写好法学学术论文

法律专业毕业论文的写作要求、流程与写作技巧

广义来说，凡属论述科学技术内容的作品，都称作科学著述，如原始论著（论文）、简报、综合报告、进展报告、文献综述、述评、专著、汇编、教科书和科普读物等。但其中只有原始论著及其简报是原始的、主要的、第一性的、涉及到创造发明等知识产权的。其它的当然也很重要，但都是加工的、发展的、为特定应用目的和对象而撰写的。下面仅就论文的撰写谈一些体会。在讨论论文写作时也不准备谈有关稿件撰写的各种规定及细则。主要谈的是论文写作中容易发生的问题和经验，是论文写作道德和书写内容的规范问题。

论文写作的要求
下面按论文的结构顺序依次叙述。

(一)论文——题目科学论文都有题目，不能“无题”。论文题目一般20字左右。题目大小应与内容符合，尽量不设副题，不用第1报、第2报之类。论文题目都用直叙口气，不用惊叹号或问号，也不能将科学论文题目写成广告语或新闻报道用语。

(二)论文——署名科学论文应该署真名和真实的工作单位。主要体现责任、成果归属并便于后人追踪研究。严格意义上的论文作者是指对选题、论证、查阅文献、方案设计、建立方法、实验操作、整理资料、归纳总结、撰写成文等全过程负责的人，应该是能解答论文的有关问题者。现在往往把参加工作的人全部列上，那就应该以贡献大小依次排列。论文署名应征得本人同意。学术指导人根据实际情况既可以列为论文作者，也可以一般致谢。行政领导人一般不署名。

(三)论文——引言 是论文引人入胜之言，很重要，要写好。一段好的论文引言常能使读者明白你这份工作的发展历程和在这一研究方向中的位置。要写出论文立题依据、基础、背景、研究目的。要复习必要的文献、写明问题的发展。文字要简练。

(四)论文——材料和方法 按规定如实写出实验对象、器材、动物和试剂及其规格，写出实验方法、指标、判断标准等，写出实验设计、分组、统计方法等。这些按杂志 对论文投稿规定办即可。

(五)论文——实验结果 应高度归纳，精心分析，合乎逻辑地铺述。应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但不能因不符合自己的意图而主观取舍，更不能弄虚作假。只有在技术不熟练或仪器不稳定时期所得的数据、在技术故障或操作错误时所得的数据和不符合实验条件时所得的数据才能废弃不用。而且必须在发现问题当时就在原始记录上注明原因，不能在总结处理时因不合常态而任意剔除。废弃这类数据时应将在同样条件下、同一时期的实验数据一并废弃，不能只废弃不合己意者。

实验结果的整理应紧扣主题，删繁就简，有些数据不一定适合于这一篇论文，可留作它用，不要硬行拼凑到一篇论文中。论文行文应尽量采用专业术语。能用表的不要用图，可以不用图表的最好不要用图表，以免多占篇幅，增加排版困难。文、表、图互不重复。实验中的偶然现象和意外变故等特殊情况应作必要的交代，不要随意丢弃。

(六)论文——讨论 是论文中比较重要，也是比较难写的一部分。应统观全局，抓住主要的有争议问题，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进行论说。要对实验结果作出分析、推理，而不要重复叙述实验结果。应着重对国内外相关文献中的结果与观点作出讨论，表明自己的观点，尤其不应回避相对立的观点。 论文的讨论中可以提出假设，提出本题的发展设想，但分寸应该恰当，不能写成“科幻”或“畅想”。

(七)论文——结语或结论 论文的结语应写出明确可靠的结果，写出确凿的结论。论文的文字应简洁，可逐条写出。不要用“小结”之类含糊其辞的词。

(八)论文——参考义献 这是论文中很重要、也是存在问题较多的一部分。列出论文参考文献的目的是让读者了解论文研究命题的来龙去脉，便于查找，同时也是尊重前人劳动，对自己的工作有准确的定位。因此这里既有技术问题，也有科学道德问题。

一篇论文中几乎自始至终都有需要引用参考文献之处。如论文引言中应引上对本题最重要、最直接有关的文献;在方法中应引上所采用或借鉴的方法；在结果中有时要引上与文献对比的资料；在讨论中更应引上与 论文有关的各种支持的或有矛盾的结果或观点等。

一切粗心大意，不查文献；故意不引，自鸣创新；贬低别人，抬高自己；避重就轻，故作姿态的做法都是错误的。而这种现象现在在很多论文中还是时有所见的，这应该看成是利研工作者的大忌。其中，不查文献、漏掉重要文献、故意不引别人文献或有意贬损别人工作等错误是比较明显、容易发现的。有些做法则比较隐蔽，如将该引在引言中的，把它引到讨论中。这就将原本是你论文的基础或先导，放到和你论文平起平坐的位置。又如 科研工作总是逐渐深人发展的，你的工作总是在前人工作基石出上发展起来做成的。正确的写法应是，某年某人对本题做出了什么结果，某年某人在这基础上又做出了什么结果，现在我在他们基础上完成了这一研究。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样表述丝毫无损于你的贡献。有些论文作者却不这样表述，而是说，某年某人做过本题没有做成，某年某人又做过本题仍没有做成，现在我做成了。这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样有时可以糊弄一些不明真相的外行人，但只需内行人一戳，纸老虎就破，结果弄巧成拙，丧失信誉。这种现象在现实生活中还是不少见的。

(九)论文——致谢 论文的指导者、技术协助者、提供特殊试剂或器材者、经费资助者和提出过重要建议者都属于致谢对象。论文致谢应该是真诚的、实在的，不要庸俗化。不要泛泛地致谢、不要只谢教授不谢旁人。写论文致谢前应征得被致谢者的同意，不能拉大旗作虎皮。

(十)论文——摘要或提要：以200字左右简要地概括论文全文。常放篇首。论文摘要需精心撰写，有吸引力。要让读者看了论文摘要就像看到了论文的缩影，或者看了论文摘要就想继续看论文的有关部分。此外，还应给出几个关键词，关键词应写出真正关键的学术词汇，不要硬凑一般性用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