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于先

『壹』 银行分类立法应先于银行破产法出台

事实上，基于银行破产的银行分类立法即使不是独立设计、单独立法，那也要将之归入银行破产法或存款保险条例并作为银行破产条件的差异化条件之一或缴纳存款保险金比例的标准之一。例如国家信用担保比较充分的银行，其存款保险金就会交得相对比较少，而破产的条件也会更加严格，市场化率也会低一些，譬如国家控股银行等。正如银监会在其2010年年报中所言，监管层将注重事前结构化限制性监管安排，推动金融机构破产法律制度建设，形成有序的市场化退出机制。某种意义上，银行分类立法成了银行破产的一个基础前提。

『贰』 国家是先有法还是先有律呢

先有法，古代中国法往与律通用，“律之与法，文虽有殊，其义不也。”（《唐律疏义》）据史籍记载，商鞅变法，改法为律。从此“律”字广泛使用，其频率高于法，中国古代法典大都称为律，如秦律、汉律、魏律、晋律、隋律、唐律、明律、清律，只有宋代称刑统，元朝称典章。《说文解字》说：“律，均布也”。段玉裁注疏说：“律者，所以范天下之不一而归于一，故曰均布。”管子说：“律也，定分止争也。”律原为音乐之音律，音乐只有遵守音律，才能和谐，否则杂乱无章。均布是古代调整音律的工具，以正六音，木制，长七尺。律后来引申为规则、有序，范天下之不一而一，成为规范所有人及其行为的准则，即规范天下千差万别的所有人所有事而趋于整齐划一（统一、协调）。《史记?律书》说：“王者制事立法，物度有轨，壹于六律，六律为万事之根本焉。”丘浚说：“臣按律之名……凡度之长短、衡之轻重、量之多寡，莫不于此取止，律以着法，所以裁判群情，断定诸罪。”（《大学衍义补》第120卷）最早把“法”、“律”二字联在一起使用的是春秋时期的管仲，他说：“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又据《史记》记载，秦始皇灭六国，“法令由一统”，二世用赵高，早法令，“更为法律”。（始皇本记）后来汉代晁错曾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后汉书》有“皋陶造法律”等说法。但总的说来，“法”、“律”两字是分开使用的，直到清末民初才被广泛使用。

『叁』 立法原则，法律优先原则与法律保留原则的关系

是指宪法关于人民基本权利限制等专属立法事项，必须由立法机关通过法律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代为规定，行政机关实施任何行政行为皆必须有法律授权，否则，其合法性将受到质疑。
行政行为的做出必须有法律依据，法律没规定的行政主体不得擅自做出行政行为。
法律保留与宪法保留
宪法保留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宪法上所规定的法律保留，另外一种是宪法本身的保留。
法律保留也被称为特别保留，是相对于一般保留而言的。所谓特别保留是指宪法规定将某些事项交由民意代表机关来制定，而其他国家机关均无权制定。特别保留的对象主要是宪法中有关基本权利的限制、国家机构的组成等规定，之所以认为是“特别的”，原因在于这些规定从形式上看往往是个别的、零散的，缺乏统一性和普遍性。
当然，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法律保留原本是行政法上的原则，主要由行政法来规定，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宪法结构的变迁，出现了宪法的专门规定，这就产生了宪法上规定的特别保留能否取代行政法的一般保留的问题。答案如为肯定，则表示法律保留仅以宪法规定的为限，由此传统上有关法律保留范围的争议就可以划上句号；答案如为否定，则表示宪法所列举的保留只是一般保留在宪法上的部分落实，宪法列举之外的事项仍有适用一般保留的可能。对此，笔者倾向于否定说。作为与一般保留相对应的宪法保留，实际上等同于我们后面要讲的“国会保留”或“绝对保留”，从而属于法律保留的一种。
另一种意义的宪法保留是指由宪法来专门规定某些事项，其他国家机关，甚至民意代表机关也不得进行规定。这种类型的宪法保留主要体现在对一些带有绝对性的基本权利的限制上。
一般认为，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是宪法保留的典型。该条规定：国会不得制定下列法律——建立宗教或禁止宗教自由；削减人民言论或出版自由；削减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伸冤之权利。这种类型的宪法保留立基于基本权利的绝对保障，体现了对立法者的立法禁止，与旨在界分立法权与行政权的法律保留的目的不同。所以，不应认为属于法律保留的一种，也就是说，法律保留中的“法律”并不包括宪法在内。
法律保留与行政保留
所谓行政保留是指受宪法保障的行政自主地位。虽然法律保留和行政保留都旨在维护立法与行政分立的原则，但法律保留强调行政对立法的服从，而行政保留则强调立法对行政的尊重。
行政保留的典型是法国，1958年宪法第34条列举了国会立法的范围。第37条规定，凡在第34条列举范围之外的事项都属于条例的范围。第34条还在列举属于法律范围内的事项时，规定其中某些事项法律只能规定原则，原则之外就属于条例的范围。法国政府制定条例的权力不仅范围广，而且有确定的保障。第61条更规定，国会所制定的法律如果超出了第34条列举事项，因而侵犯了属于条例的权限时，政府可以请求宪法委员会宣告法律违宪。
行政保留的产生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一般在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均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国家才允许有行政保留的存在，否则，在立法机关由选民选举产生，行政机关由委任产生的情况下，既然行政机关的民主性弱于立法机关，那么，在人民主权的原则下，行政机关只能是处于服从立法、执行立法的“传动带”地位。这也就是为什么行政保留只在采用总统制、半总统制的美国和法国才有探讨的可能的原因。
当然，随着行政权与立法权地位的消长，传统的强调行政服从立法已转向强调行政与立法的均衡，甚至相互尊重。也就是说，行政有其独立的价值，行政的功能无法为其他权力所取代。这种功能结构取向的权力分立原则导致行政保留实际上广泛存在。
据台湾学者廖元豪的列举，下列事项一般属于行政保留的范围：
（1）国家对外事务；
（2）军事事务；
（3）高级或重要官员的任免；
（4）执行法律。
法律保留中的“法律”为何
法律保留中的“法律”首先是指实定法，与超实定的法不同。奥托·迈耶最早提出依法律行政原则时，将其中的法律仅限于国会通过的、实定的法律，但是，随着二战后，实质法治国理论的兴起，实定法必须受超实定的法的约束，尤其是在缺乏实定法的前提下，行政还必须服从于超实定的法，这种超实定的法，比如宪法精神、公平、正义的法律理念等等，从而使“依法律行政”走向“依法行政”。1949年德国《基本法》第20条第3款规定，行政权和司法权应受法律和法的拘束。这里的“法律”与“法”的区分就反映了“依法行政”的思想。但是，笔者认为，超实定的法对行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法律优先原则中，当代的法律优先原则要求，行政不仅不能违反实定的法，而且也不能违反超实定的法。但是，法律保留原则本身要求行政必须在获得法律的明确授权后才能行为，而这里的明确授权只可能来自实定法，而不可能是超实定的法。如果认为法律保留原则中的“法律”包含超实定的法，则本身与授权明确性的要求是相矛盾的。

『肆』 坚持立法先行体现了依法治国的哪项要求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要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理念，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要把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立法全过程，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坚持立改废释并举，增强法律法规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完善立法体制，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完善党对立法工作中重大问题决策的程序，健全有立法权的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立法项目征集和论证制度，健全立法机关主导、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和方式，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伍』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总抓手是什么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总抓手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是贯穿决定全篇的一条主线，既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性质和方向，又突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工作重点和总抓手，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纲举目张的意义。

一、是向国内外鲜明宣示我们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二、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涉及很多方面，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有一个总揽全局、牵引各方的总抓手，这个总抓手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三、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主要任务：

法律体系必须随着时代和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必须不断完善法律规范体系，使之与社会发展相适应。首先，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要坚持立法先行，坚持立改废释并举，加快完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体系，完善包括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在内的社会规范体系，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基本遵循。

其次，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以良法促进发展。发展要高质量，立法也要高质量。

要以立法高质量发展保障和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再次，要加强重要领域立法，确保国家发展、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把发展改革决策同立法决策更好结合起来。加快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加快构建保障我国海外利益的法律体系。

『陆』 中国立法的详细流程

中国立法的详细流程：
(一)法律案的提出
1．有权向全国人大提出法律案的主体。有权向全国人大提出法律案的主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有关国家机关，即全国人大主席团、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可以向全国人大提出法律案，由主席团决定列入会议议程。二是一个代表团或者30名以上代表联名，也可以提出法律案，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人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的意见，再决定是否列入议程。专门委员会审议的时候，可以邀请提案人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法律规定上述两类主体可以直接向全国人大提出法律案，在实践中，属于全国人大立法权限范围的基本法律的制定，一般都是在全国人大举行会议之前，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经过常委会审议后，再提请大会审议。实践证明，这一做法对提高立法质量具有重要作用。因此，立法法明确规定，向全国人大提出的法律案，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可以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经常委会会议审议后，决定提请全国人大审议。
2．有权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案的主体。有权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案的主体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有关国家机关，即委员长会议、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可以向常委会提出法律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列入常委会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决定列入常委会会议议程。如果委员长会议认为法律案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可以建议提案人修改完善后再向常委会提出。二是常委会组成人员十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委会提出法律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列入常委会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的意见，再决定是否列入常委会会议议程。不列入常委会会议议程的，应当向常委会报告或者向提案人说明。专门委员会审议的时候，可以邀请提案人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二)法律草案的形成过程
法律案是指依法享有提案权的机关或个人向立法机关提出的关于制定、修改、废止某项法律的议案。根据立法法的规定，提出法律案应当同时提出法律草案文本及其说明，并提供必要的资料。其中，法律草案文本是法律案中最重要的内容，它以条文的形式体现立法目的、指导思想、原则和所要确立的法律规范。起草法律草案，是立法工作的基础性环节。
根据中央国家机关起草法律草案的实践，法律草案的形成过程，一般包括以下几个环节：
1．立项，作出立法决策。自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来，每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五年立法规划，每年还制定年度立法计划。通过制定立法规划和立法计划，将需要制定法律的项目列入规划和计划，并列明提出法律草案的大致时间。立项是作出立法决策的重要形式。五年立法规划经反复讨论、征求意见后报中央批准实施。如果没有列入规划和计划，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和论证，认为需要制定法律的，也可以作出立法决策，组织起草。在作出立法决策时，应当初步明确制定该法律的必要性、可行性和立法目的，立法应当把握的主要原则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2．建立起草班子，开展起草工作。立法列项后，根据提出法律案的时间要求，承担起草任务的机关或部门即着手起草工作的部署和安排，建立或指定专门的起草人员，组成固定或相对固定的起草工作班子。起草班子一般由来自于与立法事项有关的领导、专家和实际工作者组成。
3．进行调查研究。开展调查研究，是法律草案起草工作的重要方面。调查研究的形式包括召开各种座谈会、专题研讨会、到基层调查、收集各方面的资料等。调查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一是现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对立法事项的规定；二是有关国家和地区的相关规定和做法；三是立法事项的理论研究情况；四是实践中的主要做法、成功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五是实际工作部门、专家学者对立法事项的意见和建议等。
4．形成草案框架和对主要问题的意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分析研究，进一步明确立法目的，并按照逻辑结构拟出法律框架以及对主要问题的意见，确立起草思路。确定法律框架和对主要问题的意见，是草拟法律条文的前提和基础。为了使法律草案框架和对主要问题的意见基本可行，有时还要在一定范围征求意见和进行论证，并报起草机关的领导审定，以确保起草工作建立在良好的基础上。
5．起草条文。确定框架和对主要问题的解决方案后，在研究明确法意的基础上，着手起草法条，即运用立法技术，科学地表达需要确立的法律规范。起草出来的法律草案，最初一般称“试拟稿”，供在一定范围内研究讨论。“试拟稿”经起草部门或单位初步讨论同意，有的报送有关主管机关批准同意后，形成为“征求意见稿”或“讨论稿”，发各方面征求意见。对于起草工作中的一些重大、复杂和敏感的问题，起草班子还要及时向上级请示报告，以作出正确决策和判断。
6．征求各方面意见。“征求意见稿”或“讨论稿”形成后，通常广泛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将征求意见稿或讨论稿印发有关方面书面征求意见，二是召开座谈会、论证会和听证会征求意见。
7．形成送审稿并对送审稿进行审查。征求意见稿经反复讨论修改后，形成送审稿，报提案机关讨论通过。形成送审稿前，起草单位通常要就法律草案中的重大问题，向上级机关请示报告或正式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提案机关不同，对送审稿的审查程序也有所不同。比如，由国务院部门起草的法律案，在送审稿形成之后、国务院决定提出议案之前，先交国务院法制办审查修改。经国务院法制办审查修改，协调各方面的意见后，报国务院决定。军队各总部起草的法律案，报中央军委决定前，交中央军委法制局审查修改。
8．由提案机关讨论决定，形成正式的法律案。国务院提出法律案，一般由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中央军委提出法律案，由中央军事委员会讨论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法律案，一般由审判委员会或检察委员会讨论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和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提出法律案，分别由委员长会议或专门委员会讨论通过。提出的法律案，应当同时提出法律草案文本及其说明，并提供必要的资料，如修改现行法律的议案，一般附有修改前后的条文对照表。
(三)法律案的审议
审议法律案，是立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法律案的过程，实质是充分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过程。
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法律案的程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法律案的主要程序：一是在会议举行前一个月将法律草案发给代表，以便代表进行认真研究，准备意见；二是在大会全体会议上听取提案人作关于法律草案的说明；三是各代表团全体会议或小组会议对法律草案进行审议；四是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对法律草案进行审议，提出审议意见，然后由法律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对法律草案进行统一审议，向主席团提出审议结果的报告，并提出法律草案修改稿。
全国人大审议法律案，一般经过一次会议审议后即交付表决。法律案在审议中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经主席团提出，由大会全体会议决定，可以授权常委会进一步审议，作出决定，并将决定情况向全国人大下次会议报告；也可以授权常委会根据代表的意见进一步审议，提出修改方案，提请全国人大下次会议审议决定。这种情况，实践中曾发生过几次。比如，1987年4月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审议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后，由于代表对村民委员会的性质等重大问题有较大不同意见，会议决定原则通过该草案，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关于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规定，参照大会审议中代表提出的意见，进一步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审议修改后予以颁布试行。据此，1987年11月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在对草案进行审议修改后通过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
2．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法律案的程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法律案的主要程序：一是在常委会会议举行的7日前将法律草案发给常委会组成人员，以便常委会组成人员进行认真研究，准备意见；二是在常委会全体会议上听取提案人作关于法律草案的说明，由提案人委托的人对制定该法律的必要性、可行性、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以及法律草案的主要内容作出说明；三是常委会分组会议对法律草案进行审议，在此基础上，必要时可以召开联组会议进行审议；四是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对法律草案进行审议，提出审议意见，然后由法律委员会根据各常委会组成人员、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和其他各方面的意见，对法律草案进行统一审议，向常委会提出审议意见的汇报或者审议结果的报告，并提出法律草案修改稿。
3．关于三审制。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法律案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一般实行三审制，即一个法律案一般应当经过三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后，才能交付表决。实践证明，实行三审制，对于充分发扬民主，保证常委会组成人员有充分的时间对法律案进行深入审议，提高立法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根据实际情况，立法法又规定了三种例外情况：一是，如果各方面对法律案的意见比较一致的，可以经两次会议审议后交付表决；二是，对属于部分修改的法律案，如果各方面意见比较一致的，也可以经一次会议审议后即交付表决；三是，如果法律案经常委会三次会议审议后，仍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由委员长会议提出，经联组会议或者全体会议同意，可以暂不付表决，交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一步审议。
根据立法法规定和实践做法，三次审议之间的主要分工是：
一审，在常委会全体会议上听取提案人关于法律草案的说明，然后在分组会议上对法律草案进行初步审议。一审着重审议制定该法律的必要性、可行性和法律的框架结构是否合理等问题。
二审，在常委会全体会议上听取法律委员会关于法律草案修改情况和主要问题的汇报，然后在分组会议上对法律委员会提出的法律草案修改稿(称“二次审议稿”)进行全面、深入的审议。二审重点审议法律草案二次审议稿对若干主要问题的规定是否合适、可行。
三审，在常委会全体会议上听取法律委员会关于法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然后在分组会议上对法律委员会提出的新的法律草案修改稿(称“三次审议稿”)再次进行深入的审议。三审的审议重点是，各方面提出的对法律草案中若干主要问题的意见是否得到妥善解决，对没有采纳的意见是否有充分、合理的解释和说明。根据常委会的分组审议意见，法律委员会在当次会议中再次召开会议，对法律草案进行必要的修改，提出法律草案建议表决稿，交分组会议作最后的审议。如果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建议表决稿没有大的不同意见，则由委员长会议提请常委会全体会议表决，以全体常委会组成人员过半数通过。
4．关于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制度。在立法过程中，除了人大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参加审议讨论、提出意见外，还要广泛听取各个方面的意见，是我国立法工作必须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和基本经验。立法法总结实践经验，对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制度，作出了比较全面的规定。主要包括：书面征求意见、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向社会公布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等几种制度。
书面征求意见和座谈会简便易行，可以根据法律草案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有针对性地确定书面征求意见和参加座谈会的机关、组织和专家，便于对有关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因此是我国立法实践中最经常运用的两种方式。
论证会，是就法律草案中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问题，邀请有关方面的专家从科学性、可行性角度进行研究，提出论证意见。论证会制度主要是解决立法的科学性问题，论证意见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对立法具有重要影响。为了保证论证意见的客观、公正，举办单位在邀请论证会参加人员时．应当使持各种不同意见的专家都有代表参加，发表意见。论证结论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由同意论证结论的人员签署，并附少数人的不同意见及其理由，以供立法机关作出全面判断。
听证会，是面向社会公开举行听取意见会的一种方式。听证会的主要特点：一是公开、透明。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内容一般事先向社会公布，如果公民有意愿出席听证会发表意见，可以报名参加。听证会一般公开举行，允许公众旁听和新闻媒体采访、报道。但如果公开举行会损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则可以不公开举行。二是充分、客观。听证会的组织者应当在报名参加听证会的公民中选择各种不同意见的代表参加听证会，以使各种不同意见都得到比较充分的反映和表达。三是程序性强。听证会参加人员往往比较多，为了使参加人员都有平等的机会发表意见，也为了提高听证会效率，听证会一般都要制定听证规则，对听证会的发言顺序、发言时间、会场纪律等作出规定，以保证听证会有秩序地进行。听证会结束后，应当将听证记录整理成听证报告书，提交常委会作为参阅资料。
向社会公布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是立法发扬民主的又一重要方式。对于一些重要的法律案，特别是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案，除采取以上几种方式征求意见外，还采取向社会公布法律草案的方式，公开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实践证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好办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先后向社会公布了宪法修改草案、民法通则草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婚姻法修改草案等十多部法律草案，公开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收到了很好效果。
(四)法律案的表决
列人全国人大会议审议的法律案，经法律委员会统一审议提出的法律草案修改稿，交各代表团进行审议，然后由法律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进行修改，提出法律草案建议表决稿，由主席团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由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法律案，经法律委员会统一审议提出的法律草案修改稿，交常委会进行审议，由法律委员会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进行修改，提出法律草案建议表决稿，由委员长会议提请常委会全体会议表决，由全体常委会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所谓全体代表或全体常委会组成人员，是指实有全体代表或全体常委会组成人员，不是指代表名额或常委会组成人员名额，也不是指到会的全体代表或全体常委会组成人员。所谓过半数，是指赞成票超过全体代表或全体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半数，赞成票刚好是半数，不是过半数。
(五)法律的公布
法律的公布，是立法的最后一道工序，是法律生效的必要条件。经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由国家主席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签署公布法律的主席令载明该法律的制定机关、通过和施行日期。
法律签署后，及时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和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报纸上刊登。在常委会公报上刊登的法律文本为标准文本。所谓标准文本，就是凡发现各种法律文本之间不一致的，均以常委会公报上刊登的法律文本为标准，以维护法制统一，保证法律的正确贯彻实施。

『柒』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过程中，坚持依宪治国和立法先行有何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以执政党最高政治文件和最高政治决策的形式,对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引导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通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法治轨道上积极稳妥地深化各种体制改革,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制度化、法治化的引领、规范、促进和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对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内容.我国宪法规定,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目标,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基于“没有法治,就没有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思维,基于依法治国“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新认识,基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的新判断,基于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的新理念,我们必须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高到落实党和国家整体发展战略总抓手的新高度来把握,把弘扬法治精神、培育法治文化纳入到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范畴中来展开,把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保障宪法法律实施置放到维护国家治理权威、夯实党的执政基础、保障人民基本权利、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大格局中来落实,把建设法治体系、发挥法治功能的基本要求贯彻到引领深化改革、促进全面发展、构建有序社会、保证长治久安的具体实践中来实现.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新形势下发展人民民主的根本保障.依法治国的要义是,通过反腐治权、依法治官和监督制约公权力,通过尊重保障人权和基本自由,实现人民民主.因此,发展人民民主,保障人民作为国家和社会主体的政治地位和主权权利,必然是依法治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发展人民民主对依法治国的新期待,不仅表现或者停留在公民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依法享有管理权、知情权、参政议政权、监督权等政治民主和政治权利方面,更多的是表现在对社会民主与社会权利,如自我管理、社会保障、医疗养老、住房就业、教育卫生、公共服务等;经济民主与经济权利,如参与经济决策和管理、获得财产或企业股份、参加工会、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带薪休假、适当生活水准权、安全生产等.广大人民群众不仅需要抽象的民主政治权利、民主政治参与,更需要具体实在可参与、被尊重、平等公正的民主政治权利；不仅需要玻璃天花板上可望而不可及的民主政治权利,更需要兑现实在实惠实用的人身财产权利、经济社会权利、环境生态食品安全权利等具体权益.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主要途径.依法治国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主要途径.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要推进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法治化、民主化、科学化和信息化,核心是推进国家治理的法治化.一方面,要推进国家治理制度体系的法治化.法治国家治理制度体系中的绝大多数制度、体制和机制,已通过立法程序规定在国家法律体系中,表现为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因此,发展和完善国家法律体系,构建完备科学的法律制度体系,实质上就是推进国家治理制度体系的法律化、规范化和定型化,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国家制度体系.另一方面,要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的法治化.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的法治化,归根结底是要增强治理国家的权力(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强化宪法和法律的实施力、遵守力,提高国家制度体系的运行力、执行力.应当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法治基本方式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全面依法治国不仅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内容,而且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和基本方式,对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引领、规范、促进和保障等重要作用.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在需要.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强调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社会分工、公平竞争和自由等价交换,实现市场资源的有效合理配置.因此,要充分发挥市场功能,必须规范政府行为,将权力关进法律和制度的笼子里,防止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不当干预、过分干预,依法保证市场主体自主决策、分散决策；必须保护财产权利与人身自由,保证市场主体平等地位,实现公平竞争；必须贯彻诚实信用原则,降低交易成本；必须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有效解决争议,维护市场秩序.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完善法治体系,形成良好法治环境,实现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通过民主科学立法,实现初始环节资源配置的分配正义；通过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实现法律的执行正义和矫正正义功能.司法作为社会的“稳定器”,可以为市场经济改革提供一种缓和机制.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加快法治中国建设的必然要求.建设法治中国,是中国人民对自由平等、人权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秩序、尊严幸福等法治价值的崇高追求,是坚持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国家工作法治化的实践过程,是人民依照宪法和法律管理国家、治理社会、配置资源、保障人权、驯化权力的良法善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要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不断深化法制改革,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推进依宪治国,切实尊重和维护宪法权威；推进民主科学立法,不断完善中国特色法律体系；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成法治政府；推进公正司法,建设独立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推进全民守法,加快建设法治社会；推进依法治军,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努力推进地方法治建设,夯实依法治国的实践基础；推进法治国际合作,完善国际法治新秩序.最根本的,是要全面推进依法执政,切实加强和改善党对依法治国事业的领导和保障.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实现公平正义的基本途径.公平正义是当代中国社会的普遍价值追求,但却见仁见智,没有共识性的最大公约数.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我们不宜抽象地主张公平正义,而应当通过法律和法治来表达和实现可操作的公平正义:一要充分发挥法治的功能,重构我国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评判体系,把公众对于公平正义的利益诉求纳入法治轨道.通过科学立法,把抽象合理的公平正义诉求转化为具体明确的法定权利或权益；通过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保障公众的合法权益.公众通过法治方式,依法维护和实现自己表现为法定权利或权益的公平正义.二要通过公平公正的实体法,合理规定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合理分配各种资源和利益、科学配置各类权力与责任,实现实体内容上的分配正义.三要通过民主科学的程序法,制定能够充分反映民意并为大多数人接受的程序规则,从程序法上来配置资源、平衡利益、协调矛盾、缓解冲突、规范行为,实现程序规则上的公平正义.四要在发生矛盾纠纷等利益冲突问题时,通过包括司法程序在内的各种法治程序、法治机制来解决,实现法治的实体与程序公正,至少是法治程序的公正.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反腐治权的治本之道.权力腐败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死敌,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最大障碍.应当更加重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把权力放进法律制度的笼子里,完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反腐治权,切实从体制、机制和法治上遏制并解决权力腐败问题.腐败现象千变万化,腐败行为林林总总,但归根结底是公权力的腐败,因为权力不受制约必然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所以各法治国家要依法分权和治权.公权力腐败的表现形式五花八门,公权力腐败的原因不尽相同,但归根结底是权力寻租,是掌握和行使公权力的各类主体的腐败,而这些主体基本上都是政府官员和公职人员,所以各法治国家不仅要依法治权,而且要依法治官、从严治吏.在我国,依法治权、依法治官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是法治思维下反腐治权的必然要求.反腐必须治权,治权必靠法治.

『捌』 法律优先原则的在行政法中

“法律优先”一词，源自德国行政法鼻祖奥托．迈耶之首创，他认为，法律为国家意志中法律效力最强者。到目前为止，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在论述依法行政的基本要素时，也大都把法律优先作为其中的一项。只不过，在他们那里，法律优先的含义相当宽泛。法律优先（法律优位）这一概念被引人我国行政法学时，多数学者则将其内涵相对限制在法律与行政立法的关系上，认为法律优先的基本涵义是指法律优先于行政立法，即强调法律对于行政立法（行政法规和规章）的优越地位。
在各种社会活动中，法律优先原则还应包括司法活动优先于其他活动，以体现社会对法律的遵从和敬畏。对于一个公民。但参与司法活动和其他活动出现时间冲突时，应当优先参与司法活动，使司法活动得到优先的保障。 在我国行政法学中引入法律优先这一概念是必要的，但没有必要象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那样宽泛地使用这一概念。因为他们所使用的广义上的法律优先一词，实际上从一个侧面表述了依法行政的全面涵义。而目前，我国行政法学明确而公认的概念——“职权法定”已经表述了依法行政的表层涵义，即“任何行政都必须具有法定依据，而不得与之相违反”。只是作为依法行政所依之“法”的关系，尤其是法律和行政立法之间的关系却一直没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概念来表述。法律优先一词则能够准确而明快的概括出法律与行政立法的关系。
同时，在这种意义上使用法律优先一词，也表明在这里，“法律”仅限于狭义上，即仅指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因而与其字面含义相一致。并且，德、日学者所使用的法律优先一词，只是说“行政”是广义上的，即法律优越于一切行政活动，而其中的“法律”在本意上则仅限于狭义上使用。因此，将法律优先的基本涵义限定在法律与行政立法的关系上是适当的。这样，法律优先原则与法律保留原则一起分别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共同说明法律与行政立法的关系，进而与职权法定原则一起共同构成了行政法定原则或者依法行政原则的完整内容。
据此，法律优先原则的基本涵义是指法律对于行政立法几行政法规和规章的优越地位。从这个角度而言，法律优先实质上强调的是法律的位阶体系。所谓法律位阶，是指“一部法律在一个国家法律体系中的纵向地位。”
在我国，权力机关的立法权居于立法活动的主导与核心地位，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立法权的依据和基础。行政立法为从属性立法，是在国家权力机关立法权保留之外的立法，并要受权力机关的监督。
法律优先原则作为法律位阶的行政立法中具体作用的客观要求，在强调国家立法权限与行政立法权限划分的同时，侧重于要求低位阶法律规范的制定必须以高位阶的法律规范为依据，前者必须服从于后者，并不得与之相抵触。
据此，法律优先原则又可具体导出“根据（法律）”和“不相抵触”两个派生性原则：
一是“根据（法律）”原则。该原则是指行政立法应服从法律位阶的要求，以上位法作为行政立法的根据。“根据（法律）”原则理清了立法权在不同地位的国家机关的权限划分标准，保障了国家立法体系的统一性和有序性，同时也是对行政立法内容的一种限定，使行政立法遵循上位法的规定，符合内容合法有效的成立要件。
二是“不抵触”原则。所谓“不抵触”，是指在法律位阶的层级结构中，下位阶的法律不得与上位阶的法律相冲突，凡有冲突应以上位阶的法律为准绳。与“根据（法律）”原则相比，“不抵触”原则主要侧重于行政立法的内容不得与法律相抵触。行政机关为了执行法律而进行行政立法，必须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和原则，其立法内容不得与法律相悖。

『玖』 立法体系与法律渊源的关系

不太懂的小白说:法律渊源大概是指法律的来源 ，例如诸如1.民族习惯 2.历史渊源（常见于海洋法系）3.在立法前已经存在的成文或不成文法规或协定（中世纪西欧各城帮或者公国在统一后常选取各城帮中相近的类似的条文填充进全国范围内立法的法律内。文字复兴后南欧各国的商贸法也大多脱胎于立法之前行会，商会的协定与条文。） 3.一些普遍适用于当地的道德约束内容 4.宗教信仰 这就太多了 政教合一的国家随便找一个都是。法律渊源偏重于“法律为什么这么制定”。而立法体系指的是立法的机构 程序 包括法律法案条例的采集整理 法律所保护的适用的对象（同样是人，古雅典的法律只保护公民不保护奴隶，甚至是奴隶最基本的生命健康权益都不受法律保护。最早的汉谟拉比法典也是）立法体系更偏重于“法律是如何制定出来的”
另 不太同意绿包菜的“先立法后渊源”，渊源早于立法，且立法必须尊重渊源。当然仅从“立法”这个微观角度来讲必然是先准备立法 再考虑法律来源。

个人见解

『拾』 法律是以情为先还是以法为先

古人云法律不外乎情理，有合理性。指在立法时要考虑道德人情。但守法、执法应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排斥人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