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一生法治

① 清华博士的维权战胜利了吗

政治学博士后、哲学博士王贾薄律师致清华大学王进文硕士的公开信王硕士进文同学：你好！首先，请原谅我在你绑架了清华、绑架了博士、绑架了法律、绑架了民意、绑架了网络而维私权酣战之时冒昧打扰。之所以没有像你在致潍坊市长的公开信开头那样使用“尊敬的”敬语，是因为就学历而言，你是硕士，我是博士；就阅历言，我比你早10年入学吉林大学，吾之师弟显忠、师妹张姝曾是你老师，我乃你师叔也，且你在清华读硕士时，我曾以专家身份讲学清华，与你似有师生之分；从年龄看，我已年近四旬，属于你的叔伯辈，长幼尊卑宜有分别；就法学知识言，我是执业十余年的律师，而你虽研习法律十余年至今仍未通过国家司法考试，法学知识难说精湛。因此在无法对你的道德学识作出客观公正准确的评价之前，出于文俗和礼节，我觉得“你好”二字是比较礼貌、贴切的。称你为同学，亦非你的文盲崇拜者（前信中称你同等学力，你的追星族认为吾跟你一样写别字，看看崇拜你的都是什么文化层次）所理解的同学，是老师对学生的礼貌称谓。你在写给潍坊市长以及山东省长乃至国务院总理的公开信开头，有句话带有明显语病，连小学生都能看出，即“我也服务于政府工作部门过”，规范汉语应为“我也曾服务于政府工作部门”或“我也在政府部门工作（或服务）过”，出此低级错误似与你自称的“博士”学历不符。且你仅在法制出版社是一职员，此乃事业单位，非政府部门。虽然你对村民、亲友多次吹嘘自己在国务院工作，是处级干部，说总理去清华选了三名学生其中就有你，最高法院肖扬院长也要你而你不想去，虽然你母亲李玉敏多次对村干部说“小文是处级干部，你们要常找他请教问题、汇报工作”，可这毕竟是捕风捉影之事，是你的幻觉和臆想。从下文“也在接受博士阶段的教育”，与信的题目《法学博士……》相矛盾，你今年9月才考取博士研究生，还有两年才能毕业，而你却以博士自居甚为不妥，你能否获得博士学位，要看你在今后能否完成学业、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德智体诸方面表现是否符合学位条例及清华大学博士学位授予相关规定，如果你被除名或通不过答辩，就获不了博士学位，你之言行可有违学位条例规定。接下，“‘我们就是没有素质！’事实上他们的表现也无愧于这句话，我觉得与您沟通会比较融洽。”此语缺乏过渡，前言与后语没有必然联系，既然你在开头即说对市长毫不了解，而在此又觉得与其沟通会比较融洽，有自相矛盾之处。“我与您素不相识，从无瓜葛，就像我与国家主席虽属校友，但关系如同你我”。此语有向市长、省长、总理等人炫耀与国家主席校友关系之嫌，不知你字后之意欲何为，能否告知，“有以教我”？你如果炫耀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是邻国公民关系且名中有一字同，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同是地球村村民，兴许能引起国际轰动，比绑架国家主席的影响更大。毕竟中国国家主席也得依法行事，不可能因与你是校友关系，就违背国法党规拿市长、省长、总理是问！虽然你对村民说什么“我岳父是中将，女朋友是农业部副厅级干部；我家的房子是状元楼，风水宝地，以后会成为名胜古迹！”可你也只是普通一民。你也坦承“我离家十年，求学京华，并非您治下的百姓”，虽然“父母与村里的人生活在您所负责的行政区域之内”，但从行政管理及行政诉讼关系的角度，你不具备行政行为主体、诉讼主体资格，作为北京市民，为何用网络大字报发难潍坊市长？“我以及委托我的村民并非是在向您乞求，而是在要求——要求您运用选民授予您的权力去为他们的权利服务。”，请问哪些村民委托你了？全村527户526户已经拆迁，你接受谁的委托了？你是律师吗？开展法律服务业务，没有律师执业资格或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资格，是违反律师法及相关规定的。自称委托人，而没有被委托人，似有绑架民意之嫌。“我无意于也无能力去做农运主席或工运领袖”，学弟此言似乎太高抬自己了，事实上你只代表你一家私利，怎么能将此维私权行为与老一辈革命家领导工农群众进行革命运动相比呢？比喻欠妥且乏自知之明，革命前辈出生入死发动工农运动，是为天下劳苦大众得解放，而你是为了维护自家私权！“投身维权运动是非常崇高的事业”，此话过于绝对，要看你维的是什么权。如果你像革命前辈那样维护的是人民公权，那确实是崇高的；可你维的是你一家之私权，就难说是崇高了。“以这种方式向我表明了什么是潍坊式的斯文扫地”，你一家能否代表整个潍坊市？而将个人之境遇冠以潍坊式，有以偏概全之嫌，如果你冠以“中国式”是否更能起到绑架民意、制造轰动效应的效果？“竟然还有鞭炮声大作，某一群体正在庆祝胜利”，据媒体及诸多村民反映，所说的“某一群体”是全村527户村民中的526户！少数服从多数，群众意见必须尊重，这是党和政府一贯的政策。“从村民给我的电话中我可以听出恐惧”，这个村民应该是你父亲吧？怎么不直接称“家父”呢？当时就你一家还没有签订拆迁协议，其他村民还没有闲极无聊到给你这无关之人打电话的地步。“11月2日晚上，我家的玻璃全部被砸碎，无人负责。当然，我身在北京，没有亲眼见到，所闻可能异辞”，你字里行间全是“没有亲眼见到”“所闻”“听说”，作为学法之人，要务求证据确凿，言之有据。“比起前不久复旦大学我的那位失去亲人的博士来说”，你作为在读博士生应该懂得复旦那位也跟你一样，不是博士而是博士生，学历是硕士或学士。“自知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不会造次”，作为学法之人如此说可有不实之处，因为地方政府拆迁行为依据的《土地管理法》和《房屋拆迁条例》以及省市相关法规性文件，你怎么说没有法律依据呢？“如果这一切是不明身份的人干的，基于目前的行政责任及分工，那么您守土有责”，地方治安应由公安部门负责，市长不可能事无巨细。“毕竟我的选票决定不了什么”，进文同学又犯了错误，信开头就说不是潍坊市长治下的百姓，你哪来的选举权？又投的什么票？“那么潍坊市的治安与人居环境，与匪区何异？”请问你把礼仪之邦民风善良的潍坊说成匪区，1200余万潍坊人民答应吗?“我及我的家人到目前为止，没有见到拆迁协议书，没有见到强制拆迁通知书，没有见到开发商，没有见到任何书面文件，没有见到任何盖有高于村级别的印章的书面公告。”此言太不实事求是，作为学法之人应懂得，拆迁协议一般由村集体代表村民与开发商及相关部门签订，不可能一一与村民签订，拆迁公告、通知在市政府网站上早已发布多时，你视而不见，就认为没有，似乎与你的人品德行及自称的博士学历不符。“据闻，此间账目之混乱多达亿元。”你通篇充斥着“据说”“据闻”“听说”，文风、作风太不严谨，学法之人应言之凿凿，而不是什么“据说”“据闻”。“距离引起全国公愤的宜黄强拆自FEN不足一月”，此时你在做什么呢？据有人亲眼目睹，你正与一女（非那位“农业部副厅”）于自清亭前缠绵悱恻，为何没有义愤填膺、揭网而起？因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此乃国人传统价值理念，你虽自称为“法学博士”，亦不能过高要求于你。“2010年年内，潍坊的法官索贿丢过丑，潍坊有过杀童事件轰传全国”，此事与你家被拆迁有何必然联系？余愚钝不解，望学生示其中奥妙于师长！“一概阙如”，你似有卖弄学问之嫌，作为今人，行文话语却用此生僻古语，似彰显不出你之学问，反而让人感觉画虎不成反类犬，不伦不类如吞苍蝇。“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这些都是应该主动公示公开的，是可以讨论、讨价还价的，是需要面对面谈判的。”作为学法之人应懂得政府制定法律法规是抽象行政行为，有关部门依法执行行政行为，都不是可以讨论、讨价还价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拥有土地所有权，有征收土地的权利，拆迁条例赋予政府以行政强拆权利，违法抗拒拆迁征收者要追究法律责任。“我个人研习法律十年，且决心以法律为业，我无法说服自己接受这样的拆迁决定。”前文刚刚提到未见到任何通知、文件，现在又说自己无法接受这样的拆迁决定，那你是从哪里看到、知道的拆迁决定？下文出现的“据说”又有待你调查核实，否则可有诽谤之嫌。“请恕我无法对这番话予以举证”，刚才还说谁主张谁举证，结果半步不出就违背此法则，而对没有证据和证人证实的传言，你就公然作为论据，甚为不当。“我们不想看到风筝会会场上的围堵，令友邦惊诧；不想看到政府公大楼门前的围攻，令行人驻足；不想看到高楼林立的城市但却有成百成千成万脚无立锥顶无片瓦的村民——他们没有社保，没有养老金，不是市民，而只是无地的农民。”你似乎要以此种方式煽动你家人对抗政府了，这可有违治安管理处罚法及拆迁条例之嫌。学法之人不相信法律，不遵守法律，不通过法律，而是崇尚、酝酿、策划使用暴力，似乎与你所受教育相悖，可以说你接受法学教育十余年是彻底失败了。“不知者或责有可逭”，此逭字你实有卖弄之嫌，在此运用实词不达义，文不对题，劝你改为“责无旁贷”，你可能在写信前刚查字典学会此字，即活学活用，精神可嘉，但不提倡。“参与者应明刑律典”，多有语病，甚不通顺，你想表达什么意思？是说参与者应按照公开的刑律进行惩治，还是参与者应明确刑法等其他法律？吾作为文学硕士竟看不懂你这法学硕士的自造词语，他人可想而知，实为一种悲哀。建议你向江苏省一位用文言文书写高考作文的中学生学习，如果用文言文写就此信，估计更会振聋发聩，一收奇效。“和光同尘”此成语用在此处，实与随波逐流、同流合污语义大相径庭，似显不出你之学问。“如果拆迁是公平的，就不会有村民采取这种方式维权”，学弟只“据闻”一面，而没有“听说”另一面，一些刁民为多占拆迁集体的一套房子而闹假离婚，制造枪支弹药与政府对抗，或星夜建房造墙多贪多占，或成钉子户抗拒拆迁，你以偏概全，非此即彼，这种绝对思维要不得。在全国那么多暴力拆迁事件发生之时，如内蒙的子弹拆迁通知、自FEN抗争、跳楼拒拆，此时，你在干什么呢？有没有出于一名法律人的良知，上书有关部门？有没有在新闻媒体发过愤慨之言？据闻此间你正与人在紫光大厦觥筹交错，在东门外某餐馆对饮（非你的“中将”准岳父）。你既然有“作为知识分子，整个世界只要有一人不自由，自己便不是自由的。”胸怀天下之心，却为何此时成了旁观者、局外人？所以有清华人称你为“清华败类”，潍坊人称你为“潍坊耻辱”，虽言之过激，亦不无道理。“口惠而实不至则有损国家名器”，请你给师叔解释一下什么是国家名器？古代汉语中指国家的鼎柱器具，现代汉语则无此词。“伴随着推土机与村民眼泪的震耳鞭炮声”，你此时在京如何见过村民眼泪？想象的还是据说据闻的？526户村民放鞭炮，眼泪何来？是喜极而悲，还是在你信中“被流泪”？“村民们选择了上访，选择了诉讼，选择了法律途径，代表了对我们这个国家、政府和法律的信赖，这也是我作为一个法律研习者与工作者聊以自慰的地方”，连村民都能选择了法律途径，自称法学博士的人怎么不选择法律途径呢？“汽车炸弹与催泪瓦斯……伏尸两具，血流五步”，你如此煽动暴力，在此和平与发展年代，似乎有不和谐之嫌，有违法犯罪之倾向。我党的政治保卫工作甚为严密，你根本就没有荆轲刺秦的丁点机会。“目前中国存在的问题，并不是您能解决的，但在您的辖区内发生的问题，却是您能处理妥当的。”信的开头就明言“可以理解为给山东省长甚至更高行政首长（总理）的信”，而这个您字就不仅仅是潍坊市长，而是山东省长、国务院总理了，如果省长、总理也解决不了，你大字报反映的问题又如何解决？“应当故意打不准——不把人家打死，这是最低限度的道德”，你的所谓“一厘米主权”高论，学长实不敢苟同。军人与警察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只要其服务的政治主体还没有倒台，他执行的命令就是合法的，故意打不准是违法的。你之意图是鼓动中国的军警专政力量，要学德国警察故意违背党和政府法令，纵容像你家人这样的对抗政府行为？有违宪法及刑法相关规定之嫌。“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你把当今中国政府比作路易十四时的法国暴政，没有可比性，似有不妥。“法律人非常敬重的江平先生对面当下法治的大环境，能做的只是呐喊”，你作为法律人，在全国各地那么多因强制拆迁而造成的流血事件之时，却没能呐喊出一声，只有在自身利益受损之时，才拍案而起，绑架民意，伪造头衔，进行维护自家私权的殊死战斗，引得众多不明真相之网友起而应之，舆论矛头直指党和政府，成功地达到了维护你自己私利的根本目的。诚如众多网友所言，你绑架网络、民意之举不过是为从政府那里多要点补偿款，从你虚构的138万元电话一事，可以看出你的要价不过如此，网友要求你公布此电话号码，他们去查，可你提供不出。潍坊房价与北京房价没有可比性，138万在潍坊可买4套100平房子，但你在北京却买不到像样房子。于是，听你小学同学在网上反映你向政府索要300万，欲在北京买房，遭到了政府的严辞拒绝，如对你破此例，那已经拆迁的526户村民也会不答应的，他们在街道干部的带头下在你考上研究生后为你捐款万余元，可没想到你到头来为了一己私利，就置他们的利益于不顾，让他们回迁无期，还胡说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给你的奖学金。人之无耻，但没想到你能到此地步！难怪村民和干部说你忘恩负义。甚至你的二舅李玉顺、村支书表哥李建华都因你为个人私利竟然胡说不认识他们，而气得说“王进文如果再进北三里，就打断你的腿！”所以，你现今是骑虎难下如坐针毡，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虽然你骗家乡政府派去的工作人员说你把老屋已卖给总政同学了，并故意把自拟的协议中“接收人”写成“接受人”，企图诱导工作人员签字以变成具有法律效力的赔偿协议，但均被工作人员揭穿、识破，连清华法学院领导也批评你出尔反尔、编造谎言。板桥先生的“衙斋卧听潇潇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道出了潍坊自古以来的官民和谐之传统，在历史上潍坊就少有农民起义，唯唐朝唐赛儿女流揭杆而起，共产党领导人民反抗腐败的国民政府，抗击万恶的日寇侵略者。在全国那么多的暴力拆迁事件中，山东省算是比较好的，几乎没有类似事件发生。可在你笔下却成了血流成河、村民暴动的壮举，如果让你来书写地方志，可真糟糕，史贵求实，后人会骂死你的。“磨坊只系传闻，我没有亲见。”“北京三味书屋亲见”，你要明白德国不同于中国，其公民素质要比你及你家人高出数倍，所以其中产阶层处于绝对强势。你家老屋也无法与三味书屋相比，你父亲一农民工更与鲁迅先生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你家的“房子当初建的很坚固，完全可以继续使用五十年”，亦没有成为文物古迹之必要，不能与德国磨坊相比，毕竟潍坊官员不是封建国王，他们可以进。“以法定方式正式提交的信息公开申请五个月以来，虽有市发改委等个别部门做肯定之回复，但其余石沉大海”，发改委等部门已作答复，你还需要什么信息？潍坊某些官员的态度“大大影响了您在我心目中预定的形象”，与潍坊市长有何直接关系？如果有关系的话，就理当与其上级山东省长、国务院总理亦有关联。你怎么不追根溯源，直指源头，而揪住一个既不是法律法规制定签署者，又不是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主体的市长不放呢？依师叔之见，进文同学应直接上书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因为法律法规都是他们签署后公布施行的，全国的大小行政官员都受他们管辖的。“作为一介布衣，恪尽公民责任，所做唯有发声，唯有呼吁，使的人知道发生过的不公与不义；至于呼吁后的结果，或许更糟，或许好转，或许难言；我所能做的只是尽我所学所能使之在尽可能多的媒体、网络及政府机关中知晓”，此话语病又犯，“在……中知晓”有明显语病，应为“使之尽可能多地为媒体、网络及政府机关知晓。”你在吉大法学院时怎么学的呀？虽然你是大专生，也不至于连如此简单的汉语语法也不会运用。再有请教，你“恪尽公民责任，发声，呼吁”是为了谁的利益？从你的字里行间和以往的所作所为，似乎只是维护你自家利益，此有自私自利之嫌，毕竟如你所言，中国社会目前是暴力、流血拆迁事件此起彼伏滋生蔓延，为何只为你自家呼吁、呐喊，而不顾及他人？古人还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胸襟，何况是今天的“法学博士”。你“所陈诸项，并无夸张或涉嫌构谤”，可许多都是捕风捉影夸大其词，或道听途说或人云亦云，没有一句是证据确凿，此言行怎会无夸张或涉嫌构谤？“研习法律近十年，希望并不断呼吁以非暴力方式化解社会戾气，推进国家渐进式民主之发展，落实法治理念，并对国家前途抱有审慎之乐观态度。但您治下之行为恰恰与我之努力与预期相反，我甚至怀疑，您所治下之潍坊是不是要以制造一场辛亥革命的方式纪念辛亥革命”，你莫非要学做中山先生？可惜你的品德素养与中山先生相去万里，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是为了解放天下受苦百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而你煽动不明真相网友欲发动暴乱，是为了维护一家之私。依吾之见，如果广大网友知晓真相，是不会被你无理性地绑架于对抗政府以维护你自家私权的战车上的。届时，“当以叛国之名受审”者就不是潍坊市长、山东省长和国务院总理，而是学弟你了。“我可以选择出国，可以移民，可以用脚投票，可以楚材晋用，可以获得高薪，也可以随波逐流”，你既然这么多选择，可为何非揪住区区私利而不放呢？你曾向你表哥吹嘘你一月工资好几万，可为何为了比其他村民多得不应多的补偿款而不择手段？甚至威胁说要在美国、台湾等国内外媒体上发抗议信？恐怕是外国也不会收留学弟这种反政府情绪如此浓厚者吧？也不会收留一个法学知识、文学知识如此贫乏低下，却自以为是的人吧？也不会收留一个吃着中国政府的饭，拿着中国政府的助学金，而痛骂中国政府的学生吧？如果你继续妄为一意孤行，那么你的双手肯定是没资格投票了，至于脚能否投票，也要看你的行为是否触犯刑律。“我决不放弃自己的家人、房子和权利。”这一句话道出了你的心声，你应该把这句最核心最根本的话放在公开信的开头，或让其成为标题。你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之信条，却多次引述辛亥革命事例，“苟利自家生死以，不因祸福避趋之”，实在是愧对黄花岗72烈士的在天之灵。可别说你是吉大学士、清华硕士了，这两所高校会因你而蒙羞！信尾用了古人的结束语，可格式不对，古人是竖书，即使今人仿古语，也应讲究格式，文祺二字应在“即颂”下行后四字处。此致（即颂）祝安（文祺）政治学博士后、哲学博士王贾薄律师于2010年12月15日时清华学堂失火后修复数日上海大火妥善处置后数日新中国镇反后60年镇压动乱后21年

② 什么是检察院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是以专家集体名义出具的,是每个人意见的“集合”,如果每个参与人都不反对,公开似乎并不存在障碍。但公开对事件走向的影响,却不能不考量
·它可以成为委托人的法律主张,可以反映在代理律师的辩护书中,虽然效果可能不像以专家名义发布或提交那么显著,但这才是你的“正当所得”
对于法学专家论证会,笔者关注多年,去年曾在本报发表长文《专家论证会:公正“助推器”,还是法治“绊脚石”?》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梳理。
法学专家参加专家论证会,行为底线在哪里?论证意见书该拿来做什么?这是两个核心问题。对于前一个问题,有人主张专家底线是“不收钱”。我倒觉得,底线可以确定为:“不因为收了钱而说违背自己对事件、案件判断的话。”

今天重点说说后一个问题:论证意见书该拿来做什么?万科股权争夺大战中,13位法学专家出具专家意见书以及围绕它发生的争议,为我们审视这一话题提供了标本。
7月3日,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邀请13位法学专家召开“万科股权争议论证会”;7月4日晚间,华润集团在其官方微信号“华润”发布了13名专家签名的法学意见书;7月5日,万科独立董事华生发微博称:华润发布13位法学大佬全面支持其诉求是受人委托替人消灾;参与论证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江平接受媒体采访表示,“专家论证不应该公开的,也跟我自己本身的发言不完全一样”,另一位不愿具名的参与者也表示,“他们很不道德。”
江平教授所说法律意见“跟我自己本身的发言不完全一样”的问题,有其他参与论证的专家用“多数人意见”作了解释,不纠缠它了。“专家论证不应该公开”“他们很不道德”,从专家表述看,他们对于法律意见书会被拿来做什么,也并不很清楚。
专家论证该公开吗?这是一个让人纠结的问题。 法律意见书是以专家集体名义出具的,是每个人意见的“集合”,如果每个参与人都不反对,公开似乎并不存在障碍。但公开对事件走向的影响,却不能不考量。 拿万科事件来说,鉴于13名专家的权威身份,对他们的意见,任何人都很难做到视而不见。法律意见书的发布,对委托方之外的其他利益方,本身就是一种压力;如果将来走到诉讼这一步,也不排除专家意见对法庭裁判的影响。江平教授只说“专家论证不应该公开”,至于为什么不应公开,他没说。我想,对于公正可能的不利影响,或正是这位一生致力于推进法治的老人所担心的。

问题在于,对对方的压力、对法庭的影响,正是一些人追求的,而法律意见书不公开,这些便无从实现。所以,对于“不公开”,委托方恐怕很难接受。这就需要专家爱惜自己的羽毛并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只有这样,以公开为条件的论证会才会开不成。
在一些案件中,有律师将专家意见书提交给法庭。这么做的,前些年比较多,这几年少了,也还有。不是证人证言,不是鉴定结论,不是辩护人意见,律师提交、法庭接受,没有任何道理。
不公开,不提交法庭,有人问了:“花那么多钱弄份法律意见书,还有什么用?”有用。 它可以成为委托人的法律主张,可以反映在代理律师的辩护书中,虽然效果可能不像以专家名义发布或提交那么显著,但这才是你的“正当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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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沉浮与枯荣

作者：江平

豆瓣评分：7.9

出版社：法律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0-9

页数：497

内容简介：

《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内容简介：江平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民商法专业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批准的有突出贡献、享受政府津贴的专家。曾当选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曾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等职；曾赴比利时根特大学、香港大学、意大利第二罗马大学、日本青山学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授中国民法、罗马法、公司法等课程，并获比利时根特大学名誉法学博士，秘鲁天主教大学名誉法学教授等殊荣。现仍然担任着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国际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北京仲裁委员会主任、中国法学会比较法研究会会长等职务。

《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不仅忠实记录了江平八十年的沉浮与枯荣，也涉及其亲历的众多历史事件；不仅是江平治学历程的全记录，更是中国法治进程的缩影。江平先生的八十年，不仅书写了一部波澜壮阔的人生阅历，更锻造出一种只向真理低头、绝不向命运屈服的精神。

作者简介：

江平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民商法专业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批准的有突出贡献、享受政府津贴的专家。曾当选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曾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等职；曾赴比利时根特大学、香港大学、意大利第二罗马大学、日本青山学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授中国民法、罗马法、公司法等课程，并获比利时根特大学名誉法学博士，秘鲁天主教大学名誉法学教授等殊荣。现仍然担任着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国际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北京仲裁委员会主任、中国法学会比较法研究会会长等职务。

④ 简述新中国成立以来治国中国的历史进程

从无到有、从有到全
法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最明显的成就，就是立法成绩。”谈起新中国65年的法治进程，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江平说。
新中国的法治历程，首先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1949年9月，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颁布。5年后，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五四宪法”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审议通过。
经过20多年的探索和挫折，中国的法治再次启程。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有一句著名的论断：“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这一“依法治国”战略的理论起点，直接催生了大规模的“立法潮”。仅1979年7月，就有《刑法》、《刑事诉讼法》等7部重要法律颁布。之后，1982年新宪法的通过，则为新时期的中国法治打下了坚实基础。
此后，《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合同法》、《物权法》、《公司法》、《破产法》等一批基础法律的通过，更是在民事、行政、商事等方面共同构筑起了中国法治的框架，使改革开放逐渐“有法可依”。2011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截至今年3月，我国共有现行有效法律242部，同时有68部法律的制定或修改列入了本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规划中。经历了此前“打地基”、“架梁柱”式的基础框架立法过程之后，现在的立法与修订，更加注重食品安全、教育、环保等社会高度关注的立法薄弱环节。

⑤ 中国影响性诉讼2005的作者是谁

《2005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案件》原文作者：冰山之火
2005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案件
一， 佘祥林案
简要案情：11年前，佘祥林因涉嫌杀妻被判有期徒刑15年。2005年其妻突然的出现证明佘案是一起冤假错案。
公众意见：舆论影响力巨大的佘祥林案是推动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个案。该案引发了我们对侦查权边界、死刑复核程序、证据规则、“沉默权”、“疑罪从无”等司法制度和司法理念的深刻反思。而随后加速进行的我国死刑复核程序及刑事诉讼法改革，可能就是佘祥林案发生影响力的初步见证。
专家点评：
江平：这个案子的影响力就像孙志刚案一样，表明了我们国家对人权保障问题越来越关注。该案暴露了我们制度中的一些缺陷，正视这些缺陷可以促进我们制度的改善，孙志刚案件促成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佘祥林案也加速了对死刑复核制度、死刑案件二审制度的改革。
姜明安：佘祥林案作为影响性诉讼的第一个案件是很有意义的，它的意义不在于案件本身，而是通过该案，引发了我们思考如何平衡司法公正与民意要求，思考整个刑法的原则甚至是法治理念，思考对刑法、刑事诉讼法相关条款修改提议，以及引发我们对疑罪从无、死刑制度的反思。
莫纪宏：该案促使我们反思死刑的功能和死刑适用的范围。
何海波：这个案件以一种戏剧式的方式揭露了我们刑事追诉制度当中的问题。我认为佘案的意义不仅在于他个人的正义最终的实现，更重要的是制度的完善，而比制度完善更重要的是我们曾经以一种公开、理性的方式来讨论我们制度当中的问题，来反思我们制度当中的问题并且加以改进。
甘功仁：通过佘案，我觉得需要反思的问题是我们整个刑事诉讼制度变革的问题，刑事诉讼应该从观念到制度都进行变革。包括无罪推定原则的贯彻适用问题，证据问题和证据密切相关的口供问题，防止冤假错案产生机制等问题。
二、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案
简要案情：2005年12月19日，来自山西的原侵华日军“慰安妇”万爱花等10名受害者对日诉讼再遇挫折。当天，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判决原告败诉，驳回她们要求日本政府赔偿2亿日元并正式谢罪的诉讼请求。理由是“诉讼时效已过”和“个人不能起诉国家”。该案的败诉成为了中国民间对日诉讼的缩影———十年间，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组织中国律师参与的民间对日索赔诉讼案有25起，主要案件类型有中国“慰安妇”案、中国劳工案、遗留毒气弹案、南京大屠杀案，这些案件绝大多数都败诉了，胜诉的很少。
公众意见：从默默无闻到引起国际广泛关注，持续十年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让人看到了坚持的力量。通过证据的搜集与公示，让全世界看到了日本在华所犯下的罪行，让人时刻警醒战争的危害；诉讼把民众的爱国情绪纳入到理性轨道之中；日本友好人士的支持与援助，让人们看到了部分日本民众对战争罪行的反思，看到了中日友好的希望所在。
专家点评：
于宁：这些案件对我们国内来说，制度层面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观念影响是巨大的，民间索赔走过的历程可以看到我国的进步。这些案件具有极强的教育功能和宣传功能。所以这个案件的意义，可以说超越了诉讼本身的意义。能够进入“十大”，说明老百姓还是有眼光的。
姜明安：这个案件，可以让我们以史为鉴，可以让日本正视这个历史。但是我们也需要思考一些法律问题，比如时效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对于这种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不适用时效制度。
江平：从法律的角度探讨这些案件，更有利于争取日本人民与中国人民之间的理解。诸多法律上的问题应该进行更深入的讨论，比如国家赔偿与民间索赔的关系，比如时效问题等等。
莫纪宏：我曾经提议能否在中国法院起诉日本政府。可以考虑怎么样使我们在保护人权的过程中使我们国民基本人权得到更大范围的保护，不仅得到我们国内法的保护也要得到国际法的保护，将国内与国际的保护机制结合起来。
三、马德、韩桂芝、田凤山连环腐败案
简要案情：2005年7月至12月，随着三位曾在黑龙江省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相继在京受审并被判刑，这一系列惊人的受贿卖官案件终于落下了帷幕。
公众意见：网民的投票使得马德、韩桂芝、田凤山腐败案入选“2005年十大影响性诉讼”，不仅仅因为该案被媒体称作“建国以来最大的卖官案”，还在于它反映出我国政府的反腐决心与公众对于腐败的痛恨。
专家点评：
江平：这个案子有一个很大的特别，就是卖官，这点性质不同。我认为腐败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腐败是最厉害的腐败，可以威胁国家的命运前途：其一是卖官；其二是司法腐败；其三是贪污救济款、扶贫款。卖官可以列为最厉害最根本的腐败，这样的腐败对一个国家来说是致命性的。
姜明安：这个案子确实令人深思，腐败的事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遏制，反腐要从制度上进行反思，我认为要遏制腐败当前要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完善选任监督制度，可以考虑在县乡一级进行直选，让老百姓直接监督腐败；第二，健全责任体系，让为政者真正负起责任来；第三，必须进行制度建设，要用制度反腐；第四，完善行政程序制度，用程序来防治腐败。
甘功仁：为什么他会卖官，还是因为他说了算，权力放在他的口袋里面，我认为最大的腐败是用人的腐败。
四、顾雏军案
简要案情：2005年，顾雏军这位颇有传奇色彩的民营企业家在事业几近巅峰时翻身落马。海信出资9亿元成功收购科龙电器。科龙电器从私有资本控股上市企业又重新转变为国有控股上市企业。
公众意见：顾案给企业界、学界乃至公众带来的震荡令人吃惊。早在2004年，因顾而起的“郎顾之争”以及随之而来的“郎张之争”就引起了关于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的广泛讨论。顾雏军的落马似乎印证了专家对于我国资本市场“先天不足，后天畸形”的判断。而证监会监管漏洞、独立董事形同虚设、经济学界公信力等问题一度成为讨论焦点。
专家点评：
江平：该案反映的最根本问题就是我们的公司法和证券法有漏洞。目前公司法和证券法中涉及“资本制度”和“公司治理”的诸多修订，以及2005年最后一天颁布的《证监会冻结、查封实施办法》等反映了我国对公司证券制度的逐步反思和完善。
姜明安：顾案凸显经济发展的理念问题———经济发展是以人为本还是以经济指标为准。企业家犯罪不完全是制度问题，而往往是理念问题。
莫纪宏：该案引发我们思考国有资产如何保护，如何管理。没有健全的法制和程序，国有资产肯定会有流失的情况。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最重要的是建立动态、严格、有程序性的监管制度。
五、黄静疑案
简要案情：两年前，小学教师黄静被人发现裸体死于其工作的小学宿舍内，是自然死亡还是被强奸死亡，鉴定结论成为关键的证据，然而，不同的鉴定机构对黄静进行的5次尸检，出具的6次死亡鉴定，却每次都给出了完全不同的鉴定结论。黄静之死成为一桩疑案。
公众意见：也许我们可以乐观地估计，随着司法鉴定改革的推进，曾让公众对我国司法鉴定制度产生空前非议的黄静案很快会水落石出。也许我们还乐观不起来，因为现实在于，仅仅有较为完善的司法鉴定管理制度仍是远远不够的。
专家点评：
姜明安：制度的设计和对制度的执行都要考虑，建立制度、制定制度的人要从有利于制度执行的角度想问题，司法鉴定的规则应该由人大机关来制定，这件案子也是给了我们一个教训。
江平：这个案件就算人大常委会再制定一个统一办法也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因为鉴定结论本身仅仅是证据的一种，并没有什么规定要求法官一定要采信某个鉴定结论，鉴定的采纳应当由法官来确定，不能说鉴定结论不一样法官就无法下判了。
甘功仁：我不赞成在全国建立统一的司法鉴定机构，即使建立统一的司法鉴定机构，在最终决定谁来负有鉴定责任时，是不是可以考虑建立一个复核性的司法鉴定机构。
六、杜宝良巨额罚单案
简要案情：外地来京打工的杜宝良2005年5月23日收到一张10500元的罚单，同时交通违章记分210分。他被北京市西城区交管部门认定，交通违法105次。杜宝良随后将交管部门告上法院。但随后又撤回了诉讼。
公众意见：“杜宝良案”的出现反映了政府行政执法部门执法理念中服务意识的不足以及程序意识的缺乏。本案发生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北京市交管部门大整顿，使其堪称“小人物产生大影响”的又一范例。就个案与法治的关系来说，“杜宝良案”的影响还没有终结，它必将促使有关部门从立法上对这一制度漏洞进行弥补。
专家点评：
姜明安：在执法过程中，一定要看法律的目的、法律的原则和法律的精神。
莫纪宏：案件的关键不在于数额，而是105次罚款这一数字。如果交警执法在发现一个人违法时及时通知就不会出现这么多次数了。另一方面也有执法理念的问题，105次罚款是不是都要罚10500元，一张一张罚，实际上法律并没有这样规定。
何海波：现有电子眼执法的方式必须改变，解决的途径是所有的电子眼要通过大众化的方式公布出来，要坚决废止用数码相机偷偷执法的方式。另外，警察要改变工作作风，不能仅仅依靠执法设备，要及时发现违法问题，及时制止，电子警察是帮助执法的，是执法的手段，不能说电子设备是帮助不执法或者可以放任执法行为的，这是不行的。
七、奥拓车撞人案
简要案情：2004年5月9日20时55分，在北京市菜户营桥附近，曹志秀夫妇由北向南横穿主路。刘寰驾驶奥拓车经过，将曹志秀撞死在绿化带里。2005年12月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终审判决，判决刘寰承担责任共计10.08万元。
公众意见：“撞了白撞”还是“撞了不白撞”？关乎有车一族与步行大众冲突的立法，而引起持续不断的关注。该案启示我们———以立法对不同利益进行平衡协调也是一个法治系统工程。
专家点评：
江平：对这个案子的宣传报道其实并不准确，“撞了白撞”还是“撞了不白撞”的提法，其实忘了两个前提，第一受害人有没有过错，第二司机要不要赔，关键要看司机是否尽到了应有的注意责任。笼统说“撞了白撞”与否而没有正确宣传法律条款，如果司机确实没有过错，那也不是一定要赔，也不符合民法通则规定的公平原则。
姜明安：“撞了白撞”和“撞了不白撞”的说法是媒体为了吸引眼球，有一定的前提条件的。但是新闻仍然抓住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解决法律交锋中如何平衡当事人的利益，有一些人老说司机是强势群体，老百姓是弱势群体，其实强势、弱势是相对的。
莫纪宏：这其中实际上是有一个法律原则问题，解释空间应当更大一些。现在按照举证责任大小来定责任的承担，在法律上没有免除司机绝对责任的条款。如果司机和行为人都没有违反交通规则，比如说司机为了躲避行人，采取了措施，结果导致司机和行为人都死了，难道让司机家属向行为人家属赔钱吗？
八、福建农民环境污染侵权案
简要案情：福建屏南县村民对屏南县榕屏化工有限公司提起环境污染侵权诉讼，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要求被告立即停止侵害并赔偿原告损失。
公众意见：当公害侵害大众利益时，法律程序上应当有怎样的回应才能满足公众维权需要？如何在利益多元化的社会中通过法制的进步求解协调、化解利益冲突的理性方式？在更深层面，该案引发人们对于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反思。
专家点评：
江平：这个案子很具有典型意义，也极具现实意义。在环境受到损害的时候，运用司法程序启动赔偿制度，在现阶段要广泛推广仍具有相当的难度。
姜明安：环境问题涉及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环境也是一种权利，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有以环境权提起诉讼的。环境诉讼首先要建立公益诉讼制度。
莫纪宏：该案让我们知道如何通过诉讼的方法进一步防止环境污染。该案重点在于侵权、集团诉讼问题。农民权益受到损害，可以通过集团诉讼对受害人进行统一赔偿。该案还涉及公益诉讼问题，我们既要对受害者提供民事赔偿，还要对环境污染问题进行治理，这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根本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九、郝劲松因发票状告铁路局案
简要案情：郝劲松因退火车票时，火车站开具的小票是铁路系统自己印制的收据，不是正规发票，不能报销而状告铁路局。
公众意见：公益诉讼是正义之士超越一己之利为公益而寻求司法救济，因其关乎公共利益、挑战既得利益，从来都是公众关注热点。虽然我国目前尚未建立公益诉讼制度，但本案却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专家点评：
江平：郝劲松案主要体现了以私权的诉讼来维护公共利益。我们现在还没有公共团体来行使公益诉讼的主体权利，民事诉讼法还只是修改，还只是建议，将来消协能不能代表消费者，妇联能不能代表妇女等等这是另外的问题。实际上，以保护私权的方式提起公益诉讼，达到保护公共利益的目的，是一个很好的手段。
姜明安：公益诉讼的范围有多大？如果公益诉讼无限制扩大，如果任何人都可以提起公益诉讼，那么司法资源有限性就会受到挑战。这需要思考。
甘功仁：该案很有代表性的，其所涉及的类似问题太多了。应该尽快建立公益诉讼制度。
十、通用大宇诉奇瑞公司案
简要案情：通用大宇因QQ车缺乏独立开发应有的原创性，且奇瑞并不具备其所自称的“独立开发”的时间和技术条件而起诉奇瑞公司。通用大宇和奇瑞公司知识产权纠纷，历经三年时间，双方于2005年11月中旬达成最终的和解协议。
公众意见：通用大宇与奇瑞的纠纷，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中，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需定位于何处才能与我们的大国崛起战略相匹配？
专家点评：
江平：该案引发的问题很重要，我们应该创立自己独立的品牌和专有技术等。
莫纪宏：通过该案，应该说要搞民族工业就要有自己的知识产权，这样我们的民族工业才会有很好的发展。
姜明安：该案反映出了有关知识产权、国家贸易政策制定以及如何遵守国家贸易准则，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如何结合等问题。
江平：中国的法治进程既要有自上而下的推动也要有自下而上的推动，而舆论是自下而上推动最有力的工具。同时，中国的法治进程不仅要有立法的完善，还要有司法实践理念的更新。而立法的完善常常是由个案诉讼特别是影响性诉讼引发的。这些影响性诉讼会使我们发现立法中存在的缺陷和问题，并在解决这些缺陷和问题过程中，得以完善我们的法治。
姜明安：2005年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将在中国法治进程中产生影响，这个影响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它暴露和凸显了我国现有法律制度的某些缺陷；二是它引导人们对我国法律制度如何完善进行思考；第三，它可以催生一些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建立；第四，它可能确立一些影响我国法制化进程的原则；第五，它可能形成影响我们法律发展进程的法制理念。
莫纪宏：2005年的十大影响性诉讼案件代表的面比较广，在全社会关注影响性诉讼过程中，我相信，我们的法律制度会得到不断的完善和进步。
甘功仁：我觉得“2005年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将对我们从纸上的法律变成活生生的法律发生重要的影响，希望每年都搞一次这样有影响性的诉讼评选。
何海波：诉讼曾经被认为是在封闭的法庭之内解决公民的纠纷问题，现在在公民关注和互联网诞生的时代，诉讼变成了一种公众的论坛。影响性诉讼这个评选活动非常有意义，每个入选的案子都代表法治进程中的一个特殊的关怀，所有这些案子连在一起以后就成为浓墨重彩记录中国法治进程的一部巨著。
谢谢阅读！

⑥ 谁是中国大律师

《》内容简介 《》编辑推荐：律师不仅是法治王冠上的一颗宝石，也是民主王冠上的一回颗宝石。律答师作为一个群体理应在中国法治和民主的舞台上扮演更为主动、积极的角色。——江平 《》内容简介：在作者看来，大律师应该是一种境界。所谓大律师，就是那些有长远的眼光，有广阔的视野，能够不争一时之输赢，不计一时之得失，不论案件之大小，不谈收费之多少，不看客户之高下，不问背景之优劣，敢于挑战体制之弊端，敢于挑战权贵之陋习，为国家利益而考量，为庶民众生而忧虑，为未来明天而

⑦ 江平的生平经历

一个为救国理想和言论自由而牺牲一条腿的青年；一个陋室中为孩子编织毛线衣的父亲；一个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导师；一个法律精神的诠释者布道者；一个为法治中国建设奔走呼号的社会实践者，这些符号和形象所代表的历史含义都很重要。
北京南四环一幢普通民居内，校长江平隐居彼处逾10年。
这里既远离昌平区的中国政法大学，也避开蓟门桥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江平选择了孤独但并不沉默的生活。
记者曾数次登门拜访江平，一条温顺大犬总陪伴身边，各异仙人掌装点着桌台。温和而又刚直，一代法学泰斗性格寓意其中。
满头白发稀疏、年到八旬的他精神矍铄，字正腔圆地向记者滔滔不绝，对法律强烈关注让这位老人眉宇时皱，他的声音依旧振聋发聩：“法治在中国的发展，是退一步进两步，还是在不断地前进。当然还要看到，现在有些地方是在倒退。”
江平虽只在1988到1990年间担任了两年中国政法大学校长职务，但校长的称呼却一直延续至今，这种“待遇”在法大历任校长中并不多见。有1990年法大毕业校友对记者感慨：“江平是永远的校长，他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精神符号。”
几年前，江平题写的“法治天下”流畅大字矗立于蓟门桥校园内，这代表了江平终其一生的理想，更成为中国法学人的思想归宿。
江平凝重地说：“这也正是我的中国梦”。 江平对学生的爱护，让贺卫方至今念念不忘。
1984年，中国政法大学庆祝成立一周年（1983年北京政法学院更名），贺卫方等一批研究生对食堂伙食不满，在校庆时发动罢餐，贺和几个同学把食堂门口堵住，说服大家加入到罢餐者行列。年轻气盛的贺在人群中与学校官员辩论，人越聚越多，正口若悬河之际，突然被一只有力的手拽了出来，抬头一看，正是江老师。
“卫方，你能不能不要总是以反对派领袖自居？”江平语气虽然不满，但眼神里还是一片温和，“事情都要一步一步解决。这样的方式又能起多少作用呢？”
一年后，贺卫方留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有机会听江平聊起过去：“在谈到自己经历的磨难时，他语气平缓，反而是一些体现人性美好的细节让他刻骨铭心，这种积极乐观的人生观是江老师品格最具有感染力的部分。”
回归北京政法学院讲坛上的江平，凭学识人品声誉鹊起，用他的话说“在历史的特殊点上被重用”。
复校的北京政法学院，面临着最大的问题就是师资和教材缺乏。“文革”这一段，所有人都荒芜了。老一辈被打成右派的教师年纪很大，不可能再发挥能力；而五六十年代留校学生虽“政治红”，教学方面却很差。
曾被钱端升先生誉为“政法二才子之一”的江平成为稀缺资源，“从苏联回来的没几个人了，而且我在燕京大学学习过，有一定英语基础，又有一定俄语基础，还有留学的经验，学习过比较系统的（法律）课程，这在当时来说是很不错的。”
江平突破法律禁区，一上来就讲《罗马法》和《西方国家民商法》两门课，把私权利的观念引入了国内，让禁锢多年思想和国际潮流接轨。
贺卫方回忆讲坛上的江平，“江老师的课真是一种享受。他站在三尺讲台上，器宇轩昂，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和悦耳的嗓音，谈吐之中洋溢着知识的自信，两千多年前的历史典故和精妙学说，滋润着学生们的心灵。”
这期间，江平主持制定新中国第一部民事法律《民法通则》，这部划时代意义法律首次肯定中国人的私权，被国外誉为“中国民事权利宣言”。一批民事经济类单行法陆续出台，市场经济法律“盲点”陆续补上。
1983年开始江平担任副院长，亲身经历让他对人才格外爱惜。文革后第一批学生被重点栽培，留校形成“第一批梯队”，法学人才在“断代”后喷涌。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贫穷的法学”，到九十年代“繁荣的法学”，江平视为“一生中在法学教育方面很有独创的、很蓬勃发展的一段时间”， “实际上我在学校的主要贡献也是在这一段时间。”
1990年，主政法大两年的江平被免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职务。
那年年底，江平60周岁生日。政法毕业生们自发为其操办生日晚会，大家一致要求江老师表演一个节目。他装着假肢的一条腿不太灵便，却步履坚定地走上前，唱了一首美国工会运动的英文歌曲《我们决不动摇》。
去职法大校长整整二十年，一些细节让江平聊以自慰。
有一年纪念法大校庆时候，主持人念在座校长的名字，恰恰到念到江平的时候，台下开始掌声不断，“我非常理解学生对我的感情，我认为这是对一个有正义感校长的支持。”
“只向真理低头”，“法治天下”，“四年四度军都春，一生一世法大人”，“我所能做的就是呐喊”…… 江平80周岁生日现场，中国政法大学现任校长黄进，将老校长名言倒背如流。 2009年12月28日，江平80周岁生日。
不知是否为宽慰各地赶来的弟子们，江平很乐观地将活到90岁设定为“下一个目标”，他说：“虽然年轻时失去了22年光阴，如果按60岁退休的话，我再干22年，就可以补回我失去的光阴，我还有两年就全部补回来了。”
被江平“计较”的22年，凝聚了他刻骨铭心的悲情，也浓缩了中国法律的悲剧。
“从1957年到1978年，我该失去的失去了，不该失去的也失去了，最低谷时，除了这条命，其他所有的都失去了。”
江平的最低谷，出现在1957年。
这一年，在“引蛇出洞”整风下，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毕业回国任教刚一年的江平，因向北京政法学院坦呈看法，一夜之间被打成右派，从“人民的阵营”划入“敌人的阵营”，不准许再从事属于“国家专政工具”的法律专业。
放弃燕京大学新闻系投身革命、并第一批公派到苏联的留学生，单纯的江平对国内政治情况一无所知。
如今，江平仍梦到被划为“右派”那惊心动魄场面，醒来后心有余悸。
“右派”帽子让时年27岁的江平厄运不断，在苏联相识的新婚妻子迫于政治压力与他分手。
在北京西山抬钢管过铁路，江平累到连火车声音都没有听到，整个人被卷到了火车下，他幸运地活了下来，却永远失去了一条腿。
打成右派、离婚、断腿，接二连三的灾难，在江平看来“还是可以忍受”，只是看问题的角度有了些变化，“从火车轮子底下捡回了一条命，我觉得对人生应该有乐观的态度，多活一天是多美好的事情！”
那之后的岁月，江平在苦难中求生存：1963年开始教俄语，“文革”被下放到安徽“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北京政法学院正式宣布解散，分配到延庆中学当政治老师，一直呆到1978年北京政法学院复校。
其间，江平再次组织了家庭，妻子的父亲是一样的右派身份。
江平学生曾听师母回忆当年艰难：在延庆改造劳动的江平单身带儿子，长城外冬天寒风刺骨，没钱给儿子买棉衣，他把自己旧大衣给儿子改棉袄，还亲手一针一线织毛衣。
江平也曾经对前途悲观过，“文革”后期，他把省吃俭用从苏联带回来的珍贵法律书籍，绝大部分当成废纸卖掉了，这令他遗憾至今。
1957年到1979年与法律隔绝，江平经历了知识分子最苦闷的22年，他视之为“人生最大的遗憾”：“我在能够为中国法治事业做贡献的时候，已经五十岁了，人生最黄金的时代，恰恰应该是在三十岁到五十岁这二十年，我丧失了人生最宝贵的时间。”
1979年，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北京政法学院时，白发已经爬上了江平的额头。 一年前，一次中风让79岁的江平倒下了。
因入院及时，手术最后比较成功。江平住了两个多月的医院。其中半个月里，他虽然内心非常清楚但语言表达功能卡壳，说不出一句话来，这吓坏了众多学生。
从来没有服过老的他，身体虽恢复但大不如前。
“保命第一，真是老了”，江平鲜有的一声叹息，让很多人担心。
从《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到《合同法》、《公司法》、《信托法》，再到近年来《物权法》等多部法律的起草与颁行，被称为“中国法学界良心”的江平，多年来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喊，扮演着法治“布道者”的角色。
自1991年招收第一届博士，迄今已经19年。在这19年的时间里，江平总计培养了近100名民商法博士。这些毕业生已经成为各条战线上颇具影响力的青年学者、法官、律师。“这都是我非常不错的学生，但我培养的学生，从事教学科研的比较多，当官的几乎没有，当大官的更没有。”
病愈初愈，江平执拗地起身，以更高频率现身说法，参与公共法律事件。
去年12月北大五教授上书要求修改《拆迁条例》引发轰动，江平先后在《财经》、《南方周末》等纸媒发表言论，又到凤凰卫视现身说法，力挺对拆迁条例的修改。
“江校长在与时间赛跑”，他的学生向本刊记者透露，江老对于时间的珍惜于渴望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他一直坚守“只向真理低头”，既不谀下，也不媚上。
2008年10月25日，一次报告会的提问环节，有听众问起他对杨佳案的态度，江平说：“我完全同意上海市高院的二审判决结果。”一位听众旋即抓起话筒：“您在杨佳案上的观点我不同意，假如我手里有一个鸡蛋，我一定会向您扔过去。”
在重庆“钉子户”事件中，他认为吴苹一家拒绝拆迁的理由“不涉及公共利益”不能成立，遭致如潮的网络围攻。在许霆的案上，他也曾有过不顺应“民意”的表态。
不过，这丝毫无损江平在人们心中的形象。
他一生捍卫自由民主，却不赞同民粹主义，“做法律的人要公正，应该关注群众的利益，但是不是一切都以群众的感觉作为最高的感受呢？恐怕不行。”
在江平看来，中国真正的复兴在于私权真正在人们头脑中扎根，但过程会遇到艰难险阻， “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私权和公权的冲突，私权在公权中得到利益保护，这是我最大的希望。”比如我们最近关于拆迁法的研究，如何保证私人财产权在拆迁中的利益。
对山西煤炭行业兼并重组一事，他依旧见解独立：政府部门用行政强制手段把民营企业并入到国有企业的做法是错误的，这有违《宪法》、《物权法》等法律法规中对私人财产的保护规定。
“如果这种政策的多变性变成了一种先例的话，可能造成民营企业家人人自危的后果，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
中风后遗症让江平语速变慢，“没有像过去那么敏锐”。但八旬翁仍不懈地为私权呐喊，与60年前在燕京大学“舆论报国”理想一致。
2012年12月11日江平教授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参加在台北举行的第一节“光华学者论坛”，受到台湾领导人马英九的接见。

⑧ 86岁高龄的江平教授给广大律师们说了啥

86岁高龄的江平教授给广大律师们说了啥？
2016年7月24日下午，现年86岁高龄的中国著名的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民商法学博士生导师江平教授在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南区大礼堂为贵阳广大律师们作了一次专题讲座，本次讲座内涵丰富、意义深远。笔者作为现场听课的一名普通律师学员，深受启发，现将江平教授讲座的部分内容进行梳理发布，与全国律师同行和法律人一起分享。
这次讲座，江平教授紧紧围绕他提出的“律师兴则法治兴，律师兴则国家兴”深入诠释了律师的职业优势和作用，勉励广大律师积极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做出应有的贡献。
以下是江教授授课的部分观点集锦：
一、律师兴则法治兴，律师兴则国家兴。
二、律师作为一个职业来说，他的优势在哪里？只有弄清楚了职业的优势，才有权利说“律师兴则法治兴，律师兴则国家兴”。如果我说国家兴则律师兴，那绝对没有问题，也没有争议。那么为什么我说律师兴就国家兴呢，这说明律师有特殊的地位、特殊的作用，这是别的职业不能够代替的。
三、律师作为一个职业来说，他具有三大优势：一是律师是一个更具有权利意识的职业群体；二是律师是一个更具有社会意识的职业群体；三是律师是一个更具有法律意识的职业群体。
四、从职业的情况来看，律师和维权紧密联系，而且律师的维权和其他职业不一样，其他一些职业是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律师的天职却是维护他人的利益。律师都是维权的，律师始终应将维权放在第一位。
五、律师本身自己的利益也需要维护，但是律师的职业并不是维护自己的利益，他的职业使命是维护当事人的利益。
六、警察和律师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不可缺少的两股力量。维稳是公安的作用，维权是律师的作用。
七、律师的办案思维和法官、检察官、公安部门的同志的办案思维是不同的，律师的思维基本上是无罪思维，在法庭上更多的表现为对控方的对立，根本原因是思维的不同。
八、律师这种权利的观念是进步的观念，是一个值得提倡的观念，律师这种以权利为中心的思考，是为维护当事人的利益来考虑，这应该是一种进步的思维。当然这样的思维也有一些片面，没有用全局的思维来衡量。
九、律师职业自身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律师是靠自力，靠服务，靠信誉赢得市场的尊敬和尊重。
十、律师本身服务的市场就是社会市场的一部分，市场的规律的适用于律师的规律，市场竞争的规律也适用于律师的规律，律师本身就是市场的一份子。
十一、律师本身更贴近民众，更了解民众的心声。律师是民众权利的维护者，是民众利益的代言人。
十二、“依法治国”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我们都是学法律出身，我们的任务跟国家的治国之道完全一致。
十三、作为法律人要维护法律的精神。
十四、如何处理好治国之道和谋生之道，这个恐怕只有学习法律的人会遇到这个问题，学其他专业的恐怕没有这个方面的问题。怎么处理好治国和谋生的矛盾，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法律的理念，法律的理念要牢牢在心中，这个天平的概念，公正、公平、正义要牢记。（江老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语重心长呀，他还用宋世杰帮打官司的案例指引法律人如何处理治国和谋生之道）。
十五、法律人的弱点是什么？江老借用马英九父亲的一句话:"守经有余，权变不足"。
十六、对于法律人来说，应该把“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看作最高理想。
十七、过去造成冤假错案的原因有四个：一是先入为主，二是证据不足，三是无人辩护，四是缺乏监督。
十八、作为律师应该准确把握公权和私权的界限在哪里，超出哪个界限就是滥用。
十九、可以把从律师中选拔法官、检察官作为一项长期的目标。
二十、司法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应该是真正实现司法独立，法院法官裁判独立。

⑨ 中国政法大学的学术研究

自建校以来，中国政法大学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形成了紧密的合作关系。从1954年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起草，到《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颁布，再到《反分裂国家法》、《物权法》的论证、研讨，直至最终通过，国家每一部重要法律的诞生和实施，几乎全都存在中国政法大学的身影。
仅从1978年复办至2000年，该校就有1000余人次参加了国家主要立法的论证和起草工作。钱端升教授任“1954年宪法”起草顾问委员会主席，并率领学校宪法学、行政法学、刑法学的多位学者参与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江平教授担任中国民法典起草立法专家小组组长；陈光中教授担任刑事诉讼法修改专家小组组长；巫昌祯教授担任婚姻法修改专家小组组长，学校在共和国重要法律起草和修改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进入21世纪，仅2006年一年，学校就受最高人民法院、全国人大法工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等机构的委托完成了《合伙企业法》、《反洗钱法》、《反垄断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禁毒法》、《突发事件应对法》、《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法》、《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多项法律草案的修改建议稿。 在法律思想与法治理念方面，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法律平等”的讨论，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关于“人治与法治”的争论及“法的本质”的再认识，再到“法治国家”的构成理论、“人权理论”、“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的判断”、“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国港、澳、台地区司法制度研究 ，这些重大的理论问题，法大学人总是扮演着理论策源地和推动力的角色。
国家法治建设放眼于世界法治建设的有益经验，需要建立有比较眼光和能力的科学研究平台，中国政法大学率先开展德国法、美国法、欧盟法、日本法、韩国法的学术研究，开启了中国国别法学和比较法学研究的先河，不仅培养了在一批相关领域和相关国家享有盛誉的学者，而且推出了对国家进行跨国法治借鉴产生重要影响的科研成果。
中国政法大学在价值哲学、人民币汇率研究、近代思想史、全球化问题，社会心理学、西方政治思想史、宗教哲学、学术批评等领域在全国同样具有重大影响。 截至2015年1月， 中国政法大学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1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2个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1个 、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1个 ，与最高人民法院、 国土资源部、 司法部、光明日报社等部门共建的研究中心数十个，各类在编校级科研机构10个、法学类科研机构数十个。2013年，学校主导成立的“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成为第一批获得教育部、财政部认定建设的14个国家“2011计划”协同创新中心之一。 国家“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
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
法治政府协同创新中心
人权建设协同创新中心
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协同创新中心
知识经济与法治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诉讼法学研究院
法律史学研究院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证据科学研究院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人权研究院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法治政府研究院 学术论坛
学校开设有博闻论坛、名家论坛 、校友论坛、大使论坛等一系列大型学术论坛。
中国政法大学博闻论坛是学校一项历时长久的大型系列学术活动，由中国政法大学校友会赞助、共青团中国政法大学委员会主办、校学生会承办，每一期论坛将邀请全球各领域的顶尖大师、当今时代的领军者作为嘉宾，通过与学生心对心的交谈分享人生传奇，讲述成功圣经。在这里，有巅峰思想的波澜壮阔；在这里，有妙语连珠的非凡智慧。
博闻论坛于2007年开办，已成功举行数十场，邀请到一大批国内外知名学者、企业家、运动员、政要等各领域的顶尖大师、时代领军者作为嘉宾，为法大学子呈现了一场场思想碰撞的盛宴，不仅提升了学校学术活动的层次，也更好地增进了校园学术文化的氛围。
馆藏资源
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是中国最早建成的以法律政治类图书为主的图书馆。该馆不仅收录了自1980年以来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的法律文献与学术著作，还较为全面地收录了自晚清以来的各类法律出版物，包括法典、法规、判例辑纂等。校图书馆分设于学校的学院路校区和昌平校区，其中昌平主校区图书馆分为文渊阁和法渊阁两个分馆。
学术期刊
《政法论坛》：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北大2004版核心期刊、北大2008版核心期刊、北大2011版核心期刊。
《比较法研究》：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系教育部主管、中国政法大学主办的人文社科类综合性学术期刊，2007年9月创刊，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哲学家李德顺教授担任主编。

⑩ 以即要做批判者,又要做建设者写800字作文

一项活动，四种行为。我们需要如马云般的领跑者，也同样需
要虽不讨好却也至关重要的批判者。而我更希望，我们人人都能保
持冷静的头脑，做一个理性的批判者。
因为质疑批评，是使活动朝着正确方向进行的重要保证。我们
对一项活动的质疑和批评能够引起引领者和追随者的关注，从而进
行改进，甚至唤醒麻木的心灵，从而改变错误的观念，找寻新的方
向。尼采在黑暗的中世纪高呼“上帝已死”和“重估一切价值”，
唤醒人们对人天性的渴望，从而沉重打击了宗教神学的统治地位，
扭转世界精神的发展方向。鲁迅执笔为剑，直刺国民麻木的心脏。
他用他满腔的爱国热情，将热血洒在中国大地上。虽然因个人力量
有限而无法拯救中国，但他仍激起了无数爱国志士投身革命，改变
中国向殖民地发展的轨迹。时至今日，道德滑坡造成了各种食品安
全事件，而一项由无良商家带头的不择手段追逐利益的活动更是引
爆中国。此时，目光坚定且锐利的江平挺身而出，大声批判不法商
家，高声呼吁“法治天下”。从古至今，是这样的冷静批判者们一
次又一次地将世界拉回了正确的发展方向。
质疑批评，是使活动的本质更好体现的重要“显影剂”。无论
是从方舟子的论战还是从网友对“微信红包”大讨论的事情都可以
体现出正是各种各样的质疑批评才使得一切活动的主题更加突出，
目的更加明确。同时也使得一些趁机从中获利的不法之徒原形毕露
。国家决策，需要民众广泛参与，提供改善的建议，从而完善智力
支持系统。政府机关发起的活动也有各方各界的人进行监督。质疑
的力量是巨大的，我们可以从质疑声中找回活动的本质，并确立明
确的目标。
然而，质疑与批评有时过于杂乱，因此反而会引发社会不必要
的惊慌和怀疑。对此，我认为，在提出质疑前一定要先对事件进行
了解，深入分析，最终得到正确的定论，才能做到冷静的批判。柴
静主讲的《苍穹之下》和之前的“冰桶挑战”就是两个很好的例子
。由于社会各方的猜疑和批评，虽然使得事件更像真相迈进了一步
，却也使得活动偏移了本该有的方向，造成社会的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