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治国

⑴ 最早提出以法治国的是那位思想家

战国末期法家的集大成者是韩非，强调以法治国，树立君主的权威，建立中央集权专治统治，为秦国所采纳。我以前背的初一历史资料上这么写的。

⑵ 解释一下以法治国的意思

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严格按照法律办事，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不搞人治。这就是依法治国。

⑶ 以以法治国的作文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法者，天下之程式
也，万事之仪表也。
2014年10月20日至日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总目标
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之法制体系，建设社会主义依法治国。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者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这句话是2000多年前，我国伟大思想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韩非子光辉千年的论断
。
“无法就会无天”没有法律，天下就会大乱。“法制”相对于
“人治”，强调的是对规则的遵守，追求的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
罪”的公平公正。过去的几千年里，人们曾追求过“人治”的完善
，希望将万世的繁荣，社会的公正寄托在“圣人明君”或“青天大
老爷”身上，但兴之的车轮不仅一次次地碾碎了这一愿望，还将“
官府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刻在了旧社会的门楣上。
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法治中国建设的新征程。1999年，
“依法治国”载入宪法；2013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2
个字”公布，“法治”位列在其中，成为全国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
。这些都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新高度。
目前，法律已成为人们维护自身权益的有力武器。据统计，从
2008年至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比前5年上升1
74％，全社会知法，懂法，守法的意识显著提高。
法律的重要性，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
铭刻在公民的心里。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
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我们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文动性
。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成功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视
崇拜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把法制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
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学设立法制知识课程。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强化规则意识，倡导
契约精神，弘扬公序良俗。发挥法治在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中的
作用。
法律在我们的生活中不可取代。知法，懂法，守法，用法已经
成为现代社会公民的基本需要，依法治国中我们有美好的生活。
法治护航中国，法治护航社会，法治护航我们。我们在法治的
保障下扬帆起航。
争做法治少年，我们正在路上。

⑷ 历史：法家的以法治国和现在的依法治国有什么异同

1、理论前提不同

法家推行“法治”的理论是基于他们对人性和历史演进的看法。法家主张“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现代法治的基本内涵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统治阶级以法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以有效地制约和合理运用公共权力，使已经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基本原则是依法治国，有法可依。

2、本质不同

法家的“法治”维护的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其本质还是为了维护建立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法家的“法”实质是维护新兴统治集团的法，并不能代表整个社会成员的利益。

现代的法治要求是人民是“法”的制定主体，法的作用是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3、推行法治的方法不同

法家“法治”的方法概括为以法为本，法令必须成为判断人们言行和行赏施罚的唯一标准。同时主张严刑峻法。在法家看来，重刑是达到法治的一个重要手段。

现在法治的法是惩罚犯罪分子，一切危害人民利益的犯罪活动都将受到惩罚。

(4)以法治国扩展阅读：

依法治国（现在法治）的必要性：

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不动摇，紧紧围绕建设法治中国的总目标，以构建公正高效权威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为重点，切实将加强法治建设贯穿于政法工作全过程，带头严格依法履行职责、行使职权，肩负起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者、实践者的重任。

要把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作为基本要求，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行使权力，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切实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尊严和权威。要把以人为本、公平正义作为灵魂，紧紧抓住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关键环节，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完善诉讼法律制度，规范执法司法行为，进一步提升执法司法公信力。

要把促进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作为重要目标，深化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塑造法治文化，努力形成尊重法律、崇尚法治的良好氛围。

⑸ 依法治国与以法治国的区别与联系

“以法治国”与“依法治国”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其内涵却有着本质的区别。“以法治国”是说用法律去治国，法律是一种用来治国的工具。这是传统的管理主义的法律观念。这种“法治”，主体是国家机关，是手中掌握权力的人，治理的对象是人民群众。而且“以法治国”有法律工具主义的嫌疑。国家的管理者如果把法律当作手中的工具，则有可能任意改变这一工具，或者滥用这一工具。因此，这种观念的实质是法制而不是真正的法治，甚至是人治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依法治国”是说治国必须依法，即治理国家的方式方法必须依照法律的规定。这是现代的控权主义的法律观念。在依法治国的观念下，国家的管理者必须依照人民按自己的利益和意志制定出来的法律来行事，并且不得违反这样的法律。这种“法治”，主体是人民，治理的对象是有可能滥用国家权力的当权者。可见，“以法治国”的实质是“以法治民”，而“依法治国”的实质是“依法治吏”。

⑹ 依法治国和以法治国的区别很大吗

依法治国和以法治国虽然一字之差，但是它们区别很大，具体区别如下。

一、两者概念不同

1、依法治国就是依照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国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还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保障。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国家，而不是依照个人意志、主张治理国家的方略。

2、以法治国是韩非法律思想用语。指的是用法律治理国家。主体是人，根本上还是人治，法律是工具，可用则用，不可用则不用。不强调法律的权威性。因此与依法治国的法治根本性不同。

二、两者的历史背景不同

1、以法治国、以法为本是韩非法律思想用语，是秦朝法制的重要思想。法家奉行“以法治国”，主张“国不可一日无法”。即使在独尊儒术以后，其法治的精神也渗透到儒术之中。尤其是法家的君主独裁的主张，奠定了秦以后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理论基础。

2、依法治国是对新中国历史经验进行深刻总结的结果。建国以后，中国民主和法制建设一度有过长足的发展，但由于“左”的指导思想，而使民主法制建设的良好势头急转直下，最终酿成十年“文革”的历史性悲剧。“文革”的教训极为惨痛和深刻。邓小平同志提出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三、两者的意义不同

1、法家反对“礼治”，主张“法治”的重要观点，对秦朝法制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对中国封建法制的确立、巩固和发展起过重要作用。

2、实行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客观需要。依法治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依法治国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标志。

⑺ 春秋战国时期以法治国的是谁

法家,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一个以法治为核心的思想学派.这个学派否定了世袭贵族天然传承的等级制度,认为「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史记•商君列传》)他们在政治实践中,奖励耕战,毁弃诗书,彻底与传统文化决裂,主张以法治国.
这种流派主要盛行於战国时的韩、魏、赵三国,而早期的法家学派人物亦来自这三国,如商鞅来自魏国、申不害来自韩国、慎到来自赵国等.法家中有三个学派：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商鞅重「法」,这些学派思想由韩国人韩非子集以大成,构成法家思想的终极核心.
法家这种学说乃一种纯功利主义的思想体系,内容核心主要是针对君主如何加强统治.在战国时代那种「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的殊死竞争的情况下,法家这种思想在斗争中确是相当实用,如秦统一六国就是明证,而儒家那种固守传统的温和政治主张就未免显得有些「愚远而阔於事情」了(《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西汉後期,法家思想被「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儒家所吸收,并开始以儒法并用「儒表法裏」的理论治理国家,独立的法家学派逐渐被排斥掉.
有人认为法家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意识形态.
代表人物
春秋时
管仲
子产
战国时
韩非
商鞅
李斯
申不害
吴起
李悝
代表著作
《商君书》
《韩非子》
管仲（?—前645年）,名夷吾,字敬仲,史称管子,出生于颍上（今安徽颍上县）,春秋时代的政治家,哲学家.《史记·管晏列传》、《管子》、《左传》记载他的生活传记,《论语》（宪问第十四）也有关於孔子对他的评论,北宋蘇洵的《管仲传》也有一些分析.
年轻时家境贫困,鲍叔牙发现管仲有才能,交为好友,经常和管仲往来,管仲常占小便宜,鲍叔牙并不引以为意,反而处处为他设想,一直都善待管仲（蔚为美谈,史称「管鲍之交」）.后来,管仲辅佐齐国公子纠,鲍叔牙辅佐其弟公子小白.
前686年,齐襄公逝世,他的侄子公孙无知篡位.
前685年春天,齐国大夫雍廪杀了公孙无知,公子小白即位,立为齐桓公,鲁国却支持其兄公子纠,因此齐国和鲁国之间发生战争,管仲射箭中了齐桓公的带钩,齐桓公装死,骗过了管仲.後来齐国战胜,鲍叔牙向鲁庄公要求处决公子纠,并把管仲交给齐国.
在鲍叔牙强烈推荐下,齐桓公不计前嫌,拜管仲为相,甚至尊为「仲父」.管仲在齐国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倡「尊王攘夷」,终于帮助齐桓公成就了霸业.
孔子曾言：「为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司马光说：“管仲镂簋朱紘,山楶藻梲,孔子鄙其小器.”（〈训俭示康〉）
子产(?～前522年),复姓公孙,名侨,字子产,又字子美,郑称公孙.春秋时期郑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被清朝的王源推许为“春秋第一人”.
据记载,子产出生于郑国的贵族家庭,他的父亲子国是郑穆公的儿子.子产少时就很聪明,有很成熟的政治见解.郑简公十二年（公元前554年）,郑人立子产为卿.执政二十三年.郑定公八年（公元前522年）,子产卒.《贾氏说林》载：
子产死,家无余财,子不能葬,国人哀亡.丈夫舍玞佩,妇人舍珠玉以赙之,金银珍宝不可胜计.其子不受,自负土葬于邢山.
孔子听说后,曰：“古之遗爱也.”现有墓,位于河南省新郑市西南17公里陉山顶上,墓冢高约5米、周长约50米.据《新郑县志》载：“子产墓累石为方坟,东有庙”.1987年3月4日,郑州市政府公布为郑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子产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是：“国小而逼,族大宠多.”子产从政后,在郑国进行了内政改革,整理田制,整顿贵族田地和农户编制,承认土地私有,按田亩征税等等.接着,他又用200多斤铁铸造了一只鼎,把新制定的刑书铸在鼎上,放置于王宫门口,让百姓都知道新刑法.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刑鼎.子产推行法治,宽猛相济,安抚百姓,抑制强宗,保持国内政局长期稳定.不毁乡校,以听取“国人”意见.对外进行了一系列外交活动,维护了郑国的利益,使郑国免遭兵革之祸.子产“知人善用,择其能者而使之”,为政数十年,政绩显赫.《左传》：
为相一年,竖子不戏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贾；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长期不令而治.
子产的思想接近于孔子以前的儒家思想.子产具有人本主义的思想,强调人事,但也不否认鬼神.提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在子产看来,人道先于天道,天道可以存而不论,人道则不能不察.
慎到（约前395--约前315） 赵国人.战国时道家、法家思想家.
早年学黄老道术,曾以齐国稷下讲学而负盛名,受上大夫之禄.齐湣王十七年（前284）离齐至韩,为韩大夫.《庄子·天下》把他与田骈同归一派,后成为从道家分化出来的法家,主张“尚法”和“重势”.由“弃知去己”观点,提出“大君任法而弗躬,则事断于法矣.”（《慎子·君子》）的法家政治主张,强调“官不私亲,法不遗爱”.同时重视“势治”,以为“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蹳贤者”（《韩非子·难势》）,权势者应“抱法处势”,“无为而治天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谓其著有十二论.《汉书·艺文志》著录《慎子》42篇,列法家 ,现存残本仅7篇.
韩非为韩国的公子,与李斯一同拜荀子门下学习.
在韩非生长的年代,韩国为战国七雄当中最弱小的国家,但由於他患有口吃的毛病,所以多次上书韩王陈述他的思想,而不为所用.之後《韩非子》一书流传到秦国,书中《孤愤》、《五蠹》内容被秦王嬴政所赞叹,甚至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便以战争为要胁,逼韩非出使秦国.
韩非到秦国後,受到秦王政的欣赏,准备重用他,但招李斯忌妒,对秦王进谗言,陷害韩非入狱,最後在狱中服毒自尽.
韩非总结了商鞅、申不害、李悝的思想,主张君主应该用法、术、势结合起来治理国家.
商鞅（约前390年—前338年）,战国时期政治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卫国国君的後裔,公孙氏,故称为卫鞅,又称公孙鞅,後封於商,後人称之商鞅.在位执政十九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
商鞅「少好刑名之学」,专研以法治国,受李悝、吴起等人的影响很大.後为魏国宰相公叔痤家臣,公叔痤病重时对魏惠王说：「公孙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为相.」又对惠王说「王既不用公孙鞅,必杀之,勿令出境.」公叔痤死後,商鞅听说秦孝公雄才大略,便携同李悝的《法经》到秦国去.通过宦官景监三见孝公,商鞅畅谈变法治国之策,孝公大喜.前359年任左庶长,开始变法,後升大良造.
周显王十三年（前356年）和十九年（前350年）先後两次实行变法,变法内容为「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这时太子犯法,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刑其太傅公子虔与老师公孙贾.秦孝公十六年,太傅公子虔复犯法,商鞅施以割鼻之刑.变法日久,秦民大悦.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前340年,率秦赵军败魏国公子卬将军,魏割西河之地与秦,将人民迁居至大梁,此时梁惠王大忿：「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商鞅因功封於商十五邑.
商君之法太过刻薄寡恩,设连坐之法,制定严厉的法律,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顶、抽肋、鑊烹之刑.秦国贵族多怨.赵良劝说商君积怨太深,宜「归十五都,灌园於鄙」、「不贪商、於之富,不宠秦国之教」,商鞅不听.前338年,秦孝公崩,惠文王太子驷即位,太子虔告商鞅谋反,商鞅逃亡至边关,欲宿客舍,结果因未出示证件,店家害怕「连坐」不敢留宿,自是「作法自毙」；欲逃往魏国,魏人因商鞅曾背信攻破魏帅,亦不愿收留.後来商鞅回到商邑,发邑兵北出击郑国,秦国发兵讨之,杀鞅於郑国黾池,死後被秦惠王处「车裂之刑」於彤,灭商君之族.
李斯（?～前208年）,楚上蔡（今河南省上蔡县西南）人,是秦朝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在诸子百家中,李斯是荀子的学生,後和韩非都成为法家学说的代表人物.
秦王政四年（前237年）爆发韩国水工郑国为间谍案,在宗室大臣的鼓噪下,秦王下令驱逐一切客籍官员,李斯因此上〈谏逐客书〉於秦王,说明有容乃大的重要性,他认为「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齎盗粮者也.」於是秦王政下令取消逐客令,重用李斯,并加强对各国进攻.韩国恐惧,韩王派韩非至秦求和,秦王将韩非扣留在秦国,秦王政十四年（前227年）,他害死自已的同学韩非.他协助秦始皇一统天下,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全国币制.始皇三十四年（前207年）,李斯建议销毁民间所藏《诗》、《书》等百家之学,又坑杀儒生,史所谓「焚书坑儒」.
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7月秦始皇死於沙丘平台（今河北广宗）,李斯密不发丧,和赵高合谋矫诏扶立嬴胡亥即位,并赐死嬴扶蘇.秦二世元年（前209年）7月,陈胜、吴广起义爆发.不久赵高诬陷李斯想割地称王,又诬陷李斯子三川郡守李由与乱军私通,李斯上书申冤,却被赵高扣下,并投入监狱.後来李斯不堪酷刑,终於被迫认罪,秦二世二年（前208年）七月被腰斩於咸阳,临死前对儿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父子对泣,夷灭三族.
李斯主张以小篆为标准书体.对汉字的规范化起了很大的作用.传为由李斯书写的刻石有《泰山封山刻石》、《琅琊刻石》和《峄山刻石》、《会稽刻石》等.
申不害（?～前337年）,河南荥阳人.「史记」在「老子韩非列传」後面写他是「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内脩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彊,无侵韩者」.
申不害也是早期的法家.史记有「著书两篇,号曰申子」的话,汉书有「申子六篇」的话,但全都亡轶了.法家中有三派：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商鞅重「法」.
「韩非子」有一段话,说到这点：问者曰：「申不害、公孙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国?」应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则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谓之衣食孰急於人,则是不可一无也,皆养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於官府,赏罚必於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人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於上,臣无法则乱於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吴起（前440年—前381年）,中国古代军事家和政治家.
吴起,战国时卫国左氏（今山东定陶县西）人,曾经拜鲁国曾子为师,学习儒术.敢于改革,善于用兵.
早年得鲁国国君赏识,及后齐鲁交战,吴起因在鲁国娶了一位齐国宗室女子为妻,鲁国人对即将担任统帅的吴起表示怀疑,吴起为博得鲁国信任,竟将自己妻子杀死.鲁国虽然保住了,但是吴起以杀妻来求得将位,这种行径为鲁人所恶,因而最终还是被鲁国的国君所辞弃.
之后吴起到魏国,被魏文侯和李悝重用,任西河守,推行李悝的变法.后来又去楚国为宰相,同样推行变法,想要废掉疏远的公族、蓄养战士,但是做事过于急切严厉,被许多皇族所恨.
楚悼王死后,楚国贵族即向吴起展开围攻,必杀之而后快.吴起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便来一招借刀杀人,同归于尽.他逃跑至太庙,躲藏在楚悼王的尸体下.吴起虽然仍被乱箭射死,但也有不少箭射到楚悼王的尸体上.楚悼王的儿子即位后立即命人以楚悼王尸体上的箭捉拿在放箭的人,并以大不敬之罪诛灭了七十多家贵族,也算替吴起自己报了仇.
吴起的变法时间较短,基础不深,继任者楚肃王又对吴起的变法并不感兴趣,吴起在楚国的变法收效甚微.吴起是与孙子齐名的伟大军事家,他治兵有术,在战略战术上留下许多佳话；但母丧不临、杀妻求将,在品德上沾上重大污点,向为儒家学派所诬.这种为求目的不择手段的性格,虽然使他治兵有术名扬天下,却也注定了悲剧的宿命.
李悝（约前455年—前395年）,中国战国时代著名思想家,主持魏国变法,其重农与法治结合的思想对商鞅、韩非影响极大.故一般认为他是法家的始祖.
李悝曾任魏文侯相,主持变法.进行“尽地力之教”,其具体内容已不可知,但主要为鼓励农民精耕细作,推广成功的耕作经验,提高产量.并且实行“善平籴”的政策,国家在丰年以平价购买余粮,荒年以平价售出,以平粮价；政治上实行法治,废除维护奴隶主贵族特权的世卿世禄制度,奖励有功国家的人,按照功劳和能力提拔官吏,如任命吴起为西河守,用西门豹治邺.经过变法,魏国国力增强,成为战国初期强国之一.
他还汇集当时各国法律编成六篇《法经》,包括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和具法,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法典,商鞅听说秦孝公雄才大略,便携同《法经》到秦国去.现仅存篇目,内容已失传.

⑻ 以法治国的重要性

已解决问题 收藏 转载到QQ空间 求教：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原则在现今生活的遗留 [ 标签：法律 思想,法律,生活 ] 如题。请注明出处，最好能详细一点。 Gunner鬼见愁 回答:2 人气:6 解决时间:2009-11-21 22:42 满意答案 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至少在公元前21世纪左右的夏朝已经建立了国家，形成了法制 .中华法制不仅起源早，而且经过四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一直没有中断过，这是在世界文明古国中所仅有的。因此中国法制的历史沿革非常清晰，无论是某一部法典，还是某一项制度 ，都有清楚的源流关系，形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完整系统。
一。 法制的起源
法制萌生于春秋时期。夏、商、周三代实行的是一种封建制度。国家是在家族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当时的国家的体制是一种家国一体的体制，在社会上是一种宗法制，国家的人际关系都按礼的原则来建立。进入春秋时代以后，封建制开始解体。体现在国家方面就是直接导致了天子、国王力量衰微，诸侯崛起；体现在诸侯国中就是国家内部卿大夫的势力强大起来，开始控制了诸侯国的权力，接下来开始篡夺君位；体现在封邑层面上，就是家臣凌主；在社会这个层面上，从前维系社会关系的这一套纲纪逐渐失效，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表现在国家方面是诸侯力征，同时大国兼并小国，一方面大国要侵占更多的土地，侵略小国，小国要自卫，天下混战，国与国之间没有基本的规则，无论大国、小国都希望富国强兵。法家适应这一时代的需要，提出了法治的主张，法治的一个基本的东西就是扩张君权，以法治国。公元前536年，郑国“铸刑书于鼎”（刑即为法），后来，晋国也“作刑书”。郑国与晋国先后采取了把刑法铸在鼎上，制定刑法，公布刑法，推行法治。这在当时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具体体现在：开辟了公布法先河，向民众公布法律，使得民众也可按照这种明示的法律来解决社会争端。而在这以前，法律都有一种随意性和神秘性。在此之后，法律开始具有公开性。

二。 法家的法治思想

韩非提出了以法治为中心，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法，就是统治者公布的政策、法令、制度，前期法家代表商鞅首先提出“法”治的主张。韩非子强调治国要有法治，赏罚都要以“法”为标准。法是整个社会的行为准则和规范，任何人都不能独立于法外。韩非子说：“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也就是说，在“法”面前，不存在贵族和平民之分。“术”就是国君驾御群臣的权术，由国君秘密掌握，使得大臣们摸不清国君的心理，不敢轻举妄动，背后搞鬼。“术”最先由申不害提出。但韩非子认为，申不害重术不讲法，往往造成新旧法令相互抵触、前后矛盾；商鞅重法不讲术，则难于对官吏察辨“忠”和“奸”，导致国君的大权旁落于大臣之手。所以韩非主张“法”和“术”必须结合，二者缺一不可。同时，韩非子还认为，“势”就是国君占据的地位和掌握的权力，也是统治者实行统治的必要手段之一。“势”的理论最终是由慎到提出的。韩非子吸取了这一理论，他认为，要推行法令和使用权术，必须依靠权势；没有权势，既使是尧这样的贤明君主，连三户人家也管理不了。因此，韩非子提出“抱法而处势”的主张，认为只有稳固地掌握了权势，才能有效地推行法和术。

法家主张审时度势，“法后王”，“法今圣”，而不“法先王”。商鞅明确提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前世不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这种进化的历史观，坚信“当时而言法，因事而制礼”，从而主张“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①。
韩非继承了商鞅的历史进化，提出“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②，认为历史是不断变化、不断进步的。所以，“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而“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③。那些根本不了解古今治乱变化的人，反而竭力讴歌先王之法，颂扬先王之书，这只会加剧今世的动乱，绝不会带来任何益处。因此，“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④，而是仔细分析研究当代面临的问题，根据现实来制定各项措施。 回答人的补充 2009-11-14 22:14 法家崛起于战国时代。这个时候，“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西周分封制已经崩溃。到战国初年，周王室早已是形同虚设，其地位与一般小国无异。春秋时代的一百余国，这时也仅存十余国，整个中国为战国七雄所主宰。而七雄的大规模兼并战争，也正在推动着中国从封建割据走向封建统一，在这种不可逆转的形势下，维护周制、重建分封，不但没有任何可能，而且从根本上说，乃是历史的倒退。法家顺乎潮流，力倡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力主普遍推行郡县制度。商鞅说过：“百县之治一形，则从；迂者不饰，代者不敢更其制，过而废者不能匿其举。”⑤众多的县，都实行统一的政治制度，就可使人人遵从，奸官就不敢饰非，替代者就不敢更易制度，因过而贬黜的官吏就不能掩饰其错误。推行县制，由中央任免地方官员，把县变成中央的地方行政机构，而不再是独立、半独立的王国，这样就把全国的军政大权集中到了中央，从而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政体，有利于从劫乱走向安定，从割据走向统一。韩非又进一步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⑥进一步发展了中央集权的政治理论。

法家主张“一断于法”，而不论亲疏、贵贱、上下、尊卑。《商君书。赏刑》说道：“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败于后，不为亏法。”从这里可以看出，法家主张的“刑无等级”有两大特征：第一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君主不在次列），第二是废除贵族（不论旧贵族还是新贵族）的赦免和赎刑特权。这两点都是对西周以来“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彻底否定。由于破除了贵族人治，代之以国家法治，因而加强了君主集权，不但大大有助于军令、政令的统一，而且为后来战胜山东六国，实现全国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法家所主张的法治，是将法律公之于天下，“使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又别置“法官”作为主管吏民法律的顾问，以使天下吏民知法不犯，增进国家的安定和统治秩序的稳定。这种法律观念，一直为后来历朝历代所承袭，对于巩固国家的统一，维护社会的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 廉吏执法与法制建设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的记载。清明的吏治是实施法制的必要条件，也是法制建设的内在要求，它反映了社会政治生活的健康程度。

中国古代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都深深地认识到治吏对推行“法治”的重要意义。先秦时，法家提出“名主治吏不治民”的论断，其实质不在于轻视和否定治民，而在于强调吏治的重要性。孔子“为政在人”的观点突出强调了君主与官吏在国家治乱和“法治”兴衰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荀子的“有治人，无治法”，更明确地阐述了“法”与“人”的关系。他认为作为统治者的“人”决定着作为国家制度的“法”，法律能有效执行和适应变化，都离不开“人”的灵活、廉洁和清明。荀子重视人治，并非不要“法治”，“法者，治之端也”，但发挥法的作用与功能要靠人，官吏守法和秉公执法是治国之关键。唐“贞观盛世”的出现是与唐初官吏的清正廉洁，带头守法分不开的。

法制历史深刻地告诉我们：徒法不足以为治，繁法也不足以为治，制定严密完备的法令是容易的，而真正要使之付诸实施并深入人心则并非易事，它要通过执法者公平的执法和广大民众自觉的守法来实现。因此，我们说，良法与廉吏是实现法治必不可少的两个环节，它们相互联系，承前接后，内在要求是一致的。在法制建设中，立法要从实际出发，结合社会现实，根据社会要求，能够真正反映社会生活，指导并规范人们的行为。但是立法只是国家治理的一个前提，只有依靠秉公执法的官员才能够使国家立法走向现实，如仅有善法而不循法，立法则无异于虚设之条文。 回答人的补充 2009-11-14 22:23 四。 法治的现代意义

中国古代史上曾经出现过几次盛世局面，如成康之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之治等。盛世所表现出的共同特征就是社会秩序稳定，吏治清明，人民生活安定，阶级矛盾相对缓和，封建法制相对健全和完善。良好的法律秩序成为盛世最明显的标志。法盛则政兴，古代盛世局面的出现所体现的共同特征就是：重法、守法，上自皇帝下至百官百民，自觉或不自觉地服从于封建法律，不徇私枉法，不枉杀臣民，不僭越法律。

封建“法治”与现代法治有着本质的区别。封建法律的服务对象是地主阶级，其着力维护的是专制主义统治，法律是皇帝的御用工具，法自君出，皇帝可一言立法，也可一言废法，权大于法。尽管如此，封建盛世的出现，内在地需要“法治”的支持，封建法制中许多内在规律成为法盛政兴的必要条件。深入法制历史，分析法制现象，从封建法制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法制经验和规律，不失为今天法制建设的有益借鉴。

在法自君出的封建社会里，皇帝一方面凌驾于法律之上，另一方面在一定条件下也遵循法律的规范。汉文帝以身作则，奉公守法，才有了张释之的执法公平；唐太宗有“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的思想，才有了功臣屈法而下诏治罪之举。在保证法令顺利实施方面，监察制度在中国古代法制中最有特色并且历史悠久，其主要职能是监察百官，纠举失职，监督司法，以使官吏执法不阿。中国古代的监察机关在维护皇权的前提下，独立地行使监察权，自成体系，不受行政系统的干涉。为充分发挥其职能，历代都由皇帝掌握监察御史的任用权。监察御史虽品级不高，权力却非常大。也正因为如此，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监察机关确实起到了应有的法律监督作用，为封建法制的推行起到了极大的保证作用。在制度建设上，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既有特色，也很有显示借鉴意义。

依法约束权力，法制就能得以维持，盛世就有出现的可能；权力超越了法律，社会秩就会混乱，衰世就必然出现。以法律约束权力是维系法制的根本，古代如此，现代也如此。

法制推动社会的发展，调整社会关系，保证国家的政治制度，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它对人们的生产、生活有巨大的影响。历史证明，重视法制就会推动社会的发展，使国家昌盛富强；破坏或淡视法制就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导致政权的衰败。可以说，“法治”是盛世的标志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认识到了法治对一个国家盛衰的作用，开始逐步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治国方略。这就使得民主法制环境大有改观，司法执法队伍不断扩充，纠正了以往不讲法制，强调人治的作法，司法和执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我国的司法执法状况与法治的内在要求仍相距甚远，长期以来形成的人治观念仍然没有根本消除，权大于法的现象仍很突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贪赃枉法的现象仍很普遍。我们知道，失去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也必然损害法制，影响法制技术的顺利进行。立法定制的根本目的在于实施，而严格高效地实施法律取决于司法执法机关的活动。依法治国的关键之一就是司法和执法的公正，只有司法机关和执法机关严格守法、依法办事才能维护法制的尊严与权威，保障社会主义法制技术的顺利进行。

注释：

①《商君书。更法》

②《韩非子。五蠹》

③《韩非子。显学》

④《韩非子。五蠹》

⑤《商君书。垦令》

⑥《韩非子。扬权》

⑼ 以法治国基本国策，有什么 特点

1、全局性

全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应该由法法律调整的都要实现法制化，都要依法治理：这一方针应成为执政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广大公民的共同行为准则。那种认为法治主要是“治民”而不是“治官”的观点是

首都群众庆祝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诞生[16]

不正确的。法治有古代法治与现代法治之分。

古代法治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总是代表着先进的阶级、阶层以及开明的思想家政治家的利益和愿望，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但当时的统治者往往把法律当做治民的工具。

现代法治与此则有很大不同。老百姓的行为虽然也要受法律的约束，但法律的作用主要是治官，这是由民主政治代替了专制政治所决定的。宪法出现在近代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宪法的内容很多，但主要是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确认和保障公民的权利，使其不受侵犯；二是设定和约束国家的权力，使其不被滥用。同时，那种认为法治只是一项具体工作而不是一项影响和决定全局的方针的看法也是不正确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方针和政策，其中有四项最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和深远战略意义，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实行计划经济转变为实行市场经济；从实行闭关锁国转变为实行对外开放；从人治向法治过渡，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2、整体性

依法治国是一项从中央到地方，从地区到行业，从立法到执法、司法、护法、守法、学法的系统工程。应上下呼应，左右协调，前后衔接。那种认为依法治国只是中央的事情，“依法治省”、“依法治村”、“依法治水”等等提法不科学、措施无意义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实行依法治国，首先是中央的事情，首先要从中央机关及其领导成员做起；制度改革首先要从中央一级的层次上实施，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实行这一治国方略成败的关键也在中央一级。不强调这一点也是不正确的。但是，我们不应低估从1985年开始的、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和深入开展的“依法治理”工作的重要意义。依法治理包括区域治理（省、自治区、直辖市、地级市、县）、行业治理和基层治理，内容涉及立法（还有行业与基层的建章立制）、执法、司法、护法（法律监督）、普法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方面，是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它已经超越“学法必须用法”的视角和把依法治理仅仅当做普法的一个环节的眼界，发展成为一个把依法治国方针和措施从中央推向各级地方、各行各业和所有基层单位的宏伟局面。[17]

3、目的性

战略目标是相对于策略手段而言的。法治国家作为现代一种最进步的政治法律制度的目标模式，其基本标志和要求是丰富的、具体的、确定的、可预测的。它不应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八届人大四次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的“法治国家”概念，在以往党和政府的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中从未出现过，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当然，学者早已提出过）。我们强调狭义上“依法治国”是方针，“法治国家”是目标，主要意义是说明“法治国家”有其具体的丰富的内涵，是一种国家在政治和法律上的类型与模式，它应具有一系列现代法治原则，不应简单地将它理解为只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它应有中国的一定特色，又必然具备现代法治国家的各种共同特征；它应有自身的性质和客观规律可循，又可以在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予以创新。研究、发展、设计和明确其基本标志及具体内容，以作为前进的目标、努力的方向和行动的向导，是完全可能的和十分必要的。

4、长期性

法治国家的建成同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是同步的。法的内容与形式，法律制度的模式选择及其实现，不可能孤立地存在与发展，而必然受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具体条件的影响与制约。同时，人们认识的提高和经验的积累也须要有一个过程。特别是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情况复杂，历史包袱沉重。因此，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使其达到理想的境界，在我国大约还需要三十年以至五十年左右的时间。这一长期性决定了建设法治国家的历史性进程具有渐进性、持续性和阶段性的特点。在这个问题上，既不能不顾主客观条件而操之过急，也不能不去做那些可以做到的事情而停步不前。如何实现在观念更新尤其是制度变革上的持续性，以始终保持这一历史性进程的发展势头；如何在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上选择某些重大改革措施，以影响和推动全局的进展，是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⑽ 依法治国和以法治国的区别

1、概念不一样：

依法治国就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版治理国家，而不是依权照个人意志、主张治理国家。

以法治国是用法律治理国家，法律就是一部真理。

2、历史背景不同：

依法治国是对新中国历史经验进行深刻总结的结果：建国以后，中国民主和法制建设一度有过长足的发展，但由于“左”的指导思想，而使民主法制建设的良好势头急转直下，最终酿成十年“文革”的历史性悲剧。

以法为本是韩非法律思想用语，是秦朝法制的重要思想。

3、意义影响不一样：

国家的政治、经济运作、社会各方面的活动通通依照法律进行，而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干预、阻碍或破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还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保障。

以法作为治国的根本。法家主张“法治”的重要观点，对中国封建法制的确立、巩固和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对秦朝法制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对后世封建法制的重视也有深远影响。