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法治结构是指

『壹』 中国古代法制礼刑二元结构 礼先于刑的原因

一、刑屈从于礼的原因分析 ( 一) 从客观环境上分析 刑为什么要屈从于礼? 要探讨这个问题，首先要从中国 古代礼与刑的产生谈起。 礼源于祭祀，刑始于兵。 礼最初源 于人们饮食供奉， 是古人在祭祀活动中形成某些礼仪 道德规范， 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过程逐渐蜕变为强迫人们 遵守法律规范或制度性规定。 中国古代的刑“始于兵”，是 人们古代战争的产物， 战争或大型军事活动中产生的军 法，就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最早的法律规范。 礼和刑作为国家 调整人们社会行为规范工具手段在同一国家模式下孕 育并存，且礼先于刑而存在，更因家国一体中国传统文 化模式社会性质使得礼始终高于刑。 中国国家是由战争中氏族族长权力扩而来， 形 是一种氏族与国家混合体，一种家、族、国一体国家 制度，即“宗法国家”，或“氏族国家”。 这种所谓国家，虽然 以国家名义进行统治， 实际上是按氏族原则组织起来 血缘组织 [1] 。 国家各级组织和权力分配基上就是由氏族 血缘关系所决定，而“礼”在一个国家就是划分社会等 级最高根据，“法” 则是保证社会等级被破坏和颠覆 保障。 在两者间，礼是强盛国家根，所以，在这样一种家 国一体国家政权体制之下，“礼”自然是始终高于“法”，甚 至要以礼统法，自然，刑也就是要屈于礼。 ( 二) 古人对刑屈从于礼原因的阐释 孔子曾将“礼”与“刑”作过比较，他说:“导之以政，齐之 以刑，民免而无耻。 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刑罚可 以予人以威慑让人因害怕而敢作恶， 礼教化却是以 令人知耻而心中为恶 [2] 。 显然，“礼”为，刑为末，“礼”高 于“刑”，刑要屈于礼。 他指出，“礼”之所以高于“刑”，就在 于“礼”通过“仁”示范与“德”教化具有预防犯罪功 能。 而刑罚则在于惩治罪犯。 预防在前，惩罚在后，“礼”自然 是高于“刑”。 西汉董仲舒“天人感应”与阴阳五行角度曾对德刑 关系即礼与刑关系做过相关阐释。 他认为“天道之者在 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 天亲阳而疏阴，任 德任刑。 他把德和刑同阴阳、四时相比附，其目就在于 说明天有德有刑，“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那么人间 也要有德教、有刑罚，而且是德主刑辅 [3] 。 这里，他就告诉了 我们礼高于刑第四个理由:礼为阳，刑为阴，阴者阳之助， 刑者礼之辅。 韩愈是仲舒“性三品说”和“德主刑辅论”继承者和 阐扬者。 根据仲舒“性三品说”，人性可以分“圣人之 性”、“中之性”、“斗筲(shao，一种竹器)之性”三等 [4] 。 依韩 愈思想论人性，“上品之性”学而愈明，“中品之性”必须通过 教育才能引到善境界，否则就会堕落，那么治国家当 然必须“以德礼化为先”，因为人中绝多数都是“中 品之性”，也有一些“上品之性”。 于“下品之性”者，既然 能指望通过教育使其向上，那么就只有靠刑罚。 因为这种人 只有少数，所以刑法只能摆在次要地位，即“辅之以政刑”。 同时，于占多数“中品之性”，若仅恃教化，恐收效 甚微，故也必须“辅之以政刑”才能使其乐于接受教化。 礼乐 主持教化，政刑则用以“率其怠倦”，“锄其强梗” [5] 。 其间主辅 关系言自明。 ( 三) 刑屈从于礼的哲理原因分析 以上论是礼和刑产生先后顺序看还是礼与刑 在一个国家所处地位而言，礼都是先于刑;论是通过 外在自然天地运行规律礼和刑关系加以考量， 还是 礼和刑自身在社会中所展现出来价值而言， 礼也都是 高于刑。 就某种意义上而言，礼其实仅仅是高于刑，甚 至以说无礼则无刑，礼去则刑逝。 “礼法合流”且“以礼统法”乃是中国古代法律重要特 色之一。 仅是由于“出于礼，入于刑。 礼之所去，刑之所 取”，更重要是中国几千年来主张“为国以礼”，以“礼” 中国古代刑屈于礼现象分析 吴佩展 ( 中南民族大学 法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 礼法合流”且“ 以礼统法”乃是中国古代法律的重要特色之一。中国古代礼法始终相结合，出于礼则入于刑，礼之 所去，刑之所取。 礼是刑的先导，刑是礼的辅助。 中国古代乃至现代刑和礼关系，两者都可谓是相生相随，无礼则无刑，礼去则 刑逝。只要国家需要礼这种社会规范来运作，就要礼教刑辟，交相并用。刑屈从于礼，是中国古代人们的历史选择，也是中华民 族法文化的结晶。 正视这一法文化现象，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现象下刑法的地位及其价值的所在。 关键词 刑屈从于礼;原因;现象 中图分类号:DF082 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编号:1673-3232)06-008-02 Vol.3 No.6 Jun.2011 第 3 卷 第 6 期 201 年 6 月 赤 峰 学 院 学 报( 科 学 教 育 版 ) JournalofChifengUniversity (scence&ecaton) 8 - - 治国的理念一直影响着世世代代的中国人， 人们自古以来 所形成的礼的观念一直都在左右着人们的生活。 国家的维 持离不了礼的作用的发挥。 同时，因着事物发展的本性，任 何事物都是作为一种矛盾对立的事物而存在， 任何事物发 展到极端都会走向其反面。 重礼之国就会产生重刑之态，礼 仪之邦与严刑峻法并行不悖。 若无礼法，则刑罚就会滥而且 重，刑罚滥且重刑则不以为刑，万事皆乱。 历史的教训已经 告知我们没有一个施行酷刑暴政毫无礼教可言的国家可以 得以长存的。 国之不存，刑则无以为用。 所以，刑应用在礼之 后，无礼则亦无刑。 二、刑屈从于礼的表现 中国自古以来，刑一直是屈从于礼的，即使是后来刑的 地位得以不断地提高， 也从来都没有在根本上改变过礼高 于刑、刑屈从于礼这种中国既有的礼法模式。 在不同的历史 时期都有着不同的杰出的思想家、 政治家对于这个问题进 行阐释， 但是阐释的结果就是刑屈从于礼在不同历史时期 的具体表现。 在中华文明史上，最早对中国政治、法律进行系统思考 的杰出思想家，当首推周公。“以德配天”思想、“明德慎罚” 思想和“礼治”思想构成他完整的“德-- -礼”法思想体系 [6] 。 周礼的制定意味着“礼治”的基本确立。 而西周“礼治”思想 最主要的原则之一即“出礼入刑”原则。 也即所谓“出于礼， 入于刑，礼之所去，刑之所取”。(《论衡·谢短篇》) 春秋战国时期， 孔子在德刑关系上提出了颇具代表性 的观点:“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导之以德，齐之 以礼，有耻且格。 ”(《为政》)其宗旨就是重德轻刑 [7] 。 根据他 的中庸主义指导政刑得出的结论:“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 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 孔子之后的孟子认识到“徒善不足以为政”，他认为在 礼与刑的关系上两者是互补的。 但是他仍然没有将刑屈从 于礼的地位作出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礼仍然是高于刑位之 上。 在此之后，中国古代的德刑关系理论经过荀子之手由西 周“明德慎罚”的笼统原则进到“先德后刑”、“德主刑辅”的 法思想模式。 在人与法的关系问题上，儒家思想所体现出的 即是重人轻法。 而重人轻法其实也正是重德轻刑的一个方 面的具体体现。 新儒学的倡导者董仲舒吸取秦亡的教训，继承孔、孟重 德轻刑的思想，提出了德刑相辅、大德小刑的统治方法。 这 一时期的主流法律思想继承了先秦儒家民本思想，提倡“德 治”、“仁政”，认为刑罚只是治国的辅助手段，刑以弼教，刑 期无刑，教化可禁犯罪于未萌。 通过董仲舒的阐释，在抽象 的“天道”理论支撑下，德主刑辅理论获得了绝对性、神圣性 与永恒性，从而成为了正统法律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 [8] 。 在此之后历朝历代的思想家对礼与刑的关系的阐述都 是围绕着德主刑辅而演进和发展的。 东汉明帝、章帝时期著 名的思想家王充在礼法关系上， 继承了儒学的德主刑辅主 张。 他第一次明确阐述了“出于礼，入于刑。 礼之所去，刑之 所取”。 礼侧重在“勉其前”，刑侧重于“防其后” [9] 。 晋杜预、张 斐纳礼入律，以礼率律，从而实现“理直正刑”。 至隋朝，杨坚 在德刑关系上主张“使生人以化，以德代刑。 ”(《隋书·高祖 纪上》)唐李世民君臣继承和发展了西汉以来儒家“德主刑 辅”、“礼法结合”的法律思想，将“德礼为本，刑罚为用”，作 为唐朝立法、执法、司法等的指导。“德礼为本，刑罚为用”， 德礼与刑罚相辅相成，相互为用，实质上就是以礼率律，礼 法结合。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唐制定的《唐律疏议》中首篇 《名例》中就明确言明:“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 [10] 韩愈提出“以德礼为先，而辅 之以政刑”的主张，是董仲舒“大德小刑”、“先德后刑”思想 的阐扬。 礼乐主持教化，政刑则用以“率其怠倦”，“锄其强 梗” [11] 。 宋朱熹关于“德”、“礼”、“政”、“刑”关系的理论，继承 了孔子、董仲舒的思想，同时更加强调了四者间相互依赖的 关系，并将“德主刑辅”论与“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紧密联 系在了一起。 王阳明则主张“教化为本，刑名为辅”。 明时，丘 浚认为“德礼刑政四者，王道之具也”，主张“礼教刑辟，交相 并用”，“刑以弼教，论罪者当以教为主” 。直到清末，这种思 维再未改变。 甚至直到近代法思想家的开山鼻祖沈家本， 仍认为: “刑者非威民之具，而以辅教之不足也。 ”(《历代刑法考·刑 制总考》) 三、结语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一直以德主刑辅的人治法加 以维护和运行， 就说明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自有其 存在的理由和意义。 它在一定时期是适合中国社会的发展 和运行的。 但是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德主刑辅的人治法的 弊端也不断地显露，最终也走向了瓦解。 然而今天的中国依 然是一个人口大国，依然是熟人社会，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 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多了许多经济利益的 掺杂，更加多了现代意义上的平等、自由的需要，也就更加 的多了要有一种更为理性的现代意义的法治来制约和规范 的需要。 而这种现代意义的法应是民刑兼备， 且以民为主 的。 礼与刑的关系在现今当然的也就相应随之发生一些变 化。 也许随着历史的不断进步，终有一天，我们实现了“人 治-- -法治-- -人治” 的完美过渡后，礼与刑都不再需要。 但是只要国家还需要礼这种社会规范来运作， 重德治的人 治法中就必要有刑， 重法治的法治法则应逐步走向轻刑适 刑。 但是无论如何，礼与刑都是相生相随，无礼则无刑，礼去 则刑逝。
礼与刑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两种主要社会规范。从礼刑互动交融关系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古代的礼刑结合过程及其原因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礼刑结合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深远影响。这一发展过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经历了四个发展时期。礼刑结合的实质是反映封建等级特权政治关系和封建宗法血缘家族关系的等级性社会秩序的法律化和制度化。

『贰』 什么是二元制为什么说我们的社会是二元制社会

关于改革中国的二元制社会户籍制度的建议[转贴]
斗<br><br><br><br><br><br>对二元户口体制及城乡二元制度进行违宪审查的建议书<br><br>胡星斗<br><br><br><br>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br><br><br>依据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在此我提出对二元户口体制及城乡二元制度进行违宪审查的建议。<br><br>涉嫌违宪审查事项：1958年1月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及由此衍生的城乡二元隔离的种种规定、法律和制度安排。户口登记条例第三条、第四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等不仅违背“54宪法”关于保障公民迁徙自由的条款，而且也涉嫌违背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br><br>涉嫌违宪审查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第三十三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第四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第四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通过对居民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变更等人口登记，以法律的形式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限制人口的正常流动，成为如今中国严重的二元结构、城乡隔离及歧视制度的始作俑者。因此，我们认为该条例涉嫌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br><br>目前，世界各国虽然也有“人口登记”、“人号”、“社会保障号”、身份证、公民档案甚至“户籍”等管理措施，但极少存在城乡二元户口安排及城乡严重隔离的制度。虽然经济学家刘易斯（Lewis）、拉尼斯（Ranis）、托达罗（Todaro）、迈因特（Mint）早就注意到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结构”的问题，并对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他们恐怕谁也没有想到中国的二元结构是以官方文件、法律和制度的形式超稳定地固定下来的，因此，其严重性为世界第一。比如，在人均财产方面，城市人是农村人的20~30倍（《南风窗》）。在人均收入方面，城市是农村的6倍，为世界之冠，有人称之为“断裂社会”，遥遥领先于世界上城乡差距第二大（3倍）的国家莫桑比克。<br><br>在中国，二元户籍制度衍生出二元就业制度、二元医疗制度、二元社会保障制度、二元教育制度、二元公共投入制度、二元税费制度、二元金融制度、二元电力制度、二元土地制度、二元人才制度、二元组织制度（城市有工会，农村却没有农会）、二元国有资产制度（“国有资产”、“全民所有制”竟然没有农民的份），而且，农民在政府服务、基础设施、生产资料供给、粮食销售、燃料、住宅等方面都处于劣势。<br><br>二元户籍制度还导致中国的城市化速度远远落后于工业化，形成了“工业国家、农业社会”的畸形状况，如从1994年到1998年，我国工业化增长了40~50%，但城市化率仅增加了1%。千百万农民无法转化为城市居民，他们只能像候鸟一样穿梭于城乡之间，饱受劳累和歧视，最终回到农村结婚生子，形成了所谓的“民工潮”，也造成了目前中国南方的“民工荒”。民工潮的实质是制度歧视，“民工荒”的实质是户口限制，农民工无法成为稳定的产业工人，农民无法从身份制转换为职业制。<br><br>由于二元户口制度及其附加职能的不断强化，农民在教育、医疗、社保、税费、金融、甚至选举权等方面都受到种种的歧视。各级政府不为农村的义务教育买单，不对农民的医疗、社会保障履行其应有的责任，农民人均收入极低但仍然需要缴纳相当的税费，农民很难获得贷款、农民住房不能抵押、贷款利息远远高于城市但邮政储蓄和银行仍然每年吸走农村6000亿元资金用于城市建设，这些都致使中国的城乡关系陷入恶性循环。据研究，建国50多年来，农民对城市的无偿贡献折算成现值在20万亿元以上。而现在农民子弟进入国家重点高校的机会仅为工人子弟的4分之一、党政干部子弟的31.7分之一；某校录取分数线，农民子弟平均高于干部子弟24分（电气工程）、29分（会计）、31分（计算机）、32分（电子）（见“我国教育公平的理论与现实”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由于中国的医疗卫生经费过于向城市倾斜，农民“小病撑、大病抗、重病等着见阎王”，中国的卫生公平性在世界191个国家中排名倒数第4（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另据《农民日报》报道，目前全国政协委员中仅1人是真正的农民。各级人大代表中仅9%是农民。农村人的选举权只有城市人的八分之一，而在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黑人的选举权也达白人的五分之三。<br><br>我们欣慰地看到，新的一届国家领导人在农村义务教育、合作医疗、降低税费、户籍改革、保护民工权益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让全国人民看到了希望所在。不过，我们认为，由于历史惯性和现实问题的高度复杂性，二元户口体制及城乡二元制度并没有从根本上被动摇，因此，有必要对之进行违宪审查，以推动问题的解决和中国的进步。<br><br>违宪审查要达到的目的：启动违宪审查机制，建设宪政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撤消或修改户口登记条例，消解城乡二元制度，进一步推动户籍体制改革，加快城市化步伐，建立宽松、自由、统一的新的人口登记、一元户籍或透明档案管理制度，保证农民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教育、就业、税费、金融、电力、国有资产、基础设施、政府服务等方面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维护社会公正，从而从源头上维护社会稳定。<br><br>以上建议，如被采纳，全体农民幸甚，全国人民幸甚！<br><br>敬请答复为盼！此致，<br><br>敬礼！<br><br>胡星斗<br><br>（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

『叁』 什么是法律文化的二元结构

二元冲突结构是中国法律文化冲突的主要特征,它在性质内容上表现为西方现代法律文化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冲突,在结构形式上表现为法律制度文化与法律 观念文化之间的冲突.当代中国法律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特殊性以及法律制度文化建设自身存在的不足,是当前中国法律文化二元冲突发生的主要原因.破解中国法 律文化的二元冲突结构,要明确当代中国法律文化建设的价值定位,健全现代法律制度体系,加强对公民法律文化心理和法律价值观的培养和教育,增强法律观念文 化与法律制度文化的协调性、一致性.

『肆』 西欧政治上二元制指什么

什么是二元制的社会结构？

为什么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都带有宗教的色彩？原因很简单，基督教文明是西方文明的特点。学习西方的社会历史而不了解西方基督教文明和二元制结构的社会特点和背景，则很难真实，全面地了解西方。

中世纪乃至近代，西方（欧洲）的社会是一个二元制结构的社会，即在中世纪和近代的欧洲，封建统治阶级中除了世俗的封建君主和诸侯之外，还有一个代表神权的更强大的封建统治集团——天主教会，存在着一个半人半神的跨国的君主——罗马教皇，而且教会势力才是欧洲最强大的封建势力。世俗封建统治集团与教会封建统治集团之间既有勾结又有矛盾斗争，所以世俗封建统治集团在早期资产阶级的反封建斗争中是反对教会势力的。

天主教会是欧洲最强大的封建主集团。

首先，经济上它拥有欧洲1/3的地产，并且在这些领地上享有政治经济特权，不受国王管辖，可以向领地内农民征收很重的租税，此外还享有超经济剥削的特权，可以向全体居民征收什一税、特赦税，所以教会就是欧洲最强大的封建地主。

其次，政治上天主教会是最有势力的封建主集团，是中世纪欧洲封建制度的国际政治中心，其最高的权力机构是罗马教廷，最高的统治者是罗马教皇，罗马教皇的统治具有跨国性，各国封建统治者的权威都无法与之匹敌，是一个半人半神的人间上帝。教皇为首的教会势力与世俗的封建统治集团相互依存：罗马教皇的神权统治给封建制度披上了神圣和合法的外衣，包括拿破伦在内的统治者都希望得到教皇的加冕；而教皇也需要得到世俗权贵的支持和保护；而且一般的情况下，教权是高于王权的。

第三，思想上，中世纪的欧洲几乎人人都是天主教徒，从生到死都与天主教会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思想到行动都受天主教会的严密控制，教会的影响力可以说是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是思想方面。天主教神权理论宣扬的君权神授、迷信以及清规戒律，是与封建落后相适应的，而与越来越发展繁荣的工商业、科学技术、城市市民生活格格不入，与新兴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念、意识形态越来越矛盾，与新兴的自然科学的发展日益冲突，是封建落后和愚昧保守的代名词

『伍』 城乡二元结构具体说是什么意思

1、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一般是指以社会化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城市经济和以小农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

2、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相对于城市，农村人口众多等。

这种状态既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存在的突出矛盾，也是这些国家相对贫困和落后的重要原因。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实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换。

3、在发展中国家由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过渡的历史进程中，必然出现农村相对落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与城市不断进步的现代生产、生活方式之间的不对称的组织形式和社会存在形式，即所谓“城乡二元结构”。

(5)二元法治结构是指扩展阅读：

1、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关系提高农民收入、协调社会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重大举措，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2、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提高农民收入的根本性措施；只有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才能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

今后，只有根据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进行统筹，才能明确财政体制和投融资体制的改革方向，使较多的资金投向农村教育、卫生、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使城乡居民的教育和医疗保健条件更为平等，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更为牢固。

3、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有利于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不断改善，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有利于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4、城乡分割消除后，生产要素的流动顺畅了，这同样有利于城乡企业的资产重组，从而可以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来关闭、合并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的企业。

5、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之一。只有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改变二元经济结构，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陆』 什么是二元社会结构，是怎么形成的

二元社会结构是指城市为一元、农村为另一元的城乡分隔和差异状态;改革以前中国二元社会结构特征是城乡差异明显和城乡分隔刚性,而改革以来中国二元社会结构特征是城乡差异更加明显化和城乡分隔开始弹性化;走出二元社会结构既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又有利于当前中国农业面貌的改变、工业效益的提高、社会公平的实现、社会心理的平衡和城乡环境的改善;走出二元社会结构应该树立城乡一体的新观念,创建促进城乡一体的新制度和新机制.

『柒』 二元结构是什么

洪水挟带的细粒泥沙二元结构是河流沉积物在垂直剖面上的结构，引起河内漫滩洪水流速减容小，形成 下部为粗沙和砾石组成的河床沉积物，覆盖在河床沉积物上。洪水期河流断面扩大，构成下粗上细的沉积结构，上部为细沙或粘土组成的河漫滩沉积物，叫“二元结构”

『捌』 社会二元结构具体指的是

社会二元结构是指社会的某项指标的两个极端同时存在，也指一个事物的两种版形态并存的情况，一般权会具体说明，比如
社会经济二元结构，即城乡贫富差距过大
社会科技二元结构：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
社会政治二元结构：一般指有两个权力中心，
社会文化二元结构：一般指主流文化与一个较强势的亚文化并存的现象

『玖』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指什么怎么解决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通常是指以社会化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城市经济和以小农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

近代以来，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逐步形成不仅有与西方相同的原因，如市场成长、分工深化，更有近代中国特殊的原因。在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变迁走过了一条特殊道路。

城市内部二元社会分割体现在不同身份的人享受城市公共服务的先后有严重区别；在空间方面，体现在城市中大量“城中村”的出现；在劳动力待遇方面，体现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种种分割和歧视；在生活方式方面，流入的外来劳动力（主要是来自农村的劳动力）与城市户籍居民之间存在巨大的生活方式的差异。

(9)二元法治结构是指扩展阅读：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配合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家战略，在劳动力流动方面国家制定了严格的户籍制度，将公民分为农村户籍与城市户籍，对人口在城乡间的流动、城市招工范围、农转非的途径等做了极其详细的规定。一方面将农民钉在土地上，强制他们完成为城市工业部门和城市建设提供积累的任务；另一方面将广大农民享受城市较充裕的粮食供给、较高的工资与福利待遇、较完备的公共产品提供的权利剥夺了。

同时，户籍制度还带来了空间、历史差距、二元部门和社会地位四重锁定效应。即使农民再有管理国家的能力，也没有渠道进入公务员行列，更不用说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有领导职务的公务员。这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农民为国家工业化战略做出了巨大牺牲与贡献，但却不能享受与他们的贡献相匹配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而且随着时间的发展，户籍制度不断被完备，不断被强化。

『拾』 二元法律体系的概念

我觉得，这个“城乡二元结构”至少是由这样的几个因素构成的。1．城乡之间的户籍壁垒。1951年，公安部公布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这是新中国第一部有关户籍管理的法律法规。1957年政府实行了控制户口迁移的政策。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1次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第10条第2款对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做出了带约束性的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迁出手续。”这一规定标志着中国以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核心的户口迁移制度的形成。值得注意的是，该条例使用了“公民”的概念，但公民的最基本的流动和迁徙自由却在这个使用“公民”概念的《条例》中被剥夺了。在改革以后，开始允许农民进入城市经商或打工，但农村居民仍然没有在城市定居的权利，而是实行暂住证制度。暂住证制度既可以看作是这种城乡壁垒存在的标志，也可以看作是弱化这种壁垒的一种措施。2．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制度。改革前中国社会中的资源是由行政性的再分配而不是由市场来进行配置的。在实行这种再分配的时候，在城乡之间实行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比如，教育和公共设施的投入。城市中的教育和基础设施，几乎完全是由国家财政投入的。而农村中的教育和基础设施，国家的投入则相当有限，有相当一部分要由农民自己来负担。在改革前，农村中小学的相当一部分开支要由人民公社或生产大队来负担。民教师的报酬，也要由农民来承担。改革以来，这种情况不仅没有好转，而且进一步地恶化了。目前，国家每年几百亿元的教育经费几乎全部用在城市，城市学校的一切开支经费是由国家财政拨款的。1985年以前，国家财政每年还有对农村每个中学生31．5元、小学生22．5元的教育拨款。1985年国家取消了这笔财政拨款，改由农民自筹经费教育，乡村两级教育经费由农民上交教育附加费提供，农村学校改扩建也是由农民集资进行的。仅农民每年负担的教育经费就达300－500亿元。公共设施就更是如此。国家每年上千亿元的财政开支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而农村享受到的极少，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公益设施建设不得不从农村企业、农民头上摊派、集资、收费甚至罚款来解决。现在，一些工程本应由国家财政出资的，但却采取“钓鱼”法，上级拨一点为“诱饵”，地方财政再挤一点，剩下大部分由乡村自行解决，结果只能是向农民摊派集资。农民自己搞公共建设还有一个更重的负担，就是政府规定的10－20个劳动积累工、5－10个义务工，而绝大多数农村都取了最高数，即农民每年要出30个无偿义务工，有时出工，多数乡村喜欢叫农民出钱，每个工出10－20元，仅此一项全国农民每年负担高达1000－2000亿元。但是，这一负担是不列入国家规定的5％范围的，也就是说在中央的政策里，这不是农民负担。3．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壁垒，事实上是将城乡两部分居民分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这两种社会身份在地位上的差别，从城乡之间存在的事实上的不通婚上就可以看得出来。而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地位不是虚的，而是由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支撑的。比如，在物资供应方面，1953年以后，随着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中国开始实行粮油计划供应制度。这一制度原则上规定国家只负责城市非农业户口的粮油供应，不负责农业户口的粮油供应。这项制度基本上排除了农村人口在城市取得口粮的可能性。在就业制度方面，国家只负责城市非农业人口在城市的就业安置，不允许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寻找职业。在社会福利制度方面，早在1951年2月，政务院就发布了《劳动保险条例》，1953年又进行了修改。该条例详细规定了城市国营企业职工所享有的各项劳保待遇，主要包括职工病伤后的公费医疗待遇、公费修养与疗养待遇，职工退休职后的养老金待遇，女职工的产假及独子保健待遇，职工伤残后的救济金待遇以及职工死后的丧葬、抚恤待遇等。条例甚至规定了职工供养的直系亲属享受半费医疗及死亡时的丧葬补助等。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劳保待遇，国家是以病假、生育、退休、死亡等单项规定的形式逐步完善起来的。至于城市集体企业，大都参照国营企业的法实行劳保。除上述在业人员享有劳保待遇外，50年代形成的城市社会福利制度还保证了城市人口可享有名目繁多的补贴，在业人口可享有单位近乎无偿提供的住房等。即使是在改革已经进行了20多年的今天，基本的状况仍然没有改变。目前国家每年为城镇居民提供上千亿元的各类社会保障（养老、医疗、失业、救济、补助等），而农民生老病死伤残几乎没有任何保障，农民还要上交乡村统筹为五保户、烈军属提供补助救济。据统计，1999年全国社会保障支出1103亿元，其中城市社会保障支出977亿元，占88．6％，农村社会保障支出126亿元，占11．46％，城市人均413元，农村人均14元，相差29．5倍。农民没有社会保障，土地就成了农民惟一可作生存保障的资源，于是国家又出台了一个农村土地延长30年不变的土地政策。然而，这一政策与农业规模经营和农村现代化是背道而驰的，将不可避免地阻碍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