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见没法治

『壹』 人治社会并不是没有法律，它和法治社会的区别在于人在法之上

所谓人治，就是国家以一套严格的道德制度去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从而产生社会秩序。要使道德高度变为德治，必须以权利的不平等和权力的不制衡为前提。常见于我国的封建社会．用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利去进行国家的统治，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法制是一种正式的、相对稳定的、制度化的社会规范。法治与人治则是相对立的两种法律文化，前者的核心是强调社会治理规则（主要是法律形式的规则）的普适性、稳定性和权威性；后者的核心是强调社会治理主体的自觉性、能动性和权变性。虽然法律也是由人来制定的，而且法治也不排斥人的能动性，但从法律的制定、执行到修改都必须按照法律本身制定的规则，人的能动性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而不能超越法律，这正是法治内在的本质要求。

『贰』 人治与法治的优缺点

人治不够客观公正 容易因个人的爱好而有倾向性 法治则可以避免以上问题，而法治则缓慢不够灵活 个人意见不够全面

『叁』 法治和人治，的优缺点各在哪里

1. 法治的优点
法治的社会中，法具有绝对的权威，一切的行为与交往都有确定的模式可以遵循，人们凭借法律的指引来确定自己的行动，人们凭借法律可以预见他人的行为，以及自己和他人行为的结果。人们合法的预期利益可以得到实现，人们权益的受损可以用法得以补偿。许多的社会生活都在法的秩序中有序、和平地稳定地进行着，人们享受法所带来的稳定与安全。
2. 法治的缺点
法虽可以确立一种人们普遍遵循的一种社会秩序，但是正是它的优点往往成了它致命的缺点。秩序一定的稳定性、持续性、连续性往往意味着一定的保守性和滞后性。社会生活的繁纷复杂，以及社会的变动不居，有限的条条框框是不能完全框定多彩的世界。既存的社会规则往往因为社会的变化变得不合时宜，新情况的出现往往在以前的本本里找不到应对的办法。
1. 人治的优点
人具有的主观能动性，正是认识不断变化世界良方。社会不断在在进步，人也不断在发展。虽然，过去的规则不能应对现实的需要，可人能及时因时因地制宜，最大限度地保持认识与现实的一致。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可以针对现实生活的千变万化和适用对象的不同特点，最大限度地实现个别正义，从而使法律规范所追求的社会正义获得有效分配，有利于缓解法律规范稳定性和适应性之间的内在的紧张关系使法律更具活力，在这方面判例法国家通过官造法以及判例法内部衡平法对普通法的特殊补充机制而保持了很好的社会适应性。规则的形成和制定需要复杂的程序和长期的时间，因此法治在瞬息万变的世界里变得色彩暗淡。“船小好掉头”个人对社会变化的反应总是敏感的，个人的反应总是迅速的，个人的意志总是集中的。个人的决策不需要复杂的程序和时间，能够紧扣时代的变迁。
2. 人治的缺点
作为社会的一种治理的模式，则应当需要大家普遍地接受和认可。人治，必竟是一种个人表达的意志，这种个人意志和众人的意志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一致呢？个人与众人总是存在差异的，个人的决定未必就符合纵人的需要。人治的社会里众人的命运被系于个别人的手中，许多人的命运常常因为有权者个人的喜怒哀乐而改变。人们对自己的命运和前途没有了合理的预期，成天生活在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掌权者的号令朝令夕改，人们的行事则完全凭着对掌权者个人意志的猜测作为指导。因而，人治也是往往充满着危险，人治往往有走向专制，人治往往损害人们的合理预期，人治也往往与人们追求稳定安全的心理需要不相一致。

『肆』 谈谈你对法治与人治的认识

人治与法制的根本区别是治国方式的不同。人治是领导人治国，法治是法律治国。
法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纵观中国历史，从奴隶制的夏朝到封建制的秦朝一直到清朝无一不是人治，直到民国时期才开始依法治国。

历史上早就有关于法治与人治的争论.(1)儒家和法家关于法治有不同见解,争论的核心是实行人治还是法制.儒家主张人治,或称德治,礼治,认为国家要由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的贤明君主或圣人贤人通过道德感化和约束进行治理.为此,儒家的代表人物进行了充分论证,如说:"道之以政,齐之以邢,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即,法使人民无廉耻之感,而礼则使人们不仅知道廉耻,而且有了规矩.相反,法家主张要由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通过制定实施强制性的法律,才能够治理好国家,如韩非要求统治者应该"不务德而务法","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2)古希腊思想家关于法治与人治也有争论,争论的核心是是否实行"良法"之治.他们关于法治的论述,主要是与自然法,良心,公平,善良等哲学政治学伦理学观念联系在一起的,法治思想只是其庞大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伦理思想的组成部分.其中,柏拉图是积极主张人治的代表人物,他以为,如果没有"贤人政治",使哲学家成为国王,则人类永无宁日;同时,他较为藐视法治的作用,反对将法律的约束强加于"优秀的人".与柏拉图相反,希腊最为著名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其理由是,法治体现着理智的因素,并且免除了一切情欲的影响;而人治不能排除兽性的因素,虽然有最好的贤人,也不免会有执政的偏见.在古希腊,还进行了世界历史上比较早又相对发达的法治实践,这就是确立了雅典奴隶制民主政体,从梭伦立法改革到伯里克利"宪法",都维护雅典民主制度,它和专制相区别,是由人数较多的统治者共同掌握国家权力的体制.(3)近代以来,法治与人治之争,在政治制度领域主要表现为实行民主还是专制之争,法治思想的核心是权力分立与权力制衡.由于人治将国家治理寄托于一个贤明的君主之上,实际是拥护君主制或寡头政治,而主张法治的思想家则对于君主专制进行了抨击和批判.亚里士多德曾指出:"在君主政体下,如果继任的后嗣是一个庸才,就必然会危害全邦,而在实行法治的情况下,就不会发生这一问题."他还说:"多数群众也比少数人为不易腐败".17,18 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总是把实行法治还是人治与政治制度,国家体制联系起来.美国思想家潘恩宣称:"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同样地,在自由国家中法律应该成为国王."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更高高地举起了民主共和国的旗帜,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他说:"凡是实行法治的国家——无论它的行政形式如何——我就称之为共和国;因为惟有在这里才是公共利益的统治者,公共事务才是作数的".正是在这些启蒙思想家思想的支持下,美国等国的宪法,首先将法治原则体现在宪法之中,使该原则真正通过法律而贯彻到民主政治的国家生活之中.

『伍』 非法治是什么意思

当今世界，政治清明是人们梦寐以求的崇高理想之一。要把这一理想变成现实，最基本的前提是，实现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中入治思维主导向法治思维主导的现代化转换。在这里，法治思维是指人们以崇尚法律之治为核心形成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人治思维是指人们以信奉人之治为核心形成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法治思维蕴含着从法律至上角度审视一切社会治理问题的倾向，它与人治思维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法律至上与权力至尊的冲突
法治思维与人治思维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强调完备的法律制度的重要性，也不在于是否主张把法律作为基本的社会治理手段。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法治思维倡导法律至上，人治思维迷恋权力至尊。法律至上与权力至尊的冲突是法治思维与人治思维最根本的冲突，正是由于这一冲突，法治思维与人治思维必定是不兼容的，难以实现相互融合。人治思维并非不重视法律，但是人治思维中的法律只是当权者实现个人意志的工具。人治思维情境中的权大于法，权力支配一切，法治思维情境中的法大于权，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在确立法律权威的过程中，法治思维特别重视政府的作用，强调政府尊重法律从而引领社会大众尊重法律。而在人治思维中，政府对法律缺乏最基本的尊重和敬畏。对法律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自己需要时就大讲法律；当讲法律对自己不利时，就把法律毫不犹豫地抛在一边。
在法治思维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个人无论贫富贵贱都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即使是位高权重的执政精英也必须服从法律、严格依法办事。在人治思维中，法律因人而异，人人平等之类的话语只是毫无意义的说辞而已。在面对弱者时，法律的威严神圣不可侵犯；当有权有势者在场时，法律则沦为任由强权者随意摆布的玩具。
在法治思维中，法律的至上权威总是与司法机构的独立性联系在一起，所以法治思维特别重视司法独立，把司法独立视为法治的关键要素，强调司法机构能够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职权，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都不能随意干涉。在司法独立的前提下，司法机关可以通过司法程序审查政府行为的合法性，促使政府机构的运作依据法律并服从法律，从而确立法律的至上权威。在人治思维中，司法机构只是政府权力的依附物，是实现执政者意图的工具。
二、保障权利与漠视权利的冲突
保障权利是法治思维的灵魂。法治思维特别重视法律保障公民正当权利的基本功能，强调普通公民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通过法律的至上权威得以确认并受到强有力的保障，法律最大限度地抑制暴力、强权对公民自由权利的粗暴干涉。公民的法定权利限制了政府权力的作用空间，划定了政府机构行使权力时不可逾越的边界。一旦政府权力超出法定的作用空间而侵入公民的私人领域，公民可以借助法律手段积极回应，司法机构就会追究有关政府机构和官员的法律责任，迫使政府机构和官员停止权力滥用并对受侵害的公民作出必要的补偿，从而捍卫公民的合法权益。
在法治思维的视野中。能够保护公民正当权利的法律是正义的良法，侵犯公民正当权利的法律是不正义的恶法。正义的良法不但保护多数人的正当权利，而且也保护少数人的正当权利。与法治思维相反，人治思维高度关注公民的义务，把许许多多的义务随意强加给公民，而对其权利毫不在意。在人治思维的框架下，法律充当的是管民、治民的工具，而不是保护公民权利的屏障。当正当权利受到当权者的肆意侵犯时，公民无法指望借助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因为在人治思维主导的社会环境中利用法律途径维权不仅效率低下、成本高昂，而且更重要的是，维权的结果常常因为得罪当权者反而使自己的正当权利受到更严重的侵犯。无奈之下，公民只能寄希望于通过告御状、上访等方式得到明君、清官的垂青。但是，对大多数有冤情的公民来说，他们遇到明君、清官的概率是极其低的，他们的权利诉求得到有效回应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在法治思维中，社会成员对法律的认同与服从是极其重要的，这种对法律的认同与服从建立在社会成员期待法律能够保障自己权利的基础之上。法治思维主张通过至高无上的法律确认社会成员的正当权利，为社会成员追求自己的利益、捍卫自己的权利提供可靠的保障，以此来增强社会成员对法律的认同与服从。在人治思维中，由于法律只是压制民众的工具而不是保障民众权利的手段，所以民众对法律不可能产生认同感，他们不会自觉地守法、护法，而只是迫不得已出于避害的考虑才顺从法律。
三、规范权力与放纵权力的冲突
在法治思维中，人性是有缺陷的，而且这种缺陷不可能通过社会发展和个人的自我修养予以消除；如果缺乏有效的制约，任何掌握权力的人最终都会滥用权力。法治思维不相信通过道德教化可以让当权者善用权力，而是高度重视通过严密有效的法律制度给当权者套上紧箍咒，以保证当权者即使存在滥用权力的不良企图也难以为恶。而在人治思维中，人性是善的，只要让道德高尚的人拥有权力，或者只要加强对当权者的道德教育，权力就不会被滥用。人治思维极力倡导修身养性，似乎只要找到了能够严格自律的好官、清官，权力自然就会被合理运用，根本不需要通过法律制度对当权者的权力进行有效制约。
法治思维强调，法律的首要功能是制约政府权力。为了有效制约政府权力，必须通过法律制度实现权力的分立，在制度层面上消除过分集中的权力，并按照法律程序严格限定权力行使的边界及方式，规范权力的正当使用。相反，人治思维主张高度集权，权力高度集中与人治思维如影随形。在权力高度集中的背景下，权力不可能得到有效制约，它必定是放纵的、恣意妄为的。而放纵的权力必然导致严重的腐败，政治清明最多只能成为昙花一现。当然，有时候人治思维对腐败现象也深恶痛绝，甚至会倡导声势浩大的反腐风暴，但是，由于人治思维主导的反腐败不可能致力于消除过分集中的权力，不可能在制约权力的有效制度问题上痛下工夫，腐败滋生蔓延的制度病源始终存在着，因此，这种反腐败往往造成腐败分子前赴后继，腐败越反越猖獗。 四、注重程序与拒斥程序的冲突
是否重视程序是区分法治思维与人治思维的重要标准。法治思维特别注重程序，强调要对制度运行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作出明确的规定，使制度的每一个原则和每一条内容都能够具体化为可操作性的规定。在法治思维中，法治内在地蕴涵着一系列合理有效的程序，没有程序保障的法治无非是海市蜃楼。只有在程序公正科学的基础之上，法治建设才会富有成效。公正科学的程序是法治的基本构架，程序的完善程度是法治完善程度的基本标志。法治的演进过程，实质上就是法治程序不断优化升级的过程。因此，为了确立和完善法治，法治思维特别强调公正科学的法治程序的优先地位。通过确立公正科学的法治程序，提升制度运行的规范化水平，消除制度运行中的不确定性，增强人们对未来的确定预期。如果一项制度缺乏公正科学的程序，那它就必定是存在严重漏洞的不健全制度。缺乏公正科学的程序，不但会造成制度运行的成本大大增加，而且会导致制度运行的结果出现无法预见的不确定性，这显然与法治旨在消除不确定性和随意性的基本理念相背离。
法治思维的基本特征是强调按照既定的程序办事，即使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失误，也必须通过限定的程序去加以纠正。人治思维中的执政阶层和公众则普遍轻视程序，许多程序设计不严密、不规范，人们常常因为权宜之计而随意抛弃既定程序，造成权力运行恣意专横，处理问题反复无常。在人治思维主导的社会中，虽然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但是，这些规章制度普遍缺乏公正科学的，程序作为支撑。许多制度在运作过程中，呈现出极其明显的随意性、不确定性。程序是制度顺利运行的基本保障，如果缺乏具体规则、基本步骤、明确时限等方面的程序安排，就必然造成制度形同虚设，在实际运行中变形走样。由于人治思维认识不到程序的重要价值，所以人洽思维主导建立的诸多制度必定存在显而易见的大量缺陷和漏洞，这就为制度的执行者提供了巨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和腐败机会，使他们能够从个人和小团体的特殊利益出发随心所欲地滥用权力，严重侵犯公众利益、践踏公平正义。
五、公开透明与暗箱操作的冲突
法治思维倡导办事公开透明，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人治思维则迷恋暗箱操作，事情无论大小都喜欢搞得神神秘秘，让人摸不着头脑。
在社会生活中，最终掌控权力、行使权力的总是少数人。而少数人的权力从根本上说是来源于社会大众，当权者只是代表社会大众行使权力。因此，法治思维十分重视权力运作的公开透明，强调当权者有责任和义务以公开、透明的方式行使权力。一般来说，权力运作的方式越公开越透明，官员在行使权力时滥用的可能性就会越小，滥用时被追究责任的可能性就会越大。反之，权力的暗箱操作越普遍，社会大众分辨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权力运作是否越轨的难度就会越高，即使知道越轨了，公众也缺乏足够的证据和能力通过正当途径去有效阻止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的越轨行为。
人治思维对公开透明不以为然，权力运作过程更多排斥公开透明的基本原则，人们习惯于暗箱操作，似乎暗箱操作是约定俗成、理所应当的权力运作模式。在权力运作不公开不透明的人治环境中，少数当权者垄断着重要的信息源，把信息当做支配公众甚至是愚弄公众的一种手段。那些社会大众迫切希望了解的信息，那些对公众的生活、工作及其前途命运能够产生重要影响的信息，公众往往难以及时了解。有时，公众所了解的有关重要信息甚至是虚假的、严重误导其行为的。一些事关公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过程往往不为公众所知，公众着想了解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的权力运作过程更是难上加难。人治思维对权力运作公开透明的极端漠视和抵触，导致公众对实际的政治生活知之甚少，公众这一权力的真正主体往往被一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信息迷雾笼罩着，权力的运作过程与他们无关。在这样的状况下，公众的权力主体地位只能是徒有虚名，政治冷漠和政治不满情绪自然很容易在他们中间弥漫。同时，缺乏知情权的公众很难了解政府和官员的真实情况，即使官员滥用权力十分严重，公众通常也会被蒙在鼓里，难以对权力实施有效的监督。这样，离开公众的有效制约，权力的嚣张和滥用自然难以遏制。
总之，法治思维与人治思维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只有认清两者对立和冲突的表现形式，才能更好地压缩人治思维的生存空间，逐步确立法治思维在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为政治清明的实现奠定坚实的基础。
（作者：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人文社科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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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谈一谈你对法治的理解和认识

1996年3月17日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了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确立了“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治国方针 ,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目标和要求.这一方针的确立 ,必将对我国政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深远的、全方位的影响 ,从而极大地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并精辟阐述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与法制建设目标.这标志着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理论日益走向成熟,社会主义依法治国实践迈入更高阶段.对于我们切实实行和坚持依法治国,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理想,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社会主义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 依法治国,作为一种先进的治国方略与法律文化,是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依法治国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一种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相当发达的社会文化共存亡同兴衰的社会现象. 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应当是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民主国家,而且也应当成为真正实行依法治国的法治国家.社会主义的依法治国必然是而且应当是人类历史上全新的、最高历史类型的依法治国.
二、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作为一种理想的治国手段,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都可运用的治国方略.但作为一种现实的政治制度,社会主义依法治国与资本主义依法治国有着根本的不同.社会主义依法治国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依法治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法律保障.社会主义依法治国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依法治国,是实现人民民主的基本保证.
三、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 （一）具备完备的法律体系. 有法可依,是立法方面的要求.这是依法治国的法律前提,也是依法治国的首要环节.有法可依是指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需要法律调整的领域和方面都有良好的法律可以依据和遵循. （二）有法必依.有法必依是指一切政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公民都必须依法办事.这是依法治国的中心环节.（三）执法必严. 依法治国的关键是执法,难点和重点也在执法.执法必严,是指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办事,坚决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另外司法独立是法治社会的内在要求,对保证司法裁判的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秩序,满足社会成员对效益的需求,真正做到依法治国具有重要的意义.（四）违法必究.违法必究,就是要严格追究违法犯罪行为人的法律责任.这是依法治国的必要保证,是法律威严的重要体现.当前,在违法必究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坚决反对干部搞特权、有责不究、重犯轻罚.邓小平同志曾强调：“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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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论人治、法制、法治的相互关系

“法制”、“法治”、“人治”的词义分析（1）

一、“法制”的三种含义
“法制”一词在我国古代就已出现。“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2）但在解放前，法制一词较少使用。解放后、“文革”前，一般称“革命法制”或“人民民主法制”。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通称“社会主义法制”。近年来，“法制”一词，大体指以下三种含义。
第一，法律和制度，也有的仅指法律制度。这里应注意的是，在现代社会中，与中世纪不同，重要的制度通常都有相应法律规定或都在相应法律范围内发生作用，就这一意义上讲，“法律和制度”和“法律制度”这两个词组可以说基本上是同义的。但另一方面，“制度化、法律化”二词有时是有区别的，法律化固然是一种制度化，反过来，并不是所有制度化都是法律化。例如体现党内民主或社会组织、企事业民主管理的制度，并不属于或不一定属于法律范畴。再有，这里讲的法律和制度一般是指静态意义上的，主要指有关法律和制度的条文规定，少数是习惯法或其他惯例。
第二，动态意义上的法律，即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对法律实施的监督等各个环节构成的一个系统。类似西方社会学法学家所讲的法律概念。例如美国社会学法学家庞德（R. Pound）就将法律称为“社会工程”（3），并对法律的概念作了很广泛的解释。近年来，我国有些中青年法学工作者将系统论引入法学，往往将法制称为“法制系统”或“法制系统工程”等。
第三，指“依法办事”的原则，也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所讲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一意义上的“法制”，就词义而言，相当于17、18世纪以来西方国家所讲的“法治”、“法治国”等原则。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以上三种含义有时单独使用，有时结合使用，依不同情况而定。例如当我们讲应有“完备的法制”，通常指第一种意义上的法制，即应制定齐全的法律、法规。当我们讲“法制建设”时，主要是第二种意义上的法制—法制系统工程，即对从立法到监督法律实施各个环节都 要建设。当我们讲应“遵循法制”主要指第三种意义上的法制，即根据“依法办事”的原则。有时也可以兼指以上三种含义，例如当我们在讲“加强法制”、“健全法制”等用语时，就可以将法制的三种含义都包括在内。
这里还应注意，以上第三种含义，即“依法办事”原则这一意义上的“法制”，在不同民族语言中有不同表达法。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在不同场合下分别使用过“法治”、“法治国”、“法制”三词。在列宁的著作中，无论是对苏维埃政权还是对资产阶级国家，都用法制一词。苏联法学著作一般也是这样用法。我国解放初期，“法制”和“法治”二词在报刊上都曾使用过。但直到粉碎“四人帮”止这一长时期内，一般仅用“法制”而不用“法治”。这一现象看来也是受苏联法学影响所致。
二、历史上对“法治”和“人治”词义的不同理解
历史上关于法治和人治的争论，主要指以下三次。第一次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家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观点。儒家主张人治（或德治、礼治）；法家主张法治。第二次指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前者主张人治，后者主张法治。第三次指17、18世纪资产阶级先进思想家为反对封建专制提出的有关法治的观点。
在这三次争论中，法治论者和人治论者对法治和人治二词的词义是怎样理解的？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就需要了解双方的分歧究竟是什么。就了解法治和人治的词义而论，这些分歧大体上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个主要分歧是；国家治理主要依靠什么？是法律还是道德？人治论者认为国家主要应由具有高尚道德的圣君、贤人通过道德感化来进行治理。法治论者则认为主要应由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通过强制性的法律（实际上指刑法）来治理。
中国古代儒法双方的不同观点就体现了上述分歧。例如儒家认为，“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4）“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5）反过来，法家则认为，“圣人之治国，不能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因而，就“不务德而务法”（6）。
在古希腊思想家关于人治和法治之争中也体现了上述分歧。柏拉图在其代表作《理想国》中力主“贤人政治”，并主张除非由哲学家成为国王，人类将永无宁日（7）。他极为蔑视法律的作用，认为不应将许多法律条文强加于“优秀的人”，如果需要什么规则，他们自己会发现的（8）。只是在他的“贤人政治”的理想国方案失败之后，他才在自己晚期著作中将法律称为“第二位最好的”（second best），即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与柏拉图相反，亚里士多德主张“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9）在西方历史上，这是法治论的第一个经典性论述。这里还应注意，亚里士多德对这一问题的提法是：“由最好的一人或最好的法律统治，哪一方面较为有利？”（10）他主张法治优于人治的一个主要论据是：法治等于神和理智的统治，而人治则使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因为一般人总不能消除兽欲，虽最好的贤人也难免有热忱。这就往往在执政时引起偏见。“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和理智的体现。”（11）同时他还主张，即使是一个才德最高的人作为统治者的国家中，“一切政务还得以整部法律为依归，只在法律所不能包括而失其权威的问题上才可让个人运用其才智。”（12）再次，他为法治作辩护的论据中还涉及到本文下面将讨论的其他两个主要分歧。
第二个主要分歧是：对人的行为的指引，主要依靠一般性的法律规则，还是依靠针对具体情况的具体指引？人治论强调具体指引，法治论强调一般性规则。
这一分歧在中国古代儒法两家关于人治、法治之争中有所体现，特别是一些法家强调法律的特点在于它是一种尺寸、绳墨、规矩等，即能作为对人的行为进行一般性指引的准则。但总的来说，儒法双方并未就一般性指引和具体指引的分歧展开明显争论。
与此不同，在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相当突出。柏拉图反对法治的一个重要论据是：法律就像一个愚蠢的医生，不顾病人的病情而机械地开药方。然而，人类个性不同，人的行为纷繁复杂，人事变化无常，法律不可能规定出适合每一特殊情况的规则。所以“对一切人最好的事情不是法律的全权而是了解君主之术和有智慧的人的全权。”（13）亚里士多德在反驳上述观点时指出，“法律确实不能完备无遗，不能写定一切细节，这些原可留待人们去审议。主张法治的人并不想抹杀人们的智虑。他们就认为这种审议与其寄托一人，毋宁交给众人。”（14）他在《尼可玛可伦理学》一书中也进一步探讨了一般性规则和具体情况之间的关系，“法律总是一般规定，但实际情况中又有一般规定中不可能包括的事。”（15）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采取纠正法律因一般性而造成缺陷的衡平手段，例如修改法律，执法者根据法律精神来解释法律，容许法官离开法律条文作出判决等。
第三个主要分歧是：在政治制度上应实行民主还是专制？法治论者主张民主、共和（包括君主立宪），人治论者主张君主制、君主专制或寡头政治。
柏拉图主张贤人政治和哲学家国王，在政治制度上讲就是维护君主制和寡头政治。亚里士多德在主张法治优于一人之治时，也提出了拥护民主和共和制的观点。他认为，“群众比任何一个可能作较好的裁断”，“多数群众也比少数人不易腐败。”（16）在平民政体已经兴起的情况下，以一人为治的君主政体也不适宜了；在君主政体下，如果继任的后嗣是一个庸才，就必然会危害全邦，而在实行法治的情况下，就不会发生这一问题（17）；同时，平民政体意味实行轮番制度，即同等的人互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也就是“以法律为治”（18）。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已将法治和民主、共和政治制度直接联系起来。
法治论和人治论在政治制度上的分歧主要出现在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一些先进思想家在反封建专制时所提出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纲领中。在我国古代儒法两家关于法治和人治的争论中从未涉及民主与专制的分歧。因为儒法两家在政治制度上都是维护君主制或君主专制的（法家更主张严刑峻法）。因此，我们不能把我国古代法家的法治论同17、18世纪西方国家反封建专制的法治论相提并论或者把前者错误地解释为反对君主专制的君主立宪论。
还应指出，在中国古代儒法两家和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人治和法治之争中都直接、明确地提出人治和法治二词。与此不同，西方国家17、18世纪关于人治和法治之争主要体现在当时一些先进思想家在抨击封建专制、等级特权并鼓吹建立君主立宪、三权分立或民主共和国等政制的同时要求法治和反对人治，而当时维护君主专制、等级特权的代表人物并没有直接、明确地提出要人治不要法治之类的口号。
17、18世纪先进思想家提倡法治也都是同他们所主张的政治制度或政治纲领密切联系的。例如主张建立君主立宪制的英国的洛克（Locke, 1632年~1704年）认为，立法权是最高的、不可转让的国家权力，但它也不能危害人民的生命和财产等自由权利。国家立法机关“应该以正式公布的既定的法律来进行统治，这些法律不论贫富、不论权贵和庄稼人都一视同仁，并不因特殊情况而有出入”（19）。鼓吹民主共和国的法国卢梭（Rousseau, 1712年~1778年）认为，“凡是实行法治的国家——不论它的行政形式如何——我就称之为共和国；因为只有在这里才是公共利益在统治着，公共事物才是作数的。”（20）美国独立前夕猛烈抨击英国君主专制的潘恩（Paine, 1737年~1809年）提出，“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同样地，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应该成为国王”（21）。
在西方国家历史上，继亚里士多德提出“法治优于人治”之后，第一个直接明确提出类似观点的是英国17世纪思想家哈林顿（Harrington，1611年~1673年）。他也倾向共和制。他在自己的代表作《大洋国》一书中一开始就指出，通过法律这一艺术，人类的世俗社会才能在共同权利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组织起来……根据亚里士多德和李维（22）的说法，“这就是法律的王国，而不是人的王国。”（23）
美国政治家、第二届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1735年~1826年），将哈林顿关于法治的思想写进1780年马萨诸塞的宪法中，它规定该州实行三权分立，“旨在实现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24）
从三个主要分歧中可以看出，那时法治论者和人治论者对法治和人治赋予多种含义。在中国古代儒法两家的争论中，人治指的是主要依靠道德高尚的圣贤通过道德感化来治理国家，法治则是指主要依靠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通过强制性的法律来治理国家。在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争中，人治和法治的含义比较复杂。人治不仅指主要依靠道德高尚的人以道德感化手段来治理国家，而且指对人们行为的指引主要应依靠根据不同情况而定的具体指引，也还指君主或少数寡头的统治。法治则不仅指主要依靠由不受人的感情支配的法律来治理国家，而且还指对人们行为的指引主要通过一般性的规则的指引，也指民主、共和政制。在17、18世纪反封建斗争中所讲的法治主要指民主、共和制、人治则代表君主专制、等级特权等。
三、80年代中国法学界关于法治和人治之争中对有关词义的不同理解
在西方国家，自17、18世纪起，民主、共和制意义上的法治论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要法治不要人治”、“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法律至上”等用语已成了西方流行的用语。但西方法学家对法治的具体内容或原则始终众说不一。19世纪末英国宪法学家戴西（A. V. Dicey，1835年~1922年）曾以英国政制和法律传统为基础，提出了法治的三个著名的原则：任何人都不因从事法律不禁止行为而受罚；任何人的法律权利和责任都应由普通法院审理；每个人的个人权利不是宪法的产物而是宪法所赖以建立的基础。但这些原则以后不断遭到反对，被认为已不符合20世纪的现实（25）。50、60年代，西方法学家曾围绕法治这一主题召开过几次国际会议，但并未就法治的具体内容和原则取得一致的意见。随着“福利国家”方案的兴起，国家权力日益扩大，西方法学家中一度展开了“福利国家”与“法治”是否矛盾的争论。但这已不是“法治”和“人治”之争，因为争论双方都主张法治，分歧主要在于一方认为福利国家意味着国家权力加强，从而危害个人自由和法治。另一方则认为福利国家、个人自由和法治三者可以相互结合（26）。
中国法学界关于法治与人治问题的争论（27），不同于上述三次争论。首先，这一争论中一方固可称为“法治论”，另一方似可称为“法治与人治结合论”（以下简称“结合论”）而不能称为“人治论”。即80年代中国法学界存在“法治论”和“结合论”之 争，但不存在“法治论”和“人治论”之争。其次，这一争论同各自对“法治”和“人治”二词的词义有不同理解有关。为说明这点，不妨将双方基本论点简化如下：
法治论者：要法治不要人治，法治与人治是对立的；法治指以代表全国人民意志的法律为准，人治则指以个别领导人意志为准。换一句话说，法治代表民主，人治代表专制、独裁。
结合论者：法治与人治不可分，二者必须结合；法律是由人制定并由人实行的，没有人的作用，还有什么法治？换句话说，法治指依法办事，人治指要由人来制定和实施法律，必须重视人的作用。
本文作者相信，双方都主张我国应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也都主张我们应以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的法律为准而不以个别领导人的意志为准；都会主张法律是由人来制定和实施的，如果没有人的作用，是谈不到法治的作用的。如果以上结论能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分歧主要在于双方对法治和人治二词的词义持有不同的理解。
我们不妨再进一步探讨一下：双方对法治和人治二词词义的各自不同的理解又根据什么？法治论者认为法治代表民主、人治代表专制，这种理解显然直接间接来自西方17、18世纪对法治和人治的理解，而且这种理解身心健康仍在西方流行。结合论者对法治和人治的理解，看来是与我国古代儒法两家争论中所提出的观点有联系的。如上所述，当时儒法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主要分歧实际上可以归结为：治理国家主要依靠道德还是主要依靠法律，根据我们现在理解，道德和法律二者对治理国家来说不可偏废，因而也就可以推论出法治和人治应该结合。而且当时儒家还强调“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28）加上秦汉以来，儒法合流、法治与人治合流的思想和实际也更容易使人引申出法治与人治不可分或二者必须结合的结论。
但这里也应着重指出，80年代结合论者对法治和人治词义的理解，仅从词义讲，也不同于古代儒家对人治的理解。至少，儒家强调的是人治，强调道德在治理国家中的首要作用，而结合论者强调的是法治和人治的结合，强调法律规则和人的作用的结合，就这一意义上讲，我们也不妨认为80年代结合论者提出了他们对法治和人治词义的另一种理解—在历史上对法治和人治词义的各种理解之外的一种理解，即：法治指的是领先法律规则治理国家；人治指的是依靠人来制定和实行法律，这种意义上的法治和人治必须结合。
本文作者早在1980年北京市法学会组织的一次关于法治与人治问题的讨论会上的发言中曾提出，当时法治论者和结合论者“争论之点似乎不在法治与人治应否结合或应否只要法治而不要人治，而却在于到底什么是法治和人治”。在那次发言中，我也讲到无论历史上先秦思想家或近代西方思想家对人治、法治的理解都有不科学的地方，特别是后一种解释显然是与资产阶级的“法学世界观”密切联系的，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宜将‘法治’和‘人治’作为一种口号来提倡。在我国，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又需要具备一系列条件，克服重重困难和阻力。提倡几个口号，包括像要法治不要人治的口号，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加强能起什么推动作用我是有怀疑的。”同时，我在发言中也反对当时有些人主张法治人治两个概念都不科学，因而都不适宜用的简单否定态度（29）。现在回顾这一发言，我觉得它表达的基本思想与本文还是一致的，但当时自己认为我们不必将法治与人治作为口号来提倡这一观点应该修正。近十年来，要法治不要人治的口号无论在我国法学界或一般舆论界已广为传播。社会上多数人已接受了这种理解：法治代表民主，人治代表专制，我们要法治而不要人治。
对于词的选择，一般地说，除非是特别不科学或不合适的，我们应尊重社会上多数人的理解，这也就是尊重“约定俗成”的原则。对法治、人治二词词义的理解，就像对作何词义的理解一样，它们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变化的。
四、“从人治向法治转变”这一命题中的有关词义
“从人治向法治转变”之类的命题可以引起一些问题，例如为什么必须要从人治转向法治？“过去”存在（甚至“现在”还存在）人治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对这种现象（包括对过去或现在实行“人治”的人）又作何评价？现在为什么不能立即实现转变，为什么需要逐步转变，甚至还要从双轨制转向单轨制？等等。当然，我们可以从上面所讲的法治论的理解出来来回答：法治代表民主，人治代表专制，因而我们要“从人治向法治转变”。但这里应注意，对我们目前来说，“要法治不要人治”可以理解为一个抽象的原理，而现在“从人治向法治转变”这一命题至少包括了以下具体含义：我国在“过去”以至现在还存在着人治或某种程度的人治，而这里讲的“过去”一般是指新中国成立以来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时期，甚至还可能指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国内战争时期。显然我们在讲“过去”（三中全会以前时期或甚至新中国成立以前）以至现在还存在“人治”（或某种程度的“人治”）时，对这里讲的“人治”的词义又需要作进一步探讨了。
就提出“从人治向法治转变”这一命题的人来说，他们所讲的“人治”可能指以下两种含义：一种是指：有的领导人由于受封建思想意识的影响，因而表现出专横、独断等不民主的思想作风。对人治的这种理解可以说是对17、18世纪关于人治、法治词义的引申。另一种是指：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不可能有完备的法制，或者是由于在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上有失误，不重视法制，因而使各级领导人不得不就各种具体问题作出决定。当然也可能是以上两种情况的交错并存。当我们在讲“从人治向法治转变”时，应该考虑到各种不同的情况。前一种情况是应该加以否定的，对后一种情况，或者不宜称为“人治”，如果要称之为“人治”，那就需要赋予另一种特定的含义，即在法制不完备或法制不受重视的情况下不得不由领导人作出决定。这种意义上的“人治”既不同于古代儒家所讲的人治，也不同于80年代结合论者所讲的人的作用，更不能理解为专制或专横独断等。

『捌』 人治和法制的区别

1、定义不同

人治：是指个人或少数人因历史原因掌握了社会公共权力，以军事、经济、政治、法律、文化、伦理等物质的与精神的手段，对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其他成员进行等级统治的社会体制。人治是儒家学说倡导的一种的治国理论，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

法制：是指一切社会关系的参加者严格地、平等地执行和遵守法律，依法办事的原则和制度。法制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它不仅包括法律制度，而且包括法律实施和法律监督等一系列活动过程。

2、权利不同

人治：是权力一元化的状态。这是一种单向的、自上而下的、等级森严的“线状”控权模式。这种模式最大的弊端就在于缺乏平等的利益集团或政治权力与国家权力间的横向控制，从而滋生“独裁”与“专制”。

法制：是法律和制度的总称。统治阶级以法律化、制度化的方式管理国家事务，并且严格依法办事的原则，也是统治阶级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权力建立的用以维护本阶级专政的法律和制度。

3、重点不同

人治：强调法律出自君主。正所谓“朕即国家”，“朕即法令”。在人治国家，君主和统治阶层既能创生法律，又能超越法律。他们只是用法律管制和镇压老百姓，维护自己的统治。

法制：强调权自法出，即所有的公共权力都应当具有合法性根据，没有合法性基础便不得行使任何权力，即使人们在法律之外行使了相关权力，也不发生法律效力。

(8)人见没法治扩展阅读

法制在社会治理功能方面有不同于人治的以下特性：

1、法制具有明确性。法律的规定通过成文法或者判例的形式表现出来，其条文或者内容具有明确性，使人们清晰地知晓自己行为的后果，实现社会的规范和有序，规章制度设立后，人民了解，则方向明确。

而人治是“一人之治”，即完全根据特定个人的判断、选择与决定来进行治理，往往由个人的言语发布命令、指令，其最大特点在于个人的随意性和内容的模糊性。

2、法制具有可预期性。法律必须是明确的、具体的，这样才能够使人们预测到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从而更好地发挥法律引导人们行为的作用，这样也有利于限制法律适用过程中的任意性。

在法制社会中，法律一经公布，就昭示天下，成为人们的行为规则，每个人都可以按照法律的规定去从事各种行为，而不必担心出现难以预见的后果，因为每个人行为的后果在法律上都已经做出了规定。

而人治则容易朝令夕改，命令的颁布和废止、更替甚至取决于当权者个人的喜怒哀乐和情绪变化，因此人治之下的规则不具有长远的可预期性。

3、法制具有科学性。在法制社会，法律的形成与颁布，是众人参与的结果，立法的过程可以说是集众人之长，而司法的过程也是职业化、专业化的法官对法律进行适用的过程。

而在人治社会，命令的颁布往往是个别有权者的决定，人的理性是有限制的，这一固有缺陷决定了完全依靠个人能力来治理社会具有巨大的风险。

『玖』 社会中如果没有法律我们的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

很多人会犯罪。

假如生活中没有了法律，车辆堵塞，乱闯红绿灯等事件就会随处可见。但即使这样，也仍然没有人去管理，整个社会就会乱成一团糟。

假如生活中没有了法律，就会出现许多小偷，随便偷东西，而没人禁止。人们随便做错事，也不会有人管理，这样就会使坏人泛滥成群。使人们的安全没有了保障，造成人们的恐惧。

注意事项：

法治社会从来不排斥道德在其中的作用，甚至过去传统社会那种由自然情感演化的道义必须升华为经由理性熏陶才能拥有的社会责任感，才能与法治相辅相成，去弥合那些法律与现实之间的缝隙，去润滑法律在人与人之间搭建起的冷冰冰的社会关系，从而大大降低一个社会良好运行所耗费的成本。

当道德退到法律的底线，以法律底线来设定自己的行为高度，这是法治建设中一个需要警惕的信号。毕竟，法律的存在只是在为这个社会兜底，法律以下是黑暗混沌的野蛮无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