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日法学

Ⅰ 德日刑法中的新旧派之争

大陆法系刑法中的旧派与新派
万志鹏
(湘潭大学 法学院，湘潭 湖南 411105)
引 言
在西方刑法理论中，长期存在旧派与新派两大阵营的对峙。旧派又称为古典学派，可分前期旧派（刑事古典学派）与后期旧派（后期古典学派）。前期旧派以贝卡里亚、边沁、费尔巴哈、康德、黑格尔等人为代表，形成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由于旧派理论未能阻止19世纪后期西方国家的犯罪浪潮，新派于19世纪末兴起，以龙勃罗梭、菲利、加罗伐洛、李斯特、牧野英一等人为代表。为反驳新派观点，后期旧派也于19世纪末形成，以宾丁、贝林格、毕克迈耶、迈耶、麦兹格、小野清一郎等人为代表。 也有人把贝卡里亚、边沁归为启蒙主义刑法学派，而不将其归为古典学派，因为，其一：这两人的思想主要是受启蒙主义思潮的影响；其二：他们主张的预防论思想与黑格尔等古典学派人物主张的报应主义思想是截然不同的。
一、 旧派与新派的学术背景及主要分歧
旧派学者主要从法规范学的角度出发，立足于法的正义性，论证刑法的存在理由及实定法上的建构。前期旧派是在反对中世纪封建刑法的斗争中形成的。贝卡里亚最先吹响了罪刑法定、罪刑均衡、罪责自负等现代法治主义刑法理念的号角，反对酷刑和刑讯，将刑法推进到了科学时代。他主张自由意志，认为刑罚应以预防犯罪为依据。边沁继承并发扬了贝卡里亚的思想，他以哲学上功利主义为方法论，运用抽象思辩和逻辑演算的方法深入研究了刑罚理论，也是预防论者。费尔巴哈则提出了著名的“心理强制说”，重视刑罚对社会一般人的威吓作用，被认为是一般预防论中的立法威吓论者。与前三者不同的是，同为旧派学者的康德和黑格尔则在刑罚论上持报应主义，康德是等量（一说等害）报应主义和道义报应主义者，黑格尔是等价报应主义（一说等质）和法律报应主义者，但二者都是绝对报应主义者，即刑罚只是对犯罪的回应，绝不为其他什么别的原因而存在。二者都坚持理性人和自由意志观点。综上，前期旧派一般都认为，人是具有自由意志的理性人，刑罚是对自由人违反刑法的理性反动。犯罪是违反法律，也是违背道德的无价值行为。刑罚对犯罪予以惩罚是报应的需要或是预防一般人犯罪的需要（这一点上旧派学者内部之间有报应论和功利论的尖锐分歧）。一般而言，旧派学者都坚持意志自由论、抽象的行为人论、行为主义、道义责任论。
新派学者主要从社会学的角度观察刑法的合目的性。新派创始人之一龙勃罗梭是犯罪学人类学鼻祖，他主要从事的是犯罪原因学（狭义的犯罪学）研究，他认为犯罪主要是人的生物因素起作用，并提出了著名的“天生犯罪人”论。他的弟子菲利继承并发展了他的理论，提出了犯罪发生的三原因论（即个人因素、社会因素、自然环境因素）和犯罪饱和理论。菲利十分重视犯罪的社会原因，认为刑罚措施对付犯罪几乎是无效的，治理犯罪应主要致力于消除犯罪的社会原因，因而被后世归为刑事（犯罪）社会学派。菲利同时也是刑法学家，曾起草意大利1922年刑法，因过于反映激进的实证学派观点而未能通过。菲利主张取消刑罚的概念，代之以“社会防卫措施”。菲利的学生加罗伐洛也是犯罪社会学派人物，其主要贡献是第一次将犯罪学作为独立学科从刑法学中分离出来，并提出著名的自然犯和法定犯的分类。李斯特也是集犯罪学家与刑法学家于一身，提出犯罪原因论上的二元论论（即个人原因和社会原因），并十分重视犯罪的社会原因和治理犯罪的社会因素。他提出了著名的“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这一口号。在刑罚观上，主张“应受刑罚处罚的不是行为而是行为人”，刑罚有威慑、改善、隔离三种效果，刑罚应以教育、挽救、改造犯罪人为任务，并提出了“矫正可以矫正者，不可矫正者使之不为害”的个别预防方针，被认为是教育刑、目的刑的提倡者。综上，新派学者一般都反对自由意志论，主张人犯罪是诸多自然及社会环境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即所谓“决定论”，注重从犯罪人的角度研究犯罪、刑法和刑罚，大多持行为人主义、目的主义、特别预防论、社会责任论。
二、 犯罪论上的差别
在犯罪论，旧派与新派的主要对立表现为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旧派一般持客观主义立场，以客观的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来认识和看待犯罪，认为刑法上处罚的对象是犯罪行为，刑事责任的基础是行为人危害社会的行为，正是因为有此危害社会的行为以及结果，才对该人科处刑罚。即行为主义。新派一般持主观主义立场，以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来看待犯罪，认为犯罪的本质、也就刑事责任的基础是行为人危险的反社会性格或人格，这种危险性格是危害社会的因素，因而主张刑法的对象是行为人而不是行为，因为离开了行为人这个载体去处罚行为本身是毫无意义也是不可想象的，即行为人主义。但新派又承认，对人身危险性的判断离不开行为人的客观行为，至少在目前科学技术水平状况下离开行为人的客观表现是难以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危险性格的。不顾客观行为来谈危险性格是很容易造成罪刑擅断、侵犯人权的。因此，无奈，只有通过客观行为表露出来的主观恶性，才能作为刑事责任的基础，因此又称为征表主义。
在违法性理论上，旧派基于客观主义违法论立场，持结果无价值论，认为违法的实质在于对法益的侵害或危险。对于没有侵害到任何法益的行为，例如某些“无被害人的犯罪”、“自己是被害人的犯罪”等，不应当认为有刑事违法性。如平野龙一；新派基于主观的违法性论，持行为无价值论，认为违法性的实质在于危害行为本身以及由该行为体现的主观恶性。主张刑法应维护社会伦理观念，对于反伦理道德、反文化秩序、缺乏社会相当性的行为，应认定为有刑事违法性。如小野清一郎、团藤重光、威尔哲尔。二者的争论，实际上是法哲学上法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在刑法上的反映。从大多数国家刑法规定来看，基本上现在采取的是客观的违法性论立场，赞同结果无价值论。
在责任理论上，（1）关于刑事责任的本质问题，旧派基于意志自由说，持道义责任论立场。即：行为人是具有自由意志的理性人，行为人有选择适法行为的可能性而竟决意实施违法行为，就应当受到道义上的谴责和非难，刑事的责任的本质也就是对道义上的非难。早期的道义责任论是建立绝对的非决定论基础上的，主张完全的意志自由，仅以犯罪行为和危害结果作为刑事责任的基础，这种观点受到不少批判。旧派学者也认识到这一论述的狭隘性，于是在后期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形成了“缓和的道义责任论”，即改变绝对的自由意志论为相对的自由意志论，认为人是否自由，不是是否被决定的问题，而是被什么决定的问题。当人不处于生理上的而是处于规范心理上的约束时，人是自由的，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基于反规范的动机实施的危害社会行为就可以进行道义上、规范上的非难。社会责任论是19世纪末以来随着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为新派学者所推崇。社会责任论以犯罪必然论和意志决定论为基础，认为犯罪是人的素质和环境的综合产物，个人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天然具有不侵害社会的义务，因而应该对自己的不法行为承担责任。由此，所谓责任，就是对社会有危险的人应受到社会防卫措施处分的地位。从而，不论犯罪的原因是什么，也不论犯罪人主观上是否应受道义的谴责，犯罪人都有承受刑事责任的义务。与道义责任论和社会责任论相对立密切相连的问题是“责任的基础是什么”这个问题上形成的行为责任论和性格责任论、人格责任论的对立。旧派一般持行为责任论，即认为责任的基础就是犯罪行为及其表现出来的犯罪意思，也称意思责任论。责任的确立及大小评价都依据行为及结果状况。这一立场与结果无价值论立场是相一致的。新派则持性格责任论，认为责任的基础并不是行为或是行为人的意思，而是行为人的危险性格。这一立场与行为无价值论的主张是相映成趣的。而体现二者折中的立场是人格责任论。麦兹格等人认为，犯罪是行为人人格的主体实现，人格与性格不同，人格是性格中由主体形成的那部分，而性格还包括由环境和素质所形成的那部分，人格是可以归责于行为人自身形成的，性格则是宿命的。人格是各具体行为的抽象。犯罪是主体潜在的人格体系的现实化，刑事责任的第一次基础是犯罪行为，在行为背后的人格是第二次基础，总的来说，由犯罪行为所表露出来的犯罪人的反社会人格，是刑事责任的基础。这样，人格责任论就综合了客观的犯罪行为和主观的危险性格两方面内容而具有调和的味道。（2）关于责任能力的本质，旧派认为是意思能力或犯罪能力，新派认为是刑罚适应能力或受罚资格。从而，旧派认为责任能力是故意过失的前提，不具备责任能力的人不具备故意过失，新派认为责任能力与故意过失无关，没有达到责任年龄的人也可能有故意过失。（3）关于旧过失论中结果预见义务的基准，旧派采用主观说，认为应以具体的行为人的注意力为标准，因为要追究道义上的责任，只能以行为人本人的注意能力为准；新派采用客观说，认为应以社会上一般人的注意力为标准，因为责任只意味着受罚能力；后期旧派又提出折中说，即如果行为人的注意力低于一般人，则应采用主观说，以行为人本人为准；如果行为人的注意力高于一般人，则应采用客观说，以通常人为准。
在共犯理论上，两派在共犯的本质及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的分歧。（1）共犯的本质。旧派持犯罪共同说，即认为，因为犯罪是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共犯则是二人以上的行为都符合某一构成要件的类型要求，从而共犯的本质是数人共同实施的特定的犯罪。又分完全犯罪共同说与部分犯罪共同说。新派持行为共同说，即认为，只要数人以各自的犯意共同实施行为就可以认定为共犯，也就是说，不要求各行为人构成共同的罪名，只要自然意义上的行为是共同进行的就成立共犯。由于行为共同说与犯罪构成理论相矛盾，因而只有少数学者支持。（2）共犯从属性论与共犯独立性论。旧派一般赞同共犯从属性论，认为正犯着手实施犯罪是狭义共犯成立的要件；新派一般赞同共犯独立性论，认为正犯有无实行行为与认定狭义共犯无关。教唆、帮助行为本身是行为人反社会人格的表现，具有独立处罚的必要性，正犯即使没有着手实施犯罪，狭义共犯也成立。通说是共犯从属性论中的限制从属说。
三、刑罚论上的迥异
旧派与新派在刑罚论的争论主要是刑罚的正当根据是报应还是预防。但是这一争论具有复杂性。旧派中的绝对报应者如康德、黑格尔认为，刑罚的惟一正当根据是报应，决定不允许有其他任何功利的目的，罪犯只是因为犯罪才受到惩罚，罪犯受到的惩罚也只能与他所犯下的罪行的严重性相对应，这样的惩罚，正是尊重罪犯自己理性的表现，也是社会正义感的要求；旧派中的预防论者如贝卡里亚、边沁则完全从另一个角度看待刑罚，他们认为，刑罚的根据不在于报复，不在于给犯罪人造成多少痛苦，而只为了预防犯罪，特别是预防其他人不再犯罪。罪刑当然也要相适应，重罪重罚，轻罪轻罚，但这是由预防犯罪带来的结果，如果预防犯罪不必要，重罪也可以轻罚，轻罪也可以不罚。至于新派，其内部的刑罚观也不完全统一。新派学者一般认为刑罚的根据在于预防犯罪，但重在特别预防。其中，目的主义者认为人的行为都是有目的的，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教育刑者认为，刑罚的主要目的是教育、挽救、改造失足者，使之重新社会化。现在流行的通说是折中说，即相对的报应论，也称并合论。该说以麦兹格、威尔哲尔、小野清一郎、团藤图光等人为代表，认为刑罚的根据不是单一的，刑罚既是因为报应犯罪人而存在，又是因为可以预防在犯。刑罚的目的应该是正义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当然，要用报应的限度来制约预防犯罪这种功利的需要，不能借口防止再犯的需要而对从报应观点看不应该受罚的人发动刑罚。具体怎样限制，折中论者观点也不一致。现代各国刑法一般都反映了折中论的思想，几乎没有哪一国刑法是以纯粹的报应论或纯粹的预防论为思想基础制定的。

Ⅱ 初学法律

我也是学法学的，个人认为学法学课外书籍是要看的，但是切忌好高骛远，心劲来了就发宏愿，要看多少多少的课外书，一旦觉得枯燥了，就扔在一边。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如果只是以一腔热诚去看法学的专著，你可能连一本都看不完，因为那些经典名著大部分都是外国人写的，很是晦涩难懂。
所以，首要的是把专业课学好，当朋友问起法律上的问题时，能做到思维严谨，法律引用正确，处理实际问题得心应手，这才是一个学法的人应该有的素质。当然，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一个法律人思维，因为法律是会变的，但如果拥有了法律人的思维，那么法律本身再怎么变都不会对你有什么影响。所谓的法律人思维主要是合法性思维、重权利思维、重程序思维、重逻辑思维、重经验法则思维、利益衡量规则思维等等。
具体说到课外书，我觉得可以由浅入深，积少成多，在大一的时候多看看一些法学核心期刊上比较浅显和易懂的学术论文（核心期刊有什么自己查吧，这是一个大学生该有的基本常识）。等有了近百篇的底子之后，再去碰那些大块头的专著。值得看的书有很多，比如著名的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 、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凯利的《西方法律思想简史》、罗尔斯的《正义论》、帕斯卡的《思想录》等等。以上的都是一些法哲学的书籍，法理学是枯燥的，但是是一个法律人的思想基础，所以一定要懂法理才能好意思跟别人说你懂法律。
至于各个部门法的书我建议边学边看，先把教材吃透，再找一两本中国比较著名的这个部门法的带头人自己亲手写的书看看（我不说法学家，学法的都知道，现在的中国没有法学家），刑法我推荐张明楷的那个经典版本，其他的人你自己上网上查查吧，一定要是学者著的，编的不要看，一般来说法律出版社的书还是可以的。然后再看德日的法学家写的，最后再看英美的，这是我个人建议，至于原因嘛，你学上一两年就知道了。

Ⅲ 本人法学专业，准备考研，准备不考英语，考个小语种，法、德、日、俄哪种学起来简单，或是考试简单呢

不清楚你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你觉得英语太简单，那大可不必舍近求远，还是考英语吧。把时间多花在专业课上。
如果你觉得英语没学好，想另辟蹊径，还是建议你考英语吧。因为英语是外语里最简单的。英语都没学好，那法语、德语、俄语更难。另外几乎没有大学的法学研究生招收小语种考生。有招日语考生的，你都可以烧香了。
另外，法学研究生就业比本科还要差。除非你有把握考上五院四系或者北上广名牌大学的硕士，建议你还是先就业吧。然后考司法考试。别浪费时间！
PS：我本科是985法学的，法语四级，本科毕业后多年金融业经历。

Ⅳ 法学专业留日还是留德

法律专业当然是德国的强,大陆法系的发源地.我支持你去德国
我觉得你最好两边一起申请,哪边满意去哪边,这样比较保险了.

Ⅳ 哪个国家的法学发达

法系不同，很难判断，但我还是喜欢美国的。

德国的和中国的差不多，但这种按法律条文来判案的方法我不擅长。

还是喜欢欧美法系的办案逻辑，所以我不怕去香港打官司，就怕在大陆打。

Ⅵ 如何系统学习德日刑法

德日犯罪构成要件理论创始于贝林格，发展到今天被认为已经成熟。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是德日犯罪论体系的一个基本框架。构成要件是指在刑罚法规中除去法律效果（法定刑）之外的部分。而违法性是指行为违反刑法法规，即行为为刑法所不允许。有责性是指就犯罪行为对行为人的非难。 依照贝林格的设想，构成要件是纯客观的，记述性的，也就是说，构成要件是刑法法规所规定的行为类型，但是这种类型专门体现在行为的客观方面，暂且与规范意义无关。一方面承认构成要件是刑法规范所规定的行为类型，一方面有认为这种类型专门体现在行为的客观方面与规范意义无关。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如果单纯把构成要件当作一个纯理论的东西，倒是可以接受这种纯客观的，记述性的说法。但是，如果脱离了法规范，其自身也就失去了研究意义。既然不能脱离法规范，当然在构成要件中就不能忽略违法要素和主观要素的存在。麦耶尔承认在法律上的构成要件中，有规范要素即违法要素和主观要素。认为构成要件相符性是违法性的认识根据和凭证。也就是说，如果有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仅此即可以推定为违法，二者的关系就和烟与火的关系一样。麦耶尔是以“文化规范”的概念为基础来考虑法规范的。法规范即是国家的文化规范，因而所说的违法，无非是违反了此种意义上的法规范。既然如此，国家是怎样来确认文化规范的呢？那就是通过刑事立法，由刑法法规规定构成要件。因此，我们就可以说构成要件是违法性的认识根据。只要行为符合构成要件，一般情况下就可以确认违法。鲍姆戈尔登在他的《犯罪论的构成》中，构想了一种取消构成要件符合性与违法性的差别界限的犯罪论。（P24） 虽然许多德日刑法学者早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而且争论也不小，但是却对贝林格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即所谓的三段论却还是情有独钟，在德日学术界有一种倾向，即要把构成要件从实定法的规定中解放出来，专门强调它的类型意义。之所以存在这种情况，与其传统理论不无关系。但是笔者认为关键的问题是对构成要件的内容还没有真正的厘清，以至于这种理论传到我国还是贝林格时代的所谓的“纯正的”三段论。之所以说是纯正的，在我国大多数刑法教材中或者论文中，都把构成要件符合性当成是纯客观的，记述性的。而且以此认为德日的三段论具有层次性，具有开放性，这不能说不是一种误解。有唯体系论的倾向。 但是自梅茨凯尔提出了新的三段论，即行为+构成要件+有责性，佐伯千仞、泷川幸辰、井上正治等都沿用了这种体系，发展到现在，违法类型（构成要件）基本上得到了德日刑法学界的认可。 只要承认构成要件与刑法法规之间的密切联系，构成要件符合性也就是违法性的征表，所以构成要件符合性也是违法类型。如果还坚持原来的“三段论”那就会形成先入为主的倾向。按照现在德日所流行的犯罪判断过程三段论，构成要件符合性是认定违法性和有责性的事实依据，行为只要符合构成要件，原则上就可以积极地推定其有违法性和有责性，而在违法性和有责性的阶段上，只要消极的探讨什么样的行为不是违法和有责行为就够了（事实上也是如此，如在违法性的论述上，重点探讨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排除违法事由；在有责性的阶段上，重点探讨期待可能性以及违法性意识等排除责任事由）。这样，违法性阶段和有责性阶段的任务，只是说明什么样的行为不违法和没有责任，而不用积极的探讨什么样的行为违法和什么样的行为有责。 在责任阻却事由这一问题上，根据新三阶段的理论，把故意和过失纳入犯罪构成中，阻却了故意和过失自然也就否定了犯罪构成。所以这与本文论证违法阻却事由的理由差不多，这里不再具体的论述。但是关于期待可能性到底如何定位，还是有必要阐述一下，期待可能性的理论认为，如果不能期待行为人实施其他适法行为，就不能对行为人进行非难，因而不存在刑法上的责任。至于期待可能性在构成要件理论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德日刑法大概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期待可能性是包含在故意、过失中的要素，或者说是故意过失的要素。第二种观点认为，期待可能性是与责任能力，故意、过失相并列的第三个责任要素。第三种观点认为，责任能力、故意、过失是责任的原则要素，期待可能性则是责任要素的例外要素，因此，缺乏期待可能性是一种责任阻却事由。所以虽然上面三种观点存在着差异，但是把期待可能性作为一种责任阻却事由是不容否定的。 虽然德日的犯罪构成在形式上还在坚持着贝林格遗留下来的三段论，但是，在实质上，三者之间的界线已经模糊不清，犯罪构成的客观性和记述性已经悄悄变质，构成要件的属性已经产生结构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并非仅为量的变化，而是质的变化。构成要件已经不再是框架性的，而是有了“评价”这一实质性意义，使得违法性，有责性已为构成要件所包容。

Ⅶ 刑法德日理论取代前苏联理论后的刑法本科教学如何进行

1。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审理刑事案件是否也采用了新理论？如果是这样，那么在年按前苏联理论编写的《刑法》是否还能适用于在德日刑法理论的指导下的司法实践？二者的冲突如何避免？
答：目前还没有采用新理论的通知，因为我前一段时间刚咨询过福州地区的检察官，他们称目前没有接到任何通知要采用新理论来实践。这项理论即使被认可，也需要花一定时间培训推广开来，所以暂时不存在冲突问题。如果有冲突，相信将会采取重新编写教材和统一培训的方式来改变实践模式。前苏联理论的刑法必然是不可能和德日的共存的，因为在刑法总论部分二者相差太大无法弥合。
2。在本科刑法教学中，特别是在下学期本人将接受的的刑法学习中，老师是以德日理论来教学还是以前苏联理论来教学？
答：目前德日刑法理论在清华大学为代表的北方法学圈更流行，西南政法目前恐怕没有太多老师接受这个观点，老师估计会在课堂上两边都谈到，然后告诉你这是有争议的事情，然后再发表他个人的观点。
3.09的司考最后没有考什么新理论的内容，因为北师大的赵先生找了一批人上司法部，最后新理论的考察不了了之，估计这些争议还会继续持续下去。新旧理论在分论方面无太大差异，估计未来司考考察主要针对这方面进行。

Ⅷ 犯罪构成理论中，苏联的“四要件说”和德日的“三阶段说”哪种更适合中国国情呀

四要件旨在定罪，没有逻辑支撑，以社会危害为中心。通俗讲，维稳，统版治。定罪基础权是口供为主，忽略视频等物证。
三阶层旨在分析判断有没有罪，基础是事情还原。以逻辑为基础。体现公正。
苏联已经灭亡了。它活着也不能说他是新的事物先进科学的，有多邪恶不是非得让你体会才能知道。人，有分析判断的能力。
值得学习的国家，美国日本德国等一线国家。
法律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工具，谁是统治阶级？

Ⅸ 德日的民事诉讼模式

一、民事诉讼模式的界定我国学者关于诉讼模式的界定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本质属性说。这种观点认为模式能够反映某一事物本质属性的抽象化样式，是指某一系统的结构状态或过程状态经过简化、抽象所形成的样式，它是对某类事物或行为特征的概括或抽象。二是诉讼地位及法律关系说，并将模式与形式、结构、构造视为具有相同的含义。认为模式是对一定事物的内部各个要素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描述。笔者以为，民事诉讼模式是对特定或某一类民事诉讼体制基本特征的揭示。也即法院与当事人在诉讼中的相互关系。，或者说是法院与当事人之间诉讼权限的配置关系模式。诉讼模式的基本构成要素包括：（1）主体要素，即当事人与法院。（2）诉讼权限的配置。民事诉讼模式实质上表达的是法院与当事人之间诉讼权限的配置关系，不同的配置关系构成不同的诉讼模式。
二、民事诉讼模式研究的理论价值
民事诉讼模式是对特定的民事诉讼制度本质的外在反映，运用民事诉讼模式来分析民事诉讼的基本理论问题，有助于我们把握民事诉讼的本质内容。具体来讲，研究民事诉讼模式具有以下重要理论价值：
第一，根据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理论，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诉讼关系是基本的关系，诉讼始终围绕着这一关系而展开。所以，以当事人与法院及其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民事诉讼模式，可以把握民事诉讼的基本走向。。尤其是，民事诉讼模式是以当事人与法院在民事诉讼中的权限配置为研究基点，而这一权限配置决定了某一特定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属性，使我们能够认清不同国家民事诉讼制度的本质特征。此外，通过不同国家民事诉讼模式的分析，可以找出相同点与差异点，分析利弊，以不断完善中国的民事诉讼制度。
第二，研究民事诉讼模式，可以促进民事诉讼程序的优化。程序不仅仅是作出某决定或得出某一结论所经历的过程或手续，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各主体对形成决定或结论所能起到的作用，也即他们相互之间的地位、关系。主体的这种程序中的地位、关系，不但是程序权限划分，更重要的是这种角色定位明确了各个主体对形成最终结果所能起到的作用，并各自在其权限范围内对程序结果分担责任。由于诉讼模式是以当事人与法院在民事诉讼中的权限配置为研究内容，所以，对民事诉讼模式的研究，能够促进当事人和法院在诉讼中各自角色的合理定位，并形成合理的归责机制，以达到民事诉讼程序的优化结构。
第三、对民事诉讼模式的研究，有助于民事诉讼其他具体制度研究的深化。由于民事诉讼模式的研究内容带有根本性，对民事诉讼体制的构件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民事诉讼模式应当属于民事诉讼法学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范围，它对其他具体制度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的功能。在一些民事诉讼的具体制度好理论中，例如诉讼标的理论、证据理论等，都涉及到当事人与法院的权限配置，民事诉讼模式的研究对深化这些具体制度的研究具有基础的理论价值。
三、民事诉讼两大模式——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
（一）民事诉讼中两大模式的含义
从宏观的角度看，民事诉讼理论界对民事诉讼模式的分类，基本上认同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的二分法，但对那些国家的民事诉讼制度属于当事人主义，哪些国家的属于职权主义，则存在分歧，张卫平还进一步将当事人主义划分为英美型当事人主义与大陆型当事人主义。对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和大陆型诉讼模式的划分，主要是依据法院与当事人之间在民事诉讼中的权限而确定的。
1、当事人主义
所谓当事人主义，英语的表述为“Adversary system”，是指在民事纠纷的解决中，诉讼请求的确定、诉讼资料的提出和证据的收集和证明主要由当事人负责。该原则要求当事人（1）提起诉讼；（2）确定争点；（3）提出证据给法院等。在当事人主义下，当事人甚至对法律的适用都有选择的权利，而且，由于证据及诉讼资料的收集及提出也由当事人负责，所以也可以说发现真实的主要责任也在当事人，而在当事人主义支配下的传统英美法系民事诉讼中，法官处于顺应性的地位，尊重当事人的意志，不作干预。
1、职权主义的含义
职权主义（德语为offizialmaxime），是指法院在诉讼程序中拥有主导权。该原则可分为职权进行主义（amtsbetrieb）和职权探知主义（undersuchungsgrundsatz）两个方面的内容。与当事人主义相对，职权主义是指在民事诉讼中，程序的进行以及诉讼资料、证据的收集等全部由法院为之。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民事诉讼模式属于职权主义。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前，欧美各国的民事诉讼普遍贯彻实施的就是职权主义，资产阶级革命后一度改行当事人主义。在19世纪的产业革命浪潮中，以至整个20世纪，各国在修改民事诉讼法时又加强了职权主义的色彩。
（二）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的成因
1、当事人主义的成因
在民事诉讼法典中首先确立当事人主义的当属1806制定的法国民事诉讼法典。1877年德国民事诉讼法典和1891年日本民事诉讼法典等都确立了当事人主义。 作为开山鼻祖的法国民事诉讼法典在制定时，当时的诉讼理念认为，民事诉讼是涉及私人利益的纠纷，故运作诉讼和诉讼程序进行的主导权应该由当事人拥有，法院及法官在诉讼中只是严格的中立者，只能就事实问题作出法律上的判断。这种被称为自由主义诉讼观的思想，在法国民事诉讼法典制定后，与自然法思想、社会契约说以及经济自由放任思想汇合，在排除国家对市民社会干预的运动过程中形成了纠纷解决的当事人主义优越的浪潮。此外,还有学者论述道：当事人主义的成因还有更深的层次,这就是私权自治原则和市场经济的影响.从私法自治原则的角度来说，私法自治与法国民诉法典中所表现出来的自由主义诉讼观是相互关联的。由于民事纠纷起因于民事权利义务的争执,便要求贯彻调整私法的原则,国家的干预必然回破坏当事人之间建立在私法基础上的平等关系，不利于纠纷的解决。而从市场经济的关系来说，由于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为只是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并不直接干预社会生活，因此，反映在民事诉讼中，代表国家的法院只能是居中裁判。
2、职权主义的成因
职权主义民事诉讼法典的典型代表是1895年制定的奥地利民事诉讼法。后来，一些原先采当事人主义的国家如法国等也转而采取职权主义。德国1976年民事诉讼简化法也有此倾向。更令人深思的是，1991年美国司法制度改革法和1995-1996年英国沃尔夫勋爵组成的司法改革小组拟订的方案（Access to justice）也对英美法官在民事诉讼程序中的超然地位进行了反省，强调了法官对程序的干预。
为什么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期，职权主义在民事诉讼中得以盛行呢？究其根源主要有二：一是当事人主义支配下的诉讼程序，由于当事人肆意操作诉讼程序，造成了审判迟延、程序复杂以及费用增加等令人不快的后果；二是作为当事人主义基础的自由主义思想，随着19世纪末产业革命的兴起，城市化和大规模化的纠纷解决，以至不能再任由当事人主宰诉讼程序来完成，为了迅速且经济地解决民事纠纷，各国才开始强化了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职权。不过，尽管在18-20世纪，各国民事诉讼出现了当事人主义向职权主义的过度，但并不意味着各国的历史背景是相同的。由于文化历史背景以及当时各国政治、经济状况的不同，都会导致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在各自民事诉讼制度中的表现形式和内涵的差异。
四、民事诉讼模式的发展趋势
以上只是从理想类型的角度对民事诉讼模式所作的划分，实际上，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的某种诉讼模式，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事诉讼制度中，两种模式总是交错的。当事人主义模式以自由主义理念为基础，以当事人意思自治和处分权为诉讼模式的构造原则，并伴随着绝对化的倾向。与此相对，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存在着对当事人基本权利的漠视，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不相协调。程序主体地位的确立与诉讼民主与现代化，以及个人利益的要求与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所追求的目的之间存在冲突。因此，进入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各国民事司法改革方兴未艾，除了具体制度、具体程序的改革以外，各国也不失时机地调整当事人与法院在诉讼中的权限分配，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当事人与法院在诉讼中的各自作用，实现诉讼公正。
在英美法系的民事司法改革中，主要是强化法官在诉讼中的职权作用，法官不但在诉讼程序的推进方面拥有一定的权限，甚至在某些实体问题上法院也享有决定性的权限。这在立法中已经有所体现。在审前准备程序中这一点体现得较为充分：法官积极地介入审判程序，促进诉讼的进程，包括设定证据开示的最后期限、确定审判日期以及促成当事人和解等方面，法官已更多地转向案件的管理。
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诉讼模式虽然同属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但是法官在诉讼中的作用却存在差别。在大陆法系国家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中，法官原本对诉讼程序的进行就享有较大的权力（职权进行主义），特别是在案件的审理中，法官主导庭审程序、主动询问证人，同时法律海规定了法官的释明义务。所以在以德国、日本等国家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在保证法官的程序管理权的同时，也在不断扩大当事人对诉讼程序的控制。
在民事诉讼构造中，过分强调当事人的作用会导致诉讼的迟延，增加诉讼成本，从而带来诉讼实质上的不公正；而过分强调法官的职权作用，虽然能够克服以上不足，但又会产生法官中立性问题。所以，两大发系在保证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基本构造的基础上，不断调整着法官与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中权限分配，因而出现既重视当事人基本诉讼权利的保障，又强调法官对诉讼程序的一定的控制权力，从而形成了当事人与法官相协同的新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特别是在当事人主义固有的当事人主导的理念基础上，导入了法官对诉讼程序的一定的控制权思想，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但是，西方各国民事诉讼改革并没有根本改变其诉讼模式的基本内容，而仅仅是在一定的范围内调整当事人与法院的权限配置，以使其更符合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的要求，并没有改变其诉讼模式的本质内容。

Ⅹ 去德国或日本留学学习法学之后回来找工作有明显优势吗

没有。所有的学习法学的学生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根据自己的国家的文法来决定的，也都是有自主的教学大纲来进行学业学习的，不是在国外留学就比国内学习的学生高一等，都是在努力的刻苦的学习，将所有的知识运用到实际之中的。所有优势和劣势是相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