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法活法立法

1. 英国刑法文化的特征

一、民族国家精神对法律特性的影响

我国刑法学界普及的外语是英语，而刑法比较研究则多局限于非英语的欧陆国家之间。所谓“日本抄德国、台湾抄日本、大陆抄台湾”，言下之意是：英美刑法与我国刑法体系实在两不相及，差异之大不言而明：制定法与判例法之别； 法典与单行法之别； 罪行法定与自由心证原则之别； 审问与对抗程序之别等。笔者在此姑且不论以法系之别代替部门法比较的逻辑是否合宜，就以同一法系所归纳的诸多“特征”而言，其方法及意义都值得怀疑，这种比较方法（因比较单位太大） 用大而化之的几对抽象名词掩盖了各国法律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一面。其实德国刑法不同于意大利、法国刑法； 英国刑法不同于美国、澳洲刑法。没有任何国家的刑法制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精神，但当前的现状却是留学或出访某国的学者往往将此国作为刑事法治的范本，不遗余力乃至于饥不择食地改造中国“落后”的刑法。难怪，真正深刻批判“文化帝国主义”的，不是受“侵略”的发展中国家，而是“侵略国”中的少数学者[1].结果对某一具体的刑法问题就是依各自所熟悉的某国刑法规定来引证，各执一词，只能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些分析难以令人信服，笔者认为原因在于比较研究局限在法律规范上，而没有深入到各国民族精神的层面。

现实问题与刑法规范都只是相对表面化的影响因素，犹如浮在水面上的冰山一角，而潜在水面下的则是最为有力、最稳定的民族精神。它平时不可见，但却是无法忽视其存在的由历史沉淀下来的精神潜流。如果忽视其存在，它将会以其深层的力量击毁漂移过来的“铁达尼克号”法律神话——无论它在逻辑上，理智中构造得多么完美、坚固。黑格尔指出：“只有这种民族精神的具体精神，推动那个民族一切行动和方向。它专事实现自己，满足自己，因为它要的是自身的生产。”[2]75著名历史法学学者萨维尼指出：法律不是立法者专断刻意制造出的东西，法律的真正源泉乃是普遍的信念、习惯和“民族的共同意识”。法律就像一个民族的语言、举止一样是由一个民族的特性，亦即“民族精神”决定的[3].法律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民族精神力量的发散，是整个民族生活中的一种功能。

二、英吉利民族国家精神的特征

萨特曾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不可超越的时代哲学”。在笔者看来其原因就在于其吸收了三大民族精神的精华：英国（政治经济学） 的功利、实践精神； 德国（哲学） 的深刻的思辨精神；法国（空想社会主义） 的理想、激进精神。分析三国民族特性，德国居中，英法两国居于两个极端。从种族而言，英德近血（日尔曼民族） ，然而从地缘上看，德法近缘，因此文化上更为趋同，当德、法等国的文化台风相互影响，刮遍欧陆，再越过英吉利海峡的时候，剩下来的不过是一阵无定向的和风[4].为了突出英国的民族精神特性，我们不妨将英法两个极端相比。

英国人具有一种强烈的实践精神，就像其俗称——约翰牛（JOHN BULL） 一样[5] ，约翰牛一旦行动起来，就具有超出所有逻辑表达的实践精神，是个不折不扣地讲实际的实干家，在英国人心中一个二流将军抵得上十个莎翁。英国人的自由之根在于行动与实践，而法国人的自由在于学问与理论。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所说：英国是一匹沉默的战马，他的史诗写在足迹中，而法国则是有学问的狗自由的狂吠，他们谈论不休； 尽管法国人有无数理论上的陈词滥调，但是在英国人那里只有深刻的实践[6].

实践精神使英国人崇尚经验，关于理性与经验，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说：理性是有限的，唯理主义者的漂亮计划只是“笼而统之的幻想”[7]18.世纪英国哲学家贝克莱说：“存在就是被感知”，英国人将理性派视作蜘蛛，闭目塞听，从自身理智的玄想中抽出种种教条和学说，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则说：“我思故我在。”法国人则将经验推上理性的法庭受审，用怀疑这把利剑刺破经验的罪恶和欺骗性。法国人将阿波罗神庙的格言“认识你自己”当作福音。英国人则说，最好是先“认识你能够做些什么”。13 世纪的英国神学家罗吉尔·培根说：“经验和实践是知识之源”。16 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则将实践与经验上升为认识论的基本原则。[8]

这种实践精神与经验主义使得英国人尤为关注实效与利益。正如丘吉尔所言：没有永恒的敌人，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英国人相信“小的是美好的”，其关心的是特殊的利益而不是普遍的理智，“当他的行动或意向愈是违背'理智'——就是说，违背了普遍决定的时候，他愈觉得他自己的自由”[2]433.对英国人而言，有用的就是真理，哪怕它是被别人批判为封建的、保守的、等级的、丑陋的、零乱的、琐碎的，因此英国产生不了像法国、意大利一流绘画艺术家：为形式而爱形式，为色彩而爱色彩。对英国人而言，艺术主要不是为了欣赏，而是实用。音乐在于可移风易俗，减少星期天的酗酒，绘画则可以替纺织业和首饰业训练优秀的技工。[9]法国人则追求宏大的事物，理性的规划。

经验主义也造就英国人的保守性，相信：“一切都是旧的好”，相信所有伟大的民族都是保守的。对法国人而言，历史、习俗都是垃圾，保守主义者只是穿着骑士铠甲，戴着脚镣跳舞的奴隶； 英国人尽管以混乱与混杂开头，但他们确信若干年或世纪后，这一切终会以最低的、稳固的重心结束。他们认为像法国那样的迅捷民族，尽管一开始就不杂乱的做，或许将避免最坏的错误，然而将重心安在最高处，就像陀螺或倒立的金字塔，随时会倒下。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言：“经验性的金字塔立在它的底面上，即使从某个地方搬走一块东西，它也不会倒下来。先验性的金字塔立在它的顶点之上，只要你瞟它一眼，它就会倒下来。”[10]

重实践轻理论、讲实效斥原则、尚经验贬逻辑使得英国人的特性本身也呈现出难以捉摸、模棱两可、中庸之道的色彩。犹如英伦岛上的天气让人捉摸不定，难怪英国人一见面就谈天气。说其彬彬有礼，却产生着臭名昭著的足球流氓和醉鬼。一直称自己老实干事，反对法国式的思潮，主义左一转、右一转，但在行为中又体现出耍两面派的非凡能力，犹如海上的帆船，见风使舵，信奉“船小好调头”。说其保守，然而这个朝后看的民族在世界文明的诸多方面却是领头羊。说其信仰自由，却仍保留君主、册封贵族。英格兰人民在坚持稳妥的保守原则和承袭原则而又丝毫不排斥革新原则。他们相信：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不存在绝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保守主义希望能保存自由，但又不致于让自由成为祸害[11].的确，英国人将这些矛盾的精神特性处理得十分不错。他们相信，中庸是一种只有有智慧之人才拥有的美德。

三、民族精神对英国刑法特点的影响

马克思有一句让法学者不快的名言：法是没有自己的历史的[12].法史不应当写成“法律的历史”，而应当写成“历史中的法”。对英国法而言，就表现得很典型。和大陆法系相比，英国法是一种缓慢生长的法律，它没有经历欧陆的激烈革命、没有系统的法典编纂，借用英国学者哈耶克的说法，这是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而大陆法系国家总是有一种用人为构建的秩序来取代自生自发的秩序的冲动。英国刑法就像英国的历史一样，具有“原生性”，对它的研究需要探究其历史源流中潜流的民族精神的动因。英国在地缘政治上虽然同属于欧洲，但这一民族国家具有十分鲜明的民族精神特色，在这种民族精神的深刻影响下，形成了不同于欧陆刑法的独特刑法体系。

1. 英国刑法的实践性。对英国刑法的发展，贡献最大的是法官或律师而不是理论家。这是因为法官与律师是法律适用的行为者而非理论的建构者。英国判例制度不是单纯的学者的产物，而是从现实的法律纠纷中产生的规范[13].判例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灵活的类推） 往往被批评为有违罪刑法定原则，或者被批评为保守落后、封建主义。当德、法高举“自然法”编撰刑法典时，英国法学家梅因却说：“自然法无非是习惯的万民法”，法典只是幻想。从而动摇着罪刑法定原则。在判例制度中，法似乎既存在于先前的判例，又存在于当前的法官心中，法既是先存在的，又是后继的。使得英国人发展了独具特色的判例主义，就像诗人丁尼生赞扬的一样：“这国土有公正、古老之名？有个稳定的政府在治理？凭着一个又一个判例？自由慢慢地扩展到地层。”[14]而且对于具体的犯罪而言也体现出对具体事实与条件的关注。在列举了成立某种犯罪的各种具体事实与情况之后，还不够，常常使用“除非……”的法律用语给出一些具体的法定辩护理由。

在刑事责任问题上，英国普通法历史上曾经规定7 岁以上就可能承担刑事责任，现在提高到10 岁，仍然比较低，英国人认为“恶意可以补足年龄”。大陆法系国家认为英国的这种补足方法“会导致认定上的随意性，从而有损法的安定性，与法治国的理念不相符合”[15].而对于英国刑法中的严格责任（指对某些犯罪行为的一个或多个行为要件不要求故意、轻率甚至疏忽，也要负刑事责任） ，也被批评为是封建刑法中结果责任的残余。英国人的重行动与实践，轻理论与学说的精神使得他们相信刑法的力量来自它对具体争议的解决，而不是概念的逻辑发展。英国人才懒得理会这些欧陆刑法的“法治理念”，他们自有其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而且用得很畅。正是由于在刑法的历史发展中英国人的重实践的精神，使得无论多么久远古老的刑法制度，即使遭到其它大陆国家的批评与蔑视，它也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而在革新中生存下来并自成一家，独具特色。英国刑法总是沉默中渐渐发展，并将几百上千年前的案例用各种法律技术灵活处理，以适应现代社会的特征。

2. 英国刑法的功利性。英国学者认为“犯罪源自当时的政府政策”[16]4.因此英国刑法中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往往就依社会、政治、经济利益的变化而反复交叉。在刑罚的根据上，英国功利主义者边沁提出：刑罚的严厉程度应该只为实现其目标而绝对必需。这种目的刑与贝卡尼亚的以公平正义观指导的报应刑形成鲜明对比。另外，法官最常提出的适用严格责任的论据也是：为保护公共利益所必须。在支持代理刑事责任（因他人的犯罪而产生的责任） 原则时，法官的理由也十分功利：如果不如此，法律将无法实施，国会的意志也将不能得到贯彻[17]197.恐怕许多人也会批判这是封建“株连”刑事责任的残余。英国人讲实用、功利，信奉“有用的就是真理”，而很少关注抽象的公平、正义、文明的概念。对英国人而言，各种抽象的和普遍的原则对英国人毫无兴趣，向他们说起来等于马耳东风[18].当刑法理论或原则与现实的需要发生冲突时，英国人宁可弃原则而不顾，或对原则进行变通以适宜社会需要。这种功利精神也是英国法官具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的内在原因。

3. 英国刑法的保守性。英国刑法制度的主要因素和许多独具一格的学说都是封建关系的类推，具有诸多封建因素。例如不作为犯中注意义务问题，普通法法官趋向于在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中找出某种责任。再如英国代理刑事责任的产生也是由雇主与雇员的关系而决定的（如在公共妨害和刑事诽谤犯罪中，尽管雇主本人是完全清白的也要对雇员的犯罪行为负责）。这是封建社会中的“身份”关系在刑法中的体现。英国刑法的保守性在“婚内强奸问题”可得到生动的体现。婚内无强奸一直是英国刑法的传统。随着西方女权主义的崛起，德、法、意、美等国家开始在刑法条文上作出修订，否定“丈夫赦免”论。许多学者对此拍手称快，标榜为人类文明的伟大胜利。在此背景下，甚至于我国的一些学者认为英国的一个判例（1991年R案） 作出的废除丈夫赦免原则是“历史性裁决”。[19]但英国刑法学者对此却有不同看法。最新版教材《英国刑法》指出：该判例的“认定是违背议会的意愿的”。丈夫不能被判定强奸他的妻子是法律的规则，除非有一些例外情形出现[17]513.英国刑法学者特纳也指出：丈夫不能构成对妻子的强奸罪是众所周知的法律的一般原则，除非法院裁决终止了夫妻的同居关系[16]214.可见英国的立法者、政府以及法学者对此问题都是持谨慎保守态度的。英国人相信“一切都是旧的好”，他们缓慢地相信新鲜事物，在实际当中对错误极具耐心，确信一度建立起来的法则与习俗是伟大的。在英国人眼中“封建”、“保守”是伟大的、崇高的，可与民主、自由并行不悖。这使得封建法成为英国刑法得以形成的主要因素之一。我们所熟悉的所谓“西方法治”理念中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进步以及“权利本位”并不能涵盖英国法。美国法学家庞德指出：我们将回到法律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而设定、而附加权利义务这一真正的普遍法概念上来[20].

4. 英国刑法的模糊性。英国刑法不追求逻辑的严格划分与体系的完善。英国刑法中有一种程序与实体的杂糅，民法与刑法的交叉现象。如关于犯罪的本质问题，英国学者将法律程序列为三大特征之一。再如关于民法与刑法的关系问题，许多英国刑法学者认为，许多刑事与民事的违法行为之间并无明显的区别，这被称之为“粘合物”。即使是英国法中的诉讼规则，也未提供可以把侵权行为与犯罪绝对分开的界限[18].实际上，英国刑法中的严格责任问题是这种“粘合物”的典型表现。因此“一概而论地说犯罪行为比民事错误更严重也是不对的”[21].英国人尚经验贬逻辑、讲实效轻理性。因此不像欧陆刑法，特别强调民事与刑事的严格划分，以及强调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犯罪学体系之间的独立。这种学科的严格的分门划类是18 世纪欧陆理性主义、逻辑主义泛滥的产物[22].但对英国人而言，知识不在于是否合乎逻辑、理性，不在于思维是否清晰，而在于能否被直觉、经验证实其对解决问题有用。

5. 英国刑法的矛盾性、灵活性。英国人既指出“无犯意则无犯人”，但又坚持严格责任与代理责任。同时又认为“责任是严格的，但不是'绝对'的”（即仍有其他辩护理由） [19]131.在判例上既坚持“判例拘束原则”，然而又不断地用各种变通方法予以修正、推翻前判例，乃至创造新的判例与法律。丹尼勋爵法官曾说过：“不可以改变法律编织物的编织材料，但是可以、也应当把皱折熨平。”英国人最大的特性是模棱两可，难以捉摸，崇尚中庸主义，观念与行为充满矛盾，这使得英国的刑法，在欧陆刑法学者看来，充满了逻辑上的混乱和矛盾，是一个不好把握的东西，英国人也不否认这一点，英国法史学者谢尔登将其比喻成大法官的脚：法官的脚有多宽，它就有多宽，脚有多窄，衡平法就有多窄。英国人寻求着各种原则，但又从不让这些原则主宰他，而是为相反的原则留存空间，以适应不同条件，使刑法具有解决复杂的现实问题的灵活性。如果仔细比较英国刑法的诸判例，就会发现法官往往只是以“判例拘束原则”类推确定案件所适用的判例，然后又以“分析事实”或者对前判例中的一些“法律用语”进行解析[23] ，几乎达到钻牛角尖的地步，而作出与前例不同的判决。而且英国判例法中的“法律用语”多是一些内涵外延都缺乏确定性的“日常用语”。

四、民族国家精神的研究视角对我国刑法发展的启示

英国民族精神对英国刑法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影响，这给我国的刑法研究也提供了几点启示。首先，由上文可看出，英国刑法之所以毫不逊色于其长期的对手，成为独具特色的刑法模式，影响全球，就在于英国刑法生长于其民族精神之上。因此要建立中国特色的刑法，移植、借鉴外国刑法固然必不可少，然而研究、挖掘本国的民族精神也尤为重要。这一点又恰恰最为薄弱。尽管法史学者作出了一些“中西法律文化的比较研究”，但多是笼统地、甚至于在主流上对我国的民族精神持一种否定的、自卑的情绪。而在借鉴上往往是把罗马法系（大陆法） 的制度与观念视为唯一绝对的“西方法治文化”。

其次，在笔者看来，英国的诸多民族精神与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也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保守，尊重历史传统、习惯、礼俗，注重政治实践和人际关系，讲究实用功利，重经验，崇尚折衷主义、中庸之道等。所以英国刑法的许多制度值得我们借鉴。

最后，在我国刑法的发展过程中，应当注重研究中华民族精神与法律的关系。尽管我们的实定法是移植大陆法系的，然而在现实中运行的“活法”却时时可见某些民族精神顽强的影子，只不过是大多数学者对其持漠视、否定、批判的心态而已。当然这也造成了制定法与“活法”脱节的两张皮现象。尽管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然而似乎英国更善于使用“辩证法”和实践精神。因此才有人戏称：之所以中国走了许多弯路，不是马克思主义错了，而是我们从马克思的《资本论》、《矛盾论》中只拿来了《论》，而将其实体精髓《资本》、《矛盾》留在了英国。我国在刑事法治的道路上过于浮躁，没有立足于中国特殊的问题，没有从中华民族的精神特性出发，一厢情愿的以为只要将发达国家的法制体系移植过来就解决了根本问题。其实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吉尔兹语） ，是民族精神的外现。有法不一定有法治，要更注重实践精神，要不然就会造成两张皮的现象，这也是一个由理论建构或者继受出的书本上的法、文字的法与由民族精神决定的实践中的法、活法之间的耦合关系。

2. 中国的说法歌词~

歌曲：中国的说法

歌手：幼稚园杀手

幼稚园杀手 2011 神经兮兮

中国的说法 这是中国的说法

我生在中国 感谢我妈生我

现在 在这生活 干活 快活 在说在唱

在说唱 在测试反响 在想在改

我的脉搏在跟民生对白

也学过书法会绘画 会用普通话对话

现在在自己做的节拍里废话

莫名其妙里的奇妙 你理解得到

这不是人人都能唱得了 万能的技巧

四个音调 肆意对调 实在惟妙惟肖

是微妙的玩笑 说唱比唱歌更需要脑细胞

仔细听好 谁唱得更好

我相信好的作品都会入侵人民的心

无论什么形式 反映当前形势 见机行事

我虽然没有开着奔驰行驶 但也在为了银子奔驰

房子车子衣食孩子生老病死

中国的说法 中国有中国的说法

80后90后 不同的活法相同的说法

说你说我说他说她说天下

全天下只有中国有中国的说法

中国的说法 中国有中国的说法

80后90后 不同的活法相同的说法

说你说我说他说她说天下

全天下只有中国有中国的说法

中国的丰富的灵活的困惑的沉默到沉没的

跟我一起说说 说唱它生机勃勃

红红火火 幼稚园杀手我我 不再偷偷摸摸

让你领教中文说唱的波坡摸佛

啊窝哦伊呜吁 我婆婆妈妈的啰啰嗦嗦

我说法多多 小心错过 下一秒什么动作

你看不破我 说也说不过我

幼稚园杀手 2011神经兮兮 饶舌的机器

寻找新的机遇 用光了所有积蓄

活在秘密基地 声音仍旧奇异

句子充满歧义 期待着奇迹

说唱的技艺 足以干倒好几十亿 穿越好几世纪

可是中文说唱始终不到时机

需要你的参与而不是干预和算计小心我干你

买不买我的专辑我不管你

我们都很叛逆 喜欢攀比 把我的rap 拿到国际比比

中国的说法不一但是是第一

中国的说法 中国有中国的说法

80后90后 不同的活法相同的说法

说你说我说他说她说天下

全天下只有中国有中国的说法

中国的说法 中国有中国的说法

80后90后 不同的活法相同的说法

说你说我说他说她说天下

全天下只有中国有中国的说法

活在秘密基地 声音仍旧奇异 句子充满歧义 期待着奇迹

说唱的技艺 足以干倒好几十亿 穿越好几世纪

可是中文说唱始终不到时机

需要你的参与而不是干预和算计小心我干你

买不买我的专辑我不管你

我们都很叛逆 喜欢攀比 把我的rap拿到国际比比

中国的说法不一但是是第一

中国的说法 中国有中国的说法

80后90后 不同的活法相同的说法

说你说我说他说她说天下

全天下只有中国有中国的说法

中国的说法 中国有中国的说法

80后90后 不同的活法相同的说法

说你说我说他说她说天下

全天下只有中国有中国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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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天下只有中国有中国的说法

说你说我说他说她说天下

全天下只有中国有中国的说法

(2)说法活法立法扩展阅读

《中国的说法》是幼稚园杀手的作品。

幼稚园杀手早期的代表作有《人渣》、《超级畜生》、《废物颂》等。

2006年，创作《西部野蛮小孩》。

2007年，创作《马桶》、《杀手归来》。

2008年，创作《2008》、《贫民窟》、《意识流》、《月亮之子》，歌词不再是无情残忍的谩骂嘲讽，取而代之的是生活描述、故事陈述、社会现实、单亲家庭等等让人深思的东西，或是散文诗歌类的词句、或是象征意识流式的联想、或是街头混混的真实写照，选用的伴奏也从早期的hardcore Hip-Hop变成了旋律占上风的耐听Hip-Hop beats；同年幼稚园杀手接受了HipHop.CN的独家采访。

3. 读了活法的重要性

人活着，总是会有很多烦恼，因为身为人类，思想活动比较活跃，欲望越多，思想活动就越活跃。这是人类的本性，对于这样的本性，我们不可以放纵，不能沉湎于现实的享乐之中。很多东西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我们不需要太过于执着的追求。当你读了稻盛和夫的《活法》，你就会明白提升心性，磨练我们的灵魂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并且，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明白人生的意义，人生的目的在哪。

《活法》告诉我们，能够丰衣足食的生活，足够资金让自己活动自由的生活都是值得肯定的，是的，人吃饱穿暖自由了才会有更大的梦想，但是，人生中不会泯灭的是人的“灵魂”，稻盛和夫认为，当一个人不在人世的时候，只有灵魂还可以在人世间长跑。我挺认可他的说法，如同稻盛和夫的灵魂，依然不灭的影响着世人，带领着人们向前奔跑，陪着他们实现人生梦想。伟人的灵魂比比皆是，影响你的灵魂又是哪位伟人的呢？

在活着的过程中，要经受各种各样的风浪，尝尽各种人间苦乐，即便如此，我们要做的还是坚持不懈的奋斗者，在稻盛和夫眼里，人生本身的过程就是磨练灵魂的过程，我们要在磨练的过程中，不断的精进自己的灵魂，让自己的生命走在尽头的时候，使自己的灵魂走向更高的层次。

《活法》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不管是今天还是明天，还是后天，都要认真且负责的度过，每一天都付出真挚的努力，扎实的付出行动，不断的完善自己的工作技能，诚诚恳恳的修身修道。我们要把经历的苦难当作是对我们的考验，看作是一种机会，活在“现世”，就是要提升自己的心性，努力的活着，磨炼造就更完美的灵魂。你看过稻盛和夫的《活法》吗？对于他说的人生的意义在于磨练灵魂你怎么看？

4. 法学本科应该读的十本书

应该是这十本吧：
《现代法治的出路》
《法治四章》
《论立法和法学的当代使命》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和《说法 活法 立法》（增订版）
《法治秩序的建构》
《义务先定论》和《法权与宪政》
《在法律的边缘》
《法治与法律方法》
《法律与宗教》
《法哲学范畴研究》和《法学范畴的矛盾辨思》

5. 稻盛和夫《活法》内容简介是什么

本书由稻盛和夫现身说法，用朴素的语言言简意赅地介绍他独特的人生哲学，让无数人在迷茫时代找到活着的意义。企业人会从中领会真正的企业发展之路，而普通人也将感受到最高境界的“为人之道”。

稻盛和夫认为“身居乱世”的人们应该遵循“作为人，何谓正确”的原则行事。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做到信奉并贯彻做人做事的正确准则，比如公平、公正、正义、努力、勇气、博爱、谦虚、诚实等世间最珍贵的品质和价值观。

人生、工作的结果=思维方式 × 热情 × 能力。稻盛和夫认为，一个人或企业能够取得多大成就，就看三个因素的乘积。在这个公式当中最重要的是思维方式。改变思维方式，改变一个人的心智，人生和事业就会有180度大转弯。

用“将来进行时”的思维方式来思考，把能力目标定在连自己都吃惊的高度上，也就是用更高的要求倒逼自己成长和进步，用未来的能力来做现在的决定。只有坚信自己能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人，才能开创新事业。

书中稻盛和夫的理念：努力到老天爷出手相助。

1、努力的程度：稻盛和夫说的努力，并不是指辛苦加班或熬夜，而是指努力到极致的程度。他认为要全身心的投入，努力到绝望，绝望到再努力，再次绝望时还要再回到现场，回到问题发生的地方再去努力，努力到连老天爷都感动到忍不住要出手帮助。

2、工作现场有神明：当你认为已经无能为力时，稻盛和夫认为事情才刚刚开始，这个时候你应该先恢复冷静，然后回到工作现场，再次重新审视周围，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继续从努力到绝望，再从绝望到再努力。

6. 对法律的概念及发展的理解

首先明确法的概念：法是什么，法律本质是什么问题，是法律理论、法理学的迷津。“争论日复一日，没完没了”（勒内），反而使人如堕迷雾中，不辩方向。当然，它并非是无关紧要的，作为法学的一个古老而常新的问题，是法学最核心的最普遍的最基本的问题，也是涉及法律运作、法律实践的方向、价值取向的根本问题。
第一节 法的本质
一、法的词义
关于中文法字的来源，古代曾有神兽决狱的传说：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部落联盟生息在黄河流域。该部落联盟首领舜委任皋陶为司法官。皋陶正直无私，执法公正，非常受人爱戴。他在处理案件时，若有疑难，就令人牵出一头神兽，该神兽名廌,又名獬豸。《异物志》说：“东北荒中，有兽名獬，一角，性忠，见人斗，则触不直者；闻人论，则咋不正者。”汉代王充《论衡?是应》说：“鹿者，一角之羊也，情知有罪，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斯盖天生一角圣兽，助狱为验。”此兽似羊非羊，似牛非牛，似鹿非鹿，也有人说它同麒麟想象。它的头上长着一支独角，锋利无比，故又俗称独角兽。獬豸有分别罪与非罪的本能，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见人争斗时，用它的一只角向无理、有罪的一方触去，是非曲直，立见分晓。这就是中国古代的神明裁判。——所谓神明裁判，就是借助于神的力量和方式来考验考察当事人，以确定其人是非曲直，判定有罪或无罪的原始审判方式。神明裁判使诉讼裁决及其形式披上神圣的外衣，使人诚心信服。
中文法字，在西周金文中写作“灋”，与其它汉字一样，是一个绝妙的意象丰富的象形文字。汉代许慎《说文解字》说：“灋，刑也。平之如水，故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灋由三部分组成：氵、廌、去。氵，平坦之如水，一说喻示法象水一样平，是为公平、公正；一说将人犯置于水面凛去。廌（音），神兽。《说文解字》说：“解廌，兽也。似山羊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象形从豸者。凡廌之属，皆从廌。”《后汉书?舆服志》说：“獬豸神羊，能别曲直。”在这里，廌为图腾动物，一角之圣兽，代表正直、正义、公正，或说是正义之神（性直恶曲），具有审判功能、职能，能为人分清是非曲直、对错，助狱为验。去，“人相违也”。去即对不公正行为的惩罚。一说判决把人驱逐出去，从原来的部落、氏族中驱逐出去，于水上凛去（古代之流刑），或交由神明判决，由神兽“触不直者去之。”由此可知，（1）法是一种判断是非曲直、惩治邪恶的（行为）规范，是正义的、公平的。（2）法律是一种活动，是当人们相互间发生争执无法解决时，由廌公平裁判的一种审判活动；是当人们的行为不端、不公正时，由圣兽行使处罚的惩罚活动。（3）法律的产生、实施离不开廌这一圣兽，它是社会权威力量的代名词，是社会强制力的代表，没有圣兽作为切实保障机制，法律没有神圣性，无法发挥出它的功能、威力。
在古代文献中，称法为刑，法与刑通用。如夏朝之禹刑、商朝之汤刑、周朝之吕刑，春秋战国时期有刑书、刑鼎、竹刑。魏相李悝集诸国刑典，造《法经》六篇，改刑为法。“刑，常也，法也。”“法，刑也。”这里的刑，原为?，出于井田，含有模范、秩序之意。因此，以刑释法，表明模范遵守法律（秩序）。刑，又指刑罚。《盐铁论》：“法者，刑罚也，所以禁暴止奸也。”
古代中国法又往往与律通用，“律之与法，文虽有殊，其义不也。”（《唐律疏义》）据史籍记载，商鞅变法，改法为律。从此“律”字广泛使用，其频率高于法，我国古代法典大都称为律，如秦律、汉律、魏律、晋律、隋律、唐律、明律、清律，只有宋代称刑统，元朝称典章。《说文解字》说：“律，均布也”。段玉裁注疏说：“律者，所以范天下之不一而归于一，故曰均布。”管子说：“律也，定分止争也。”律原为音乐之音律，音乐只有遵守音律，才能和谐，否则杂乱无章。均布是古代调整音律的工具，以正六音，木制，长七尺。律后来引申为规则、有序，范天下之不一而一，成为规范所有人及其行为的准则，即规范天下千差万别的所有人所有事而趋于整齐划一（统一、协调）。《史记?律书》说：“王者制事立法，物度有轨，壹于六律，六律为万事之根本焉。”丘浚说：“臣按律之名……凡度之长短、衡之轻重、量之多寡，莫不于此取止，律以着法，所以裁判群情，断定诸罪。”（《大学衍义补》第120卷）最早把“法”、“律”二字联在一起使用的是春秋时期的管仲，他说：“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又据《史记》记载，秦始皇灭六国，“法令由一统”，二世用赵高，早法令，“更为法律”。（始皇本记）后来汉代晁错曾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后汉书》有“皋陶造法律”等说法。但总的说来，“法”、“律”两字是分开使用的，直到清末民初才被广泛使用。
除了上述几字与法字有关外，古代作为社会规范的“礼”，也是法律，与法有一定的联系。当然，礼不是诉诸刑罚的。
古代汉语中的法的含义是复杂的多样的，其中最为主要的意义是：（1）法象征着公正、正直、普遍、统一，是一种规范、规则、常规、模范、秩序。（2）法具有公平的意义，是公平断讼的标准和基础。（3）法是刑，是惩罚性的，是以刑罚为后盾的。
在西方语言中，含有法、法律的语义的词更为复杂。从语源来说，西方的“法”一词都来自拉丁文。拉丁文的jus和lex，德文的recht和gesetz，法文的droit和loi，等等，其中jus、recht、droit均可翻译为法，同时又有权利、正义、公平、或规律、规则等内涵。英语有law、norm、rule、act等词，其中law有规则、规律双重含义，加定冠词又有不同含义，A law指单个法律，The law指整体法。总的来说，西方法的词意的核心是正义（公平、公正），是正义的化身，其次是权利，再次是规则，人的权利之规则。法律既保护人们正当权利，同时也惩治人的不正当行为的。法律及其行使与暴力有关，但很显然，暴力本身不是法，暴力必须受制于法。
作为文化符号的语言，富有民族性。中外法的词意的大异其趣，是不同的法律理念、精神、价值的体现，反映了中西民族精神的差异，反映了不同的法律文化及其传统。
在现代汉语中，法、法律两词基本上可以当作同义词。但也有区别，都可以进行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广义的法是指所有的法律、法律现象，既包括实在法（现实法、制定法、国家法、实然法），又包括自然法（理想法、正义法、应然法、超法律原理），既可以用在规范的意义方面，作为专门的法学范畴和法律用语，也可以作为团体组织中所有的规矩，如党纪、厂法、帮规，这种用法具有一定的比喻性。狭义的法，区别于法律，特指自然法，即社会中的价值观念，永恒的、普遍有效的正义原则和道德公理。广义的法律是指法律的整体，包括由国家制定的宪法、法律、法令、条例、决议、指示、规章等规范性法律文件和国家认可的惯例、习惯、判例、法理等。在中国，包括作为根本法的宪法，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国务院各部委制定的行政规章，省级人民政府制定的地方性规章等等。狭义的法律是指拥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根据法定权限，依照法定程序所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在中国仅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这种种区别和含义既有界限，又有交叉，我们应该注意交关系。
二、历史上法的本质学说
法律本身是纷繁复杂的，人们对于法律本质的认识也是多样的。在历史上，许多学者分别从不同的维度、层次认识和解释法律，提出了许多不同的法律理论和学说，形成了迥然不同法律理念。
规则说 这种理论主要由分析实证法学家所提出的。他们认为法律是一种规则，国家创制的规则。如哈特说，法律是主要规则和将要规则的结合。奇普曼说，法律是法院为了确定合法权利和义务而定下的规则。商鞅说，法者，国之权衡也。规则说注重法律的实在性、规定性。
命令说 这一理论也主要由分析实证法学家所主张。他们认为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如霍布斯说，法律是一种命令而不是一种建议，是国家对臣民的命令；边沁说，法律是主权者自己的命令或为主权者采纳的命令的总和。还说，法律是国家行使权力处罚犯罪的威吓性命令。奥斯汀说，法律是掌握主权的人向下面的人发出的命令。命令说注重法律的国家性、命令性。
判决说 这一理论是由社会学法学家、现实主义法学家所主张的。他们认为，法律是法官的判决。判决说比较注重法律的具体运作，重视活法。
神意说 这一主张是由神学家们所提出和坚持的。神意说认为，法律是上帝理性的表现，是神的意志，是神创造出来规范人的生活和行为的。神意说诉诸超人间的力量来说明法律的来源和本质，突出了法律的宗教性。
理性说 这一理论是由自然法学所倡导的。理性说认为，法律是人的理性的创造物，是理性的（最高）体现和表达。如西塞罗、格老秀斯、洛克、康德等思想家都极为重视法律的理性根源和特征。理性说注重法律的合理性、价值性。
意志说 这一理论认为，法律体现的是意志。而意志又有主体的差异，与此相应，意志说又分为：个人（统治者）意志说、阶级意志说、共同意志说（如卢梭的公意说）。前述的神意说亦可归入意志说。意志说注重法律的意志性。
社会利益说 这一理论认为，法律是社会利益的体现和表达。许多社会学法学家，如耶林、庞德，是社会利益说的代表。社会利益说突出的是法律与人的利益，特别是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
社会控制说 一些社会学法学家认为，法律是社会控制的工具、手段。如布莱克说，法律是政府的社会控制。庞德说，法律是一种社会工程或社会控制工具，从16世纪以来，法律已成为社会控制的首要工具。社会控制说强调的是法律在社会中角色、功能、效应。
正义论 历史上许多思想家认为，法律是正义的化身、体现。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等。正义论着眼于法律的道德性，强调法律的合法性是奠定于正义、价值的基础上。
预测说 这一理论认为法律是对行为后果的预测，是对法院可能判决的观测。美国现实主义法学是这一理论的主角。这种看法常被戏称为“坏人上眼中的法律”。预测说突出法律的可预测性，它的结果的效益性。
这种种理论、学说对于人们进一步认识、解释法律现象和本质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既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其不足的一面。这些理论有的注视法律的价值（性），有的注重法律的形式（性），有的强调法律的事实（性），有的突出法律的工具性、功能性，有的重视法律的目的性、理想性，有的从法律的人为性、人定性出发，有的从法律的神创性着眼，有的强调法律的经验性质，有的侧重法律的意志或理性根基，显然在揭示法律的意蕴方面都分别做出了有益的贡献，但难免偏差，忽视了法律的整体性、统一性，割裂了法律的各种元素之间的内在关联，反而使法律的本质被阉割，被遮蔽了。法律本质笼罩在一片迷雾之中。廓清各种迷雾，还其本来面目，是当代法理学的重大任务和问题。

三、法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研究法律问题时，形成了系统的法的本质理论，这不仅深化了对法律的认识，而且推动了法理学，乃至整个法律科学的深化和发展。
（一） 法律是统治阶级的（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和反映（阶级意志性和国家意志性）
法律是统治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社会集团）的（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和反映，这一命题和思想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内容。
1．法律是意志的体现和反映。法律是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的产物，是人的意志的结果，而非神的意志，或其它物种的意志的结果。不论反映、体现地意志（主体）是一个人的，集团的，阶层的，阶级的，或全体人民的，也不论其内容如何，形式如何，法律总是人类意志的产物，与人类意志息息相关。因此法律带有很强的意志性色彩。
那么，意志是什么？它的基本特征是什么？作为一种心理状态、心理过程，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意志是人的理性和非理性的混沌合一，同时具有理性和非理性的因素，而以非理性为主。它对人类所有的一切活动，对所有的文化创造都具有极其重要、极其重大的影响。所有人的行为、活动，所有文化创造都与意志有关，不可分离。法律作为人的行为及其产物与意志同样不可分离，密切相关，是意志的反映、体现和外化。当然，意志本身不是法，只有经过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一般化、统一化以后，把非理性的东西或以非理性为主的东西转变为理性的东西，具体体现为国家权力机关所制定的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才是法律。也就是说，意志这种以非理性为主的东西经过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经过理性化以后，上升为理性，才是法律。理性和理性化是法律的生命和基础。
2．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和反映。第一，法律是统治阶级的阶级意志，是统治阶级的一般意志、整体意志、普遍意志，是统治阶级的共同意志、“公意”、“合力意志”，而不是统治者个人的意志，也不是统治者个人意志的简单相加（“众意”），更不是统治者的任性和随意。这种阶级意志是通过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系统化、一般化而成为法律的。法律正是通过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系统化、一般化，把个别性的东西转变为普遍性的东西，把局部性的东西转变为整体性的东西，把集团性的东西转变为社会共同性的东西。经过这种升华了的意志，就真正变成社会的规范规则。
第二，法律所体现的统治阶级意志，不是其意志的全部，而是经过国家中介的（马克思说，一切规章都是以国家为中介的），上升为国家意志的那部分意志，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被奉为法律的那部分阶级意志”。也就是说，意志是多种多样的，并非也不需要所有的阶级意志都上升为法律，转化为法律。只有经过法律程序认可、确定、处理的那一部分意志，只有经过国家中介的那一部分意志，才是法律。就此而言，法律只不过是社会的掌权集团或统治阶级根据自身整体意志、共同意志而以国家名义制定、认可、解释的，并由他们通过国家力量强加于全社会，要求一体遵行。法律必须体现国家意志，国家意志性是法律的本质属性之一。
第三，法律只能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而不可能体现被统治阶级的意志。
第四，法律的阶级（国家）意志的基础是利益，是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整体利益、普遍利益。马克思说：“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恣意横行。” 统治阶级所创立的任何法律法规都与他们的利益、需要有关，是为了满足、实现他们的利益、需要和欲望的。
（二） 法律的基础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其中社会生产方式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
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法的本源性存在基础。物质生活条件是包括地理环境、人口、社会生产方式诸因素在内的综合体。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社会都不能脱离开它的具体的地理环境、人口、生产方式诸条件而生存，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社会也不能无视具体的地理环境、人口、生产方式而从事自己的文化、思想、制度、历史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活动。因此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构成了人的社会、人的社会生活的基石。
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各要素中，生产方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告诉我们，政治、法律、国家等制度性的社会组织和结构，哲学、文学、历史、宗教、道德、法律思想等思想性的社会要素，以及从事这些制度性、思想性社会要素的建设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基础上进行的，受制于一定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受制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法律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与其它社会现象一样，依存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及生产力、生产关系，依存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它的存在、发展、运作、实施都受制于生产方式、经济基础，是由社会生产方式所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法律，离开了一定的生产方式，法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和基础，也就无从产生、存在和发展。法的关系，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是一定的物质生产关系所表现的法权关系。马克思说：“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谈到资产阶级法律观念和本质时说：“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有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因此法律不是独立自足的，相比于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它是派生的。
法律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和反映，法律本身具有内在的经济逻辑、经济机制、经济属性，一切法律问题，归根到底都是经济关系、经济状况、经济机制的反映和要求，任何一条法律，任何一种法律规范，任何法律体系无不体现经济方面的基本规律、基本原则、基本要求。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法学家以为他是凭着先验的原理来活动，然而这只不过是经济的反映而已。”“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在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因此，一切法律现象都可以还原为经济现象，一切法律问题都可以归结为经济问题。经济是法律的基础。
法律与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第一，法律的基础、本源、本体是社会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了法的产生、形成、发展、变革，决定了法的发展方向、发展趋势，决定了法的内容、性质、本质、属性、功能、作用、运作、实施，决定了法的价值。第二，法是生产方式的集中体现和反映，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和反映，相比于生产方式、经济基础，法是第二性的、第二位的，是派生的。第三，法对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具有重大的反作用。一方面法律具有促进、维持、保障和调控包括经济秩序在内的所有社会秩序，保证人们的社会生活正常有序地进行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法律也有阻碍、妨碍、破坏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变革，阻碍、破坏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消极作用。
认识法律的本质，我们需要注意一些问题：（1）法律与生产方式、经济基础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法有物质制约性，有社会的根源，并不意味着法律总是与经济条件、经济规律、经济状况完全相符合，完全同步，而是有一定的不一致性、不同步性，更为重要地是二者总是形成和保持一种动态的契合关系。（2）法律具有相对独立性，有其自身的发生发展过程和规律。（3）除了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外，社会其他因素，如政治、思想、道德、文化、历史传统、民族、科技等等，也对法律、法律制度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由此导致法律的多样性、变异性和差异性。再次，法律的概念：法律有广义、狭义两种理解。广义上讲，法律泛指一切规范性文件；狭义上讲，仅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在与法规等一起谈时，法律是指狭义上的法律。

7. 什么是法律(详细说明)

第一节 多重视角的法律观
站在不同的角度，人们对“法律是什么”的理解和认识是多种多样的。古今中外，人们对法律多角度的观察形成了各式各样的法律观。
一、立法者立场的法律观
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1）命令说。这一理论始于法国人博丹。博丹创立了主权学说，为法律命令说奠定了理论基础。自然法学派代表人物霍布斯认为，法律“对于每一个臣民说来就是国家以语言、文字或其他充分的意志表示命令他用来区别是非的法规。”功利主义法学的边沁说，法律是国家行使权利处罚犯罪的恐吓性命令。分析法学派的奥斯丁则将法律当成主权者的命令，“法律是一种要求个人或群体必须这样或那样的命令……法律和其他命令被认为是优势者宣布的，而且约束或责成劣势者。”奥氏还用命令、义务和权利三个术语来解释法律的概念。（2）权力（强制）说，即将法律作为权力或强制的表现。如中国古代法家商鞅：“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韩非说：“法者，编著于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也。”（3）意志论。古代社会人们认为法自神或上帝出，法乃神意的体现。近代以来，法律往往被认为是人（立法者）意志的体现。如自然法学派卢梭认为，法律是社会契约的产物，在签定社会契约时，人们让渡全部自然权利，交给主权者群体。而人民主权就意味着执行公意，公意的所有表现形式是经由多数决策的方式达致的。因此，法律即公意的体现。（4）规则（规范）说。如中国古代管子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清末法学家沈家本说：“法者，天下之程式，万事之仪表”。中世纪西方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说：“法是人们赖以导致某些行动和不作其他一切行动的行为准则或尺度。”现代西方分析实证法学派更是明确将法律当作规则或规范。如纯粹法学派凯尔森认为法律是人们行为的强制性规范秩序。英国新分析法学派哈特认为法律是主要规则和次要规则的结合。主要规则设制义务，次要规则规定权利。
二、司法者立场的法律观
跟立法者立场的法律观适成对照的是司法者立场的法律观。这种法律观流行于具有判例法传统的英美法系国家。正如著名的比较法学家勒内·达维德所说：“英国法基本上是一种判例法（case law）；它的规范基本上应到英国各高级法院所做判决的判决理由（ratio decidendi）中去寻找”，相应地，“英国的legal rule是针对具体案件的，是在审理这个案件时为了解决这个案件而提出来的。”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司法者立场的法律观在英美国家一直占据支配地位。以致英国法学家边沁试图改革英国法制，但收效甚微。司法者视角的法律观，择其要者如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所说：“我所说的法律，是指法院事实上将做什么的预言，而绝不是其他什么空话。”美国法学家格雷说：“法只是指法院在其判决中所规定的东西，法规、判例、专家意见、习惯和道德只是法的渊源。当法院做出判决时，真正的法才被创造出来。”这种法律观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美国的现实主义法学。以致于法律径直被视为法院所做的判决。如美国法学家卢埃林说：“法不是本本上的官方律令，法存在于官员或平民的实际活动中，特别是存在于法官的审判活动中。官员关于争端所做的就是法律。法学家弗兰克说：“就任何具体情况而言，法或者是实际的法，即关于这一情况的一个过去的判决；或者是大概的法，即关于一个未来判决的预测。”当今美国著名法学家德沃金也持司法视角的法律观。德氏认为法律具有解释性质，法律在解释中得以完成。法律是一种阐释性概念。由于西方国家所谓的法律解释纯然是一种司法活动，并不存在像我们国家那样的立法解释。因此德沃金的法律观是一种典型的司法视角的观点。
三、社会学视角的法律观
社会法学派的出现，是二十世纪西方法学领域最重大的事件。这给法律的概念又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观察视角。社会法学将科学方法运用于法学，主张将法律置于社会当中，通过法律在社会中的实际运作，结合法律与社会事实的关系来认识和理解法律。社会法学侧重从法的社会基础、社会作用及具体效果诸方面来界定法律的概念。这对西方传统的法律观构成一种严峻的智识挑战。如美国法学家庞德认为，法律是一项“社会工程”，是依照在司法和行政过程中运用权威律令来实施的高度专门化的社会控制形式。目的在于以最小限度的牺牲尽可能满足全人类的需要。由此庞德还进一步分析了法律的结构，提出了律令-技术-理想这一法的模式理论。奥地利法学家埃利希明确主张法律发展的重心在社会本身而不在国家。因此他反对传统的法律的概念，第一，法律由国家所创立；第二，法律是法院或其他审判机关判决的基础；第三，法律强制是判决发生效力的基础。埃利希进而把法律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家制定的法律；另一类是社会秩序本身。法律作为社会秩序本身，埃利希称之为“活法”。埃利希认为法律是国家制定的这种传统的法律概念实际上只不过是法律的一小部分。因而他强调对“活法”的研究。美国现实主义法学派卢埃林曾依照庞德关于“书本上的法律（law in book）”和“行动中的法律（law in action）”之分的观点，区分了“纸面规则”和“实在规则”。并认为真正的法是后者，因此提出“官员们关于争端做出的就是法”。德国法学家赫克等为代表的利益法学认为，法律起源于利益的冲突、矛盾和斗争。法律规范构成于立法者为解决种种利益冲突而制定的原则或原理。在司法裁判中，法官必须确定立法者通过特定的法律规则所旨在保护的利益。当今美国行为主义法学派布莱克认为：“法律存在于可以观察到的行为中，而非存在于规则中”。当今西方法人类学家还提出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这种法律观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影响到我国法学界，表现为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理论探讨。
四、伦理学意义上的法律观
法律、道德与宗教是人类社会控制的三种主要手段。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在法哲学层面上表现为应然法（自然法）与实在法（制定法）的关系。这也是长期以来西方法学史上一个基本问题。从伦理学视角去看待法律，在西方有久远的历史渊源。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即认为法律“应该是促成全邦人民都能进于正义和善德的制度。”罗马法学家杰尔苏将法定义为“善良和公正的艺术”。中世纪神学家阿奎那则认为，暴戾的法律既然不以健全的论断为依据，严格地和真正地说来就根本不是法律，而毋宁可说是法律的一种滥用。所以法律是否有效，取决于它的正义性。17、18世纪古典自然法学家认为，自然法是人的理性的体现，是正义的体现。自然法先于并高于实在法而存在，国家制定的实在法必须符合自然法才是真正的法。因而法律是正当理性的命令。可见自然法学派的法律观从本质上乃是一些道德标准和要求。而德国古典法哲学强调法与自由的内在联系。法是作为理念的自由，是普遍的自由法则。20世纪新自然法学派依然坚持法律与道德不可分离，法律具有道德性。因此纳粹德国制定的违反人道的法律根本就不是法。总之，伦理学视角的法律观贯穿于整个西方法学史。这表现为西方自然法与实在法二元论法的独特思维模式。这也是造成法（主观法）与法律（客观法）相区分、法与自由、正义与权利密不可分的内在原因。与此相反，西方分析法学坚持法律和道德相分离，主张“恶法亦法”，而将“作为正义的法”等同于“作为立法者意志的法律”。进而从本质上，跟自然法学相反，将法律归结为人的意志的体现。在西方法理学中，理性论与意志论构成两种相对立的法律观。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也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话题。但是它所讨论的主题与西方不同，它并不侧重于法律和道德在本体意义上的关联，而注重于二者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和地位。中国古代的儒法之争只是法律和道德那一种更加适合于作为统治的工具。儒家的主张最终占据上风。伦理法构成儒家法律思想的基本精髓，德礼优于刑政。由此中国古代法从属于礼。不仅法律的制定受伦理原则的支配，而且司法裁判也渗透者德礼的理念。这造成中国古代法律缺乏独立的品格，沦为君主意志的统治工具。因此，中国古代法是一种典型的“伦理法”。
第二节 法律的基本特征与法律思维方式
一、法律的基本特征
长期以来，法理学界通常把法律的基本特征表述为：法律作为不同于道德、宗教等其他社会现象的社会规范，具有规范性、国家意志性、以权利和义务为基本内容和强制性等属性。这种观点的根据有二：一是从法律概念层面上，上述法律特征的出发点与运作中心是国家和政府；二是从法律运行层面上，上述法律特征的界定暗含着一种自上而下的法律运行模式。上述归纳的缺陷在于，将观察对象局限于国家法。这是一种立法视角的法律观的产物。尽管这种观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律的属性，但是它仅仅是从一种角度所作的归纳，而忽略了其他的角度和方面。跟现代法治相对应的法律的基本特征在于：
第一，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具有普遍性、确定性、客观性等规范属性。
社会规范的种类很多。包括道德规范、宗教规范、风俗礼仪、规章纪律和乡规民约等。法律只不过是社会规范中的一种。将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相区别的地方在于，法律是通过对人的行为的规范作用来调整社会关系，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因而法律并不涉入对人的思想的调整。而道德规范是通过思想控制来规范社会关系，习惯是通过社会思想观念来调整社会关系。马克思说：“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因而法律是经由规范和调整人的行为而发生作用的。
法律作为调整行为的社会规范，具有规范性。这具体表现为：(1)普遍性。不同于那种个别性调整，法律本身即预设了规则（规范）的存在，而规范（norm）这一术语源出于拉丁文norma一词，它意指规则、标准或尺度。所以法律具有一般性、抽象性、概括性。它针对的是不特定的人或事，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因而可以反复加以适用。从法律效力层面上，法律表现为在时间、空间、对人及对事等方面具有普遍约束力。从深层次上看，这种反复适用和普遍被遵守的法律具有内在普适的道德性。这也是西方法律往往跟公平、正义、权利等相联系的重要原因。法律的这种普遍性甚至超越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当今法律移植和法律全球化、统一化之所以可能，即在于此。(2)确定性。法律是对以往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确认，并以法律规则为主要构成要素。而法律规则又具有较高的明确性、具体性和确定性。在此意义上，法律是社会中一种较为保守的力量。司法过程端赖于法律规则那种严格的形式逻辑进行法律推理，由此保证裁判结果的确定性。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广泛的立法活动和法学研究中实证分析法学的兴起都促使人们对法律确定性的追求。法律的确定性构成现代法治的重要基础之一。(3)客观性、合理性。现代法治的另一根基在于法律是接受理性指导、符合一定理性原则和社会规律的规则，具有消除和限制人的恣意行为的功能，因而现代法律具有一定的客观属性。德国著名的思想家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和发展要求法律可以理性地算计，西方法律由此表现为一种形式合理性。法律的功能即在于建立和保持一种能够大致确定的行为预期，从而便利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交往。法律的客观性和合理性即源于人们行为关系中的合目的性、可预期性，由此限制和消除人类行为的盲目性、无意识和非理性。在司法过程中，法律的客观性具体表现为法律解释的客观性，表现为对法律解释唯一正确解释的探求。现代法治理论之根基端在于此。因为法治乃规则之治，是用客观的外部规则限制人的主观恣意。
第二，法律是出自于国家并植根于社会基础上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规范。
这是从法律的本体来源进行的界定。法社会学与法人类学研究表明，法律是多元的，既来自于国家，也出自于社会。就前者而言，法律通常是由国家制定和认可的行为规范。有人认为，制定、认可和解释是法律创制的三种主要方式。这一观点值得商榷。法律解释本来是一种典型的司法活动，应该归属于司法的范畴。但是将法律等同于立法的法律观在我国极为盛行，而立法概念的外延往往又被扩及容纳解释法律。这是上述观点的内在逻辑。事实上，法律创制的主要方式是国家制定和认可。制定是通过立法活动产生法律规范，而认可则是国家对既有社会规则予以承认并赋予其法律效力。这通常通过下列方式进行认可：一是赋予某些道德、宗教、风俗习惯和礼仪等社会规范以法律效力；二是承认、签定或加入国际条约，认可国际法规范使之在国内产生法律拘束力；三是在具体案件中通过司法裁判形成某种规则和原则并使之具有法律约束力。法律解释不是法律创制的方式。
第三，法律具有功能上的强制性和本体上的正当性。
强制性是之将强权、压制、强迫和制裁作为法律的标志和特征。在近代民族国家兴起的历史过程中，随着国家在立法、司法活动中地位的提高甚至于达到垄断，法律的强制观念渐趋凸显。这一观念在西方法学史上经历了由法国人博丹到英国的霍布斯最终到分析法学派奥斯丁的学说发展。强制论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在法律基本模式上，视法律为主权者的命令。在权利和权力关系中，视统治者权力至上。自20世纪以来，西方法理学各派不约而同表现出淡化乃至消解传统的强制性观念，即在承认某些境遇中法律的实施有赖于“强制力”作为后盾，但取消“强制力”在法律概念理论中基本特征的地位。这标志着当今西方法理学在法律概念本体论层面上的变革。
第四，法律是以权利和义务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规范。
20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法学界明确将权利和义务概括为法学的基本范畴。权利和义务确实是表征法律进而使之区别于道德、宗教、习惯和纪律等其他社会调控方式的决定性因素。权利和义务构成了法律的基本内容，贯穿于法律的一切部门，贯穿于法律运行的全部过程，并且全面表征和体现法律的价值。在西方法学史上，法律与权利有十分久远的历史文化渊源。拉丁文jus同时具有权利、法律和正当几种含义。主体法律上的权利往往称为主观法（权利）。从法哲学上，当法律规则设定权利和义务时，亦即当法律用于表示立法者意志时，法律规则所设定的行为体现出的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立法者“意志”。在这里，规定权利和义务的法律规则所表达的是：某个人“应当”以一定方式行为而不意味着任何人真正“要”他那样行为。从此意义上，法律属于“应然”的范畴，而不属于“实然”的范畴。建立在这种理论基础上的实证主义法学中，权利和义务具有法定性和可量化性。法律通过规则或规范以授权、命令或禁止的形式规定权利和义务，调整人们的行为，进而调节一定的社会关系。当然，按照唯物论，一切社会关系的背后无不包含某种利益。法律调整社会关系正是将各种社会关系所体现的社会利益，以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的形式固定下来。这是从法律作为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机制进一步派生出的特征。
二、法律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
在对法律的概念有个初步认识的基础上，再来探讨法律人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对于以法学为业的学生而言，培养和形成专业法律思维是今后从事法律职业的关键一环。
所谓法律思维，是指在长期的法律实践中形成的，通过专门的法律语言（法言法语）进行分析、判断、推理、论证和解释等活动的一种职业过程。而法律思维方式就是运用法律思维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定式和思维习惯。在人类长期频繁、反复的法律职业活动中逐渐会形成特定的思维，这种思维一旦形成，便保持和延续下去，并以特有的思维定式依附于法律共同体。因此法律思维方式伴随着法律的职业化而出现，同时也是法律职业成熟的标志。日本学者田中成明将法律思维方式的特征概括为教义学的性质、过去导向性、个别性、结论的一刀两断性及其推论的原理性、统一性、类型性和一般性。季卫东先生将其概括为：一切依法办事的卫道精神、“兼听则明”的长处和以三断论推理为基础这三个方面。还有学者认为法律思维是一种重形式正义、重程序、重形式意义的合法性思维。总结各种观点，法律思维方式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法律思维方式是一种规范性思维方式，即把一切社会问题都尽量按照普遍性的形式规则和法律程序将其转化为具体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来调处。法律思维方式是一种运用法律语言进行观察、思考和判断的活动。法律语言不同于一般大众语言，它具有一套独特的概念和术语，即法言法语。一般说来，法律语言用词较为准确、表达力求平实、简练和明了。语词运用注重规范和统一，强调语义的相对稳定性。如果一个社会崇尚法治，那么法律语言就会成为广受推崇的语言，几乎可以成为普通语言。托克维尔说美国几乎所有的政治问题都迟早要变成法律问题。当今中国法治建设就应当培育法治的公共话语，让全社会接受法治观念、意识、精神及思维逻辑。确立法律至上和权威性的观念。法律家首先应当能够运用法律语言进行思考、表达和处理问题。
其次，法律思维方式是一种程序化的思维方式。法律活动并不单纯以实体公正为唯一目标。而且追求程序正义或形式正义。对某些疑难案件来说，“实体公正总是招致无穷无尽的争论”。因而法治只能维护有限度的正义。而程序是一种相对自治的、在国家设定的严格制度的空间里进行运作。正如季卫东所说：“法的推论是实践性议论的高度制度化和形式化的特殊类型。法的推论是在一定的组织、制度和程序里进行的，必须严格遵守证据和辩论的规则；其论证技术也经过特殊的训练，侧重于寻求公平而合理的决定的适当理由。”这一点从根本上来自于法律活动（特别是司法活动）的性质即被动性、中立性、公正性、公开性和裁断性等。因此，程序化的思维也是实现法官忠诚于法律的重要一维。正是在程序化和制度化的空间里，法律的客观性的理性价值才得到充分的体现，恣意因素得以摈除到最小化。
再次，法律思维方式遵循一套严格缜密的逻辑。思维均是按照一定的逻辑和规律进行的。法律家的思维方式一般来讲是坚持三段论推理方法。解释学上使用的一个基本概念是subsumption即涵摄或归摄，指将待决案件事实置诸法律规范构成要件之下，以获得特定结论的一种逻辑思维过程。亦即将法律规范适用于具体案件以获得判决的过程。由此将法律规范与事实、普遍与特殊、过去与将来的缝隙织补起来。因此法律思维专业逻辑不同于其他政治思维、道德思维及大众思维的逻辑。法律思维逻辑在严格的制度和程序空间里表现出高超的形式理性与技术理性。现代法治理念的精髓即在于此。相比之下，其他思维逻辑具有明显的情绪化和情感性趋向。
最后，法律思维方式所追求的结论只能是尽可能的令人接受，而不可能达到绝对必然的“真”。因此注重对做出的决定出具正当化的理由以保证言之有理、持之有据、令人信服。在审判活动中这表现为确定性和单一性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用来判断事实只能做出是或否的判断，而不能做非此即彼的判断。在陈述许多问题时，只作客观描述而不带价值评判。法律家只能根据符合设定的程序构件的当事人的主张和举证重构案件的事实。不能大胆设想而只能小心求证。在此基础上做出决断。并且做出的结论是明朗的、非此即彼的，而不能是“和稀泥”、“各打五十”，尽管有时候其妥当与否还有待探讨。法律思维不同于政治和行政思维，后者具有“权衡”、“妥协”的特点。正因如此，法律思维方式要求具备一套高超的证据学和法律解释学的原理和技术，在司法过程中要求法官给出充分的判决理由。
三、法学教育与法律思维方式的培养
法律思维方式的培养是法学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正如柯克所说：法律是一门艺术，一个人只有经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获得对它的认知。无独有偶，美国法官波斯纳亦将法律作为一种实践理性，他认为实践理性是一个“杂货袋”，其中包括轶事、内省、想象、常识、移情、非难动机、说话者的权威性、隐喻、类比等等。总之，这是一门职业性很强的活动。但是中国历来没有形成真正的法律家，法官从未形成一种专门的职业。历来的传统是“县令兼理司法”，法官与行政官员身份合一。现今中国司法依然被严重行政化。法院往往被视为体系严密的官僚机构的一部分。司法的职业化程度与专业化程度甚低。具有成熟的法律思维方式的真正法律家职业共同体尚未形成。
培育中国的法律家阶层，无疑是实现法治的重要一环。这不仅需要科学地对待法律家，给予其更多的理解与尊重，为形成中的法律职业共同体营造健康的社会环境。更重要的是，这也对中国法学

8. 办法的法怎么组词

1、自然辩证法
造句：基础教育改革要借重科学方法论的问题研究，是运用自然辩证法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去探讨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现实问题的一个尝试。
解释：马克思、思格期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也是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方法论。它对各门自然科学的研究都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2、法程
造句：我已为你们中每一个民族制定一种教律和法程。
解释：法则；程式。

3、长法
造句：外语“写长法”已经在中国的英语学习与教学领域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第二语言研究者着手研究外语“写长法”对中国学生英语学习的影响。
解释：（～儿）为长远利益打算的办法：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不是个～儿。

4、词法
造句：例如，如果您发现自己一天在根据词法对文本排序，而另一天在根据数字对文本排序，那么考虑编写一个通用排序实用程序也许是有意义的。
解释：语言学上的形态学。

5、创作方法
造句：第四章，从创作方法、思维模式，艺术风格等方面对小说艺术进行分析，将立格登小说的创作风格归纳为讽刺性和批评性两点。
解释：也叫艺术方法。指文艺作者在一定世界观的指导下，根据他对艺术与现实的关系的理解，在创作过程中，选择、提炼和概括社会生活现象构成艺术形象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等。

6、保守疗法
造句：尽管如此，这些保守疗法的严重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微乎其微，应更广泛地采用，直到手术失败可以减至类似水平。
解释：在观察病情发展和寻找根本治疗途径过程中，为维持病人生命机能和恢复其一般健康所采取的治疗方法。常用于外科疾病。

7、宗法制度
造句：第七章“结论”总结前文的观点，指出“葱绿的大树”指代的是古老的宗法制度，尤其是它的传统的习俗与文化，而这正是哈代的精神家园。
解释：见〖宗法制〗。

8、演绎法
造句：此研究以时间学作为理论基础，运用文献资料法、定义法和演绎法等研究方法，分别对田径运动训练时机的概念及其变化特征进行研究。
解释：即演绎推理。

9、取法
造句：罗恩?保罗是一位不同寻常的政治家，因为他不满足于耸耸肩膀作一个旁观者，不满足于像加利福尼亚人所说的“随大流”，或者取法中庸。
解释：效法。

10、礼法
造句：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各种繁文缛节和礼法、宗教神学以及人类对理性和工具力的竭力追求，使人性受到压抑，甚至是扼杀，人性中的自然天性被剥夺。
解释：社会上通行的法纪和礼仪。

9. 法的本质

法的本质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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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2-24 . 林柏旬 周雪惠
一、中外法本质学说及研究构想
西方的法学家们很少有直接阐述法的本质,但对于法的概念、含义的研究却十分广泛。从以下介绍的三大主流法学派对法所下的定义中,我们便能或多或少地了解他们对法的本质的认识。自然法学派的学者认为在世界自然地存在着一套永恒不变行为规范,这一规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永恒不变的,它体现着自然的理性和正义,只有符合这一标准才能称之为法。分析法学派的法学家们从实际存在的法律规范来讨论法的概念。他们认为“法律是什么”和“法律应该是什么”是两回事,其研究的内容只限于制定法,即纯粹且严格意义上的法。社会实证主义法学派的观点则认为法是作为社会事实的“活法”,社会秩序就是法律,是法律的实质。
我国学者对法的本质问题的直接研究已有多年。与西方学者的研究不同,人们在过去普遍认为法的本质为阶级性。但近年来,“传统的法本质统治阶级意志说已被突破了,现在已很少有人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因而产生了多种不同的观点。如:“法是分配社会权利并规范其运用行为”;“法的本质含有‘法的意志性与规律性、阶级性与共同性、利益性与正义性’”;“法的本质应从诸法的本质中抽象出来,首先抽象的是民法的本质,民法的本质是市民社会”。
中西方法学家们对法的本质这一问题有分歧似乎不甚奇怪,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不同,所持的价值观或许也有差异。然而西方学者间,国内学者间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答案的大相径庭却引人深思。笔者认为,导致这些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法学家们研究问题的方法和视角有所不同,尽管他们在实体观点上也有差异。
因而,要对这一问题作一研究又不至偏颇,首先应确定研究的方法。法律是一种社会现象,像其他事物或现象一样,对其既可以作事实判断,也可作价值判断,故在法学研究上有了应然法和实然法的区分。顾名思义,前者着重于法律应该是怎样的问题,而后者则指实际存在的法的状况。“恶法非法”、“恶法亦法”则是对两者研究后得出的截然相反的结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种说法都是正确的。正如奥斯丁所说“法律的存在是一回事,其功过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不同的研究视角当然会得出不同的答案了。因而本文拟分别就实然法和应然法来讨论法的本质问题。
二、法的实然本质
探讨实然法的本质应从两方面着手,即“什么决定了法”和“法意味着什么”。
(一)什么决定了法
多数人认为“国家意志决定了法”。的确如此,特别是从实然法的角度看,法无一不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无论是学者们对此的研究结论---“法是体现国家意志的,以权利义务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行为规范的总和”,还是社会历史的发展---奴隶制社会法律、封建法、资本主义民主宪法三者的替代,无不体现了这一道理。
什么是国家意志呢?国家作为一种政治统治的工具,其本身没有思考、行为的能力。犹如当今经济制度中被虚拟人格的法人单位一般,国家意志的形成,行动的实施必须借助一定的组织机构。立法、行政、司法机关之于国家便如股东会、董事会与监事会之于公司法人。它们形成了所谓的国家意志、公司意志。再深入一步,国家机关之于国家便有如国家之于人民一般,本身亦无思考、行为之能力。归根结底,其思想、行为均要由其组成单元---人来实现。由此可见国家意志不外乎是人的意志罢了。
那么,是什么人的意志影响和决定了国家意志并进而决定了法律呢?是西方学者所说的全民意志,还是我国传统理论上的人民意志呢?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应对法律的制定者---立法机关进行考察。作为立法者的少部分人,其与社会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和社会中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在不同程度上相似与一致,从而成为了这些利益集团的代表者。正如刘焯先生所说:“不是立法者或少数人以‘公众’、‘人民’的意志为根据立法、造法,而是立法者这少数人造出来的法,所表达的意志在客观上能与‘公众’、‘人民’、‘阶级’的意志达到某种一致性。法律实际上是少数人行为,是精英行为的结果,是少数人意志的体现。”“代议制下,包括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议员或人民代表们在很多时候是直接面对一个已由另一个少数人拟好的法律草案,再对这个已有框架的‘法律’发表意见,通过或不通过。这种情形犹如一个当事人捧着一份拟好的‘格式合同’,其意志的表达程度多少是受到限制的。”其意志和公众意志相统一,则可勉强称之为“公众意志”或“人民意志”,但若不相一致而又因颁布而生效,则不可能是公意的体现,只能是这少部分人的意志。正因其比一般群众有更强的力量,能影响法律,规制人们的行为,因此笔者同意有的学者的意见,将其称为“强势群体”。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相同的。强势群体的意志会受什么影响呢?我们知道,人与人之所以不同,决定因素有内部的和外部的。内部的如人的身体、健康状况等。如在制定一项要削弱健康的人的权利而保护残疾人士利益的法令时,后者多会支持而前者则可能会因自身利益受损而反对。外部因素则如经济状况、受教育程度、宗教信仰、人生经历、价值观和职业等等。这些因素都会对人的思想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使不同群体有不同的想法。我们将这些因素称为“社会生活”。
经上面的分析,我们大致可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生活决定了强势群体的意志,后者则经一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国家意志最终确立为法律。
(二)法意味着什么
上面的论述只解决了什么决定法的问题,但我们不免会感到困惑,强势群体为何制定这样或那样的法律,或说法律的产生对其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古典自然法学派的思想家看来,我们的社会和政府都是构建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之上,法律是社会契约的一种,或者理解为人们初建社会的原始契约的衍生品。因而不论是按卢梭的解释---社会契约是为达成人们共同的目的而交出自己部分权利的协议,还是按霍布斯的解释---人与人的关系即狼与狼的关系,社会契约是为结束人与人的绵延的战争状态而达成的妥协,只要是契约,就体现为对自己的权利的部分限制和某种程度上的利益牺牲。如果我们承认,生存是人性的首要法则,人们不断与环境抗争是为了求生存,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交往中人们仍乐于费尽心机,也只是为能更好地生存,那么人们甘愿选择用法律的契约来限制自己,只能说明它是以退为进的求生之道,形式上规制人欲的工具,本质上是尽力张扬每个人人性的平衡器。
法是为保障人性需求而产生和存在的,但它却不一定会给予每个人实质平等的关怀。我们可以设想,在达成契约的每一次谈判中,不同的利益集团都会凭借实力争取对自己更为有利的条款,赋予自己更多权利。“即使最强者也决不会强得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为了保证社会在一定秩序范围内持续下去,社会主导者就利用以暴力为后盾的规则,来确认一定的权利分配办法,划分社会权利。这种规则化的权利分配,既包括社会主导者确认自己的权利,以保护自己同类的利益……同时也包括赋予社会被主导者以必要的权利,以保持必要的社会秩序,于是法就产生了。”这两段话很好地阐明了法的直接目的是权利的划分。而所谓权利,“实际上就是人们为满足一定的需要,获求一定的利益而采取的一定行为的资格和可能性”。利益是权利的基础和根本内容,它是权利的目标指向。获得了权利便获得了利益,不同的权利意味着不同的利益和资源。如在启蒙运动中,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口号,最终凭资产阶级革命得以实现。而这一权利的实质便是每个人的合法财产利益受法律的保护,不能被随意地非法侵害。
了解实然法代表的利益因素,就不难理解它相对于道德、宗教是那么的现实和世俗。所以利益的斗争也可以使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偏离正义的道路。正如富勒所说,法律不过是最低的道德要求而已。法律和道德的最大不同之一,便是其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道德义务的违反只会受到社会的谴责,而法律义务的违反则会导致法律责任的承担。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在非不得以的情况下,不会违反法律义务而去受法律的制裁。因此,强势群体据其利益确立的社会秩序便得以维护。
由此可见,实然法的确立意味着权利的分配,而权利分配的不同则会导致利益划分不同,使得人的需要得到不同量上和层次上的满足,并最终使人性得到不同程度的彰显和实现。强势群体正是基于要更多地满足其自身的需要从而更大程度地实现和彰显自己的人性而影响法律的。
三、法的应然本质
研究法的本质,目的不仅在于弄清法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更应该凭此与我们的法律体制相比较,以克服弊漏,最终达到完善法律体系的目的。因此,尽管应然法是价值判断方面的问题,较为难以把握,但对其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而有意义的。
将法律进行实然法和应然法的二元划分,强调实然法应符合更为高级的自然法是古典自然法学派的主张。二战之后,为伸张正义和保卫和平,自然法再度兴起,人们更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法律没有自己的理想和道德,如果没有更高的标准来匡正法律,法律将如同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邪恶的力量将假法律之手为非作歹。那么自然法究竟为何物?纵观法律思想史,古希腊的思想家认为是亘古不变的自然秩序和平等公平的道德标准,中世纪的神学家认为是上帝的意志,而近代学者则回归到人类的理性,认为是严密、可推理的正义理念。但不管如何诠释,自然法存在的价值就是要超越实在法,引导和鞭策实在法不断地向公平正义的目标前进。可以说自然法是一个永远达不到的理想,难怪卢梭感叹,要为人类制订一部完美的法典,那简直需要一个神。所以笔者认为,绝对的公平正义只是自然法标榜的价值理念,它所追求的实质内容都应当可以阐释。
如前文所言,实然法的最终落脚点在于人性的彰显和实现。对于人性,古今中外哲学家们不乏研究。就笔者而言,人性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人性有善也有恶。前一点较易理解。人无疑是理性的动物却又受制于诸种激情,否则便不会朝令夕改,互相残杀。对于人性的有善有恶,应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因为这是人性的,所以是人所共有的,而不应理解为有的人是善的有的人是恶的。第二,这是从社会的角度看的,而不是就人本身而言的。就单个人本身来看,是无善恶之分的。因为其行为均出自其本性。爱、憎、嫉妒乃至偷盗、杀人无不如是。就正如一个为虫所蛀的苹果,就苹果自身来说,是无好坏之分的,因为虫蛀乃是自然规律所致,与苹果自身无关,而其好坏则需置身于一堆苹果之中由人来判断。人的善恶也是一样,就单个人,人本身是无善恶之分的,只有置身于社会之中才可能区分善恶。
说到这里,有人不免会感到疑惑,既然人的行为均是出自本性的,那为什么要有法律来规范人的行为呢?为什么不让人和动物一般在自然状态下行动呢?那是因为人是有思维能力的,其行动是可选择的,即人是自由的。“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就是放弃自己的义务。”〔6〕为说明人的行为的可罚性,笔者欲以西方刑法学中的期待可能性理论为例。这一理论可大概描述为:对行为人违反刑法义务的行为,不能期待其作出更为合理的选择时,行为人无罪,反之,行为人行为的期待可能性越大,应负的刑事责任越大。
“人的恶,是法产生的前提;人的善,则是法产生的动力。”人的恶和非理性必然会侵害到他人的利益,而每个人都有反抗的自由。人和动物之所以不同,与其说是人的悟性,不如说是人的自由主动者的资格。自然支配着一切动物,禽兽总是服从;人虽然也受同样的支配,却认为自己有服从或反抗的自由。既然他人有反抗的自由,那么犯人之恶便会得以扼制,扼制的最终结果便是利益分配的平衡。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平等地赋予人们相互侵犯的权利以求达到平衡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不要忘了法的存在应以满足人性需要为前提,而相互侵害则会妨碍人性的发展,尤其是人的生存需要这一基本人性。为求平等而又不妨碍人性的发展,惟一的办法是赋予人们不得相互侵害的义务。
为此,我们可以归纳出应然法的本质:平等地禁止人性的恶。笔者也欲将此理解为法的正义性。
四、实然法与应然法的契合点---人性
正如休谟在《人性论》中所说:“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联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将实然法的本质理解为通过对权利的分配和利益的划分来张扬人性,将应然法阐释为对人性恶之规制,二者的结合点正在人性上。法关怀人性,成就人性,法也约束人性,压制人性,皆因人性亦善亦恶。法扬善去恶,即分配社会生活资源,满足人生存的需要,又控制人欲的扩张,调协个人与他人,个体与社会之间的需求矛盾,乃是人自己选择的最不坏的利益分配机制。
从古希腊的城邦法发展到当今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法治,法律的进步不仅在于形式完善和技术成熟,更重要的是理念的更新---从完全贯彻强势群体的意志到更关注普通个人的正当权利。实现法的正义的道路还很漫长,仍需要我们的不懈努力。让我们记着这句话:我们所以订立法律,为的是它能保证我们不作任何人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