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法治
⑴ 法治和人治对中国历史有什么影响
从人治到法制、法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我党自建国以来,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吸取了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从建国初的人治,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从“法制国家"到"法治国家",其中一字之差,产生了质的飞跃,它包含着新的、更高层次的理论内涵和重大的实践意义,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在认识上的统一和重大提高。
法制、法治以及人治是三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首先,从约定俗成的意义上说,法制和法治两个概念的用法历来不同。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它是相对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以及其他各种制度而言的。法治则是与人治相对的一个概念:主张法治意味着否定人治,赞成人治则意味着反对法治。法治和人治被人们在对立的意义上加以使用,在中外历史上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思想家政治家如孙中山等也倡导以民主政治和法治取代封建专制政治和人治,并有精辟论述。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历任领导人中,也同样是在与人治相对的意义上运用法治一词。
其次,法制与法治两个概念的内涵不同。法制的基本内涵是指法律以及与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相关的各种制度(如立法制度、司法制度等)。法治的基本内涵是与人治不同甚至对立的一种治国理论和治国方略或原则。作为一种治国理论,法治和人治探讨的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兴旺发达的关键问题。“法治论”认为,关键在于要有一套良好的法律制度,并予以充分实施;“人治论”则相反,认为关键在于国家领导人是不是贤明,“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主张法制并不意味着否定领导人可以发挥巨大作用,而是认为领导人贤明与否不应成为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所在。作为一种治国原则,“法治论”主张法律应有极大甚至无上的权威,不能听任个人和组织的权威凌驾于法律之上;“人治论”则相反,它主张或默认组织和个人的权威高于法律的权威,权大于法。
再次,虽然法治与法制具有内在联系,即实行法治必须要有法制。但我们不能说有了法制就必定有法治。从人类的政治法律实践看,任何国家在任何时期都有这样或那样的法制,但却不一定是在实行法治,如当年希特勒统治的德国和蒋介石统治的中国也有法制,但都不是在实行法治。
最后,即使在动态意义上理解“法制”,也与现代意义的“法治”相去甚远。“法制”的动态含义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简单地说就是有法可依,依法办事。对此,我们可以提出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有什么法?“恶法"还是“良法”?二是如何才能保证做到“依法”?“依法”的程度如何?显然,这些都是动态意义上的“法制”概念所不曾也无法回答的。与此不同,现代“法治”与民主政治密切相关,它不局限于形式或逻辑意义上考虑问题,不单纯以“有法”、法律完备为满足,还要求在价值层面上考虑法律的好坏,而且,作为现代“法治”的一个鲜明特征,它还强调《宪法》和法律应该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因此,现代“法治”要求在法律制定和实施的各个环节上贯彻民主原则,实行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离和互相制约,严格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体现法律的正当程序原则。
总之,在中国用法治置换法制,其意义就在于与人治的彻底决裂,法制将真正成为法治下的法制,而不可能是“人治底下的法制”,更不可能再是“法制底下的人治”。倡导法治,反对人治,为解决以下两个始终困扰着中国政治体制和民主法制建设的根本问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途径:一是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把国家和社会的治乱兴衰主要寄托在一两个领导人的英明和威望上,因而在指导思想上忽视甚至无视法治的意义;二是权大于法,办事依人不依法,依言不依法。
⑵ 中国古代法治传统对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哪些积极和消极影响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家的法治思想非常引人注目,法家的思想家们认为法具有普适性,应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公开宣扬宗法等级制度的儒家,从维护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出发,也历来重视圣君贤人的典范作用,强调君臣守法的重要性。
司法不独立,不公正的现象普遍存在:由于受到传统法律文化的制约,我国的司法体制,法院机构设置,法官制度,司法运行过程都带有明显的行政化的色彩,行使司法权时往往受到行政权强有力的干涉。而且公开,透明是现代司法体制的基本要求,而当前的司法体制离此还甚远。
(2)影响中国法治扩展阅读: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注意事项: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体现社会主义法治内在要求的一系列观念,信念,理想和价值的集合体,是指导和调整社会主义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方针和原则。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实行计划经济转变为实行市场经济,从实行闭关锁国转变为实行对外开放,从人治向法治过渡,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须从中国社会主义国体和政体出发,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的时代要求,以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为指导,深刻地认识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要求、精神实质和基本规律,系统地反映符合中国国情和人类法治文明发展方向的观念、基本信念和价值取向。
⑶ 佛教对中国法治的影响
基本没有影响。中国刑法大抵借鉴苏联刑法体系。民商法的基本专框架、思想来源于法、徳属、日、我国台湾地区以及英美法的一些商事理论等。社会法、经济法、行政法之类来源混杂,但本质上都是以现代法治思想为框架立法。中国现代法律以欧美法治思想、马克思法治理论为
⑷ 法治中国对全社会有什么重大影响
1954年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的颁布,为新中国法治建设奠定了基础。在随后两三年里,我国颁布了近千件法律、法令和法规,确立了我国基本法律制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法制建设进入快速发展时期。1997年党的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2004年“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被写入宪法。截至目前,我国现行法律共有231部、行政法规近600件,地方性法规超过7000件,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制建设成就举世瞩目。 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调整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保障人民权益,法治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法治既是现代国家的重要特征,又是社会和谐的根本保证。当前,中国正处于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在利益格局多元、社会价值多样的新形势下,更需要依靠法治解决社会矛盾、保障社会公平、维护国家安全。 弘扬法治精神,才能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当前,我国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法律体系日趋完备,人民民主权利的法治保障水平日益提高。但用发展的眼光来看,民主法制建设与人民民主不断扩大的客观要求还不相适应,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还有待进一步保障,促进人民有序参与国家治理还需要完善法制建设。只有弘扬法治精神,才能加快法制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律化、制度化。 弘扬法治精神,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依法执政、科学执政、民主执政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依法治国,就是要从法律制度上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贯彻落实。只有坚持依法治国,才能实现党的意志和人民意愿的有机统一,赢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弘扬法治精神,才能加强宪法和法律的实施。经过多年努力,各级政府依法行政取得了明显进展,司法公正进一步加强,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仍然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域存在。尤其是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一些问题上,不严格依法办事的现象时有发生。推进依法行政、司法公正,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切实维护人民合法权益。 弘扬法治精神,才能形成全民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建设法治国家,需要全社会积极参与。各种社会组织和全体公民既是法制建设的主体,又是法律适用的对象,人人尊重法律权威,自觉学法守法用法,依法平等参与、平等发展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才能实现人与人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在今日之中国,法治正在成为人们共同的追求。只有坚持并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人民才有美好未来。
⑸ 《道德经《》对中国法治建设的积极影响
道德经是用来修行的,如果说对中国法制的建设的话,那么就是他的阴阳的思想,能够为中国的法制建设起到作用,也就是说凡事都有两面,能够只从一面去判断,要多听经听才能够明白。
⑹ 中国古代是否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律
如果指整部法律,当然没有;如果指法律原则、法律精神等,当然有;
一、中国的现代法律,并非凭空而来,离不开法的继承与法的移植。
1、法的继承
法的继承是不同历史类型的法律制度之间的延续和继受,一般表现为旧法对新法的影响和新法对旧法的承接和继受。中国的现代法律当然离不开中国古代的法律的继承,只是这种继承是一种批判的、有选择的继承,也就是在否定旧法律制度固有的阶级本质和整体效力的前提下,经过反思,选择,改造,吸收旧法律中某些依然可用的因素,赋予它新的阶级内容和社会功能,使之成为新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不加分析地根本否定新旧法律之间存在历史联系和继承关系的虚无主义是错误的。
(二) 法的移植
法的移植是指在鉴别整合的基础上,引进吸收外国法,使之成为本国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本国所用。法的继承体现时间上的先后关系,法的移植则反映一个国家对同时代其他国家法律制度的吸收和借鉴,法的移植的范围除了外国的法律外,还包括国际法律和惯例。如果认为中国的现代法律是全盘西化的结果,显然是违背了法律作为上层建筑,是由中国客观经济基础决定的原理。
二、中国历史上,(秦朝)法家的基本主张及其影响:
1、在中国历史上,法家推行“以法治国”的“法治”,反对“礼治”,要求代之以“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法治”。
法家主张“不务德而务法”,认为法律是“禁暴止乱”的工具,法律是最有效的,甚至是唯一有效的统治方法,主张以严刑重罚治国御民。
2、在法家的“法治”统治下,除了权力,一切以法为标准,合于法者赏,违于法者刑。战国末期,多年的战乱、动荡使人们渴望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政权统一天下,稳定社会。于是,以“法治”为理论指导的专制帝国王朝——秦朝便应运而生。
3、法家的“法治”理论对于社会发展进步所起到的促进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1)强化了法的概念,并宣扬了贵族平民在法律上的平等。如“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法治”等思想,至今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2)法家的法治思想,采取“世异而事异”的变法态度,这对推动社会的进步也有一定的作用。
当然,法家中“法治”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他们虽然强调以法来管束削弱贵族势力,但根本目的在于将权力集中在君王手中。法律之上的仍是君主、皇帝的权力。
秦朝的灭亡,导致“法治”声名不佳,“法治”地位一落千丈,人们谈“法”色变,视法为不祥之物。汉人在沿用秦制的同时,对秦朝的“法治”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儒家思想因此而复活,“礼治”自汉代起便成为统治者的立国之本。
从此,是实行“礼治”,还是实行“法治”,成了中国古代圣主与昏君、廉吏与贪官的分水岭。除秦朝以外,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任何一个王朝敢公开标榜“以法治国”,法治在中国的命运也就显得异常坎坷艰辛。
⑺ 西方现代法治对中国法治的影响
西方法治体系带有浓重的西方文化色彩,是鲜明的个人主义,而中国的文化核回心是群体主义。随着经答济全球化中国在关系经济方面的法律将会和国际接轨,将会和西方法治接近,但是关系到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民生问题将会遵循中国的文化,不会效仿西方
⑻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治国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有何影响
你好,这是很好的参考,你看看呢:
四中全会核心议题是“依法治国”,要在原有“依法治国”基础上对中国法治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以适应社会进步和发展。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治国将形成一个影响中国未来至少数十年的《决定》。那么,为何此时中央刻意强调依法治国?依法治国的升级版目的又是为了治谁呢?
占豪认为,当前提出依法治国根本原因有三:
一、法治文明建设的需要。
新中国以后,中国法治文明呈螺旋式上升趋势,总体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但是,我国的法治无论是体系、人民的法律意识或是执法机构,所体现出来的法治文明程度都仍然不够。文明的社会一定是法治的社会,一定是法治体系完善、执法公平的社会。基于当前现状,继续推进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与社会和谐的根本需要。
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规范政府和资本权力的需要。
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政府应逐渐从主导经济资源配置、主导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者角色中解脱出来,在市场机制逐渐完善的情况下,应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激发市场的活力吗,只有这样才能更加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才能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这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已经明确,继续深化市场体制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同时,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由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另外,还有包括深化财税改革、城乡一体化改革等一系列改革、创新等。
如此变化,意味着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人为干预减少了,事前管得少了、限制少了,市场本身在经济运行中起的作用将被大大放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法律法规等制度限制,那么市场就会陷入原始的市场竞争当中。这种原始的竞争,市场上的竞争者会为了经济利益不择手段。这种野蛮的市场竞争,不但不会促进经济发展,还会破坏市场的有序运行,如此必然会导致社会混乱,经济发展会受到重创。鉴于此,国家出台法律法规,由政府加强市场监督、监管并依法治理的体系是非常必要的。通过这些法治体系,去监督市场的运行,从而保证市场处于公平的竞争之下。只有这样,市场才能是公平的市场,竞争才能是公平有序的竞争。当然,国家才能对资本不失控,社会经济才不会变成各种势力之间的征伐,经济、社会才会处于可持续发展和进步当中。
更直白点说,就是国家、政府放权给市场,是为了充分发挥各种生产要素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但是,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却不能失去对资本、资源的终极控制,避免经济走向失控,社会走向失序。
当然,这种规范更为重要的是规范政府的权力,避免权力滥用影响社会经济发展,避免权力和市场进行直接的、私下的利益交换,避免以权谋私形成黑色利益,增加市场的不公平竞争。一个公平的市场,一定是一个在政府依法严密监督,同时又给市场足够发展空间的市场。中国的依法治国的改革,正是基于此,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充分活跃、有序的市场经济体系,同时建立一个和谐、有序的公民社会。
三、反腐、打黑除恶,打破局部利益,避免形成阻碍社会发展的既得利益集团。
我们知道,自新一届领导人上台,中国就进入了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反腐进程。反腐近两年来,共有18万干部落马受到惩治,仅省部级以上官员的落马数量就达53名。在此期间,不仅仅是对政府官员反腐,还包括对媒体的反腐,对学术的反腐,对媒体的反腐等。当然,也包括打黑除恶。改革开放以来,包括腐败分子、黑社会、无良媒体等黑恶势力,他们已经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创造的价值有限,但却不断巧取豪夺社会资源,掮取更大的权力以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和继续得利模式。譬如,面家形成的官僚集团,保护伞下却是黑社会集团刘汉。再譬如,一些媒体失去职业道德的敲诈行为、以权谋私行为等等。
上述这些黑恶势力,他们逐渐联合起来,形成了很强大的利益集团,他们占据了大量社会资源、经济利益,掌握了大量的权力。如果整个国家、社会,盘踞着大量这种既得利益集团,那结果会是什么呢?就是国家发展逐渐丧失活力,经济陷入停滞,国家推行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也将无法改动。因为,一改就会动到这些势力的利益,他们就会利用自己掌握的各种权力、各种社会资源,对改革者进行抹黑、打压。如此一来,国家改革将无法继续推行,民众利益将无法得到保证,社会将逐渐变成一潭死水。至于那些利益集团,他们犹如盘踞在国家人民身上的吸血鬼,他们不创造经济利益,倒是不断贪婪地吸食着百姓的血汗。长此以往,社会各个阶层会出现严重对立,社会矛盾必然激化,整个国家可能因此陷入动荡之中。历史上,所有的朝代兴替几乎都是因为这种原因导致的。
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四中全会依法治国主要针对的目标是包括贪官、违法商人和拥有某种权力的既得利益体,依法治国的目的是节制包括政府行政权力、资本权力和其它权力,将各种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各种权力只能在合法的渠道内、社会的阳光下有序运行。只有这样,才能还社会一个清明,还市场一个公平,才能可持续地推动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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⑼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影响是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和“礼”,即“仁者爱人”和“克
己复礼”,仁礼之道具体派生出家族主义,而家族又是中国法律所着重维护的秩序。
1、“仁”对我国古代法制的作用
孔子的“仁”,贯彻给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恕”字。
我国古代历代王君也正是意识到了仁义和宽恕的贡献,才使得当时的法制不断从野蛮走向文明,西周的“有德”就是得民心,针对商纣王乱刑无辜,周朝的法制思想转变为“明德慎罚”以达到保护臣民的目的。
历史的见证无不体现了儒家思想的仁义道德对中国法制发展的巨大贡献,这里的仁德思想与我们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所贯彻的以人为本理念也是一脉相承的,真正做到以史为鉴,才能更好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礼”对我国古代法制的作用
“礼”亦是孔子的儒家学说中极为重要的思想。
义在其中,义体现为礼,礼是人内心的义的具体实现形式。一方面,礼是统治者根据人民面临的实际生活状况也就是“中”的原则制定出来的,因此,礼就是“中”的哲学思想的体现。另一方面,礼,尤其是周礼,是长期以来逐渐形成的,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
在中国法律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法”的内涵不断丰富 ,而且许多“礼”的内容也逐渐融入其中。西周时期, 周公制礼, 吕侯制刑, 礼与刑成为当时两大部门法。礼是调整行政、经济、军事、民事、诉讼各方面的综合大法, 刑是定罪量刑的法律。
(9)影响中国法治扩展阅读
儒家文化思想的核心内容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1、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
2、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
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3、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4、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