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无道德

『壹』 理性和道德的关系式什么拜托了各位 谢谢

理性与道德当然有关系.人正因为有理性,所以能有道德.这是一个最简括的说法. 按中国儒家哲学的理论架构,人是因为有先天内在具有的仁义德性,有良知,从而才能发为道德德行.但是,经验性的每一个具体道德德行显然也离不开我们的见闻之知.良知与见闻之知,比诸康德的哲学,前者就相当于其实践理性,或者道德理性,而后者则相当于其理论理性,或者认知理性.台湾的牟宗三先生在这点上的相关梳理显然是正确和可接受的. 由此可知,道德行为的实现,实离不开人的理性,无论是其超越的内在根据,还是其经验的付诸实施.

『贰』 为什么太理性的人爱到一半就会退出

我们或多或少都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在一个对的时间遇到一个对的人，彼此都心有灵犀，从相遇、相识、相知，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美好！
慢慢的你们开始互相称赞对方，暗示对方，用一些浪漫的语言试探对方，连标点符号都要改了又改！你把消息发送过去之后，焦急的等待着。当你看到对方的同样的回应时，心中有一种暖洋洋的感觉，这种感觉令人心醉！
无论男女，对初恋的爱总是最真诚的，初恋很纯，但恋爱经验缺乏是毋庸置疑的！等你长大，成熟之后，这一切都会变，你会怀念初恋时的纯，初恋时的冲动与义无反顾，初恋时的那种强烈在乎。
世界上男女的情感最终无非就是两种：一种叫相濡以沫；另一种叫相忘于江湖！理智的人，往往选择了后者，爱到一半就退缩了！只有把对方保留在内心的最深处，给自己留下一段可以终身回忆的美好记忆。
罗马经典婚纱摄影网络小编感言：你也许没有选择你最爱的人，而是选择了一个你认为合适的人与你共度一生！等你到垂垂老矣，耄耋之年，你是否会后悔年轻时的选择呢？一个转身，一辈子的错过。

『叁』 为什么人民版的高中历史必修三里提到智者强调理性，同时又提到他们忽视道德，这不矛盾吗

不矛盾。
理性是零道德的，就是说既不道德、也不不道德。智者学派强调个人的主观认识。

『肆』 如何理性看待当今社会的道德问题

我们现在的许多中国人，对道德的看法很矛盾很微妙：一方面承认人不能无道德，另一方面又认为道德在人生中所占的比重不太大。能给灾区捐些款、公交车上能给老人孕妇让个座，就证明自己已是个很有爱心的人了，自己是个讲道德的人。

这样想、这样做，当然没有错，只不过跟我们中国文化中的道德观还差了一大截。

中国人说：道，道路，就是人人在此生都应该所走之路，此之谓“人道”。人道从天道而来。德，得也，由于所走人生道路正确而于己有得，如孝弟忠信即是。只有讲道德，人类大群才能和睦幸福、长治久安，从而个人幸福也自在其中了。有良好的社会秩序才会有个人自由，社会秩序的维系主要靠道德，故讲道德是每一个人天生的本分事。

正因如此，所以中国人视道德为人生第一要务，欲望、财富、享受等都是等而下之之事。具备了起码的道德修养，才无愧于“人”之称号，故中国人说“做人难”，一辈子都要努力做人。我们现代人都认为欲望的满足才是人生第一要务，只有充分地“享受”了人生才算不枉在此世界来一遭，道德只是第二、第三位之事。这和传统中国人的人生观大相径庭。

如三国第一人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生都奉献给了国家，自己却清苦终生。其高风亮节为一般人所不及，故历代中国人瞻仰不尽。今天我们提起此人，仍然发自内心的敬佩不已
。可见，道德来自于人之内心，是天生的，自然的，绝非外力强加。若诸葛亮当时凭借权势作威作福，以欲望满足为第一事，谁还会敬仰他呢？

许多人认为他人有难，自己能伸出援手，这才是讲道德。实际上讲道德并不需任何外在条件，在日常生活中，做好自己本分事，就是最大的道德。做了父亲，孝敬父母，爱护妻子，教育子女，这就是讲道德；工作中，兢兢业业，尽职尽责，这就是讲道德；生活中，与人言而有信，为人谋而尽忠，这就是讲道德。可见，道德是人人可为之事，只需要尽己本分而已。就这么简单。

问题是，当代社会中的许多人，连自己的本分也不愿尽不想尽。做了丈夫，仍然只顾自己在外面吃喝玩乐，不顾爱人，不顾家庭；做妻子的，动辄威胁离婚，甚至红杏出墙，还美其名曰寻找真爱；做官的不为民服务，做教师的误人子弟，做医生的草菅人命，做的警匪一家，﹒﹒﹒﹒﹒﹒大家都认为道德是可有可无之人生末事，欲望享受才是人生头等大事，可人人都没有基本道德，人的享受又从何而来呢？

进一步说，道德才是真享受，欲望满足离享受还隔了一层。你是家，你办好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发财而是出于社会责任感，当你看到成千上万员工因为你的出色管理而安居乐业时，你的快乐是无法替代的，你深深地感受到自己的人生价值；你是教师，当你真正是以教书育人的使命感参加工作时，学生的健康成长就是你最大的快乐，你会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沉，自己有多么重要。欲望满足只是动物性本能，道德修养才是人类所独具的。只有在此处，才将人类与动物区分了开来。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岂不令人深思？

『伍』 理性人会认为伦理道德没有存在的必要吗

人应该尊重道德、遵守道德，恪守道德底线，不触碰道德的红线，否则，他(她)在社会上就会难以立身。

『陆』 人类永远不要把道德凌驾于理性之上出自哪本书

理性和道德是连着的，有理性才有道德。没有理性何谈道德？

『柒』 什么是理性道德观

道德问题上需要理性和宽容

在我国发生急剧变化的近10多年间，“合理利己主义”是对人们有广泛影响的一种道德观。理论界如何看待这种道德观及其在人们中的影响，对于我们面临的道德重建任务并非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至少，这将映射出对道德重建的研究是立足于生活还是悬在空中腾云驾雾，要寻求的是一种既能规范人的行为但又贴近人的心胸、既符合新的时代精神又体现人类恒久价值的合理而又可行的道德，还是严苛、独断、脱离人性实际的东西。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理论界有一种易把道德重建引入死胡同的不宽容倾向。
前不久，有人以专家身份就青年学生关于“合理利己主义是否合理”的困惑答疑，想当然地把伦理思想史上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合理利己主义划归为“资产阶级道德观”继“粗陋的利己主义、公开的利己主义”之后的第三个发展阶段，断言它因从利己主义出发而与我国现阶段占统治地位的道德原则相对立。继而下断语，现实社会中“具有伦理价值的原则只能是占统治地位的伦理道德原则，而不可以‘天出二日，民奉二则’”。以此为据，决然否定了合理利己主义在现实生活中的存在价值。（中国青年报1996年7月12日彭yun文）其间，把是否占统治地位与有无伦理价值等同的判断，完全无视中外历史和现实中都常有并不合理也并不真具伦理价值的原则占统治地位的事实，在理论上陷入把现实当合理的误区。用“天不出二日，民不奉二则”这类极其专横、表达专制皇权的权力话语来强调自己赞成的道德原则的独占真理地位，排斥别的道德观的存在权利，则流露出存在于意识深处极权主义倾向，同时又表现出全然不了解由于不同文化模式多元并存以及同一文化中不同社会群体和个人存在不同的利益要求的事实日益彰显，伦理文化由一元走向多元已成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并反映出对与这一趋势相应的现代伦理精神的陌生，这种伦理精神是：在尊重人类普遍价值和相应公理的前提下兼容并存多种有差异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对伦理文化发展趋势的不了解、对现代伦理精神的陌生以及“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偏狭，构成这种近来颇有代表性的观点的不宽容基调。
否定合理利己主义，主要理由是它以利己为出发点。然而，利己无非是对自身利益的关心，这是人的一种自然的必然性。马克思就以诚实而坦率的态度揭示过人性的这个侧面，指出：“个人总是并且也不可能不是从自己本身出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274页。）人有利己心，这是一个并非宜于进行是非判断或善恶判断的人性事实，利己心可以被疏导或被压抑，但却不可祛除，而行为合不合理、道不道德也不在于有无利己心，而在于赋予它以何种表现。假如完全否认个人对自己利益的关心，道德将不可避免地成为生活的对立物。假如对自己利益的关心成为唯一的兴奋点，就成为马克思曾抨击过的那种对他人悲欢、社会的兴衰无动于衷的“不开化的利己主义”；假如为谋一己私利而不择手段，就更沦为粗陋的利己主义而具有反道德性质。对这种非道德的甚至反道德的行为方式，19世纪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是用“恶的、残忍的和冷酷无情的利己主义”来表述的，并以自己倡导的“善的、富有同情心的、合乎人情的利己主义”即合理利己主义作为其对立面。
但费尔巴哈倡导合理利己主义的缘由，是反对统治欧洲近十个世纪的那种充满统治者偏私意图的禁欲主义道德，从道义上为普通人被长期压抑的追求幸福的愿望伸张权利；在理论上则既以论证自爱或利己的必要性反对康德严苛的义务论，又以同情与博爱修正18世纪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在反对宗教禁欲主义斗争中倡导的矫枉过正的自爱理论。为此，他赋予合理利己主义以如下含义：对幸福的追求服从良心的指导，与他人追求幸福的愿望相协调。或者说，对己以节制对人以同情，达致自爱与博爱、利己与利他的协调。对于这样的内涵，“合理利己主义”是一个不甚确当的术语，而古往今来附着于“利己主义”一词上的不道德现象也极易使缺乏伦理思想史常识的人对费尔巴哈的主张望文生义，产生误解，近来学界一些人就此发出的议论就有牛头马嘴之误。然而就费尔巴哈赋予它的特殊含义以及我国许多不乏道德感的人在现今价值震荡，出现道德“空场”之际所持的“为自己也为他人，以求利己利他的和谐”的生活态度而论，显然与专注于自我的自私，即通常理解的利己主义判然有别。从个人看，奉行这种态度的人尽可以表现出多种道德水平，但必须以不损人为底限，这便是费尔巴哈向人们提出的唯一道德要求：“不要作任何坏事”；或者是恩格斯在叙述共产主义移民区的经验时表达的同样看法：“德育只限于适用这样一条准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35页）。仅此道德底限就意味着与消极、自私的斗争。何况合理利己主义的要点在于强调自我感情与社会感情的协调，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的协调，必然要求更积极的人生态度，这使它决不限制和排斥更崇高的道德表现而具有兼容性和开放性。从社会角度看，合理利己主义欲求的利己利他之和谐，决非最近一些批评者说的是一种迎合人们现实道德状况的低标准。道德起源于人类对良好生活原则的探寻，由于人类个体与群体不可分割的联系，健康的道德提供给人们的行为准则应能既有利于个体的保存发展又有利于群体的保存发展，就是说，应能引导人们在群己之间、利己和利他之间建立一种最佳和谐，从而引导一种公正的关系。无论出发点是利己还是利他，合理利己主义并不悖于这一目标。其实，在考察一种道德观对社会的影响时不必太在乎奉行者的出发点是什么。我们不应忘了，在那个十分在乎人们行为的出发点、要求人人“斗私”的年代，不仅社会道德状况并不美妙，而且在这不美妙上还多了一种更糟的东西：普遍的伪善。倘若因合理利己主义有利己的出发点就否认它的存在价值，各行各业以诚实劳动谋求生活改善并为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作了贡献的人在道德上将得不到承认，道德将只是那些占人口极少数没有衣食之忧的人的专利和精神装潢。因此，尽管合理利己主义这个术语并不确当，但就其内涵而言，它的道德价值不应怀疑。如果进一步分析合理利己主义从70年代末以来在我国何以成为一种很具现实影响力支配力的道德观，更能证明这个结论绝非虚妄。
合理利己主义近10多年具有现实影响力，原因之一是人们追求幸福的愿望随着经济改革的到来和一些精神禁忌的破除而逐渐复苏。另一个或许更现实的原因，是社会公正的严重缺失和许多人道德沦丧的现状使个人的道德选择更加艰难。对于欲在缺乏正常的社会及道德秩序条件下既要维护自身利益又要持身以正、不随波逐流的人来说，合理利己主义体现了在群己、我他之间谋求公正、抗衡来自社会和他人的无理要求的愿望，同时又至少是一种洁身自好的选择。而那些一味要求个人利他、并不把公正与否的问题纳入视野的人是不考虑他人或群体对个人的要求是否合理的。至于洁身自好在他们看来是精神上的平庸和道德上的低姿态。然而如果诚实地面对现实，就应该承认，假如大多数人能洁身自好，会少却许多问题，而不至像现在许多人不得不为之的那样，把大量本应投入建设性活动的精力耗费于彼此算计和防范之中。如果诚实地面对现实，还应该承认，在我国现今道德状况下，洁身自好是需要相当的自律和努力才能达到的道德目标。
但审视一种道德观是否合理，除了看它本身是否具有道德价值，还要考虑有无普遍可行性，考虑它的践行对社会条件有何要求。
合理利己主义基于人有利己冲动这个普遍的人性事实，从我他两顾的方向对这种冲动加以引导而不是压抑或放纵，这就使它具有被人们广泛接受的基础。事实上，这种人生态度并不是在19世纪经费尔巴哈等思想家提倡才出现，它古已有之。古代拉比犹太教《父辈语录》中的著名箴言“假如我不为自己，谁会为我，假若我只为自己，我是什么”，表达的是相同的道德精神，即：既承认个人关心自己是正当的、必要的，但又要超出这种关心使人性升华。合理利己主义具有的不脱离人性实际的特征以及人们在历史上有过的道德经验证明它具有普遍可行性。顺便提一下，“粗陋的”、“公开的”利己主义同样古已有之。正如从来就有人自发地或自觉地遵奉诸如前一种人生态度而正直地生活一样，粗陋利己主义的败德恶行也从不缺少。一些“专家”、“学者”习惯性地把合理利己主义说成它的发展，并把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态度一古脑儿说成某一阶级的道德原则，实在是天大的误会。
一种道德原则有普遍可行性并不等于人们实际上都会自觉遵从它。无论组织得多么合理多么完善的社会都总会有一些在自己应尽的义务上持“逃票乘客”态度的人，也总会有破坏践踏必要共同生活准则的人，尤其在某些特殊历史时期，如社会转型期，这种情况会更严重。由于合理利己主义主张的我他两顾体现着人际关系上的公正，尽管社会状况不尽人意，甚至可能有许多社会成员道德水准低下，却并不对另一些人奉行我他两顾的态度构成难以克服的障碍。因此合理利己主义不要求有如实验室般的理想条件。而断然否定合理利己主义存在价值的人要求的“无私”作为个人给自己确立的道德标准固然崇高，但作为向全社会提出的道德要求却难免落空。原因首先在于，它要求了一种任何社会都满足不了的人人自觉奉行这个标准的实验室般的条件。在这种理想条件下，尽管人人都只利他人，但在人人利他的循环中，虽然每个人都不考虑自己，实际上其个人利益并不会被漠视侵损，因为自己不关照总有人关照。可是，且不说需要多么严密的社会控制和监督机构才能保证这种循环不被打破，严密控制又会销蚀掉多少创造性活力，而且对人性抱了多么不切实际的幻想。事实是，现实中有太多人囿于一己之利而缁铢必较，对他人、对公益则冷漠、麻木，更不用说还有为数不少借损人损公而肥己的败类，再加上社会还未形成能保护每个人正当权益的良性机制，倘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作为普遍的道德要求，一则因陈义过高而会使大多数人敬而远之，不具普遍可行性；二则于社会公正无所裨益，并且可能把道德变成一个专把道德上最优秀的人作为牺牲摆上献祭的祭坛，假如这些优秀者无缘被发现而树作典型的话。
写到这里，不能不提到两个耐人寻味的事实。其一，历史上那些持有宽容而开放的道德观、为个人对自身利益的关心争一席之地的思想家几乎都是突破了自我，灵魂负载着人类悲欢，关注着社会进步而堪称道德楷模的人，费尔巴哈是如此，合理利己主义在19世纪的另一重要倡导者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是如此。相反，竭力否定个人利益，一味要求人们克己、无我、自我牺牲的人中却常见这类人：他们不仅无须自己克己、无私，还可以挥舞着道德旌旗任意侵损他人，把别人作的牺牲装进自己口袋。其二，在大致相同的条件下，当社会倡导的道德平实、宽容而又不乏使人升华的内容时，社会道德状况往往较为健康清明；道德要求过于严苛之时却常常适得其反。对此，我国道德理念与道德现状的讽刺性反差便是佐证：苛刻的道德理念不给个人权益以必要地位，人们也就大多敷衍道德，甚至干脆不理睬道德。仿佛是报应，一味强调集体至上，却适得其反地导致个人对公共事务的疏远和冷淡；一味要求个人利他、利公，又适得其反地使实践上的极端利己主义与宣传中的大公无私如形影相随。这似乎应了一句古谚：“通向地狱的路是用善良意图铺砌成的”。我们在致力于道德重建时，应从中悟出点什么，那种以“天不出二日，民不奉二则”的心态否定包括合理利己主义在内的各种并非不健康的道德观之存在价值的人也应从中悟出点什么。

『捌』 为什么理性的人有时会遵守道德

因为理性的人是根据自己的原则去判断事物，不会因为别人的行为而影响自己的判断

『玖』 强调理性与道德的议论文题目

在西方伦理学发展史上，道德究竟是以理性还是以情感为基础，就此而言存在着针锋相对的两种立场。认定道德以理性为基础者，被统称为理性伦理派，以霍布斯、休谟的契约论伦理学为代表。认定道德以情感为基础者，被划归为情感伦理派，以叔本华的同情伦理为集中体现。而对理性的信仰则大体上支配了叔本华以前的西方哲学界。
一
在理性哲学家们看来，同情只属于原始的情感，并不能发挥什么重要的作用。柏拉图强调情感应受控于理性的引导。斯多葛派则因同情与理性的主导观念不符而对同情持否定的态度。在近代对理性的信仰又由于霍布斯开创的契约论伦理学而获得了新的逻辑支点。在霍布斯的启示下，人们相信可以通过对人性的理性洞察，运用理性设计制度的方式来避免由人性之恶所导致的冲突，最终使每个人的长远利益都得到保障。这就是说，人们完全可以通过对自身本性、自身利益和社会秩序之必要性的理性认知而成为一种（守法意义上的）道德公民，从而实现社会的安宁和国家的繁荣。“这样一种有关理性的力量及其与道德关系的乐观主义的见解，在启蒙了的同代人中获得了超出英国的巨大反响，并且影响到了现代的国家理念”①。近代哲学中的斯宾诺莎和法国唯物主义，也由于认定同情远离于理性论证而视其为无用的、甚至有害的。康德当然也不相信同情心对于行为主体的行为具有多大的驱动性力量。需要一提的是，尽管康德也属于理性伦理派，但他的理性道德与契约论代表的经典的理性道德差别巨大。
把道德奠立于理性之基础上的所谓理性伦理派的最经典、最有影响者，当数契约论伦理学。契约论伦理学的提出则要首先归功于近代的霍布斯。他设想了一种自然状态，由于该状态中没有道德规则，没有行为限制，人人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结果是大家相互伤害，谁也无法过好。为了避免这种结局，人们建构了道德规范，禁止所有的人互相欺骗、偷窃、伤害和残杀。虽然这些道德规范对每个人的自由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但一种安定的社会生活却由此得到了保障。“当我们设想，个体遵守其规则，则他们虽不能达到完全没有冲突地相处（这一点由于资源缺乏而被排除），但他们却拥有可能，和平地调节其冲突并以此方式平衡地享受其劳动成果”②。可见，在霍布斯这里，道德起源于维护人们的基本利益免受他人的侵害，“道德的决定性的理由在于，避免恶行和损害”③，“人们应当道德，因为否则的话别人就会受到伤害”④。于是，在为何要道德或者道德究竟起源于何种理由这一问题上，霍布斯给出了维护利益免受侵害的解答，也就是说，禁止伤害构成了所谓霍布斯式的答案。霍布斯的观点非常鲜明：“就基本道德而言，出于对他人的好处而行动并非首要是指，做对他有用之事，而是放弃损害他人之事”⑤。拜耶茨（Kurt Bayertz）认为，霍布斯式的答案集中体现了道德这个词的狭窄含义。“这个词的狭义便是指对人类起源发生学意义上的伤害的禁止。许多人会觉得这一点不够。但在一种后宗教的、后形而上学的、多元的世界里，我们无法针对每位主体令人信服地论证，为何应借由道德这一词宽泛的意义来限制其行为自由”⑥。
与霍布斯认定道德起源于维护人们的基本利益免受他人的侵害的解答不同，在契约论伦理学内部，还有休谟式的有关为何要道德这一问题的答案。休谟认定道德起源于对人们的基本利益的增进，而并非是像霍布斯所理解的那样仅仅在于对伤害的禁止。这种对基本利益的增进是通过相互的理性的社会合作得以实现的。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每个人从本性上讲都生活在一个集体之中”⑦，休谟也认为，“一种完全的孤独性或许是能够给予我们的最严重的惩罚”⑧。但是，即便是对集体的需求属于人的本性，我们仍然需要一个与之独立的理由，来说明社会合作对人类的益处。其实这种理由不胜枚举。“因为显而易见的是合作性的联合对于为生存的抗争构成了一种优势：联合使共同防御外在的危险成为可能，并且通过劳动分工的可能性给所有参与者带来益处”⑨。休谟特别强调社会合作在对基本利益的增进上发挥的作用，在他看来，“人类个体拥有仅靠自己力量所无法实现的需求。通过相互的合作他们可以共同创造他们所需的、作为单个者却无法生产的产品”⑩。休谟的例子是两位农民收粮，两人都难以独立完成收割自己的。于是便合作，第一天共同收一个人的，第二天共同收另一个人的。这个合作过程顺利完成的前提，是守约。“如果潜在的合作方没有情感上的联系，则他们便需要有一种特殊的理由，来相互信任并基于此而能够依时而合作”11。这个特殊的理由，就是守约。因而体现在守约上的道德是社会合作的基础与前提。没有道德就没有合作。一般而言，社会合作能够给与合作双方带来从独自而为中无法获得的好处。但是，合作的各方也会担心，如果对方不讲道德，则自己的合作行为便意味着吃亏受损。这种情况特别体现在一次性的合作经历。当然，如果从长期来看，从重复的合作活动的角度来看，则道德“生存”的几率就会大大增加。“因为如果合作伙伴是同一个人且合作是重复进行的，如果参与者数量众多，则可能的合作赢利就明显增大，从长期来看会胜于损失的风险”12。《合作的进化》一书的作者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也持同样的观点，“当尽可能多的回合得到博弈，并且这一组人马相互间实施了足够量的互动，在这种条件下，阿克塞尔罗德认为，我们就可以确信，合作在一个没有中心统治总部的情况下才能够在一个自私主义者的世界里出现”13。总之，只要合作是重复性的，只要参与者数量众多，则合作还是肯定会有利于当事人自身利益的增进，即便是他无法排除遇到无道德者的风险。而合作所带来的利益，又定能使无道德者发现自己原先的行为得不偿失，他或许可以从一次不合作中获利，但无法持续。“一位毫无顾忌的自利主义者，全然不顾他人的利益，仅仅并且是任何时候都追逐己利，这样在特定条件下就会抽空他自己的基础。成功的自利行为，顾及到其他参与者的利益，考虑到利益的均衡，即便这有时需要做出放弃，或者有时甚至会给自己带来损失”14。道德意味着自己无法为所欲为，意味着对自己自由的某种限制，但聪明者知道，“这种损失会通过好处得到远比补偿更多的东西，这好处来自于合作和有着可能结果的劳动分工”15。因此道德最终是有利的，这源于以道德为前提的合作能够给所有的人带来益处。 当然，这种道德的实质在于利益的相互性、对等性、平衡性，而不是自我牺牲式的利他。荷兰哲学家布思克斯（Chris Buskes）指出：“相互的利他主义意味着，某个人在某个时候为另一人付出精力和注意力，并期待着某个时候会有一种对此的回报”16。这种回报并非总是直接发生，“这种回报不一定直接回馈给我们，更不是以现金的形式还给我们。它的存在方式之一在于，我们在一个社会组织中的地位，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威望提高了，如果我们显示出乐于助人的话”17。总而言之，道德在于利益的相互性、对等性和平衡性，道德既要克服极端自利，也要避免极端利他。“道德行为最好的论证是相互性原则”18，道德对于所有的人都应是物有所得。而人的这种体现在互助互利上的道德性，也是一个群体、一个社会得以持存的基本前提。“一种社会只有当其成员至少是在某种最低程度上相互合作，才能中期直至长期得以维持。借此互助或相互的利他主义原则便凸显出来了”19。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在契约论伦理学的内部，针对有关人们为何要道德，或者道德起源于何种考量这一问题存在着两种解答方式。如果说霍布斯式的解答所展示的是道德的消极性的益处，即保护个体不受他人的伤害，那么就可以说休谟式的解答所强调的则是道德的积极性的益处，即道德的存在能够使个体获得好处。这两种解答方式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处于相互补充的关系。霍布斯和休谟的“两种论据均表明，一种道德存在和对道德的遵守原则上对于大家都有好处”20。道德构成了社会成员正常的共同生活的基本前提。
值得指出的是，霍布斯和休谟的两种解答或两种论据的共同点就在于正确理解并处理了道德与利益的关系。一方面，他们都不否认人们对正当利益的追求和主张，不否认“每个人都拥有权利，毫无良心顾忌地主张其利益和伸张其需求”21。这样也就完全排除了道德与绝对利他主义之间的必然关系。另一方面，他们也认为，“由于我们自己的安康从本质上取决于我们如何对待他人，故较为合宜的便是合作以及顾及他人的希冀和需求”22。塞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早就指出：“只想到自己并且逐利无所不用其极的人，决不可能过一种伦理上负责任的生活。如果你想为自己而活，就必须为他人而活”23。而道德便在于因他人之故而对自己过度的逐利活动做出限制。美国法学家霍尔姆斯（Oliver Wendel Holmes）的比喻非常形象：“挥舞我拳头的权利止于他人鼻子的边上”24。这就是说，我的确拥有为所欲为的权利，但该权利的边界在于不得伤及他人。这样也就完全排除了道德与绝对利己主义之间的任何关系。这也就是说，绝对利他主义与绝对利己主义都是道德所拒斥的，道德容纳和包含了正当利己与顾及他人这两个因素，“道德不是要说，你如果为自己着想便是个坏人，而是说，你如果只为自己着想便是个坏人”25。
由于道德容纳和包含了正当利己与顾及他人这两个因素，既认可善待他人，亦认可善待自己，因而它也就体现了一种不偏激、不过分、合宜、适度和均衡的理性的态度。一句话，道德是合乎理性的。这样一来就涉及到道德与理性的关系问题。所谓“理性是这样一种能力，使我们能够论证、推理，追循抽象的思路，辨别真假”26。理性意味着人们是出于理由来评价、判断和行动。拥有理性者能够正确面对其情感冲动、生物本能、盲目意志，能够在拉开距离的前提下对它们进行审思、检视、评价和必要的约束控制。诉诸理性者善于依据理由进行反思和权衡：“我所乐意的东西对我真的是有利的？对他人是有利的？在道德上真的是正确的？对自身意志做出评价的能力，被人们称为自主的理性。……我们并非总是和无条件地听从我们意志的提示。我们必须在我们自己面前对这种意志……进行辩护”27。简言之，基于理性就意味着得到理由的辩护或论证。由于正当利己与顾及他人都可以得到理由的辩护，故理性就意味着对极端自利与极端利他的否定，意味着一种合宜的、避免极端的，在自利与他利之间、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进行调节并使之保持平衡的处事态度。这样，善于理性思维者就能够认清其利益的内在关联，能够在决断时顾及到其行为的长远后果，必要时放弃对其需求的短期的、即刻的满足，从而更快、更好、更便捷地实现自身的总体目标。从道德和理性均合乎人们的总体利益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就可以说：“伦理上的善等同于对于一个人从长远来看……何为理性的东西”28。一句话，道德的就是理性的。
二
在西方思想史上，对以同情为核心的情感在伦理学中的作用持认同立场者虽不众多，但也还是存在的。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家把仁慈和近爱看成是核心的德性，而同情则属于这种德性，故同情是作为德性论的内容得到研究的。卢梭相信同情为人际间的一种基础性的、前理性的约束性力量。休谟对同情的认可是建立在其情感主义理论的基础上的。他认定“所有的人类行为归根到底都是奠立于痛苦和快乐之基础上的。四种感觉……构成了对我们自己和对其他人做出全部积极和消极评价的底蕴：自豪和羞耻、喜欢和厌恶。于是，休谟便这样地阐发出其情感主义的核心论断：‘道德与其说是一种判断之事，不如说是一种感觉之事’：能够引发自豪或喜欢的事情，我们就会争取，能够导致羞耻或厌恶的事情，我们就会努力避免”29。当然，同情伦理的最大代表则首推叔本华。叔本华是霍布斯最激烈的反对者，他否认人的认知能力与道德素质之间的关联性，认为人的头脑可以更清醒，但并不妨碍心灵仍然依旧。他也不满足于康德只讲义务的道德理论的空泛性，认为康德只是说出了我们应当道德地行动，但没有讲清楚为何应当道德地行动。叔本华就是要为道德行为给出一个清晰明确的理由，他的答案是：道德真正的驱动力是人的同情感。与不相信情感的理性主义哲学传统（如柏拉图、斯宾诺莎和康德）完全不同，叔本华认定并非人的理性，而是人的同情、移情的能力才构成了道德的唯一基础，这种能力才是唯一真实的道德动力。在他看来，所谓同情就是对他人痛苦直接的感同身受，换言之，同情是一种将他人的存在与感受视为自身的感受的细腻的道德情感，“它是一种对他人受苦的有感触并且不能无所谓之态度的一般的表达”30。同情意味着设身处地地为他人（也包括动物）着想的能力，“在对异在的痛苦的同情中，我们与其换位思考，并且‘在其命运中’观察到‘整个人类的命运，随即首先是我们自己的命运’”31。通过这种对命运的反思，我们便虚拟地“将自己设置在被我们的行为所关涉到的其他个体的位置上，我们就能够也必须明了自己的道德义务，我们设问：这些行为的后果对于他们是否是可接受的”32。叔本华从同情中引导出他的两个德性定理：“不伤害任何人；尽可能帮助所有的人”。这是每种道德的简洁的表述。这样，叔本华便通过同情，将他人的痛苦直接转变成为我的行动的动机，从而清晰地展示了同情伦理所要表达的同情感对道德行为的驱动作用。叔本华之后，霍克海默尔把同情理解为是对他人尊严予以尊重的一种具体的表达。“在作为以团结为活动内容的同情中，个体能够在痛苦着的他人中认识自己”33。20世纪上半叶，在元伦理学领域，把伦理陈述仅仅视为情感表达的假定达到了一个高潮。 毫无疑问，作为道德情感的同情非常重要，它是一种自然的缘于人类本身的相似性的对他人痛苦的感同身受以及由此而激发的对驰援的准备与心愿，因而构成了人的道德行为的一种不容忽视的动机，是伦理道德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武克提茨（Franz M.Wuketits）指出：“即便是在一个大众社会里人们也应当期待一种最低限度的关怀之存在，为什么？因为我们……具备同情、移情的能力”34。也就是说，即便是在匿名的大众社会里，“也根植着某种情感的结构”35。在一般的环境下，良心的不安与对他人痛苦的感同身受的的确确都能够使我们自觉远离违规和缺德的行为。而良心、同情感的树立有待于在家庭、学校及工作岗位长期的教育与熏陶，才有可能从一种偶发的情感冲动成长为一种稳固的心理定势、坚定的价值取向和自明的道德直觉。
但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如果像叔本华那样，把同情视为道德的唯一基础而排除了其他，则也就有些偏激了。关于这一点，如果我们回忆和检视一下思想史上出现的对同情伦理的三大驳斥理由，就可以看得更为清晰。
第一个理由来自于理性主义对情感之缺陷的最经典的批评，即同情作为情感不仅在人际间是各异的，是一种难以度量的、测不准的值，而且即便是对于同一主体而言，它也是不确定的、任意的、主观的、与情境相关涉的；同情感充满了偶然性与随机性，难以经受一种主体间可以理解的批判性的审视，故在理性主义的哲学传统中，无法轻易得到认可。赫斯特指出，属于情感之列的“良心作为道德正确行为的尺度是不可信的，它会失误”36。罗素甚至提醒人们良心可以命令我们犯下最恶劣的罪行。可见，尽管同情心对某些道德行为具有驱动性的功能，但这种功能缺乏坚实性。“没有哪样强烈的情感……可以要求有一种道德规范那样的约束性”37，“而道德规范要求有一种普遍的适用性”38，每一个人，不论是何种人，不论有何好恶，均必须遵循之。而情感却提供不了这样一种稳定一致的有效性，故同情作为情感无法替代对道德行为的理性反思，无法为一种经过理性的审视与验证的、对所有的人均平等适用的普世性的道德及其约束力提供一种牢靠稳定的论证。康德尽管承认同情之感的美好，但同时也批评这一“良性的激情”是软弱的并且在任何时候都是盲目的，在他看来，“同情不是道德行为确定的理由”39。
第二个理由在于作为情感的同情的覆盖面是有局限性的。休谟尽管强调同情作为人性的一部分构成了人的行为的强大动力，但他也承认同情的适用性仅局限于近亲。的确，我们的道德同情之感，是像一块击入水面的石头所激起的涟漪那样，沿着由内到外、由近及远的轨迹辐射的。基于人类在进化中发展出来的生物性和情感性的基本结构，我们不可能对所有的人施予同等的同情，“我们对亲近于我们的人的评价，不同于对陌生人，这是一种天然的本能”40。拥有同情感的同一个人对于不同的对象只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同情：“良心不懂得平等。……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妻子、自己的亲戚和朋友不可能不获得比他人更大的重要性。我们如果不是这样，从火中救出别人的孩子而不是自己的，则我们以后就会遭受到无法忍受的良心折磨”41。这个例子说明同情感的由近及远性是一种正常的、可以理解的现象。但是，如果换一种场景，同情伦理的局限性和有害性就明显呈现出来了。据一项全球性的关于道德的思想实验的调查，当问到是否可以用一个无辜的大胖子来堵路以阻挡压过来的电车，从而挽救轨道上五条人命时，四分之三的回答是可以，因为五条人命大于一条。但若问到，如果是用您自己的孩子来堵路呢？结果是无人同意。可见，我们的主观道德情感与普遍的理性道德之间，具有着难以低估的巨大区别。道德情感有时无法体现正确，“尽管我们或许都有这样的理性的洞见，即每个人的生命原则上都是等价的，但这只是原则上而言。事实上我们对亲近于我们的人命与并非如此的人命做出了巨大的区分”42。这个事例清楚说明了情感判断的局限性和不可靠性，绝对难以成为道德的唯一的确定基础。
第三个理由在于，同情表现了强者对弱者的非对等关系，不符合道德公正的对等性要求。我们知道，同情所展现的是一种强势的同情者与弱势的被同情者之间不对等的关系与态势，其着眼点在于单方面的强者情感的驱动力，它所提升的可能是同情者在与他人关系中的势力与威严，它所贬低和鄙视的可能是受苦受难的被同情者的尊严，在这里无法体现道德对人际间对等权利与义务的要求。而“从概念上讲道德是一种相互要求的宇宙”43。仅就这一点而言，尽管同情在伦理道德中具有一种重要的价值地位，“但同情……不能成为道德的基础，……因为如果那样的话相互的要求便不再属于道德了”44。另外，在现代社会，对于弱者而言最关键的在于权利与正义的伸张，而非仅仅在于对同情与关护的乞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尼采激烈地批评以同情、近爱为核心的犹太-基督教道德是由神甫煽动的奴隶道德，它所体现的只是弱者的怨恨以及神甫对他人统治的兴趣。这样一来，同情便意味着强化而非减弱世间的苦难，“因为同情与一种积极的生活感觉的强化正相反对，恰恰由此而使得消除世间的痛苦变得困难”45。所以尼采自己鼓吹一种自我肯定、抬升生命的英雄道德。
当然，历史上出现的对同情伦理的所有抨击并不能起到完全颠覆同情在伦理道德中的地位的效果。因为“同情是一种力量，一种现存的倾向，它们能够在具体的人性的和社会的关系与关联中得到实现”46。而有关道德究竟是以理性还是以情感为基础的争论，即便是到了今天也没有停歇。“我们是否依据理由来决断，抑或是依照与此相系的情感的强大来决断，这是一个我们永无能准确回答的问题。理由是明显的：我们的意识本身就无法清楚地区分情感与思想”47。这表明，直觉、感觉与理性在我们的道德决断中是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的因素。“道德感觉保障了个体的连续性，它在大部分日常生活中构成了复杂决断的唯一安全的基础”48。这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大多是听从我们迅捷的道德灵感。我们依照同情或反感做出的判断远快于按照道德准则”49。但当感觉与感觉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当决断单方面地倒向某些感觉而忽视了其他感觉的时候，当在复杂的社会情境面前要求我们做出巨大抉择之时，我们就需要诉诸理性的引导，需要借由理性来对感觉间的冲突进行化解和调节，需要通过对理据的审视、辩驳、反思和权衡来做出明智的道德决断。由此可见，情感与理性在伦理道德中从根本上说并不是对立的，情感为理性决断提供了养料并构成了助力。 结束语
道德究竟是以理性还是以情感为基础，是伦理学的一个基础性问题，也是伦理学家必须关注和回答的问题。伦理学家要从人类几千年以来的思想宝库中汲取已经、正在并且应当左右我们生活的精神养料，对之进行分析阐释，说明尽管这个世界业已高度发展并变得无比复杂，但人类仍然要有道德的导引。接着，伦理学家要从学理上论证人们遵守道德规范的缘由，说明人之所以需要守德，与人既是由理性驱动，也是由情感引导的特性相关，进而从理性合作和情感驱动两个方面来厘清人类服从道德要求的动力机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伦理学家本身便是人们应当学习和效仿的道德权威。伦理学家的优势更多是在于，具备伦理学领域的专业知识，了解基本的道德价值与原则以及像自主性、人的尊严这样的伦理学核心理念的意义，善于明晰概念、辨识问题、逻辑思维、理性论证。其作用一方面类似于一个过滤器，在伦理论证中依靠理性的标准和武器来铲除混乱的、矛盾的、不合逻辑和难以说明的论据及立场。另一方面像一只罗盘，对于具体事态的是非判断、情境的道德维度的把握以及有关重大的伦理问题的决断，提供一种普遍的道德标准和致思路径，就像“罗盘并非直接标示正确的道路，而是指出了正确道路如何得以获知”50那样。伦理学家能够对不同场景中的道德行为做出论证，辨析典型事例中伦理因素的构造，帮助人们在复杂的事态中确立一个正确的前行方位，但对道德意识的呼吁和召唤，并不能直接导致对象的行为的贯彻落实，因为这最终取决于行动者自己的自由抉择。“然而就像罗盘只是帮助其使用者找到正确的道路，而无法强迫其真的去走这条正确认识到的道路那样，伦理学只是引导行为者以道德的方式来确定其意志，而无法强迫其真的去实施道德上得以认知的行为”51。因为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主人，为此他就必须运用自身的判断力，来决定是否接受伦理学家的建议，来对自己应当走的道路做出选择，并最终为此而承担应有的责任。这尽管对于社会意味着道德安稳感的丧失，对于个体意味着抉择风险的出现，但同时却又体现了人的从咎由自取的不成熟状态的最终摆脱，体现了人类运用自身理智的巨大勇气，体现了自由选择这一启蒙运动所推崇的最高价值。

『拾』 理性能保证人的道德吗

不一定！
道德跟理性的范畴是不一样的。理性是具有的依据所掌握的知识和法则进行各种活动的意志和能力，理性是一种意志，不被感性所主宰，在特殊情况下仍能保持自己的理性观点。道德是以文明为方向,以礼义廉耻忠孝节悌为核心内容的一种社会主流价值观下的非强制性约束法则。
简单来说，道德是社会正常的价值观所引导的，理性是个人的理智所引导的，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三观和个性，不同的人在理性引导下做出来的决定也是不同的。假如一个人的三观不正，你还能指望他在理性情况下做出的行为是道德的吗？
(以上纯属个人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