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的价值

A. 什么是立法价值

什么是立法价值这个命题是以承认立法价值的存在为预设条件的。然而，对于立法或法律能否进行价值的分析与判断，在西方法律思想家中却有着不同的看法。分析法学的创始人之一的英国的约翰？奥斯丁主张，对法律的评断仅仅是对法律规范结构的分析，特别是进行逻辑关系上的分析。而不必对规范本身的好与坏进行价值上的判断。奥斯丁说：“法律的存在是一回事，它的功过又是另一回事”。 不过奥斯丁认为，应当充分考虑功利原则对立法的指导作用，立法者在立法时对功利已做了必要的考虑和分配，法学家所要研究的只是“法律是什么”而非“法律应当是什么”的问题。汉斯？凯尔逊创立的纯粹法学则强调，只需对法的规范进行客观地实在研究，而排除任何价值判断的因素，只用形式逻辑的方法对法律概念进行推理和判断，而不必考虑法律的“应然”因素。赫伯特？哈特运用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提出了只需研究“实际上是这样的法”的观点，一般不主张对法的价值进行道德判断，竭力反对立法伦理主义，但他承认“最低限度的自然法”是和实在法相辅相成的。就倾向性观点而言，上述学者反对对法律进行价值分析，对认同“立法价值”这个命题也持保留态度。

承认法律价值并主张对之进行立法价值的分析与评判的学者大有人在。主张以正义为立法内在价值的学者如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现代的罗尔斯，尽管他们对“正义”的解释不尽一致，但他们都承认有一种价值尺度作为立法的依据，法律不过是通过立法的正义的具体体现。其他一些坚持自然法学说的学者也都把理性、公平或者平等视为法律的内在价值，而立法只是遵循并且再现这些价值原则的具体活动。把属于道德哲学范畴的价值观运用于立法和对法律的评价，是支持立法价值论的主要特征。因为在立法过程中对行为价值的认同或排斥、对社会关系的价值定位，都显现了人们对社会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的要求。主张以利益作为立法内在价值的功利主义，实质上是把利益需要当做一种核心的价值尺度来要求和评判立法活动，并以立法对“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确认为其价值取向。

作为价值的正义和作为价值的利益的提出，是对否定立法价值的否定。事实上，“恶法亦法”的形而上学观点在被法西斯分子利用之后，对人类社会造成的伤害是有目共睹的。现在，不顾立法价值选择的合理性与科学性，而仅仅强调合法性的立法，同样潜藏着某些否定人类美好价值的危险。例如，有的国家利用立法形式推行反人权的政策，或者通过立法使不公平的财产分配合法化。

什么是价值和立法价值？在哲学范畴，“所谓价值，就是客体与主体需要之间的一种特定（肯定与否定）的关系。”在人与外界事物的关系中，作为客体的外界事物对与作为主体的人的有用性和有益性，构成了价值的基本关系。立法价值通常不是指立法作用或立法的有用性，而是指立法主体的需要与立法对象（法律所要调整的对象）间的相互关系，表现为立法主体通过立法活动所要追求实现的道德准则和利益。所谓立法主体，在民主政体下是指立法权效力范围内的全体人民，特别是他们的立法代表。立法者作为全体人民的代表所要谋求实现的，不仅是立法内在的祟高道德准则-正义、公平等，同时也是立法外在的利益形式。这种正义与利益的结合，构成了现代立法价值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在有的西方学者看来，“‘公平’一词常被用来解释‘正义’，但是与‘正义’一词的一般意义最为切近的词是‘应得的赏罚’。一个人如果给了某人应得的或应有的东西，那么前者对后者的行为便是正义的行为”。 对正义的理解和认识，往往表现为一种“应当”的道德评价。而是否“应当”，刚来自于一个社会的文化传统中形成的道德体系。亚里士多德和他的追随者强调“分配正义”，意思是指社会利益和社会负担应得到合理分配，体现在立法的指导上；就是要使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等的规定处于一种合理状态。美国著名政治思想家罗尔斯在他的《正义论》中主张，对所有的社会基本价值――自由和机会，收入、财富和自尊的基础――都要平等地分配，除非对其中一种或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基于这种正义理念，他提出了两个正义原则：一是平等自由原则；二是差别原则和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第一个原则不难理解，而差别原则是指分配的正义要“合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正义通过包括立法在内的各种制度的合理分配而得到实现。分配的价值取向是实现正义，而正义的外在形式就是公平的利益——有形的或无形的各种利益。 利益能不能成为立法的价值而存在，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自然法学家主张理性、公平、正义等是立法的价值内容，利益不一定能纳入立法价值的体系。不过，也有一些学者比较强调利益作为价值在立法中的导向作用。庞德认为，法律并不能创造利益，但法律发现利益并在确定了它的范围之后，又制定出保障这些利益（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方法。 功利主义法学家更是推崇利益的价值内涵，把立法的价值完全设定在以利益为核心的价值范畴。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律是一定经济关系的体现，而“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 “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 经济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归结为利益关系，这种利益关系明显地影响、制约或推动着立法的价值判断与选择，成为促使立法者产生立法愿望的动机和引导立法者实施立法行为的价值目标。

但是，仅把利益作为立法价值或许是不全面的，因为将利益这种价值细化以后，呈现出来的是各种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利益，立法要在诸种利益之间求得平衡，就应当引入更高形态的标准即正义的价值标准，用正义或公平来确定各种利益的归属，使利益的分配达到各万基本能接受的程度。同时，如果只注重立法的利益价值，就可能滑向功利主义一边，使立法的利益价值发生难以容忍的倾斜。通过立法对私有财产的过分偏袒，导致“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两极分化，就是实例。在中国，贫富分配不公正、两极分化的现象同样存在。从立法价值上分析，“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利益倾斜，尽管也强调了通过劳动依法致富。但是，由谁来“让”，由政府还是市场？进一步追问：由政府根据什么规则来“让”以及由市场按照什么机制来“让”，结果都可能是截然不同的。如果政府偏私，例如制定了“部门保护主义”的立法，或者具有“地方保护主义”色彩的立法，或者立法时失察――“好心办坏事”，或者立法被个别人、利益团体操纵而导致“倾斜”等等，那么，这些立法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很可能就会有腐败，官僚主义，或者“以立法谋私”等的嫌疑。在很多情况下，社会存在的贫富分化正是立法和某些制度造成的。因为所依之法如果失之公允，就可能正是立法导致了这种不公正现象的发生。所以，依法致富并不能完全保证利益分配的公平。只有符合公平价值要求的立法，才能使立法的利益价值得到恰当分配，迸而保证“通过劳动依法致富”具有更明确的合理性和真正意义上的合法性。

市场分配利益也需要公平（正义）的立法机制来调控。市场本身具有按照价值规律分配利益的功能，但市场的内在动力是利益最大化，甚至是“惟利是图”。市场分配利益只提供了分配的原动力和某些计算标准，但不能保证分配利益的过程及其结果是社会普遍接受的公平（正义）。只有通过事前经充分表达意志、讨价还价、相互妥协等社会协商机制，使人们达成相对公平（正义）的价值共识，再把这种共识规范化、法律化，形成为立法，依据这样的法律规则和既定的程序来进行市场分配，或许才可能有这个社会评价认可的市场分配利益的公平（正义）。

立法价值当然还包括其他内容，例如人权、自由、公共秩序、社会道德、国家安全、文化习俗。这些立法价值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例如将人权细分为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少数人的人权与多数人的人权，生命权与人格尊严权，政治权利与经济社会权利，等等。这些立法价值都可能产生冲突、不一致、不和谐等问题，都可能在不同的立法过程中出现，需要立法者去加以权衡和解决。所以说，在宪政民主条件下，立法实际上就是一个实现立法价值、平衡利益需要、解决矛盾冲突的过程。

B. 立法程序的价值

法律分析：一、所谓法律程序价值，既是指法律程序在运行过程中所要实现的价值目标，又是指人们评价和判断某一法律程序是否正当、合理的价值准则。根据价值关系中“目的”与“手段”的功能特性，法律程序的价值和意义可分为两个基本方面：第一，法律程序的外在价值。这是基于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以法律程序在形成某一公正的实体结果方面是否有用和有效作为价值标准。在这里，评价程序结果的标准是独立的，它们主要是实体正义、和平、秩序等。这些实体价值目标的要求相对于程序而言，是一种外在的更高目标。因此，一种法律程序能否产生好的结果或在多大程度上产生好的结果，是衡量其价值的一个标准，即其作为手段和工具的价值。第二，法律程序的内在价值。这是指人们判断一种法律程序本身是否具有某些内在的优秀品质或善的标准。法律程序并不仅仅是实现实体结果的手段，它作为一个过程，应当具有其内在的、并不取决于能否产生某种好结果的内在的善，如公正、理性、人格尊严等。在这里，判断程序本身是否正当、合理的标准，要独立于评价程序结果的价值标准。因此，一种法律程序无论是否具有产生好结果的能力，只要它本身具备一些独立的价值品质，就应当认为具有价值，即作为目的的价值。此外，与程序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密切相关的是程序的效率价值，它本身也是法律程序的一个独立的价值。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立法活动，健全国家立法制度，提高立法质量，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保障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C. 从我立法程序中体现出哪些法律价值

从我国立法程序中体现出正义、效率、秩序法律价值。

1、正义，是立法程序的道德基石。

程序性正义是通过法律程序本身而得以实现的价值目标，程序性正义旨在保证机会的公正平等，侧重于通过规范化和制度化的程序性操作将正义由理念形态转化为现实形态的过程。程序性正义体现了程序制度所具有的独特的道德蕴涵，这种道德蕴涵又具体体现在程序的公正性和合理性两个方面。

程序的公正性主要表现为限制恣意因素，确保决策的客观正确；程序的合理性则一般表现在程序的可预测性、形式上的合乎逻辑性、交涉的充分性等方面。程序性正义是立法程序的首要价值和核心价值。立法程序的意义就在于限制和排除立法活动中的恣意因素、广泛吸纳民意、协调利益冲突，以制定具有实质性正义的法律规范。

这其实就是一个经程序制度引导，正义由理念状态向现实形态转化、由程序性正义向实质性正义过渡的过程。立法程序通过角色分派、职能分工，各种立法角色在职能上既配合又牵制，在交涉中既对峙又妥协，恣意的余地自然会受到压缩，从而使立法决策真正建立在集思广益之上立法程序的程序性正义这一价值的实现依赖于一系列立法程序规范及制度的庇护，如议事公开制度、立法听证制度等。立法程序制度为程序性正义这一核心价值奠定了制度化的基石，而程序性正义又堪称立法程序的道德基石。

2、效率，是立法程序的经济内涵。

经济分析方法对法律的实质性影响就在于它使效率这个关键性概念渗透到了法律意识、法学理论及法律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讲，将效率观引入法律领域或许并不是经济学家对法律制度作经济分析的初衷，更重要的是作为对现实法律制度批判的一个价值维度或理论武器，也就是用效率所体现和蕴含的理性价值反衬现实法律制度的某些缺陷，从而为评价和建构法律制度提供一种现实的可操作性强的经济标准。

诚然，就法律程序而言，程序具有内在的效率取向，但将效率价值唯一化和绝对化却是经济分析学派的最大缺陷所在，因为它显然遮蔽了其他更为重要的程序价值（如正义）。从逻辑上讲，正义和效率是程序价值体系中两个不同序列的价值。一般而言，正义属于程序第一系列的首要的、核心的价值，而效率则属于程序第二系列的基本价值。以正义为主导的法律程序显然不同于以效率为主导的市场机制，在涉及正义的重要法律领域中，片面追求效率就可能产生负面效应。就实践层面而言，正义和效率两大价值形成双重互补，有利于对程序制度作定性评价和定量分析。

3、秩序，是立法程序的制度理念。

立法程序为立法活动提供了秩序的价值导向，为立法行动运作的有序化、定向化和规范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在立法活动中，利益冲突诱发的争执、较量、对抗等往往易造成交涉过程中紧张的对峙状态。倘若没有程序内在的妥协机制以及议事规则的规范和引导，这种剑拔弩张的对峙状态极可能酿成混乱不堪的无序状态。

立法程序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可预测性来实现功能自治的秩序状态的。立法程序秩序性的基本标志是立法程序系统的功能自治。这种功能自治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立法程序规则自身的完善和周延。可以说，议事规则愈完善、愈周延，则议事活动相应地愈具有可预测性和有序性，立法程序的功能自治性也就愈发达。

D. 立法的意义

立法的意义：
第一，它是国家意志形成和表达的必要途径和方式；
第二，掌握国家回政答权的阶级必须利用立法手段，来确认那些有利于自己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
第三，立法者利用立法手段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矛盾；
第四，立法还有指导未来的预测功能；
第五，立法是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前提条件，是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基础性活动。

E. 禁止令的立法价值有哪些

（一）禁止令的立法价值有：1、禁止令是刑罚的立法趋于科学化的结果所谓社区刑罚，是将罪犯不予关押，而留在社区内接受教育矫正的各种刑事处遇措施的总称。①禁止令对象所适用的管制和缓刑属于社区刑罚，其中管制属于非监禁性刑种，缓刑则属于监禁刑替代措施，两者均体现了以社区为本的行刑社会化理念。由于社区刑罚属于开放性处遇，因此其执行制度也呈现出一定的特点。以缓刑为例，②西方国家的缓刑制度发展得较为成熟，常常与具有保安处分性质的保护观察制度相结合，我国禁止令颁布之前的缓刑制度与之相比，主要在附加性的缓刑指示、缓刑负担、缓刑监督模式三方面存在差距。禁止令的颁布，使得我国在上述三方面的缓刑立法得到不同程度的弥补和完善，具有促使我国社区刑罚的立法自身发展的价值。2、禁止令制度有利于实现刑罚个别化行刑个别化是指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由行刑机关考虑犯罪人所犯罪行应受责难的情况以及预防其再犯罪的需要，而予以个别化的对待或处遇。行刑个别化主张在刑罚执行中“因材施教”，“对症下药”，对不同的犯罪人予以区别对待。罪犯矫正思想与行刑个别化两者之间具有内在有机的联系，刑罚个别化在一定程度上支撑着罪犯矫正思想的发展，并因而成为刑罚执行个别化具有可行性的重要基础。《刑法》第39条和第75条分别规定了管制犯和缓刑犯在执行期间所必须遵守的一般性义务，这些义务是所有被判处管制或者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均必须共同遵守的内容，特别是其中的“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更是每个公民必须做到的，对于每个犯罪分子更毫无特殊意义可言。不可否认，一般性义务对于管制和缓刑犯罪分子的再打击着实具有实效，但是明显缺乏以矫正教育为目的的行刑个别化的规定，长期司法实践也表明一般性义务无法促进管制和缓刑价值的充分实现。3、禁止令制度是行刑社会化立法深入的体现行刑社会化从刑罚的执行视角，以实现罪犯再社会化为目标，整合刑罚执行机关和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刑罚的执行过程。作为刑罚执行的基本原则，行刑社会化不但通过促使开放性、非监禁性处遇的发达使得自由刑的执行更有利于罪犯再社会化，而且管制和罚金作为监禁刑的替代措施，也是行刑社会化理念的一种具体实现。因此，管制与缓刑本身已经是行刑社会化理念的制度基础，而《刑法修正案(八)》第2条、第13条以及《规定》第9条分别规定社区矫正作为管制、缓刑以及禁止令的执行方式。至此，社区矫正的方式比较全面和彻底地贯彻于管制和缓刑的制度中。社区力量配合专门机关对一定的罪犯执行刑罚，对其进行教育和矫正。能够弥补原来公安机关作为管制和缓刑执行机关所存在的弊端，同时起到与西方国家的缓刑和保护观察相结合模式的类似效果，对缓刑犯同时实施监督与教育、考察与帮助，是行刑社会化理念在制度层面的更深层的体现。（二）【法律依据】：1、《刑法》第三十八条【管制的期限与执行机关】管制的期限，为三个月以上二年以下。判处管制，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对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依法实行社区矫正。违反第二款规定的禁止令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罚。2、《刑法》第七十六条【缓刑的考验及其积极后果】对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如果没有本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的情形，缓刑考验期满，原判的刑罚就不再执行，并公开予以宣告。3、根据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工作试点的通知》对社区矫正的定义，社区矫正是专门机关和社区力量的共同作用，既有司法行政机关的主持，也有社区力量的参与。

F. 立法的价值取向八下政治哪页

6-8页。
道德与法治八下第一课第二框《治国安邦的总章程》。立法的价值取向：在立法的过程中，要坚持民主立法的价值取向。

G. 民法典的立法价值和时代意义

民法典的立法价值和时代意义是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民法典》
第一条__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H. 立法的价值是什么

法律分析：立法的价值在于：规范立法活动，健全国家立法制度，提高立法质量，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保障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一条：为了规范立法活动，健全国家立法制度，提高立法质量，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保障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定、修改和废止，适用本法。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修改和废止，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I. 科学立法的意义

法律分析：科学立法的价值意义：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要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理念，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立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要把公平、公正、公开原则贯穿立法全过程。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坚持立、改、废、释并举，增强法律法规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立法活动，健全国家立法制度，提高立法质量，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保障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定、修改和废止，适用本法。

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修改和废止，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 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