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立法人

A. 两个关于清末民初宪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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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略如下：

优点和缺点

>？毛瑟半自动步枪：普通，近距离的权力，子弹无限，10发弹匣，这把枪完全是鼠标来获得优势，后期打忍者的飞镖也比较方便。

毛瑟狙击步枪：？超强动力，射程更远，5发弹匣供查杀缺点少的弹药点，出手慢。这是长炮装弹时间，要注意节奏一起使用时，不能随意解雇，或容易找到中立的敌人。

手榴弹：？非常强大的攻击和平板电脑，你可以扔在远处，延迟是一个严重的缺点，只能在围墙使用，攻击集中在坦克后面的敌人。

汤姆逊冲锋枪：？电力普通，但火，30发弹匣极快的速度，这把枪是适合专注于对单个敌人的斗争中，面对敌人，按住火就行了。

捷克ZB-26轻机枪：？功能强大，射速快，50发弹匣，这把枪可以杀点也被解雇，能适应任何攻击游戏后期的主要武器，站在面对分散的多个敌人，非用它不可。

火箭筒：？强大的超慢燃对付装甲车辆，最有效的武器，仅此而已。

马克西姆24重机枪：？力的250发弹匣火超级快的速度，你可以打战车，缺点是固定的位置，并可以在几个地方才能使用。

？游戏中有“爆头”的设定，共同的敌人，正好砸在头部开枪打，和分数击中头部的相关部分是150，身体是100，腿50，有四个场景16小时关闭，现在拿起武器，当年的血来恢复它

场景一：出现

敌人：鬼子（拿各种枪），手榴弹（投掷手榴弹） ，罗宁（刀），藤山三郎少佐（简称胖子）

1-1：试牛刀

汽车的主角，有4鬼子跌跌撞撞冲过来，站在在两杆的正后方，先杀掉他们。鬼子用冲锋枪正确刚刚轻松搞定，你需要注意的两桶汽油，最好是打左边，打右边的鬼子不会偶然地吹。楼上的是在右手两枚手榴弹，但他们扔手榴弹慢，可以在空中炸毁。几个浪人要小心，他们是敏感的，最好不要让他们靠近。左转后，破坏了前几个鬼子，要注意右边楼上，两枚手榴弹，冲出一波敌人的追杀用步枪点，或冲锋枪扫射即可。转弯后，只有躲在箱子后面的敌人不是很好的目标。最后鬼子的卡车到了，一前一后每杀鬼子左右，把那把刀胖家伙集中在采用一次性结算。

提示：最后打小BOSS，最好是有一个步枪或者冲锋枪，或手榴弹，尽快，以确保其消灭。

1-2：百万黄金

这一关显著增加敌人的数量，杀一开始就有好色的浪人，在汽车两侧的爆炸后，会突然跳出四朝你一个浪人，站在比较集中，冲锋枪关闭它们。一些矮墙所面临的敌人后，再有两个往左跑，最好是先干掉他们，他们将拍摄一转，这是一个小碉堡。右边框会跳出一个胖子和几个鬼子留下了几个连续的鬼子，然后在右侧的屋顶，有许多鬼子，还包括两个出色的弹跳能力浪人。进入巷子后，有很多的敌人，只是要注意的家伙楼上突然跑了出来，并从世界上两个浪人，另一个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跳下。然后，两个快速移动浪人和一群鬼子，踢躲到墙杀两名人质开赴魔鬼就开始打小BOSS。这是关系到小BOSS仗着人多和皮厚，不拼命盯着第一道关卡的消防队长，只能按部就班地进行。

提示：前应该可以下车了大量的弹药，打也不用担心弹药，最后一堆人只是失去了每一次BOSS的火，严重分段时间，差不多五和第六出可以杀。

1-3：经过立法者

银行，两个看门的鬼子，天堂2浪人，以及一些隐藏的敌人的墙后面。从左右两侧将继续推出鬼子和浪人，浪人怜悯谁走在大厅的傻瓜只是削减，在模具根本，面对那些拥有大量设备的楼梯，你可以利用这个好时机，以收购一只手。后列有几个敌人，有两个人质突然钻出来，小心不要开火。除年轻女性，先干掉其他鬼子，然后打的中性女青年的左侧，你可以打胖子后面，如果你不小心杀了年轻女性，脂肪会在柜台下藏有有鬼子跑出来。还有一些背后的另一个柜台鬼子，然后就是几个旋转飞行浪人在空中直接用步枪杀点在空中，有点麻烦后落地。然后忽左忽右的走出鬼子，是很容易解决，下一步是凉爽，逃跑只有脂肪，还能挽救年轻女子接连杀，同样年轻的女打左边，露出了敌人这个位置中性伟大。请勿保存顾着成品药，拍前三个浪人吃晚了。很多楼梯的敌人，但在那几个固定的位置，解决困难，只要注意一开始出来的浪人，一定要得到一个镜头。

进入金库，所以即使一个人站在靠近每个（真幽默），然后几个鬼子带着一群浪人，这里的敌人已经接近，所以你不能犹豫，枪枪点杀门后往左一圈有一个正确的也有三个。最后小BOSS，关键是要解救人质，还是鬼子和浪人会继续出来一些屏幕上的侧中间的十字线之间，基本上可以保证枪爆头。之后，人质获救亡鬼子没有说炸弹装，一枪爆头吧。

提示：需要注意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关闭，以救人质，抓机会找到一个好的中性时。 （男人你）

B. 晚清实行过君主立宪制

晚清君主立宪思想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洋务运动时期早期改良派的君民共主主张。但是，晚清君主立宪思想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洋务运动时期早期改良派的君民共主主张。但是，这种君民共主缺乏近代立宪国家的基本特征，只是君主立宪思想在近代的最初发端而已。戊戌维新时期，君主立宪思想有了较大的发展，初步具备了资产阶级宪政国家的基本内涵。20世纪初崛起的立宪派提出了国民立宪的主张，从而把晚清君主立宪思想由二元君主立宪制推进到了最高形态议会君主立宪制，中国的民主政治也迈出了由封建专制走向民主的第一步。晚清君主立宪思想的递进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处在内忧外患局势下知识分子的心态变化历程。无论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在变封建专制为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基本点上，两者是一致的、同质的，这正是我们应该肯定君主立宪思想起了积极作用的根本所在。
君主立宪；思想；历史考察
晚清君主立宪思想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早期改良派的君民共主主张。中法战争前后，一些洋务知识分子或早期改良思想家主张以西方的君民共主制度取代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到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主张兴民权、设议院，实行二元君主立宪制。20世纪初崛起的立宪派提出了国民立宪的主张，从而把晚清君主立宪思想由二元君主立宪制推进到了最高形态议会君主立宪制。虽然这种变化是局部的、缓慢的，但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来说却是十分重要的。

一、从君民共主到二元君主立宪

鸦片战争结束不久，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批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魏源、徐继畲、梁廷楠、姚莹等人在他们各自的著作中，就以赞赏的态度介绍过西方的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制度。中法战争后，早期改良派力图寻求更为有效的强国之道。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如郑观应、郭嵩焘等人因为有更多的出使西洋或与西方直接接触的机会，对西方国家的体察也逐步由感性熟悉上升到了理性思考阶段：在赞叹西方国家民富国强的同时，开始认真探索西方富强之本源究竟何在。在屡屡痛切地看到洋务运动的开展并不能达到求富、求强目的的同时，早期改良派进一步熟悉到了西方文化、制度的先进和优越，提出了以西方的君民共主制度取代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的政治主张。由此，中国近代民主政治思想开始发端。作为近代中国明确提出实行君民共主要求第一人的郑观应认为，西洋政体，盖五大洲有君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其立法之善，思虑之密，无逾于此。虽然民主之国与君民共主之国都以议院为国家中枢，但早期改良派多对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制表示好感。薛福成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在评说君主制与民主制的利弊后，合乎逻辑地得出最后的结论：夫君民共主，无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为斟酌得中王韬也有相同的主张。以郑观应、薛福成、王韬等为代表的洋务知识分子或早期改良思想家之所以要求变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为西方的君民共主制度，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西方的君民共主制度能使上下相通，君民不
隔，这是西方富强的根本原因；而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则是上下不通，君民隔阂，中国贫弱的根本原因也就在此。
甲午战争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正处于起步阶段，在外国资本主义与本国封建势力双重压迫下发展十分缓慢，处于襁褓中的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存在着严重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不可能明目张胆地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同时，作为文化承受主体的早期改良派多为科举正途出身，长久以来儒学的浸润已深入骨髓。受此知识背景和认知框架的制约，他们在熟悉和传播西方政体时，很自然地会立足于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精神对西方近代民主政治思想加以改造，自觉或不自觉地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一些概念和判定来阐释西方政体。这些因素无疑大大影响了早期改良派对西方民主政体本质的熟悉。他们从西方借来了民主政治的思想武器，却又小心翼翼地深怕触动封建专制皇帝的权威，于是千方百计地要把自己的主张同传统的政治教条调和起来。正是这种时代的局限促使早期改良派提出了似是而非的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的变法要求，形成中国早期民主思想内中外西的思想走向。早期改良派虽然直觉地把握了西方近代民主政治思想的外在形式议院制度，却对其精髓自由、平等、人权如弃敝屣。民主政治的正常运作是以各权力部门之间的有效制衡为条件的，而早期改良派设计的议院，与分权制衡的原则几乎没有关系。他们从未想到宪法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更没有议论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立问题。相反，他们却规定凡事虽有上、下院议定，仍奏其君裁夺，由君权来代替法权。这种对西方民主政治思想流于表面的体认，使早期改良派呈现出一种舍本逐末的倾向。在西方，议院是独立的立法和行政监督机构，而早期改良派所设计的议院却只是通上下之情的皇权派出机构。议院的目的只在改善无议院则君民之间，势多隔阂的传统流弊，以使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缓和君民关系和上下关系。这种中国式的议院，既不受宪法的保护，也不是君权的对立物，更不是民主政治的代表，它只是君权的维持和补充罢了。这也正是当时洋务运动背景之下内中外西精神实质的矛盾体现。尽管如此，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大胆提出实行君民共主制度和开设议院的思想，究竟是对中体西用观的一种挑战。实际上，提出变革中国传统君主专制制度的任务，已经包含民主的成分。在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大背景下，这种对中体的侵犯，表明其思想中已涌动着突破洋务藩篱的潜流，为随后蔚然兴起的维新思潮开了先路。这是时代精神的表现，其进步性是不言而喻的。这种政治理念一经出现，便会吸引越来越多人的注重，启迪人们进一步探索西方民主制度的真

C. 清末法律的特点和历史地位

清末筹备立宪期间，新闻法规的制定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从1906年至1911年清政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专门适用新闻事业、或与新闻事业有关的、或含有调整和规范新闻事业条款的法律，其中专门适用新闻事业的有《大清印刷物专律》(1906年7月颁布)、《报章应守规则》(1906年10月颁布)、《报馆暂行条规》(1907年9月颁布)、《大清报律》(1908年3月颁布)、《钦定报律》(1911年1月颁布)。这些新闻法规是在清政府全面变法修律，吸收西方法律理论，引进西方法律原则，通过移植、重新构建中国新型的法律体系的背景下进行的。当时刑律民律以及商律等主要法案，都是经由沈家本、伍廷芳所主持的法律修订馆，聘请专家进行编纂。晚清的法案主要由各部院、法律修订馆、宪政编查馆起草，同时宪政编查馆对于草案具有核订权，是实质意义上的立法机关。从现有掌握的资料来看，起草法案最多的法律修订馆没有参与新闻法规的制定过程。《大清印刷物专律》由商部、巡警部、学部会定；《报章应守规则》由巡警部拟定；《报馆暂行条规》由民政部拟定；《大清报律》由商部拟具草案，巡警部略加修改，由民政部、法部会奏，交宪政编查馆议复。从这点看这些新闻法规多属部订专章，只有《大清报律》是经过了比较繁复的立法程序，最后交由宪政编查馆核订。这一方面说明了清政府在制定《大清报律》的审慎态度，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除《大清印刷物专律》之外其他几部新闻法规在制定过程中的仓促。
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一月初二，光绪帝就《御史王步瀛奏请速订报律颁行》谕令商部拟具报律草案，妥筹办理，商部提出草案后，由巡警部酌为修改。当时法律修订馆正式开馆(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初一日)才半年多，其主要工作重在删削旧律，内容分为删除、修改、修并、续纂，清末大规模的修律工作并没有完全展开。而这个时候光绪就谕令部院制定报律，说明其对报律的认识和重视。
光绪三十二年(1906)六月，清政府颁布了作为中国历史上关于新闻出版的第一个专门法规——《大清印刷物专律》。由于当时中国的整个立法修律工作都是在冈田朝太郎、松冈义正、岩谷孙藏等一大批日本法学家的协助下依日本法律为蓝本完成的。故该专律取法于日本明治二年(1869)先后颁布的出版条例和新闻纸印行条例。该专律虽然包括了对新闻事业的管理，但重点并不在新闻事业。另外，在《大清印刷物专律》颁布的3个月后就颁布了《报章应守规则》，这一点也说明《大清印刷物专律》重在对一般出版物的管理，而对于报业管理则需要单独的立法。 紧接着，清政府又颁布了《报章应守规则》。该规则只是对报纸所登内容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基本是禁止性条文，其主旨在于八个“不得”，仅仅149个字。共9条。[10](P30)关于《报章应守规则》的颁布时间，一般认为是1906年10月16日[11](P406)。但根据1906年10月13日的《申报》的《本馆接警部颁发报律九条专电》②来看，颁布时间应该是1906年10月12日。假如是1906年10月16日颁布，那就是说巡警部提前4天就将未颁布的《报章应守规则》交由报馆，对于颁布法律这样十分严肃的事情，巡警部绝少可能这样做，因此10月16号之说不大合理。而如果该规则在10月12日公布，于10月13日登载在报纸上，还是较为合理的。
之后，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八月由民政部拟定的《报馆暂行条规》在《报章应守规则》的基础上做了许多具体性的补充。第三条至第六条概括了《报章应守规则》的八个“不得”，而其余条款主要是就报纸的开设批准事项，以及发行人、编辑人、印刷人等做出规定，还有就是对违犯条规者的处罚规定。但仍如其第十条所说的那样，“以上所定系暂行条规，俟报律编成奏准后，应照该律办理。”[12]
在《大清报律》正式颁行之前，报律尚未制定完成的情形下，即先行颁布了《报章应守规则》、《报馆暂行条规》。这都是为了适应当时新闻事业迅猛发展，加强新闻事业管理的需要而做的临时之举。从《报章应守规则》、《报馆暂行条规》这两部新闻法规的内容上看也反映了这种临时性。
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一月十九日颁布的《令民政部、法部会同妥订报律之上谕》：“谕军机大臣报律关系紧要，前据民政部具奏仅系《报馆暂行条规》，所有应行编纂之报律，著民政部，法部迅速会同妥订，奏明办理，毋再延缓，经宪政编查馆严定，厘为四十五条，请通敕各省一体遵行。”[13](卷8，P706)十二月，民政部与法部会奏：“查此项报律，先经原设商部拟具草案，由原巡警部酌为修改，共成四十六条。当以事关法律，非详加讨论，不易通行。”会奏还对当时外报占报业中很大比例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分析和考察，并特别强调报律的制定工作应当咨商外务部。“京外报馆，由洋商开设者，十居六七，即华商所办各报，亦往往有外人主持其间，若编定报律，而不预定施行之法，俾各馆一体遵循，诚恐将来办理分歧，转多窒碍，迭经咨商外务部，体察情形，妥为核覆。”当然，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政府在外强面前奴颜婢膝的嘴脸。会奏还建议：“各项法律正在修订之际，尚未悉臻完备，若将此项报律遽为订定，一时恐难通行，拟应暂从缓议。”同时，还对《报馆暂行条规》的颁行做了解释说明，“报章流弊渐滋，不可不亟为防闲之计，故先将该律草案，摘要删繁，拟成暂行条规。奏明试办。”会奏主张对报律的制定工作应当采取慎之再慎的态度，以期达到“务其宽严得中，放之皆准，以为推行尽利之地”[3](P32)的目的。
由于光绪帝毋再延缓的训示以及不少大臣的条陈催促，民政部与法部将拟订的报律草案由原来的四十六条修改成四十二条，附则三条，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二月十三日即交宪政编查馆进行覆议。两天之后，宪政编查馆便将议核报律之事上奏光绪帝。奏章中首先强调了报纸的地位和作用，“环球各国，莫不注重报纸，凡政府之命令，议院之裁决，往往经报纸之赞成，始得实行无阻。”比较俄罗斯，瑞士，挪威等国运用刑律来钳制报业发展，中国则主张“符合言论自由之通例”。奏章总体肯定了报律草案，“检阅原案四十二条，盖折衷于日本新闻条例，酌加损益，尚属周密”。但因“逆党会匪……籍报纸之风行，逞狂言之鼓吹”，奏章认为：草案中对违反第十四条第一款诋毁宫廷、第二款混淆政体、第三款扰害公安的行为，仅以二十日至二年监禁、附加二十元至百元罚款的处罚尤显轻纵，主张对其情节较重者仍照刑律治罪。从该奏章可以看出，虽然宪政编查馆认为报律草案“尚属周密”，但由于革命党人籍报纸鼓吹革命，其势正盛，故主张对原报律加以修正，即行奏请公布实施[10](P35)。光绪三十四年(1908)二月，《大清报律》正式奉旨颁布实施。
当时的报刊对报律制定等相关内容的报道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报律的制定情况。1908年2月26日，《东方杂志》第五卷第一号的一段记述“先于光绪三十一年准商部咨送拟报律会商具奏，当经原设巡警部酌为增改，以租界外埠多相关涉，咨送外务部会覆在案。嗣以拿办中华报馆主事彭贻孙等一案，臣部以报律关系重要，未易旦夕告成，而报章流弊渐滋，又不可不亟为防闲之际，是以一面酌定约束报馆规则，行令内外城巡警总厅遵照办理；一面复经请旨饬下修律大臣纂订报律于三十二年九月八日具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在案。”这说明早在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时，就已完成了报律(《大清报律》)草案的制定工作，之所以没有颁布实施，是因为清政府注意到“报律关系重要，未易旦夕告成”，常与租界外埠多相关涉，因此在制定报律时尤为慎重。

D. 清末颁行的最早的商事立法有哪些

一、清末颁行的最早的商事立法是《商人通例》和《公司律》。
《商人通例》和《公司律》是《钦定大清商律》的组成部分，《钦定大清商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独立的商事法律，也是清末法律改革中颁布最早的新法。它是在没有先例和缺乏经验的情况下，为应当时之需，按“模范列强”的原则制定的。
1903年，清政府命载振、伍廷芳起草商律。是年12月，起草完毕上奏后定名为《钦定大清商律》。其中《商人通例》9条，《公司律》131条，在体例和内容上均体现了对外国商法典的效仿。
清末商法作为中国近代最早的商事立法，在近代法史上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由于时间仓促及立法技术的不成熟，制定的商事法律法规存在着缺陷，甚至有些还是制定中的草案，并随着清政府的倒台“夭折”。但是，这次立法活动使中国初步建立了商事法律体系，给后人留下了值得借鉴的立法实践经验。研究清末商事立法，分析其得失，可以为我国现阶段商事立法，尤其是商事法律的移植，提供有益的借鉴。

二、《商人通例》和《公司律》
1、《商人通例》
《商人通例》主要对商人的涵义、商业能力、商号、商业帐簿等作了规定。该商律以法律形式确认了商业活动以营利为目的，确认了商人的合法地位。“商人通例”的具体规定虽然不如《日本商法典》第一编的有关规定那么详尽，但仍可从中找出两者某些相似的内容。《商人通例》的相关内容与《日本商法典》的这些规定比较相似。

2、《公司律》
《公司律》的规定较为详尽，具体规定了公司的组织形式、创办呈报方法、经营管理方式 和股东权利等内容，它将公司分为合资公司、合资有限公司、股份公司、股份有限公司4种 ，这也是近代大陆法系国家商法典所通常规定的公司种类。从“公司律”的规定看，也主要是继受外国的公司立法。
因为主要是翻译搬抄外国的法令，《公司律》中也存在许多规定模糊的地方；同时，《公司律》中较少对中国传统商业行为进行规范和保护，本国商人从而难以有效配合，清政府初次进 行的经济立法工作因为“移植性”太强而难以顺利植入中国社会。

E. 晚清时代的中国第一批外交官有哪些他们做了什么

在鸦片战争以前，晚清没有现代意义的上的外交，满清闭关锁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宁肯多赔钱也不愿意外国在北京设立大使馆，并不想与外国交往。可是，西方列强却强行拼逼迫满清走向了世界。晚清的的大门被打开了。满清最初没有处理外交机构的衙门呢，以至于出现地方疆臣主管国家外交事务。比如李鸿章。后来在西方国家的要求下。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来处理外交机构的衙门。

F. 清末修订法律主持制定的法律有哪些

修律指导思想：中外通行，有裨治理。目的：巩固君主专制统治。
修订法律馆：清末负责修订法律的专门机关。1902年，命沈家本，伍廷芳为修律大臣。1092年正式办公。
《大清现行刑律》是1910年5月15日颁布的一部过渡性法典，是在《大清律例》的基础上作局部调整删改而成。主要变化是，民事条款不再科刑。删除凌迟，枭首，戮尸，刺字等酷刑。
《大清新刑律》
《大清民律草案》
商事立法，
理法之争。

G. 并非康有为，清末谁最早要求设立议院的

在清朝历史上，最早提出设置议院的人，名字叫张树声，官至两江总督。这个人在历史上，甚至是清朝历史上，名声都不是很大。他生活的年代，有太多比他更强的人物正在活跃于天下，而张树声的光芒，显然无法与那些大神们相提并论。张树声之所以可以青史留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的《遗折》也就是，张树声在弥留之际，向朝廷递上的一份奏折。而这份奏折，第一次出现了设置议会的建议。

从历史发展看，张树声的观点，并没有成功。但张树声依然值得人们尊敬，因为，他真心想为这个国家奉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为国家的繁荣复兴而做出自己的尝试的人，是值得人们由衷敬佩的。张树声的议会梦没有实现，但至少让人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依然有很多人没有放弃，没有认命，依然再为这个国家的复兴而努力。

H. 伍廷芳在清末改革中退出，他这么做是哪样的想法

清末修律工程主事者沈家本（1840—1913）和伍廷芳（1842—1922），一位是20多岁就入仕刑部，长于考据，洞明中国历代律例得失的学者型官员，一位是留学英伦，华人中考取英国律师执照的第一人。

独特的人生阅历和时代背景，将沈家本和伍廷芳推向修律运动的前台。

I. 沈家本法律思想的局限性和对中国后世的影响

沈家本从修订法律的需要出发，比较重视研究法理学。他说：“法之修也不可不审，不可不明。而欲法之审、法之明，不可不穷其理。”他从中外法学的比较中,发现“大抵中说多出于经验,西学多本于学理”,强调经验与学理应该并重,互相结合，并由此而对一系列涉及法理学的基本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①法律的概念、作用以及和政治的关系。他说，法是“天下之程式，万事之仪表也”，是在“学校衰微，世道凌夷，巧伪变诈，无所不为之习日渐溃焉”的情况下出现的。法的作用，一者治民，一者治国，所谓“为政之道，首在立法以典民”，“世无无法之国而能长久者”。他认为法律是“政之辅也”,“律学明而刑罚中,于政治关系甚大”。因此他在取法西方、制订新律时，首先“深究其政治之得失”。②法须统一。沈家本认为,首先,立法宗旨必须统一，即坚持以法为“国家惩戒之具”，而非“私人报复之端”，如果借刑泄忿，使立法宗旨两歧，将会发生法重刑滥之弊；其次，断罪之律必须统一，如果新旧参差，势必使法律丧失信用；最后，适用法律必须统一，不因犯罪者身份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法之及不及,但分善恶而已,乌得士族匹庶之分”。③法乃道德教化之辅。沈家本继承了“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的传统法律思想，并结合世界的发展潮流，阐明了法只是“辅教之不足”的一种必要手段;即使在三代盛世,也不能“废刑而不用”。由于犯罪的根源之一是“歉于教化”,因此，他反对用严刑峻法束缚民之手足,提出“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刑罚与教育互为消长”，特别是对于未成年犯，要“以教育涵养其德性，而化其恶习，使为善良之民”。④用法在人。沈家本认为立法善固然重要，但循法行法尤其值得重视。他反复阐明“法贵得人”、“用法在人”的道理，说：“法之善者，仍在有用法之人，苟非其人，徒法而已”；“大抵用法者得其人，法即严厉亦能施其仁于法之中；用法者失其人，法即宽平亦能逞其暴于法之外”。他建议仿古制设立律博士教习法律，使国家的中枢以至地方官吏皆能知法。同时，积极筹设法律学堂，为执行新律培养人才。由于他强调用法在人，因此主张以严刑惩罚贪利、曲断、骫法、坏法的司法官吏。
修律应“参考古今，博稽中外” 沈家本的法律思想，不仅表现为对法理学的探讨，也贯彻于修律的实践当中。他全面阐明了修订法律的根据，指出：法律应该伴随今昔形势的不同，而为之损益，不能简单袭用。特别是他把中国置于世界的范围以内，进行考察，借以说明海禁大开以后的中国，万难固守祖宗成法而不变。否则“以一中国而与环球之国抗”，优劣之势，不言自明。为了贯彻“务期中外通行”的修律方针，他“参考古今，博稽中外”，认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比中国封建旧律文明、进步,中国必须“取人之长,以补吾之短”，“彼法之善者，当取之，当取而不取，是之为愚”。
沈家本引进西方法律时，反对完全抛弃中国传统的法律，他说：中国“礼教风俗不与欧美同……若遽令法之悉同于彼”，将会增加修律的阻力，“又安能会而能之，以推行于世”。为了实现“会通中外”的修律方针，他积极组织力量，翻译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作为修律的蓝本。同时，奏请设立法律学堂，培养专门司法人才，聘请外国法学家充当法律顾问和派员赴外国考察。
民主主义法律思想 沈家本认为“各法之中，尤以刑法为切要”，应以制定新刑律为整个修律工作的起点。鉴于中外刑制“中重而西轻者为多”，遂以刑法“当改重为轻”为首要步骤。为此，奏请废除凌迟、枭首、戮尸、缘坐、刺字等酷刑；死刑一般用绞，只有谋反、大逆及谋杀祖父母、父母等重罪，才用斩刑；将戏杀、误杀、擅杀3项虚拟死罪改为流徙，以重名实而讲实际。
沈家本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资产阶级法制思想的影响下，提出旗汉各族人民犯遣军流徙各罪，应一体同科，不应在法律上规定“重轻悬绝”的不平等权利。他说：“法不一,则民志疑……法一,则民志自靖”。只有化除满汉畛域，才能建立起“至公至允之法律”秩序。与此相联系，他主张男女平等，反对夫为妻纲的封建名教,提出夫妻间侵犯罪的处刑,也应平允。沈家本还在资产阶级人权思想的影响下，奏请“永行禁止”清律所允许的买卖人口和蓄养奴婢。谴责公开买卖人口“殊非重视人命之义”。奴婢“亦人也，岂容任意残害。生命固应重，人格尤宜尊,正未可因仍故习,等人类于畜产也”。他认为如不革除，显然与颁行宪法的宗旨违背。沈家本的这些法律思想，闪耀着民主主义的光彩。
沈家本赞赏西晋刘颂根据律法断罪的思想，反对律外苛求。他奏请废除清朝实行已久的比附断案，揭露比附断案使民无所适从，只便于官吏肆意出入人罪。在他主持制定的《刑事民事诉讼法》中，确认资产阶级罪刑法定的原则和内容。在司法体制上，沈家本仿效资产阶级三权分立，主张司法独立，视为“宪政之始基”。为了保证司法独立，他考古今之沿革，订中外之异同，制订《法院编制法》，明确规定行政长官及检察官不得干涉法官的审判活动。
与守旧派的论争 沈家本的一些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法律思想，遭到守旧派的诋毁和非难。他遵循最新之学说，改革中国封建时代诸法合体的立法体系，在制订新刑律的同时着手编纂独立的诉讼法。他说:“大致以刑法为体，以诉讼法为用，体不全，无以标立法之宗旨；用不备，无以收行法之实功。二者相因，不容偏废。”在他主持下，1906年编成《刑事、民事诉讼法》，其中规定“罪刑法定”、“审判公开”、“陪审制度”和“律师制度”，但遭到以张之洞为首的各省督抚的驳议而作废。1907年，张之洞又攻击沈家本所编新刑律草案蔑弃礼教。1909年附有《暂行章程》5条的《修正刑律草案》，又遭到提学使和宪政编查馆参议劳乃宣的反对，责难新刑律违背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的礼教基本原则。对此沈家本著文反驳，形成了礼治派与法治派的激烈辩论，直到辛亥革命爆发才宣告结束。在辩论中，沈家本虽然赢得了同情，但他经常以制定新律争取帝国主义放弃领事裁判权为理由，企图借此压服守旧派，表现了他思想上的弱点；而且在守旧派的压力面前，步步退让,同意对于加害君主以及内乱、外患罪加重处刑;对于无夫奸处刑；尊亲属有犯不得使用正当防卫等等。这实际是用封建法律中维护伦常的传统规定，否定新刑律中的资产阶级刑法原则。因此，新刑律草案既反映了资本主义法律思想与封建法律思想的冲突，又表现了二者在一定程度上的妥协。这正是沈家本法律思想的具体表征。在他的思想言论中，经常是进步的倾向和保守的成分同时俱在，互相冲突。他虽然引进资本主义法律思想和原则，为改变固有的封建法系作出了贡献，但是他对封建旧律中礼教纲常的突破是有限的，对于封建法制的改革也是不彻底的。
沈家本故居在宣武区上斜街金井胡同1号。为宣武区重点保护文物。 故居是一座三进四层的院落，进门第一层为一座两层小楼。沈家本于1900年入京至1913年逝世一直住在这里，其许多著作都在这里完成。院中的前排小楼是沈家本于1905年筹资建成，题名为“枕碧搂”楼中曾藏书5万余卷。《枕碧楼偶存稿》《枕碧楼丛书》均是由此得名，他的书稿《沈寄先生遗书》为现代研究我国古代法律之必读文献。“枕碧楼”下有会客厅。

J. 近代与法律有关的人

《近代中国的法律与学术》，作者是俞江 ，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描述的是本书的主要内容，选自作者近十年来公开发表过的有关近代中国法律史的论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近代法律史中的法学发展与法学人物，第二部分是近代法律修订，第三部分是近代司法。这些论文是在不同时期完成的，反映了作者关心的不同主题。通过具体的事例或个案，展现近代中国的立法和司法状况。同时，通过法学语词、法学人物等不同角度，向人们介绍近代法学的发展历程。近代中国的法律与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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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主要内容，选自作者近十年来公开发表过的有关近代中国法律史的论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近代法律史中的法学发展与法学人物，第二部分是近代法律修订，第三部分是近代司法。这些论文是在不同时期完成的，反映了作者关心的不同主题。通过具体的事例或个案，展现近代中国的立法和司法状况。同时，通过法学语词、法学人物等不同角度，向人们介绍近代法学的发展历程。
俞江，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近代中国民法学中的私权理论》。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法学研究》、《读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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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与法学家
近代中国法学语词的生成与发展
一、感知阶段：1800年至1860年间的《五车韵府》与《各国律例》
二、整合阶段：1860年至1900年，以罗布存德氏《英华字典》为主线
三、改造和平衡阶段：1900年至1911年，中国第一批法律辞典及其他
四、近代中国法学语词发展过程的启示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民权概念
一、“民权”小释
二、戊戌变法时期的“民权”概念
三、严复的民权观
四、小结
沈家本的人格平等观
一、平等：一个让沈家本回避的问题
二、形式平等：善恶与贫富之议
三、人格：西方的?抑或中国的?
四、结语：曲折的解释
清末修律中的吉同钧
简评礼法之争
一、劳乃宣的“反映论”
二、杨度的“进化论”
三、沈家本的“会通论”
四、结语
近代法学家关于“中国古代有无民法”的讨论
法律修订
两种清末宪法稿本的发现与初研
一、清末立宪史的研究现状
二、两种清末宪法草案稿本的发现及初考
三、两种清末宪法草案稿本的初步研究
四、两种清末宪法草案稿本的价值
附1 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末宪法草案稿本的后续说明
附2 关于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末宪法草案稿本再说明
《大清民律（草案）》考析
一、修订《清民草》的历史背景与肇因
二、民律修订宗旨的讨论及确立
三、《清民草》修订过程
四、《清民草》的内容及特点
五、对《清民草》的评价与再评价
《中华民国暂行民律草案》简析
一、问题的提起
……
司法改革
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