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与民

Ⅰ 我国立法必须尊重民意的根本原因是

我国立法有五大原则，其中包含民主立法原则，又称坚持群众路线，实行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原则。立法过程，实际上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过程，任何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和废止，都必须坚持群众路线，认真听取群众意见，也就是尊重民意。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这是由我国的性质决定的

Ⅱ 民法总则体现了哪些新的立法理念和立法精神

民法总则吸收了民法通则规定的基本制度和一般性规则，同时作了补充、完善和发展，通则到总则 有何新看点？

近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标志着民法典总则编的形成。

从1986年的民法通则到如今的民法总则，一字之变，背后却是立法理念、精神的变化和制度的创新发展。民法总则有哪些新亮点？记者采访了全国人大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苏泽林、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驻会副主任吕忠梅、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王轶。

① 违背公序良俗合同无效

【法律条文】 第一条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八条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专家解读】 苏泽林：民法总则通篇体现着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命题和现实需求。不仅有宣示性的规定，还有具体的规定，例如，根据第一百五十三条，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也就是说，如果当事人签订的合同有违反道德的内容，那么这一合同条款是无效的。

② “绿色”成基本原则

【法律条文】 第九条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专家解读】 吕忠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后日益面临的重大课题，把“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这一绿色原则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是一大创新，具有鲜明的21世纪的时代特征。其实，在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中，就有“恢复原状”这一项，也就是说，可以要求破坏环境的人以恢复原状的方式承担民事责任。这就是绿色原则的具体体现。

③ 保护从摇篮到坟墓

【法律条文】 第十六条 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

第一百八十五条 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专家解读】 王轶：民法对人的关怀不仅是从摇篮到坟墓，贯穿人的一生，还延展到人的生前死后。从出生前还是胎儿时，其继承遗产、接受赠与等利益就受民法总则的保护。比如，在分割遗腹子父亲的遗产时，应该为遗腹子留有份额。而人去世后，其姓名、肖像、名誉、荣誉，仍会受保护。现实中，侵害英雄烈士等逝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的行为时有发生，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反映强烈，因此民法总则特别规定，这种侵害行为应该承担民事责任。

④ 8岁就能独立买东西

【法律条文】 第十九条 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专家解读】 王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儿童的认知水平比30年前民法通则制定时，有了显著提高，独立意识更强。为了尊重儿童的独立意愿，让他（她）们适度参与社会生活，同时维护交易秩序和安全，有必要适当降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年龄下限。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可以独立获得不附义务的赠与，也可以从事买作业本、交学费、借书等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⑤ 监护人可遗嘱指定

【法律条文】 第二十九条 被监护人的父母担任监护人的，可以通过遗嘱指定监护人。

第三十条 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之间可以协议确定监护人。协议确定监护人应当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

【专家解读】 苏泽林：“遗嘱指定”和“协议确定”监护人是民法总则的一大创新。父母在身患疾病时，可以通过遗嘱指定监护人的形式，安排好未成年子女的监护后事，以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当前，离婚现象普遍，父母在离婚时，可以通过协议确定谁做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但必须尊重孩子的真实意愿。

⑥ 村委会也是特别法人

【法律条文】 第九十六条 本节规定的机关法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法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为特别法人。

【专家解读】 吕忠梅：将法人分为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特别法人，是民法总则的一大亮点，与民法通则有显著不同。其中“特别法人”是民法总则的一大创新。在我国，政府机关、村委会、居委会对外签合同的情况很多，如果不赋予它们法人地位，对它们参与民事活动是十分不利的，对交易秩序和安全也带来很大不确定性。因此，通过“特别法人”的制度设计，赋予这些组织法人地位，有助于它们依法参与民事活动，独立承担责任。

⑦ 个人信息禁止非法买卖

【法律条文】 第一百一十一条 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

【专家解读】 王轶：信息时代，个人信息安全问题日益突出，“人肉搜索”和因个人信息泄露导致的网络电信诈骗频发，应该加强对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民法总则的这一规定，强调了个人信息的取得必须依法，安全必须确保，对个人信息保护作出了制度安排，回应了社会问题，是民事立法的一个进步。

⑧ 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

【法律条文】 第一百二十七条 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专家解读】 苏泽林：年轻人玩网络游戏时，会产生网络虚拟财产，它们在网络空间中是有“价值”的，有的还能“交易”，变为现实生活中的财产。

对这些财产要不要保护，过去，有较大争议，但随着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种类越来越多、数量越来越大，对其保护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民法总则保持了开放性，明确法律对这些财产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这样做，为将来的立法留足了空间，也为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提供了上位法依据。

⑨ “好人法”保护见义勇为

【法律条文】 第一百八十三条 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第一百八十四条 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专家解读】 王轶：这两条被称为“好人法”，直面当前的社会问题。

近年来，因诚信缺失和保障不力，不敢见义勇为、不敢做好人困扰着人们。这两条规定，打消了人们的顾虑，一方面，做好事受损失，可以从受益人处得到补偿；另一方面，做好事时造成受助人损害，依法不承担民事责任。可以鼓励更多人做好事。

⑩ 诉讼时效延长到3年

【法律条文】 第一百八十八条 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一百九十一条 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受害人年满十八周岁之日起计算。

【专家解读】 吕忠梅：民法总则将一般诉讼时效从两年延长到三年，有利于权利保护。现实中，因错过诉讼时效导致讨债难的情况较多，给不诚信的人留下了空间，延长诉讼时效，可以更好地避免因错过诉讼时效而失去胜诉机会的情况发生。对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诉讼时效作出特别规定，是对未成年人的特别保护，有利于他们维权和健康成长。

Ⅲ 民族区域自治立法权与一般立法权的关系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的含义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是指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依法制定和变通制定效力及于本民族自治地方的地方法规的权力。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可分为制定权和变通权，制定权是指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变通权是指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情况的，自治机关可以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而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据此制定的变通执行和停止执行的原则和条件以及内容和程序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是特定的立法权，它属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范畴，它是民族自治地方各项自治权中最基本的权力。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的法律渊源

法律渊源是法律产生的根据和表现形式。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的产生首先来源于宪法授权。我国宪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自治州、自治县（旗）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省或者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这是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最根本的法律渊源。其次，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十九条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有立法权，第二十条规定了自治机关享有变通权，这两条规定是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的直接法律渊源。所以，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不仅有宪法依据，而且有民族区域自治法具体执行依据。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的特征

1.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有特定的区域，它存在于民族自治地方。民族自治地方，是根据当地民族关系、经济社会发展等条件，并参酌历史情况，所建立的以一个或几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民族自治地方在地理范围上有大小之别，分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旗）。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有权立法，而一般地方并不都有立法权。行使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所产生的法，适用于各相关民族自治地方。

2.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有特定的立法主体，它是由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所进行的立法，而不包括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和人民政府。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主体，是我国宪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和立法法确定的特定的民族自治机关。民族自治机关，指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旗）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不是所有民族自治机关都是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主体，只有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才是立法主体，即少数民族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旗）人民代表大会享有立法权，而在一般地方县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一般地市级人民代表大会都不享有立法权。

3.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有特定的表现形式，它限于制定和变通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均属地方法规的表现形式。民族自治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除有权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外，有的民族自治地方如自治区、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以及自治区、自治州政府所在地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还可以制定其它形式的地方性法规、以及地方政府规章。作为同一般地方立法相对应的特殊地方立法，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制定和变通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4.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层次结构的显著特点在于，凡实行民族自治的地方，无论其行政区划是大是小，都行使地方立法权。现行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层次结构有两点不同于一般地方立法。其一，自治县（旗）都有立法权，而一般地方的县没有立法权；其二，相当于下设区、县的市的自治州都有地方立法权，而一般地方不是所有下设区、县的市都有地方立法权。这种区别反映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国策的要求，有利于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平等地参与国事和维护自身利益。

5.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的行使不同于一般地方立法。首先，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有权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根据相应的隶属关系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报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宪法和立法法对此未做出不得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限制。其次，根据立法法第六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只要不违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不得对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以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专门就民族自治地方所作的规定做出变通规定外，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依照当地民族的特点，对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做出变通规定。这种变通权以及与中央法律、法规的关系，一般地方性法规是不存在的。这些情况使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在从属性和自主性方面，与一般地方立法迥然有别。

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权与经济特区立法权的区别

1.立法权的来源不同。经济特区的立法权来源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关的授权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权来源于宪法、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立法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

2.立法的效力和调整范围不同。由于经济特区立法权与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的来源不同，经济特区立法的效力和调整范围，也不同于民族自治地方立法。一般说，经济特区地方立法的效力和调整范围，在总体上不像民族自治地方立法那样具有确定性。经济特区立法所产生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其效力一般低于授权主体本身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但又高于一般地方经过授权所制定的普通规范性法律文件。经济特区立法的范围，以不超出授权主体的授权范围为限；而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所调整的范围，是以宪法、立法法、民族区域自治法所规定的事项范围或者民族自治地方立法主体职权范围为限。

3.经济特区地方立法虽然比一般地方立法带有明显的先行性或试行性，但立法自主权和前瞻性以及授权立法范围均不如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广泛。

4.在立法程序和范围方面，经济特区立法范围带有特殊性和不确定性，经济特区立法权在时间和空间等方面受到种种明确的限制；而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限范围和程序是常规的和确定的，其自主权较大，如自治州、自治县（旗）地方性法规不须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批准，立法主体可以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自主立法解决各种问题。

民族自治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有特殊的立法权，是我国国情的要求和表现，在我国立法体制中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作用。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其他许多方面发展很不平衡，特别是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发展很不平衡。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保护各少数民族的利益，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政策和基本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就是少数民族的区域自治。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就是少数民族聚居地方的立法。实行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制度，是实现和保护各少数民族利益、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必需。

Ⅳ 全国人大立法与民意互动的意义

民主立法，就是在整个立法过程中，国家坚持民主立法的价值取向，使社会公众参与和监督立法的全过程，建立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的立法机制，推进法制建设的科学化、民主化，使法律真正体现和表达公民的意 志，真正成为保护人民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的良法。
民主立法途径
第一，立法规划、立法计划要公开。编制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立法规划和立法计划，是立法工作有序进行的前提。通过立法规划和立法计划，按照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要求，对立法项目的轻重缓急作出统筹安排，分清主次，突出重点，把基本的、急需的、条件成熟的法律先制定出来。社会需要哪些法律，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起草立法规划和立法计划必须开门纳言，采取多种方式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可以直接向人民群众征求立法项目建议，也可以通过代表提出的议案，选择出社会需要最迫切、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最密切相关的立法项目，优先安排起草和审议。经广泛征求意见后形成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要向全社会公开。
第二，法律草案的起草要公开。法律草案的起草工作在由相关部门承担的同时，应当更多地发挥科研院所、有关组织和专家学者的作用，专业性强或者涉及的利益关系比较复杂的法律，可以委托有关组织和科研院所在立法机关的组织和指导下起草建议稿，避免有的部门通过起草法律草案不适当地扩权诿责，防止“国家立法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律化”。法律草案起草阶段就应当允许公民、利害关系人和社会团体以适当方式发表意见，以便及早地更广泛地汇集民意。起草单位要注重调查研究，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广泛听取意见。还可以就立法过程中存在重大分歧意见的问题公开召开专题听证会，直接听取争议双方的相反意见，做到兼听则明。
第三，法律草案的审议要公开。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法律草案的会议，可由委员会决定向新闻单位开放；全国人大常委会全体会议或者分组会议审议法律草案，可以适当地选择一些社会公众普遍关心的法律，安排电视或者网络进行直播。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让社会公众更深入地了解法律审议情况。
第四，征求意见的情况要公开。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切身利益，特别是需要设定普遍性的公民义务的重 要法律案，要向社会公布法律草案，通过电话、信件、传真、网络等多种方式，征求有关机关、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意见。人民群众提出了哪些意见，也要采取适当的方式予以公开。对于人民群众和代表的意见，不但要广泛地“听”，更要认真地“取”，以保证制定的法律充分体现党的主张和人民的意志。
第五，立法文件和资料要公开。除需要保密的以外，常委会审议的法律草案、委员发言的记录、有关部门的意见以及相关的立法资料等，可以摘要在新闻媒体上发表；代表大会和常委会审议法律草案的简报等资料，应当允许专家学者和有关人士查阅。要通过立法信息的公开，保障和促进立法民主。
第六，充分发挥代表作用是立法公开的重要内容。人大代表是人民选举出来行使权力、管理国家事务的代表，立法工作中必须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从提出立法议案建议、参与研究起草、列席参加审议等环节，使人大代表更多地参与立法。确定列入立法规划的立法项目，应当主要以代表提出的议案为基础和依据；法律草案起草过程中，要征求提出议案的代表和相关领域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召开座谈会、研讨会和进行调查研究，应当适当吸收代表参加；常委会审议的法律草案，可以根据情况将草案发给有关代表征求意见，常委会审议时邀请相关领域的代表列席会议；常委会审议法律的情况要向代表通报。充分发挥代表作用，是立法公开的重要内容。起草单位和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要及时向代表提供多方面信息，让代表知情知政，既了解当地民意，又了解全局情况，为代表依法履行职权，更有效地参与立法创造条件。

Ⅳ 立法自治权与民族立法权的区别是什么

您好。请看解释：
1、立法自治权：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各自治区具有立法自专治权、经济自属治权、文化管理自治权、变通执行权和其他自治权。
2、民族立法权：（1）制定和变动地方性法规的权力，它由自治区、自治区政府所在地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2）制定和变动地方政府规章的权力，它由自治区、自治区政府所在地的市的政府行使；（3）制定和变动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权力，它由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大行使；（4）一定程度的立法监督权：（5）一定程度的授权立法权。

Ⅵ 民商立法体制与我国的模式选择及理由

法律分析：民法并非市民法, 民商本为一体, 传统民商合一具有局限性, 传统的民商合一并未真正合一."民离商缺其生命,商离民少其根本".真正的民商合一和中国的民商立法应当是制订一部统一完备的 《民商法典》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条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

Ⅶ 关于这种“开门立法”、“问法于民”的做法，哪说法是准确的

“开门立法”、“问法于民”是群众路线在立法领域的体现(民主立法)，目的上以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立法为民)；
标准上以人民满意为本；
方式上充分依靠人民群众，扩大公众的有序参与(增强立法主体自身民主性)，
实行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
故选C。
A项错误，法律平等原则中不包括立法平等。
D显然错误，“开门立法”涉及的是专门机关与普通公众之间的关系，而非不同权力部门之间的关系。
C项不准确，题目涉及的不是执法领域而主要是立法领域的民主。
[注意]：
C项也不能完全说错，关键看“执法为民”的“执法”知何理解。
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作为五大基本内容之一的“执法为民”，“执法”是在广泛的内涵和外延意义上讲的，是指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全部活动，不仅仅局限于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的执法司法行为，也包括立法、法律意识等。执法为民不仅对执法活动有着明确的指向作用，而且对立法、公民法律意识的培养等整个法治建设都有重要意义。但是从一般意义上理解，“执法”仅指行政执法或司法。
题目本身不够严谨，但是两相比较，B项答案最优。

Ⅷ 论述人民民主原则在我国立法中的体现

群众路线是立法的生命线.社会主义法律是人民意志和利益的体现,但如何了解和吸收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如何将人民意志和利益用法律的形式具体化和明确化呢?这就需要实实在在地在立法过程中贯彻群众路线.忽视立法中的群众路线,就会影响和损害人民群众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失去很重要的内容；就会使国家立法工作失去人民群众的监督,出现利用立法谋私、利用立法侵犯人民利益的恶劣倾向；就会造成法律制定得很多群众却知之甚少、法律得不到群众的尊崇信仰、法律的制定与适用严重脱节等后果.
如何贯彻立法中的群众路线?
一、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在立法中的作用
从建国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的立法工作进展缓慢,同时,国家立法权也仅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专属,也即只有全国人大代表才能参与立法.适应新的历史时期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需要,1982年宪法和几经修改后的地方组织法分别将立法权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和经济特区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权力机关的授权立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授予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立法权,二是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立法权.授权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立法可以理解,因为地方权力机关是地方人民意志的代表,可以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前提下,制定各地普遍遵守的行为规则.但为什么要进一步授权各级人大常委会立法呢?彭真同志在宪法修改草案报告中对为什么要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曾这样解释：“我国国大人多,全国人大代表的人数不宜太少,但是人数多了,又不便于进行经常的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是人大的常设机关,它的组成人员是人大的常务代表,人数少可以经常开会,进行繁重的立法工作和其他经常工作,所以,适当扩大常委会的职权是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有效方法”.[1]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增设常委会也是出于这一目的.
但是,人大常委会从最初不具备立法权到可以“进行繁重的立法工作”,这一职权已不是“适当扩大”而是扩大得很大了.立法实践也证明,十几年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数量十分有限,而绝大多数法律、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和地方性法规都是由各级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与代表大会相比,人大常委会实际上已成为国家法律的主要制定者,其立法对促进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起了积极作用.但人大常委会立法权十分宽泛并经常性地行使这一职权,又存在许多令人不安的因素.
第一,人大常委会立法,容易使法律制定后的民意代表性大打折扣.法律应当是所有人大代表对各自收集民意总和的归纳、总结和提炼.立法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程度首先取决于决策参与者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在立法机关中,全体组成人员的共同参与是保证立法决策达到最佳效果的唯一途径.而我国有立法权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都是通过层层间接选举产生的,间接选举本身就不是充分和直接反映民意的有效方式,由间接选举产生的代表中再选举极少比例的代表委员（仅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人数就不足全体代表数量的二十分之一）去进行经常性立法,显然会使法律与广大选民的直接愿望距离更远.而且,现在各级代表大会中普遍存在官员代表、先进人物代表、名人代表占绝对多数的倾向,由代表大会进一步选举出的常委会组成人员中,更清一色是从各级党政岗位上退下来的领导干部,普通的工人代表、农民代表或者其他的群众代表在人大常委会中几乎不能占有一席之地,由各级各类官员组成的常委会所制定的法律则更容易模糊甚至扭曲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实意愿.
第二,人大常委会委员立法,容易僭越和侵犯其他代表的立法权.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在运作机制上区别于其他国家机关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权力机关必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必须是全体组成人员直接、平等、统一和集体行使职权所作出的决定才具有法律效力.而从全体代表中选出极少部分代表去参与立法决策就违背了上述原则,也容易导致常委会的意志与代表大会的意志不相一致.从另一方面讲,在间接选举中,下一级人大代表选出上一级人大代表,两者之间就是另一意义上的“选民”与代表的关系,“选民”要求并信任代表在立法机关直接反映自己的意愿（这一意愿从理论上讲应当是原始选民的意愿）,而代表在征得“选民”同意之前,就无权将“选民”的授权予以让渡和转委托（因为每一个代表都是以自己特定的人身权与“选民”相联系并去反映“选民”利益的,而与人身权相联系的权利是不得单方面让渡和转委托的）,同时,代表受“选民”委托参与立法,其意义不仅是在代“选民”行使权力,更重要的也是在履行不可推卸的义务.所以,常委会委员参与立法如果不能等质等量地反映本级代表大会的意志,如果没有得到本级代表大会的下一级全体人大代表（作为特定选民的代表）的授权,实际上就是以牺牲和放弃本级其他多数代表的立法权为代价的.
第三,人大常委会从事经常性的立法活动,容易失去代表监督,造成立法专横.国外的议会也设有各类常设委员会,但与中国不同的是,国外议会的常设委员会仅仅是议会的工作机构,而不能独立行使职权,不管一院还是两院,议会的权力是高度统一的,只有全院会议统一和集体行使权力才能作出任何有法律效力的决定.而我国的人大常委会是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经常性独立行使职权的机构,它的权力很大,所以有人把常委会称为“议会中的议会”,把常委会委员称为“代表中的代表”或“议员中的议员”.由于我国各级人大代表多是兼职的,闭会后,就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这就使得代表选出常委会委员后对他们的监督产生许多实际困难；另一方面,常委会也容易放松与代表的联系,失去主动接受代表监督的自觉性.事实也是如此,各级人大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在加强与代表的联系、广泛征求代表意见等方面做得很不够.常委会制定的许多法律,从草案的提起、草拟到常委会的讨论、审议直至表决通过,同级人大代表既不知情,也不能参与其中 （仅有极个别代表能被邀列席常委会会议）.没有代表的广泛参与,失去代表的监督就很难保证常委会立法不偏离全体代表的意志和群众意志的轨道,造成立法的专横与偏颇.
虽然存在如上所述诸多弊端,但在目前情况下要改变人大常委会行使立法权这一制度显然是行不通的.一些同志曾建议大幅度减少人大代表人数,并使人大代表专职化,从而收回常委会的立法权,使人民代表大会议会化.要落实这些想法也有许多实际困难.既要坚持和实行人大常委会立法,又要使这一立法不偏离人民意志的轨道,就必须充分发挥广大人大代表的作用.
依据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人大代表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一项重大职责就是参与制定国家法律并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协助宪法和法律的实施.这就十分明确地揭示出了人大代表在国家法制建设中的职权、地位和作用.我国的立法权本质上属于人民,人民群众选出人大代表并通过人大代表将自己的意志集中起来反映到人民代表大会,再由人民代表大会通过集体表决的形式将绝大多数人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人大代表是将人民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和法律意志的直接决定者,是立法活动中不可替代的主体.让渡、放弃甚至漠视立法权,人大代表就是尸位素餐,就是对人民群众的失职.
从另一方面讲,法律的制定也必须充分吸取广大人大代表的智慧和经验.人大代表来自人民群众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具有最广泛的民意代表性,与人民群众保持着最紧密的联系；在这个基础上,人大代表深入群众,广泛调查研究,将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反映到权力机关,再将法律案拿到群众中反复征求意见,然后通过权力机关将群众的共同意志上升为国家法律,才会使法律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具有真正的人民性.人大代表“从群众中来”,听取群众的意见,为立法活动提供可靠依据,而在法律制定后,还必须“到群众中去”,将法律的精神在群众中广为宣传,“把法律再交到人民手中”,并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协助宪法和法律的实施,这样才会使法律深入人心,成为亿万人民群众自觉遵守的神圣准则.
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加强权力机关组织制度的建设还面临着许多新课题,人大代表实行兼职制度,人数很多,代表执行职务还缺乏相应的时间、物质和组织等方面的保障,这就决定了广大代表不可能经常性地直接行使立法权.由人大常委会在闭会期间代替代表大会独立行使立法权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是适合现阶段国情的.但人大常委会行使立法权必须以代表大会全体组成人员的意志为坚实基础,紧紧依靠广大代表.如何有效地预防和克服常委会立法过程中潜在或已暴露的危险因素呢?答案是,常委会必须切实加强与广大代表的联系,充分听取代表的意见,主动接受代表的监督.
早在1987年,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就讨论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加强同代表联系的几点意见,对联系代表的原则、内容和方式都作了较详尽的规定.各地方人大常委会也先后对联系代表制度作出规定.但在立法过程中,人大常委会与代表的联系制度基本上处于虚置状态,使得立法活动严重脱离广大代表.人大常委会是由广大代表选举产生后开展工作的,人大常委会与代表之间的关系就如同代表与广大选民之间的关系.这就要求,在制定法律的每一个环节上都要主动与代表联系,广泛听取代表意见,使代表虽然不直接行使立法权,但法律制定后却反映了全体代表的意志.
但是,人大常委会联系代表开展立法只有建立在代表广泛联系人民群众的基础上才会获得成功.代表联系群众是代表制度的生命源泉.在多年的立法活动中,人大代表密切联系群众,作为人民群众与立法机关之间桥梁和渠道的重要作用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这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多层间接选举是造成这一现状的最重要原因.多层间接选举使上一级代表直接面对的不是广大选民,而是下一级人大代表,这就模糊和淡化了人民群众与代表之间选举与被选举、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弱化了代表时刻扎根群众、体察民情、为民请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削弱了法律制定后的群众基础和民意代表性.为此,需要改革和完善现行的选举制度,在县一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使省一级人大代表都由直接、差额和竞争选举产生,这样做必将激发起人民群众直接表达自己意愿和积极参与民主选举的热情,并促使广大代表用须臾不能脱离群众、丝毫不敢怠慢人民意愿的高度责任感去对待群众和联系群众,真正做人民群众在立法机关的代言人.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情况复杂,在全国实行直接选举目前确有许多困难.但将直接选举扩大到省一级人大代表是十分必要也是完全可行的.省一级权力机关组成人员都由直接选举产生,就可以从根本上保证群众路线在权力机关得到充分落实,从而保证地方立法的民主化；也可以从根本上保证全国人大代表虽然是间接选举产生,但其群众基础和民意代表性却是十分广泛和坚实的,从而进一步保证最高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就是全体人民意志和利益的真实体现.
为贯彻立法中的群众路线,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在立法中的作用,需要改革现行权力机关组成人员的结构.现在我国各级人大代表中官员代表太多,而真正的基层和普通群众代表很少.与此同时,我国现行立法中的大多数都是由政府作提案人,并由政府及有关部门起草,同时又缺乏相应的立法制约和立法回避制度,如果再交由各类官员代表或委员去讨论、审议和表决通过,最后又交由政府部门去执行,这实际上就出现了立法与执法的主体集于政府和官员一身的情况.由执法者去行使实际的立法权,就很难保证出台后的法律不偏离广大群众的意志和利益.
法律既然是绝大多数人意志和利益的体现,就应当让绝大多数人的代表去参与立法,在法律中表达自己的愿望.为此,除了改革现行的立法提案和起草制度外,还需做两项工作,一是改变人民代表大会组成人员状况,切实减少官员代表数量,大幅度增加基层和普通群众代表,二是改变常委会组成人员状况,使常委会中不仅有一批经验丰富、曾担任过各种领导职务的老同志,更要吸收一批来自普通群众和社会各界、具有较强社会活动能力和议政能力的委员.这样,就可以在人员结构上保证全体人民在立法机关都有自己的代表,都能在立法过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三、重要法律草案交由全民讨论
第一、全体公民有权参与讨论和创制法律是民主化立法体制的应有之义.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利益关系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仅仅依靠民选的立法代表已经越来越难以反映各种不同的利益需要,而公众的直接参与则可以弥补代议机关在反映民意方面不够充分的缺陷.将一些与全体公民切身利益休戚相关的重要法律交由“全国讨论”或实行“全民公决”方能生效,是许多国家的宪法规定.美国、俄罗斯、法国、瑞士等国都实行这一制度,使全民讨论或全民公决制成为重要法律制定的必经程序,以保证公民直接行使立法权.
第二、全民参与立法与马克思主义立法思想也相符合.马克思说：“应当使法律成为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它应当同人民的意志一起产生并由人民的意志所创立”.[2]这就强调,法律应当是人民群众自觉和真实地表达自己意志的结果；法律创制的全部过程,就是反复听取群众意见,将群众意见逐步归纳和抽象出来,经过法定程序上升为人民共同意志的过程.列宁则进一步指出,立法要依靠人民群众,“意味着使每一个群众代表、每一个公民都能参加国家法律的讨论.”[3]毛泽东同志对全民参与立法也作了充分肯定,并在总结“五四宪法”制定过程的经验时对这一民主立法方法作了科学概括,提出“制定法律”要由全国人民讨论,使中央的意见和全国人民“意见相结合”,并强调指出：“过去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今后也要如此.一切重要的立法都要采用这个方法.”[4]可见,毛泽东同志早在领导制定“五四宪法”时,就把自己提出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创造性地运用于立法实践了,这对今天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将重要法律草案交由全民讨论有以下好处：一是有利于人民群众直接行使当家作主权利,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立法权是国家的最高决策权,人民群众参与讨论法律,就是参与行使国家最高决策权.二是有利于法律更好地反映人民的意愿和要求,有利于加强人民群众对国家立法工作的监督.三是有利于人民群众接受并自觉遵守法律.征求意见的过程,就是进行普法教育、提高全社会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的过程.人民群众是法律的积极创制者,也必然是法律的忠实守护者.
现在,立法的数量与规模已相当庞大,我们试图用法律调整的范围已触及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是,只要我们用人民利益至上的观念,用民主、公正、平等、效率等法律所应具备的基本价值观念去考察和审视这些法律,就会发现其中为数不少的一部分存在扩大和保护部门利益、规避部门责任和义务、限制甚至侵犯和剥夺公民的个体权利和利益的现象.这样的法律非但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崇尚信仰和自觉遵守,相反却会损害社会主义法律的权威与尊严,阻碍和破坏依法治国方略的顺利开展.
要使法律切实反映和保护人民利益,必须牢固树立以民为本的立法思想,让人民群众真正做制定法律的主人.在既往的立法程序中,存在片面追求立法速度和数量,片面依赖和迁就实际部门、执法部门和管理部门立法主张的问题.而对执法相对人、管理相对人的意见和要求听取不够；存在关门立法、片面依赖各机关相互协调和制约、甚至出现利用立法争权夺利的问题,而对立法透明、允许人民群众对立法提出批评意见,加强人民群众对立法进行外部监督做得不够.
我国有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传统,人治观念、官本位思想和官方权力无限扩张并凌驾于公民个体权利之上的因素根深蒂固.法律是用来“保民”还是“治民”、“治民”还是“治吏”必将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间内立法领域中一对十分尖锐的矛盾,如何坚决和正确地处理好这一立法中的矛盾事关社会主义法律能否具有真正的人民性及依法治国事业的成败得失.为此,我们需要对已经制定的法律做全面的回顾与检视,将它们交给群众广泛讨论,让群众去给法律评价和打分.对人民群众不满意的规定要及时删除和修改,对“法外”人民群众的正当权益要及时肯定和补充进去.用这样实是求是的态度和方法对待已经制定的法律,不仅会使这些法律充分反映人民利益,而且会对全社会进行一次生动的普法教育,从而极大地促进法律制定后的顺利实施.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重要法律草案交由全民讨论已有不少先例,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民主化步伐的加快,不少重要法律都将要交由全民讨论.国务院及其部门、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地方政府已成为国家立法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近年来它们的立法活动十分积极活跃,所立法律数量已占国家法律的绝大多数.但在它们制定和出台的过程中,向人民群众征求意见的事例却十分鲜见,这就不能不使人对它们的质量,对它们反映和保护人民群众利益的程度产生怀疑.
在没有建立完备的违宪审查机制的状况下,要对各类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进行有效监督将是十分棘手的问题,即便设立一种官方的审查机制,其工作量的纷繁和复杂也将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因此,要成功地对立法进行监督,我们不能不将目光投向人民群众.为保证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不偏离人民利益的轨道,必须让人民群众参与立法,加强人民群众对立法的监督.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将法律交由人民群众讨论,国务院和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则更有必要将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交由人民群众讨论.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是宪法和法律内容的具体化,与人民群众更为接近.在特定的领域、特定的区域,向人民群众特别是向法规调整相对人征求意见,也将更具体、更便于操作.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一旦面向人民,就会不仅将政府部门的权利明确化、具体化,更必须将政府部门的义务和法律责任明确化和具体化；不仅将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义务和责任明确化、具体化,更要将他们的权利明确化、具体化；不仅强调政府对社会的管理职能,更要强调管理职能本质上是一种服务职能,强调人民群众在政府面前的平等,尊严以及对政府的监督权.
四、立法过程公开化
列宁曾经指出：“广泛民主原则,要包含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完全的公开性；……没有公开而来谈民主是很可笑的.”[5]强调公开性,目的是使人民能够了解和参与.贯彻立法中的群众路线,让群众参与立法,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求立法过程公开化.公开是知情的前提.制定法律的过程是充分发扬民主、在民主基础上科学地集中人民意志的过程.而立法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必须以立法的公开化做保证.公开立法过程,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才得以了解情况和广泛发表意见,立法机关才得以广听博纳,集思广益.
在西方一些立法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对立法民主原则的落实,总是与立法过程的公开相联系的.[6]不仅法律草案的拟制和审议公开,法律草案的表决也公开.有的国家规定,拟定法律法规必须用公告的方式刊登消息,就法律法规名称,制定机关、立法意图及主要内容公布于众,并给予民众特别是法律法规调整的相对人通过书面或口头方式表达异议的机会.如美国行政程序法规定,联邦各部制定规章的建议必须用通行方式刊登于《联邦登记》上,然后,行政机关必须给利害关系人提供机会,让他们提供书面材料、书面意见或者辩词,通过以上的方式让他们参与制定规章的程序；同时,他们所提出的问题,行政机关都应当考虑.[7]
公开法律草案的拟制过程,目的是将法律从制定之初就纳入民主程序,征寻并认真考虑民众意见.在对法律草案的审议过程中,有些国家对议员在立法会议上的发言都详细记录在案,并在立法机关的公报上发表,即便在对法律草案的表决中,西方议会也要公开化,表决有时采用唱名表决,记录在案,可供公民查阅,也可公布谁投了赞成票可反对票.将表决者的姓名与投票情况公开,使选民知道他们所选出的议员是在代表了他们的意愿.[8]为使公众尽可能快与多地知道立法机关开会议事的情况,有的国家还专门规定允许对之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如奥地利宪法第33条规定,如实报道国民议会公开会议及其下设委员会活动,一概不受追究.德国宪法规定,对联帮议院及其委员会的公开会议作真实而准确的报道,不得因而引起任何责任.许多国家都用电台或电视台对议会的辩论进行实况转播.[9]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向民主化迈出了重要步伐.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将党和国家的一些重大决策、重大活动公开化,让广大党员和亿万人民群众了解情况.而立法权是国家最高决策权,立法活动是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立法活动公开化就是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报告都强调,要把改革和发展的重大决策同立法结合起来.逐步形成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提高决策水平和工作效率.这就意味着,立法决策与改革和发展的决策息息相关,而立法机制的民主化程度又直接决定了立法决策的水平和效率,并反过来影响改革和发展的成败得失.
为保证立法决策民主化,首先要公开立法过程.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及其常委会会议都公开举行,允许新闻单位公开广泛报道.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活动就是新闻单位报道的一项重要内容.宪法和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都规定了立法机关组成人员的言论免责权和人身特别保护权,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保证他们能够充分自由地发表意见,包括对立法工作发表不同意见,有助于在立法过程中百家争鸣、集思广益.而人大代表的立法意见必须通过新闻媒介公诸于众,才能使人民群众了解情况、辨别取舍和积极参与立法.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活动的公开程度、新闻单位对立法活动作实质性和深度报道的程度,直接影响了人民群众对法律情况的了解和参与,影响了法律制定后的生命力.
现在,立法活动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公开化不够.一部法律从法律案的提出到法律草案的审议和表决通过,人民群众能够了解的信息十分有限.仅就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活动来说,从委员长会议的举行到常委会会议的召开,从法律草案的交付审议到常委会的一审、二审、三审和表决通过,能见诸新闻媒体的绝大多数只是一些简短得有些乏味的消息,即便登载委员们的讨论意见,也基本是肯定的意见,片言只语,了无新意.至于国务院及其部门制定的行政法规和规章,它们酝酿、讨论、形成的过程,人民群众则几乎一无所知,更谈不上发表意见.同样地,纷繁复杂的地方立法也存在这个问题,甚至一些省级人大常委会通过地方性法规后,不经过多方协调,就迟迟不能在一省的党报上刊登.立法活动脱离群众,就会使人民群众漠视立法,对法律缺乏起码的内心认同.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立法公开化没有制度保障.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主要靠机关和部门立法,虽然将群众路线作为一项重要立法原则,但对如何切实贯彻群众路线却缺乏方方面面的考虑；在立法活动的报道中,新闻审查过多,尤其是对立法中不同意见的报道过于谨慎,将大胆报道立法过程中不同意见甚至相反意见与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和党的宣传方针对立起来；立法机关没有独立的舆论阵地；对立法工作的宣传,还没有被提到对国家最高决策工作宣传的应有位置上,有关部门对国家经常化的立法活动没有制定统一和足够的宣传报道制度.二是新闻媒体在立法报道中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在具体工作中表现为突击性、任务性的报道多,经常性、自觉性的报道少；程序性、结论性的报道多,充分反映立法机关贯彻民主集中制的鲜活报道少；宣传方式单调,人大知识和法律知识的差错时有发生.不少从事人大报道的新闻工作者对宣传立法活动没有兴趣和积极性,每次召开人大常委会会议,他们只例行公事地去听一听,写一则简单消息,而常委会分组讨论和审议法律草案时,委员们的精彩发言和各种不同意见,记者却很少坚持听会并努力去作一些深入的实质性立法报道了.可见,要真正实现立法公开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要从观念上充分认识到,没有立法公开化,法律制定后就不会产生预期效益；要将立法公开化纳入制度化轨道；要努力培养一支既熟悉法律又懂新闻的稳定的专业化的立法新闻采编队伍.

Ⅸ 如何解决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的冲突

关键在于审核制度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一部更好的“管法的法”。备受关注的立法法修正案草案8日提交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从草案来看，我国享有地方立法权的城市将从49个增加到280余个。

地方立法权成倍“扩容”用意何在，此举将对地方的改革发展带来几多利好，各地能否顺利承接立法的大幅赋权，放权、扩权同时如何防止地方“滥权”，这些都是各方高度关注、期望求解的重要问题。

缘何大幅扩容？

现行立法法规定，享有立法权的“较大的市”包括三类：“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总共49个。

此次修正案草案新增加一类：235个“其他设区的市”。新旧相加，全国284个设区市将全部享有地方立法权。另外，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8日在做草案说明时建议，赋予不设区的广东省东莞市、中山市和甘肃省嘉峪关市以地方立法权。

“多年的呼吁终于有了突破！”来自温州的全国人大代表郑雪君说。当选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至今，每年两会她都建议将温州批准为“较大的市”，获得地方立法权。

她说，温州一直以来都是改革先行区，素有敢闯敢拼、勇于创新的基因。“温州人一遇阳光就灿烂、一遇雨露就发芽，但就是缺少那么点阳光和雨露”。没有地方立法权，导致很多改革探索无法开展，或没办法深入推进。

不单是温州。许多城市在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等方面进展迅速，但各种问题和矛盾也成倍增加。由于缺乏立法权，它们往往只能以“红头文件”替代，但容易引发新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行政法专家马怀德说，随着改革发展的深入，地方在立法方面的需求更加强烈。“以城市管理为例，城管执法机构需要规范运行，中央没有城管立法，地方想立法又没有权限，不立法又解决不了管理难题。这就构成了矛盾。”

释放几多红利？

在立法权方面，合肥无疑是让温州羡慕的。今年初实施的《合肥市城市管理条例》，因对广场舞等集体健身行为作出规范，进入了公众视野。

作为此前49个“尝鲜”地方立法权的城市之一，截至目前，合肥市政府已制定规章68件，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45件。这些立法，涵盖了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公共资源交易、城市管理等多个方面，为改革发展创造了更可靠的制度“小环境”。

全国人大代表、合肥市市长张庆军举《巢湖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为例。这项合肥的“自选动作”，对依法治湖的行为进行了规范，划分了几级保护区，比如对
一级湖面及入湖河道一定范围内的，除在建项目外，对新建项目严格控制。“除此之外，这还有效避免了人事变动、政府换届等造成的朝令夕改，也对政府行政权力
形成了有效制约。”张庆军说。

根据草案，享有立法权的地方可以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和历史文化保护等3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对原有49个较大的市已经制定的地方性法
规，涉及上述事项范围以外的，继续有效。专家认为，赋予设区的市立法权意义重大，一些创新举措、重大项目等都可以通过地方立法而加速推进。

可以发现，草案赋予地方立法权的城市成倍增加的同时，其立法范围缩减了。“法律、行政法规和省级地方性法规日益完备，对较大的市的立法权限适当限制是必要的。这样可以避免重复立法，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研究室主任梁鹰说。

能力是否达标？

“当务之急，是要做好地方立法权承接准备工作。”全国人大代表、温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笑华说，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已成立立法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她坦言，温州急需这方面的人才，立法的指导和培训工作也亟待加强。

获得权限之后，立法质量是否够格，立法能力能否匹配，也是摆在各地立法部门面前的严峻考题。一些公众还担忧，地方会不会制定出差法、恶法、甚至“奇葩法”？

这并非杞人忧天。几年前，某省制定实施母婴保健条例，但这部地方法规违背了上位法《婚姻法》中有关“取消强制婚检”的内容，被一些专家质疑有“越权立
法”之嫌。还曾有地级市出台地方法规，要求当地所有房产开发企业在售房前必须缴纳每部不低于25万元的“首次电梯更新费”，不交钱就不发房屋预售证，引起
企业和公众广泛质疑。

专家认为，立法是一项复杂的工作，需要很高的专业水平。地方在机构设置、人员能力等方面亟待补足短板。

需要指出的是，赋权之后，地方立法进度不是“一刀切”。此次修正案草案规定，由省、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综合考虑本省、自治区所辖的设区的市的人口数
量、地域面积、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以及立法需求、立法能力等因素，确定其他设区的市开始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具体步骤和时间，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

如何防止滥权？

“没有立法权的时候，一些地方政府就搞出许多‘红头文件’与民争利；一旦有了立法权，岂不是更可以光明正大、肆无忌惮了？”“如果说一次违法的执法只是污染了水流，那么一次违法的立法就是污染了整个水源”……

针对地方立法权的扩容，网友们表达的担忧指向一个关键问题：如何避免立法权被地方滥用？这么多城市都拥有立法权，如何对其进行有效及时的监督和审查？

根据草案，除了对地方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范围进行限制外，还规定制定地方政府规章，没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依据，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此外，对行政法规，要求其在起草过程中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人大代表和公民的意见。

民意将对地方立法权形成有效制约。草案要求，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开展立法协商，完善立法论证、听证、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等制度。

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姜明安说，全国人大和省级人大应建立专门的法规、规章监督审查机构，人大的其他专门委员会和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可配合其监督审查；立
法法应明确规定审查机构受理机关、团体、组织和公民申请审查的时限、实施审查的时限，向审查申请人反馈审查结果的时限等。只有这样，审查制度才能真正发挥
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