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中国季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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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大变局下的中国法治

作者：季卫东

豆瓣评分：7.7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3-6-14

页数：272

内容简介：

《大变局下的中国法治》内容简介：中国三十余年的改革以渐进方式演变至今，我们突然发现已经身处“历史三峡”之中水流更为湍急凶险之处。中国改革已经到达从量变到质变飞跃的临界点，到了需要进行政治决断的时刻了。《大变局下的中国法治》是作者近年来发表在报章上的随笔合集，汇聚了作者对“大变局下的中国以及中国法治何去何从”这一主题的系统思考：通过先法治、后民主的路径，统筹兼顾、刚柔兼济，以社会代价最小化的手段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软着陆，从而成功建构起中国民主法治的新秩序。

作者简介：

季卫东，1957年出生于南昌市，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毕业后留学日本，获得京都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96年任神户大学法学院教授，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法社会学，比较法学，中国法与政治。

『贰』 新自然法学是以下哪一位法学家的重要观点

第一节 多重视角的法律观
站在不同的角度，人们对“法律是什么”的理解和认识是多种多样的。古今中外，人们对法律多角度的观察形成了各式各样的法律观。
一、立法者立场的法律观
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1）命令说。这一理论始于法国人博丹。博丹创立了主权学说，为法律命令说奠定了理论基础。自然法学派代表人物霍布斯认为，法律“对于每一个臣民说来就是国家以语言、文字或其他充分的意志表示命令他用来区别是非的法规。”功利主义法学的边沁说，法律是国家行使权利处罚犯罪的恐吓性命令。分析法学派的奥斯丁则将法律当成主权者的命令，“法律是一种要求个人或群体必须这样或那样的命令……法律和其他命令被认为是优势者宣布的，而且约束或责成劣势者。”奥氏还用命令、义务和权利三个术语来解释法律的概念。（2）权力（强制）说，即将法律作为权力或强制的表现。如中国古代法家商鞅：“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韩非说：“法者，编著于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也。”（3）意志论。古代社会人们认为法自神或上帝出，法乃神意的体现。近代以来，法律往往被认为是人（立法者）意志的体现。如自然法学派卢梭认为，法律是社会契约的产物，在签定社会契约时，人们让渡全部自然权利，交给主权者群体。而人民主权就意味着执行公意，公意的所有表现形式是经由多数决策的方式达致的。因此，法律即公意的体现。（4）规则（规范）说。如中国古代管子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清末法学家沈家本说：“法者，天下之程式，万事之仪表”。中世纪西方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说：“法是人们赖以导致某些行动和不作其他一切行动的行为准则或尺度。”现代西方分析实证法学派更是明确将法律当作规则或规范。如纯粹法学派凯尔森认为法律是人们行为的强制性规范秩序。英国新分析法学派哈特认为法律是主要规则和次要规则的结合。主要规则设制义务，次要规则规定权利。
二、司法者立场的法律观
跟立法者立场的法律观适成对照的是司法者立场的法律观。这种法律观流行于具有判例法传统的英美法系国家。正如著名的比较法学家勒内·达维德所说：“英国法基本上是一种判例法（case law）；它的规范基本上应到英国各高级法院所做判决的判决理由（ratio decidendi）中去寻找”，相应地，“英国的legal rule是针对具体案件的，是在审理这个案件时为了解决这个案件而提出来的。”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司法者立场的法律观在英美国家一直占据支配地位。以致英国法学家边沁试图改革英国法制，但收效甚微。司法者视角的法律观，择其要者如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所说：“我所说的法律，是指法院事实上将做什么的预言，而绝不是其他什么空话。”美国法学家格雷说：“法只是指法院在其判决中所规定的东西，法规、判例、专家意见、习惯和道德只是法的渊源。当法院做出判决时，真正的法才被创造出来。”这种法律观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美国的现实主义法学。以致于法律径直被视为法院所做的判决。如美国法学家卢埃林说：“法不是本本上的官方律令，法存在于官员或平民的实际活动中，特别是存在于法官的审判活动中。官员关于争端所做的就是法律。法学家弗兰克说：“就任何具体情况而言，法或者是实际的法，即关于这一情况的一个过去的判决；或者是大概的法，即关于一个未来判决的预测。”当今美国著名法学家德沃金也持司法视角的法律观。德氏认为法律具有解释性质，法律在解释中得以完成。法律是一种阐释性概念。由于西方国家所谓的法律解释纯然是一种司法活动，并不存在像我们国家那样的立法解释。因此德沃金的法律观是一种典型的司法视角的观点。
三、社会学视角的法律观
社会法学派的出现，是二十世纪西方法学领域最重大的事件。这给法律的概念又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观察视角。社会法学将科学方法运用于法学，主张将法律置于社会当中，通过法律在社会中的实际运作，结合法律与社会事实的关系来认识和理解法律。社会法学侧重从法的社会基础、社会作用及具体效果诸方面来界定法律的概念。这对西方传统的法律观构成一种严峻的智识挑战。如美国法学家庞德认为，法律是一项“社会工程”，是依照在司法和行政过程中运用权威律令来实施的高度专门化的社会控制形式。目的在于以最小限度的牺牲尽可能满足全人类的需要。由此庞德还进一步分析了法律的结构，提出了律令-技术-理想这一法的模式理论。奥地利法学家埃利希明确主张法律发展的重心在社会本身而不在国家。因此他反对传统的法律的概念，第一，法律由国家所创立；第二，法律是法院或其他审判机关判决的基础；第三，法律强制是判决发生效力的基础。埃利希进而把法律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家制定的法律；另一类是社会秩序本身。法律作为社会秩序本身，埃利希称之为“活法”。埃利希认为法律是国家制定的这种传统的法律概念实际上只不过是法律的一小部分。因而他强调对“活法”的研究。美国现实主义法学派卢埃林曾依照庞德关于“书本上的法律（law in book）”和“行动中的法律（law in action）”之分的观点，区分了“纸面规则”和“实在规则”。并认为真正的法是后者，因此提出“官员们关于争端做出的就是法”。德国法学家赫克等为代表的利益法学认为，法律起源于利益的冲突、矛盾和斗争。法律规范构成于立法者为解决种种利益冲突而制定的原则或原理。在司法裁判中，法官必须确定立法者通过特定的法律规则所旨在保护的利益。当今美国行为主义法学派布莱克认为：“法律存在于可以观察到的行为中，而非存在于规则中”。当今西方法人类学家还提出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这种法律观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影响到我国法学界，表现为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理论探讨。
四、伦理学意义上的法律观
法律、道德与宗教是人类社会控制的三种主要手段。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在法哲学层面上表现为应然法（自然法）与实在法（制定法）的关系。这也是长期以来西方法学史上一个基本问题。从伦理学视角去看待法律，在西方有久远的历史渊源。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即认为法律“应该是促成全邦人民都能进于正义和善德的制度。”罗马法学家杰尔苏将法定义为“善良和公正的艺术”。中世纪神学家阿奎那则认为，暴戾的法律既然不以健全的论断为依据，严格地和真正地说来就根本不是法律，而毋宁可说是法律的一种滥用。所以法律是否有效，取决于它的正义性。17、18世纪古典自然法学家认为，自然法是人的理性的体现，是正义的体现。自然法先于并高于实在法而存在，国家制定的实在法必须符合自然法才是真正的法。因而法律是正当理性的命令。可见自然法学派的法律观从本质上乃是一些道德标准和要求。而德国古典法哲学强调法与自由的内在联系。法是作为理念的自由，是普遍的自由法则。20世纪新自然法学派依然坚持法律与道德不可分离，法律具有道德性。因此纳粹德国制定的违反人道的法律根本就不是法。总之，伦理学视角的法律观贯穿于整个西方法学史。这表现为西方自然法与实在法二元论法的独特思维模式。这也是造成法（主观法）与法律（客观法）相区分、法与自由、正义与权利密不可分的内在原因。与此相反，西方分析法学坚持法律和道德相分离，主张“恶法亦法”，而将“作为正义的法”等同于“作为立法者意志的法律”。进而从本质上，跟自然法学相反，将法律归结为人的意志的体现。在西方法理学中，理性论与意志论构成两种相对立的法律观。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也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话题。但是它所讨论的主题与西方不同，它并不侧重于法律和道德在本体意义上的关联，而注重于二者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和地位。中国古代的儒法之争只是法律和道德那一种更加适合于作为统治的工具。儒家的主张最终占据上风。伦理法构成儒家法律思想的基本精髓，德礼优于刑政。由此中国古代法从属于礼。不仅法律的制定受伦理原则的支配，而且司法裁判也渗透者德礼的理念。这造成中国古代法律缺乏独立的品格，沦为君主意志的统治工具。因此，中国古代法是一种典型的“伦理法”。
第二节 法律的基本特征与法律思维方式
一、法律的基本特征
长期以来，法理学界通常把法律的基本特征表述为：法律作为不同于道德、宗教等其他社会现象的社会规范，具有规范性、国家意志性、以权利和义务为基本内容和强制性等属性。这种观点的根据有二：一是从法律概念层面上，上述法律特征的出发点与运作中心是国家和政府；二是从法律运行层面上，上述法律特征的界定暗含着一种自上而下的法律运行模式。上述归纳的缺陷在于，将观察对象局限于国家法。这是一种立法视角的法律观的产物。尽管这种观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律的属性，但是它仅仅是从一种角度所作的归纳，而忽略了其他的角度和方面。跟现代法治相对应的法律的基本特征在于：
第一，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具有普遍性、确定性、客观性等规范属性。
社会规范的种类很多。包括道德规范、宗教规范、风俗礼仪、规章纪律和乡规民约等。法律只不过是社会规范中的一种。将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相区别的地方在于，法律是通过对人的行为的规范作用来调整社会关系，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因而法律并不涉入对人的思想的调整。而道德规范是通过思想控制来规范社会关系，习惯是通过社会思想观念来调整社会关系。马克思说：“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因而法律是经由规范和调整人的行为而发生作用的。
法律作为调整行为的社会规范，具有规范性。这具体表现为：(1)普遍性。不同于那种个别性调整，法律本身即预设了规则（规范）的存在，而规范（norm）这一术语源出于拉丁文norma一词，它意指规则、标准或尺度。所以法律具有一般性、抽象性、概括性。它针对的是不特定的人或事，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因而可以反复加以适用。从法律效力层面上，法律表现为在时间、空间、对人及对事等方面具有普遍约束力。从深层次上看，这种反复适用和普遍被遵守的法律具有内在普适的道德性。这也是西方法律往往跟公平、正义、权利等相联系的重要原因。法律的这种普遍性甚至超越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当今法律移植和法律全球化、统一化之所以可能，即在于此。(2)确定性。法律是对以往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确认，并以法律规则为主要构成要素。而法律规则又具有较高的明确性、具体性和确定性。在此意义上，法律是社会中一种较为保守的力量。司法过程端赖于法律规则那种严格的形式逻辑进行法律推理，由此保证裁判结果的确定性。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广泛的立法活动和法学研究中实证分析法学的兴起都促使人们对法律确定性的追求。法律的确定性构成现代法治的重要基础之一。(3)客观性、合理性。现代法治的另一根基在于法律是接受理性指导、符合一定理性原则和社会规律的规则，具有消除和限制人的恣意行为的功能，因而现代法律具有一定的客观属性。德国著名的思想家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和发展要求法律可以理性地算计，西方法律由此表现为一种形式合理性。法律的功能即在于建立和保持一种能够大致确定的行为预期，从而便利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交往。法律的客观性和合理性即源于人们行为关系中的合目的性、可预期性，由此限制和消除人类行为的盲目性、无意识和非理性。在司法过程中，法律的客观性具体表现为法律解释的客观性，表现为对法律解释唯一正确解释的探求。现代法治理论之根基端在于此。因为法治乃规则之治，是用客观的外部规则限制人的主观恣意。
第二，法律是出自于国家并植根于社会基础上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规范。
这是从法律的本体来源进行的界定。法社会学与法人类学研究表明，法律是多元的，既来自于国家，也出自于社会。就前者而言，法律通常是由国家制定和认可的行为规范。有人认为，制定、认可和解释是法律创制的三种主要方式。这一观点值得商榷。法律解释本来是一种典型的司法活动，应该归属于司法的范畴。但是将法律等同于立法的法律观在我国极为盛行，而立法概念的外延往往又被扩及容纳解释法律。这是上述观点的内在逻辑。事实上，法律创制的主要方式是国家制定和认可。制定是通过立法活动产生法律规范，而认可则是国家对既有社会规则予以承认并赋予其法律效力。这通常通过下列方式进行认可：一是赋予某些道德、宗教、风俗习惯和礼仪等社会规范以法律效力；二是承认、签定或加入国际条约，认可国际法规范使之在国内产生法律拘束力；三是在具体案件中通过司法裁判形成某种规则和原则并使之具有法律约束力。法律解释不是法律创制的方式。
第三，法律具有功能上的强制性和本体上的正当性。
强制性是之将强权、压制、强迫和制裁作为法律的标志和特征。在近代民族国家兴起的历史过程中，随着国家在立法、司法活动中地位的提高甚至于达到垄断，法律的强制观念渐趋凸显。这一观念在西方法学史上经历了由法国人博丹到英国的霍布斯最终到分析法学派奥斯丁的学说发展。强制论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在法律基本模式上，视法律为主权者的命令。在权利和权力关系中，视统治者权力至上。自20世纪以来，西方法理学各派不约而同表现出淡化乃至消解传统的强制性观念，即在承认某些境遇中法律的实施有赖于“强制力”作为后盾，但取消“强制力”在法律概念理论中基本特征的地位。这标志着当今西方法理学在法律概念本体论层面上的变革。
第四，法律是以权利和义务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规范。
20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法学界明确将权利和义务概括为法学的基本范畴。权利和义务确实是表征法律进而使之区别于道德、宗教、习惯和纪律等其他社会调控方式的决定性因素。权利和义务构成了法律的基本内容，贯穿于法律的一切部门，贯穿于法律运行的全部过程，并且全面表征和体现法律的价值。在西方法学史上，法律与权利有十分久远的历史文化渊源。拉丁文jus同时具有权利、法律和正当几种含义。主体法律上的权利往往称为主观法（权利）。从法哲学上，当法律规则设定权利和义务时，亦即当法律用于表示立法者意志时，法律规则所设定的行为体现出的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立法者“意志”。在这里，规定权利和义务的法律规则所表达的是：某个人“应当”以一定方式行为而不意味着任何人真正“要”他那样行为。从此意义上，法律属于“应然”的范畴，而不属于“实然”的范畴。建立在这种理论基础上的实证主义法学中，权利和义务具有法定性和可量化性。法律通过规则或规范以授权、命令或禁止的形式规定权利和义务，调整人们的行为，进而调节一定的社会关系。当然，按照唯物论，一切社会关系的背后无不包含某种利益。法律调整社会关系正是将各种社会关系所体现的社会利益，以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的形式固定下来。这是从法律作为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机制进一步派生出的特征。
二、法律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
在对法律的概念有个初步认识的基础上，再来探讨法律人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对于以法学为业的学生而言，培养和形成专业法律思维是今后从事法律职业的关键一环。
所谓法律思维，是指在长期的法律实践中形成的，通过专门的法律语言（法言法语）进行分析、判断、推理、论证和解释等活动的一种职业过程。而法律思维方式就是运用法律思维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定式和思维习惯。在人类长期频繁、反复的法律职业活动中逐渐会形成特定的思维，这种思维一旦形成，便保持和延续下去，并以特有的思维定式依附于法律共同体。因此法律思维方式伴随着法律的职业化而出现，同时也是法律职业成熟的标志。日本学者田中成明将法律思维方式的特征概括为教义学的性质、过去导向性、个别性、结论的一刀两断性及其推论的原理性、统一性、类型性和一般性。季卫东先生将其概括为：一切依法办事的卫道精神、“兼听则明”的长处和以三断论推理为基础这三个方面。还有学者认为法律思维是一种重形式正义、重程序、重形式意义的合法性思维。总结各种观点，法律思维方式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法律思维方式是一种规范性思维方式，即把一切社会问题都尽量按照普遍性的形式规则和法律程序将其转化为具体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来调处。法律思维方式是一种运用法律语言进行观察、思考和判断的活动。法律语言不同于一般大众语言，它具有一套独特的概念和术语，即法言法语。一般说来，法律语言用词较为准确、表达力求平实、简练和明了。语词运用注重规范和统一，强调语义的相对稳定性。如果一个社会崇尚法治，那么法律语言就会成为广受推崇的语言，几乎可以成为普通语言。托克维尔说美国几乎所有的政治问题都迟早要变成法律问题。当今中国法治建设就应当培育法治的公共话语，让全社会接受法治观念、意识、精神及思维逻辑。确立法律至上和权威性的观念。法律家首先应当能够运用法律语言进行思考、表达和处理问题。
其次，法律思维方式是一种程序化的思维方式。法律活动并不单纯以实体公正为唯一目标。而且追求程序正义或形式正义。对某些疑难案件来说，“实体公正总是招致无穷无尽的争论”。因而法治只能维护有限度的正义。而程序是一种相对自治的、在国家设定的严格制度的空间里进行运作。正如季卫东所说：“法的推论是实践性议论的高度制度化和形式化的特殊类型。法的推论是在一定的组织、制度和程序里进行的，必须严格遵守证据和辩论的规则；其论证技术也经过特殊的训练，侧重于寻求公平而合理的决定的适当理由。”这一点从根本上来自于法律活动（特别是司法活动）的性质即被动性、中立性、公正性、公开性和裁断性等。因此，程序化的思维也是实现法官忠诚于法律的重要一维。正是在程序化和制度化的空间里，法律的客观性的理性价值才得到充分的体现，恣意因素得以摈除到最小化。
再次，法律思维方式遵循一套严格缜密的逻辑。思维均是按照一定的逻辑和规律进行的。法律家的思维方式一般来讲是坚持三段论推理方法。解释学上使用的一个基本概念是subsumption即涵摄或归摄，指将待决案件事实置诸法律规范构成要件之下，以获得特定结论的一种逻辑思维过程。亦即将法律规范适用于具体案件以获得判决的过程。由此将法律规范与事实、普遍与特殊、过去与将来的缝隙织补起来。因此法律思维专业逻辑不同于其他政治思维、道德思维及大众思维的逻辑。法律思维逻辑在严格的制度和程序空间里表现出高超的形式理性与技术理性。现代法治理念的精髓即在于此。相比之下，其他思维逻辑具有明显的情绪化和情感性趋向。
最后，法律思维方式所追求的结论只能是尽可能的令人接受，而不可能达到绝对必然的“真”。因此注重对做出的决定出具正当化的理由以保证言之有理、持之有据、令人信服。在审判活动中这表现为确定性和单一性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用来判断事实只能做出是或否的判断，而不能做非此即彼的判断。在陈述许多问题时，只作客观描述而不带价值评判。法律家只能根据符合设定的程序构件的当事人的主张和举证重构案件的事实。不能大胆设想而只能小心求证。在此基础上做出决断。并且做出的结论是明朗的、非此即彼的，而不能是“和稀泥”、“各打五十”，尽管有时候其妥当与否还有待探讨。法律思维不同于政治和行政思维，后者具有“权衡”、“妥协”的特点。正因如此，法律思维方式要求具备一套高超的证据学和法律解释学的原理和技术，在司法过程中要求法官给出充分的判决理由。
三、法学教育与法律思维方式的培养
法律思维方式的培养是法学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正如柯克所说：法律是一门艺术，一个人只有经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获得对它的认知。无独有偶，美国法官波斯纳亦将法律作为一种实践理性，他认为实践理性是一个“杂货袋”，其中包括轶事、内省、想象、常识、移情、非难动机、说话者的权威性、隐喻、类比等等。总之，这是一门职业性很强的活动。但是中国历来没有形成真正的法律家，法官从未形成一种专门的职业。历来的传统是“县令兼理司法”，法官与行政官员身份合一。现今中国司法依然被严重行政化。法院往往被视为体系严密的官僚机构的一部分。司法的职业化程度与专业化程度甚低。具有成熟的法律思维方式的真正法律家职业共同体尚未形成。
培育中国的法律家阶层，无疑是实现法治的重要一环。这不仅需要科学地对待法律家，给予其更多的理解与尊重，为形成中的法律职业共同体营造健康的社会环境。更重要的是，这也对中国法学

『叁』 法律专业的学生应该读那些关于法律的名著

中国大学法学专业本科一年级学生必读书目

1．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制度是如何形成的》、《阅读秩序》、《送法下乡》]
[点介] 本书最大的价值当在法学“启蒙”。它会告诉你我们在观察法律现象是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视野和方法，应该如何培养我们的学习和研究进路，以及，如何揭示常识、挑战既有的知识和观念。对于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来说，读完此书，会感觉法律原来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枯燥。后面的《送法下乡》一书可以说是第一本书的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具体运用，更加充实和饱满,虽然我还是觉得其《本土资源》一书最为重要。
2．俞吾金：《问题域外的问题》

[点介] 作为一本哲学知识和流派介绍的通俗读本，该书不仅可以把读者引入一片新的哲学天地，更重要的是，该书在开辟和拓宽学生的问题域上，特别在怎样形成自己的问题意识上，有着相当的帮助。如何提问、提什么样的问题，这是大学期间一直要注意训练的能力，它在很多时候比具体的知识要重要得多。
3．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江村经济》]
[点介] 今天我们离费先生写作此书的年代已经相去六七十年，但费先生于书中所做的对中国现状的分析对今天的中国仍然是那样的切中肯綮；费先生所具有的问题意识和文章风骨，我们今天仍然还差之甚远。每一个法律人都应该反思：法学的知识贡献在哪里？
4．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点介] 透视中国社会实际运行的游戏规则。为什么在我们的正式制度外，还会有一套更为适用的潜在的规则？作者从历史中的故事投射到当今的现实。我们可以从中反思：法律在生活中真正起作用的条件上什么？法律的道德善恶与实际的利害格局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是在自我欺骗的冰山上生存，还是在苦涩的反省中奋起？
5．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黄金时代》]
[点介]这是一本清醒的书、理性的书、幽默的书和智慧的书。它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对人生和社会的洞察，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什么是独立思考和判断的精神；什么是真正的人文关怀。作为法律人，也许此书给予我们的最大启迪是：缺乏对“沉默大多数”的关怀、缺乏某种“精神家园”的法律，是没有生命的法律。但是各位一定要记住：王小波的小说，特别是《黄金时代》，读起来更加让人回味。
6．安徒生：《安徒生童话全集》

[点介] 我们缺乏的正是一个安徒生笔下的童话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是一个有着幸福与苦难、欢笑与泪水的世界。学习法律的人最怕的就是丧失一颗童心。对于那些没有读过安徒生的故事的人，我要告诉你们：走进这个世界吧，现在还来得及，它会使你们获得更健全一些。
7．伯尔曼：《法律与宗教》

[点介] 写得精彩，译得也精彩。探索法律背后的精神，支撑法律的东西。“没有信仰，法律它将形同虚设”。在中国既有的法律传统被打破的同时，我们应该如何寻找新的在法律下生活的传统？当然，读此书时，不要片面追求其中精彩的语句，更要注重起分析的思路和线索。
8．冯向：《木腿正义》

[点介] 我相信此书对于专事法律的同仁来说，应该是一个极好的启迪案本。作者凭借自身的文学学科的优势，游仞于法律和社会之间。对法律个案层层剥离，既立意深远，又视界宽广，不失为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9．梁治平：《法辩》[《新波斯人信札》、《书斋与社会之间》]

[点介] 这里面主要汇集了梁先生于1980年代中后期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系列文章，是其“用文化解释法律，用法律解释文化”的个案实践和言说。辩异、批判和理性思索融贯一气。对年轻学生来说，读此书还可以学到如何读书、如何整理自己的心得体会的一些“潜移默化”的方法。《新》一书亦是早期和另外几个作者作的批判性著作；《书斋》一书是作者的文化随笔，写得轻松随意，也更见功力。
10．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点介] 作者对历史的厚积薄发和驾轻就熟，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谙熟洞然与透辟分析，都显示出其“史实”与“史识”的完美结合。文笔老辣，一气呵成。其对政治与道德关系的揭示、规则与生活状态的运作的阐说，对于我们了解传统和法律都有着极大的启迪。此书不可不读。
11．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社会科学方法论》]

[点介] 作者对学术、政治，甚至人生三者之间关系的看法，实在可以廓清我们的许多认识。我们所处的是一个缺少虔诚和信念的时代，这影响着我们对自身的了解，我们竟不知道从事的职业除了谋生以外还有什么意义。本书可以告诉我们一些答案。
12．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

[点介] 用“讲故事”的方法写的社会学著作。直面“移民”中国家和人民的权力运作，从中揭示政治控制的策略和游戏，又不乏对平民的生存状况的关注。无论从研究方法、研究问题的开辟和创新上，本书对沾沾自喜的法学中人来说，都是一记棒喝和警醒。
13．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

[点介] 对于每一个从事社会科学的学习者（在此包括法学）来说，对社会科学本身的性质及走向得有一个比较自觉的（虽然不一定是清醒的）把握。本书在这方面是极具挑战力的。它研究社会科学作为一种知识形态的建构；对社会科学的分工的质疑；从事社会科学的学术立场何在等问题。本书短短七万言，薄薄小册子，但却比那些动辄数十万、百万言的著作要有价值得多，更具思想的包容量。
14．贺卫方编：《中国法律教育之路》

[点介] 学法之人，当对法律教育的历史、现状和发展有基本的了解。本书提供了这样一个了解的途径。不宁唯是，当我们对自己身处的职业教育的现状和社会的反差进行理性的反思和检讨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便是要对这个法律教育生态圈的运行有一个冷静的认识。此书的一个特点就是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视角。
15．梅因：《古代法》[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
[点介] 历史法学派之代表著作。其重要之处不仅在于经由自己的研究勾画出法律发展的脉络，提出了法律“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的振聋发聩的命题。更在于，他在学术研究上的独立和怀疑的精神，对“自然平等”的流行话语的批判。一如梅因所说，我们最需要的也许是对新旧材料的不断审查，而不是盲信。后一本书亦是历史法学派的代表著作。
16．柏拉图：《游叙弗伦 苏格拉底的申辩 克力同》

[点介] 本书是苏格拉底审判与处刑的三篇著名对话。展示了苏格拉底是如何被判刑的，他对待神、知识、伦理、法律、死亡等的态度如何。读者从中受到其人格的震撼之余，还会进一步思考苏格垃底到底是怎样死亡的重大的政治和人生的问题。在对话和诘问中教给你智慧，这是本书的另一重要收益。
中国大学法学专业本科二年级学生必读书目

17．卡夫卡：《卡夫卡短篇小说选》
[点介] 卡夫卡思想的深度和语言的穿透力相信会让每一个读者发凉。对于伟大的作家来说，任何形容的言辞都是多余的。卡夫卡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正在失去那些人的宝贵的东西，失去以后，我们又将面对何种的生活。卡夫卡的一些有关法律的经典著述，是开启我们认识法律和现代、法律和人性的重要之门。
18．刘星：《法律是什么》[《中国法学初步》、《语境中的法学与法律》]
[点介] 该书主要是对二十世纪英美法律理论的批判性的解读，和一般的国人写的介绍性的读物不同。该书对其认为是重要的理论进行的深入细致的剖析。用语平实、例证简洁。在此基础上，作者意在抒发自己对法律的视角：我们对法律的看法往往是由我们的姿态决定的。
19．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
[点介] 这本书对法学自身的一些范畴的分析是谨严的，是中国法学规范化的和体系化的代表作。其提出和分析的许多概念和“权利-义务”模式对当下的法理学教材有很深的影响。就“学术”的标准看，本书虽然有一些政治化的烙印和某种建构的色彩，但从整体来看，仍是中国法学类的一本可供批判的优秀著作。
20．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
[点介] 一本“保守主义”自由观的中国化的“激进”之作。作者的立场自不待言，其用语的鲜明甚至“鼓动”，难免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其学术的味道。自由主义实际上在中国还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对于不了解自由主义的广大学生来说，“自由”的各种思潮实在不易把握和分辨，此书提供的是一种积极的进路，我们还应该有一种更全面和冷静的思考。
21．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
[点介] 他是一位优秀的法官，也是一位有深刻洞察力的学者。他的想法干净利落，简炼精当。他告诉我们他是如何判案的，法官不仅是“发现法律”，还应该是“创造法律”。他把创新和限制融贯一炉。他的热情和理智凸现出法律职业在他们这些人身上的崇高。卡多佐作为学者和法官的睿智与节制，使他赢得了应有的尊重。
22．王铭铭、王斯福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
[点介] 本书聚集了一些法学和社会学的学者的研究。学者们对中国乡土社会的判断与描述，以及对其中的秩序状况的把握与解释，为以后的研究留下了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就法学来讲，本书的研究取向是一个很好的尝试，遗憾的是如今再没见后续性的研究，不足以造成真正的学术气势。这是一本好书，也是我们借此反思中国的学术传统如何营造的一本书。
23．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点介] 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历史的、比较的、实证的等。探询法律的性质和精神，视野宽广，气度优雅。也是启蒙时期的代表著作，阐述了自然权利观和三权分立等思想。虽然作者的“分类和框架”与他提倡的社会考察的方法有某种裂痕，但这恰好是优秀著作的标志——确立了一个“范式”，供后继者超越。
24．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点介] 本书与前一本书气质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作者对美国社会的分析和对民主的洞见，充分展现了他横溢的才华。作者对自由的理解，值得我们进行长久的反思。关于美国法律职业和法律信仰的论述，对于我们今天的法律建设，仍是宝贵的思想财富。
25．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
[点介] 中国法律史研究中具有“范式”意义的著作。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更重要的是方法运用上的自觉。它是事实描述式的，也是文化的同情和辩异式的。重要的不是作者对多种史料的采用，而是对这些史料的解释。重要的也不是他是否解决的问题，而是他提出问题的方式本身。
26．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点介] 和前一本书一样，也是法史研究上的经典。本书作者的功力深厚，语言平实。从社会学的视角切入。当然，社会学的方法本身也有多种，本书可能还属于“规范社会学”的进路。而且，由法律的分析透视中国的社会，这一学术取向本身就让人尊敬。
27．哈特：《法律的概念》
[点介] 分析法学的代表著作。作者对语言与法律的关系有特殊的敏悟，提出和讨论了一系列当代法学的重要概念，对二十世纪乃至今后的西方法学有深远的影响。本书的翻译稍微有些问题，但整体上还是可读的。作为一个主要研究哈特的人，我建议大家都多关注本书和哈特的其他著作。
28．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
[点介] 是分析法学的经典文献。受实证主义的影响，奥斯丁恪守“应然法”与“实然法”的分离，试图把法律当成一种真正的科学。提出了主权、命令、制裁的法律模式。我们应该重新理解分析法学。在今天，分析法学的初衷（法律的独立）似乎已经受到了极大的扭曲（法律的意识形态化）。后书亦是分析法学代表作，但气质上与哈特的和奥斯丁的已是大不相同。记住：分析法学者内部的差异也许比分析法学和其他学派的差异还大。所以，读一本书时，重要的是看其问题，而不是“标签”。
29．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法律帝国》、《自由的法》]
[点介] 作者早期的代表作和成名作。本书系统阐述的作者的权利观。是当今研究权利问题的重要著作。作者在书中对规则、原则和政策等的分析对我们深化对法律的理解有很大的启示。我们怎样关怀和尊重人的权利？这始终是令人深思的问题。
30．埃尔曼：《比较法律文化》
[点介] 在比较法里，这是本简洁而有特色的著作。作者更关心的是决定不同法律制度的内在的思想、观念等层面。易言之，本书是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不同的法律和传统。从论述方式上，本书也不同于其他的比较法著作，而是按涉及的问题，综合论述各个法系。
31．江山：《中国法理念》
[点介] 作者在中国法学界是独树一帜的。他很幸运，没有受什么现代西方产业化学术体制的“污染”，因此，他对中国法的现实和理想的解读必然是浸淫着真正的中国式思考的。也因如此，他的法律观是我们这些着眼于“现代世界“的法律人所不具备的。这是一本难得的称得上有“思想色彩”的中国人写的书。
32．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
[点介] 在中国影响颇大的综合法学著作。书的前半部分简要介绍了西方法思想的历史，后半部分论说了作者认为重要的一些法理学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自然法为立场的综合法学观。该书的价值之一也许是它对中国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法理学的影响。从学术史和语言翻译史的角度，对本书倒也可以有一些有趣的研究。
中国大学法学专业本科三年级学生必读书目


33．凯利：《西方法律思想简史》

[点介] 法律思想史的另一种写法。以“问题史”代替“英雄谱”，注重探索思想的知识社会学的分析。加之作者的文学功力和看问题的敏锐，使得本书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比较“原味”的法律思想的餐饮。从的翻译上看，在翻译界“伪劣产品”漫天的今天，本书是难得的优秀和杂实的本子。
34．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

[点介] 本书全面、系统地探索了社会学的七位大家孟德斯鸠、孔德、马克思、托克维尔、涂尔干、帕累托和韦伯的思想。作者本身就是一位富于魅力的社会思想家，他不仅要努力把握这些社会学家的基本思想，也不忘记这些社会思想与哲学观念及政治思想的内在关联。
35．罗素：《西方哲学史》[《哲学问题》]

[点介] 哲学史方面的著作是太多了，但这本是经受时间的洗礼的。罗素先生在书中显现出一种从容幽雅的气质，并时时不忘对某个哲学家调侃上几句。我想，这样的气度是“沉重有余，深度不足”的国人所欠缺的。本书写法和体系上是属于正统的，也是非常实在的。
36．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点介] 作者本来还有一本更全面的《中国哲学史》。这本最初是写给外国人看的。但从另外一个层面看，本书读起来更为精当。这可当作一本入门的书，但同时又可以常读常新。作者在书中提出的关于人生境界的看法，对我们也是大有启示的。
37．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

[点介] 作者的治学进路和思考进路都深深体现了某种宏大和理性的情怀。书中对当代西方法理学说和域外（特别是日本）法治经验的绍介，都无不透露出作者自身对中国法治建设的问题关切。该书论证谨言，学术色彩浓。
38．梁启超：《梁启超法学文集》

[点介] 作为法学家的梁启超对中国法学的开创性贡献理应为青年学生所了解和认识。梁启超涉猎广泛，思想敏捷，对中国的社会现实和实践有深切的体验。其行文恣肆汪洋，论辩雄浑有力。至于其理论和实践中实际存在的裂痕，诸位在读该书时须具有同情的理解，从而正确认识：一个人的贡献之大小，一定要与所处的时代结合考察。
39．博西格诺等：《法律之门》

[点介] 这本书的块头是大了一点。不过，作为一本教科书式的著作，本书涉及了当代法律的几乎所有的重要领域。富于启发而又不乏生动；重在训练思维而又无正襟危坐之感。可以说，此书正是一步一步地把学生带入法律殿堂。有趣且有分量，这是我对该书的总的评价。和国内大量充斥的“垃圾教材”相比，优劣自判，不必多言。
40．刘小枫：《沉重的肉身》[《拯救与逍遥》、《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
[点介] 对现代性伦理的一种新的解读。弘扬个体主义的伦理叙事观。顺着刘小枫的指引，我们会进入一个有些神秘、有些飘渺、但又无比真实的世界。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我们的道德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我们的怎样去把握生命？我们又如何看待艺术与人生？读完此书，在慨叹之余，你一定会有沉甸甸的收获。
41．涂尔干：《社会分工论》[《自杀论》、《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点介] 作者乃与马克思、韦伯齐名的社会学思想大家。本书是作者确立自己思想理路的开山之作。书中提出了“社会团结”、“集体意识”、“社会分化与整和”等重要概念，对“机械团结”、“有机团结”、“压制性制裁”、“恢复性制裁”等二元划分及历史规律进行了探讨。
42．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

[点介] 本书志在阐明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使得诠释学从认识论和本体论转向了方法论。该书认为：理解和解释依赖与主体的前见所构成的视域和当下视域的融合。该书在思想上具有的穿透力是毋庸置疑的。对于学习法律的人来说，能够为“解释学”作出的贡献当在“应用”方面，而这恰是当今我们在研究法律解释和法律方法问题时要注意的。
43．贺卫方：《司法的理念与制度》[《具体法治》、《法边馀墨》]
[点介] 该书体现了作者进入司法研究以来的重要思考。作者的风格独特，思想敏锐，并善于把西方的制度和理论和中国司法改革的实践结合起来。作者在收入几篇重要的长篇论文之外，还收入了许多短小机智、曾经有广泛影响的篇什。作为知识分子和制度改革者的积极推动者的双重角色，作者的行动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可供分析的样本。后两本书同样敏锐和有趣，特别是后一本书，充满浓郁的人文修养，在我看来也许更值得一读。
44．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

[点介] 是当代中国法学研究中最具备学术意识的一本书。作者持什么样的文化立场在我看来倒不是非常重要，重要的是作者如何以自己的学术实践做到自我的总结、批判和反省。如果我们的学术都能建立在这样的一步步的积累和批判的基础之上，我相信这才是中国学术的真正希望。本书是一本“编”的书，和时下流行的许多“编著”两厢对照，读者会有很多感叹和判断。
45．克尔凯郭尔：《恐惧与战栗》

[点介] 我对这本书情有独钟。我被作者“孤独的”气质和宗教的体验所吸引。也许我们会遗忘一切，但不能遗忘自己作为人本身的存在。作者被认为是存在主义的先驱，他对生命的无奈和痛苦的洞察，让我们重新理解生命的幸与不幸。
46．罗尔斯：《正义论》

[点介] 本书被誉为是二战后“伦理学、政治哲学领域中最重要的理论著作”。本书涉及法学、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诸领域，对正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以“无知之幕”和“原初状态”的理论预设为前提，提出了“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并论述了正义分配的平等自由原则和机会公平与差别原则。也是自由主义的重要著作。

『肆』 什么才是苏力的贡献——《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读后（转）

早就很多人推荐这本书，终于在期末的时候拜读了。在别处看到的书评，感觉还不错，拿来了------- 这是一位曾经在美国留过七年学的法学家写的书，但任何学科的人都可以读懂它，并或许可以从中受益不少。并不是因为他有野心做启蒙者，而仅仅因为他一直深情地关注着他所热爱的这片土地。他“有强烈的社会、民族责任感”，是一名“很有责任感的中国共产党员”、并希望中华民族繁荣、强大。”（《阅读秩序》，苏力著，山东教育出版社，序言3页） 面对那个概念法学和政治哲学充斥法理学研究的时代——当大部分法学专家们还沉醉于谈论或者附和“法律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以及“法制现代化”的1990年代，他作为一个年轻的学者对这些热门词汇却不以为然。 他不是在愤世嫉俗，也没有抨击那个时代的种种不太满意的地方，相反，他强调学者要“理解中国”，去发现现实生活中的合理之处；他也不是在标新立异，试图抢占学术领地、圈地为牢。相反，他追求把“通俗”的东西纳入理论分析的视野。他似乎离经叛道，竟然研究这样的故事——在当时有人看来简直是没有任何研究价值的问题：一个叫秋菊的农村妇人为她丈夫被村长踢伤而去“讨说法”以及一名偏远山村的党支部书记（山杠爷）惩罚不孝顺的村民的故事等等。这本书里没有高深的词汇和故弄玄虚的成分，更不会有指点江山、为这个“落后的”文明如何实现现代化而激扬文字的痕迹。 当一些朋友善意地批评苏力“不够专一”，建议他应该系统地著书立说的时候，他依然面不改色，还为自己辩解，“在现代，已经无法在理性上发现一个坚实的学术基础，学术也许只是去研究、回答一个个具体的问题，因为没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阅读秩序》，苏力著，山东教育出版社，序言2页。）就这样，他在一阵阵怀疑的浪潮中毅然前行。他不断提醒自己，“关注现实、反思自我和认真读书，大致构成了我认为一个法学家的‘应为’。” 他关注的问题越来越广，也越来越杂。他关注农民回避法律选择私了解决纠纷、最高法院对奸淫幼女罪的批复以及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中的问题。甚至，他对戴安娜之死也有话要说。这些问题都很杂，而且和法哲学中那些“权力”、“义务”和“正义”等等主题想去甚远。二时间就是检验一切的最好方法。 当年他那曲高和寡的论文如今已经变成了入门读物了。说句毫不夸张的话，今日若有人想研究中国社会的法治问题，必定绕不过的一道门槛，便是苏力的这本《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这是苏力的第一本著作——严格意义上，它只是一本论文集。 他以“什么是你的贡献”作为序，既是对整个中国学术界，或者主要是指法学界的拷问，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反思和鞭策。也许，他想对那些善意的批评者作一个交待吧，表明他的问题意识以及对中国问题的关切。这里说的“贡献”是指，中国学术本土的知识生产，而不是搬用外国的东西来诊断中国。他说，“因此，从理论上说，我们这一代学者完全有可能根据我们的经验做出我们的贡献……，这种贡献并不是以我们的经验、体悟为目前主要是由西方学者提供的理论、模式提供一些脚注，充实或者补充他们的理论框架，而是一种真正的无可替代的贡献。”（序言第三页） 紧接着，他还进一步解释了“本土资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历史传统、我们的众多的人民（包括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变革时代给了我们一个学术的‘富矿’，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因此，关注现实生活，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是中国学者有可能做出独特学术理论贡献的必由之路。”他特别指出，我们学者应该如何对待历史，不是以一个‘他者’的身份来品头论足，抑或褒贬，而是“真正的贡献，只能产生于对中国的昔日和现实的真切的和真诚的关怀和信任”。这就是苏力的立足点。 苏力主张一种实证的、解释性的法律社会学进路，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这一点。譬如在序言中，他说“首先是研究中国的现实”。对于法理学的研究，他还主张“交叉学科”的研究，这不仅在他的书评中体现出来了。例如，在“什么是法理学”一文中，他赞赏波斯纳的“法律经济学的分析”，并提倡从各个学科的角度研究法理问题；在“法学研究的规范化”一个章节中，他对《走向权利的时代》的批评更是对法律社会学方法的一种强调和修正，强调考据和例证。 他毫不掩饰自己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是美国式法理学的崇拜者。他主持翻译了波斯纳的几乎全部文章，对于法律经济分析和后现代法学的浸淫路人皆知；他还介绍了美国法理学的发展，并在阅读了波斯纳的《法理学问题》后，写了“什么是法理学”的文章，洋洋洒洒地介绍美国的法理学，还乐此不疲地列出了这对于中国法学的借鉴意义。在研究中国问题时，他把这些理论发挥到了极致。例如，在“法律规避和法律多元”一文中，他用经济学观点分析了中国农民规避法律的原因；在“后现代思潮与中国法学和法制”中分析了后现代法学对于中国法学研究和法制进程的利弊。 在上个世纪90年代，这些观点都是但开风气的。当“法学是幼稚的”还弥漫在法学世界上空的年代，能够且敢于对法理学研究提出这么多根本性的反思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在我看来，这也许是中国法理学的一个转折点。三就我的阅读感受而言，苏力、黄宗智和季卫东的研究风格各有千秋。苏力喜欢解剖麻雀，黄宗智重视知识考古和田野工作，而季卫东能将理论论证和社会调查结合起来。 比较巧合的是，关于中国法学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季卫东、黄宗智和苏力的观点也很不同。在《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法与社会》中，季卫东认为后现代思想的引入对于中国法学和法制的发展不利，理由是，后现代思想的破坏大于建设，而中国目前还没有完成现代化。据苏力分析，季的论点有两个前提预设：一是单线社会进化的理论，社会必然是从现代进入后现代；二是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的紧密联系。苏力否认了这两个前提预设。苏力虽然也觉得自己不是后现代主义者，但他觉得后现代思想对于法学的建设还是有一定裨益的。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的反思和批判，这有利于现代的建设；并且，哪怕它存在“破坏”作用，但只是在研究层面。在中国的语境下，研究不一定会对制度产生、直接影响。黄宗智则与以上两者的观点都不同。黄认为，中国法律的“现代性”不在于理论上如何界定，而在于实践中.。“现代性”在法律实践过程之中存在，而不在于性质的层面。三者的观点虽然迥异，但都是对中国问题的关切。这些都是有意义的。毕竟，学术在于争鸣。 然而，尽管苏力对本土资源的挖掘下了很大的功夫，他的考据工作还是有些瑕疵的。仅仅以《秋菊打官司》和《山杠爷的悲剧》这两部电影，以及相应的官司来刻画一个民族的法律文化，这是值得商榷的。这类似于国内的影评家们批评张艺谋的电影一样，往往把中国人丑陋的一面展示给外国人看。虽然苏力先生不至于展示中国国人的丑陋，但他仅仅从这两部电影来作分析中国的法律文化，难免陷入以偏概全的境地。没有田野

『伍』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法治指数体系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法治指数体系
2015-12-22 10:11:27 来源：《财经》

中国的制度设计和制度运作呈现出综合治理的特征，法律的适用也要考虑不同层面、不同维度的各种复杂因素，主要采取协调、摆平的方式，演化为一种调解艺术或者行政管理手段。综合治理方式势必倾向于功利主义，而不是个人权利的保障

□ 季卫东/文

2015年10月27日，在达沃斯论坛全球议程峰会的分组会上，世界正义工程（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简称WJP）的执行主任波特罗（Juan C. Botero）把前些时公布的国际评估报告《WJP法治指数2015》赠送给笔者。

不出所料，对中国大陆地区法治水准的打分仍然很低，与2011年的结果相比甚至还有进一步下降之势。

根据2015年法治指数评估结果，中国大陆整体得分48，在东亚和太平洋(601099,股吧)地区15个国家中排序第13位，在全球102个国家中排序第71位。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香港特区整体得分76，在亚洲排第6、在全球排第17；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整体得分81，在亚洲排第1，在全球排第9。

中国正在强调依宪执政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针的落实，看到法治指数评估的如此结果，的确有一种讽刺意味，甚至令人感到难堪和愧疚，也有可能会在某些群体中激起抵触情绪。

WJP法治指数的可操作性

不得不承认，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标体系还是比较科学合理的。尽管“法治”的概念很难定义和测量，但这个指标体系经过研究、论证以及反复推敲，给出了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表述，即法治的四项基本原则。

（1）政府及其官员和代理者以及企业、公民个人都可以在法律体系之下问责；（2）法律是清晰的、公开的、稳定以及公正的并被平等适用，法律保障包括人身安全和财产在内的基本权利；（3）法律制定、运用以及执行的过程是准入的、公平的以及有效率的；（4）称职的、有道德的和独立的代理人或者中立机构达到充分的规模、具备足够的资源、反映社会的需求从而能及时提供司法救济。

世界正义工程根据这样的工作界定提出了由九大构成因素和47个次级因素组成的法治分析框架。

主要内容是限制政府权力（包括立法、司法、监察对权力的制约以及公务员纪律、民主监督、权力依法转移等）、廉政（包括没有行政官员以权谋私、司法腐败、军警贪渎、立法不正等现象）、政府公开（包括公布法律和信息、知情权、公民参与、申诉机制四个次级因素）、基本权利（包括平等对待和无歧视、有效保障公民生命和安全、法的正当程序和被告权利保障、言论和表达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隐私权、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劳动权等主要宪法性权利）、秩序与安全（包括抑制犯罪、减少民事纠纷、私人排难解忧不诉诸暴力等方面）、规制执行（包括政府规章制度的有效实施、政府执法没有不良影响、行政手续不被无理延宕、正当程序原则受到行政人员尊重、非经法定程序和充分补偿不得征收）、民事司法（包括民事诉讼的便民和廉价、杜绝歧视、廉洁、不受政府干预、不无理延宕、裁决执行力、法院外解纷方式的便捷及公正有效）、刑事司法（包括侦查的效率、刑事审判及时而有效、矫正和减少犯罪、刑事系统的公正和廉洁以及避免政府不当干预、正当程序和被告权利保障）、非正式司法（包括及时而有效、公正而避免不当干预、尊重和保护基本权利）。

按照上述法治的概念框架，世界正义工程再通过十个步骤来设计问卷，进行电话调查、网络调查或面谈调查并采集、分析数据。

2015年的法治指数报告对评估方法做了进一步改进，最突出的变化是扩大了政府公开的外延和内涵，把统计数据公开、信息质量、信息获取、信息更新都纳入视野之中；关于知情权的设问特别强调了获准的时限、信息披露的充分性、手续费的合理性等因素；关于公民参与的设问涉及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以及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导入申诉机制的范畴等等。这样就使得打分标准变得更加清晰和确定，当然也排除了某些似是而非的评价。

相比之下，中国有的地方或者部门推出的法治（司法）指数体系的很多评估标准或者设问内容是多义的、暧昧不清的，导致问卷答案和测评结果难免主观任意性较大。

社会环境影响制度运行

冷静地对照法治指数的评估指标和中国大陆地区的现状，可以说整体得分不高乃理所当然，根本就没有必要刻意辩解或掩饰，更不可通过提高分值的方式来营造虚假的法治面子工程。相反，我们应该以这样的低分为鞭策，有针对性地弥补短板，进一步加强法治国家建设。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数体系已经完美无缺，毫无可以诟病的地方。

实际上，通过国家之间的比较可以发现，中国有些法治指标得分过低，是有悖人们日常生活体验的。这就表明，世界正义工程的测量标准的确也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主观性或者视觉上的若干盲点。

一般而言，法治指标体系的设立很难考虑不同的社会结构特征。然而社会环境势必影响制度的设计和运行，又不容人们忽视。在这里，存在方法论上的困境。

中国及其他特别重视家族团结和人际关系的社会，都具有网络化的结构特征。在网络社会，各种平面互动比较活泼、比较多样化，并在纵横交错的各种通道中传递着复杂的涟漪效应，甚至还有可能诱发混沌现象，因而某个指令对行为的影响很难进行单一维度的、确定的预测。

因此，法律也就很难采取“君临天下”的支配者姿态，而必须融化到日常生活的场景之中，在人们的互动关系中进行渗透，并逐渐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这就会使得行政过程势必嵌入很多政治化的契机，使得规范体系本身复合化、多元化，使得自组织机制发挥较大的作用，使得不同情境中的具体秩序互相交错和竞合，最后自然而然会演化出一个综合治理、辩证协调的模式。

由于网络社会存在很多结构上的空洞，需要借助权力来搭桥、整合，所以法律对权力的限制就变得比较困难。

网络社会很容易引起法律秩序的碎片化、特殊化，变成多层多样的，因此是集中而强大的国家权力、而不是统一的规则体系成为主要的整合机制。关系网造成的相对性、不确定性还会使得承包责任制以及对结果责任的严格追究成为最基本的秩序原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制度设计和制度运作呈现出综合治理的特征，法律的适用也要考虑不同层面、不同维度的各种复杂因素，主要采取协调、摆平的方式，演化为一种调解艺术或者行政管理手段。

综合治理方式势必倾向于功利主义，而不是个人权利的保障。因此，严格适用规则的要求不得不放缓，“适当均衡原则”成为法律秩序的基调。法律实效也主要靠追踪性监控的方式来保障。这种状况设定使得透明化往往被理解为监控的可追踪性，民主参与也往往被理解为决策者对民意的观察、提前反应以及临机应变的调整。

中国的法治指标体系

因为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数没有、也不可能考虑到上述特殊的社会结构对法律运作机制的重要影响，所以测量出来的某些数值难免显得有些失真，与人们的感性认识不太一致。

由此可见，我们在解读这些调查资料时有必要把这些相关因素都考虑进去进行权衡，或者适当修改法治的概念框架和设问内容。

即使纯粹从技术的角度来看，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数体系也并非无懈可击。

例如仅就个人权利的司法保障而言，行政诉讼的原告申诉率和撤诉率、民事侵权诉讼的惩罚性赔偿和行政罚款之间的比例之类的客观数据对法治水准的评价是很重要的，应该适当纳入问卷调查之中。

在这个意义上，对法治指标体系进行适当的合理化改进，以使评估结果更准确地反映法律秩序的实际情况并能有效促进改革，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可行性。

在中国，各种计划指标和详细的绩效考核指标已经存在几十年，成为具有特色的治理手段；有些指标体系在不断改变实务状况，也在相当程度上扭曲了人们的行为方式——例如刑事案件破案率、公诉案件起诉准确率、上诉改判率、调解结案率等使得司法过程中的制衡机制在不经意间蜕变成了互相庇护、推卸责任的诱因。

一般而言，中国既有的法治指标分别发挥着设定管理的目标值、落实承包责任的抓手、对绩效进行考核和监测的工具性框架、对职能部门及其人员奖惩的具体依据等功能。

在法治指数体系方面，比较著名的有浙江省的余杭法治指数和司法透明指数（由钱弘道、齐奇、王朝霞等提出）以及2015年推出的司法文明指数（由张保生、张中、吴洪淇等提出）。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司法文明指数体系有意识地借鉴了世界正义项目法治指标的概念框架和评估方法，由10个维度（一级指标）、50个命题（二级指标）、97个赋值问卷题目以及190个变量组成。

仔细斟酌已经存在的各种中国法治（司法）指数体系的概念框架和调查方法，可以发现，在问题的清晰性、客观性以及关系合理性等方面还有不少有待改进之处。

也许我们需要在深入分析和整合的基础上加强与世界正义项目的交流与合作，一方面可以改进法治中国的目标管理和地方政府法治的绩效考核指标，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的实际情况能更全面准确地反映到法治的国际评价之中。

至少，需要学者、法律实务部门以及整个社会更加认真地对待法治指数，加强跨学科的研究和对话，并且努力克服一知半解、华而不实、急功近利等流弊。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

『陆』 季卫东的主要著作

《现代中国的法制变迁》（东京∶日本评论社，2001年）
《宪政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增补本，年）
《中国审判的构图》（东京：有斐阁，2004年）
《正义思考的轨迹》（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
《秩序与浑沌的临界》（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
《现代中国法制变迁的多元景观》（单著，东京：日本评论社，即将出版）
《法治秩序的建构》（单著，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
《超近代的法--中国法律秩序的深层结构》（单著，京都：米内尔瓦书房，1999年）
《让正义遍及世界--法律教育、律师业务以及共同体》（合著，美国佛蒙特：阿什葛特有限出版公司，1999年）
《中国的人权与法》（合著，东京：明石书店，1998年）
《多维的法文化》（合著，京都：晃洋书房，1998年）
《最新教科书·现代中国》（合著，东京：柏书房，1998年）
《何谓亚洲价值》（合著，东京：TBS不列颠网络全书出版社，1998年）
《研究开国》（合著，东京：富士通书籍社，1997年）
《现代中国的人权保障》（合著，东京：信山社，1996年）
《亚洲法的环境》（合著，东京：成文堂，1994年）
《现代法社会学入门》（合著，京都：法律文化社，1994年）
《当代法学名著译丛》（合编，已经刊行9卷，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
《非西方各国的法社会学》（合著，西班牙欧尼阿逖：法社会学国际研究所，1993年）
《中国的开发与法》（合著，东京：亚洲经济研究所，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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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谁有《季卫东-法治中国》电子书百度云盘

季卫东-法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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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找一篇文章，作者是季卫东，名字叫《法律程序的意义》，要文章哦，不是书~~~

法律程序的意义（上）
作者：季卫东

目录：

一、序言：作为制度化基石的程序
二、现代程序的概念与特征
1. 对于恣意的限制
2. 理性选择的保证
3. “作茧自缚”的效应
4. 反思性整合
三、现代程序的结构与功能
1. 基本的构成因素
2. 类型分析
3. 功能要件
四、程序与现代社会
1. 程序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兴起
2. 程序与言论自由
3. 程序与民主
4. 程序与权威
五、中国法律程序的缺陷
1. 传统程序与现实问题
2. 变动期的非程序化倾向及其批判
3. 与程序有关的法律形式上的弱点
六、结语∶程序建设的程序
1. 程序与正统性问题
2. 中国法制的程序化
3. 程序再铸的若干设想

权利法案的大多数规定都是程序性条款。这一事实决不是无意义的。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
——威廉姆·道格拉斯[1]

夫听讼者，或从其情，或从其辞。辞不可从，必断以情。其大法也三焉，治必以宽，宽之之术归于察，察之之术归于义。
——《孔丛子·刑论》

一、序言：作为制度化基石的程序

英国，1687年，牛顿发现万有引力法则，其结果导致了以力学为基础的产业革命。两年后，议会颁布《权利法案》和信教自由令，限制王权、规定王权继承程序、确立立法的至高无上性。与产业发展相配合的组织和制度也陆续完备起来，例如，英格兰银行成立于1694年，又过了四年，股票交易所在伦敦创设。

而在中国，1687这一年，孟子庙落成于邹县，主张民贵君轻的“亚圣”被置于治道的守护神的地位。也是两年后，《大清会典》完成，重新认可强化君权的非常申诉（“登闻鼓”）之制。与宫廷体面相配合的大规模土木工程也不一而足，例如，1695年，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太和殿甫告竣工，不久又开始营造极尽奢华的圆明园。至1709年宁波、绍兴等地的商船贩米活动才终于得到官府的许可，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形下工商业发展的组织、制度条件当然极其匮乏。

一个多世纪之后，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其结果是我国惨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此后，居庙堂之高的大人们不能不从兵工文化的角度来认真考虑西方的挑战。但是对于保障器物技术发展的法律制度的重要性，依然普遍认识不足。比较中日两国在面临西方文明的冲击时的应对措施及其效果可以清楚地看到：与当时的我国同样，日本也力求保持政治上的安定和连续性；但又与我国不同，日本自始至终非常注意适时建立与经济发展配套的新型组织和制度。两国的差距固然取决于很多原因，但无论如何，我国一味强调经济技术先行而轻视制度层面的革故鼎新的偏向，以及后来革命时期一味追求“毕其功于一役”的激变而轻视点点滴滴的制度建设的偏向，可以说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对照表1所罗列的产业化和制度化的重大事件可以发现，在兴产殖业方面我国与日本可以说是同时起步，重要的经济发展进程先后差距不过数年之内而已。然则在制度建设方面，我国一般比日本落后大约三十年上下。况且1898年以后清政府所颁布的“奖励工艺”的各种章程措施也多流于形式、了无实效。

现在又到了一个世纪之交的关口。1992年底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建立新型市场经济体制的构想，这是顺应时势和民意的重大决断。然而，我们能否避免重犯历史的错误呢？在有了长期政治动荡的惨痛教训之后，我们能否把握时机建立起一整套合理而公正的制度呢？事关国运，不可不做亡羊补牢或者未雨绸缪的研析应对。

表1－a 中日经济产业化初期过程的比较

日本 中国

1865 横滨制铁所横须贺造船所开工 1865 江南制造机器总局开工
1872 富冈缫丝工厂开工 1872 继昌隆缫丝工厂开工
1872 新桥横滨间铁道通车 1876 上海吴淞间铁道通车
1874 高岛矿山采掘 1875 湖北兴国矿山采掘
1878 东京中央电信局开业 1882 上海电气公司开业
1879 千住制绒所创立 1878 甘肃机器毡呢厂创立
1887 东京电灯株式会社开业 1888 广州电灯公司开业

表1－b 中日制度现代化初期过程的比较

日本 中国

1872 派遣使节团赴欧美考查法制 1905 派遣五大臣赴欧美考查法制
1874 司法省法学校开讲 1906 京师法律学堂开讲
1877 共同法律事务所出现 1912 律师组合出现
1878 株式交易所建立 1920 证券交易所建立
1886 不动产登记法制定 1930 土地法制定
1890 商法公布 1903 商人通例·公司律公布
1898 民法典公布 1930 民法典公布完毕

我国并非没有市场经济和契约精神的传统。实际上，在帝制之下基本不存在世袭的固定的身分制度，从生业选择到土地的买卖、租赁，经济活动的广大领域至少在形式上取决于个人间的自愿的契约关系。然而，由于一直不具备适应市场自由竞争的组织－制度条件，不能形成均衡的、可预测的机制、这种无规范的讨价还价只能产生类似韦伯所说的那种既缺乏伦理自觉、又缺乏职业尊严、且极具铤而走险之心的“贱民资本主义”。为了减轻竞争的残酷性和风险性，商贾在获利之后往往倾向于购田置产、变成地主，或者捐官买爵、混淆仕商。基于经济竞争不安定性的危机感与传统的伦理观结合在一起，形成、进而强化了重农抑商的国家政策及意识形态。在投机性营利的乱局之中，庶民为求安全保障，便通过血缘或地缘的社会团体形成了连环保证的“承包秩序”。其结果，我国历史上尽管“封建性”身分关系比较薄弱，但相互扶助、连带责任的“封建性”利益共同体关系却无所不在；尽管早就有自由竞争的经济活动，但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体系却得不到发展，合理性的资本经营方式更无从生根。现在我们要推行市场体制，当然决不是要回归到上述经济模式。

但是不能不指出，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却是以个人承包责任制为特征的，尚未摆脱传统的经济秩序的窠臼。首先当然要肯定，承包责任制打破了指令性计划经济的“条条专政 ”，激发了基层的活力，在农村和企业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同时也要看到，一个“包”字遮盖了事物的发展过程，只问结果、不计手段和方式，并不具备制度建设的优势，更何谈“包医百病”呢？！目前引起广泛讨论的所谓“诸侯经济”、“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等问题正好表明：承包责任制的局限已经显然，该适时提出合理的制度创新的课题了。否则，我们将无从走出四十年来放权与收权循环不已的动态迷宫。

实际上，许多改革的实际工作者、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乃至哲学家都已经或多或少地意识到目前存在的问题，特别是法律体系合理化的关键意义。但是迄今为止，对于建立什么样的法制以及怎样去实现这一目标等重大问题，意见仍然很不一致，有些场合甚至连问题之所在也如坠五里雾中。对于社会变革时期推行法治的深刻两难，例如法律的规范强制性与认知调适性、法律关系的组织化与自由化、守法与变法、法律的效用期待与负荷能力等一系列的矛盾，也缺乏必要的剖析处置。基于现实的急切需求而正在大力移植或创制的新法规，只有在具备了一定的功能前提条件之后才能顺利运作，其实际效果还将取决于各种法律措施之间及其与外部环境的协调整合。立法技术的改进也迫在眉睫。民事诉讼第一审受理案件数逐年递增，法院在现有条件下已感觉力难从心。律师供不应求，但在资格授予上采取“放低门槛”的政策又不免滥竽充数之忧。法制建设的确是百端待举、头绪纷纭。那么、从何处着手才能纲举目张呢？ 在发展中国家，推动社会改革的权势精英（power elite）集团一般都把立宪工作放在首位。 因为这既是自英国大宪章（Magna Carta）以来西方诸国建立资本主义法治秩序的传统路数，也比较适合自上而下贯彻国家意志的现实需要。 但是有两点必须注意：

第一、西方是在有城邦自治（political- military autonomy）、教会抗衡、商人造反（the merchant as rebel）[2]等历史条件下签订城下之盟，宪法原则是市民社会与国家主权妥协的结果。但是在非西方社会，所谓“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中其实存在着一种暗默的前提：被变革的对象不是国家行使权威的机会结构，而是民众的传统行为方式。无怪乎，尽管“开发行政（developmental administration）”的病态扩张长驱直入，而许多颇具自由主义激进色彩的知识分子也能宽恕为怀；其原因概由此而起。所以，在这里宪法的基础不是社会契约的精神，而只能是国家机关自我限制的统治良心和反思理性。因此，怎样才能使国家机关确定一套公正合理的办事程序的问题就显得尤其重要。

第二、宪法被认为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规范效力的金字塔型体系中的顶端。但是就其实质意义而言，宪法也不妨理解为关于制定规范的规范形态。因此其重点可以移到确立关于法律变更的选择方式上来，而不必成为法规序列中的特定典章。[3]换言之，立宪不等于起草一份最高纲领，而是建立一个可变而又可控的法律再生产的有机结构（constitution）。正是由于这个道理，现代西方立宪主义的核心是“正当过程”条款（the e process clauses）。按照W·道格拉斯的有权解释，“公正程序乃是‘正当过程’的首要含义。”[4]美国宪法最突出的特征体现在互相监督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的分权体制上，[5]各个权力之间的关系的协调更主要是通过程序进行的。如果把美国宪法发展史看作“自由的行进过程”的话，那么著名大法官F·福兰克弗特的这一命题十分值得记取：“自由的历史基本上是奉行程序保障的历史。”[6]

比较而言，中国宪政研究多注重国体政体、权利义务等实体部分，而于程序问题则不免有轻视之嫌。从中国现行宪法条文上看，需要改进之处的确不在少数，但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原则性宣言倒未见得与西方的章句相去多远。问题在于，这些权利义务根据什么标准和由谁来确定、对于侵权行为在什么场合以及按照什么方式进行追究的程序规定（包括程序法的各项具体内容和实体法中的程序性配件，以下笼而统之简称“程序要件”）却一直残缺不全。至于超法的政治问题这里姑且存而不论。仅就个人权利的尊重和保护而言，其实既不必强求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从来无本无源的自然法信仰，也不必援引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甚至毋须正当化的复杂论证，只要宪法和法律中规定的权利（哪怕它们只是差强人意而已）得到切实施行也就可以额手称庆、进而可以“俟河清之有日”了。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对于宪法精神以及权利的实现和保障来说，程序问题确系致命的所在。

很难断定中国法学家中不曾有人对程序的意义有充分的认识。早在本世纪初，沈家本等人就引用“西人之言”指出过：“刑律不善不足以害良民，刑事诉讼律不备，即良民亦罹其害。”[7]他们还强调：“刑事诉讼虽无专书，然其规程尚互见于刑律。独至民事诉讼因无整齐划一之规，易为百弊丛生之府。若不速定专律，曲防事制，政平讼理，未必可期司法前途不无阻碍。”[8]程序法当然远不能涵盖本文所考虑的程序之内容。不过，沈家本们关于程序法的见解与传统观念相比已有革命性的变化，并且触及了中国法制的症结。当今法学的进步与那个时代显然不可同日而语了。程序法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而喻。关于程序法的解释学研究也已有一定的积累。尽管如此，还是不能不遗憾地指出，在近几十年已经发表的著述文献中，我们看不出对程序正义和程序合理性的特殊关注。更惶论有体系的思考和阐发。

从1980年代初期开始的人治与法治讨论到最近的权利与义务争议都反映了一种倾向，即在考虑法制建设时，我国的法律家更多地强调令行禁止、正名定分的实体合法性方面，而对在现代政治、法律系统中理应占据枢纽位置的程序问题则语焉不详。偶有论及者，也并未把程序看作一个具有独立价值的要素。1987年以来有借鉴判例制度一议，本来理应诱发对于程序问题的深入探讨。但是，实际上主流的观点多侧重于法院的规范创制功能、判决的比重及其强制性方面。后来，一些地方法院的官员和青年研究者发表文章，更把加大审判在解纷方式中的比重与提高办案效率进行“短路”联系。仅此一端，足见他们无非将判决与有强制力的命令等量齐观，对判例制度的精华和审判程序的原理却并无透彻的理解。

然而，缺乏程序要件的法制是难以协调运作的，硬要推行之，则极易与古代法家的严刑峻法同构化。其结果，往往是“治法”存、法治亡。因此，程序应当成为中国法制建设乃至社会发展的一个真正的焦点。

概而言之，现代化的社会变革需要通过意识形态、货币流通和权力机构这三大媒介系统来促进其实现。从国情出发，有必要特别强调的与上述媒介机制相对应的操作杠杆是：1）言论自由、2）证券市场、3）公正程序。至今为止，信息和思想的一定程度的自由交流已经引起了社会价值体系的深刻变化，契约关系和市场组织条件的发育给经济带来了空前的活力；在这种情形下提出程序问题是合乎时宜的。通过中立性的程序来重建社会共识、整顿竞争秩序，既是过去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今后改革深化的重要前提。只要中国仍坚持国家主导型的变革模式、同时又希望避免剧烈的社会动荡，那么突出程序合理性和程序正义问题就具有特殊的和紧迫的意义。

现代市场经济的中心课题是优化选择机制的形成，而公正合理的法律程序正是改善选择的条件和效果的有力工具。在一定条件下，把价值问题转换为程序问题来处理也是打破政治僵局的一个明智的选择。程序一方面可以限制行政官吏的裁量权、维持法的稳定性和自我完结性，另一方面却容许选择的自由，使法律系统具有更大的可塑性和适应能力。换言之，程序具有开放的结构和紧缩的过程；随着程序的展开，参加者越来越受到"程序上的过去"的拘束，而制度化的契机也由此形成。程序开始于高度不确定状态，但其结果却使程序参加者难以抵制，形成一种高度确定化的效应。因此，如果我们要实现有节度的自由、有组织的民主、有保障的人权、有制约的权威、有进取的保守这样一种社会状态的话，那么，程序可以作为其制度化的最重要的基石。

二、现代程序的概念与特征

『玖』 法学专业的大学生应读的法学经典书籍

1.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本书最大的价值当在法学“启蒙”。它会告诉我们在观察法律现象是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视野和方法，应该如何培养我们的学习和研究进路，以及，如何揭示常识、挑战既有的知识和观念。对于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来说，读完此书，会感觉法律原来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枯燥。
2.伯尔曼：《法律与宗教》
写得精彩，译得也精彩。探索法律背后的精神，支撑法律的东西。“没有信仰，法律它将形同虚设”。在中国既有的法律传统被打破的同时，我们应该如何寻找新的在法律下生活的传统？当然，读此书时，不要片面追求其中精彩的语句，更要注重起分析的思路和线索。
3.刘瑜：《民主的细节》
这本书是众多学者推荐的书，是作者过去几年给一些期刊报纸写的专栏文章结集，其中主要是给《南方人物周刊》的文章。全书中以讲故事的形式，把“美国的民主”这样一个概念性的东西拆解成点点滴滴的事件、政策和人物去描述。
我一直喜欢读刘瑜的文字，她的生动是智慧的生动。在洞察力和解析能力的背后，是一个充满灵气和悟性的独立思想者。我总是读完一篇就在等着她的下一篇文章出来。 ——林达
今日中国的公共讨沦常见一种病理化的倾向，总是困在“民主”、“自由”之类的名词面前，大而无当地浮游表层，夹缠不清，难以寸进。所以刘瑜来得正是时候，因为她替这些苍白的名词补回了该有的细节和血肉，有专业学养的根基，又有平近亲和的故事。她的评论正是这时代最需要的营养剂。 ——梁文道
我喜欢刘瑜的评论，她讲求事实与论据，不轻易选择左中右的某一方立场，对群众和权力，少数与多数都保持警惕和观察，避免简单的是非判断，避免振臂一呼的冲动，避免智力上的懒惰。有这样的理性，才有负责任的时评。
——柴静
4.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近距离看美国二》
作者以信件的形式，从“美国总统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开始，用一连串的故事，层层铺排出美国政治法律制度的基本原理和深刻地了解美国是如何在自身的制度系统中，通过“平衡和制约”去实施对权力的监督和限制。
5.王铭铭、王斯福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
本书聚集了一些法学和社会学学者的研究。学者们对中国乡土社会的判断与描述，以及对其中的秩序状况的把握与解释，为以后的研究留下了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就法学来讲，本书的研究取向是一个很好的尝试。遗憾的是，如今再没见后续性的研究，不足以造成真正的学术气势。这是一本好书，也是我们借此反思如何营造中国学术传统的一本书。
6.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历史的、比较的、实证的等。探询法律的性质和精神，视野宽广，气度优雅。也是启蒙时期的代表著作，阐述了自然权利观和三权分立等思想。虽然作者的“分类和框架”与他提倡的社会考察的方法有某种裂痕，但这恰好是优秀著作的标志——确立了一个“范式”，供后继者超越。
7.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作者对美国社会的分析和对民主的洞见， 充分展现了他横溢的才华。作者对自由的理解，值得我们进行长久的反思。关于美国法律职业和法律信仰的论述，对于我们今天的法治建设，仍是宝贵的思想财富。
8.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
中国法律史研究中具有“范式”意义的著作。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更重要的是方法运用上的自觉。它是事实描述式的，也是文化的同情和辩异式的。重要的不是作者对多种史料的采用，而是对这些史料的解释。重要的也不是他是否解决问题，而是他提出问题的方式本身。
9.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法史研究上的经典。本书作者的功力深厚，语言平实。从社会学的视角切入。当然，社会学的方法本身也有多种，本书可能还属于“规范社会学”的进路。而且，由法律的分析透视中国的社会，这一学术取向本身就让人尊敬。
10.江山：《中国法理念》
作者在中国法学界是独树一帜的。他很幸运，没有受什么现代西方产业化学术体制的“污染”，因此，他对中国法的现实和理想的解读必然是浸淫着真正的中国式思考的。也因如此，他的法律观是我们这些着眼于“现代世界”的法律人所不具备的。这是一本难得的称得上有“思想色彩”的中国人写的书。
11.．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
在中国影响颇大的综合法学著作。书的前半部分简要介绍了西方法思想的历史，后半部分论说了作者认为重要的一些法理学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自然法为立场的综合法学观。该书的价值之一是它对中国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法理学的影响。
12.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
作者的治学进路和思考进路都深深体现了某种宏大和理性的情怀。书中对当代西方法理学说和域外（特别是日本）法治经验的绍介，都无不透露出作者自身对中国法治建设的问题关切。该书论证严谨，学术色彩浓厚。
13.博西格诺等：《法律之门》
作为一本教科书式的著作，本书涉及了当代法律的几乎所有的重要领域。富于启发而又不乏生动；重在训练思维而又无正襟危坐之感。可以说，此书正是一步一步地把学生带入法律殿堂。
14.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
当代中国法学研究中最具备学术意识的一本书。作者以自己的学术实践做到自我的总结、批判和反省。如果我们的学术都能建立在这样的一步步的积累和批判的基础之上，相信这才是中国学术的真正希望。
15.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
一本“保守主义”自由观的中国化的“激进”之作。作者的立场自不待言，其用语的鲜明甚至“鼓动”，难免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其学术的味道。自由主义实际上在中国还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对于不了解自由主义的广大学生来说，“自由”的各种思潮实在不易把握和分辨，此书提供的是一种积极的进路，我们还应该有一种更全面和冷静的思考。
16.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
本书系统阐述的作者的权利观。是当今研究权利问题的重要著作。作者在书中对规则、原则和政策等的分析对我们深化对法律的理解有很大的启示。我们怎样关怀和尊重人的权利？这始终是令人深思的问题。
17.罗尔斯：《正义论》
本书被誉为是二战后“伦理学、政治哲学领域中最重要的理论著作”。本书涉及法学、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诸领域，对正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以“无知之幕”和“原初状态”的理论预设为前提，提出了“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并论述了正义分配的平等自由原则和机会公平与差别原则。也是自由主义的重要著作。
18. 德肖维茨：《致年轻律师的信》
艾伦·德肖维茨，律师、法学教授、作家。28岁即成为哈佛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法学教授。成功代理过许多重大案件，包括辛普森案、泰森案、五大楼秘密文件案、克林顿总统弹劾案和美国总统大选案等著名案件，被誉为“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辩护律师”。这本书凝聚了作者执教哈佛和律师执业37年间的人生阅历和心得，提炼出37条忠告，内容涉及人生悟、经验教训、成败得失、做人原则、职业规划及建议等多个方面。既充满哲理，又发人深醒。希望这样一本观点独特、精华浓缩的小书，能够给站在人生岔路口的年轻律师以及法学院学生一些帮助。

『拾』 季卫东的主要论文

一、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论文6篇，
1《系统论方法在法学研究中的应 用及其局限》（1987年第1期）
2《法律程序的意义》（1993年第1期）
3《法律职业的定位——日本改造权力结构的实践》（1994年第2期）
4《面 向二十一世纪的法与社会》（1996年第3期）
5《合宪性审查与司法权的强化》（2002年第2期）
6《司法独立与程序的价值》（英文版2002年第2 期）
二、其他论文
1.从边缘到中心：二十世纪美国的“法与社会”研究运动，《北大法律评论》第2卷第2期（总第4期），2000年。
2.主权的双重结构--重新认识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二十一世纪》（香港）2000年2月号
3.作为物语的物权--二十世纪中国的财产法的变迁《神户法学杂志》（日本）第49卷 第3·4号（即将刊行）
4.现代、超现代（hyper-modern）以及复杂的中国法--解读历史画卷中的隐秘《创文》（日本）1999年12月号
5.亚洲价值与道义外交《世界》（日本）1999年10月号
6.中国宪法改革的途径与财产权问题《当代中国研究》（美国）第66号（1999年）
7.东亚地区的过剩防卫循环圈与话语的作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资料丛刊》第1号（1998年）
8.中国：通过法治迈向民主《战略与管理》1998年8月号
9.宪政的复权《二十一世纪》（香港）1998年6月号
10.中国共产党与民主中国的建设《世界》1997年11月号
11.宪法的妥协性--对联邦主义及社会整合的一点看法《当代中国研究》第55号（1996年）
12.关系网络中的权力与人民，Law and Society Review（美国）第29卷第3号
13.中国审判中的实证规范与个人意思《神户法学杂志》第48卷第1号
14.相互性的法及其执行--中国民商事制度建设的理论问题《神户法学杂志》第46卷第4号
15.中国市场秩序中的关系与法律《比较法学》（日本）第30卷第2号
16.中国人的“厌讼”与“健讼”《大阪经济法律大学法学研究所纪要》（日本）第18号
17.中国的法律专业主义与国际经济法务《法社会学杂志》（意大利）1993年第2期
18.法治与选择《中外法学》1993年第5期
19.涉外实务的法律继受机制（1）-（3）《民商法杂志》（日本）第105卷第5号、第106卷第1号、第3号
20.调解制度的法律发展机制（1）-（3）《民商法杂志》第102卷第6号、第103卷第1号、第2号
21.法律试行的法律反思机制（1）-（3）《民商法杂志》第101卷第2号、第3号、第4号
22.中国法文化的变迁及其内在矛盾《法理论》（德国）第12卷
23.法社会学在中国--概观与展望《法与社会评论》第23卷第5号，外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