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刑事立法看

1. 从刑事诉讼上来看，聂树斌案反映了我国刑事诉讼的哪些问题（从立法、司法、执法、法律思想上来谈）

1、立法与刑事政策与价值理念方面。由于我国刑法长期以来的传统就是“有罪推定”，这项原则已经在无论是司法机关还是普通民众的心中扎根，这与现代法治社会的刑事政策与价值理念背道而驰，可以说，“有罪推定”原则是冤案发生的根本原因。而从具体的制度上分析，我国的立法也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问题亟待完善。
首先，无罪推定原则尚未真正确立。我国立法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上还没有给予保障，所以可以说我国并没有确立一个与国际社会保持一致的无罪推定原则。尽管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但对沉默权规定的缺失使得在实践中，司法人员一旦认为某人有嫌疑，就直接将其认定为罪犯，对其进行羁押以获取其承认有罪的口供，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冤案发生的概率。
其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配套规则的不完善。证据在刑事案件整个过程当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决定着案件的审判结果，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尽管立法机关已经明确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写入《刑事诉讼法》，但在实践当中仍然存在许多办案机关使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收集证据的行为，这种现象的出现原因之一在于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配套规则尚不完善，例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监督机制就还没形成详尽的立法。
2、良好刑事司法环境的缺失。
首先，公安机关一直以来都顶着“命案必破”和“限期破案”的压力在履行着职责，所以公安机关在办案的时候往往为了达到快速破案的目的而采取一些非法手段，如刑讯逼供、诱供等，甚至会出现某些办案人员迫于压力寻找替罪羊等极端的情况。事实上，纵观世界，刑事案件的破案率并不是很高，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只有40%左右，而在我国，根据相关数据显示，1999年以前，破案率居然高达60%以上，这从侧面反映我国冤假错案产生的原因。另外，办案经费不足、办案人员能力的缺乏也是公安机关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
其次，检察机关、法院难以独立办案。刑事诉讼的过程事实上就是一个寻找证据得出结论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必须要办案人员心无旁骛地去判断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与合法性，这就要求检察机关与法院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不会受到外界的影响，独立办案，这也符合我国的司法的精神。但在我国实践中，在出现疑难、复杂、重大案件时，地方党政部门进行干预的现象比较普遍。许多地方都存在“三长会”的做法，即由地方政法委组织公检法三机关负责人就疑难、复杂、重大案件进行讨论、协调。地方党政部门并未亲自审查全部证据，对案件事实不太了解，并且基于“维稳”的需要，往往倾向于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因而很容易导致冤案。

2.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刑事立法有了重大发展主要表现在什么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刑事立法有了重大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分别是八议入律官当入律确立重罪十条准五服以制罪 。

一 八议入律

中国封建刑律规定的对八种人犯罪必须交由皇帝裁决或依法减轻处罚的特权制度。

“八议”最早源于西周的八辟，在曹魏的《新律》中首次入律。

“八议”具体内容为

议亲，即皇亲国戚；

议故，即皇帝的故旧；

议贤，即德行修养高的人；

议能，即才能卓越的人；

议功，即功勋卓著的人；

议贵，即三品以上的官员和有一品爵位的人；

议勤，即勤谨辛劳的人；

议宾，即前朝国君的后裔被尊为国宾的；

唐朝法律规定，上述八种人犯了死罪时，司法机关不能直接审判，要先禀报皇帝，说明他们犯的罪行，以及应议的种类，然后请求大臣商议处罚方案，然后交皇帝决定批准，一般都能得到宽大处理。如果犯的是“流”罪以下，就不必再议，照惯例减一等处理。但如果犯了十恶重罪，享受八议的人也不能完全免罪，有的只是改变处死方式，有的则仍然流放。

“八议”特权

又称“八辟”，古代为庇护统治阶级成员的罪行，规定如议亲（皇亲国戚）、议能（有大才能者）、议功（对国家有大功者）等八种人，给予减免刑罚特权的特别审议。

自《唐律疏义》确立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的“八议”制度以来，一直到《大清律例》，“八议”之法便成为皇亲国戚、功贤故旧、贵族官僚等八议之人逃避和减轻封建法律制裁的护身符，八议之人犯罪可以堂而皇之、有法可依地享有“议、请、减、当、免”的特权。但是，随着专制统治的加强，到明清，特别是到了清代，“八议”之法的应用范围也在不断缩小，乃至载而不用，徒有虚名了。

二 官当入律

官当起源

官当起源于《晋律》中的“杂抵罪”，即用夺爵位、除名籍和免官来抵罪。在南朝的陈出现了正式的“官当”名称，所以一般认为这种制度是陈所确立的。《北魏律》首次将“官当”制度列入法典。官当直接为官员的特权提供了法律依据。如果犯的是公罪，还可以多当一年（参见“公罪与私罪”）。一般五品以上的官员犯罪后可以当徒二年，九品以上可以当徒一年，所以，犯公罪的五品以上的官员可以当三年。当然十恶重罪等危害封建国家社会秩序的罪刑是不适用的。

官当的发展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官吏从来没有与平民在法律上有过平等。奴隶社会时期，官吏阶层垄断法律，强调“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法律只是用以统治的工具，官吏作为工具的运用者，不受法律的拘束和制裁。春秋战国以后，改法为律、统一法制，封建社会的官吏已不再能置身法律之外，但是，“刑无等级”、“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的平等，只是阶级内部的平等。封建社会采用了议、请、减、赎、当、免等一系列措施，使官吏得以逃避追究或减免处罚。官当，是这种官吏法制特权的表现形式之一，它以允许官吏用官职爵位折抵惩罚为其内容。

官当主要运用在审判过程的量刑环节，此前的抓捕、审讯、定罪等环节，官吏可借助议、请等制度获得优待。实践操作中，无论公罪、私罪，官吏都可以以罚俸、降级、革职等方式抵刑。《汉书·惠帝纪》记载：上造以及内外公孙，耳孙有罪当刑及当为城旦舂者，皆耐为鬼薪白粲，去其官爵，而使不受刑。这是官当的早期记载。晋律规定：“免官者比三岁刑”。这是正式的以官抵刑的开始。《魏书·刑法志》记载：官品第五以上可以官阶当刑，免官三年以后许还仕，降原官阶一等。这说明官吏可以以官抵刑，而且在三年以后可以重返仕途，只不过比原官阶低一等而已。南朝陈律的规定很细，如果官吏应定五年或四年徒刑，可以以官抵二年刑，其余服役；若为三年刑，官当二年，余一年如为私罪可赎，若为公罪可交罚金；二年以下刑，可全以官当。官当时，每一爵级一般许允抵刑两年。

自隋开始，官当广泛采用，办法更为详尽复杂，官吏所得到的特权也更为丰厚，在唐宋时期达到顶峰。此间官当的标准大体是：犯私罪以官当徒一年；犯公罪当徒者，五品以上官当徒三年，九品以上官当徒二年；流罪亦可官当，三岁流刑比徒四年。官当不是永远剥夺官吏的政治生命，而只是暂时不为官。《唐律疏议·名例》和《宋刑统·名例律》都规定：以官当罪者期年后但降先品一等叙，除名者六载之后依出身法听叙，免官者三载之后降先品二等叙，免所居官者期年后降先品一等叙。叙官以后，与他官无异。在执行中，官当尽量设法保留犯官的官位，一人身兼多官，可以分别当罪，还可以用历任之官当之。《唐律疏汉》有记载：有二官者，例得先以职事官、散官及衙官中之最高者当之，次以勋官当之，一一折算，累加抵罪。《宋刑统》规定：若现任二官当罪之外尚有余罪，或当罪已尽，后又犯法者，并听以历任之官当之。官当而丧官之人，并不失去法律上的特权地位，在法律上仍比平民优越。《唐律疏议》和《宋刑统》均规定：官阶低微，不足以当其罪者，余罪收赎；官已当尽，未重叙之前，又犯罪者，听以赎论。官虽已尽，但因官而生的赎权仍在。

明、清在官当方面比唐宋明显收敛，官吏免刑的范围以笞杖轻罪为主，方式主要是罚俸，降级和除名。明律例规定：官吏应受笞杖刑者，笞四十以下附过还职，五十解见任别叙，杖六十降一等，七十降二等，八十降三等，九十降四等，俱解见任，流官于杂职内叙用，杂职于边远叙用，杖一百者始罢职不叙。若未入流品官及吏典有犯私罪笞四十者，附过各边职役，五十罢见役别叙，杖罪并罢职役不叙。《清律》规定：“凡内外大小文武官犯公罪，该笞者，一十罚俸一个月，二十、三十各递加一个月，四十、五十各递加三个月，该杖者，六十罚俸一年，七十降一级，八十降二级，九十降三级，俱留任，一百降四级调用”。又云：“凡进士、举人、贡、监、生员及一切有顶戴官，有犯笞杖轻罪，照例纳赎，罪止杖一百者，分别资参除名，所得杖罪，免其发落”。

官当的形成

官当现象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决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源的，是历史文化的必然。它因儒家“亲亲尊尊”、“君君臣臣”的等级观念而生，同时也为维护社会等级秩序，宣扬和发展儒家等级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说，官当等官吏特权现象本身就是儒家文化的组成部分。

官当与“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礼法等级观念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礼和刑是古代中国法制的两大组成部分，它们所强调的就是人的贵贱尊卑的差等。《礼记》有云：“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也，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延有位，则民有所让。”《荀子》曰：“礼之生为贤人以下至于庶也。”礼之等级明显可辩。关于刑，荀悦有云：“礼教荣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治其刑也。君子不犯辱，况于刑乎？小人不忌刑，况于辱乎？”贾演曰：“君之宠臣虽或有过，刑戮之辜不加其身，尊君之故也，此所以为主上豫远不敬也，所以体貌大臣而厉其节也。”官吏贵族纵有违法，不用刑制跃然可见。所以，荀子在《富国篇》论曰：“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这种礼法等级制度，正是官当现象出现的文化背景。进入春秋阶段以后，“礼崩乐坏”，法家崛起，主张法制，于是“法布于众”，“范天下不一而归于一”，官吏不能再置身于法外，但由于礼法观念的深远影响，法家“刑无等级”终不能实施，议请，当赎等作法自然而生。

官当是儒家思想影响法律的直接产物。在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过程中，法家思想逐渐成长起来，并在中国历史上一度成为统治思想。秦朝重视法制并不等于重视法学，它严刑峻法、横征暴敛、滥用民力，实施高压专制统治，很快被西汉所取代。西汉王朝鉴于秦之的教训和经济凋敝的情况，首先采取了黄老思想，主张约法省刑，清静无为，以休养生息。但道家思想过于消极，不利于巩固中央集权，到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黩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开始确立起来。儒家思想就其渊源而言，可以上溯到殷、周“天命神权”和“礼治”，因春秋战国的“礼崩乐坏”而试图修之而产生。但汉的儒家思想已远远超出了孔孟所主张的“礼治”、“仁治”、“德治”的范围，它经荀子的发展，已不再强调维护贵族世袭特权的旧礼，而是倡导适合封建地主阶级需要的、维护封建官僚等级制度的新礼。荀子曰：“隆礼至法则国有常”，“治之经，礼与刑”，儒家开始吸收法家的观点，主张“礼”、“法”并用，维护统治。到董仲舒时期，儒家思想已吸收了法、道、阴阳五行等多派思想，形成了完全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完整思想体系。这种思想的核心就是“尊卑长幼之序”，宗法、皇权、纲常、忠义等等，无不打着等级特权的烙印。这种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第一个表现就是影响法律。法为儒用，法必然是维护等级特权的法。董仲舒认为：“圣人之性”，“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中民之性”，“厚其德而见报简其刑”；“斗筲之性”，“民者，瞑也”，“发刑罚，以立其威”。人有差等，礼刑有别，用刑不一，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官当的出现是必然的。汉朝法制从立法到司法的儒家化，是官当出现的直接原因。

官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广为流传的主导型文化。在国际上，儒家文化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文化讲究等级特权，坐在等级特权顶峰的就是皇权。马克思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一文中指出：“就像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每一个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内被看作是这种父权的代表。”官吏是天上的星宿下凡，他们是圣人，是立法者，司法者，即或有罪，也可以教化明理，而不必加于刑。这种观念本身就是儒学所倡导的。官吏受儒学蔽护，势必竭力鼓吹维护儒学，儒家文化自然久盛不衰。在这种相互作用中，逐渐形成了官僚吏制与儒家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议请、当赎、减免自当是儒家文化的“精髓”所在。

三 确立重罪十条

重罪十条始于北齐律（北朝），它是将危及封建国家根本利益的十条最严重的罪名，集中置于律首，以强调这十种犯罪是打击的主要对象。北齐律所规定的重罪十条：“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恶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义，十曰内乱。其犯此十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隋唐直至明清封建法典所规定的十恶，就是在此基础上稍加损益而成的。

1、“重罪十条”是《北齐律》中规定的对十种最严重的犯罪予以严厉制裁的制度，在此之前，就已相继出现在秦汉的律令当中。北齐统治者在总结历代封建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将统治阶级认为危害国家根本利益和统治秩序最严重的犯罪集中概括为十种，称为“重罪十条”，置于法典的首篇《名例律》中，作为封建法律重点打击的对象。

2、这十种犯罪是：“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恶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义，十曰内乱。”

犯此十条者，不仅要处以最严厉的刑罚，而且不得适用“八议”和赎刑的有关规定。

3、从“重罪十条”的内容看，主要包含两大罪行：一类是严重危害皇帝的人身安全、个人尊严及威胁统治秩序的犯罪行为，另一类是严重违背封建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的犯罪行为。把这两类行为列为重罪予以严惩，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和封建的伦理道德、家族制度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秩序。

4、“重罪十条”自北齐确立以后，对后世封建立法影响极其深远。隋唐律在此基础上发展为“十恶”定制，并为宋元明清历代所承袭。

四 准五服以制罪

所谓“准五服以制罪”是指九族以内的亲属之间的相互侵害行为。“五服”制度是中国礼治中为死去的亲属服丧的制度。“五服”是指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服制罪原文是“准五服以制罪”，就是按照五服所表示的亲属关系远近及尊卑，来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本质是维护家族的等级制。

晋制《晋律》时，第一次将礼中的“服制”列入律典中，作为定罪量刑的原则。“五服”，即以丧服为标志表示亲属间血缘亲疏及尊卑，共分五等，故称“五服”。

“准五服以制罪”的原则是：服制愈近，即血缘关系越亲，以尊犯卑者，处刑愈轻；相反，处刑愈重，服制愈远，即血缘关系疏远者，以尊犯卑，处刑相对加重；以卑犯尊，相对减轻。

3. 刑事诉讼法立法程序是怎样的

法律分析：1、立案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对报案、控告、举报和犯罪人的自首等方面的材料进行审查，判明是否有犯罪事实并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依法决定是否作为刑事案件交付侦查或审判的诉讼活动；2、侦查指由特定的司法机关为收集、查明、证实犯罪和缉获犯罪人而依法采取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3、起诉有两种，包括公诉和自诉；4、审判是指人民法院在控、辩双方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参加下，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对于依法向其提出诉讼请求的刑事案件进行审理和裁判的诉讼活动；5、执行则指刑事执行机关为了实施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所确定的内容而进行的活动，在我国，刑事执行的主体主要是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和监狱等。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九十一条 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拘留后的三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在特殊情况下，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

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至三十日。

人民检察院应当自接到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后的七日以内，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公安机关应当在接到通知后立即释放，并且将执行情况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对于需要继续侦查，并且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依法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第九十五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

第一百五十六条 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不得超过二个月。案情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的案件，可以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一个月。

第一百七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并将案卷材料、证据移送人民法院。

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就主刑、附加刑、是否适用缓刑等提出量刑建议，并随案移送认罪认罚具结书等材料。

4. 刑事诉讼法的立法依据是什么

法律分析：刑事诉讼法的立法依据是是宪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其他一切法律的母法，宪法为其他法律的制定、实施确定了原则，对其他法律的主要内容作了规定。刑事诉讼法是宪法的具体化。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一条 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5. 什么是刑事责任的功能，刑事责任的功能如何考

您好，
什么是刑事责任的功能
所谓刑事责任的功能，指刑事责任在制定刑法和处理犯罪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可以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两方面加以考察。通说认为，从刑事立法看，刑事责任是衡量行为是否规定为犯罪和如何规定刑罚的依据;从刑事司法看，刑事责任是决定是否适用刑罚和如何适用刑罚的标准。刑事责任是介于犯罪和刑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它的功能就在于对犯罪和刑罚的关系起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刑事责任的这种调节功能表现为：犯罪的实施与否决定刑事责任的存在与否，犯罪所反映出的严重程度决定着刑事责任的程度。从功能上说，犯罪、刑事责任、刑罚三个概念各自独立，不能互相取代。
刑事责任的功能如何考量
刑事责任的功能主要是从其理论价值来考量的，中国刑事责任理论来源于苏俄刑法理论，和大陆法系、英美法系的理论都有着较为重大的区别。
实际上，在中国刑法适用中，刑事责任的实际操作的作用并不突出，往往是判定犯罪构成后就直接判定刑罚或其他处罚方式，只有在考虑到欠缺刑事责任能力和年龄的情况下才着重考虑这方面的理论分析，而且中国犯罪构成中的犯罪主体要件已经就可以解决问题了，所以中国刑事责任的功能大多是存在于刑法理论研究中。
而大陆法系的刑事责任通常表述为罪责或者有责性，是犯罪构成要件三要件中的最后一个要件，承担着最后一次刑法评价的实际功能，英美法系的刑事责任如前所处也包含犯罪论的内容，而中国刑事责任是独立的内容，主要承担的是指导功能，故而考虑到中国犯罪构成的逻辑缺陷，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实际上大陆法系的犯罪构成三要件更应当成为中国努力借鉴的方向;前述的对刑事责任理论的构建改进更多的是一种权宜之计，亦即罪责平行说可以成为中国刑事责任论向大陆法系的一个跳板，因为它首先把刑事责任提高到高于刑罚的角度，使之从刑罚论的统治下解脱了出来，这对于其将来归入犯罪构成是有积极意义的。
当然，若中国完成了向两大法系刑事责任论的转变后，刑事责任的概念也许又将因为新形势而改变，亦即刑事责任作为一种刑事负担来理解也必然是从苏联法影响下的中国刑法理论的角度来谈的。
而目前情况下，强调刑事责任会又有益于凸显非刑罚处罚方式的地位，从而可以推进中国刑法的去政治化的社会化改革。

6. 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原则有哪些

刑事诉诉讼法的立法原则有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内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容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刑事诉讼法》规定：
第一条 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7. 刑事责任是什么意思

刑事责任是犯罪人因实施犯罪行为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按刑事法律的规定追究其版法律责权任，包括主刑和附加刑两种刑事责任。

《刑法》第五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罚金刑属于财产刑的范畴，是以强制犯罪人交纳金钱为内容的刑罚方法。

(7)从刑事立法看扩展阅读：

注意事项：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家人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8. 刑事责任的功能作用

所谓刑事责任的功能，指刑事责任在制定刑法和处理犯罪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可以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两方面加以考察。通说认为，从刑事立法看，刑事责任是衡量行为是否规定为犯罪和如何规定刑罚的依据；从刑事司法看，刑事责任是决定是否适用刑罚和如何适用刑罚的标准。刑事责任是介于犯罪和刑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它的功能就在于对犯罪和刑罚的关系起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刑事责任的这种调节功能表现为：犯罪的实施与否决定刑事责任的存在与否，犯罪所反映出的严重程度决定着刑事责任的程度。从功能上说，犯罪、刑事责任、刑罚三个概念各自独立，不能互相取代。
刑事责任的功能主要是从其理论价值来考量的，中国刑事责任理论来源于苏俄刑法理论，和大陆法系、英美法系的理论都有着较为重大的区别，实际上，在中国刑法适用中，刑事责任的实际操作的作用并不突出，往往是判定犯罪构成后就直接判定刑罚或其他处罚方式，只有在考虑到欠缺刑事责任能力和年龄的情况下才着重考虑这方面的理论分析，而且中国犯罪构成中的犯罪主体要件已经就可以解决问题了，所以中国刑事责任的功能大多是存在于刑法理论研究中，而大陆法系的刑事责任通常表述为罪责或者有责性，是犯罪构成要件三要件中的最后一个要件，承担着最后一次刑法评价的实际功能，英美法系的刑事责任如前所处也包含犯罪论的内容，而中国刑事责任是独立的内容，主要承担的是指导功能，故而考虑到中国犯罪构成的逻辑缺陷，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实际上大陆法系的犯罪构成三要件更应当成为中国努力借鉴的方向；前述的对刑事责任理论的构建改进更多的是一种权宜之计，亦即罪责平行说可以成为中国刑事责任论向大陆法系的一个跳板，因为它首先把刑事责任提高到高于刑罚的角度，使之从刑罚论的统治下解脱了出来，这对于其将来归入犯罪构成是有积极意义的。当然，若中国完成了向两大法系刑事责任论的转变后，刑事责任的概念也许又将因为新形势而改变，亦即刑事责任作为一种刑事负担来理解也必然是从苏联法影响下的中国刑法理论的角度来谈的。而目前情况下，强调刑事责任会又有益于凸显非刑罚处罚方式的地位，从而可以推进中国刑法的去政治化的社会化改革。

9. 论刑事立法在预防犯罪中的作用

法律在当今社会中的指引作用毋庸置疑，因为法律的最终目的就是预防犯罪，维内护社会的正常秩容序。然而，法律在制定过程中是否应妥善处理好预防作用与惩治作用的关系，这一问题成为立法学中大家普遍关心的话题。若此问题处理不好，就极有可能制定出恶法，非但不能发挥其积极作用，反而会造成公众对法律的抵触，甚至破坏法治体系的建设。
一、法律对预防犯罪的作用
法的作用是指法对人的行为以及最终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其实质是统治阶级(或人民)意志、国家权力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社会生产方式回力的体现。”这里笔者主要讨论的是预测作用与强制作用，他们从属于法律的规范作用。
法律的预测作用就是人们依照现行法律，对自己或对他人将要实施的行为预先做出法律评价，即该行为是否触犯了法律、是否构成犯罪。法律的预测作用是法律预防犯罪的核心部分，也是法律价值的重要体现。

10. 国家采用刑事立法一般要考虑什么因素

立法者进行刑事立法（即犯罪化和刑罚化过程），实际上总是根据自己对客观规律的认识（特别是对当时所处特定历史条件和犯罪规律的认识），以及自己的刑法观和自己对人文关怀的态度，来决定犯罪化与刑罚化的范围和程度。 一般而言，立法者进行刑事立法（也包括司法者进行刑事司法） ，一般要受到以下几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一个因素，是对刑法观的不同价值取向的认同。
刑法观的问题可以说是刑法与刑事司法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是我们刑法立法者和刑事司法人员首先必须在思想观念上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在根本意义上，我们的刑事司法活动都是在一定的刑法观指导下进行的，它决定了我们刑法立法者和刑事司法人员在价值上的根本取向，因而它也在根本上决定了我们的刑事立法与司法活动的基本面貌。
刑法观是指关于刑法基本问题如刑法的价值、机能、目的任务、基本原则等问题的根本观点与基本态度。在刑法史上，刑法观大致有权力本位刑法观与权利本位刑法观、国权主义刑法观与民权主义刑法观的区分。权力本位刑法观又叫国权主义刑法观、权威主义刑法观；权利本位刑法观又叫民权主义刑法观、自由主义刑法观。前者立足于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因而极端强调国家利益，它所针对的对象就是公民个人，它所限制的就是公民的自由，公民只是刑法的客体与对象。 后者则立足于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因而极端强调公民自由，它所针对的对象是国家，它的所限制的是国家及其刑罚权。
一般而言，现代刑法在基本立场上都是认同并坚持权利本位刑法观。因而刑法只能是以保护国民的权利和自由为核心、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自由和严格限制国家行为为目的的良性法律，国家刑罚权只能成为个人自由的有力保障而不是相反。这种刑法观对于我们的刑事立法和司法活动无疑都有重大指导意义。
第二个因素，是对刑法机能的基本特性的认识。
所谓刑法机能，是指刑法在社会中可能并且应该发挥的作用或者效果。关于刑法机能的学理分类，一般存在彼此相通的两种分类法：一是将刑法机能分为三种，即行为规制机能、秩序维持机能（法益保护机能）、自由保障机能；二是将刑法机能分为两类，即刑法的保护机能与保障机能。
刑法的行为规制机能，是指刑法具有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规范、制约的机能。这种机能的基本原理是：刑法通过否定评价（即评价机能）和命令人们作出不实施犯罪行为的意思决定（即意思决定机能），来规范、制约人的行为。
刑法的秩序维持机能，是指刑法具有维持社会公共秩序的机能。这种机能的原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法益的保护，刑法依靠剥夺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利等强制手段来发挥法益保护机能。二是对犯罪的抑制和预防。
刑法的自由保障机能，是指刑法具有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发动、从而保障国民个人自由的机能。这种机能的原理是：刑法通过明确规定何种行为是犯罪、对犯罪科处何种刑罚，从而有力地限制了国家刑罚权的肆意发动。在此意义上，刑法是“善良公民的大宪章”，是“犯罪人的大宪章”，也是“受刑人的大宪章”。（我国有学者抱怨说：资产阶级国家一直都坚持这样的立场，即“法治的本质特征在于限制官方权力”；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却变本加厉地强调“专政、严打、规范老百姓”，政府和司法机关基本上是为所欲为，随意不执行法律甚至超越法律、违法执法。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思考。
第三个因素，是对犯罪机能的认识。
犯罪是绝对丑恶的、消极的东西，还是具有相对的、哪怕是十分有限的积极意义的因素呢？在一般理论上，都主张犯罪原因因素和犯罪功能（犯罪机能）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引起犯罪发生的诸多因素未必都是妨害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而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因素同样可能成为引起犯罪的因素。例如，生产力的迅速提高能够促进社会的物质文明和改善人民生活，但也可能引起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协调，激发大量的犯罪现象。作为市场经济的动力的竞争机制能够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推动生产力的提高，但也可能驱使人们追求非法利润进而实施经济犯罪。另一方面，犯罪功能也具有两面性，即犯罪在本质上为恶、危害社会、侵犯法益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社会代谢功能和缓解社会张力的促进功能——犯罪作为一种社会代谢现象，微观上危害社会与宏观上伴生社会代谢、促进社会发展形成了千古悖论。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也认为，犯罪并不是绝对丑恶的东西，而是具有其特定历史烙印、并具有其相对积极性的东西。例如，革命行为在政府当局看来是一种“丑恶的、消极的”东西，但是在革命者、在人民大众的评判中，革命行为却是一种“美好的、积极的”东西——而且事实上，革命行为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应当说是具有明显的“积极机能”的一面。例如，就现实生活中的“计算机犯罪”而言，它的作用也不完全是消极的一面，而是还有积极的一面；并且，有的电脑公司还专门设置“擂台”，公开鼓励那些“黑客”来攻击，以实现电脑技术、特别是电脑安全防范技术的更新换代——这可以说是计算机犯罪的相对积极的一面。正是在认识犯罪具有有限（甚至是极其有限的）、相对的积极机能的前提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就讲过：犯罪创造了警察、检察官、法官和法学教授。这些给我们的启示是：由于社会生活的极端复杂性和犯罪现象、犯罪机能的极端复杂性，我们在刑法立法和司法过程中，必须谨慎权衡，必须反对极端片面。
第四个因素，是对犯罪规律的认识。
西方有不少学者认为，犯罪是与人类社会所共生共有的现象，如意大利学者菲利认为：“犯罪是由人类学因素、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相互作用而成的一种社会现象。”菲利还提出了著名的犯罪饱和论：“犯罪饱和论，即每一个社会都有其应有的犯罪，这些犯罪的产生是由于自然及社会条件引起的，其质和量是与每一个社会集体的发展相应的。” 在我国，也有不少学者认为犯罪是人类社会的必然伴生现象。有学者甚至提出，犯罪是必然的、人类天生的倾向，而“不犯罪”才是偶然的、不正常的现象；因此，与其研究作为必然现象的犯罪的原因，倒不如研究作为特殊现象的“不犯罪”的原因：某些人在同样的情景下为什么能够不实施犯罪？
另外，有些行为到底是不是犯罪，是与特定历史条件、特定的人群的认识所决定的，某时某地作为犯罪处理，而在另一段时间、另一个地点却不作为犯罪处理。如：“投机倒把行为”中的长途贩运行为、有赏中介行为，在旧刑法里就是一个重罪，但在现行法律体制下却是一种合法行为、有益行为、人人称道的行为。堕胎,在我国并不违法,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贯彻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值得鼓励的行为,但是在其他某些国家,堕胎却是犯罪行为.那么，到底如何评价“投机倒把行为”与堕胎行为呢，这就涉及到人们对犯罪现象与犯罪规律的认识问题。
第五个因素，是对“社会危害性”的判断。
我们都知道，将某种行为予以犯罪化，是以该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为前提的。只有当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说获得了将其犯罪化的正当根据，这是一个基本道理。
这里，我以经济犯罪为例来说明社会危害性的判断问题。我认为，对于所有犯罪、尤其是传统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判断而言，经济犯罪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研究经济犯罪的犯罪化根据及其社会危害性的判断问题，具有极其重大的启发意义。因为，我们都知道，相对于杀人、抢劫、盗窃、强奸等“自然犯”而言，经济犯罪基本上都是“法定犯、行政犯”，因而带有极其鲜明的主观意志色彩。那么，对于经济犯罪的刑法立法和刑事司法，必须更多地、更加谨慎地进行“社会危害性”判断。
事实上，经济犯罪中的许多犯罪并不是天生的就是犯罪，它只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由法律硬性规定的结果，它带有强烈的“法律硬性规定”的色彩——可以说，它本身并不必然就是犯罪，人们对它也不是当然就憎恨、厌恶；它之所以成为犯罪，只是由于人间法律的硬性规定，是立法者主观意志强加于这种行为的结果。例如：前面所讲的旧刑法所规定的“投机倒把罪”，其中的长途贩运行为、有偿中介行为等，在当时简直就是滔天罪行，处刑也不轻（最重的可以判处死刑）；但是在今天，这些行为不但不是犯罪，反而是人人理解并赞赏、当然也是值得鼓励的行为。再比如：虚报注册资本罪、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高利转贷罪、违法发放贷款罪、逃汇罪、洗钱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侵犯商业秘密罪、非法经营罪等，都是由于法律的硬性规定的结果；要是没有公司法、金融法、不正当竞争法和刑法的特别规定，人们并不会必然将他们作为犯罪看待。
但是，话又说回来，立法者是否可以不顾国情、人情与法理而随心所欲地制定犯罪呢？显然也不行。就经济犯罪而言，立法者在决定是否将某种具体行为作为犯罪来规定，司法者在决定是否将某种具体行为作为犯罪来追究的时候，大致也要考虑社会危害性的判断、刑法机能的认识、犯罪机能的认识等各种因素。其中，首要的考虑因素恐怕应当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判断问题。
那么，如何判断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我认为，从理论上讲，这种社会危害性判断一般要从分析判断对象、判断主体、判断标准等三个方面的因素来进行：
1．关于社会危害性的判断对象问题
2．关于社会危害性的判断主体问题
3．关于社会危害性的判断标准问题
第六个因素，是对刑罚功能的认识。
一般认为，刑罚功能具有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两个方面的功能。但是，刑罚功能所面临的第一个诘问是：刑罚是万能的吗？我们稍加分析就知道：刑罚不是万能的。而且人类已有历史实践、特别是酷刑实践已经证明：不可能通过刑罚来消灭犯罪。这涉及刑罚的功能问题。对此，我们有两个问题需要高度注意：
一个问题是，我们打算进行犯罪化的某种行为是否可以依靠刑法手段来有效遏制。即“可行性原则”。刑罚并不是万能的，对于部分犯罪而言，刑罚手段是无法发生预防作用的或者其所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如：部分激情犯罪、政治性或者信仰性质的犯罪、许多愉悦性犯罪、部分无被害人犯罪（如赌博、卖淫、毒品犯罪、同性恋等），刑罚手段基本上或者只在很小程度上具有抑制犯罪的作用。所以，我们不应当迷信刑罚，以为刑罚手段就能够解决一切经济问题和犯罪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该行为是否必须依靠刑法手段才能够有效遏制。即“必要性原则”或者“最后手段性原则”。由于刑罚手段具有残忍性、毁灭性、违背人性的一面，如动用剥夺人身自由、剥夺财产甚至剥夺生命的手段，这种手段本身是十分残忍的并且是毁灭性的，因此，国家及其立法、司法机关应当坚持“刑罚抑制原则、刑罚谦抑原则”，不得滥用刑罚手段；在确定犯罪的时候，只能将那些严重违法、危害极大而又不得不动用刑罚手段的行为作为犯罪来规定，而不能够滥施刑罚，或者说要合理确定犯罪的犯罪量，以及犯罪的刑罚量。在这方面，比较具有说服力的现象是发源自北美并迅速席卷全世界的刑事政策上的“恢复性司法运动”，它主张用预防性的、恢复性的刑事政策取代惩罚性的、报应性的刑事政策，通过对大量犯罪的非犯罪化和创设替代刑事司法的社会性机构来限制刑事司法的活动范围。 这种刑事政策思想对我们来说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为此，我国已有学者建议引进“刑事和解制度”（这种制度本质上同于“恢复性司法运动”）。 在深层次上，也涉及“执法动机、执法效益”问题，原则上应当尽量动用最少的司法资源、避免最大的经济损失、获取最大的社会经济效益。这就要求我们刑事立法和司法过程中，必须坚持“必要性原则”或者“最后手段性原则”，谨慎、严肃、认真进行权衡。
事实上，之所以要强调刑罚手段的最后性、不得已性，还由于刑罚手段本身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打击犯罪的同时，往往也伴随着暴力的误导、以及错杀无辜的危险。比如，在世界各国，任何完备的刑事司法制度都是以冤假错案为必要的司法代价的，即使在美国，其死刑执行的数量很少，但是报道认为，美国的死刑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是错案，也就是说：所谓的“死刑犯”实际上是被错杀了。在我们的生活中也一样：案件是复杂的，有时是模凌两可的，我们的任何一方的意见都不是绝对的、唯一的“真理”，那么我们司法人员只能在其中选择相对合理的、相对公道的处理方法；司法不是万能的，司法人员包括我们的警察、检察官、法官以及我们的学者都是有人性弱点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因而我们在处理案件时应当慎之又慎、谦虚再谦虚。当然，有的案件是本身证据有问题，而有的案件则是定性有问题，但都应当尽量作到兼听则明。
第七个因素，是大众文化（民众）对犯罪的态度。
有学者指出，刑法规范实际上是文化规范。这是很有道理的。如美国文化和历史传统，就对犯罪是非常宽容的，甚至有不少美国人认为罪犯恰恰是一些“敢作敢为的英雄人物”，不少人对那些敢于破坏社会普遍遵行的“规范”的人十分崇拜——这一点，在美国早期的“西部牛崽影片”里以及其他的“美国大片”里，可以说是随处可见。近年来，尽管“校园枪击事件”、“9.11恐怖事件”等一系列震撼美国民众灵魂的重大事件接连发生，迫使美国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犯罪对策，特别明显的是加大了打击恐怖活动的力度；但是，总的说来，美国的刑事政策并没有因此发生质的变化，更没有竭斯底里对犯罪进行所谓“疯狂镇压”（但美国对其国外的制裁对象似乎有点“疯狂镇压”的色彩，如其针对伊拉克、阿富汗等国家和人民的“惩罚”措施就比较极端），即仍然保持在理智、理性的遏制犯罪，仍然注重保障本国公民人权和社会安宁的现状。但是，我国情况却有很大的不同。总的说来，我国具有对犯罪“急恶如仇、除恶务尽”的文化传统，当今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对犯罪开展“从重从快从严的严打斗争”， 迄今已经20年整；有的省份还开展了“狂飙——A”到“狂飙——G”行动（真不知道还会持续或者“狂飙”到哪一个字母了结），狠不能将犯罪分子生吞活剥了，方能解这口“恶气”。 这种“心态”确实是不够理智、不够理性的，直接导致了我国的刑法制定比较严苛、法网过于密集甚至在个别特殊情况下的法外施刑，也导致了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在更大程度上片面照顾了打击犯罪的需要，而对公民的人权保护考虑不周，尤其是侦查行为缺乏制约，强制措施经常性地被滥用，等等，弊端太多。不过，相信今后的情况会逐渐好转。我国已经有不少学者和司法工作者都在呼吁“法治刑法”、“宪政刑法”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人民大众对于犯罪也在逐渐地走向宽容、理解、理智，但是，道路还很漫长。
第八个因素，是对人文关怀的态度。
有学者认为，犯罪及其刑罚问题，其实主要是一个人文态度问题，而不是客观的科学问题——这涉及“人文与科学”的关系与争论。刑法的人文性突出地表现在：“人性假设”具有前置性的、基础性的重大意义。尤其是人性善与人性恶的假设，理性人与非理性人的界分，等等，都成为犯罪化、重刑化、轻缓化、刑罚个别化以及制定有关刑事政策的基本的人文理论根据。例如：中国古代讲究“重典治国”、“刑乱世用重典”；而现代刑法思潮则主张：刑罚轻缓、刑罚人道、教育刑、社会防卫思想、刑罚个别化等等，都是出于不同的人性假设和人文主张的结果。其中， 最典型的是死刑问题：现代世界潮流是主张废除死刑、严格限制死刑，也有的国家在废除死刑后又恢复死刑，但是主流仍然是废除死刑；但是，我国基本上是大量适用死刑，其数字没法知晓，于是，有学者提出疑问：“人头与石头哪个更值钱？人皮与猫皮哪个更尊贵？人头到底值几个钱、要多少钱能够买一个人头？” 应当说，这些问题确实十分尖锐的问题。美国前段时间执行了一例死刑，引起举国关注，新闻媒体的报道规模之大，绝对不亚于对“9.11事件”的报道，可见美国政府与民众对于死刑的执行、哪怕只是一例死刑的执行，都是十分慎重的；但是我们，对于执行死刑恐怕是已经习以为常了，尤其在“严打”过程中更加觉得死刑判决和执行纯属“理所当然”的事。
第九个因素，是关于刑法价值的中道的权衡。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是否将某种行为规定为犯罪、是否规定刑罚和规定什么样的刑罚，在打击犯罪与维护秩序、保障人权之间，总是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实在是难以两全而只有进行中庸兼顾、中道的权衡。系统科学认为，“只有较好、没有最好”。因此，制订和适用一部刑法，确实需要我们进行中道的权衡。
关于刑法价值的中立取向和中道权衡问题，笔者的基本立场是：刑法的价值评判的视角可以是多棱的，对公正、自由和秩序等刑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的肯定，以及对保护机能和保障机能等刑法价值的机能价值性认识，都蕴含着真知灼见，但这些价值目标内容和机能价值性冲突需要理性化的重新整合，以使其呈现出一种最佳的价值整合状态——对此，我们称之为价值定位。刑法价值的这种价值定位必须是理性的，因为它既要全面（但并不彻底）实现各种价值目标内容，又要综合协调各种价值目标相互之间的矛盾关系，从而实现整体价值目标的最大化。这种理性的法律价值定位应该是法律价值中立。 理论上认为，法律价值中立，是与价值非中立或者价值倾斜性相对立的价值定位，即指法律不倾向于任何个人、集团、党派、阶级的价值好恶，而是忠实地表达社会所有主体的共同价值需求，是对矛盾着的主体需求以共存为原则所作的共同化的抽象。 现代法律的价值定位之所以必须是中立的，这是由现代法律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现代法律作为社会主体共同需求的规范化，是现代社会中一种最普通、最基本、最高的社会规则；现代法律作为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为了平衡矛盾、减少摩擦而订立的“契约”，作为用以协调社会关系、平衡社会利益、社会价值和社会行为冲突的社会规则，是立法者以正义为界而对主体需求及其行为所定的宽容规则。 根据权利刑法观，现代刑法也是社会据以限制国家权力和国家据以管理社会的基本规则，也是以主体自觉自愿的法律意识确保、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通过义务的履行以实现权利的社会规范，总之，现代刑法是反映社会正义的价值中立的社会规则。因此，刑法作为现代法律体系中的基本法律，其价值定位必然遵循并充分反映和体现现代法律价值定位的一般规律，这就是价值中立。这种刑法价值中立，其题中之义当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公正和功利的有机和谐，而不是只强调其一而不顾其他；二是保护机能与保障机能的合理兼顾，而不是顾此失彼或者重此轻彼；三是工具主义和目的主义的理性统一，而不是只注重世俗实用的工具主义。因此，刑法应该“中立地”对公正和功利给予关注和平衡，并且力求使两者处于一种理性和谐的整合状态。其次，刑法功利也要求力求无损于公正。这种公正突出地体现在如下的命题之中：刑法必须“中立地”兼顾好保护机能和保障机能，促使两种机能协调和谐。刑法两种机能的冲突，在本质上与刑法公正和功利价值的冲突是具有同一性的，因此总的来说，刑法对这种冲突的解决，仍然必须进行“中道的权衡”，而不应该是厚此薄彼式的选择。当然，刑法两种机能的充分实现和协调和谐，只是一种价值定位的理想状态，在现实生活中难免存在差距；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刑法“应该”中立地兼顾好两种机能。
我国现行刑法，就是根据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和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群众对客观规律的认识（特别是对犯罪规律的认识）和对人文关怀的态度，为了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而以国家名义颁布的，规定哪些行为是犯罪及其应付何种刑事责任、判处何种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