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法治思维

㈠ 如何进一步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

第一，建立健全廉政风险防控制度。
第二，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
第三，着力健全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等制度
第四，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

㈡ 如何用法治思维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干部清来正、政府清廉、自政治清明”，这是十八大提出的建设廉洁政治的重大任务。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三清”目标的提出，使得反腐败工作更具针对性和时代感。
靠什么打造廉洁政治？权力制约是治本之策。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反腐败的过程，既是查办案件的过程，更是制度建设的过程，特别是对权力的制约乃至制衡的过程。这是反腐攻坚最大着力点。
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只有健全权力运行机制和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只有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加强反腐败立法，最大限度减少体制障碍和制度漏洞，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反腐败斗争才有根本依托、党才能在建设现代政党上迈出新步伐。

㈢ 谈谈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的必要性政治

A 谈谈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的必要性

在法治框架下查处腐败，使反腐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这是我们党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根本方向。

1、腐败的实质是权力的滥用，反腐败的核心是制约和监督权力。通过法治反腐，加强改革限权，强化监督制约，才能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彻底压缩腐败滋生空间。

某种意义上说，法治反腐也意味着制度反腐，通过制定和实施法律，限制和规范公权力行使的程序和方式，在公正、透明的运行机制中，使公权力执掌者不能腐败、不敢腐败，达到减少和消除腐败的目标。

2、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我们就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就能从源头上、根本上遏制特权思想、预防权力腐败、维护法律尊严。

相比其他反腐形式，法治反腐更加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加强顶层设计，更加强调一切皆断于法，权力法定，程序法定，更加注重发挥反腐的司法手段和司法威力，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对于公权力的引导、规范和制约作用。这一方式，也符合当前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的制度安排：通过不断加大查处力度产生威慑效应，及时打消腐败分子的侥幸心理和社会公众对反腐‚一阵风‛的担心；通过巡视监督、干部约谈、报告抽查等密集组合拳，抓早抓小，持之以恒，激发公众反腐热情，建构社会反腐信心。

3、在反腐这场艰巨战中，如果打虎者自身不硬气，缺乏法治思维，不可能取得反腐决定性胜利，也无法为改革保驾护航，打虎者同样也应受到监督。

㈣ 反腐新常态，新在那些方面

新常态一：强化制度建设成为新常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反腐原则，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建立科学、健全、可行的防腐、反腐、惩腐制度，为权力规范运行划定界限，才能确保反腐倡廉工作的持续化和常态化。
新常态二：党员守纪律、讲规矩成为新常态。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要加强纪律建设，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新常态三：强化国有企业监督成为新常态。

㈤ 强调法制化反腐就是要用什么和什么反腐最重要的是强调

摘要 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深入推进反腐败工作

㈥ 如何法治思维法治方式依法依纪安全文明办案

依纪依法安全文明办案，并不是一句空话，更不是一句口号，而是需要我们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予以高度重视，需要我们办案人员一丝不苟地加以贯彻落实，因此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要做到依纪依法安全文明办案，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具体工作。
1、牢固树立正确的执纪办案观念。观念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要做到依纪依法安全文明办案，必须树立正确的执纪办案观念。现实中，存在着“为了查案而查案”的错误办案观念，机械地认为查案越多越好。在这样错误办案观念的影响下，是绝对不可能做到依纪依法安全文明办案的。要做到严格依纪依法安全文明办案，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办案人员，树立正确的执纪办案理念，坚持查实问题、惩治腐败是成绩，澄清是非、保护干部也是成绩，要把查办案件放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中把握，坚决查处破坏改革、阻碍发展、影响稳定的违纪违法案件，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坚强的政治和纪律保证。
2、加强案件查办工作的制度建设。制度建设是保证。要做到依纪依法安全文明办案，必须加强案件查办工作的制度建设。要建立健全案件查办工作的相关制度，细化办案环节的程序规定，明确办案人员有关安全文明办案的职责规定等。通过建章立制，使办案人员有章可循，安全责任落实到人、安全措施落实到位，确保案件查办工作顺利进行、有序推进。一是建立健全线索排查管理制度，规范线索排查的方式方法，实行案件线索管理、移送、运行的有序化。实施案件线索集体排查制度，优化案件线索质量。集体排查方式，可以充分利用综合分析的作用，发挥集体智慧，优化从各个途径集中来的线索，发挥线索本身最大的效益和附加值。建立“违纪违法案件线索库”，集中管理案件线索。建立“违纪违法案件线索库”有利于线索的集体排查，有利于线索的统计分析，有利做好线索的保密工作。案管室要加强与公安、检察、法院、审计及行政执法机关的联系，与本部门各职能室、各下级纪检监察组织及派驻纪检监察机构联系，及时收集和储存案件线索，实行动态管理。完善案件线索排查移送协作机制，规范案件排查移送。案件线索的来源是多方面的，如何将这些线索及时收集和按规定办理，关键在于形成有效的案件线索排查移送机制，落实和强化反腐败协调小组各成员单位移送线索的责任，规范移送程序和移送方式。二是建立健全案件办理工作制度，把严格依纪依法办案的要求贯穿到办案的各个关键环节，实现办案工作的规范化。办案工作制度是办案人员查办案件的必须遵循的制度，是评审案件质量的依据，是实施监督检查的规定性条文，要努力规范办案流程，增强办案工作的程序性。建立程序化的查案工作机制，包括初核、立案和处理的审批程序，调查取证程序，审理程序，处分决定执行程序等，这些程序是规定也是细节，须认真落实。强化办案法规制度的执行，增强办案工作的法制性。执行办案制度，在法律法规内履行纪检监察机关的查办案件职责，是建设法制国家的必然要求。三是建立健全案件监督检查制度，严格案件考评监督制约机制，实行监督检查的全程化。强化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建立办案责任制，明确案件办理人员之间的关系和应负的责任，保证办案人员职责分明，责任明确。建立办案回访制，对案件办理人员遵守办案纪律的情况进行事后了解，促进廉洁办案和文明办案。建立办案人员责任追究制，对案件办理人员的违纪违法行为进行责任追究。打破办案封闭模式，主动接受社会各界和广大干部群众的监督，这有利于发挥案件查办工作的社会综合效应，对于拓展纪检监察机关的办案思路，提高纪检监察机关的办案水平，严格纪检监察机关依纪依法办案行为有着广泛而深刻的意义。

㈦ 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

一要不断完善反腐败法律制度体系。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要通过废、改、立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反腐败法律制度体系。要善于将党的反腐败主张和决策转化为人民的共同意志，通过国家立法将反腐败工作纳入制度化、法律化、程序化轨道。在十二届人大已将反腐败法列入未来五年立法规划的基础上，要就尽早着手、科学论证、开门立法、广聚民意，加快制定出台反腐败法、重大事项决策程序法、公共信息公开法、预防和处理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法、举报人和证人保护法等法律。要在罪刑相适应的原则下，进一步加大对腐败犯罪的惩罚力度。要做到预防与惩治、治标与治本，监督与查处、实体与程序、运作规则与一般程序并重。要加强党内立法与国家立法的协调配合。要对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进行清理，过时的及时废止，不完善的要尽快制定实施细则，需要制定配套制度的要抓紧制定，切实提高法律制度的可行性、有效性，为制度刚性运行夯实基础。
二要大力培养反腐败的法治思维。人的因素是最重要、最具变化性的因素，只有大部分社会成员具备了法治思维，反腐败法律制度才能落到实处。因此要加强法治文化宣传和教育，在全社会涵养制度为要、法律至上的法治精神，努力提升法治理念。使全社会成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都能体现法治精神，让“合不合法、合不合程序”成为一种惯性思维。要加强党员干部的党纪政纪法纪教育，组织干部学习法律，引导党员干部做到一切立身行事都以法律为准绳，自觉忠于法律、遵守法律，增强公务人员执法、守法自觉性。要旗帜鲜明地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切实解决好侵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使领导干部真正敬畏法律、敬畏民意、敬畏岗位。
三要依法监督保证法律制度刚性。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法律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要通过不断深化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强化纪委的监督责任和监督的相对独立性、权威性，来确保制度执行到位、刚性运行。推进反腐败治理体系现代化。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盯紧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使各级领导干部习惯在监督下工作，在法治轨道上用权，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要深化改革，完善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进一步畅通监督渠道，通过治方式引导和规范群众有序参与监督。鼓励实名举报，善于运用法治方式处理涉腐网络舆情，做到积极应对，正确引导。要进一步加强“三转”，依法加强监督检查，做到不错位、不越位、不缺位。要建立健全责任追究机制，对权力失控、决策失误、行为失范、以权谋私等行为，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切实维护法律制度刚性。
四要坚持使用法治方式惩治腐败。坚持有贪必肃、有腐必惩，把查处违纪违法案件作为纪检监察机关的基本职能，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做到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同时必须要坚持用法治方式查办案件，坚守依纪依法安全文明办案这一原则。要坚持实体正义和程序合法的统一，健全办案制度、切实规范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尊重和保障公民权利，保障被调查人的合法权益。要规范办案流程，正确使用“两规”“两指”措施，绝不能随意性执纪、选择性查处和越权违规办案。要充分发挥反腐败协调小组的作用，加强职能部门间协同办案、信息沟通、案件移送，做到“快查快结”。要严格遵守案件线索规范管理、办案安全事故相关人员的责任追究等工作制度。要细化办案标准，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量纪恰当、手续完备，使查办的每一个案件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五要打造过硬队伍提高法治能力。要按照打铁先要自身硬的要求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设，切实防止“灯下黑”，提高纪检监察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的能力，推进反腐败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强化教育，进一步增强纪检干部的法纪意识，夯实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要建立健全考评制度，定期对纪检监察干部进行法律知识考核，并运用好教育考核结果，重视提拔使用法治思维意识强、善于用法治方式开展工作的干部。要强化管理，促使纪检监察干部进一步树立“没有安全就没有办案，违反审查纪律就是违反政治纪律”的底线思维，严格执行和落实各项制度和规定。要强化监督问责，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坚决制止，对不适合纪检监察工作的人员坚决调离，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查处纪检监察干部违纪违法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姑息、决不袒护、决不手软，用铁的纪律打造过硬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腐败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最大的毒瘤，而法治是人类目前为止发现的最好的社会治理方式，是治疗社会弊病的良药。纪检监察机关只有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谋划工作，才能在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融入到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旋律中去，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㈧ 从依法治国角度谈谈目前党内惩治腐败分子力度的看法,并谈谈如何对公务员进行

一是监督“公开”制度的落实。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等方面的公开，作为一个制度确立并实施，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是充分运用了“阳光是最好防腐剂”原理，是防腐、揪腐的最有力举措之一。为此，一切法律法规、制度、文件，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应当保密的外，都应当通过互联网等媒介向社会公开，让公众知晓、随时方便地查阅，以此最大限度压缩权力暗中运行的空间。纪检监察等机关必须担负起此项监督重任，对没有落实到位的，毫无例外地点名道姓通报并依法追究责任。把“口头上的正义”外化为“看得见的正义”。
二是监督“权力运行”制度的落实。把权力关进笼子，要靠建立健全制度，但落实制度更是关键。如干部选拔任用、政府采购、招投标、司法拍卖等，几乎都是有比较成熟的法律规定，然而从已处置的“老虎”、“苍蝇”来看，无一例外都是无视法律法规等相关制度的存在。有法不依问题不能仅仅指望制度执行者自身的觉悟来纠正，“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必须加强监督，进而发现问题并惩处矫正，才能促进和保证制度的真正执行。监督机构在无力全方位监督的情况下，应着力对重点部门、重点岗位人员监督。重点部门中的重点是那些群众反映强烈、前腐后继、连续在同一职位上落马多人的部门；重点岗位人员中的重点是领导干部，重点中的重点是“一把手”，因为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吏腐腐一个，官腐腐一窝。”同时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让一切腐败行为无处遁形。
三是监督反腐“责任制”的落实。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明确了惩治和预防腐败“一个目标、两大方针、三项任务、四种责任、五项措施”。各级党委就落实《工作规划》制定方案、进行任务分解、细化并明确了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建立了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责任制。这个责任制度是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的重要保障，尤其是《工作规划》关于“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纪委要切实承担监督责任”、“强化对监管者的监督”、“加强对同级党委特别是常委会成员的监督”、“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解决影响司法公正的深层次问题”等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的新规定新要求，是对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最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㈨ 对反腐新常态的分析和对待

一、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用道道禁令严反“四风”，以“零容忍”态度严惩腐败，以强化制度约束严管干部，形成了抑制腐败、惩治腐败的社会氛围和高压态势。要继续保持这种高压态势不放松，坚决遏制住腐败蔓延势头，不断加大治本力度，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常态化。

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凡发现腐败案件，都必须依纪依法严肃查处。查办腐败案件，严惩腐败分子，历来是我们党治理腐败的基本途径。改革开放以
来，我们党不断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但腐败频发、多发的势头仍未有效遏制。究其原因，与反腐力度不够直接相关，难以遏制腐败势头，标本兼治状况下，治标力
度不够，治本难以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强调有案必查、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明确提出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反腐治标的力度之大、范围之广、
进展之速、效果之巨，营造着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赢得了全党全社会的拥护。每个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心存敬畏，不应心存侥幸，谁要以身试法，必将身败名
裂。

坚持惩防并举、
以惩促防。惩治与预防是反腐败斗争的两个基本要素，两者相辅相成。从总体上看，反腐败斗争是以惩治为基本特征的执纪执法活动，其内在逻辑是以惩促防，以防
固惩。反腐治标与反腐治本是惩与防的关系，只有充分发挥查办案件的治标功能，制度建设等治本措施才能落到实处。以惩促防，就是通过执纪执法建议，帮助发案
单位分析犯罪成因，总结监管漏洞，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完善廉政措施，通过对腐败分子的惩治及腐败个案的剖析，强化党纪国法的警示教化功能，使有犯罪动机的
人及早刹车，悬崖勒马，使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心灵受到洗礼，从而实现“办理一案，教育一片，治理一方”的目的。

坚持自律与他律结合。“伸手必被捉”，是党员干部自律防腐的警言，蕴含丰富的人生哲理。但是，当道德防线被私利的欲望冲破之后，“伸手必被
捉”，就必须靠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职能部门的有力查处才能实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人民监督，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将腐败问题和
有关情况提供给职能部门，极大提高了腐败的发现机率。群众监督和及时查处所产生的冲击效应，释放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正能量，营造着“伸手必被捉”
的反腐氛围。提高腐败发现机率的人民监督和职能部门的有效查处，必须持之以恒、常态发力。

二、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

法治是一种理性的办事原则、理性的社会秩序、理性的法律精神和民主的法制模式。实践证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应具有以下特征：

以程序正义为基础。只有通过正义程序的演绎，才能有效实现实体公正。要强化依法履职的责任感，并通过改进执纪执法办案评价标准，完善执纪执法人
员行为规范，强化违反规范执纪执法行为的惩戒等措施，坚决杜绝乱作为，有效防止不作为，切实规范执纪执法行为，确保查办腐败案件工作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要
完善查办腐败违纪违法案件的程序措施和工作机制，转变调查、侦查、审判理念，坚持办案工作重心前移，强化案件初查工作；完善初查措施，规范初查程序，
遵循调查、侦查工作规律，准确把握立案条件；完善调查、侦查手段，提高调查、侦查工作科技含量；完善侦查指挥体制，规范侦查指挥机构设置，实现线索统一管
理、侦查统一指挥、资源统一调配。检察机关与纪检监察机关配合协助，明晰各自的法定职责，构建纪检监察与职务犯罪侦查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依法
反腐运行机制。

以实体公正为核心。实体公正强调纪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纪律法律，都要受到纪律法律追究和惩处。要坚持
查办贪污贿赂与查办渎职犯罪并重，查办发生在领导机关、领导干部中的要案与发生在群众身边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案件并重，查办受贿案件与行贿案件并重，查办
贪贿数额大的案件与贪贿数额虽然较小但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案件并重；办案活动以纪律法律为准绳，重事实，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客观公正地查办案件，尊重
和保障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严格区分犯罪嫌疑人与证人和普通群众的界限，不能把证人和普通群众当作犯罪嫌疑人来对待；认真研究和正确把握法律政策界限，严格
区分工作失误与渎职犯罪，经济纠纷与经济诈骗，正常合法收入与贪污、受贿，资金合理流动与徇私舞弊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企业依法融资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罪
与非罪的界限。对进入司法程序的腐败案件，依法保障律师的会见权和知情权，在与律师的良性互动中提高案件侦查质量，增强办案的客观性和准确性，确保案件经
得起历史检验。

以执法效能为关键。我国反腐败查办案件包括党内执纪、行政执纪、检察执法、审判司法等职能活动。其中，党内执纪和行政执纪，是党和政府对腐败的
非刑罚惩治；检察与审判的执法司法，是依照国家刑事法律对腐败的刑罚惩治。提高反腐败执法效能，就是要提高反腐败非刑罚惩治和刑罚惩治的能力和水平。增强
执法效能，必须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专业化执纪执法队伍，健全完善反腐败执纪执法体制机制，提高发现和证实腐败行为机率，提高惩治和防控腐败违纪违法效
率。为此，要增强初核初查能力，为立案调查、立案侦查工作启动打下坚实基础；增强询问、讯问能力，注重法理情并用，注重教育感化；增强运用信息化平台全面
取证能力，推进侦查信息、执法信息共享和公共信息快速查询机制建设；增强反腐败国际合作能力，在境外取证、追逃、追赃、遣返、引渡以及预防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

以强化监督为保障。要切实加强自身监督制约机制建设，着力解决执法办案不文明、不规范问题，严肃查处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切实做到自身正、
自身硬、自身净，确保执纪执法权依法规范行使，违纪必惩，违法必究，权益得到保护，正义得到伸张。要尊重人民群众在反腐败中的主体地位，健全民意收集、研
究与转化机制，探索建立群众投诉及时受理与查究反馈机制；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控告、申诉、举报，及时发现和解决执纪执法活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最大限度满
足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与监督权，增强执法透明度，借助互联网搭建沟通、互动和监督平台，实现办案人员网上交流、网上对话，广泛接受社会各界
对办案工作的监督，让群众从办案中沐浴到法律公正的阳光。

三、以“零容忍”态度彻底反腐败

彻底反腐败，必须立足于查办案件，着眼于制度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想腐的保障机制，是反腐败新常态的基本走向。

完善反腐败国家立法，强化“不敢腐”的威慑力。完善反腐败国家立法，要将现行党委、政府、国家多元化惩治腐败制度整合为一元化反腐败国家立法，建立融实体法与程序法一体、非刑事处罚与刑事处罚结合、与世界反腐败公约接
轨的反腐败基本法律，切实做到让“制度的笼子”通上“高压电”。增强惩治腐败的必然性，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不管什么人，“出笼”必
受惩，“老虎”、“苍蝇”一起打，不搞“网开一面”和“下不为例”。增强惩治腐败的及时性，对“出笼”行为露头就打，快速处理，及时纠正。增强惩治腐败的
严厉性，综合运用法律、组织、经济等处罚措施，加大惩治力度，特别是对严重损害公众利益的滥用权力行为，要予以重罚，以有力的惩治保证权力规范运行。

健全防腐制度体系，强化“不能腐”的防范力。一方面，优化权力结构，合理配置公共权力。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
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遵循精简、统一、高效原则，对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适度分解与平衡，使三者之间既相互统一，又相互制约。在厘清权力事项的基础上，
合理分解配置一把手的权力、重点岗位的权力、上一层级的权力，从制度机制上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和扩张甚至滥用。另一方面，制定科学严密的“制度笼子”。从实
际出发制定制度，注重解决实际问题，使制度既在理论上站得住，又在实践中行得通。当前要围绕限定权力范围、厘定权力界限、减少自由裁量、规范权力运行等建
立健全制度，合理设计权力行使流程，杜绝权力寻租，使权力授予、行使、监督全过程和各环节都有制度规范，形成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
制，特别要围绕问题易发多发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及时对现有制度查漏补缺，把行使权力的漏洞彻底堵死。
加强纪律作风建设，强化“不想腐”的自律力。坚持警示教育与法纪监督相结合。通过“抓大”、“严小”，出重拳、下猛药，使“抓大”形成威慑，同
时从小问题抓起，使“严小”成为习惯。坚持制度教育与制度建设相结合。每项制度规定都要明确具体，把“大力提倡”变为“硬性规定”，将“自由裁量”化为
“具体标准”，不仅有要求，还要有罚则，压缩弹性空间，增强刚性制约；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完善制度、制约权力，做到依法确权、依法限权、依法用
权，用法律监督制约权力。注重预防腐败的制度设计，从公务人员日常的细微行为出发，作出详细、具体的规定，明确违反行为准则的严重后果，从“前端”杜绝腐
败发生的可能。坚持作风教育与行权公开相结合。深入推进党务、政务、司法等公开，不断扩大公开领域、内容和范围，凡是经济社会发展重大事项、群众普遍关注
事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事项、易发生腐败问题领域和环节的事项，都要做到及时公开，提高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建立健全公众参与、专家咨询、公示、听证等重大
事项决策制度，畅通监督渠道，广泛听取民意，保障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让权力在群众监督下运行。发挥舆论监督、网络监督作用，使权力运行
“出笼”行为及时暴露在公众监督的阳光之下。

㈩ 法治思想应当具有什么样的内容

规则至上思维

普遍的法治思维，一切从讲规矩、讲规则开始。在任何工作中，制订规则很重要，制订“良法”（合理的规则）更重要。在有规则之后，尊重规则成为第一要务。规则至上思维，就是以既定的法律规则为依据，运用法律规则中的法律术语进行观察、思考和判断。

比如，某派出所接到电话举报，称其辖区内一居民正在家里播放黄色录像，遂派4名民警未带任何文书在该居民房屋外通过门窗向内窥视，之后又强行进入居民家中搜查。此时，一个有法治思维的民警就应该考虑：我已经具备为此事出警的法律依据了吗？事实上，与此事有关的法律规定简单而又明晰。相关法律只规定不得“组织播放淫秽音像”，而没有规定不得在家里播放淫秽音像。因此，民警不能以此为由搜查该公民住宅，更不能因此惩罚观看淫秽音像的公民。

从法律人的专业角度来讲，规则至上思维就是在严谨的概念、严格的逻辑、严密的方法之下，形成概念主义或注释主义的思维和方法。当然，规则与规则之间是有效力高低或优先秩序的。比如，当法律与宪法相矛盾时，以宪法为准；当行政法规与法律相冲突时，以法律为准。当同等级别的老法规则与新法规则相冲突时，应当坚持“后法优于前法”原则。当同一效力级别的特别法规则与一般法规则相冲突时，坚持“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

所谓“法无明文不为罪”，其实就是指一切被定为犯罪的行为必须是刑法明文规定的，法律上无明文规定的行为不得类推为犯罪。当遇到复杂案件而法律不明确甚至出现漏洞时，除刑事案件外，均需要对法律规则进行解释，借助一套法律方法来对付这种规则大前提下的缺陷。这套法律方法通常是为法官、检察官和律师所熟练掌握的。如果党政领导干部不了解这套法律方法，可以借助于法律顾问。随着法治的深化，这类问题日益凸显，所以此次四中全会提出“积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

在法治的要求下，任何人都要守法，党委和政府也要守法，并且必须带头守法。比如，前述案例中的这四个民警不能认为：既然自己是执法者就有理由来治安，就可以无视民权而强行进入民宅。公权力主体应当对法律怀有敬畏之心，这才是法治思维。

改革30多年来的事实告诉我们，法律规则难免与改革时势不一致，甚至束缚改革。但是，当前的法治形势与过去数十年已有所不同。在法律体系已基本建立的今天，如果我们仍像过去那样认为“改革可以冲破法律禁区”，就不合时宜了，也是对法治的破坏。所以，四中全会还提出，要“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当法律规则发生错误或者滞后的问题时，我们可以、也必须通过法治的方式来解决，通过及时的立、改、废、释，通过程序来解决。
权利本位思维
任何案件到法官律师手里，都必须首先考虑权利及其根据。党政官员在处理涉及公民或法人利益的事务时，也要从他们的权利角度考虑。因为，公民权利是权力的边界。
比如，前述派出所民警查处黄色录像，窥视和强行搜查民宅。面对类似事件，从法治思维的要求来讲，执法者应当多考虑一个问题：公民有没有在家做某事的权利或自由？或者至少要考虑，民警强行进入公民家中搜查某物品，是否会牵涉或影响到公民的某种权利？如果有法治思维，就会比较谨慎地处置类似的事件，也就会用法治方式来管理社会。实际上，该四名民警的搜查行为已经涉及到公民的住宅权。窥视也好、强行进入也好，都构成对该公民住宅权的侵犯。如果执法者多从公民权利角度考虑，就可止步于侵权发生之前。
权利本位思维还表现为人权思维。这主要集中在公权力与私权利直接关联或接触的领域，比如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征地农民的人权、街头商贩的人权等。这就要求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人权意识，要尊重和保障人权。
若是法律上没有规定的利益，是否要尊重和保护？1998年5月，四川省阆中市水观镇个体经营户李茂润受到一精神病患者的严重威胁时，多次向水观派出所求助，但派出所未予理睬。某日，李茂润为了求生，被迫从二楼跳下致重伤，遂起诉派出所。这叫“行政不作为”。这种行为是否应该承担赔偿责任？法律上没有规定，这属于法律漏洞。法院如何判决呢？经过5年的折腾，最后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释，确定本案中存在不作为的行政行为所导致的损害，政府也应当赔偿。因为按照权利本位思维，哪怕法律上暂时没有结论，但只要案件中的公民利益涉及某种权利或至少意味着一项自由，公权力就应当予以尊重。
在市场领域，法治也同样要求法律把禁止公民、法人做的事项列出来。这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法律实践中叫“负面清单”。没有被列入“负面清单”的事项，公民和法人都可以做。这就是所谓“法无禁止即自由”，体现的正是法治思维中的权利本位思维。
权力控制思维
任何不受约束的权力都会膨胀甚至腐败。因此，法治要求权力受到控制，这也就是所谓“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公权力总是有各种正当的理由和目的，来触碰公民权利。比如民警搜查黄碟案中，可以看到警察会因治安的理由而触碰到公民权利，并且很有可能侵犯到公民自由或权利。治安的理由是正当的，可以说政府在多数情况下，行使权力的理由都会是正当的，但是你不能认为自己的理由是正当的，就可以乱来。从社会整体而言，权力不受限制的后果就是：任何人都没有安全感。
正如全国人民支持反腐败，但也都意识到“制度防腐”胜于“人力反腐”。如果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只“制度笼子”该有哪些柱子呢？至少应有五方面：一是权利，比如公民和法人，可对政府提出复议申请，也可起诉。二是法定权限，即法无规定无权力。有些重要事项由法律保留，只能通过人大制定法律，政府不得自行规定；在法律上，把政府权力列明清单，没有列入“权力清单”的，就不是你的权力，你也不能随便给自己增加任何权力。三是正当程序，通过程序来控制权力。如果程序有瑕疵，就会带来行政行为无效的后果。四是监督，通过本系统之外的力量，如人大和法院对政府的监督与审查。五是裁量基准。这是个很重要的“制度柱子”，在四中全会的《决定》中也提到了。
现代行政有自由裁量的情况，要求行政执法者在合法的幅度范围内，还要做到合理。这个合理的基准相当细致也比较复杂，需要行政执法机关在情理和情节上作出规定。比如，食品安全法规定，未经许可生产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10000元的，可处2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在这个范围内的处罚都是合法的，但是，到底处罚多少钱呢？这就需要设定行政裁量基准，按这个既定的基准来权衡裁量。比如，应该考虑的因素有哪些？且要排除不应该考虑的因素，避免以不正当的动机作出行政决定，避免以恶意或不诚实行使裁量权，等等。
程序优先思维
法治思维要求重视程序，充分发挥程序的作用。遇到有争议或纠纷的问题，即使是非对错很清晰，也要善于考虑程序上的处理方式，让争议各方平等地发表意见。如果法律程序不到位，决定可能无效甚至违法。比如，行政机关作出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这里的“告知”就是一个程序。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这个“听证”是作出处罚前的必经程序。执法者要有这个程序优先的意识。
一些西方国家的司法用正义女神作为图腾。这是一位被一块布蒙住双眼的女神。根据我的考证，这块蒙眼布就是正当程序。正当程序有两个功能。一是有意识地阻隔对法外因素的过多考虑。二是有意识地阻隔对结果过早的把握。因此，这也构成了正当程序的优势和特殊功能：把争端各方统一到程序中来。我们的世界已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价值体系五花八门，常常很难就某一点达成一致，一个问题的“正确”答案也是因人而异的。因此，程序是冲突各方最容易达成一致的地方，也是纠纷各方唯一能达成一致的地方。
程序优先思维还意味着，我们对司法权的尊重和对司法程序的尊重。法治思维要求大家不要干预司法活动，应当让司法机关独立公正地行使判断权。这也是各级党政干部有无法治思维的重要标尺。
程序也是一种良好的工作方式。无论是解决纠纷，还是作出决策，都离不开程序。要相信，一切难题总可以在正当程序中突破。所以，四中全会《决定》中在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等方面都强调程序的重要性，特别要求重大行政决策必须“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法定程序，以“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
技术理性思维
在法治社会，法律职业思维与大众生活思维形成鲜明对照。技术理性和专业逻辑是法治所要求的。它是经法律专业训练的结果，主要表现在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思维。在法治要求之下，它也扩大到了代表政府执法的公务员甚至更广泛的范围。
自古以来，处理法与情的关系是衡量法治思维的重要标准。原则上讲，法治思维重视逻辑但并不排斥“情理”，而是在法律逻辑的前提下关注情理。大众思维多属道德思维，是一种以善恶评价为中心的思维活动；而法律思维是以事实与规则认定为中心的思维活动。因此，法律思维首先是服从规则及其逻辑，而不受大众化情感因素的左右。具体到公权力主体，就是应当在注重缜密的法律逻辑的前提下，再考虑“情”的因素。
技术理性思维还表现在对待事实和证据的态度上。执法、司法过程中的所谓“以事实为根据”，其实是指“以证据为根据”。如果证据是非法取得的或者证据灭失了，那只能放弃对事实的认定。法律思维把事实分为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两种。前者是客观真实世界的事实，比如科学家就是想探索客观事实。后者是法律意义上的，它只在法律程序中通过证据来证明。如果有证据可以证明，就构成一个法律事实。如果既有的证据证明不了，就不能作进一步认定。就好像在著名的辛普森杀人案中，关键证据缺乏，就不能认定他有罪。放弃追诉一个犯罪嫌疑人的危害性远远小于冤枉一个好人。换句话说，一个错误的判决比十次犯罪的危害更严重。这就是法治对于证据、犯罪、侦破率的态度，也构成了法治思维的有机组成部分。
法治思维需要我们下决心转变过去的思维惯性，敢于付出必要的代价。比如，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单一化了，运用政策、动员、行政命令手段的使用范围和程度受到限制，权力的灵活性和自由度降低。但相对于“法治社会”这一全体人民的新共识和新目标来说，这些代价都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