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的法治思想

Ⅰ 梁启超和韩非子法治思想的不同

内容提要：先秦法家与现代法治的关系，是一个历久弥新的学术思想主题。按照梁启超的界分，在先秦法家思想中，既包含了法治主义，同时也包含了作为法治对立面的术治主义与势治主义。因此，先秦法家思想是法治主义及其对立面的混合物。而且，法家思想中的法治主义优越于术治主义与势治主义。法家的法治主义虽然是一种积极的思想观念，但较之于儒家的仁治主义，依然还有很大的局限性。梁启超对于法家思想的界分及其比较，既对西方世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也是以西方思想作为参照来观察法家思想的产物。梁启超关于法家思想的界分，尤其是对法家思想中的法治主义的彰显，展示了东方与西方之间的纠缠，以及物质与精神之间的权衡，因而具有强烈的、值得解读的思想史意义。
一、问题意识与基本思路
关于先秦法家与现代法治的关系，学界的看法差异较大，甚至严重对立。譬如，有学者认为，先秦法家表达了一种最低限度的法治概念，因为，“法家有关法的许多见解构成了当代中国法治问题的‘遗传共业’。虽然不能把‘以法治国’作为现代法治概念加以使用，但它无疑是法治概念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法家的法思想与普世主义法治观的某些观点的异曲同工之处”，可以从多个方面体现出来，譬如，关于法律规则的看法、形式主义法治，等等。①这就是说，先秦法家思想与现代法治是相通的，有很多方面是异曲同工的。但是，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先秦法家与现代的法治甚至法律，根本就没有任何关联，“把法家思想与法律和审判联系起来是错误的，用现代的术语说，法家所讲的是组织和领导的理论和方法，谁若想组织人民、充当领导，谁就会发现法家的理论与实践仍然很有教益，很有用处，但是有一条，就是他一定要愿意走极权主义的路线”②。既然先秦法家与法律、审判都没有什么联系，那么，先秦法家与现代法治的联系更是无从谈起了。
应当如何理解先秦法家与现代法治的关系呢?它们之间到底有没有关联呢?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视角来分析。一方面，从现代法治的角度来看先秦法家，先秦法家表达的某些思想能够为现代法治所吸纳(详见下文的分析)，先秦法家与现代法治之间，确实存在着一些交叉地带。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从法家思想的角度、立场来看法治，则可以发现，当代中国兴起的依法治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传统法家的延伸。这就意味着，进一步思考先秦法家与现代法治的关系，是一个既有思想意义，同时也有现实意义的学术主题。
从先秦法家与现代法治的关系着眼，法家思想的演进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先秦法家代表了法家的第一期;20世纪上半叶，从清末至民国的“新法家”，是法家的第二期;20世纪中叶以来的法家，尤其是20世纪晚期以来日渐兴起的“依法治国”，代表了法家的第三期。③多年来，学界较多地注意到了法家第一期与法家第三期——关于先秦法家的研究文献，以及关于新时期以来依法治国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但对于法家第二期，则有所忽视。在法家第二期的代表人物中，既包括显现的陈启天，也包括隐匿的梁启超。关于陈启天的法家思想，学界已有专门的研究，④但从法家第二期的角度，研究法家思想谱系中的梁启超，似乎还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二、梁启超早年对法家思想的界分
梁启超早年关于法家思想的界分，是他界分法家思想的第一次尝试。这次尝试主要体现在1904年的《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一文中。这篇关于先秦时期法理学的论文，论述的焦点与轴心是法治主义。根据这篇论文的观点，中国的法治主义萌生于春秋初年，鼎盛于战国末年。其间，与法治主义对峙的思想主要包括四种：放任主义、人治主义、礼治主义、势治主义，遗憾的是，这“四者皆不足以救时弊，于是法治主义应运而生焉”⑤。
其中，放任主义主要出于道家，道家的“无为”、“以不治为治”，可以概括为放任主义。礼治主义主要代表是儒家。至于人治主义，既是墨家的主张，也是儒家的主张。大致说来，梁启超分述的多种“主义”，并不能与各个学派一一对应。因此，法治主义虽然是法家的主张，其主要思想也主要是由法家来阐述的，但是，法治主义并不是法家的专属标签，因为，势治主义也是法家的主张，法家同时还阐述了势治主义。
在法家学派内部，慎到是势治主义的主要代表，管子则是法治主义的先驱。《管子·任法篇》称：“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就是关于法治主义的概括。《韩非子》也记载了很多法治主义的言论，譬如《韩非子·难一篇》称：“人主当事，遇于法则行，不遇于法则止。”也是对法治主义的正面表达。相比之下，《韩非子·难势篇》则体现了法家内部法治主义与势治主义之间的对立。顾名思义，“难势”就是对“势治主义”的责难与批判。
正是依据《难势篇》，梁启超对法治主义与势治主义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界定。一方面，法治主义与势治主义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因为，“法治必籍强制而始实现，强制必籍权力而后能行。故言法治者，动与势治相混，几成二位一体之关系(法家以势治立言者甚多，今不暇枚举)”。这就是说，法治离不开以权力支撑的强制力，而权力与权势没有本质的区别，甚至是同一个事物的不同侧面。因此，法治主义与势治主义总是混在一起的，或者说，法治主义不能离开势治主义而独立存在。但是，另一方面，法治主义并不认同势治主义，“法家决非徒任势者。且决非许任势者，凡以势言法者，非真法家也”⑥。梁启超的这个论断，对法家进行了限缩性的解释：“真法家”是讲法治的;讲势治的法家，以势治立言的法家，并不是“真法家”。
这样的判断，与前面所说的“法家以势治立言者甚多”，在逻辑上是相互矛盾的。按照“真法家”的标准，“以势治立言者”并不属于法家。但是，法家又包含了甚多的“以势治立言者”。这种前后不一的观点，表明了梁启超的价值立场：对法治主义的推崇。因为，正是在这篇《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中，梁启超提出了“法治主义，为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的论断。⑦这种唯一可以依靠的法治主义，正是法家阐述的法治主义。由此可见，梁启超在价值上偏好法家思想中的法治主义，排斥法家思想中的势治主义。正是这种价值上的强烈偏好，冲击了梁启超在理论逻辑上的自洽：把主张势治主义的法家排斥在法家之外，至少是排斥在“真法家”之外。当然，在宽泛的意义上，主张势治主义的法家也可以归属于法家。由此，法家学派中，就存在着法治主义与势治主义两种不同的思想。而且，“法治与势治之区别，甚明。势也者，权力也。法治固万不能舍权力。然未有法以前，则权力为绝对的。既有法以后，则权力为关系的。绝对的故无限制，关系的故有限制。权力既有限制，则受制于其权力下者，亦得确实之保障矣”⑧。概而言之，法治主义与势治主义的区别在于：势治主义的要义是权力之治、权势之治，其特征主要体现为：权力是无限的、绝对的、不受限制的，这样的势治主义，大约可以等同于现代所谓的专治主义或极权主义。而且，在势治主义的支配下，被治理者的权利得不到保障。与这样的势治主义相对应，法治主义的要义是权力受法的严格限制，法治主义也需要权力作为支撑。没有权力及其强制性的力量，法治也不能存在。但是，在法治主义的支配下，由于权力受到了法的限制与约束，权力不能肆意行使，这可以有效地保障被治理者的权利。这些观点，体现了梁启超早期对于法家思想中法治主义及其对立面的界分。
三、梁启超后期对法家思想的界分
1922年完成的讲义《先秦政治思想史》，是梁启超后期思想的定型化表达。在此书之第13章《法家思想》(以下简称《法家思想》)中，梁启超对法家学派与法治主义进行了理论上的切割：“法家成为一有系统之学派，为时甚晚，盖自慎到、尹文、韩非以后。然法治主义，则起源甚早。管仲、子产时确已萌芽。其学理上之根据，则儒道墨三家皆各有一部分为之先导。”⑨这就是说，法治主义与法家学派不能画等号。法治主义是一种渊源于管子的思想，作为一个学派的法家，则是慎到、尹文、韩非时代才出现的。从法家学派的角度看，在“当时所谓法家者流中，尚有两派与法治主义极易相混而实大不同者，一曰术治主义，二曰势治主义”⑩。换言之，法家学派的思想可以一分为三：法治主义、术治主义与势治主义。法治主义与其他两派的差异可以分述如下：
1.法治主义与术治主义
法治主义与术治主义之间，是相互对立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对立缘于法与术是“相反之两名词”。概而言之，“术治主义者，其作用全在秘密”，与“编著诸图籍布之于百姓”之公开而划一的“法”，其性质完全不同。术治主义的主要代表是申不害。“申子一派，殆如欧洲中世米奇维里辈，主张用阴谋以为操纵，战国时纵横家所最乐道，亦时主所最乐闻也。而其说为法家正面之敌。”(11)把中国的申不害比作意大利的马基雅维里，术治主义也可说是传统中国的马基雅维里主义。这样的术治主义，完全处于法治主义的对立面，是法治主义的正面之敌。
术治主义由申不害表达，关于法治主义的表达同样见于《管子》、《韩非子》。譬如，《管子·任法篇》说“任法而不任智”，意思是，要实现国家治理，只能依靠法律，不能依靠计谋。《管子·明法篇》说，“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根据这句被反复引证的管子之言，现代学者得出的结论是：“法治者管子治术之主干也。”(12)《管子·君臣篇》又说：“有道之君，善明设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无道之君，既已设法，则舍法而行其私者也……为人君者弃法而好行私，谓之乱。”正是为了防乱，为了求治，《韩非子·有度篇》才提出“奉公法，废私术”这一格言式的论断。
可见，法治主义与术治主义之间的对立主要体现在：第一，法治主义所依据的法是公开的、确定的;术治主义所依据的术是秘密的、隐藏的，因而也是不确定的。第二，法治主义是约束君主的，“实于好作聪明之君主最不便。此所以商鞅、吴起，最能致国于盛强而身终为谬也”(13)。术治主义则是迎合君主的，就像马基雅维里主义是迎合君主的。第三，法治主义是“为公”的主义，它依据的是“公法”，因而是实现国家强盛、国家治理的主义;术治主义是“为私”的主义，它依据的是“私术”，只是为了满足君主的一己之私，最终必将导致混乱。
2.法治主义与势治主义
法治主义与势治主义也是相互对立的。势治主义代表人物慎到的名言是：“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韩非子·难势篇》对这样的势治主义进行了批判：“夫势者，非能必使贤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贤者用之则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则天下乱。人之惰性，贤者寡而不肖者众，而以威势济乱世之不肖人，则是以势乱天下者多矣，以势治天下者寡者。”梁启超由此发现，“势治者正专制行为，而法治则专制之反面也。势治者自然的惰性之产物，法治则人为的努力所创造。故彼非人所得设，而此则人所得设也，是法与势之异也”(14)。
由此，可以看到法治主义与势治主义之间的对立：第一，势治主义的产物是专制，法治主义的产物是专制的反面——梁启超虽然没有指出专制的反面是什么(譬如民主之类)，但法治的产物显然不是专制。第二，势治主义是自然形成的，是随机产生的。如果占据权势者是尧那样的人，那就天下大治;如果占据权势者是桀那样的人，那就天下大乱。势治导致的结果也是自然形成、随机产生的。但是，法治却是政治家积极努力的结果。因为，无论是制定法律还是执行法律，都需要发挥政治家的创造性、能动性，甚至也是整个政治共同体积极努力、共同合作的结果。第三，势治主义很难导致天下大治，因为在政治共同体中，势治所期待的贤者总是很少，而不肖者却很常见。但是，法治主义却能形成天下大治的局面。因为法治主义并不指望贤人当政，“中者”依据法治主义就可以实现天下大治。正如《韩非子·难势篇》所言：“且夫尧舜桀纣，千世而一出……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者亦不为桀纣。抱法则治，背法则乱。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抱法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
比较梁启超早期与后期的代表性论著，可以看到，梁启超对法家思想的界分大同而小异。“大同”的方面体现在：都是站在法治主义的立场上，界分了法家思想中的法治主义与非法治主义，都是推崇法治主义而贬斥非法治主义。“小异”的方面体现在：在1904年的《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中，法治主义的对立面是势治主义;在1922年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中，法治主义的对立面既包括势治主义，也包括术治主义。这就意味着，梁启超关于法家思想的界分是发展的、变化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体现了梁启超界分法家思想的定型化表达。
四、梁启超界分法家思想的域外影响
由于势治主义与术治主义都处于法治主义的对立面，因此，先秦法家思想可以分为两大阵营：法治主义与非法治主义。梁启超关于法家思想的这种界分，早在20世纪20年代已经引起了域外学术思想界的注意。
1926年，亦即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正式发表4年之后，其中的《法家思想》部分，亦即本文讨论的部分，就被法国民法学家、比较法学家让·埃斯卡拉(Jear Escarra，1885-1955)译成法文，并以《先秦法的概念与法家理论》之名予以出版。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埃斯卡拉于1921年至1930年之间，曾经担任民国政府法律顾问。他于1936年出版的《中国法》(Le Droit Chinois)，受到了西方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他本人则被哈佛大学安守廉教授(William Alford)称为“欧洲中国法顶尖专家及中国法国际先驱之一”(15)。正是这位中国法的研究者，把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关于法家思想的部分传播至西方世界。
1927年，年仅25岁的法国思想家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1902-1968)萌生了对于中文及中国思想文化的兴趣，(16)他在阅读了法文版的《先秦法的概念与法家理论》之后，以“评梁启超《先秦法的概念与法家理论》”为题，为该书写下了一篇评论。在这篇评论中，科耶夫写道：“译者(大概也包括作者本人)在出版这本书的时候，都追求现实的政治目标：在法家学说中寻求亲西方的中国思想流派(方向)，他们致力于恢复那些被希望的学说，从而使新的中国的建设以及中国与西方的彼此接受变得更容易。”(17)这就是说，《先秦法的概念与法家理论》的作者梁启超与译者埃斯卡拉一样，都希望在法家学说中寻求亲西方的中国思想，或者是，寻求能够被西方接受的思想。梁启超对法家思想进行界分，把法家思想中的法治主义单独提炼出来，并予以进一步的凸显，使之与术治主义、势治主义形成某种对照，就是在法家思想中寻求西方可以接受、能够理解的法治主义。
因而，梁启超对法家思想的划分，尤其是对法家法治主义的彰显，让科耶夫产生了这样的印象：“所有中国对法的理解中有价值的地方都是法家创造的，这些东西为新的中国奠定了基础，新的中国只需要发展这一基础，来达到西方已获得的成就。”(18)在这里，科耶夫认同法家的法治主义，在相当程度上是基于对梁启超观点的认同，因为梁启超把法治主义归属于法家，而法治主义是西方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促成了“西方已获得的成就”。
对于法家的法治主义，科耶夫的看法是，法家“关于法的学说并不是源于实际上的新思想，而是来源于现实政治的实际需要：他们与儒家的争议不是中国思想不同流派间的争议，而是实践政治家与哲学理论家(如果合适的话，可称为乌托邦主义者)间的争议。所以他们的法的概念与罗马的法的思想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他们的法不是绝对的，它仅仅是国家手中的一种实用工具，而这种工具还处于与国家的职能关系中，或者确切地说是与其首领间的关系。如梁启超说的，这不是因为法家学者们没有考虑好自己的前提条件，而是他们基本观点的直接后果。这样一来，在科耶夫那里，刚被梁启超从术治和势治中解救出来的法家思想再一次遁入其所谓的‘米奇维里’辈之列。科耶夫甚至认为，不能把法家看作亲西方的思想，他们学说的理论方面并没有任何创新之处，对中国的思想不具有深刻的影响”(19)。
科耶夫进一步指出：“即使希望在法家理论中寻找关于法的新学说，也不该忽略这种学说其实与中国一点关系都没有，甚至，当今的中国‘西方主义者’也不完全赞同他们。”换言之，梁启超在法家思想中挑选出来的法治主义，如果把它理解为西方意义上的法治，那么，它与古代中国没有关联，因为古代中国不可能有西方意义上的法治。对于梁启超本人及其翻译的《先秦法的概念与法家理论》，科耶夫的看法是，“梁启超无法完全站到接近他自己支持的西方的法家观点那边去”，而且，梁启超的“阐述带有某种主观局限性。一方面，他所采用的法家学派的概念极其宽泛，将所有观点与此学派采用的主要观点的定义相符的人都纳入了这个学派，而从另一方面看，他着重强调了支撑这一定义的引文，自己却什么都没有说”(20)。
这些出自异域思想家的评论，无论是肯定性的评论还是否定性的评论，无论是否恰当，无论是否带有评论者自己的立场(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都可以说明梁启超关于法家思想的论述与界分在西方主流思想界产生的影响。
五、梁启超界分法家思想的西方背景
梁启超对法家思想的界分，一方面，对西方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受到了西方学界的关注;另一方面，从根本上说，则是西方思想影响下的产物。而且，从影响的程度看，西方世界影响梁启超的程度，远远大于梁启超影响西方世界的程度。那么，是西方世界中的哪些思想影响了梁启超对于法家思想的界分呢?倘若要全面地看，1922年之前的梁启超所接触到的所有西方思想，都对他界分法家思想产生了间接的影响。不过，即使只在《法家思想》一章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多个方面的西方思想。梁启超把多种西方思想与法家思想混在一起予以论述，说明这些西方思想直接地、明显地影响了梁启超对于法家思想的界分。
1.自然法
梁启超对于中国现代法学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率先把自然法的概念引入中国。早在1904年的《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一文中，梁启超就以自然法比附儒家、道家、墨家的法律观念。据学者考证，这是中国人以自然法概念解释中国古代法的肇始。(21)在《法家思想》一章中，梁启超同样习惯于以自然法的概念解释法家关于法的概念。他说，“广义的法”，“即以自然法为标准以示人行为之模范也。法家所谓法，当然以此为根本观念，自不待言”(22)。梁启超举出的例子，是《管子·七法篇》之所言：“根天地之气，寒暑之和，水土之性，百姓、鸟兽、草木之生，物虽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尝变也，谓之则。义也、名也、时也、似也、类也、比也，状也，谓之象。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管子》中的这些论述，在梁启超看来，就表达了法家的自然法观念。梁启超以西方的自然法概念解释法家关于法的概念，一个基本的理论预期就是为法家的法治主义正名：因为法家关于法的概念，能够在西方的自然法理论中得到解释，这就意味着，法家关于法的概念、特别是法家的法治主义，能够在西方世界中得到承认。
2.立宪政体
在关于法家思想的界分中，西方的立宪政体也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参照。梁启超认为，法家思想有一个最大的缺陷，那就是，在立法权问题上不能正本清源。法家的法治主义理论虽然提醒君主：“弃法而好行私，谓之乱。”(《管子·法法篇》)但是，法家面对的法，毕竟还是君主制定的。君主既可以立法，也可以废法，这就让法家的法治主义在实践过程中面临着重大的危险。因此，法家所谓“抱法以待，则千世治而一世乱”的设想，根本就不能成立。“欲法治主义言之成理，最少亦须有如现代所谓立宪政体以盾其后。”但是，法家的法治主义与现代的立宪政体毕竟没有任何关联。《管子·七法篇》虽然指出了“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所导致的弊端，但却无法加以解决。因为：“‘使法必行之法’，在民本的国家之下，能否有之，且未可定。在君权的国家之下，则断无术以解决此问题。”(23)
这就是法家法治主义的内在难题：在君主政体之下，法律随时可以被废除，法律的执行得不到保障，这就使“抱法以治”从而实现“千世治”的目标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梁启超为此提出的对策是，以“立宪政体”盾其后，通过创设“使法必行之法”，以保障“抱法以治”、目标的实现。梁启超所谓的立宪政体，并没有一个严格而精准的定义。按照他早期的理解，立宪政体的简称即为宪政，(24)立宪政体的核心标志是：设立议会，制定宪法。在这样的立宪政体之下，宪法和法律由议会制定，并由议会监督执行，这就在立法权上实现了正本清源。以这样的“立宪政体以盾其后”，有可能克服法家法治主义的最大缺陷。梁启超的这个观点，被学者称为解决“商鞅难题”的“梁启超方案”。(25)
3.君主立宪
在立宪政体中，君主立宪是一种特别的、具体的形式。梁启超不仅强调立宪政体，而且还反复提到了立宪政体中的君主立宪。从梁启超的思想历程看，西方的君主立宪思想与虚君共和实践，尤其是英国的君主立宪，是辛亥革命之前梁启超认同的思想与实践。写于1905年的《开明专制论》堪称梁启超君主立宪思想的集中表达。(26)迁延至1922年的中国，即使在君主立宪或虚君共和已经没有现实可能性的背景下，源于英国的君主立宪也是梁启超界分法家思想的一个重要参照。
在《法家思想》中，梁启超写道：“法家根本精神，在认法律为绝对的神圣，不许政府动轶法律范围之外。”这种关于法律神圣、政府守法的思想，见于《管子·法法篇》：“明君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这样的法家精神，“可谓与近代所谓君主立宪政体者精神一致”(27)。而且，按照法家的设想，君主也不必劳神费力地去承担更多的责任，“现代法治国元首不负责任，理论亦半同于此”(28)。可见，法家的法治主义，还可以在君主立宪理论和虚君元首实践中得到解释，君主立宪亦是梁启超界分法家思想的一种具体参照。


摘自网络网友，谢谢。

Ⅱ 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主要强调什么相结合

一、主要强调：

君王应该用‘法’、‘术’、‘势’三者结合起来治理国家。

1、法：法是指健全法制。

2、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

3、势主要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要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二、韩非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集于一身，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2)韩非的法治思想扩展阅读：

著作《韩非子》：

《韩非子》是后人收集整理韩非所著的文章而编纂成的著作。这部书现存五十五篇，约十余万言，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

《韩非子》内容共二十卷分为五十五篇，总字数达十多万言。在体裁上，有论说体、辩难体、问答体、经传体、故事体、解注体、上书体等七种。辩难体与经传体为韩非首创。在内容方面，则论“法”、“术”、“势”、“君道”等，文裁条理清楚，用意深刻。其中以下列五篇最能代表其思想：

1、《孤愤》论述自己对当代法家对更法之志的愤概。

2、《说难》第十二，论述对君主进谏的困难，反映韩非对君主的心理分析之清楚，为论说体。

3、《奸劫弑臣》第十四，前半部论述奸臣的奸行及治奸之法，后半部则反对儒家思想，倡导法家思想治国之道。

4、《显学》，批判儒家与墨家，阐扬法治，该篇是韩非对法治思想的代表作，亦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重要史料来源。

5、《五蠹》，‘蠹’字意指由内部危损整体的木中之虫，五蠹指五种蛀虫，韩非认为为学者（儒家）、言议者（纵横家）、带剑者（墨家侠者与侠客）、患御者（怕被征调作战的人）、工商买卖者等，为扰乱君王法治的五种人，考量历史应除掉他们。本篇亦为历史上公认的韩非子代表作。

6、《扁鹊见蔡桓公》，以扁鹊躲避蔡桓公写出了当时统治的残暴，被收录在鲁教版初中《语文》教材中。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韩非子（法家三治）

Ⅲ 韩非的法治观念有哪些

韩非子着重总结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融为一本。他推崇商鞅和申不害，同时指出，申商学说的最大缺点是没有把法与术结合起来，其次，申、商学说的第二大缺点在于“未尽”，“申子未尽于术，商君未尽于法”。（《韩非子·定法》）韩非按照自己的观点，论述了术 法的内容以及二者的关系，他认为，国家图治，就要求君主要善用权术，同时臣下必须遵法。同申不害相比，韩非的“术”主要在“术以知奸”方面有了发展。他认为，国君对臣下，不能太信任，还要“审合刑名”。在法的方面，韩非特别强调了“以刑止刑”思想，强调“严刑” “重罚”。
尤可称道的是，韩非子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法不阿贵”的思想，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是对中国法治思想的重大贡献，对于清除贵族特权、维护法律尊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韩非子认为，光有法和术还不行，必须有“势”做保证。“势”，即权势，政权。他赞赏慎到所说的“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难者》），提出了“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的论点。
韩非子的全部理论导源于荀子“性恶论”思想和建立封建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国家的政治目的。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利害关系，人的心理无不“畏诛而利庆赏”（《二柄》），人君的职责就在于利用“刑” “德”二手，便民众畏威而归利。
韩非子的法治思想适应了中国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需要，在中国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过程中起了一定的理论指导作用。
改革图治，变法图强，是韩非思想中的一大重要内容。他继承了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思想传统，提出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观点，主张“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五蠹》）
韩非子用进化的历史观点分析了人类历史。他把人类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当今几个阶段，进而说明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那种想用老一套办法去治理当世之民的人都是“守株”之徒。
韩非子的进化历史观在当时是进步的。他看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并用这种发展的观点去分析人类社会。
韩非子把社会现象同经济条件联系起来，这在当时是难得的。韩非子对经济与社会治乱的关系有了初步认识，注意到人口增长与财富多寡的关系，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人民众而货财寡”会带来社会问题的思想家。
韩非子反对天命思想，主张天道自然。他认为“道”是万物发生发展的根源，“道”先天地而存在。有了“道”才有了万物，“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维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宇内之物，恃之以成。”（《解老》）韩非同时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理”这个哲学概念，并论述了它与“道”的关系。他认为，“道者万物之所成也，理者成物之文也。”（《解老》）“理”在韩非看来，就是事物的特殊规律，人们办事应该尊重客观规律。
韩非子的认识论继承了先秦哲学中的唯物主义的思想传统。他提出的反对“前识”和“因参验而审言辞”的观点，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韩非子反对“前识”的观点。所谓“前识”，就是先验论。韩非主张“虚以静后”，通过观察事物得到认识而非妄加揣测。
韩非子提出了“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奸劫弑君》）的著名论题。“参”就是比较研究，“验”就是用行动来检验。韩非认为，不经过“参验”而硬说是如何如何，是无知的表现；不能确定的东西而照着去做，是自欺欺人。因此他主张“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显学》）。
韩非子的思想中有不少辩证法的因素。看到事物不断地变化着，指出“定理有存亡，有生死，有盛衰。”“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后衰者，不可为常。”（《解老》）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矛盾”的概念。他所讲的矛与盾的故事，对人们分析问题 表达思想至今仍有着深刻的启发作用。
韩非子的政治思想为中国封建统一事业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的哲学思想包含了相互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开拓了人们的思路。韩非不愧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思想家。
韩非子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是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韩非还继承了荀子关于封建专制的一些思想，并进一步理论化和系统化，从而成为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倡导者。
虽然我们可以说儒家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①和孟子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②与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有一定关系，但是都不如韩非讲的明确。《韩非子·忠孝篇》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

Ⅳ 韩非的思想主张

主要主张

政治

1、封建专制

韩非在国家政体方面主张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韩非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是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

2、中央集权

韩非子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法家实践理论。

3、名实相符

韩非子另主张‘‘名实相符’’，认为君主应根据臣民的言论与实绩是否相符来决定功过赏罚。

改革

1、改革图强

改革图治，变法图强，是韩非思想中的一大重要内容。

2、改革变法

中国人惯于尊重过去经验，这个传统思维方式对中国哲学有巨大的影响。

法律

1、以法为本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

2、依法治国

韩非子著作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经验，形成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

3、法不阿贵

儒家讲究：“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而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更把它发展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4、以法为教

韩非主张以法为教，意思就是除了制订法律以外，还必须要宣传法律，普及法律知识。

哲学

1、法家思想

2、唯物主义

韩非子反对天命思想，主张天道自然。

3、辩证法

韩非子的思想中有不少辩证法的因素。看到事物不断地变化着，指出“定理有存亡，有生死，有盛衰。

4、道生法

也是法家的思想，在韩非子看来，君王应当具备的一项品质便是“为无为”，自己表现出“无为而治”。

5、法家三治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

(4)韩非的法治思想扩展阅读

韩非子的文章说理精密，文锋犀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韩非子的文章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

韩非子还善于用大量浅显的寓言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论证资料，说明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地体现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

在他文章中出现的很多寓言故事，因其丰富的内涵，生动的故事，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至今为人们广泛运用。

Ⅳ 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主要强调什么

1、依法治国。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韩非子著作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经验，形成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

2、法不阿贵。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3、以法为教。意思就是除了制订法律以外，还必须要宣传法律，普及法律知识，遵守法律，运用法律，使整个社会形成“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风气。

韩非在国家政体方面主张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是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韩非还继承了荀子关于封建专制的一些思想，并进一步理论化和系统化，从而成为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倡导者。

(5)韩非的法治思想扩展阅读：

韩非主张社会历史进化论，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当代必然胜过古代；人们应该按照现实需要进行改革，不必遵循古代的传统。韩非子用进化的历史观点分析了人类历史。

他把人类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当今几个阶段，进而说明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那种想用老一套办法去治理当世之民的人都是“守株”之徒。韩非子的进化历史观在当时是进步的。他看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并用这种发展的观点去分析人类社会。

韩非子把社会现象同经济条件联系起来，这在当时是难得的。韩非子对经济与社会治乱的关系有了初步认识，注意到人口增长与财富多少的关系，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人民众而货财寡”会带来社会问题的思想家。

Ⅵ 韩非子法制思想产生的背景及其影响

1、奖励耕战适应了当时诸侯国发展生产、相互兼并或自卫的需要；2严明赏罚利于维持社会稳定；3地主阶级兴起,需要新的、激进的思想；4当时的儒家思想主张维护周礼,即周朝的奴隶制度和井田制,道家思想虚无消极,两者都不适合统治的需要；5法家中央集权（韩非子权、术、势）思想适应了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

Ⅶ 关于韩非法治思想的论文

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至少在公元前21世纪左右的夏朝已经建立了国家，形成了法制 。中华法制不仅起源早，而且经过四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一直没有中断过，这是在世界文明古国中所仅有的。因此中国法制的历史沿革非常清晰，无论是某一部法典，还是某一项制度 ，都有清楚的源流关系，形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完整系统。

一． 法制的起源
法制萌生于春秋时期。夏、商、周三代实行的是一种封建制度。国家是在家族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当时的国家的体制是一种家国一体的体制，在社会上是一种宗法制，国家的人际关系都按礼的原则来建立。进入春秋时代以后，封建制开始解体。体现在国家方面就是直接导致了天子、国王力量衰微，诸侯崛起；体现在诸侯国中就是国家内部卿大夫的势力强大起来，开始控制了诸侯国的权力，接下来开始篡夺君位；体现在封邑层面上，就是家臣凌主；在社会这个层面上，从前维系社会关系的这一套纲纪逐渐失效，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表现在国家方面是诸侯力征，同时大国兼并小国，一方面大国要侵占更多的土地，侵略小国，小国要自卫，天下混战，国与国之间没有基本的规则，无论大国、小国都希望富国强兵。法家适应这一时代的需要，提出了法治的主张，法治的一个基本的东西就是扩张君权，以法治国。公元前536年，郑国“铸刑书于鼎”（刑即为法），后来，晋国也“作刑书”。郑国与晋国先后采取了把刑法铸在鼎上，制定刑法，公布刑法，推行法治。这在当时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具体体现在：开辟了公布法先河，向民众公布法律，使得民众也可按照这种明示的法律来解决社会争端。而在这以前，法律都有一种随意性和神秘性。在此之后，法律开始具有公开性。

二． 法家的法治思想
韩非提出了以法治为中心，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法,就是统治者公布的政策、法令、制度，前期法家代表商鞅首先提出“法”治的主张。韩非子强调治国要有法治，赏罚都要以“法”为标准。法是整个社会的行为准则和规范，任何人都不能独立于法外。韩非子说：“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也就是说，在“法”面前，不存在贵族和平民之分。“术”就是国君驾御群臣的权术，由国君秘密掌握，使得大臣们摸不清国君的心理，不敢轻举妄动，背后搞鬼。“术”最先由申不害提出。但韩非子认为，申不害重术不讲法，往往造成新旧法令相互抵触、前后矛盾；商鞅重法不讲术，则难于对官吏察辨“忠”和“奸”，导致国君的大权旁落于大臣之手。所以韩非主张“法”和“术”必须结合，二者缺一不可。同时,韩非子还认为，“势”就是国君占据的地位和掌握的权力，也是统治者实行统治的必要手段之一。“势”的理论最终是由慎到提出的。韩非子吸取了这一理论，他认为，要推行法令和使用权术,必须依靠权势；没有权势，既使是尧这样的贤明君主，连三户人家也管理不了。因此,韩非子提出“抱法而处势”的主张，认为只有稳固地掌握了权势，才能有效地推行法和术。
法家主张审时度势，“法后王”，“法今圣”，而不“法先王”。商鞅明确提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前世不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这种进化的历史观，坚信“当时而言法，因事而制礼”，从而主张“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①。
韩非继承了商鞅的历史进化，提出“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②，认为历史是不断变化、不断进步的。所以，“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而“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③。那些根本不了解古今治乱变化的人，反而竭力讴歌先王之法，颂扬先王之书，这只会加剧今世的动乱，绝不会带来任何益处。因此，“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④，而是仔细分析研究当代面临的问题，根据现实来制定各项措施。
法家崛起于战国时代。这个时候，“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西周分封制已经崩溃。到战国初年，周王室早已是形同虚设，其地位与一般小国无异。春秋时代的一百余国，这时也仅存十余国，整个中国为战国七雄所主宰。而七雄的大规模兼并战争，也正在推动着中国从封建割据走向封建统一，在这种不可逆转的形势下，维护周制、重建分封，不但没有任何可能，而且从根本上说，乃是历史的倒退。法家顺乎潮流，力倡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力主普遍推行郡县制度。商鞅说过：“百县之治一形，则从；迂者不饰，代者不敢更其制，过而废者不能匿其举。”⑤众多的县，都实行统一的政治制度，就可使人人遵从，奸官就不敢饰非，替代者就不敢更易制度，因过而贬黜的官吏就不能掩饰其错误。推行县制，由中央任免地方官员，把县变成中央的地方行政机构，而不再是独立、半独立的王国，这样就把全国的军政大权集中到了中央，从而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政体，有利于从劫乱走向安定，从割据走向统一。韩非又进一步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⑥进一步发展了中央集权的政治理论。
法家主张“一断于法”，而不论亲疏、贵贱、上下、尊卑。《商君书·赏刑》说道：“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败于后，不为亏法。”从这里可以看出，法家主张的“刑无等级”有两大特征：第一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君主不在次列），第二是废除贵族（不论旧贵族还是新贵族）的赦免和赎刑特权。这两点都是对西周以来“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彻底否定。由于破除了贵族人治，代之以国家法治，因而加强了君主集权，不但大大有助于军令、政令的统一，而且为后来战胜山东六国，实现全国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法家所主张的法治，是将法律公之于天下，“使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又别置“法官”作为主管吏民法律的顾问，以使天下吏民知法不犯，增进国家的安定和统治秩序的稳定。这种法律观念，一直为后来历朝历代所承袭，对于巩固国家的统一，维护社会的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 廉吏执法与法制建设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的记载。清明的吏治是实施法制的必要条件，也是法制建设的内在要求，它反映了社会政治生活的健康程度。
中国古代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都深深地认识到治吏对推行“法治”的重要意义。先秦时，法家提出“名主治吏不治民”的论断，其实质不在于轻视和否定治民，而在于强调吏治的重要性。孔子“为政在人”的观点突出强调了君主与官吏在国家治乱和“法治”兴衰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荀子的“有治人，无治法”，更明确地阐述了“法”与“人”的关系。他认为作为统治者的“人”决定着作为国家制度的“法”，法律能有效执行和适应变化，都离不开“人”的灵活、廉洁和清明。荀子重视人治，并非不要“法治”，“法者，治之端也”，但发挥法的作用与功能要靠人，官吏守法和秉公执法是治国之关键。唐“贞观盛世”的出现是与唐初官吏的清正廉洁，带头守法分不开的。
法制历史深刻地告诉我们：徒法不足以为治，繁法也不足以为治，制定严密完备的法令是容易的，而真正要使之付诸实施并深入人心则并非易事，它要通过执法者公平的执法和广大民众自觉的守法来实现。因此，我们说，良法与廉吏是实现法治必不可少的两个环节，它们相互联系，承前接后，内在要求是一致的。在法制建设中，立法要从实际出发，结合社会现实，根据社会要求，能够真正反映社会生活，指导并规范人们的行为。但是立法只是国家治理的一个前提，只有依靠秉公执法的官员才能够使国家立法走向现实，如仅有善法而不循法，立法则无异于虚设之条文。

四． 法治的现代意义
中国古代史上曾经出现过几次盛世局面，如成康之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之治等。盛世所表现出的共同特征就是社会秩序稳定，吏治清明，人民生活安定，阶级矛盾相对缓和，封建法制相对健全和完善。良好的法律秩序成为盛世最明显的标志。法盛则政兴，古代盛世局面的出现所体现的共同特征就是：重法、守法，上自皇帝下至百官百民，自觉或不自觉地服从于封建法律，不徇私枉法，不枉杀臣民，不僭越法律。
封建“法治”与现代法治有着本质的区别。封建法律的服务对象是地主阶级，其着力维护的是专制主义统治，法律是皇帝的御用工具，法自君出，皇帝可一言立法，也可一言废法，权大于法。尽管如此，封建盛世的出现，内在地需要“法治”的支持，封建法制中许多内在规律成为法盛政兴的必要条件。深入法制历史，分析法制现象，从封建法制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法制经验和规律，不失为今天法制建设的有益借鉴。
在法自君出的封建社会里，皇帝一方面凌驾于法律之上，另一方面在一定条件下也遵循法律的规范。汉文帝以身作则，奉公守法，才有了张释之的执法公平；唐太宗有“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的思想，才有了功臣屈法而下诏治罪之举。在保证法令顺利实施方面，监察制度在中国古代法制中最有特色并且历史悠久，其主要职能是监察百官，纠举失职，监督司法，以使官吏执法不阿。中国古代的监察机关在维护皇权的前提下，独立地行使监察权，自成体系，不受行政系统的干涉。为充分发挥其职能，历代都由皇帝掌握监察御史的任用权。监察御史虽品级不高，权力却非常大。也正因为如此，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监察机关确实起到了应有的法律监督作用，为封建法制的推行起到了极大的保证作用。在制度建设上，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既有特色，也很有显示借鉴意义。
依法约束权力，法制就能得以维持，盛世就有出现的可能；权力超越了法律，社会秩就会混乱，衰世就必然出现。以法律约束权力是维系法制的根本，古代如此，现代也如此。
法制推动社会的发展，调整社会关系，保证国家的政治制度，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它对人们的生产、生活有巨大的影响。历史证明，重视法制就会推动社会的发展，使国家昌盛富强；破坏或淡视法制就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导致政权的衰败。可以说，“法治”是盛世的标志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认识到了法治对一个国家盛衰的作用，开始逐步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治国方略。这就使得民主法制环境大有改观，司法执法队伍不断扩充，纠正了以往不讲法制，强调人治的作法，司法和执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我国的司法执法状况与法治的内在要求仍相距甚远，长期以来形成的人治观念仍然没有根本消除，权大于法的现象仍很突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贪赃枉法的现象仍很普遍。我们知道，失去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也必然损害法制，影响法制技术的顺利进行。立法定制的根本目的在于实施，而严格高效地实施法律取决于司法执法机关的活动。依法治国的关键之一就是司法和执法的公正，只有司法机关和执法机关严格守法、依法办事才能维护法制的尊严与权威，保障社会主义法制技术的顺利进行。

注释：
①《商君书·更法》
②《韩非子·五蠹》
③《韩非子·显学》
④《韩非子·五蠹》
⑤《商君书·垦令》
⑥《韩非子·扬权》

Ⅷ 韩非的法治哲学是怎样的

先秦法家并不像儒家、墨家那样自成一派，也不大讲师承关系，他们只是在思想上有着共同的特点。首先，他们强调法的作用，认为法是治国的不二法门，即以法治国，一切由法裁断。其次，注重实力，认为实力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手段。再次，强调君主专制。最后，法家在政治上使用的基本概念和范畴主要有法、势、术、刑、罚、赏、利、公、私等等，这些概念和范畴是法家思想的支柱，使法家的思想独具特色。

法家思想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韩非。他是战国后期韩国人，贵族出身。韩非是儒学思想家荀子的学生，但他提倡法治，反对空谈仁义，主张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国家。韩非口吃，不善于说，但很善于写，著有《韩子》五十五篇。韩非著书立说是为了挽救韩国的灭亡，但由于他讲的道理所具有的普遍意义，他的君主专制思想深受秦王赢政的赏识。据说当赢政看到他的著作之后，禁不住拍案叫绝，感叹道：“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后来赢政用武力把韩非“请”到秦国，由于韩非书生气太浓，爱国之情溢于言表。结果在他的同学李斯的陷害下，冤死于狱中。韩非死在了秦国，其以法治国的思想也留在了秦国，并被付诸实践。

韩非的思想不是理论逻辑推理的产物。而是通过“观往者得失之变”，即从历史的纵横关系中思索治国之道。他在总结先秦法家思想的基础上，创立了以“法为中心”，“法”、“势”、“术”相结合的法治理论体系。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韩非以前的法家，如慎到、申不害、商鞅等人，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势”、“术”、“法”等思想。在韩非以前的法家中，慎到重视“势”。所谓“势”，就是权力，慎到认为在权、法、礼、政策等政治各要素中，权力应放在首要地位。慎到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中认识到，掌握权力是从事政治活动的前提条件。在政治中谁服从谁，不是以学识、才能和道德为标准，而是要看权势的大小，“贤而屈于不肖者，权轻也；不肖而服于贤者，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使其邻家；至于南面而王，则令行禁止。由是观之，贤不足以服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矣。”慎到的这一说法显然是批判儒家崇德思想的，他的权力主义虽然忽略了道德在政治中的作用，但却符合战国时代你争我夺的历史现实。

申不害重视“术”。所谓“术”，就是权术。术与法不同，前者须君主独操，后者要君民共守。法要公开，是一种明确的规定，术则要藏于心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申不害认为君主的威胁主要来自于左右的大臣，“妒妻不难破家也，乱臣不难破国也”。为了巩固君主的地位，防止大臣的篡夺，申不害提出要以“术”来作为加强君权、驾驭群臣的办法，做到“君操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这样，君主就可以“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申不害的权术思想，虽然有利于加强君权，但助长了政治上勾心斗角之风气。

商鞅在“法”、“势”、“术”中，虽然认为君主应该“不恃其强，而恃其势；不恃其信，而恃其术”。肯定了“势”、“术”在加强君权中的作用。但他更重视“法”。商鞅主张以法治国，在执法过程中强调要轻罪重罚。轻罪重罚的逻辑是：它使人不敢犯轻罪，自然更不敢犯重罪，“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此谓治之于其治也。”而商鞅认为实行轻罪重罚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爱民”。关于“法者所以爱民也”，商鞅也有自己的逻辑。因为实行轻罪重罚，人民都不敢犯罪，自然也无需再用刑，这叫做“以刑去刑，刑去事成”。他又说：“不刑而民善，刑重也。刑重者，民不敢犯，故无刑也，而民莫敢为非，是一国皆善也。”商鞅的这种以刑去刑论是残忍而野蛮的法治主义。

韩非总结了慎到、申不害、商鞅等人的思想，针对申不害只讲术不重视法的弊病，他指出：“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而对商鞅只讲法不讲术的缺点，认为虽能以法致富，“然而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资人臣而已。”于是韩非辩证地把“法”、“势”、“术”三者联系起来，他说：“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无一，皆帝王之具也。”这就是说没有统一的法令不能治民防奸，而只注重法令，人君没有操持控制大臣的“术”，就不能防止大臣犯上作乱，所以只有“法”、“势”、“术”并用，才能维护君主的专制统治。

韩非提出有利于君主进行专制统治的标准，这就是“法”。什么是法呢？韩非说：“法者，事最适者也。”所谓“事最适者”，就是适合时代，符合事理，有利于君主之用。而立法的目的是尊公废私，“立法令者以废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废矣。”法令是全社会必须遵守的标准，“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而且执法必须要严，“使吾法之无赦，犹入涧之必死也”，就是说谁违犯了法令就应当无赦。

战国虎纹铜镜韩非强调以法治国，反对贤人政治，提出“尚法而不尚贤”。他认为，对君主而言，无需待贤君而治，历史上的贤君和暴君都是千世不一出，绝大多数的君主是“中人”，“中人”只要“抱法处势”就可以治天下。甚至暴君如桀纣，若能“抱法处势”亦可以治天下。

韩非的治国思想，特别他的以“法”为中心，“法”、“势”、“术”有机并用的思想，二千多年来一直为封建统治者所使用。他的思想不能说不智、不明，但却没有像孔子那样捞到圣人的牌位。这是由于他太忠实于事实，只讲权术和法治而不关心道德，从而忽略了道德在政治统治中的作用。

Ⅸ 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实质是什么

C、法律是君主治理天下的工具

韩非子的思想其实很难说是“法治” 充其量是“规则” 实质上他的“法”是君主制定的游戏规则，用来规范其他人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