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志刚法学

1. 如何衡量一个社会是否法治

“改革开放30多年了，我们的法治社会建立起来了吗？”贺卫方用了近一个小时来集中分析了在当下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急剧转型过程中，中国法治建设面临的困境和前进路径。他从“孙志刚事件”说起，深入分析最近发生的重庆相关事件等等当前中国社会各类具体问题，诸如不同法律法规之间相互打架、司法程序正义被严重轻视、司法权威相对卑微脆弱，民意舆论干扰司法等问题，表达了一个有强烈责任感的法学家对建设法治国家的深深忧虑。“孙志刚因为收容遣送制度而死了这么多年，但我们国家至今还不能建立起审查违宪法律的制度。只有建立起违宪审查制度，才能让法律之间不出现相互打架。”
中国如何建设法治社会？贺卫方以轻松幽默的词语介绍了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如英国、日本、德国和美国的宪政制度。如英国首相的办公地点设在唐宁街10号这个不起眼的小门之内，英国和日本的君主均以不干涉政治而享受尊崇，美国最高法院一直由9位年老的男人控制……在形象生动地描述西方法治国家这些特殊法治建设的同时，贺卫方也阐述了这些特殊制度背后的法治国家理念。
贺卫方认为，法治建设的关键是，宪法是一个国家根本大法，任何其它法律法规都不能违反宪法；任何权力都应该纳入法律的管束之内，政府的所有权力都应该受到有效的限制；国家的公共权力应该是相互独立并相互制衡的，既要有横向的分权，也要有纵向的分权；法律的权威与民主紧密联系，法律没有权威正是因为没有民主。
他认为，尽管中国的法治道路艰难坎坷，但是他坚信，民主与法治的进程正在加快，法治一定会在中国实现，“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大家一定要有耐性”。他呼吁广大学子和法律工作者应坚定法治信念，为推进中国法治进程贡献自己的力量。

2. 法律共同体的基本信息

现代化是我们经常谈起的论题,它有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是发达的市场经济,一个是民主政治,二者背后共同的东西是社会的法治化。市场经济使社会劳动分工日益细密,社会关系日趋复杂,要求社会基本生活形式的秩序性与组织性,法律制度的重要性因之突显,法律职业的专业化亦形成趋势,专业化导致职业特色并形成群体聚合,法律职业群体——法律共同体——随之浮出水面。民主政治需要个人和组织的独立与自治,以型构社会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作为制度性的保证和制约,法律部门的独立、法律人的独立、从而法律共同体的独立且自治当属必然。所以,现代化需要法治,而社会的法治化要看法律共同体的情形会是怎样。
新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公众意见时时敲撞着法院的大门。从孙志刚案件、黄静案件、刘涌案件、邓玉娇案件到李庄案件，我们都能看到公众意见对司法判决强烈的影响。那个对法律一脸茫然的秋菊，已经不能代表公众的意象；现在的秋菊，不但要为自己争辩权利，也要为他人讨要说法。
然而，法学界对于应当如何对待公众意见是有分歧的。总体而言，法学界对公众意见持抵触态度，认为公众意见不应当作为判决的考虑因素，而应依照法律，即按照专家所认为的法律来判决，而不是公众认为的法律来判决。在我们的法学理论中，公众意见基本上没有存在余地。尤其是在课堂上，老师是怎样讲述的、学界通说是怎样的，对学生来说法律就是怎样的。法院提出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说法，在法学界引起了争议。尤其是现任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表态，“判不判死刑除了依据法律和社会治安的总体形势，还要看人民群众的感觉”、“刑事司法政策应该随着社会变化、民生需求做适时的调整”。这些都引来很大的争议。
在法律学者中，也有一些关注公众意见的。北大朱苏力教授在评析刘涌案时说，“一个社会的法律的全部的合法性最终必须而且只能基于这个社会的认可，而不是任何外国的做法或抽象的原则。”苏力教授的此番话对于法律人的自我满足、自我陶醉是一记当头棒喝，但同时其留下的疑问也是巨大的。正如中国政法大学萧瀚指出的，如果在刘涌判不判死刑这样的问题上，老百姓说杀就杀，那我们二十年来法律的进步还有什么意义。当然还有一些学者相对中肯地分析和评价公众意见。比如顾培东教授以许霆案为例提出，公众意见有些是有道理的，应当接受，有些是偏失的，不应当接受。可是这种观点仍然带有强烈的精英主义色彩，由谁来判断公众意见是否偏失？还是专家吗？
因此，在我们的法学研究里，似乎还没有找到对待公众意见稳定的实践立场和良好的理论框架。我的工作就是在此问题上提出自己的解释。我的基本立场是：专家、大众和领导组成了当代中国的法律共同体；法律共同体的共识对法律选择构成限制，并为司法判断提供了合法性；法官在具体案件中不能放弃独立判断和理性说服的义务，但有必要关注、考量和回应法律共同体已经形成的普遍共识。 在构建“法律共同体的共识”这一基本概念后，让我们把目光集中在法律界较少关注的公众身上，观察公众意见对司法判决的影响。我曾经爬梳过最近十几年来中国公众强烈关注的三、四十个案件。这里给大家汇报三个问题：第一，公众关注的案件是什么；第二，公众的理解和表达；第三，公众意见的效果。
第一问题，公众关注的案件是什么？按照法律通常的分类，即民事、刑事、行政、经济等分类的话，公众最关注的是刑事案件，尤其是判不判刑、判不判死刑。这种案件往往引起公众意见井喷式的爆发。其次是民事案件，比如泸州的“二奶继承案”。也有少量的行政案件引起大家关注，比如四川夹江“造假者”状告打假“打假者”案，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北京的杜宝良105次违章被处以10500元处罚案等。一个显著的现象是，双方都是企业的经济案件很少引起大家的关注。
需要讨论的是什么因素使得这些案件得到关注。这里面往往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是公众真切的关怀与离奇的案情、煽情的报道相结合，使这些案件极易吸引公众的眼球。首先，由于社会上对特权阶层的痛恨，使得特权阶层的违法犯罪案件容易进入人们的视野。例如，公安局政委张金柱酒后驾车致人死伤后舆论哗然，就是一例。底层的修脚女邓玉娇捅死镇招商办主任的案件，在媒体甫一公布，就被塑造成弱女子反抗贪官的当代传奇故事。其次，贫富差距的问题也容易引起大家关注。黑龙江宝马撞人案，媒体报道也很煽情：一边是满载大葱的农用四轮车，一边是车牌号为6666的宝马车，一边是肇事者亲戚怀抱中华烟、冷漠地站在路旁，一边是农妇穿着棉衣、蜷缩在地上的尸体。再加上宝马车驾驶员为黑龙江政协主席韩桂芝儿媳妇的谣传，更加激发了公众的道德感。再次，好人和坏人的区别也易引起大家关注。南京的彭宇案，本来是普通的侵权案件，事实很简单：老太太在公交车旁边走，被车上下来的彭宇撞倒，彭宇是第一个从车上下来的，去扶老太太，送她去医院。法院因此认定彭宇是致害者。判决公布后舆论沸腾，纷纷表示以后“雷锋”做不得。在这样的案件中，彭宇就被塑造成乐于助人的“好人”，被撞的老太太成为“坏人”，甚至被认为是碰瓷的。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似乎与法律无关的元素却往往使得案件受到关注。孙志刚案件前，收容遣送站里每年都会死很多人，孙志刚只是其中一个。媒体常说大学生孙志刚，其实孙志刚既不是在读大学生，也不是大学毕业生，只是一个技校的结业生。但是，“大学生”身份是对收容遣送最好的控诉，也因此吸引了眼球。湖南的黄静案，《潇湘晨报》是第一家报道的，新闻标题是“湖南21岁漂亮女教师一丝不挂死在学校宿舍”。性、暴力、司法不公等好莱坞电影的元素集中到一起，让公众的好奇心和正义感迸发。我讲这些并不是为了说公众关注是盲目的，与法律和正义无关，而是说案件引起人们的关注是有偶然性的。
第二，公众的了解的信息是否准确，表达是否理性？我不太乐观。此处的理性不是指公众的意见在专家看来是否正确，而是公众是否能够意识到自己对事实的了解可能是不全面的、不准确的，是否意识到反对意见的存在。只有能意识到这些，公众的讨论才是理性的。但正像从网络上看到的那样，许多网民并不是那么理性。比如，当我们几个学者呼吁为邱兴华做精神鉴定时，有人写道，把这五个“法官”也做一下精神鉴定好了。他们甚至还没搞清楚我们是谁，就发帖如此呼吁。
第三，公众意见的效果怎么样？公众意见在什么时候起作用，并通过何种渠道影响法院？我归结为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问题的性质，如果问题涉及政治敏感性问题，那在现阶段就无从谈起。如果该问题仅为事实问题，公众意见可以督促法院和其他司法机关去查找事实，但公众意见显然不能改变事实。比如黑龙江的宝马撞人案，有人认为肇事者是高官亲戚，但事实并非如此；有人认为是故意撞的，该问题也是可以查清的。在事实问题上，法院对公众意见有一定的抵御能力。公众意见对法律问题作用是比较明显的，特别是对于判不判刑和判不判死刑有比较重大的影响。公众意见对赔偿的数额也有很大的影响，不管是孙志刚、佘祥林还是最近的赵作海案件，他们的亲属或本人都得到了远远多于国家赔偿法规定数额的赔偿款。如果没有全国公众的关注和同情，这绝无可能。第二个因素是公众意见的强弱，即公众意见的效果还取决于公众意见的强烈程度。如果某个案件引起全国公众强烈意见井喷式的爆发，问题往往得到解决，而如果公众意见是散淡的、“闷烧”的，往往不会起太大的作用。第三个因素是公众意见与专家意见的一致性。如果公众意见内部一致，与专家意见又一致，那么案件基本上就顺着大家的意见发展。如果公众意见内容发生分化，公众意见与专家意见不一致，问题就很难说。我观察的结果是，如果公众意见足够强烈，多数时候会战胜专家的意见。领导一般不轻易表达自己的观点，但当公众意见与专家意见存在明显分歧时，他们可能扮演仲裁者的角色。
公众意见通过何种渠道影响法院？我不清楚法院或法官在审理案件时是否会刻意去关注：如果该案件引起全国关注的话，将会怎样？我猜想不会。但是在已经引起公众强烈反响的案件中，法院的判决往往明显受公众意见的影响。影响的途径是：公众意见影响领导，领导批示影响法院。这点也显示法官对公众意见或潜在的公众意见缺乏有意识的关注，比较被动。

3. 为什么孙志刚是中国违宪审查第一案,宪政意义500字

宪法意识 公权意识 公民意识——网上透视孙志刚案件的意义
(2003-06-16 13:27:02)
“宪法所规定的条文，有些是有名无实，有些被破坏而没有受到制止……第89条规定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经法院决定或检察院批准不得逮捕……这一条文完全被破坏了。”
上面的这几句批评，也是从网上寻得的，要推断它指陈的现实例子，今天的读者，或更确切地说，是2003年6月的读者，只要对国内的时事稍有关心，十有八九会认为这是针对刚刚在广州通过了司法判决的孙志刚案件。然而实际上并不是。这几句关于宪法被破坏的批评出自46年前的6月，是一位新闻界前辈在那场后来被堂而皇之地称为“引蛇出洞”的“阳谋”的“反右”运动中的一次发言，这段发言被公开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当然日后便成为坐实其“右派”罪名的铁证之一。
之所以要旧事重提，是因为痛感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历史的国度争取进入民主宪政的艰难。46年间中国社会经历的动荡变革不可谓不多、不剧烈，其进步与发展也不可谓不迅猛，但在这一点上，从整体国民意识层面上讲，却并不见有多少根本性的变化，由此认识到中国要走上真正的宪政、真正的法制国家之路，还需要全国从上到下的各个方面作出长期的、目标明确的、决不妥协的艰苦努力。
胡锦涛同志就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之初就专门就宪法问题发表讲话，强调“必须坚持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在全社会进一步树立宪法意识和宪法权威，切实保证宪法的贯彻实施，充分发挥宪法对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促进和保障作用”，这样的语重心长的警语，对于仍处于大变革时期、要继续向更进步发达的社会迈进的中国来说，确实十分及时和必要。
孙志刚案件从发生到被揭露直至今日的得以进入法律程序，包括网络在内的媒体的关注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众多网友的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对形成舆论监督的力量，促成事件求得法律公正的解决，更显示了虚拟社会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和作用。孙志刚案件实际上是长期的社会积弊激发出来的结果，并且仅仅是一个初步的结果。它反映出来的问题是涉及国家和社会安定根本的最严重的问题。首先是当前中国社会对宪政体制的一些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概念认识不清，因此也就不具备起码的现代法制意识。如“宪法意识”、“公权意识”，特别是“公民意识”。目前各网站仍然在就此展开深入讨论，从专家、学者到打工者都在发表自己的声音。如果能够通过对孙志刚案件的讨论，使政府相关机构，使国民对法制国家的一些重要的基本观念有所认识，这将是孙志刚的生命所能求得的最大的价值。
■ 宪法必须有“根本大法”的地位
网上的文章有很多是围绕这一案件体现出的“违宪”问题展开探讨的。在我们这个实行民主宪政五十余年的国家里，在许多官员和普通百姓脑子里至今还没有形成明确的宪法意识，根本不懂或说事实上根本不认可“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这一至关重要的道理和法理。于是，种种违法行为的发生，首先竟在于某些部门越权或违宪“立法”，许多所谓的“执法行为”实际上是在借法律之名行违法之实。搜狐网报道，北京大学法学院王磊教授认为，“现在存在宪法虚置的状况，很多人不知道宪法有什么用，因为现实中有大量的法律、地方的规章、单位的红头文件，所以越到下面宪法就越没有了声音。基于这个现实，应该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法律、法规、规章、红头文件决不能违宪。这就意味着要有一个违宪审查制度。”宪法的“根本大法”的地位不真正确立，中国的法制就是一句空话。
■公权不能被滥用
在网上被大家极为愤恨地痛加抨击的另一个问题是，目前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公权滥用的现象，特别是像孙志刚事件这样的涉及公安暴力的公权滥用，令人深恶痛绝。一部宪法，最根本的就是在讲权力和责任、义务———国家的和公民的。相对于个人，国家当然是一种强势的存在，但是从法律的角度讲，两者之间依然是平等的。这个平等的含义是，政府也好，个人也好，都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政或做事。公权的使用无疑也是有着明确且严格的法律限制的。但在有着长期封建历史的我国，至今许多政府官员和行政人员只懂得权力，不懂得或是根本无视法律的限制，更不把百姓放在公民的地位上平等对待，由此，公民的权益被侵害就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孙志刚被收容后，其友人持其身份证与警察交涉，要求放人，却遭拒绝，就是警方滥用公权的明证。我们屡屡有闻的“处女嫖娼案”、“夫妻看黄碟”等等事件也是这种公权滥用的后果。在搜狐网上，国家行政学院杜钢建教授对此发表了这样的看法，“过去我们对政府的权力究竟有多大探讨来探讨去，一直没有弄清楚什么是它的权力底线。我们现在必须纠正一些不正确的观念。孙志刚事件应成为促使政府、社会上下思考如何加强人权教育的一个契机。要从制度创新、机制创新、体制创新方面，真正把尊重人权这个意识在全社会牢牢地树立起来。由于有各种不规范的法规法令支持，我们的不少单

4. 当年一个大学生在看守所被打死是谁

是 孙志刚

5. 孙志刚事件体现的法理学

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与法律发生冲突，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行政法规冲突的部分无效

6. 我国矿产资源法律改革导论

魏铁军

（中国土地矿产法律事务中心，北京，100812）

一、引言

2002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矿产资源法执法检查报告提出，要尽快修订矿产资源法。按照我国立法工作惯例和政府法定职责，矿产资源法修订的调研、论证和起草的工作任务自然落到国土资源部头上。

2003年6月，“非典”刚过，国土资源部“两法”修改工作领导小组正式成立，下设“两法”办公室，负责土地管理法和矿产资源法修改的日常工作。截至目前，“两法”办共召开各类座谈论证会近80个，听取了2000多人次的意见，收到各方面书面修改意见建议100多份，形成了8份调研报告，包括2004年底向国务院办公厅领导提交的综合性材料《矿产资源法修改研究报告》。

从法制进程来看，矿产资源法律改革的目标就是在矿产资源领域全面实现依法治国方略，具体来说就是要实现矿产资源法现代化、法典化和司法化。在我们开启矿产资源法律改革研究大门的时候，首先要拨亮矿法“三化”的明灯，并用它时刻照亮我们前行的漫漫长路。

所谓“矿产资源法律改革”或“法律改革”，是指矿产资源法律规范总和及其相关的变动，是矿产资源立法的广义现象，是想时刻提醒矿产资源法是复杂的规范体系，并不局限于权力机关颁布的《矿产资源法》本法。此外，“矿产资源法修订”或“矿法修改”，是指当前正在进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修订研究论证工作，尚未包括法定立法程序内容，是法理学论证。

2005年5月，笔者以《矿产资源法律改革初步研究》为题完成博士论文，主要内容包括：①把矿产资源法修订工作置于法律改革的大背景下进行探讨；②概括总结了矿产资源法制建设的现代化、法典化和司法化趋势；③比较全面地梳理了矿产资源法律改革的现代化因素；④比较国家所有权与私人占有权，主张公权与私权的综合平衡；⑤提出法律起草结构建议，主张注重改革也保持传统的立法系统论；⑥建议设立矿产资源法律改革常设机构。

今天提交给中国地质矿产经济学会青年分会大会的论文，基本上就是笔者博士论文的导论部分。

二、法律现代化问题

我国改革开放的目标，是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文明富强的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模型。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是作为近代世界性的现代化过程一个组成部分而发生的，不是这个社会自身的自然演化的结果，它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欧洲国家现代化过程在中国社会的一个重演。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讨论，在法学界即表现为法律现代化的热点问题。所谓法律现代化，即法制现代化或法的现代化，有法学教材定义为“法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的转变过程及其相关问题。”其实质就是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原则，1999宪法修正案明确写入依法治国，从而法律现代化问题逐渐呈现在人们面前。经过20年改革开放，我国现有法律规范和法律体系似乎与发达国家相距无多，但是我国法制现代化道路还很漫长。中国近代以来的秩序和法治问题在这一大背景下显现了其特点，并且也只有在这一大背景下才可能理解。现代化为一种朝向现代化状态学习的历程，而这种现代的状态却永远不能完全达到，没有一种最终的现代状态，而只有一种在许多现代与传统力量中求适应的历程。因而，现代化是多模式、多元化和多阶段的。

法律现代化问题，涉及许多争论，如现代化与本土化的法律发展模式之争，一元论与多元论的法律定义之争，积极论与消极论的法律功能之争，现代化与平面化的法律发展观之争，建构论与进化论的法律发展途径之争，普适性知识与地方性知识的法律知识论之争，政府推进与民众主导的法律发展主体之争，外来资源与本土资源的法律发展资源之争。建立现代法律制度也必然涉及作为现代法律运动一部分的法治之正当性。把中国的法律现代化运动置于这样一个所谓社会转型的宏大图景之中，我们将得到什么样的印象呢？首先，作为现代性方案的一部分，宪政、法治以及现代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已为近代以来的历史证明是必要的，不但有历史的依据，而且，更重要的是，反映了这个社会的现实需要。社会发展研究是近年来兴起的全球性理论课题，其中法律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更是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法律发展模式上要讲究中国特色，法律发展阶段上要注意法律转型，法律发展道路上要强调政府主导。

人类社会经历了数千年农业经济和数百年工业经济，现在进入新经济时代，网络化、信息化和知识化组成新的现代化特征，是法学研究乃至法制实践所要面对的客观的时代背景。由此而论，我国法律现代化更应当是法律的当代化（为了减少概念，仍然称为现代化），是指以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目标的，以继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精华、去其糟粕为特色的，借鉴世界其他国家法律制度文明中有益成分的，适应国际立法形势并能承担国际条约义务的法律制度的改善和演进过程及其相关问题。

所谓矿产资源法律现代化，是法的现代化大概念在矿产资源领域的具体实践，是为满足当代中国矿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要求，落实依法治国战略，学习借鉴外国矿业法制经验的，矿产资源法的整体完善和演进过程。矿产资源法的现代化，是法律的内在的提高和内涵式的发展，与国家法制现代化的步伐是一致的，其内容是丰富和动态的（见表1），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

表1矿产资源法律现代化研究内容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举世瞩目。中国经济以约9%的速度快速增长，矿产品市场的巨大需求强烈拉动矿业繁荣和发展，因而中国矿业是发展中的基础产业。中国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地质工作取得辉煌成就。有专家估计，中国矿产资源潜在价值为137万亿元（约合16万亿美元），是中国现代化矿业产业的物质基础。中国有500家大型、1250家中型和1.5万家小型矿业公司，全国矿业产值超过4600亿元，占GDP的4.9%。同时，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遵循市场经济法则，在遵守国际条约和国际通行的商业规则上，中国与西方国家是一致的。中国取得了WTO缔约国身份，也正不断得到西方社会对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承认。因此，中国矿业是全球矿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全球矿产品市场、全球矿业生产市场和全球矿业资本市场三个角度来看，中国矿业已经与全球体系融合在一起。

中国矿业的改革和发展，迫切需要加强与全球矿业的联系。其中，矿业权市场建设是关键的纽带。1996年修改的矿产资源法使得矿业权交易成为可能，并促进近年来全国性的矿业权市场的形成。如果中国矿产资源能够实现资本化或证券化，那么可以造就30个当前中国资本市场的当量。2002年中国政府出台的关于“有资格外国机构投资者”（QFII）的制度安排，为国际资本间接收购中国矿业提供了新的管道。

近年来，中国矿业政策和法制越来越清晰。2003年12月，国务院发表矿产资源政策白皮书，是矿业政策的最高表述。经过近20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矿产资源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并不断完善。在制度建设的同时，中国也注重矿业文化建设。国际经验和国际惯例对于矿业管理者来说，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情对于外商投资者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双方面都应当努力了解。1999年以来，国土资源部每年都举办“中国矿业国际研讨会”，为国际矿业文化交流设置了很好的平台，促进了中国矿业产业与全球矿业体系的融合，也为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法提供了国际智力，以解决矿产资源法律改革的域外经验学习问题。

自1986年起，我国矿产资源法的贯彻实施，维护了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规范了矿产勘查开发活动，促进了矿产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我国矿产资源管理工作已经步入法制化轨道，正在逐步建立以矿业权制度为核心的反映市场经济要求的矿产资源法律体系。通过1996年矿产资源法修改，特别是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中组建国土资源部，促进了矿产资源管理政府职能的转变，全国矿产资源管理相对集中统一了。但是，矿产资源法实施中仍存在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集中体现在反映市场经济要求不够，仍然存在按所有制区分矿业权人的问题，外商投资矿业不享受国民待遇，矿业权市场审批程序不清晰、审批部门过多，资源信息透明度不够、收集困难，探矿权与采矿权之间衔接不确定，矿业权排他性制度安排不严密，矿产资源所有权与使用权保护不够，矿产资源税费负担较重、难以保证合理的经济效益，还有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等现行矿产资源法本身不够完善所导致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矿业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和挑战，矿业投资环境不佳和投资紧缺的局面未有实质性改善，矿产资源勘查体制处在重组和调整之中，商业性勘查投资萎缩，矿产资源保证程度下降，不少矿山企业资源枯竭、产量递减、效益滑坡，导致我国矿物原料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部分矿产品阶段性过剩和结构性短缺并存的局面，矿产品进出口贸易极大地影响着国内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和矿产品的保障程度。鼓励矿产勘查、促进矿业投资，资本市场建设是关键。我国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当中存在的各类矛盾和主要问题迫切需要通过立法来通盘解决，要通过这次矿产资源法修订工作，改变我国矿业领域“改革开放双滞后”的局面。矿产资源法律改革承担着艰巨的任务。矿产资源法修改要促进矿业资本市场建设，进一步促进矿产勘查，保障矿业健康发展，提高矿产资源可供性，最终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矿产资源基础。这应当成为矿产资源法修改的特色或亮点。

矿产资源法修改的基本目标，就是实现该部法律的现代化，使其成为一部鼓励矿产勘查、促进矿业投资、保护资源产权的法律。矿产资源法的现代化，要进一步加强以矿业权法律制度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制度。国家是矿产资源所有者，同时又是社会管理者，我国现行的矿业所有权管理与行政管理相结合的方式存在着改革的余地，今后在矿产资源管理中侧重点应放在矿业权上，因为矿业权制度是矿产资源所有权实现的具体形式，是国家资源财产权利的载体。它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经济、法律关系正是矿产资源行政管理的主要对象。

要认真遵守依法行政的法治原则，严格规范矿产资源行政权的行使，保护公民民主权利和合法利益，保持行政权力与责任的一致，保持行政权力和个人利益的分离，建立自我约束、责任追究与外部监督机制，扩大会审范围，简化办事程序，推行阳光行政。从法律运行的实际轨迹来看，矿业权是所有权派生的权利，主要通过行政授予取得，因而与所有权相比，矿业权更具有容易被行政权“打扰”的脆弱性。外国矿业法普遍规定矿业权为准物权，有严格的法律保护。目前，我国矿业权管理部门和理论界也逐步重视物权法立法动态，希望把物权法的若干原则落实在矿业权上。

要将我国矿业权法律制度与物权法律制度结合起来，需要解决矿产资源法性质的再认识问题。我国现行矿产资源法的核心是保护国家所有权，主要规定矿产资源管理行政权属于行政法体系，即公法的属性。但是，现行矿产资源法在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的绝对物权下又设置了若干为实现国家所有权的一系列相对物权（准物权）。物权是私权，物权法属于私法范畴。那么，同时规定和保护特定私权的矿产资源法又具有了私法的性质，而且应当是优于“普通物权法”的“特殊物权法”。因此，我们认为，矿产资源法是兼备公法和私法性质的法律。如果这个命题符合实际，那么我国矿业权制度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就要有更全面的理论基础。在国外，行政法的公法兼私法属性上的混合有两个方向，即总体上私法属性的行政法的公法化和总体上公法属性的行政法的私法化。随着政府管理模式的变化（解除管制、分权和私有化）和立法变革，公法和私法已日趋融合；行政法改革以市场为导向，力求使用市场手段以保障个人权利并更加体现行政效率和公共利益要求，私法已经大量进入公法领域。对我国矿产资源立法理论的启示也成为“公法私法二重性”的有机融合。

建立矿业权制度的根本目的，是实现矿产资源国家所有者的权益，是在微观领域调整国家、资源所有者和开发利用者三者之间的经济关系。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要依法保护各类产权，健全产权交易规则和监管制度，推动产权有序流动”，要“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矿业权制度的改革方向就应当有利于维护和实现国家资源所有者的权益，有利于协调国家、资源所有者与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者之间的经济关系。矿业权市场建设的目标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有利于扩大资源基础，保护和合理利用矿产资源，维护和协调所有者和使用者的经济利益，创设产权明晰、程序完备、制度健全的包容特别物权法制原则的现代行政法制制度。

矿业权行政许可制度是国家以行政手段调整矿业权关系的不可偏废的有效手段。没有矿业权行政，矿业权的设置就没有法律依据，矿业产权和矿业资产就没有法律保障。由于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涉及面广，矿产资源又是可耗竭性资源，因此它具有“公共物品”的某些特点，有必要实行行政许可进行管理。在矿业权领域实行行政许可制管理，要求审批矿业权的各项制度公开、透明、简约。通过规范矿业权行政许可制度，提高依法行政的素质和水平，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管好用好保护好矿产资源。规范的重点是：矿业权申请审批程序，矿业权取得资格，矿业权审批原则和标准及方法，矿业权有偿收入分配使用和矿业权评估标准和方法等。同时，进一步加快建立和规范矿业权市场的步伐，完善矿业权有偿使用制度和调整收益分配关系，同时利用矿业权市场价值发现功能，为矿业公司上市准备边界清晰的矿业产权和价值准确的矿业资产。反过来，用资本市场检验矿业权市场，从而发现矿产资源价值，体现国家所有权权益。

以上这些内容，都是矿产资源法现代化要考虑的问题。本论文将用大量篇幅详细论说。

三、法律法典化问题

法典（Code）一词，在古代是指一些记载规章的书籍或者简单的法律汇编，在近代以来则指对某一部门法进行系统的、全面的编纂，从而成为一个正式的法律文献。那么，所谓前者典化其实也是一种立法过程。

法律法典化，就是一国法律的形式渊源逐步趋向以法典为表现形式的一种趋势。法典化运动与法典制定运动的区别之处，正是在于前者是一个连贯而持续的过程，并在其中逐步实现了法律形式向法典靠拢的趋势，后者单纯是制定法典的活动。法典化运动的概念与成文法化运动区别之处，在于前者的对象限于法典，而不包括后者的单行成文立法。法典化运动与立法活动的区别，在于后者的内涵限于国家立法机关制定、修改法律的活动，而前者则在后者的基础上，还包括了民间组织的法规整理和总结活动。

中国民法法典化不仅是一项紧迫而深远的现代法制建设工程，而且是一项多元而广阔的历史性法文化建设。围绕这一建设，必然交织着继受性法文化的吸纳、传统性法文化的继承和时代性法文化的创新三位一体的交融同构。近几年民法学界对罗马法及其后继之典范——法、德、日、瑞士等大陆法系民法典展开了诸多评介和深入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为中国民法的继受性法文化打下了厚实的基础。与此相反，关于中国民法法典化如何与民族传统文化沟通连接、继承认同这一重要理论区域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近些年，法学界关于《中国民法典》的立法条件是否成熟的讨论尽管没有激烈的交锋乃至展开论战，但是不同的声音仍不绝于耳。讨论的意见和观点基本上有肯定、否定和中性三种情形。

法学界有人提出知识产权法典化的倡议，认为尽管知识产权法典化对于社会生活有诸多好处，随着社会的发展，知识产权法学思维水平的提高，很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从而造福人类。我国民法的法典化中关于知识产权法的地位问题的讨论是一个热点，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方案。有主张把知识产权法纳入民法典的，有主张知识产权法在民法典之外单列的，而最新颖的可能就是单独制定知识产权法典的观点。知识产权法学理论在国外已经成熟。成功的立法例已经出现，如《法国知识产权法典》（1992）、《菲律宾知识产权法典》是知识产权立法史上的里程碑。世贸组织1994年《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也相当于是一部法典化的国际条约。我国也形成了门类较齐全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法律规范，应当整合于一部法典（体系化、逻辑化的知识产权法）。

近几年来，我国关于行政程序法典化的呼声日渐高涨，学术界各理论名家纷纷对此发表宏论，著书立说，似乎一部行政程序法典就要问世了。然而，纵观程序制度的发展历程，现代行政程序制度不是凭空产生的，其形成与发展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条件，否则，即使在法律上确立了现代程序的某些形式，它们也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基于我国现代程序制度健康运行所需要的社会环境尚未形成，制定行政程序法典的时机并未成熟这样一个国情，如果急于制定一部行政程序法典的话，无疑会导致拔苗助长的后果，从而使预期的价值目标落空。我国制定行政程序法典的条件还不成熟，行政程序法典化应当缓行。

中国是世界是最早有成文法典的国家之一，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法典的编纂和修订，法律文献浩如烟海，形成了庞大的中华法系。我们有着法典化绵延不绝的法律传统。放眼大洋彼岸，美国强大的历史也是它四次法典化和现代化的历史，为我们学习域外法律现代化法典化经验提供了又一典范。

矿产资源法的法典化，是指矿产资源法的各项规范在内容上不断完善、在形式上逐步固化，形成稳定的、长远的、清晰的法律本本，以全部囊括主要的矿产资源法律规范。这个本本内容已经更加充实，形式更加清晰，便于纠正现实社会中对矿产资源法的曲解和歧义，是矿产资源法制建设全部环节都需要的。矿产资源法的法典化，是矿产资源法制建设进一步升级、矿产资源立法结构不断调整和矿产资源法律实施更加科学的努力方向，是矿产资源法律制度文明的最高体现。总之，矿产资源法的法典化要达到全面规范、统一立法和制度文明的要求（见表2）。

表2矿产资源法律法典化3项要求

我们可以寄希望于全面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是法典化过程产物，但恐怕这也仅仅是形似，这个法律本本也许只是一个雏形，而神似的矿产资源法典还有待于进一步立法。

未来的矿产资源法典，应当整合现有的矿产资源法、煤炭法、矿山安全法、土地管理法中关于矿业用地部分、分散在其他法律中的矿业产业规范、水法中有关内容以及环境立法中涉及矿业和矿山的部分内容。

四、法律司法化问题

是法律就必须由法院加以适用，这是一切法律所具有的本质要求。不能由法院适用的法律不是法律。所有法律包括宪法都具有可诉性，这是法制社会的基本特征。法律的可诉性是指法所必备的为了判断社会纠纷的是非而使纠纷主体可诉求于法律公设的判断主体的属性。从法律的方面说，法律的可诉性即法的适用性。法律必须进入司法的领域，法治建设的第一步便是所有法律进入司法领域。这就是法律司法化的基本概念。

宪法司法化起源于美国，现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宪法“司法化”的产生并非偶然，它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长期以来，在我国形成了宪法不能作为裁判直接依据的司法惯例，导致了宪法的神秘化，宪法的频繁变迁削弱了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使我国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宪政，是我国宪法“司法化”所面临的严峻挑战。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就一起民事案件做出司法解释所引发的宪法“司法化”问题讨论尚未结束。2003年5月，孙志刚在广州被故意伤害致死一案再次引发违宪审查争议。

中国法院没有获得审理宪法案件权限，不仅不能审查违宪立法，就连行政机关制定法规和规章的抽象行为是否合宪，是否合法的问题也没有资格做出判断。2001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就直接适用宪法条款审理涉及教育权的诉讼案件的问题作出批复，启动了关于“宪法司法化”的讨论。孙志刚案并不是偶然的，人们对收容遣送制度所暴露出来的问题的反思使之能够把普遍关心的个案公正处理和收容遣送制度改革这两个重大问题结合起来，这将对宪法贯彻实施起着极大推动作用。

我国法治化进程加强了公民宪法权利规范的适用性，在现阶段实现宪法“司法化”的条件已经日趋成熟。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主要任务在于规定国家机构的设置、权限、运作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为了维护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对于宪法中的政策条款要有限制，只有那些带有根本性的国家理念和国策，才有必要在宪法中作出规定。

1997年6月，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弗里德曼在北京大学“知名法学家讲座”上演讲，论及法律司法化问题。他认为，司法审查权不是普通法的组成部分。英国没有成文宪法，法院坚持议会至上的原则，国会通过的任何法律对法院都有约束力，法官无权撤销由国会通过的法案。而美国宪法并没有明确提到司法审查的权力，但是它宣称宪法在法律体系中居于最高地位。19世纪初，在著名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最高法院声称一项国会法案违宪因而无效，从而树立了司法审查的传统和权力，成为美国政府制度的一部分。

法律司法化运动是依法治国的要求，是法律主要用于诉讼的基本特性的彰显。明确法律就是用来打官司的，对于矿产资源法修订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有利于提高国土资源法的可操作性和司法适用性。司法化问题要求我们要特别注意法律技术和立法技术的结合。

矿产资源法的司法化，外在地（从外部来讲），是指为提高矿产资源法的法律实施而依靠司法力量的努力；内在地（从内部来说），是国土资源行政部门对司法技术运用的尝试。对于前者，我们要在矿产资源法的适用上，主动寻求司法对行政的支持；对于后者，我们要大力加强行政复议工作，积极探索矿产资源权属争议调处和仲裁的新方法和新途径。矿产资源法律司法化的目标、任务以及主要内容有待进一步加以研究（见表3）。

表3矿产资源法律司法化的目标、任务以及主要内容

五、尾论

矿产资源法正处于现代化、法典化和司法化的历史进程中，这“三化”是矿产资源法律改革的3大内容。但是，笔者论述的内容仅就现代化部分进行了展开，还远没有在法典化和司法化上展开深入的讨论。准确地说，《矿产资源法律改革初步研究》是矿产资源法律改革研究关于法律现代化的上篇，而中篇和下篇应当分别是法典化和司法化的具体解析，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笔者设想，在法典化篇中，将矿产资源法最主要的规范、规则、原则和概念，进行技术性和战略性的整合，形成一座宏伟的矿法大厦——《矿产资源法典》；在司法化篇中，解决矿产资源法结构运行问题，进行案例法律分析，在行政和司法之间建立起有效的坚固的桥梁。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法律改革可能还有其他的过程，包括人文化和本土化之类。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研究员张新安博士提出，中国的法律改革要加上人文化的内容；4月份刚刚仙逝的费孝通先生的研究方法及其《乡土中国》应当予以借鉴。对此，限于研究的深度、论文的篇幅和答辩的时间，作者没有涉及“三化”之外的其他“化”，也没有更多讨论矿产资源法典化和司法化问题。

这些将留待以后继续研究。

参考文献

[1]范健等.法理学——法的历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

[2]应松年，袁曙宏.走向法治政府.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3]沈宗灵.比较法总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作者简介

魏铁军，中国土地矿产法律事务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7. 孙志刚案中的三博士上书合法吗

是合法的。
由“孙志刚案件”引发，三位法学博士向全国人大提出违宪审查建议书，这是公民依照宪法和立法法规定建议修改不合理法规的首次成功实践，这次实践对最终废除不合理的法规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

8. 如何客观评价北京大学法学院凌斌教授的学术水平

凌斌，北京大学教授、法学博士。2010年，北京大学仇皓然奖教金；2007年，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二等奖。
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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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界权成本问题”，《中外法学》，2010年第1期；
“村长的困惑”，《法律与政治评论》，2010年第1期
“改造我们的教学”，《中国大学教学》，2010年第1期；
“疑难案件中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法律与社会科学》，2009年第5卷；
“孝公难题的法治要义”，《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年第四期；
“中国法学三十年：学科断代史的定量研究”，《开放时代》2009年第八期；

学术探讨(3张)

“中国法学三十年：主导作品和主导作者”，《法学》2009年第六期；
“走向开放的中国心智”，《读书》2009年第一期；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1978-2007）：一个引证研究”，《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一期；
“肥羊之争：产权界定的法学和经济学分析”，《中国法学》2008年第六期；
“形成和克服中国当代信用危机的市场机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四期；
“现代危机与政治实践：托克维尔的历史救赎”，《北大法律评论》2008年第二期；
“革新法治的孝公难题”，《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三期；
“法律与自由——《沙堡监狱》与《阿甘正传》的一个法哲学思考”，《清华法学》2008年第三期；
“思想实验与法学研究”，《法学》2008年第一期；
“商鞅战秋菊：法治转型的一个思想实验”，《北大学报》2007年第五期；
“法治的两条道路”，《中外法学》，2007年第一期；
“寻求和谐法治——当代中国法治的反思与探索”，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中国主流法学引证的统计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三期；
“立法与法治：一个职业主义视角”，《北大法律评论》，2004年第六辑第二期；
“普法、法盲与法治”，《法治与社会发展》，2004年第二期；
“法学翻译批评的病理学进路”，《清华法学》，2003年第四辑；
“南街村：改变中的‘乡土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2000年秋季卷；
“作为技术的意识形态——以南街村为例”，北京大学法学院学士毕业论文，2000年
评论:
“德先生、赛先生与蜜思劳：解读贺卫方的‘上书’——以孙志刚案为契机”，《法律书评》，2004年第二期；
“评《运送正义的方式》”，《中国学术》，2003年第四辑；
“洞悉法律的多维视角——读波斯纳《法律理论的前沿》”，《法律书评》，2003年第一期；
“洞穴里的微光——读波斯纳《性与理性》”，《清华法学》，2003年第二辑；“评《超越法律》”，《中国学术》，2002年第一期

9. 法学考研

各个院校的专业设置不一样，所以要求的考试科目和书籍也不一样，这个建议你参考一下目标院校的招生简章吧，招生简章上明确写着报考的条件，还有招生专业目录、招生人数、参考书目等相关信息，别人间接告诉你的东西都和招生简章有出入，所以最权威的还是参考招生简章。

.北大 法大类考试模式 “司考化模式”

北大和法大基本上是一样的考试风格，都是分综合一和综合二的。

首先看北大，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名气我就不说了，跻身北大燕园，是多少人的梦想，我想在座的在读高中时，也曾经梦想过来北大读书吧。

如果大家想了解北大的情况，去北京大学法学院网站和研究生院网站看北大往年的招生简章就可以，我这里就不啰嗦了。

现在北大考研专业课考试方式几乎是统考，学生们戏称为“十项全能”，也就是说，北大初试不分专业，所有考生考同样的试卷。这两张试卷几乎包括了所有的法学学科，要求学生在全部学科上都要有一定的功底，任何一门都不能有大的闪失，所以，北京大学法学院考研就是考“十项全能”。

北大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加上北大有保送的传统，所以，是僧多粥少。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要决心考北大，要早点下手准备，尤其是英语不是太好的同学，要拿出一段充分的时间学英语，也要给后面的专业课复习留出时间。一步早则步步早，一般在大二升大三的暑假开始准备、收集资料就可以。

考北大的基本方略：

第一，熟悉教材，十本书，复习的任务确实很大，我建议大家用2到3个月的时间先把教材通读，此时，不要求掌握全部内容，当然，如果说一遍能掌握全部内容，那几乎是个神话。也不用去找重点，主要目的是熟悉教材，熟悉教材的框架结构。在你把书合上的时候，能够说出书的基本体系，就足够了。

第二，要着重重点教材，集中研读。以北大刑法为例，重点教材除了北大杨春洗和杨敦先主编的教材之外，陈兴良教授的《刑法适用总论》是必看的。对这类教材，一定要熟读，争取能把大概的脉络和体系复述下来，当然，只要你背过一本，基本上所有的刑法书你都已经看了，刑法的太多教材，太相似了，重复的太多了！

在这两个步骤中，最重要的是坚持，只要坚持下来，有足够的意志力，那么，你的一只脚已经进入北大了！

第三，具体复习方法，因为时间关系，我简单说两句，在第一遍的复习过程中，大家一定要忘记你所要报的专业，把全部精力同等的投入到各个部门法的复习中去。

北大并不要求死记硬背，只要你能够说出某个问题的实质和核心，即使不是用书上的语言表述，也是给分的。因此，北大更注重理解。

北大出题一方面注重基础知识的考察，一方面题目比较灵活多变，有时候比如刑法试题，一看上去，我都蒙了，但是仔细一看，也不是不知所云，这种灵活性的题目是与基础知识紧密相关的，这主要是兼顾了灵活性和基础性，对学生的基础和能力进行双重考察。对于这种情况，大家还是要从基础一点点做起，一点点复习，只要自己有米了，才能做出米饭，基础知识就是自己做饭的大米。一般来看，基础知识掌握的很熟悉的话，一般对灵活性的题目能够应付。

重视往年真题。很多学生拿到真题后看一遍就仍了，还抱着那些书在那里翻，认为前几年考过的就不会考，这种观念非常错误。其实，重点的法学知识永远是重点！只不过说是考试的形式会发生些变化而已。北大06年三个题目重复了05年的考点，分值达40分！

另外，从真题中可以看出老师出题的风格和偏好，比如是不是爱出案例，是不是喜欢联系法条，是不是喜欢出自己论文中的成果，这些细微的地方，需要自己去细细体味把握。

总之，北大的考试策略核心在于：系统，全面，注重理解。

2.第二类 人大 师大类考试模式 专业课+综合课

人民大学的法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的法学院以及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005年八月人民大学法学院数位教授、副教授集体跳槽到北京师范大学，逐渐成立了法学院和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现任的两院院长是中国刑法学会会长赵秉志。所以，无论从渊源还是从思路来说，至少在现阶段，两校的考试风格还是比较接近的。但有一点，因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成立时间还比较短，其他学科考试还未呈现出规律。就以刑法而言我一直感觉，人大在逐渐改变自己的风格，在原来注重基础的前提下，更多的注重对学生能力的考察，而北师大更多的继承了原来人大的刑法出题风格，依纲扣本，注重规范，基础，全面，准确。但师大这两年也开始考刑法中的一些比较偏的知识点，如量刑情节等。

人大、师范大学法学考研的复习方略

各科突出基础理论的考察，很少有偏题和怪题。

所谓的基础理论，就是说书本上的理论。人大考研题一般是三种类型：名词解释、简答和论述。没有选择题和案例分析。历年真题中，相同或相似的知识点甚至原题也是经常出现，并几乎形成规律，一般是三到四年重复一次。以刑法为例，从1996年到2007年，重点考点涉及的的题目多达4个，如对罪刑法定的考察。所以，应对人大考研，必须全面仔细的阅读教材，争取把教材背熟。

注重热点的隐性考察。

注重书本知识和理论并不等于就不兼顾现实。我们仔细研究过人大的各科试题，发现人大的题目虽然很基础，但是背后的目的和立意都很高，是现实在考试中的折射，也是把现实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寓于最平实，最朴素的书本理论进行考察。人大考研中也有些需要考生自由发挥的题目，这些基本上是立足立法和司法前沿，与法学理论以及人大学科的发展有密切关系。2007年，人大刑法考试了论述题强*罪的犯罪对象。这个题目，猛一看，这有什么可以论述的，对象一般是妇女，最多也是因为认识错误，把男人当成妇女而强*未遂。似乎没有什么可以答的，但是，这个题目的立意是比较高的，我曾经问过出题的老师，他亲口告诉我，他出这个题目是为了引导学生关注热点，也就是所谓的婚内强*的问题，也就是说，妻子如果不同意与自己的丈夫发生性关系，丈夫强行要求，那丈夫算不算强*罪？如果夫妻已经事实上分居，又该怎么样处理呢？婚内强*背后深刻体现了法律、传统、以及现代意识的碰撞和冲突。

再以2007年的宪法学试题“用宪法学原理分析收容遣送制度”。2003年底，孙志刚案件把收容遣送制度送到了学术和舆论讨论的顶峰，其不合理性得到承认，国务院也废除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孙志刚案件不仅仅终结的是我国的收容遣送制度，更引发了与之相关的劳动教养，暂住证制度等一些列问题的思考，这才是本题的立意所在。这样的题目，有很强的社会背景，也不脱离专业基础知识，这就要求学生不仅要熟悉重点内容，也要学会用所学的知识分析社会问题。所以，我说它是一种隐性的考察热点。

关注导师论文。

人大考研试题中还有一部分试题看似很基础，同时也是学术界争议的热点或人大老师研究兴趣所在。这是人大考研能拉开分数的的题目。以2004年民商法出了论抵押权的物权属性。关于这个问题，王利明教授曾经先后发表过《关于抵押权若干问题的探讨》、《抵押权若干问题的探讨》和《关于法定抵押权的行使》等，论述“违约损害赔偿与侵权损害赔偿的联系和区别”也和王教授的论文有关，王曾在2002年发表过《违约责任和侵权行为的区分标准》。所以，要看重要导师的论文。

我这里想强调一下，论文的准备是辅助性的，拔高性的，不能脱离基本教材而上来就研究论文，也不能不管是谁的论文上来就看，要有选择，有重点的看。毕竟考研时间有限，毕竟考研题目大多数还比较基础。我的建议是先把教材和专著掌握好，如果有时间的话，看看本学科学科带头人的文章就可以了。

一句话，人大考研，选定教材，找准方法，背背背！

3.人大法学院民商法学专业
一、本专业是博士学位授予点
二、专业研究方向、研究内容、培养目标
（一）民法学
本方向主要从事传统民法学的研究，其中包括民法总论、物权法、合同法、人格权法、侵权行为法等法律领域的研究工作。民法是我国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的法律，本方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我国法制建设和市场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人大法学院最早在全国设立民法专业，编写了第一部民法学教材，并担负起为全国许多大专院校培训师资的任务。人大复校以来，本方向的教师参与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等许多重要法律的起草，培养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博士生、硕士生和近千名高级法官。本方向在在下列内容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1、民法总则。佟柔教授生前曾经确立了民法的地位、调整对象和体系，这些观点一直成为民法学界的主流观点。王利明教授等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民法总则理论，并出版了一系列专著。已完成了民法典体系问题的研究，并已向全国人大提交了咨询报告。《我国民法典重大疑难问题之研究》获得首届“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人文社科类）。
2、物权法。早在80年代，本方向即多次组织国有财产权和国有企业经营权的研讨，出版了《国家所有权研究》等一系列专著。近年来，又出版了《物权法论》、《物权法研究》等著作，并承担全国人大法工委委托的“物权法专家建议稿” 、《国有资产管理法草案建议稿》等重要的立法建议稿的起草工作。本方向还组织全国的专家学者撰写出版《中国物权法疑难问题探讨》一书（共120万字）。在举世瞩目的《物权法》的制定过程中，本研究方向的学科带头人及多名教授全程参与了物权法的制定过程，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极具说服力的说明和论证，并先后组织了10多次国际国内研讨会，对物权法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这些学者的许多观点和意见为物权法所吸收，有力地推动了《物权法》这一极其重要法律的制定和出台。
3、合同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本方向便在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开设了合同法课程，自90年代以来，在研究生中首先推行案例教学，出版了《合同法新论?总则》、《合同法疑难案件研究》、《违约责任研究》等著作，王利明教授是合同法的主要起草人之一。
4、人格权法和侵权行为法。出版了中国第一部人格权法的专著和教材，多次承担有关人格权法的疑难问题、人格权的法律保护等研究项目。出版了大量专著。本方向最早开设侵权行为法课程，出版了中国第一部侵权法的教材，并承担了司法部统编教材人格权法、侵权行为法的撰写工作。本方向积极参与侵权责任法的起草制订工作，已完成中国侵权责任法专家建议稿并提交全国人大法工委。
5、民事证据法。本方向受全国人大法工委委托，从事我国民事证据法专家建议稿的起草和研究工作。为此，以王利明教授为首，成立了“中国证据立法研究中心民事组”。并与最高人民法院合作，多次举办了“民事证据立法”研讨会，出题。所以，我说它是一种隐性的考察热点。

关注导师论文。

人大考研试题中还有一部分试题看似很基础，同时也是学术界争议的热点或人大老师研究兴趣所在。这是人大考研能拉开分数的的题目。以2004年民商法出了论抵押权的物权属性。关于这个问题，王利明教授曾经先后发表过《关于抵押权若干问题的探讨》、《抵押权若干问题的探讨》和《关于法定抵押权的行使》等，论述“违约损害赔偿与侵权损害赔偿的联系和区别”也和王教授的论文有关，王曾在2002年发表过《违约责任和侵权行为的区分标准》。所以，要看重要导师的论文。

我这里想强调一下，论文的准备是辅助性的，拔高性的，不能脱离基本教材而上来就研究论文，也不能不管是谁的论文上来就看，要有选择，有重点的看。毕竟考研时间有限，毕竟考研题目大多数还比较基础。我的建议是先把教材和专著掌握好，如果有时间的话，看看本学科学科带头人的文章就可以了。

一句话，人大考研，选定教材，找准方法，背背背！

我可没抄袭，都是我自己的回答，一年前回答别人的，要不你自己网络一下，看看是不是抄袭的。

10. “法治中国”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与欧美、澳洲相比，亚洲宪政和法治相对滞后，但近年来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农历大年初四，新加坡国立大学组织召开了“亚洲宪政的变化版图”研讨会。除新加坡本地学者和代表中国大陆的笔者之外，还有来自香港和台湾地区、韩国、印度、印尼等地的学者提交论文并发言。虽然这些国家和地区对我们来说或许不算起眼，但制度改革很有起色。在谈论法治和宪政时，都有相当丰富的司法判例作为研究的基础。“老牌”民主国家印度自不必说，不仅因长期作为英国殖民地而深受普通法传统熏陶，而且1950年独立并立宪后一直实行司法审查，最高法院的判例几乎涉及所有领域的宪法问题，为印度基本人权保障立下了汗马功劳。韩国和台湾地区则是在1987年几乎同时转型后，步入宪政和法治轨道，目前也已产生了相当丰富的宪法判例；从羁押陈水扁或弹劾卢武铉总统这些引起国际关注的政治性案件中，足以看出司法介入国家生活的端倪。印度尼西亚则是随着政治转型到2003年前后才建立司法审查制度，不过从学者论文提供的判例看，印尼以及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法院已经产出了不少宪法判例，甚至对解决政教分离、族群和谐等宪法敏感问题有所作为。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等相对“落后”的国家也有值得探讨的宪法判例，甚至连新加坡都有些许算得上宪法性案例的判决。 相比之下，中国大陆是亚洲最大及经济发展最快的，却至今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宪法案例都没有；2001年好不容易出了一个针对齐玉苓案(见下注)的批复，但是不仅“后无来者”，而且2008年底最高人民法院还以“已停止适用”的理由废止了该案的批复。这样，宪法进入不了人民的实际生活，难以切实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法律文本和现实差距越来越大，法学研究自然也就失去了基本素材。别人都在讨论案例，我们除了孙志刚案、邓玉娇案、唐福珍案等个人悲剧或群体性冲突产生的社会事件之外，还能谈论什么呢?这些事件中有的确实就是法律诉讼，但司法判决却没有为解决问题提供值得探讨的方案--相反，某些判决不仅没有适当解决问题，反而是造成问题的根源，邓玉娇案、李庄案都是例子。因此，我们缺乏通过制度本身解决的成功事例，而至多只能讨论一些推动制度改良的社会事件；而这些事件本身就是由制度造成的，它们的存在正印证了制度实施的失败。坐在宪政和法治都不那么成熟的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中间，笔者仍不免感到一种发自内心的孤独。 制度的问题并不是偶然的。笔者一直认为，除了新加坡这样的个例外，威权主义国家不要说施行宪政，就连法治也很难实现，前苏联和东欧即为例证。因为无论政体性质如何，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对政府都存在一些基本道德约束，譬如都要求政府“以民为本”，或用我们过去的话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民本主义是所有政府的合法性基础，而民主和专制的区别不在于政府的目的，而在于实现目的的手段，也就是对政府组成结构和权力行使方式的制度设计。威权国家因为缺乏程序意义上的民主正当性，因而尤其强调实质性“政绩”以弥补合法性缺失。除了经济增长、社会稳定这些可见的“政绩”之外，一个主要标志就是立法成就。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法律看上去都相当漂亮，宪法规定一大堆的公民权利，看起来比美国宪法“先进”得多。但这些宪法和法律的承诺是不可能兑现的，因为一旦要“动真格的”，掌握国家权力的既得利益者就不干了。 虽然宪政与法治可能对整个掌权集团来说长期有利，但是具体掌权者的理性是有限的。尤其是现代威权国家结合了民主形式和专制形式最糟糕的方面。对于古代世袭统治者，孟老夫子还能用“王者无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套说教开导梁惠王之类的庸君；但在任期有限的现代国家，这一套就不管用了。宪法和法律在某些人手里只不过是好看的门面，是不可能指望得到真正实施的。由此可见，所谓“潜规则”不只是中国现象，几乎所有威权国家都有。而无论在前苏联或东欧还是在韩国或台湾地区，这种现象也都是在政治民主化转型之后才有所遏止。所有上述国家和地区都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转型之后才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台湾地区的大法官会议也是在转型之后才开始真正发挥效用。民主是法治的前提条件，如果政府不通过周期性选举等民主机制对人民负责，那么即便政府主动推行的法治也可能是空中楼阁。 如果宪法和法律不能得到有效执行，制度内维权就成了一条死路。我在新加坡会议上提交的论文探讨了中国近年来宪政发展的两条路径：一是自上而下的“官方路径”，一是自下而上的“民间路径”，但目前看来官方路径已被堵死，民间路径还是一条艰难曲折的“活路”。首先不可否认，体制内不乏锐意改革的开明人士，企求主动采取改良措施造福于民，或至少为自己的执政基础增添合法性。这类自上而下的改革犹如“天上掉下的馅饼”，成本低而效率高，但不可靠。这也并不奇怪：既然上面施与的权利不是人民自己争取来的，那么上面收回也是顺理成章之事。前面提到的齐玉苓案就是这么一块“馅饼”，当时谁都没有预期最高法院会下达这么一个瑕不掩瑜的批复，为司法审查制度的建构提供这么好的机会，也为法学界带来了不小的惊喜、震动和乐观，但最后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事实上，比齐玉苓案早两年并为此案铺路的司法职业化改革也基本上失败了，而司法改革也是当时的最高法院自上而下推动的结果。当然，当时法学界有改革的呼声，现在也还是有改革的呼声，但由于没有得到人民的广泛认同和支持，法学精英的力量并不足以推动制度进步，司法改革终于停滞不前了。 官方路径不通，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制度无所进步。事实上，齐玉苓案两年之后的孙志刚事件另辟蹊径，那就是通过民间自下而上改革某些剥夺民生、激发民愤的不合理制度。从2003年孙志刚事件到2009年底的唐福珍事件，中国制度改良基本上都是沿着这条民间路径：某个由来已久的制度(譬如收容遣送条例或城市拆迁条例)激励官员滥用权力，长期滥用权力最终造成某起严重剥夺人权的恶性事件，经过媒体或互联网报道产生了广泛而激烈的社会反应，最终震动中央并促使其采取纠错措施。媒体评出2009年中国的“十大案例”大都涉及公民“身体维权”，通过“开胸验肺”、断指甚至自焚等剧烈方式震撼社会良心，最终推动制度的有限进步，而公民之所以不得不采取代价高昂的“身体维权”，正是因为政府主动实施的制度维权之路走不通。 在制度环境未能改善的情况下，民间路径是一条目前可行的维权之路，但是没有政府主动参与，民间维权注定带有根本局限性。一是维权成本极高，有时只有出了人命才可能吸引大众眼球。二是结果高度不确定，目前维权成功的事例都带有相当大的偶然性。孙志刚并不是收容遣送致死的第一人，唐福珍也绝不是因城市拆迁而自焚的第一人。在他们之前，早已有人因为这些制度而死，却没有得到媒体和社会的充分关注。更为根本的是，民间路径其实不只是一条自下而上的单行线，而是一种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复杂结合，因为要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维权，就必须得到政府配合，由此产生社会-媒体-中央-地方的诸多环节，而任何一个环节受阻都将造成制度改良无功而返。即便悲剧发生，也得通过媒体或互联网自由报道才能产生影响，但如果言论自由受到控制，中央就无法知道悲剧发生和全国人民的呼声；即便悲剧得到报道并产生反响，如果中央犹豫不决，改革措施还是无法出台；即便中央下达了改革举措，如果地方阳奉阴违，玩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游戏，人民仍难以得到中央利民政策的实惠……最后，虽然透过一些案例，我们一路见证了中国公民法治意识的成长，但是公民意识本身并未完全成熟，例如李庄案即显示相当部分的网民法治意识薄弱。民间路径完全是靠公民推动的，但若公民自己的维权和法治意识不强，中国制度进步就失去了原动力。 中国是一个世界大国，理应至少在亚洲发挥“榜样模范”作用，但是比较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制度现实，笔者不得不说中国未来的法治进步仍面临相当严峻的挑战。 【作者简介】 张千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